第十七章 美國第一城

  債務融資方案通過以後，漢密爾頓並沒有停下手頭的工作喘口氣。似乎是作為對年輕時代教育匱乏的補償，他的腦海仿佛上了發條一般，新的想法不斷在他的頭腦中閃現。他承諾竭盡所能處理美國面臨的困境。漢密爾頓做任何事都全心投入：他對於自己所定居國家的命運的關注太過熾熱痴迷，太過感同身受。

  他意識到，即使憑藉自己傑出的大腦，也很難在職業生涯的重大要求和日常生活的細小變化中獲得一種平衡的擺動。從他筆端流出的無數信件通常都是精簡而缺乏意象的。他幾乎從不描述天氣或風景、所遇之人的服飾舉止、所住之處的居室家具。他也鮮有提及休息日、假期以及閒暇時光。他在一封信里告訴安傑莉卡，他的「夙願」是有一天能遊歷歐洲，但實際上他從未離開過美國，也幾乎很少在奧爾巴尼和費城之外的其他地方出現。[1]只有在極罕見的情況下，他才會在信中生動地講笑話或閒聊。與其說漢密爾頓是在書寫歷史——雖然他肯定明白自己在更為廣闊的全景框架中所處的位置——不如說他宏偉的計劃留給平凡思緒的空間實在寥寥無幾。

  漢密爾頓擔任財政部長之後不久，菲利普·斯凱勒告訴了艾麗薩一個關於她丈夫心不在焉的幽默故事。當時漢密爾頓正趕往奧爾巴尼，途中在紐約州北部的市鎮短暫逗留。他一直徘徊在一位姓羅傑斯的先生的商店門口，但腦子裡肯定是在構思一份法律綱要或演講。有一位目擊者描繪道：

  他顯然沉浸在深思之中，口中念念有詞，就好像在和什麼人交談似的。他走進商店，掏出一張50美元的鈔票要換成零錢。羅傑斯拒絕兌換，這位紳士（漢密爾頓）就走出了商店。商店裡的人問羅傑斯，那鈔票是不是假幣。他回答說，不是。商店裡的人又問，那你為什麼不幫那位紳士換零錢呢？羅傑斯說，因為這位可憐的紳士失去了理智。另一個人說，但是他看上去非常正常啊。羅傑斯回答道，那是因為他可能也會有間歇的清醒。我看到他在我的店門前走來走去有半個小時，並且自言自語。如果我給他兌換零錢，他又把錢弄丟，我會受到大家指責的。[2]

  身為新的美國政府的主要建築師，漢密爾頓通常都騎馬上班。斯凱勒一家經常重複的話題是艾麗薩應當勸自己的丈夫呼吸些新鮮空氣，做些運動，以放鬆他負荷過重的大腦。1791年，亨利·李從維吉尼亞給漢密爾頓送來一匹馬，這樣，「出於對健康的考慮」，他可以「每天騎騎馬，兜兜風」。[3]雖然在馬背上度過獨立戰爭時期的漢密爾頓是一位優秀的騎手，他卻要求李挑了一匹特別溫順的馬給他。漢密爾頓受著反覆發作的腎病的折磨，一位朋友形容這是他的「腎臟老毛病」，這也使得顛簸劇烈的馬車旅行對他而言無異於痛苦的煎熬。[4]在華盛頓的第一屆任期中，安傑莉卡·丘奇聽說漢密爾頓由於操勞過度而體態臃腫起來。「貝克威思上校告訴我，我們親愛的漢密爾頓由於過多地伏案寫作，又缺乏鍛鍊，變得很胖。」她向艾麗薩抱怨道，「我討厭這個詞和這個事實，你要照顧他的健康以及良好的外表。天哪，等我回來時，難道會看到他變成一個呆滯、沉重的傢伙！」[5]

  這個為工作狂熱賣命、精疲力竭的男人，在下班後仍然能夠充滿心靈的歡樂。威廉·蘇利文留下了一段關於漢密爾頓的文字描寫，強調了他身上男子氣概的堅韌與近乎陰柔的敏感的矛盾混合體：

  他中等個頭，身體單薄，但其行為舉止相當挺拔威嚴……他的頭髮從前額往後梳，撲著粉，在腦後攏成一束。他的膚色非常白皙，雙頰透著女性般的玫瑰色。無論輪廓或膚色，他的面容都可稱得上是罕見的英俊。[6]

  在描述某一次他們共同參加的社交聚會時，蘇利文說漢密爾頓輪番地扮演著深邃思想家和詼諧健談者的角色，特別是在女士們崇拜地望著他的時候：

  當他走進房間時，眾人對他畢恭畢敬的態度表明他是一個大人物。他身穿一件配有發亮紐扣的藍色外套，外套下擺超乎尋常的長。迎接他的紳士把他介紹給在場的客人，好像他們素不相識一般。他向每一個人正式地鞠躬，身體躬得很低，沒有行握手禮……晚餐時，只要他加入談話，每個人都留意傾聽。他講話的方式是深思熟慮和嚴肅認真的，他的聲音動人而愉悅。在同一天的晚上，他身上集中體現了男人和女人的性格混合體，而晚餐時展示出的安靜從容讓位給了輕鬆嬉趣的社交舉止，仿佛在這方面他也定要獨樹一幟地勝過他人。[7]

  

  很多人都發現和漢密爾頓相處非常愉快。蘇利文寫道：「那些有幸在公開和私人場合的最佳時機觀察他，並對其舉止予以評價的人都不約而同地說，他是一個坦誠、和藹、高尚、慷慨的紳士……在朋友私下的交流中，大家都說他特別親切，大家都真摯地愛他。」[8]而那些關於漢密爾頓個性的不太好聽的描述往往來自他的政敵，這也不足為奇。漢密爾頓具有令人敬畏的智力和強勢獨斷的意見，約翰·昆西·亞當斯認為，如果你和漢密爾頓意見相左的話，你將很難和他相處下去。漢密爾頓知道自己有獨斷的傾向，有一次以第三人稱開了自己的玩笑：「無論漢密爾頓的品質好壞，他都缺乏靈活性。」[9]約翰·亞當斯大概在映照自身虛榮和浮誇的銅鏡中，看到了漢密爾頓的身影。後來他告訴傑斐遜說，漢密爾頓是一個「傲慢的花花公子，很少拒絕美酒相伴的美妙聚會，並且還喜歡愚蠢地誇耀自己的管理能力，就像年輕女孩在炫耀自己的假首飾一樣」。[10]

  另一方面，漢密爾頓也擁有眾多忠誠的朋友：古維內爾·莫里斯、魯弗斯·金、尼古拉斯·菲什、埃格伯特·本森、羅伯特·特魯普、威廉·杜爾、理察·瓦里克、小奧利弗·沃科特、伊萊亞斯·布蒂諾特、威廉·貝阿德（William Bayard）、蒂莫西·皮克林，以及詹姆斯·肯特等等，舉不勝舉。他的孫子評論說，在漢密爾頓的一生中，他身邊聚集了「被他的幽默、近乎女性化的特徵所吸引的」眾多同伴。[11]詹姆斯·威金森在歷經戰時與漢密爾頓的衝突之後，又與其重歸於好，他曾對漢密爾頓說很懷念和他在一起的時光，因為「我從未在別人身上發現過能夠如此令人如痴如醉的東西和如此愉悅心靈的言行舉止」。[12]政敵四處散播漢密爾頓的冷酷形象，與此同時，他的很多慷慨之舉隨著他的信件飛到各地。摩根·劉易斯在感謝漢密爾頓「無私友誼」時說：「千真萬確，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這（事）是我有生以來經歷的頭一樁。」[13]漢密爾頓借給詹姆斯·蒂拉利一筆錢使其免於破產，這位紐約的醫生向他脫帽致敬：「您在我受困時借錢幫助我，現在我懷著萬分的感謝把錢還給您。」[14]漢密爾頓也幫助身份低下的人，他曾詼諧幽默地向華盛頓的秘書推薦自己的理髮師約翰·伍德：「他渴望為你家中之人的腦袋和下巴服務，所以我給了他地址……希望能為你們牽線搭橋。」[15]

  鑑於漢密爾頓身負巨大責任，很難想像如果沒有艾麗薩的支持，他如何能夠享受溫馨快樂的社交生活。他們營造了一個雅致而簡樸的居所，房間裡擺設著美觀的家具，其中有路易十六風格的椅子和一張美國風格的紅木沙發。其他的裝飾物，包括一個弗雷德里克大帝使用過的陶瓷鼻煙盒（馮·斯托伊本男爵所贈）、一幅路易十六的肖像畫（法國大使的贈禮），後來還添有了由吉伯特·斯圖亞特所繪的喬治·華盛頓的莊嚴畫像。有安傑莉卡·丘奇從倫敦給他們捎了許多精緻的玩意兒，例如嵌金浮雕的陶瓷餐具和鑲有藍邊和金邊的法國花盆。艾麗薩更樂於沉浸於不受干擾的私人生活，但她善解人意地順從了丈夫職業的需要。在瑪莎·華盛頓舉行的茶會上，總能看到她輕快靈巧的身影。多年以後，年事已高的她回憶道：

  那時候我幾乎沒有私人生活。華盛頓夫人和我一樣，也對家居和家庭生活充滿了熱愛。雖然她經常向我抱怨她無奈地忍受著「對時間的浪費」：「他們稱我為國家第一夫人，我想我必須非常高興才對，可是我覺得他們要是叫我國家第一囚犯可能更為恰當。」我比她年紀小一些，當時參加的社交活動就更多了。[16]

  瑪莎·華盛頓的行事風格對艾麗薩產生巨大的影響，她逐漸成為一位美麗、高雅、謙遜的女性。艾麗薩留下的個人物品不多，其中有一雙粉紅色的綢緞拖鞋，這是瑪莎·華盛頓留在斯凱勒寓所的，艾麗薩心存感謝地將其珍存下來。

  艾麗薩和她丈夫一樣精力充沛，她從未對家庭需求有過抱怨。漢密爾頓當上財政部長時，她已經生下了他們8個孩子中的4個。艾麗薩是一個優秀的主婦，把這個大家庭打理得井井有條。詹姆斯·麥克亨利揶揄漢密爾頓說，艾麗薩「作為你的財務主管，和你作為美國財務主管一樣優秀」。[17]漢密爾頓很感激艾麗薩在他生活中幾十年如一日的付出。他經常寫信給她，總是用熱切而盛情的語氣向她問長問短。對於自己的工作，他幾乎隻字不提，似乎希望庇護妻子遠離政治的狂暴與混亂。

  由於漢密爾頓忙於政務，所以培養孩子的重任大部分落在了艾麗薩的身上，使她成了一位嚴厲而慈愛的母親。有一次，她對家裡的朋友說：「孩子們單獨過夜難免感到懼怕，所以有必要讓他們意識到需要有一位朋友可以照顧他們並為他們提供建議。」[18]但是即便公務纏身，漢密爾頓也並沒有把養育孩子的責任全部推到艾麗薩身上。當他們兩地分居時，他常常把年紀稍長的兒子帶在身邊，晚上還會抱著他入眠，而小一點的孩子們則由他們的母親照看。漢密爾頓對於家庭有一種潛在的牽掛與擔憂，這種情緒很可能源自他的童年時代。安傑莉卡曾向艾麗薩評論她的妹夫：「他的敏感來自對你和孩子的焦慮。」[19]

  漢密爾頓很喜歡教導孩子，他滿腔熱忱、望子成龍。就天性而言，漢密爾頓是一個嚴厲、克己的人，但現在留存下來的為數不多的他寫給孩子們的信中，也可以看到他的耐心和關愛。1791年，他的大兒子菲利普年滿9歲時，去特倫頓就讀寄宿學校。菲利普寫了一封信給漢密爾頓，說自己是多麼快樂滿足。漢密爾頓回信說：

  你的老師也告訴我，在上學的第一天你就背誦了課文，他非常滿意。我期望著他的每一封信都能向我證實你所取得的進步，因為我知道只要你願意，你能做許多許多的事。我也相信，你擁有取之不盡的勇氣與熱情，你會竭盡全力地讓我們每一天都為你而感到驕傲。[20]

  漢密爾頓並沒有設想他的孩子要仿效他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也沒有按照自己的要求去改造他們的天性與稟賦，他所做的是順其自然地鑄造他們的性格。他的女兒安傑莉卡9歲時和外祖父斯凱勒一起住在奧爾巴尼，漢密爾頓忙中偷閒地為她寫下了這封充滿溫情的短箋：

  我親愛的女兒，我很高興你就要開始學習法語了。我們希望，無論在哪一個方面，你的行為都能為你周圍的人帶去善意與尊重。如果你不巧冒犯了別人，一定要誠懇地道歉。但是，最好的辦法是儘可能地保持禮貌、細心和良好的舉止，希望在你身上永遠不會發生需要道歉的事情。深愛著你的父親，還有你的母親。我們很快會再見面的，我最親愛的女兒。[21]

  鑑於漢密爾頓本人飄搖動盪的童年，他作為父親所流露出的敏感與智慧就顯得尤為不簡單。除此之外，他特別注意對孩子信守承諾。

  漢密爾頓愛好藝術，並和孩子們分享這一愛好。他很喜歡音樂，讓安傑莉卡·丘奇在倫敦為他的女兒安傑莉卡搜尋所能找到的最好的鋼琴。二重唱是父女倆最喜歡的消遣。漢密爾頓對藝術也很有鑑賞眼光。「我知道，漢密爾頓非常喜歡美的事物，」安傑莉卡·丘奇曾對艾麗薩說，「自然之美與藝術之美都會令他陶醉。」[22]漢密爾頓向瑪莎·華盛頓提供關於購買油畫的建議，他自己也在搜集木刻畫和銅版畫，包括曼特尼亞和丟勒的作品。18世紀80年代，他和艾麗薩從囚禁債務人的監獄中救出了拉爾夫·厄爾，後來他們又為威廉·溫斯坦利——一位擅長描繪哈得孫河景色的英國畫家——尋找工作。漢密爾頓借錢給這位年輕的藝術家，在他的努力下，溫斯坦利的兩幅畫成為華盛頓家的收藏品。

  漢密爾頓個人生活的另一個主旋律是他對於教育和學術的一貫支持。1791年1月21日，他獲准加入美國哲學協會這一全美最古老的學術機構。這個從未正式完成大學學業的人獲得了很多學術榮譽。除哥倫比亞學院理事外，在40歲之前，他還陸續獲得哥倫比亞學院、達特茅斯大學、新澤西學院、哈佛大學和布朗大學的名譽博士學位。

  由於漢密爾頓在教育美國土著居民印第安人方面所做的努力，當地有一所學校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獨立戰爭時期，菲利普·斯凱勒曾和奧爾巴尼附近的印第安部落談判，以保證他們的中立態度。作為斯凱勒的翻譯和使者，這段時間漢密爾頓經常與牧師塞繆爾·柯特蘭（Samuel Kirkland）合作，後者是易洛魁族6個部落聯盟的傳教士。柯特蘭與奧奈達人非常親近，他懇求他們站到了愛國者這邊。漢密爾頓贊成對印第安人採取仁慈文明的政策。當地產投機商想將印第安人驅逐出紐約州西部時，漢密爾頓警告州長柯林頓說，印第安人的友誼「就足以保衛我們邊境的和平……企圖完全驅趕他們，不僅是空想，而且是有百害而無一益」。[23]他對邊民掠奪印第安人的做法感到氣憤，在後來為華盛頓起草的一份演講稿中，他寫道，政府的政策「在保護印第安人免受邊疆居民的非法暴行方面，是相當薄弱的」。[24]每當和印第安人的矛盾升級時，他一貫主張先通過談判尋求和解，而不是訴諸武力。

  正因為懷著對印第安人處境的同情，1793年1月，當柯特蘭邀請漢密爾頓加入一所位於紐約州北部、教育白人和原住民的新學校的理事會時，漢密爾頓欣然應允。在這所學校里，原住民將學習英語和印第安語兩種語言。柯特蘭在日記中寫道：「漢密爾頓先生很高興地同意成為該學校的理事，並將提供他力所能及的一切幫助。」[25]同月，紐約州議員批准了漢密爾頓-奧奈達學院（Hamilton-Oneida Academy）的特許狀。第二年，馮·司徒本男爵作為漢密爾頓的代表，為學校奠基。漢密爾頓從未實地參觀過這所學校，但他給予了極大的贊助，所以在1812年獲得新的特許經營狀時，該學校更名為漢密爾頓學院（Hamilton College）。

  1790年7月國會通過的《首都選址法案》，將費城指定為臨時首都，命令所有政府部門要在10月初之前遷往該地。聯邦政府沒有立即整體搬遷，而是散亂無序地分批趕赴賓夕法尼亞州。1790年8月12日，國會最後一次在紐約聯邦大廈召開了會議；8月末，華盛頓總統登上一艘駁船，向曼哈頓揮手作別。9月1日，當傑斐遜和麥迪遜乘坐一輛四輪馬車逃離這座「罪惡」的城市，準備向南穿越新澤西時，他們肯定愜意地長舒了一口氣。阿比蓋爾·亞當斯似乎對於南遷悶悶不樂，她直到11月才動身，她聲稱自己一定會儘可能適應和欣賞費城，但「那裡再好，也變不出另一個百老匯」。[26]

  事實上費城也是一個大都市，一位出身名門的英國遊客稱讚它是「世界奇蹟之一」「美國第一城」「可以與歐洲的任何城市媲美」。[27]實際上，費城比紐約和波士頓都要大，而且擁有10家報社和30家書店。根據班傑明·富蘭克林的描述，它擁有引以為傲的文化和市政設施，包括兩座劇院、一座圖書館、一支志願消防隊和一家醫院。

  作為財政部的領導，漢密爾頓以近乎軍事化地精確執行了這次向費城的轉移行動。8月初，他在費城的栗樹大街和胡桃街之間的第三大街上找到了一棟兩層樓的房子。漢密爾頓每天早上9點至12點間接待來訪者，客人們發現，儘管該建築是美國最大的行政部門的所在地，但它看起來卻像一個臨時居所。一位法國訪客，莫羅·德·聖梅里（Moreau de St. Méry）「被部長辦公地的簡陋震驚了」。他很驚訝地看到，「一個步履拖沓的老家僕前來開門。漢密爾頓的書桌是一張鋪著綠色桌布的普通松木桌子。桌板和支架上都擺著檔案和文件，在桌子的一端放著一個中國花瓶的贗品，上面有一個擱著眼鏡的盤子……總的來說，我覺得這裡簡陋得像古羅馬時代」。[28]

  儘管財政部剛搬來時條件比較寒酸，但它的辦公室卻急劇擴增，最後占據了整個街區。1791年的費城地址簿對這個飛速發展的部門進行了解析：漢密爾頓辦公室里有8名職員，審計室有13人，審計辦公室有15人，數字登記室有19人，出納室有3人，處理聯邦政府與各州之間帳目的辦公室有 14人，第二大街上的海關辦公室有21人，額外還有122名分布在各個港口的海關徵稅員和檢查員。依照當時的標準，這象徵著一個龐大的官僚機構。人們批判它是一個迅速成長的怪物。在批評者眼中，這個部門將變成財政部長的私人間諜力量和戰爭機器。由於海關業務的膨脹，財政部薪水簿上的人數劇增，自漢密爾頓以下的職員超過了500人；而作戰部亨利·諾克斯麾下僅有12名公務員；傑斐遜除了在歐洲有兩名代辦之外，在美國國內的屬下只有微不足道的六個人。肥胖的諾克斯和他的全體下屬擠在財政部綜合樓西側的狹小房子裡。不可避免地，領導著規模數十倍於其他政府部門總和的機構的漢密爾頓，無論作風如何謹慎，都將招惹敵意與對立。

  這位工作勤懇的部長告訴商人沃爾特·斯圖爾特（Walter Stewart），他想為家人找一所房子，「儘可能地離我的辦公室近一些」。雖然他在熱帶長大，現在卻已經成為地道的北美居民，並且認同自己紐約人的身份特徵。「對一個紐約人來說，涼爽的環境和對房屋朝向的喜好當然是非常重要的問題。」他提示斯圖爾特，「房子必須至少有6個房間。寬敞的餐廳和客廳也至關重要。我喜歡院子裡有自由活動的空間。至於租金，當然越低越好，但前提是房子合適。」[29]10月14日，漢密爾頓在第三大街和胡桃街附近安了家，這裡距他的辦公室很近，似乎他希望一爬出被窩就直接踏進辦公室。這次搬家也表明他是個盡責的人，以及他的日程安排是多麼緊張。

  在財政部長任期內，漢密爾頓以精妙絕倫的政府報告聞名遐邇，但掌管財政部的第一年，他把大部分時間花在籌建海關總署上。這個才智超群的人奮筆寫下了遠比其他任何主題更多的關於燈塔建設的信件。在他人看來，他對這些問題的關注似乎非常奇怪，直到他們明白進口關稅占到政府收入的90%：沒有海關收入，就無法實施政府規劃——正因如此，漢密爾頓一直保持著對任何有利於貿易的事物的敏感。

  國會已授權漢密爾頓負責「幾個州的燈塔、導航台、浮標和公共碼頭的修繕維護」。他雇用專員負責維護這些設備，並經常監督他們的工作。[30]同時，他擁有審查導航設備合同的權力。在建造沿大西洋海岸導航系統的過程中，漢密爾頓審查每份合同，再呈交華盛頓批准。這一套行政程序涉及的細枝末節多到令兩人感到窒息。在那次關於債務承擔和定都何處的著名晚餐之後的第二天，漢密爾頓請求華盛頓簽署一份「關於原木、板材、釘子和工匠」的合同，用於在紐約港外的桑迪胡克燈塔附近建立一個導航台。[31]漢密爾頓成為處理那些折磨人的凡俗瑣事的專家，譬如用什麼樣的鯨油、燈心和蠟燭最棒，最能提高燈塔光束的亮度，等等。

  一直到獨立戰爭爆發前，走私都是愛國者對英國人進行挑釁的愛國行為，所以殖民地居民都根深蒂固地厭惡海關徵稅者。現在，漢密爾頓必須糾正這些有悖於法律的習慣。1790年4月，他請求國會授權，讓一支被稱為「稅收巡邏快艇隊」的單桅船隊在近海水域巡邏並截獲走私交易。8月初，華盛頓簽署了法案，批准設立這支就是後來「海岸護衛隊（Coast Guard）」的船隊。漢密爾頓向華盛頓建議，通過在「國內各地」建立首批10支緝私快艇隊以示公平。[32]為了給即將出台的產業政策做鋪墊，漢密爾頓提出用國產布料製作船帆，摒棄進口面料。漢密爾頓再次展現出天才般的執行和指揮能力。他下達了詳盡細緻的指示，要求每支巡邏艇配備10支步槍和刺刀、20把手槍、2把鑿子、1柄大斧和2個燈籠。憑藉豐富的航海知識，漢密爾頓指示海關徵稅員，緝私船可能被大風吹離航線，「甚至被刮到西印度群島，為了在意外發生後能生存下去，要在船上儲備足夠的鹹肉、餅乾和水，有備無患」。這肯定要歸功於他早年在加勒比海的生活經驗。[33]

  在建設海岸護衛隊的問題上，漢密爾頓堅持嚴厲的專業作風和萬無一失的操作。他知道，如果稅收巡邏艇的船長以傲慢無理的態度搜查船隻，那麼這種蠻橫的行為將會葬送公眾的支持，所以他強烈要求一種克制、溫和的行事原則。他提醒船長們：「你們要永遠記住，你們檢查的人是我們的同胞，他們都是自由人，他們不能容忍任何哪怕帶有一丁點兒頤指氣使、飛揚跋扈。因此，你們要克制自己做任何透著傲慢、粗魯和冒犯的行為。」[34]漢密爾頓關於登船搜查外國船隻的指引也很有技巧，這些技巧甚至在1962年古巴飛彈危機期間仍然被美國的巡邏艇應用。

  漢密爾頓作為海關首腦的權力已超過了管理其雇員的範疇。同樣重要的是，他在一個幅員遼闊、通信落後的國家，獲得了關於經濟活動的全面看法。財政部里，將近90%的職員都在首都以外的地方工作，他們源源不斷向漢密爾頓提供有價值的情報。傑斐遜的首席政治幕僚之一，約翰·貝克利（John Beckley）斥責這個信息網是一個「以徵稅員為主構成的有組織的間諜偵察系統」。[35]為監控政府的收入情況，漢密爾頓堅持讓徵稅員每周提供一次數據，這樣他就能夠追蹤每一艘途經美國港口的船隻。由於他那無窮盡的好奇探究之心——他希望了解船隻的尺寸、長度和結構，它們的日程表、貿易路線和貨物情況——他甚至首創了收集問題使用的調查問卷。

  漢密爾頓運用法律知識，解決了運貨商之間的無數次爭端。有一次，巴爾的摩的海關徵稅員請示漢密爾頓，是否應當對馬匹徵收進口稅時，漢密爾頓認為馬匹和其他牲畜都符合應稅貿易對象的條件。然後他進一步評論道：「然而，我認為，有必要指出的是，黑人不在我考慮徵收進口稅的對象之列。」[36]關於如何對待奴隸的問題，竟然是由對馬匹徵稅的詢問所引發的，這實在是一個令人遺憾的評論。

  海關業務也讓漢密爾頓對美國貨幣系統擁有巨大的影響力，因為數額驚人的真金白銀從他的手上流過。有一個維吉尼亞人為此心神不定，他警告麥迪遜：「我個人並非不了解這個掌管著收入部門的紳士……但每當我想到他掌管著8600萬美元的巨額現金——相當於全美國的全年收入時，就會不寒而慄。」[37]實際上，漢密爾頓妥善且合理地掌控著美國的現金流。財政部收入的四分之三來自與英國的商貿關係。與以前母國的貿易是漢密爾頓的工作重心。無論是為籌資還債，扶植銀行，還是促進位造業、鞏固政府，漢密爾頓都需要保持與英國的良好貿易關係。他明白美國國內存在對英國貿易政策的不滿情緒，因為英國人拒絕美國船隻進入其占據的西印度群島殖民地，獲許進入英國港口的美國船隻只能運送美國貨物。然而對漢密爾頓而言，在更重要的政策考慮面前，這些令人惱火的障礙是微不足道的。美國已決意依靠海關徵稅，這意味著對英國這個最大貿易夥伴的依賴。這一主要經濟事實促使漢密爾頓不斷地侵犯傑斐遜在國務院的職權領地。財政部和國務院相交疊的事務領域，在兩人之間引發無數次糾紛。

  漢密爾頓希望通過國內稅收實現收入源流的多元化。1790年12月，他就附加稅的必要性向國會做報告，並指出進口關稅已經達到可承受的極限。事實上，進口關稅已損害了沿海商人的利益，這些商人是漢密爾頓在紐約的社交圈和政治基礎的重要組成部分，附加稅的提出，意味著分攤稅負的痛苦時刻即將來臨。

  由於沒有緊迫的危機催生新的資金需求，1790年末，漢密爾頓已經踏踏實實地攢下了數額可觀的政府盈餘。政府證券的價值在他的管理之下翻了三倍。而與《邦聯條例》時期的混亂無序相比，他實施的政策締造了健康蓬勃的經濟增長。一名波士頓記者說：「在我看來，此前美國歷史上還沒有出現過這樣充滿著燦爛陽光的繁榮時期……確實令人欣慰，我們看到了洋溢在聯邦各地每一個階層公民中的心滿意足……我們的農業讓人開懷大笑了，我們的商業讓人快樂無比，我們的製造業也繁榮活躍。」[38]但是，在漢密爾頓的竭力主張之下，聯邦政府現今承擔了各州的債務，如果沒有一個輔助的收入來源，漢密爾頓不知道如何才能夠償還這些債務。漢密爾頓陷入了困境，原因是美國人已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對徵稅的厭惡和抵制。對人或馬匹徵收直接稅是很多人的心頭之恨，懾於農業利益集團和房地產投機者的堅決抵制，關於徵收土地稅的法案又是絕對不可能頒布。那麼，還有什麼稅種可徵收呢？

  1790年12月，漢密爾頓排除了其他選擇，回想起了他在《公共信用的報告》中提出的建議：對威士忌和其他酒類徵收消費稅。他知道，這一措施會遭到那些靠著私釀烈酒而發達起來的農村地區的抵制，但他認為相比土地稅，對酒類徵稅可能更能讓人接受。漢密爾頓向華盛頓坦言在徵收酒類稅背後的隱蔽的政治動機：他希望「趕在各州政府之前，把如此寶貴的稅收資源搶到手」。就像債務承擔計劃一樣，他想截留各州稅收，鞏固聯邦政府。漢密爾頓是以技術性的外殼包裝政治目標的。在漢密爾頓的經濟計劃下面，深藏著隱蔽的目的，而這些目的則是他會與位居高層的同僚交流時分享，但並不一定會讓公眾知曉的。

  令漢密爾頓高興的是，麥迪遜支持對酒精飲品徵收消費稅。麥迪遜斷言：「由於直接稅會招致更普遍的抵制，而進口稅負擔已經達到了可承受範圍的極限，所以徵收消費稅是我們唯一的辦法。在所有的項目中，對酒精飲品的徵稅可能引起的抵制相比之下是最小的。」[39]麥迪遜認為，威士忌稅甚至可能具有間接的良好社會影響，因為它能「提高人民的清醒度，從而預防疾病和過早猝死」。[40]

  也許是數年後的「威士忌暴動」從遙遠時空傳來的第一聲驚雷，賓夕法尼亞州眾議院通過了一項抗議漢密爾頓徵稅的運動。在賓夕法尼亞州西部的山區窪地，家釀酒坊是當地文化中一項歷史悠久的傳統，政府的干預引發了居民強烈的憤怒。看到漢密爾頓極力鼓動通過酒類稅，威廉·麥克萊再次斥責他是國會「邪惡巫師」。當麥克萊想向議員們展示關於國內酒廠的統計資料時，他發現漢密爾頓搶在了他的前面：「我走到委員會會議室的門口……卻發現漢密爾頓還和他們在一起，我只好轉身離開了。」[41]參議院通過消費稅時，麥克萊在自己的日記中做出了一個心灰意冷的精確預言：「戰爭和流血是這一切最自然不過的結果。」[42]正如他指出的那樣，即使是賓夕法尼亞州的立法機關，也無力在本州西部那些「山高皇帝遠」的窮鄉僻壤執行消費稅。

  漢密爾頓並未對威士忌稅將招致的反抗心存幻想，所以決定賦予部分巡查員強制的執法權。在《公共信用的報告》中，他已經概述了這些巡查員所擁有的廣泛權力，其中包括允許他們在任何時候進入民宅和倉庫沒收藏匿的酒類。酒類交易商甚至是流動商販也被要求出示合法證書，並保持精確的銷售記錄。在1791年5月發布的一項通告中，漢密爾頓公布的規則似乎詳細得過頭了，特別是對於一個對徵稅者有著與生俱來的厭惡的國家而言。他希望巡查員「至少一天兩次地」巡視所有的釀酒廠並整理報告，「在這些報表中需要詳細說明釀酒廠每一個所有人或管理者的姓名，酒廠所在城市、鄉鎮或村莊，每個酒廠擁有的蒸餾器的數量，以及他們的產出量，他們通常採用的蒸餾原料，還有它們的使用時間」。[43]

  不久以後，轟轟烈烈的叛亂在賓夕法尼亞州西部爆發了。1791年7月，消費稅一經實施，當地人就開始躲避，甚至威脅巡查員。漢密爾頓以為他在限制巡查員權力時已經很小心謹慎——他們「不能完全不加區別地搜查和巡視所有與酒業有關的房屋建築」，但是很多釀酒人還是覺得巡查員的工作方式是在「恃強凌弱，騷擾平民」。[44]隨著對酒類稅不滿情緒的高漲，反對者開始擴大批評的範圍，將目標瞄準了漢密爾頓的債務融資方案和他的所有政策。

  漢密爾頓陷入了進退兩難的窘境。要支持聯邦政府，他必須恢復公共信用。要恢復公共信用，他必須設立不受歡迎的稅種，而此舉卻「使敵人獲得攻擊聯邦政府的機會」。[45]然而，所有其他的替代稅種，都會被證明比酒類稅更不受歡迎。關於賓夕法尼亞州西部騷亂的報告不斷回傳到費城，但漢密爾頓沒有放鬆執行力度。他認為實施不受歡迎但具有必要性的政策是自己的職責所在，即便這會有損他的個人聲望。漢密爾頓不是那種能夠容忍違法行為的人，而且他也無意放棄將要提出的一長串爭議性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