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潘格羅斯博士

  1790年3月1日，正當漢密爾頓深陷償債基金方案的重重矛盾衝突之中時，托馬斯·傑斐遜從蒙提塞羅出發，前往紐約就任國務卿。傑斐遜於1789年10月起程離開巴黎，結束了為期五年的美國駐法國公使一職。11月末，當他在維吉尼亞州的諾夫克靠岸時才收到華盛頓邀請他在內閣任職的信件。在此之前，參議院已批准了這項提名——當時的參議院尚處於容易輕信的嬰兒期。與亢奮的漢密爾頓欣然受命，並迅速展開工作不同，傑斐遜整個冬季都在猶豫是否要去國務院工作，直到1790年2月中旬才接受任命。

  同樣的，當漢密爾頓、麥迪遜和傑伊在《聯邦黨人文集》中捍衛憲法時，傑斐遜則對美國的新憲章拿不定主意。有時候，他似乎表明他的觀點：更贊同《邦聯條例》的拼湊版本。「其中有些條款很好，但有一些非常糟糕，」他在巴黎評判新憲章時說，「我也不確定到底是好的多還是糟糕的多。」[1]他還向麥迪遜表示，他喜歡政府分為三大機構，同時對他最熱衷談論的權力——行政權表示出極大的懷疑。在費城時，漢密爾頓認為如果總統表現良好的話，就應該終身任職，而傑斐遜則反對任何形式的總統連任。他告訴麥迪遜：「我承認自己不太適合一個強有力的政府，我總覺得它是壓迫性質的。」[2]這樣一個人，註定要與漢密爾頓針鋒相對，並對是否在新政府中任職還心存疑慮。

  1789年春天，國會首次召開會議時，傑斐遜在憲法問題上立場仍然曖昧。當被問及究竟是聯邦黨人還是反聯邦黨人時，傑斐遜避而不談，反倒表示自己反對一切黨派標籤。「我向諸位聲明，我不是聯邦黨人一派，」他對賓夕法尼亞州法官、《獨立宣言》簽署者弗蘭西斯·霍普金森（Francis Hopkinson）解釋道，「但是我更不屬於反聯邦黨人。」[3]不過，儘管有許多保留意見，托馬斯·傑斐遜還是決定進入新政府工作。

  

  1789年，法國雕塑家讓·安托萬·烏東（Jean Antoine Houdon）為傑斐遜塑了一座半身雕像，塑造了一個冷靜自信的英俊男子。這個雕像警醒的眼神泄露出傑斐遜本人行動緩慢、行事小心、凡事都是三思而後行的特徵，緊閉的雙唇傳遞著隱藏在貴族悠閒外表下面的神秘感。和伯爾一樣，傑斐遜在神秘和沉默中找到了力量。他害羞、孤僻，極少與聽眾眼神交流，但在志趣相投的朋友小圈子裡，他卻表現得熱情而有魅力。這個精幹的男子懂得如何通過在談話中穿插睿智的總結來加深聽眾的印象。他具有一種安靜的魅力和不卑不亢的氣度，深諳在以珍饈美餚、美酒佐餐的晚宴中征服眾人的技巧。

  傑斐遜身材瘦削，臉上有淡淡的雀斑，眼睛呈淡褐色，此外他還有一個特點是大理石塑像沒有捕捉到的——懶散拖沓的舉止。威廉·麥克萊與這位新任國務卿會面時，後者懶散的形象似乎缺乏部長的體面。麥克萊埋怨說：「他的坐姿近乎躺臥，通常重心歪在一側，一側肩膀抬得比另一側高出許多……（他的）整個身體充滿了懶散而拘束的暗示。」[4]他衣著隨便，甚至可以說有些馬虎。傑斐遜不拘小節的外表讓人著迷，這使得他能夠讓很多人對自己敞開心扉，傾吐秘密。簡樸的打扮、溫和的舉止以及毫不做作的態度，正是一個工於心計的人要把自己塑造為普通百姓代言人的完美偽裝。

  傑斐遜的父母都是名門望族，因此他註定不是泛泛之輩。他的父親彼得·傑斐遜（Peter Jefferson）是菸草種植園主、大法官、維吉尼亞州國民議會成員，他的母親簡·倫道夫（Jane Randolph）則來自一個顯赫的家庭。彼得·傑斐遜辭世後，留給他的幾個孩子60多個奴隸、25匹馬、70頭牛、200頭豬和3平方千米土地；這豐厚遺產的三分之二都歸於大兒子托馬斯·傑斐遜。

  彼得·傑斐遜讓這個大兒子接受了全套古典教育。5歲時，傑斐遜開始在家接受私人教師的教導，9歲時上了寄宿學校，在那裡打下了全面的希臘語和拉丁語基礎。傳記學家認為，對於傑斐遜而言，「古希臘和古羅馬的英雄遠比基督教聖徒或現代歷史人物更真實」。[5]他從維吉尼亞培養貴族的威廉-瑪麗學院畢業後，也進入了律師行業。和漢密爾頓一樣，傑斐遜狂熱地執迷於自我完善。他早晨天不亮就起床，高效率地利用每一個小時，每天學習15個小時以上。傑斐遜的習慣極其有條理，他喜歡圖書所提供的心靈庇護，並且他的興趣愛好涉獵廣泛。他告訴自己的女兒：「如果我們一直工作，那能夠完成的事就會非常多。」[6]無論是騎馬、拉小提琴、做建築設計，抑或發明新奇的小機械裝置，托馬斯·傑斐遜似乎總是得心應手。像許多成功人士一樣，他孜孜不倦地修煉自我，並不屑於政治生涯的晉升。這種自我滿足和哲學反思使他成為一個非典型性政治家。他曾經寫道：「擺脫痛苦、得以安寧的最有效的手段，就是辭去公職、自我隱退，滿足於自身的幸福。」[7]

  傑斐遜這種安逸閒適的生活是以奴隸制度為基礎的。他記得兒時經常被放在馬背的鞍墊上，由一個奴隸護送。他從未試圖為奴隸制度辯護，也從未說過他熱切地期待某一天，「當機會來臨，將廢除這令人嘆息的罪惡」。[8]當維吉尼亞議會否決了他關於停止向州內「進口」奴隸的提議時，他曾對於「公眾意識不能忍受這樣的倡議」表示遺憾。[9]然而，無論傑斐遜怎樣指責奴隸制度的「道德和政治墮落」，他的政治生活優越的貴族習慣仍舊無法離開奴隸制。[10]比如修建位於蒙提塞羅山頂的府邸時，他似乎全然忘記了奴隸將建材運到山頂所要承受的艱辛勞動。

  1769年，當14歲的漢密爾頓還在夢想著脫離聖·克羅伊島時，26歲的傑斐遜已經入選了維吉尼亞州的國民議會。傑斐遜是那種具有清晰晉升路線的貴族。28歲時他與年輕寡婦瑪莎·韋利斯·斯凱爾頓（Martha Wayles Skelton）結婚，瑪莎的父親死後，她繼承了135個奴隸。長達10年的恩愛婚姻因為多次孩子的早夭而受到傷害——六個孩子中只有兩個長大成人。1782年，瑪莎也去世了，終年34歲。傑斐遜當時僅有39歲，他比自己的妻子多活了44年，但從此再未婚娶。他變得孤僻且難以捉摸，從此沉迷於書籍、發明和實驗之中。

  如果美國獨立戰爭不曾爆發，托馬斯·傑斐遜可能會是一名種植園主和哲學家，在蒙提塞羅山頂的豪宅中安享餘生。對傑斐遜而言，令人憎惡的獨立戰爭打擾了他的清夢；對漢密爾頓而言，它卻是一個逃離厄運和進取的良機。傑斐遜和漢密爾頓一樣，都通過具有絕對控制力的言辭而實現了政治上的崛起——充滿陽光和樂觀的言辭征服了一個新國家。再沒有人對個人自由與尊嚴的理想予以如此高尚的解釋，也再沒有人對普通人的智慧具有如此虔誠的信念。作為《獨立宣言》的主要起草人，傑斐遜善於給平凡的觀點賦予莊嚴的色彩。新政府成立時，《獨立宣言》還沒有獲得「美國聖經」的地位（傑斐遜的作者身份基本上是匿名的，直至18世紀90年代，當他發現由此產生的政治便利後，才予以公開）。因此，1790年漢密爾頓初識傑斐遜時，並沒有像我們今天這樣認為他是一個值得尊敬的人。

  漢密爾頓可能會認為，傑斐遜對國家的貢獻比起自己來黯然失色。漢密爾頓不僅僅是拿自己在憲法方面所做的工作來做比較。除了處理華盛頓的信件，漢密爾頓沐浴了五年戰火，多次暴露在敵人的火力之下，而傑斐遜從未踏上過戰場半步。甚至在1779年，傑斐遜當選維吉尼亞州的州長時，還曾表示非常討厭這個職位並希望辭職。這也致使埃德蒙·彭德爾頓（Edmund Pendleton）向麥迪遜抱怨：「在這麼忙亂的時期提出辭去公務，真是有點懦弱！」[11]1781年1月，叛將本尼迪克特·阿諾德放火搶劫里奇蒙時，儘管華盛頓已經警示過傑斐遜，但里奇蒙仍毫無防備。傑斐遜州長早早地逃跑了，一槍未開就放棄了里奇蒙，並讓軍需物資和政府檔案全部落入英國人手中。6月，當傑斐遜的州長任期即將結束時，英國人突襲了夏洛茨維爾，差點就俘虜了在此聚會的維吉尼亞議會的全體人員。隨後，聽聞英國騎兵正在逼近蒙提塞羅，傑斐遜迅速爬上馬背逃入叢林之中。他被指控玩忽職守，未將權力妥善移交給繼任者。雖然維吉尼亞議會證明傑斐遜並無任何過錯，但懷疑傑斐遜怯懦膽小的人也絕不止漢密爾頓一個。漢密爾頓後來不無嘲諷地寫道，當真正的危險來臨之時，「掌握古老統治權的州長大人搖身一變，成了一個可憐而膽怯的哲學家——他非但沒有召集他勇敢的同胞，反倒從輕騎兵身邊逃走以求安全——可恥地背棄了他肩負的信任」！[12]

  獨立戰爭留給傑斐遜的是對英國人刻骨銘心的厭惡，他認為這是一個「油光滿面、驕橫跋扈、恃強凌弱、粗魯好鬥的食肉動物」種族。[13]除了厭惡英國腐化的君主制之外，他還有一長串的私人恩怨。康沃利斯的部隊掠奪了傑斐遜家的一個農場，屠殺牲畜，放火燒莊稼，還擄掠了30個奴隸。傑斐遜和其他許許多多的維吉尼亞種植園主一樣，擁有大量土地卻缺乏現金，因此長期欠著英國債權人的錢。有一次，他尖酸刻薄地評價維吉尼亞種植園主是「附屬於倫敦某些銀行的財產」。[14]18世紀80年代末，由於菸草價格直線下滑，為了償還倫敦債權人的舊債，維吉尼亞種植園主紛紛要求英國軍隊歸還被搶走的奴隸。雖然傑斐遜宣稱反對奴隸制度，但虧欠英國銀行家的巨大債務使他不得不保留數目龐大的奴隸勞動力。1787年，傑斐遜對自己的美國監工說：「我不得不忍受心靈的折磨，直到我不再欠任何人一先令為止，這是一種毫無意義的生活。」但是，他不會賣掉土地來清償債務，「我也不會出售奴隸，只要他們還能通過勞動幫我償債」。然而，奢侈鋪張造成的債務負擔可能使得托馬斯·傑斐遜無法成為自己理想中希望成為的那種人。[15]甚至在擔任國務卿期間，他還與英國債權人有著高達7000英鎊的典當關係。在1826年傑斐遜去世時，他仍未償清這筆巨款，所以他的家人不得不在六個月後賣掉蒙提塞羅的130名奴隸。這並不是一位平民哲學家願意留給後人的印象。

  1784年，當傑斐遜前往法國接替班傑明·富蘭克林擔任美國公使（Minister）——特使（Ambassador）一詞由於帶有帝制余痕，所以被禁止使用，這讓他對專制政府有了切身體會。他告訴朋友說：「伏爾泰指出的永恆真理告訴我們，在法國境內，每個人要麼是鐵錘，要麼是砧板，沒有第三種，別無選擇。[12]」[16]他明確告訴喬治·華盛頓：「我來歐洲之前一直對君主制懷有敵意，待我親眼看到這裡的真實情況後，我的痛恨增加了萬倍。」[17]旅居法國的經歷使傑斐遜變得更加激進了，他認為任何對貴族或帝制的同情，都可能給美國帶來嚴重的損害，所以他的疑心更重了，而這些猜疑最終都將凝聚在亞歷山大·漢密爾頓的身上。

  傑斐遜雖然鄙視法國的政治格局，卻很醉心於自己在這個頹廢社會中的生活。他堅持認為法國是美國兄弟般的盟友，並寫信告訴麥迪遜：「我們應當不惜餘力地爭取這個國家的親近。」[18]他熱愛巴黎的居民、美酒、女人、音樂、文學及建築。儘管他反對貴族統治的傾向日益明顯，但這並沒有妨礙他沉溺於貴族式的享樂。傑斐遜一直認為自己是一個簡單樸實的人，一個不受外來影響的人，而不是他本來真實的樣子：貴族、美食家、享樂主義者，以及聰明而野心勃勃的政治家。

  他一方面痛惜法國社會的不公平，一方面又居住在香榭麗舍大道上富麗堂皇的德朗雅克酒店裡，這座酒店原本是路易十五時代的一位部長為情婦修建的。傑斐遜從時尚用品供應商那裡購買新古典主義家具，用來裝點這座府邸。這位頭髮上撲著粉的哲學家僱傭了一個馬車夫、一個侍從、一個貼身男僕，甚至還包括一個專職擦地板的僕人，他唯一的工作就是把地板擦得閃閃發亮。傑斐遜在巴黎狂歡般地大肆購物——他買了2000本書、63幅油畫，這也能看出他對於自身背負的巨大債務傲然不屑的態度——而他在美國的奴隸則為這些債務辛勤勞作著。傑斐遜在巴黎的奢靡生活似乎與他的政治觀點相悖，但他在當地受到了一群具有同樣矛盾特質的啟蒙主義貴族的歡迎。

  傑斐遜在巴黎出任公使期間，他的兩個女兒一道前往與之共同生活。年幼的波利於1787年，在14歲的奴隸薩莉·赫明斯的陪伴下來到巴黎。薩莉膚色較淺，在蒙提塞羅時被稱作「活力薩莉」，後來又被另一個奴隸描述為「膚色幾乎是白的」「又長又直的頭髮垂在後背」「漂亮極了」。[19]傑斐遜是從他妻子那裡繼承了赫明斯一家的，現在有人推測薩莉·赫明斯是傑斐遜的妻子瑪莎同父異母的姐妹。我們無法確切地知道傑斐遜與薩莉的浪漫史是始於這個時候，還是在他回到美國之後。傑斐遜是一個對女人高度敏感的鰥夫，不過他雖然讚美婚姻生活，卻不忌諱與有夫之婦談情說愛。1786年，43歲的傑斐遜與金髮碧眼、裝扮妖艷的英國女畫家瑪麗亞·科斯韋（Maria Cosway）在巴黎結伴遊玩。26歲的瑪麗亞出生於義大利，她的丈夫理察·科斯韋（Richard Cosway）也是一位畫家，但卻常常不在家。傑斐遜與科斯韋夫人的親密關係持續了很長一段時間，足夠讓傑斐遜與瑪麗亞·科斯韋的密友安傑莉卡·丘奇有機會接觸，後者當時剛把科斯韋夫婦的作品引入自己繁忙的沙龍。

  傑斐遜第一次見到安傑莉卡·丘奇是在1787年末，是科斯韋夫人將她引薦給傑斐遜的。通過那年聖誕節科斯韋夫人寫給傑斐遜的信，我們可以了解到一些她自己對婚外出軌行為的態度。「你見到可愛的丘奇夫人了嗎？我若不是那樣愛她，就不會把她引薦給你了。我會擔心她成為我的競爭對手，與我爭搶你。但是，我允許你自由地去愛她。」[20]傑斐遜和漢密爾頓一樣，為幹練、性感的安傑莉卡痴迷。傑斐遜喜歡她的活潑熱情和「溫婉平和」的脾氣。[21]約翰·特朗布爾曾為傑斐遜畫過兩幅微縮畫像，這位美國公使把其中一幅送給瑪麗亞·科斯韋，另一幅則給了安傑莉卡·丘奇。傑斐遜還附上一張便箋：「特蘭布爾繪製出了我最卑微的一面，卻無法用線條勾勒出我對你的深情。」[22]安傑莉卡的回覆同樣令人肉麻，她說，她和科斯韋夫人「因為有機會給你寫信，虛榮心得到極大滿足，很高興能分享你的真知灼見」。[23]雖然安傑莉卡·丘奇已經結婚並育有四子，傑斐遜仍無法自拔地墜入了愛河。1788 年，得知安傑莉卡將於次年返回美國，傑斐遜邀請她前往蒙提塞羅做客，或者他可以去紐約拜訪她，然後兩人可以結伴去尼亞加拉大瀑布旅行。當時傑斐遜與安傑莉卡的關係相當親近，傑斐遜的《聯邦黨人文集》扉頁上有令人驚訝的獻辭：「致安傑莉卡，你的妹妹，伊莉莎白·漢密爾頓。」[24]顯然，安傑莉卡把艾麗薩送給自己的書轉送給了傑斐遜。

  最終，安傑莉卡·丘奇還是拒絕了傑斐遜的邀請，兩人之間的感情無疾而終。漢密爾頓與傑斐遜之間的恩怨迫使安傑莉卡必須在他們兩人中選擇自己支持的一方，她理所當然選擇了自己的妹夫。然而，這一短暫的交往還是產生了一些政治影響。1789年，安傑莉卡·丘奇留在紐約時，肯定告訴了漢密爾頓關於傑斐遜與瑪麗亞·科斯韋的縱情逸事以及傑斐遜提議與安傑莉卡共同在美國旅行的挑逗邀請。她甚至可能還對薩莉·赫明斯提出過質疑，而薩莉的兒子後來宣稱：「在巴黎時，我的母親就是傑斐遜先生的情婦了，當他被召回國時，她已經懷孕了。」[25]關於傑斐遜巴黎生活的流言使得漢密爾頓對這位新國務卿的印象與其竭力在世人面前扮演的苦行僧形象截然不同。後來，漢密爾頓發起過一場揭露傑斐遜真面目的行動，稱對方是欺世盜名的好色之徒。他從安傑莉卡的講述中摘取了傑斐遜的桃色事件，使傑斐遜的浪子形象更為鮮活。漢密爾頓和傑斐遜都把對方視為假道學、登徒子，互相冷嘲熱諷。事實證明，漢密爾頓在這件事情上犯了不可原諒的錯誤，沉默寡言的傑斐遜始終隱藏於歷史的迷霧之中，研究者苦苦追查了兩個世紀，才部分證明了他與薩莉·赫明斯的緋聞。

  天性樂觀的傑斐遜以為，法國將在美國的影響下掙脫專制主義的枷鎖。他相信，拉法耶特和其他法國貴族看到美國的解放之後，將在他們自己的社會中完成類似的改革。1788年11月，傑斐遜寫信給華盛頓，描述了一個飄著希望的法國：「這個民族已經被我國的革命所喚醒，他們感覺到了自己的力量，他們已經啟蒙，他們光芒四射，他們將大踏步前進。」[26]他還相當愉快地告訴詹姆斯·門羅，不出兩三年，毋需一滴血的代價，法國就會有一部「相對自由的憲法」。[27]直至1789年3月15日，傑斐遜似乎仍然沒有感受到法國民眾高昂的革命情緒，他對麥迪遜說：「今年的法國局勢將保持平靜，因為至少需要一年的時間制定未來的憲法。」[28]他說這話時，絕望的法國農民正在搶劫運糧車。一個月後，巴黎工人聽聞一名牆紙製造商準備削減工資，立刻包圍他的住所，呼喊著「讓富人去死，讓貴族去死」。[29]隨後對抗議者的鎮壓行動，最終導致了幾十人乃至上百人死亡。或許令人頗感荒謬，長期以來都親眼見證法國政治的傑斐遜居然對於殺戮的洪流無知無覺；而漢密爾頓，從未踏入歐洲半步，卻對法國大革命有著更為清晰的認識。

  起初，傑斐遜的過分樂觀還可以理解。1789年6月，路易十六似乎同意接受君主立憲制政體，將立法機關更名為「國民議會」。7月11日，拉法耶特向國民議會呈交了一份傑斐遜精心審閱過的《人權宣言》。接著，1789年7月14日巴士底獄被攻占，長矛挑著頭顱，滿街都是殘缺不全的屍體，人頭被吊在街燈上晃來盪去。對於那些希望探究其意義的人而言，大革命的未來已經書寫在這些濺滿血污的畫面中。西蒙·沙瑪（Simon Schama）曾經評論道，從一開始，暴力就是大革命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那種以為在1789至1791年，法國沉浸於某種自由歡樂氣氛的觀點，在豎起的斷頭台面前只能成為徹頭徹尾的幻想。」[30]

  從高度主觀的視角出發，傑斐遜寧願描述法國局勢充滿希望的一面，而忽視其他。1789年8月3日，他在給朋友的一封信中寫道：

  簡直不可想像比在巴黎所發生的風暴更巨大的動盪，我亦不相信，在其他任何民族中，如此巨大的動盪能夠只造成這樣一點小小的傷害。我每天都在經歷這場動盪，用自己的眼睛觀察那些暴民，以確認他們的目的，我可以向你宣布，顯而易見，他們都是遵紀守法的，在整個事件中我一直在宅邸中安睡，就像以往最平靜的時刻……如果這個國家的這一切不能以美好結束，那我寧願像偽先知那樣被亂石所擲。[31]

  傑斐遜向瑪麗亞·科斯韋講述了一個關於處死貴族的小笑話：砍頭變得如此盛行，以至於每個人早晨醒來都會看一下自己的頭是否還在肩膀上。傑斐遜幾乎不存疑義地相信，法國革命就是美國獨立戰爭可歌可泣的傑出續篇：「我是個十分幸運的人，14年間親歷兩場如此前所未有的革命。」[32]就在那年秋天，傑斐遜起程離開法國的時候，成千上萬貧苦絕望的婦女正在朝著巴黎西南邊的凡爾賽宮聚集，決心要把皇室家庭逼回巴黎。

  許多美國人興奮地認為，他們的革命在歐洲催生了一個遵循類似規律的繼任者。1789年10月6日，漢密爾頓寫信給已被任命為國民自衛軍統領的老朋友拉法耶特，在信中，漢密爾頓則提出了更具有預見性觀點。這位新任財政部長此時正坐鎮紐約，為《公共信用的報告》辛勤地工作著，但他對法國局勢的洞察遠比已在法國定居五年的傑斐遜來得深刻。「對於在你的國家近期發生的事件，我喜憂參半，」漢密爾頓以此為這封字斟句酌的信開了頭，「作為人類和自由的朋友，我為你們爭取自由所付諸的努力而歡欣，同時更擔心這些嘗試的最後結果，以及我所尊敬的置身事中之人的命運。」漢密爾頓知道拉法耶特會對他為何感覺到「不祥之兆」而迷惑不解，於是列舉了四條理由。首先，存在著無法調合的分歧；其次，法國人民熱烈的性格；再次，貴族階層對於自己所必須付出犧牲的抵制。而第四點理由可能是最突出的：「我擔心你們那些哲學政治家耽於空想，卻在此時此刻具有極大影響力，還有那些純理論的政治哲學家只想著如何精緻完美，而不考慮是否符合人類天性以及法國民族的構成。」[33]

  未來的國務卿正是這樣一個忽略人類天性的「純理論的政治哲學家」。此刻，他正揚帆歸來，即將對漢密爾頓發起進攻。漢密爾頓後來向一個政治同僚解釋道，傑斐遜「沉湎於法國的宗教、科學和政治哲學。傑裴遜從巴黎歸來時，正值動盪時刻，他的氣質和立場都感染了法國人的狂熱和激情」。[34]當對法國革命還記憶猶新的傑斐遜在紐約露面準備就職時，迎接他的將是一場最意想不到的震驚。

  1790年3月21日，傑斐遜遷入了位於處女巷的住所，其生活條件遠遠超出了共和黨人奉行的「樸素」的範疇。他從巴黎打包運來86箱昂貴的法國家具、瓷器、銀器，以及書籍、油畫、版畫，甚至還有288瓶法國美酒。為了慰藉自己對法國美食的渴望，他還把曾師從巴黎廚師，廚藝精湛的奴隸詹姆斯·赫明斯（James Hemings，薩莉·赫明斯的弟弟）帶回了紐約。擔任國務卿期間，傑斐遜仍保留著5名僕人、4匹馬和1個從巴黎請來的管家。

  似乎與這種貴族做派相矛盾的是，傑斐遜對美國式的田園牧歌心懷冀想。從他早一些時候在巴黎寫給安傑莉卡的信上，可以看出傑斐遜對美國生活的設想：「夫人，實際上，我知道沒有比我們自己的國家更可愛的地方了。有識之士都認為它是一個嶄新的創造，我相信這些人，但令我信服的並不是他們的理由，而是因為這個國家是建立在一個經過改善的綱領之上的。歐洲目前還處於初級階段，是一個粗加工的半成品，統治者還不知道自己想要什麼。」[35]傑斐遜自己下榻在富麗堂皇的巴黎宅邸中，同時卻又哀嘆質樸的美國人沉醉於奢侈的生活。他對一名記者說：「我認為，虜獲國民的窮奢極欲是比戰爭中的親英派主義更加有害的罪惡。」[36]

  由於很長時間不在國內，現在傑斐遜急於評估美國的「思想基礎」。[37]在紐約，傑斐遜很快就認定在他遠離故土期間，美國已經徹底腐化墮落，革命危在旦夕。他的結論是，在富裕的紐約人中間，「推崇君主制勝於共和政府顯然已成為流行觀點」。[38]在各式晚宴間，許多商人的親英傾向以及他們妻子奢華的禮服與珠寶令他大吃一驚。這個城市帶給他巨大的震撼，親英分子和貪婪的政府證券投機者無處不在，他們似乎都唯漢密爾頓馬首是瞻。1776年的英雄已經讓道給1787年的「權貴朝臣」，後者的立場變得更為親英，漢密爾頓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於是，傑斐遜指責英國的行事方式與製造業已經腐蝕了共和國的純潔。

  漢密爾頓比傑斐遜小12歲，之前未與之謀面。傑斐遜起草《獨立宣言》的時候，漢密爾頓還是一個地位卑微的炮兵上尉；而漢密爾頓的閃耀崛起，恰巧是在傑斐遜旅居海外的那幾年。漢密爾頓可能從安傑莉卡·丘奇和詹姆斯·麥迪遜口中獲知過關於傑斐遜的軼事，或許正是麥迪遜介紹兩人認識的。對漢密爾頓和傑斐遜來說，他們不可能初次相見就形同水火，事實上，一開始兩人的關係還算融洽。漢密爾頓和艾麗薩為這位新來的客人舉辦了歡迎晚宴。傑斐遜身著藍色外套和深紅色及膝短褲出席，他深情滿懷地談論起法國人民以及他們對消滅君主獨裁的渴望。傑斐遜和艾麗薩也相當熟悉，6月間他寫信責怪安傑莉卡沒有經常給他寫信時，用開玩笑的語氣嘆息說，「我只能指望從漢密爾頓夫人那裡探聽到關於你的消息。」[39]新國務卿和財政部長都密切地關注著對方。

  傑斐遜從未低估漢密爾頓的出眾才華。讀過《聯邦黨人文集》之後，傑斐遜宣稱這是「前所未有的對政府原理的最佳詮釋著作」。[40]他也不曾輕視漢密爾頓身上的美德。多年以後，當兩位偉人之間史詩般的戰爭成為歷史，傑斐遜指出：「漢密爾頓確實是一個具有敏銳理解力的非凡人物，他在一切私人事務中公正廉潔、誠實正直、可敬可佩，在社會上和藹可親、受人尊敬，在私生活中也適當地對德行予以尊重。然而，他卻被英國的模式所蠱惑和誤導，徹頭徹尾地堅信腐敗貪污是一個國家政府所必不可少的。」[41]關於腐敗，傑斐遜更多的是指通過榮譽、任命，以及其他額外的職務津貼來造成對立法者執行力的不良影響，而並不一定是指赤裸裸的報酬。美國獨立戰爭的一個核心信條是，腐敗的英國內閣通過任免權和養老金賄賂議會，對殖民地居民橫徵暴斂，並剝奪他們古老的英國自由公民的身份。傑斐遜一直通過這面令人不安的透鏡來審視漢密爾頓。

  傑斐遜抵達紐約時，麥迪遜已在是否區別對待債權人的投票中落敗了，美國財政部長正在迅速推進他的債務融資計劃。傑斐遜一定為回來得太晚而感到懊悔。他毫不懷疑，政府債券原始持有人應得的利潤被那些「以欺詐手段購得債券」的投機商賺取了，「從窮人和不明真相的人手中竊取巨款，使財富又集中到那些之前使他們身陷貧窮的人手中」。[42]傑斐遜反對漢密爾頓的計劃是有其哲學根源的。在他看來，政府越小，越能維護自由。設立一個中央政府是有必要的，但他希望增強國會的權力，削弱行政部門的權力。最重要的是，傑斐遜希望保留各州主權，反對聯邦干預。漢密爾頓則主張強化中央政府，削弱立法部門，壯大行政機關，限制各州權力，這些都與傑斐遜的觀點背道而馳。

  傑斐遜擔心，債務融資計劃會讓那些因此致富的人成為漢密爾頓的忠誠追隨者。後來他告訴華盛頓，漢密爾頓扶植了一個「利益集團」，這些人隨時準備響應財政部長的示意與號召。[43]他堅信，國會議員正在參與政府證券的投資，「即便是在我們政府誕生之初，有些成員已經充分暴露出其骯髒的性格，他們為一己私利犧牲公務，關心個人利益勝於公共利益」。[44]傑斐遜也不相信漢密爾頓真的打算償付政府債務。傑斐遜對華盛頓說：「我恨不得明天就能還清這些債務，而他則希望債務永遠不被償還，永遠是用以腐化和控制立法機構的手段。」[45]這種無期限債務的指責全然不顧漢密爾頓的承諾，並把債務融資方案臆想成一種專權的手段。

  漢密爾頓和傑斐遜之間的意識形態分歧並沒有馬上轉化為公開的敵意。在共事內閣的初期，這兩位曠世才俊多次私下交流，由此也讓傑斐遜有機會收集漢密爾頓的言論，作為日後攻擊他的武器。身為追求完美舉止的尊貴紳士，傑斐遜總是迴避爭執和分歧。和盡享爭辯之樂的漢密爾頓不同，傑斐遜痛恨爭論，在袒露個人思想方面的戒備之心遠勝於漢密爾頓。他的言辭總是逢迎不同場合，投聽眾所好，談論一些聽眾希望聽到的東西。他從不輕易表達自己的觀點，而是鼓勵其他人發言。傑斐遜深諳保持深不可測的緘默的好處，然而固執己見、率直得近乎魯莽的漢密爾頓對這種縝密的風格一竅不通。約翰·亞當斯同憶起與傑斐遜在大陸會議共事時的情景時說：「我從沒聽到他連續說過三句話以上。」[46]還有一次，亞當斯把這個維吉尼亞人稱為「陰影中的人」，並比喻他的性格如同「深不見底、無聲無息的大河」。[47]而管不住自己的舌頭和筆的漢密爾頓，其自我袒露的習慣終將把自己置於高度自我控制的傑斐遜的刀俎之下。

  差別對待債權人提案遭否決後，傑斐遜心懷不滿，他與已經成為眾議院言論領袖的麥迪遜達成了共同的目標，而這將形成合眾國初期第一次重大的政治結盟。他們之間的盟友關係對美國未來方向產生的變數，正如之前漢密爾頓和麥迪遜之間的合作一樣意義重大。談及傑斐遜和麥迪遜之間相當神秘的聯合時，約翰·昆西·亞當斯說，這是「一個類似於物質世界中磁鐵神秘而無形運動的現象」。[48]由於漢密爾頓和麥迪遜的合作是在思想方面的，當兩人在政治觀點上產生分歧時，並無多少私人感情來維持他們之間的友誼。然而，對漢密爾頓而言，麥迪遜的反對對於漢密爾頓是一個沉重的打擊。在撰寫《公共信用的報告》初期，漢密爾頓還曾徵詢過麥迪遜的意見。他非常尊敬麥迪遜，後來還曾說起，如果不是相信能夠得到麥迪遜的傾力支持，他決不會接受財政部的職務。

  傑斐遜抵達紐約時，圍繞著債務承擔問題的爭辯正如火如荼地展開——漢密爾頓計劃讓聯邦政府承擔2500萬美元的各州債務。與這次對抗的激烈、惡毒相比，關於債權人差別待遇的爭論就顯得相當文明了，傑斐遜後來將這次對抗定義為「亘古未有的最激烈、最憤怒的國會辯論」。[49]1790年2月24日，看到麥迪遜改變立場，反對債務承擔計劃時，漢密爾頓完全震驚了。麥迪遜放棄了自己以往一貫的國家主義者觀點，抱怨他自己家鄉所在的州以及其他一些南方州已經償還了大部分的戰時負債，如果「在已經各盡其責的情況下」，他們還得「為那些沒有盡責償債的各州分擔」，這對他們是不公平的。[50]漢密爾頓認為，麥迪遜此舉是在為他的維吉尼亞州選民說話，而並不是像在《聯邦黨人文集》中那樣捍衛整個國家利益。漢密爾頓對於其計劃面臨的對抗反應視而不見，只是認為麥迪遜的所作所為是一個不厚道的打擊。漢密爾頓清楚地回憶起，在制憲會議期間的一次「午後散步」途中，他和麥迪遜討論債務承擔時的情形：「我們曾就這個措施的便利性和合理性達成了完美的一致。」[51]

  麥迪遜的外表——蒼白而不苟言笑的面容、孤僻的神情和矮小的身段——傳遞著一種個性怯懦的印象。並且，一些政治同僚相信，眾所周知，麥迪遜缺乏作為一名成功的政治家所必需的統率力和決斷力。與幹勁十足的漢密爾頓相比，他缺乏把思想轉化為行動的天賦。國會議員愛德華·利文斯頓告訴自己的兄弟羅伯特·R.利文斯頓說，「在我看來，麥迪遜作為一名政治家的最大缺點在於缺乏決斷，以及誇大對手實力的傾向。他總是要到完全迫於事件壓力，逼不得已時才能下定決心行動，並且隨後又會後悔他疏忽了一些更好的機會。」[52]這種怯懦的表象是如此強烈，以至於許多觀察家確信，比傑斐遜小8歲的麥迪遜一定是受控於這位精明的良師益友的影響力。「麥迪遜先生對於傑斐遜先生的才華、學識以及美德向來推崇備至。」漢密爾頓後來寫道。但他認為，兩人結盟後實際上增強了傑斐遜反對債務融資計劃的決心：「傑斐遜到任伊始即輕率地公開表示對麥迪遜主張的贊同。我之所以說輕率，是因為就任於某一政府部門的紳士是不應當心存偏袒而反對其他部門同仁的。」[53]

  所謂「傑斐遜控制麥迪遜」可能只是一種假象，這不僅僅是因為麥迪遜早在傑斐遜回到紐約之前就已經背棄了漢密爾頓。和傑斐遜一樣，麥迪遜善於利用敏銳微妙、委婉含蓄的技巧隱蔽在陰影中行動。他學者般的氣質掩飾了鋼鐵般的意志和對信念的狂熱。後來在傑斐遜和麥迪遜分別擔任總統時，接任財政部長一職的艾伯特·加勒廷（Albert Gallatin）這樣形容麥迪遜：「在需要鮮明立場時他往往較為遲緩，但在暴風雨來臨時他都行動堅定。」[54]要說有什麼不同的話，麥迪遜具有比傑斐遜更靈活、更富創意的思想，對憲法要義的理解更為深刻。倘若說18世紀80年代的麥迪遜是最顯赫的哲學家，那麼18世紀90年代的麥迪遜則是一位可怕的實踐型政治家，他手段嫻熟地削減對方的談判條件，以至於被稱為「大刀」。因為畏懼麥迪遜主導選票的能力，漢密爾頓的追隨者後來稱麥迪遜為「將軍」，稱傑斐遜為「大元帥」。[55]來自康乃狄克州的國會議員澤弗奈亞·斯威夫特（Zephaniah Swift）後來證實，麥迪遜缺乏漢密爾頓那樣的活力可能是一種偽裝：

  他沒有火焰，沒有激情，沒有活力，但他擁有無限的謹慎和勤奮。在表面的坦誠之下，他細緻到極致地算計每一件事。在眾議院中，他毫無疑問地擁有最強大的個人影響力。我認識的人當中，我從來不知道還有誰能比他更好地扮演這個角色，充分利用自己的才華。他是世界上最虛偽、最處心積慮的人。[56]

  在1790年2月到7月間的4個不同場合中，工於心計的麥迪遜都嘗試了反對州債承擔方案。有人向漢密爾頓透露，說麥迪遜妒忌他的權力，窺伺他的職位。時間證明，與政治分歧相比，個人私慮顯得微不足道。漢密爾頓的舉債計劃將各州的忠誠問題推到了表面。有些州，如麻薩諸塞和南卡羅來納，正在為沉重的債務而掙扎，因此非常樂意得到中央政府的解救。而另一些州，如維吉尼亞和北卡羅來納，由於已經償付了大部分債務，覺得沒有任何理由要援助其他州。這種差異使得大陸會議來之不易的脆弱共識瀕臨破裂的邊緣。

  在捍衛自己的計劃時，漢密爾頓並沒有簡單地賣弄枯燥的金融術語。他談到了公正、平等、愛國主義以及民族榮譽感。他的債務融資系統基於一個簡單的概念：債務由於革命而產生，所有美國人都同樣地從革命中受益，所以他們應當為革命的債務承擔相應的責任。如果各州債務是不同的，在戰鬥中付出的犧牲亦然。在讚揚負債纍纍的麻薩諸塞州的巨大付出時，漢密爾頓指出，「說他們很大程度上是美國獨立革命的中樞，並不為過。」[57]他評價有些州以卑鄙的手段償還了債務。例如，紐約州拒絕支付利息，壓低債券的市場價格後，再以低價贖回。漢密爾頓還進行了精確、複雜的論證，指出如果不採取債務承擔方案，負債的各州就不得不提高稅收，而運轉良好的各州將降低其稅負。這將導致大量人將從高稅州向低稅州遷移，造成十分危險的「各州間人口的巨大紊亂」。[58]

  漢密爾頓拿州債承擔方案孤注一擲，但它的前景卻不容樂觀。漢密爾頓回憶道，「麥迪遜先生和其他一些南方知名人士開始反對債務承擔。在那個季度，反對派認為自己有望取得成功。」[59]漢密爾頓以其一貫的激情投入了這場艱苦的戰鬥。他不得不在沒有華盛頓支持的情況下領導進攻——總統雖然支持債務承擔，但並不希望背負支持派系的罪名，因此在發表公開言論的問題上猶豫不決。雪上加霜的是5月時，華盛頓身染肺炎，臥病在床，虛弱不堪。傑斐遜說，「在場的3位大夫中有兩位宣稱，華盛頓危在旦夕，已無藥可醫……你無法想像公眾對這一事件的驚慌。」[60]

  5月10日至6月24日，華盛頓身體極度虛弱，甚至不能寫下一條日記。這段時間裡，漢密爾頓似乎在履行作為事實上的國家首腦的職責。漢密爾頓在此期間寫下的未經發表的言論中，指責傑斐遜企圖在空位期謀奪總統之位：

  傑斐遜先生擔心漢密爾頓先生今後將成為自己爭奪總統職位的強大競爭對手……傑斐遜正式上任後，總統遭受病痛的折磨，令每個愛國者都心如油煎，而國務卿卻表現出勃勃野心，試圖清除每一個妨礙他的危險對手。愁雲慘澹的狀況令他看到問鼎總統寶座的機會。他若要以繼任者的身份吸引公眾注意，就需要解決風頭正勁的財政部長這隻攔路虎。[61]

  漢密爾頓之所以隱藏這段回憶，可能是因為其中泄露了他自己和傑斐遜一樣做著總統夢。

  華盛頓患病期間，漢密爾頓及其屬下展示了驚人的組織能力——他們遊說眾議院，使其贊同債務承擔。財政部長成了聯邦大廳里無處不在的人物。威廉·麥克萊無比憤怒，他曾在日記中責罵漢密爾頓，稱之為「陛下」，還有一次稱之為「該死的惡棍」[62]（其實漢密爾頓的待遇還算不錯，麥克萊覺得約翰·亞當斯像「剛剛穿上褲子的猴子」[63]）。由於漢密爾頓像龍捲風一樣令人生畏，所以他遭到了那些害怕執行機構過於強大的眾議院成員的強烈抵制。他們認為漢密爾頓的行為讓人想起 1720年的英國財政大臣羅伯特·沃波爾（Robert Walpole），沃波爾幾乎擁有無限的權力，成為第一個獲得「首相」稱號的人。費城的班傑明·拉什譴責漢密爾頓的高壓遊說：「我懷疑是否有更多不光彩的手段被用於推動財政部長的報告。這些手段曾被一個英國大臣使用過。在紐約市，這種影響力不僅限於夜訪、許諾、犧牲，還有恐嚇威脅。」[64]

  亞歷山大·漢密爾頓試圖通過他的債務承擔計劃來保護聯邦，然而在這個時候，似乎還沒有人要進一步擴展它的分界線。如果政治首先是一門折中與妥協的藝術，那麼漢密爾頓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是非常不稱職的。他希望成為一名勇於前行的政治家，而不是總在妥協的政客。他提出一攬子財政措施，希望立即被所有人接受，卻忽略了循序漸進的方法。

  正當反對漢密爾頓的媒體逐漸增加時，麥迪遜的支持者嗅到了勝利的氣息。4月8日，威廉·麥克萊對漢密爾頓追隨者的焦慮感到幸災樂禍：「今天下午在眾議院裡，絕望和茫然的情緒蔓延在財政部長黨羽中間，如此消沉的場景，是我以前從未見到過的……（魯弗斯·金）看上去就像一個受了鞭打的孩子。」[65]事實證明麥克萊的振奮是對的。4月12日，眾議院以31票對29票否決了漢密爾頓的債務承擔計劃，兩周以後又投票決定停止一切有關該問題的爭論。6月初，一切跡象都表明債務承擔計劃似乎即將被人遺忘。於是，漢密爾頓不得不尋求妥協，以挽救他的財政計劃。

  漢密爾頓抓住了關於首都選址問題的分歧。在制憲會議上，代表們決定在某個地點設立26平方千米的聯邦特區。這個決定引發了戲劇性的想法。有些人害怕這會形成享有特權的飛地，因而覺得建立獨立的首都是個非常危險的主意。喬治·柯林頓州長把這26平方千米的聯邦特區想像成被玷污的總統「宮廷」，充斥著敗壞形象的皇家服飾，以及「懶惰的野心、傲慢的粗俗、對不勞而獲的渴望……阿諛奉承……叛國投敵……背信棄義，首當其衝的是對美德的嘲弄」。[66]

  確定首都的問題使爭論變得更加複雜。對於參與競爭的各州而言，這是一個里程碑般的重大決定，因為獲勝州將得到巨大的財富、權力和人口。更重要的是，這將影響到聯邦政府的風格，因為聯邦政府無疑將吸取所在周邊地區的某些政治氛圍。在這樣一個交通還不發達的大國里，當地公民的聲音更容易傳入聯邦立法委員的耳中。

  使得爭論愈加複雜的是，有人期望在永久性首都被選定之前，應當先尋找一個臨時性首都，例如紐約或費城，作為政府的暫時落腳點。儘管漢密爾頓具有國家主義者的傾向，但他仍希望紐約至少能夠成為臨時性首都。1788年8月，他與自己的昔日導師、新澤西州的州長威廉·利文斯頓聯絡，表示自己震驚於對方落入「賓夕法尼亞州的圈套」[67]，支持費城作為第一屆國會的臨時首都。東北各州害怕一旦費城成為臨時首都，並且以後還有可能成為永久性首都，賓夕法尼亞州由此獲得的權力將越來越大。漢密爾頓向威廉·利文斯頓許下一個誘人的承諾：如果利文斯頓支持紐約作為臨時首都，那麼漢密爾頓將認可新澤西州的特倫頓作為永久性首都。

  隨著華盛頓就職日期的臨近，漢密爾頓愈發渴望紐約市成為首都。1789年2月，他為正在競選議員的紐約市朋友約翰·勞倫斯發表了激情洋溢的競選演說，並強烈呼籲：「對於紐約市而言，成為國會的所在地無疑具有相當重要的意義……我們的代表應當具有出眾的演講技巧，足以證明這座城市是這一光榮機構的最佳港灣。」[68]1790年1月17日，圍繞漢密爾頓債務融資計劃的宣傳影響力不斷擴大，威廉·麥克萊相信，漢密爾頓深受自己羽翼漸豐的權力的鼓舞，決心要讓紐約成為首都：「我以最細緻入微的方式，觀察了漢密爾頓和紐約人的種種行為。我認為他們缺乏誠意，但他們永遠不會放棄國會。」[69]

  在這場爭鬥之中，紐約是一個富有爭議性的選項。它與漢密爾頓如此休戚相關，以至於漢密爾頓的敵人將紐約市稱作「漢密爾頓城」。對於很多南方人而言——特別是傑斐遜——紐約是一個充斥著銀行家和商人的親英派堡壘，這些人將破壞共和政體的實驗。這些批評者將紐約市等同於「邪惡的倫敦」。費城的擁護者班傑明·拉什告訴麥迪遜說：「我們的城市在對抗財政部長提出的不公與腐敗的體系，我對此深感自豪……費城在這方面擁有比紐約市更好的基礎。」[70]

  首都選址問題的背後，隱藏著的是美國應當選擇城市化還是以農耕為主的鄉村化。許多南方人認為，定都北方將有益於名商富賈的城市利益，而無益於農耕生活。雖然這與南方蓄奴的現實大相逕庭，但傑斐遜的關於一個由許多小型的、獨立的農場組成的國家的田園牧歌式夢想，在精神上對於美國人而言具有莫大的吸引力。實際上傑斐遜、麥迪遜和華盛頓希望在波托馬克河畔，離芒特弗農不遠的地方定都。對傑斐遜而言，國都安置在鄉野田間的背景之下，可遠離廢奴主義者勢力的威脅以及「任何發育過度的商業城市」的誘惑。[71]而對於麥迪遜而言，因為和亨利·李在波托馬克河附近做著土地投機的買賣，所以他巴望著這一地區被選作首都，好賺取一筆飛來橫財。這裡還有一些其他的政治問題需要考慮——首都是否應該靠近美國的人口或地理的中心？從紐約到這個國家的最南端和最北端的距離實在相差太遠——24名元老議員中有16名來自這個城市以南，這將給不得不長途跋涉的南方代表造成很大的麻煩。此外，首都之選還被看作一場關於美國未來發展的公民投票。對於那些相信國家應當向西拓展的人來說——這種觀點在南方各州中尤為流行，他們的西部邊境正是國境的哨崗——定都北方對美國未來政治藍圖裨益甚少。在隨後的辯論中，這些不斷擴大的爭端全部暴露了出來。

  1790年春天，關於債務承擔和首都選址的爭吵演變得如此尖刻，甚至有人懷疑聯邦可能因為這些議題而分崩離析。南方竭盡當初攻擊英國人的辱罵之能事，變本加厲地炮轟漢密爾頓。亨利·李在寫給麥迪遜的信中說，為停止債務承擔的爭鬥，使他想起了革命時期：「在我看來，我們南方人必須馬上斬開戈耳迪之結[13]，否則將會淪為實質上的奴隸。」[72]傑斐遜一直記得那年春天，絕望的情緒像瘴氣一樣籠罩在紐約市上空：「國會日復一日地開會、休會，然而事情卻沒有任何進展，各方都滿懷怒火，合作難以維繫。」[73]

  在漢密爾頓力主推行的兩條政策中——由聯邦政府承擔各州債務，選擇紐約作為首都——債務承擔對他來說具有無可比擬的重要性。這是將各州結合為永久聯盟的最有效的方法。因此，當看到麥迪遜控制了阻止債務承擔計劃通過的票數時，漢密爾頓開始考慮以放棄紐約競爭首都為條件，去交換南方對債務承擔計劃的支持。早在5月16日，菲利普·斯凱勒寫給史蒂芬·范·倫塞勒的信中，已經閃爍著各州都在尋求交易的信號了：「目前我們還沒有提出任何關於動遷政府棲居地的計劃，但我們理解，如果債務承擔計劃不被採納，南卡羅來納州可能要（為了實現對他們而言非常重要的目標）與那些希望遷都的人談判。」[74]九天以後，威廉·麥克萊記載了瘋狂的談判內幕：「紐約人現在正忙於和維吉尼亞人籌劃交易，他們希望用他們對波托馬克成為永久首都的支持，來交換對方對紐約成為臨時首都的支持。」[75]

  1790年6月2日，眾議院頒布了漢密爾頓的債務融資議案，但其中沒有關於債務承擔的部分。漢密爾頓知道自己必須迅速策動一場即時可行的交易。由於他自己不願意表現出任何妥協的立場，所以只能依靠委託代表來完成調和建議的工作。在合眾國早期，政治家難以操縱立法——雖然這在後來成為常態，因此漢密爾頓派遣使者前去試探賓夕法尼亞州議員，倡議定都費城的領袖人物羅伯特·莫里斯。莫里斯說：「雖然我並不信任他們，但我還是寫了一個便條讓他們交給漢密爾頓，告訴他早晨我會在炮台附近散步，如果漢密爾頓有任何提議的話，可以在那裡見到我。」[76]讓莫里斯驚奇的是，當他到達時，漢密爾頓已經站在了約定地點。漢密爾頓的交易很簡單：如果莫里斯能為債務承擔在參議院贏得1票，在眾議院贏得5票，他將支持費城附近的日耳曼敦或特倫頓，而不是費城作為首都。作為一位高明的戰略家，漢密爾頓終於亮出了自己的底牌：以首都選址問題作為談判籌碼。賓夕法尼亞州的議員彼得·米爾伯格告訴班傑明·拉什：「毫無疑問，現在財政部長領導著東部方陣。」[77]

  有可能破壞漢密爾頓交易的因素是，賓夕法尼亞州和維吉尼亞州的代表已經達成了共識：費城作為臨時首都，而波托馬克將成為永久性首都。這正是漢密爾頓千方百計要避免的結果，因為它否決了紐約的角色，還將首都長期置於南方。而賓夕法尼亞州的議員之所以同意這樣的安排，很可能是一廂情願地預感到，一旦費城成為臨時首都，再遷走的話會非常困難，所以最終不會有其他的永久性首都。6月18日，漢密爾頓放棄了定都於德拉瓦州的希望，逐漸傾向於選址波托馬克。當天，威廉·麥克萊報告說，漢密爾頓「告訴莫里斯先生，新英格蘭人會討價還價，將永久首都選在波托馬克或巴爾的摩」。[78]

  這樣一個雙方達成新共識的背景有悖於傑斐遜所講述的「關於將首都定于波托馬克的晚餐」的著名傳聞。根據傑斐遜所述，當他在華盛頓的府邸外面遇到衣衫不整的漢密爾頓時，北方各州正經歷著「分崩離析」的威脅。通常，漢密爾頓都衣冠楚楚、整潔優雅；此時，讓傑斐遜驚訝的是，他意志消沉、不修邊幅：「他看上去憂鬱、憔悴、沮喪……甚至他的衣著也拙劣而不加修飾。」[79]漢密爾頓似乎深陷絕望之中了。

  在總統門口，他在我面前來來回回地走了半個小時。他以哀婉的情緒訴說立法機關的傾向，債權州的可憎之處，黨派成員退出和各州分裂的危險性。他認為政府成員應當採取共同的行動。雖然這個問題不歸屬我的部門，但共同的職責應當使其成為我們共同的關注點……這個問題僅僅是以微弱的劣勢輸掉了，如果我能呼籲一些我的朋友，那麼很有可能會帶來投票表決的變數。[80]

  漢密爾頓暗示，如果債務承擔計劃夭折，他可能不得不引咎辭職。傑斐遜溫和地告訴漢密爾頓，他對於債務承擔的「整個主題完全是個門外漢」——傑斐遜非常嫻熟地將自己裝扮為一個政壇新人，實際上，他一直在聚精會神地關注著這場爭辯，並且剛剛寫信給喬治·梅森，催促就此事進行折中處理。[81]甚至已經拿定主意，邀請財政部長第二天來家中共進晚餐。

  如果我們相信傑斐遜所講的故事，那麼，決定未來首都位置的時刻就是1790年6 月20日位於處女巷宅邸舉行的晚宴上了。這可能是美國歷史上最顯赫的晚餐了，客人包括傑斐遜、麥迪遜、漢密爾頓，可能還有其他一兩個人。一個多月以來，傑斐遜一直飽受偏頭痛的折磨，但他仍以無可挑剔的禮節主持了晚宴。儘管他不喜歡債務承擔計劃，但他知道在債務融資方案上形成僵局可能會使聯盟破裂。同時，身為國務卿，他也害怕美國在海外的信用受到不利的影響。

  麥迪遜重申了他一貫的觀點，即債務承擔計劃不利於維吉尼亞州和其他已經適時清償了債務的各州。同時他表示，如果用某些東西來交換，他也許會改變立場。傑斐遜回憶道：「大家評論說……由於這劑藥對南方各州來說很痛苦，因此應當做點什麼來安慰他們。」[82]安撫措施就是把費城作為臨時首都，為期10年，之後永久遷都到波托馬克附近。出於對其家鄉州有利的考慮，麥迪遜好像還為維吉尼亞州爭取了一個在與中央政府的最終債務清償中的優惠待遇。作為回報，漢密爾頓同意竭盡全力促使賓夕法尼亞州的議會代表同意接受費城作為臨時首都，而將波托馬克某地作為永久的首都所在地。

  這次晚宴所締造的交易離成功已經不遠了。可悲的是，漢密爾頓，一個典型的紐約人，在交易中放棄了這座城市成為另一個倫敦、巴黎，成為國家的政治、金融和文化首都的機會。他所做出的艱難妥協驗證了他賦予債務承擔計劃的重要價值。這個決定令許多紐約人非常不滿。當漢密爾頓告訴魯弗斯·金，他「已經決定」要捨棄讓紐約成為首都的機會以保全債務融資計劃時，金被激怒了。對於金而言，漢密爾頓的行為獨斷而隱秘。私下裡，他咆哮著說：「偉大而有益的計劃不應當通過密謀或不正當的手段來實現。」[83]

  漢密爾頓履行了晚宴上的承諾，向賓夕法尼亞州的代表施展了他的煽動力。麥克萊的日記再一次成為追溯這些密謀的無價之寶。當他發現漢密爾頓將其債務融資計劃的「可惡之處」與首都波托馬克聯繫在一起時，他斥責華盛頓是一個受漢密爾頓擺布的傀儡，是「每一樁骯髒投機交易的擦桌布」。[84]6月23日，在參議院裡，麥克萊留意到羅伯特·莫里斯被人叫出了房間。「最後，他回到房間裡，對我耳語：『終於成交了。漢密爾頓放棄了紐約作為臨時首都的地位。』」[85]第二天，賓夕法尼亞州代表團同意了這一折中的辦法，費城將在未來10年成為美國的臨時首都。

  為了敲定這筆交易，6月28日，漢密爾頓、傑斐遜和作戰部部長諾克斯一同與賓夕法尼亞州代表共進晚餐。麥克萊關於這次晚餐的回憶對我們了解當時的情況很有幫助。麥克萊覺得傑斐遜拘謹而正式，姿態「高傲莊重」。他更喜歡長得胖胖的脾氣隨和的諾克斯。諾克斯可能喝過了頭，麥克萊說他在「發酒瘋」，卻努力表現出一本正經的氣質。對於漢密爾頓，麥克萊的形容充滿了詆毀之詞：「漢密爾頓的舉止帶有幼稚的輕率，有蘇格蘭和愛爾蘭血統的人很可能稱呼他為『skite』。」[86]《牛津英語辭典》中將蘇格蘭單詞「skite」定義為「指代虛榮、輕佻和放蕩的女孩」。這些詞彙的使用，暗示著隱藏在漢密爾頓軍人儀態下面的某種女性化氣質，或者所謂的「中性氣質」。他的描述還表明，漢密爾頓由絕望無助轉為心花怒放，他的債務承擔計劃最終獲得了支持。

  1790年7月10日，眾議院批准了《首都選址法案》（Residence Act），指定費城作為臨時首都，波托馬克方圓26平方千米的地界作為隨後的永久定都地點。幻想破滅的麥克萊現在認為漢密爾頓無所不能：「他的『爪牙』……在這個地方浪費了我們數月時間……所有的一切，甚至一個委員會的提名，都是由漢密爾頓和他的投機團體預先安排好的。」[87] 7月26日，眾議院勉強通過了債務承擔議案，著名的晚餐交易發揮了政治戲法的作用。麥迪遜投票反對漢密爾頓的措施，但安排了四名分別來自維吉尼亞州和馬里蘭州的議員投票支持債務承擔計劃。

  回顧往事，這是漢密爾頓、麥迪遜和傑斐遜的輝煌時刻。他們設計了一個具有政治家風格的解決方案，避免了聯邦的瓦解。然而，這種妥協在充滿理想主義的共和國早期引起了一片咒罵。任何私下交易都會滋生腐敗，而立法者們憂心忡忡地等候著公眾的反應。賓夕法尼亞州代表團的托馬斯·菲茨西蒙斯（Thomas FitzSimons）害怕「回到費城後會被亂石所擲」，因為他贊同了選擇波托馬克為首都。[88]此時紐約城裡全新的總統大廈已經破土動工，在紐約的街道上，賓夕法尼亞人忍受著路人呼喊的充滿敵意的綽號，因為紐約人正因為與臨時首都失之交臂而心生憤懣。菲利普·斯凱勒便是這些最為沮喪和委屈的紐約人當中的一員，他哀嘆「這座城市的公民為國會的飲食起居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這座城市理應得到莊重的殊榮，但現在它卻遭到了侮辱」。[89]

  傑斐遜應該向後世承認，他參與了這場交易。或者，他可以辯稱，面對聯邦分裂的危機，他不得不暫時擱置爭論。但是，他沒有這樣做，他決定讓漢密爾頓一個人成為替罪羊。關於他自己同意債務承擔議案的情形，他告訴華盛頓說：「我上了財政部長的當，像個傻瓜一樣推動當時我還沒有充分理解的方案。在我政治生涯所犯下的所有過失中，這一次令我感到最深重的悔恨。」[90] 1818年，傑斐遜提出更加生動的論據：通過債務承擔議案，漢密爾頓將有利可圖的誘餌拋向「從事證券經紀的烏合之眾。這大大增加了財政部長的信徒，於是，部長主宰了立法機關的每一張表決票，最終使政府做出的每一項決策都符合他的意圖」。[91]傑斐遜追溯兩個主要政黨的形成——眾所周知的共和黨和聯邦黨——正是在漢密爾頓債務承擔計劃獲勝的時候。在傑斐遜看來，這一事件將國會分為兩派，一派是道德高尚、純粹的共和黨人，一派是「唯利是圖的方陣,原則上的專制主義者」，他們「在此原則之下理所當然地擁戴漢密爾頓作為領袖」。[92]

  為什麼傑斐遜試圖在回憶中弱化自己在通過債務承擔計劃的交易中扮演的角色？雖然他當時知道該計劃比他自己承認的要更好，但他可能並未像漢密爾頓那樣，清楚地看到這項計劃將為政府權力奠定不可撼動的基石。從此，聯邦政府抓住了美國大部分的稅收權力。與之相比，國都位於何處就是次要的問題了。傑斐遜並未遭受矇騙，因為漢密爾頓已經詳細闡釋了自己的觀點。他只是被漢密爾頓的智慧勝過，後者在其債務融資計劃中注入了一個永久性的政治體系。那年9月，在一篇題為《致公共債權人》（Address to the Public Creditors）的未署名的登報文章中，漢密爾頓一語道破了他的治國之道，並因此深深激怒了傑斐遜：「任何對我們政府性質具有洞察力的人都會看到，儘管在有益的措施獲得採納的過程中總是存在障礙和延遲，但是這些措施一經採納，很可能就是穩定而永恆的，撤銷它們將遠比實行它們更為艱難。」[93]

  批准債務承擔計劃及確定在波托馬克建立首都的晚餐交易是漢密爾頓、傑斐遜和麥迪遜最後一次合作推動一項議程。自此以後，他們將發現自己置身於不斷升級的公開衝突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