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罪惡的交易

  在亞歷山大·漢密爾頓開始編織關於構建強大的中央政府的宏偉計劃之時，處於草創階段的行政部門顯得有些侷促。到任財政部的第一天，漢密爾頓面對的是一套空蕩蕩的房間，不過他很快添置了一張精緻的桃花心木辦公桌，紡錘形的桌腿上以女像裝飾。他將在這張桌子上完成數量驚人的工作。漢密爾頓的演講、文章和報告從不假他人之手，他留給後人的信件幾乎全都是親筆寫就的。

  喬治·華盛頓在芒特弗農的僕役遠比他在紐約市當總統時要多得多。新政府成立後，漢密爾頓掌管著最大的部門，其職員人數很快就達到了39人。當時，國務院只有5名職員，這種對比直接引發了一種恐懼，大家認為漢密爾頓在為其個人權力的根基打造龐大的追隨者隊伍。與國防部相比，財政部的勢頭熱火朝天。「當亨利·諾克斯到達紐約時，」傳記作家諾思·卡拉漢（North Callahan）寫道，「上任初期幾乎無事可做，這位戰爭部部長的全部屬下就是一名書記。」[1]身為第一任財政部長，漢密爾頓不得不設計有關簿記、稽核和審計的基本體系，其中的許多制度歷經時間的考驗，被沿用了許多代。漢密爾頓讓自己完全沉浸於這些最平凡的工作中，似乎在享受管理方面的挑戰。在過往行人的眼裡，這位財政部長可能是一個性格孤僻、若有所思的男子，他把自己封閉在思想的深淵裡，極少與陌生人的眼神接觸。一家紐約報紙戲言，任何人要想當上財政部長，都得「偶爾現身於街頭，並低頭仔細地盯著人行道，就仿佛陷於沉思遐想中一般」。[2]

  在最初的幾個月里，漢密爾頓極少有閒暇時間來緩解工作壓力。安傑莉卡返回英國後，艾麗薩和孩子們回到了奧爾巴尼，留下漢密爾頓一人在紐約處理堆積如山的公務。「沒有你們在身邊，我非常孤獨，」他在給艾麗薩的信中寫道，「我越發迫不及待地盼望著我們的團聚。」[3]當月，艾麗薩回來後，她和漢密爾頓隨喬治·華盛頓夫婦一同前往約翰大街劇院觀看理察·布林斯利·謝里丹的喜劇《批評家》（The Critic），這對他倆而言是一次激動而難忘的經歷。看到華盛頓入場，樂隊奏起了《總統進行曲》（President’s March），全場掌聲雷動。伊麗莎饒有趣味地記得一件事，某位名叫麥基弗的女士頭戴巨大的鴕鳥毛飾物出席瑪莎·華盛頓的招待會，後來這個時髦的頭飾被支形吊燈點燃了。當時任總統助理的威廉·傑克遜迅速衝到這位女士身邊，雙手拍打羽毛，將火焰撲滅。

  在漢密爾頓最初的那些公務纏身的日子裡，這種娛樂是極其少見的。他必須創建海關，因為海關稅收是政府收入的主要來源。到任第二天，他向所有海關徵稅員下發通知，要求上報每個州累計關稅的準確數字。當下面反饋上來的一些數額低得令人難以置信時，他猜想東海岸一定盛行走私，由於漢密爾頓從聖·克羅伊島多少了解到一點走私的內幕，這引領他走向合乎邏輯的下一步。他告訴一位記者：「我正在考慮設立巡邏艇隊的問題。」這可能是最早關於海岸護衛隊的記載。[4]

  漢密爾頓獲取信息的欲望是永無止境的。他向港口負責人詳盡地詢問了關於燈塔、導航台以及浮標的情況。他讓海關徵稅員提供貨物裝船清單，以便他能夠確定出口貨物的準確數量和種類。在他的指揮下，政府的基礎統計系統逐漸成形。他還做出了一個意義深遠的決定，要求所有海關稅收不僅可以用金銀，還可用紐約銀行和北美銀行的票據支付，這個創舉推動了美國從使用硬幣向有效的紙幣體系的過渡。

  漢密爾頓一向守時——他曾經說過，「我討厭工作上的拖延」，他迅速組建了一支具有強烈公眾服務意識的一流團隊。[5]在他被提名的當天，就已經確定了包括來自康乃狄克州的審計師奧利弗·沃科特（Oliver Wolcott）在內的5名助手。當賓夕法尼亞州的塞繆爾·梅雷迪思（Samuel Meredith）被任命為出納主管時，這位雄心勃勃的部長訓誡他說：「你應該馬上開始工作，這件事的重要性毋庸置疑。」[6]

  漢密爾頓選中了自己的朋友，機敏、優雅、活潑的威廉·杜爾擔任第一任部長助理。威廉·杜爾娶了斯特林勳爵的女兒凱蒂小姐為妻。選擇杜爾做自己的助理將給漢密爾頓帶來嚴重的後果，因為杜爾是一個積習難改的投機者，他後來的種種醜聞玷污了漢密爾頓的聲譽。杜爾在英國長大，後來在伊頓公學學習古希臘-羅馬文學。其父去世後，少年杜爾開始在孟加拉為東印度公司工作，因不適應當地氣候，健康嚴重受損。杜爾曾在安地卡島的家庭種植園生活了一段時間。之後，在紐約州北部，離斯凱勒在薩拉托加的地產不遠的地方，杜爾買下了一塊林地，並向英國海軍出售木材。由於他在英國時與邁爾斯·庫珀交上了朋友，所以杜爾還在國王學院上學時，他就認識了漢密爾頓。

  漢密爾頓為何要選擇將給自己帶來巨大傷害的杜爾做助手呢？ 這令許多朋友迷惑不解。事實上，這兩人的政治觀點和奔放的性格是一致的，並且杜爾的履歷顯示他完全能夠勝任這份工作。還在英國時，杜爾就公開表示過殖民地人民的不公平待遇，極力贊同改革以避免叛亂。獨立戰爭時期，他向大陸軍供應物資，在大陸會議任職，並參加了草擬紐約州憲法的會議。杜爾相當聰穎，漢密爾頓曾邀請他加入《聯邦黨人文集》編撰團隊，但最終沒有採用他的兩篇文章。得到漢密爾頓提拔時，他在舊財政委員會擔任秘書一職的3年任期剛剛屆滿。1789年，漢密爾頓特地為他設立了助理部長的職位，想方設法地讓他留任。

  

  令人遺憾的是，威廉·杜爾的道德品質異常低劣，總是在公務與私利之間渾水摸魚。那年秋天，漢密爾頓要做出將極大影響未償付政府證券價值的決定，因此他身邊的同事必須要做到保密和廉潔。但是後來，人們發現杜爾一直拿政府債券進行豪賭。輕佻的杜爾還向密友泄露了漢密爾頓對政府債務進行融資的計劃，這則重大內幕消息引發市場震動。在漢密爾頓任職的一周後，諾亞·韋伯斯特就給阿姆斯特丹的一名投機商送去了關於財政部長融資計劃的機密細節，並將消息來源註明為「與部長助理杜爾的戶外交談」。[7]參議員威廉·麥克萊持之以恆地寫日記，他記錄了關於國會議員參與國債投機的種種流言，並指出：「毋庸置疑，一切混亂都溯源於財政部，罪魁禍首就是杜爾。」[8]

  可悲的是，杜爾的行為引發了一種不公正的傳言，即新成立的財政部是滋生腐敗的溫床。事實上，漢密爾頓一上任就建立了崇高的道德標準，並發布了職員不得參與政府證券交易的政策，為美國公務員行為準則樹立了一個關鍵性的先例。漢密爾頓自己放棄了所有可能產生利益衝突的商業投資。即便在後來，作為一名普通公民，他仍說自己「小心謹慎」地避免同「那些所謂的投資行為發生關係」。[9]這一切越發令人困惑，為何漢密爾頓竟然被杜爾的無恥詭計所蒙蔽。漢密爾頓對於人格品性具有出眾的洞察判斷力，威廉·杜爾事件是他敏銳的眼光被蒙蔽的少數幾個案例之一。

  由於傑斐遜還沒有到達紐約就職國務卿，漢密爾頓就毫不客氣地代理了他的工作。一位名叫喬治·貝克威思（George Beckwith）的英國外交官，兼任加拿大總督的副官，他有意與美國新任財長舉行非正式會晤，就此事向菲利普·斯凱勒打探口風。漢密爾頓的親英傾向是人所共知的。10月份，他與貝克威思的秘密會面安排得非常謹慎，因為英國還沒有與美國建立正式的外交關係。因此雙方的討論具有非官方的性質，雖然漢密爾頓再三向貝克成思強調，自己的言辭反映了「這個國家最開明人士的觀點。我非常自信地向您保證，他們中間包括華盛頓將軍，還有參議院中的大多數人」。[10]出於安全考慮，貝克威思在發回倫敦的關於本次會面的報告中，用密碼「7」指代漢密爾頓。後來，這項保密措施成為漢密爾頓是英國代理人的荒謬證據。事實上，華盛頓知道這次秘密會談，並收到了漢密爾頓呈送的會議備忘錄。

  漢密爾頓與貝克威思就諸多領域交換意見。談到與英國簽署一份通商條約的前景時，他明顯流露出個人情感傾向：「相比其他國家，我更願與貴國保持聯繫：我們都使用英語，在偏見和偏好上都存在相似性。」[11]貝克威思稱，麥迪遜向國會提交的歧視英國商船的議案讓他感到不安，漢密爾頓表示自己也有同樣的苦惱。談到麥迪遜，漢密爾頓說:「事實上，這位先生是個智者，雖然與時代有些脫節，但他既不腐敗，也不會被收買，對此我深信不疑。」[12]

  漢密爾頓建立美英商貿聯繫的計劃非但不是為了曲意討好英國，而是附著了種種微妙的威脅與誘惑。他在預言未來美國之壯大時，明確表示英國應當認真對待美國的購買力：「我認為，無論現在還是將來，我們都是貴國的主要客戶。」[13]他承認美國當前的國際地位不及英國，但有朝一日必將成為能與之抗衡的經濟大國：「儘管必須花費數年時間，我們的國民經濟基礎才能從農業轉化為製造業，但我們是一個新生的、朝氣蓬勃、欣欣向榮的國家。」[14]漢密爾頓指出，美國作為原材料生產地，目前已形成了與製造業巨頭英國的完美配合；另一方面，北方各州已經開始在製造業領域有所作為，如果英國阻撓美國，這種對英國經濟霸主地位的威脅將迅速增長；倘若英國拒絕合作，美國完全可以與法國結盟，進而威脅英國在西印度群島的產業。

  漢密爾頓非但不是親英走狗，更不是高級間諜，他在每一個回合中都頑強地捍衛著美國的利益。他和貝克威思討價還價，決不卑躬屈膝。他堅持美國應當有權與英屬西印度群島開展貿易。他希望英國能夠尊重《和平條約》，放棄在俄亥俄河谷的西部要塞。漢密爾頓唯一背離官方政策的地方，就是他贊同英國拒絕移交在革命中叛逃投敵的奴隸。他對貝克威思說：「既然已經向這些人承諾了要保護他們，再要將他們送交給他們原來的主人，這是不可能的。」[15]

  在會談接近尾聲時，漢密爾頓暗示，美國很快將派出使者前往英國，以繼續討論本次會談所涉及的問題。10月7日，華盛頓與漢密爾頓、約翰·傑伊討論了任命，並接受了漢密爾頓的建議，將古維內爾·莫里斯派往英國。正式就任為財政部部長之後的數周之內，漢密爾頓已經為自己確立了作為政府對外政策最有影響力的人物的地位。

  漢密爾頓能分神處理外交事務著實令人稱奇。與貝克威思的會面是那年秋天漢密爾頓不得不完成一項艱巨的任務：國會希望在次年1月看到關於公共信用的報告，他必須概括出美國的財務窘境，並就如何解決獨立戰爭遺留下來的巨大公共債務提出有效的改善措施。正如完成51篇《聯邦黨人文集》那樣，漢密爾頓又一次投入了與孤獨而艱巨的勞動的持久較量。他日復一日地潛心研究，在三個月多一點的時間內草擬出了一份4萬字的論述——一本宣傳冊，其中所有複雜的數學計算都是他親自完成的。

  正當革命一代的其他人憧憬著美國樂園的時候，漢密爾頓繼續在英國和法國歷史中鉤沉思想。他極度崇拜法國財政大臣雅克·尼克，此人曾提出政府舉債增強軍事實力的觀點；但在公共財政方面，真正指引漢密爾頓的北極星是英國。早在17世紀90年代，英國就已成立中央銀行——英格蘭銀行，頒布法令對酒類徵收消費稅，為公共債務融資（也就是說，抵押某些收入，以保證其債務的償還能力）。18世紀，英國大量擴展了公共債務。債務非但沒有削弱英國的國力，反而帶來了多方面的利益。公共信用使英國有能力組建皇家海軍，在全世界範圍內發動戰爭，維持全球商業帝國的地位。同時，為償付債務而發行的政府債券刺激了經濟發展，因為債權人能夠用政府債券作抵押以獲得貸款。漢密爾頓效仿英國的實踐，但並不像批評家所指責的那樣，他無意於把美國變為前母親國的附庸。他的目標是推動美國的繁榮與自給自足，最終使這個國家更少地依賴英國資本。漢密爾頓希望施用英國的方法，從經濟上戰勝英國。

  漢密爾頓在準備報告時，對原始資料的選擇採取了博採眾家之長的態度。他仔細地鑽研了大衛·休謨的《政治論》，休謨認為公共債務能夠激發企業活力。孟德斯鳩則指出，國家應當尊重財政義務，「因為一旦公共信任破裂，就不可能只涉及局部，而是會殃及全局」。[16]托馬斯·霍布斯則強調證券轉讓合同是神聖的，自願交易的人必須承擔所有後果。這個看似不起眼的觀點也對漢密爾頓的職業生涯產生了驚人的影響。獨立戰爭中，漢密爾頓的行囊里總背著馬拉基·波斯爾思韋特的《貿易與商業通用詞典》，現在它又一次派上了用場。波斯爾思韋特指出，沒有哪個國家能夠憑藉誘人的利率不斷借入資金。除非債權人可以自由購買和出售它的債券：「政府信貸的本質，是沒有人願意把自己的錢借給國家，除非他們擁有購買和出售其公共債券的權利，以應不時之需。」[17]神聖而不可侵犯的財產權，正是漢密爾頓希冀在美國奉行的資本主義文化的核心。

  漢密爾頓為報告的事情殫精竭慮地拼命工作著，期間也徵詢過同一時代幾位傑出人士的意見，包括曾斷然拒絕他跳級要求的普林斯頓大學的校長約翰·威瑟斯彭。這位教育家謙恭的回覆一定讓漢密爾頓忍俊不禁：「閣下認為，敝人可以就閣下目前承擔的重要職責提出一些有益的見解，敝人對此深感榮幸。」[18]漢密爾頓深知，美國革命已經引發了全民對稅收的牴觸情緒，他問麥迪遜：「下一步征什麼稅，人們的牴觸會少一點呢？」[19]此時，漢密爾頓和麥迪遜之間還保持著一種政治同盟的關係。有位女士記得，曾經看見他們一起「逗弄一隻爬到鄰居院子裡的猴子，笑得前俯後仰」。[20]但就在這時，麥迪遜寫給漢密爾頓的一封信第一次預示了兩人宿命的分裂。麥迪遜不贊成長期政府負債，他擔心政府債券會落入外國人手中：「由於他們比美國人有錢，而可投資的有效途徑又相對要少，他們能夠並將大量囤積美國人手中的債券。」[21]麥迪遜寫下這無聲的異議時，漢密爾頓完全沒有意識到這種觀點上的分歧很快將葬送他們的友誼。

  如果漢密爾頓只是專注於竭澤而漁的財務問題，那麼他的《公共信用的報告》（Report on Public Credit）永遠都不可能贏得如此深遠的歷史聲譽。相反地，他以廣闊的政治經濟背景為視角，描繪了一幅政府財政機制的詳盡藍圖。漢密爾頓在卷首提醒讀者，政府負債是自獨立戰爭繼承而來的「自由的代價」，理應由國庫償還。[22]在一場反抗苛捐雜稅的叛亂中，各州徵稅遭到了納稅人的抵制，而國會也缺乏徵稅的權威，舉債就成了唯一的出路。現在，未償還債務的數額非常巨大：國家負債5400萬美元，加上各州負債2500萬美元，總計7900萬美元。

  漢密爾頓認為，自由與財產安全是不可分割的，政府應當尊重自己的償債義務，因為契約構成了公共道德與私人道德的基礎：「國家和個人一樣，誰信守承諾，誰就會得到尊重和信任，出爾反爾則會眾叛親離。」[23]為妥善處理政府負債，美國應當以可承受的利率發行新債，並使之成為刺激經濟的強心劑。政府債券作為抵押貸款的功能和貨幣一樣——漢密爾頓指出，削弱經濟並導致土地價值嚴重縮水的原因是資金匱乏。美國是一個充滿機遇的年輕國度，它缺少的只是流動資本，而政府債務恰能彌補這一供應的缺口。

  管理政府債務的奧妙在於通過定期留存一部分的收入，以償還本金和利息。漢密爾頓駁斥了那種認為其資金積累計劃將會滋生投機行為的指責，恰巧相反：如果投資者確信政府債券會得到償付，則證券價格的波動就不至於太大，投機者就失去了可利用的機會。重要的是，人們相信政府能夠進行償付：「表象在事關信用的問題中的意義最為重大。人們的評價是它的靈魂，而這同時受到表象和事實的影響。」[24]漢密爾頓憑直覺意識到公共關係與公共信任的建設將是未來每一任財政部部長的特殊使命。

  究竟怎樣為這些債務提供資金，將成為最受關注的政治問題。在獨立戰爭時期，很多富裕的公民投資於債券，很多退伍軍人的津貼也被債券所取代。但是在13州聯邦成立以後，債券的價格急轉直下。正直的愛國者或因生活所迫，或確信他們永遠無法獲得償付，被迫以1美元面值兌換15美分的低價售出自己的債券。漢密爾頓希望，通過融資方案的實施以及受到保障的政府償付，這些債券能夠告別頹勢，恢復足額票面價值。

  然而，這一令人愉悅的前景卻陷入了政治窘境中。如果債券升值，投機商是否應該將這意外橫財收入囊中？或者這些錢應當返還給早在數年前就賣出了貶值政府債券的原始持有者？而且他們當中許多人都是參加了獨立戰爭的英勇的士兵。漢密爾頓明白，這個錯綜複雜的問題的答案將決定未來美國資本市場的特性。漢密爾頓必定先深吸了一口氣，然後確信地寫道，就酬勞原始持有人和懲處當前投機商的問題，「經過深思熟慮後」，他決定持否定態度，因為那樣「將會使公共信用毀於一旦」。[25]部分原因是這種有利於債券原始持有者的「歧視性措施」難以操作，政府將不得不追本溯源，找到當前擁有者之前所有的過手投資者，然後確定其買入和賣出價格——就管理而言，這簡直就是一場噩夢。

  漢密爾頓完全可以到此為止，避開政治問題，搬出技術術語做擋箭牌。但他沒有這樣做，相反，他改變了辯詞。他說，最初的持有者並不完全是高尚的受害者，而當前的買主也不單單是掠奪成性的投機商。原始投資人在需要現金時已經得到了現金，並且顯示出他們對國家的未來缺乏信心。而投機商用自己的錢財承擔了風險，他們理應為此得到酬勞。通過這種方式，漢密爾頓搶占了道德制高點，並確立了美國證券交易的法律和道德準則：證券可自由轉讓和交易，投資者自行承擔交易損益。漢密爾頓認為，「政府不能回溯干預金融交易」的觀點是至關重要的，其重要性遠遠超過任何短期利益。為樹立「證券轉讓」的概念，如果有必要的話，漢密爾頓寧願讓唯利是圖者得到好處，而讓愛國的好公民蒙受損失。通過這場豪賭，漢密爾頓為美國未來卓越的金融優勢奠定了堅實基礎。

  隨著報告的繼續進展，漢密爾頓一步一步踏入了布滿重重政治陷阱的領域。下一個敏感問題是，有些債務是13個州所欠，有些是聯邦政府所欠。漢密爾頓決定將所有債務合併為一體，稱為「聯邦債務」。他寫道：「經過對該問題的反覆思考，部長得以確信，由聯邦承擔各州的債務，並對其提供與聯邦債務同樣的資金供給，將成為健全政治和真正公平的度量衡。」[26]這一決定所帶來的反響，其廣度與深度不亞於漢密爾頓為鞏固美國政府而付諸的其他任何努力。

  為什麼聯邦政府承擔各州債務是如此關鍵呢？首先，這更有效率，因為整體性的債務解決方案可以取代許許多多相互競爭的小規模方案。另外，這還蘊涵著意義深遠的政治邏輯。漢密爾頓知道，債券持有人會維護對他們負債的政府。如果負債的是聯邦政府，而不是各州，債權人的忠誠就會投向中央政府。漢密爾頓更感興趣的是保證政府的穩定與生存，而非讓債權人致富或培養特權階層。沃爾特·李普曼後來這樣談及漢密爾頓：「他利用有錢人來達到一個比增加國家和個人財富更偉大的目的。」[27]另一方面，漢密爾頓天真地認為，富人具有更廣泛的公共責任感，會在某種程度上摒棄利己主義，追逐集體利益。

  承擔各州債務還有其更深遠的好處。憲法賦予聯邦政府徵收進口稅的獨家權利。如果各州必須自行償還債務，他們就會對這一壟斷權利提出抗議，並試圖從進口稅中搜刮錢財，從而再度上演《邦聯條例》實施時期的混亂局面。漢密爾頓相信自己的計劃將使各州失去與聯邦政府爭奪主要收入來源的機會。

  漢密爾頓還必須做出決定的是，各州負債是否應當按照原始利率進行償付。他知道如果不實行強硬的稅收政策，這就不可能實現，而強硬的稅收政策也許將引發暴亂，乃至削弱整個國家的力量。他也不希望讓那些從小投資人手中低價收購國債的投機商得到過於慷慨的獎賞。於是他決定，對利率僅為4%～5%的外債足額償付；而如何處理利率為6%的國內債務，則成了一個進退兩難的問題。為緩解政府的財政壓力，漢密爾頓決定對這部分國內債務採取賴帳的辦法，雖然他沒有用這種方式來表達。他把賭注押在債權人身上，認為他們會接受以相對更低的利率換取更穩定的債券，該債券在利率降低時，政府不得回收（即現代術語中的「不可贖回債券」）。為吸引國內債權人，他提供了一個長長的清單，供其自願選擇。例如，債權人能以6%的原始利率得到部分償付，其餘部分則以西部土地作償，藉此他們將得以分享邊境土地升值的好處；或者，他們可以接受利率稍低，但支付周期更長的付款方式。為了增加類似選擇的吸引力，對投資者的償付可以按季支付，而不是通常情況下的按年。最重要的是，債權人可以用債券來抵扣稅款。這個計劃中的大部分選項是漢密爾頓獨創，沒有先例的。漢密爾頓的支持者褒揚這個計劃蘊涵著令人驚嘆的巧妙構思；對於他的反對者而言，這個計劃充斥著專為蒙蔽公眾而設計的難以捉摸的胡言亂語。

  為了確保債務的償付，漢密爾頓知道必須向國外舉債，並增加除已在控制之下的進口稅之外的其他國內稅種。他提議在美國境內對葡萄酒和酒精飲料徵稅，以及徵收茶葉和咖啡稅。漢密爾頓指出，首批「消費稅」中，被徵稅的產品「全都是奢侈品，大部分都是需要進口的奢侈品。其中一些，如果過度使用，還是有害的」。[28]漢密爾頓深知，這樣的稅收有可能會抑制消費及減少收入，但他對是否一定會導致如此後果持懷疑態度，因為「每一種奢侈品都牢牢地抓住了人類的嗜好，而人類很難遠離奢侈，特別在其成為習慣之後」。[29]

  在報告的最後部分，漢密爾頓重申，保證金充裕的負債應當是保衛美國繁榮的「國家福祉」。他擔心，這一陳述會被曲解為主張永久性的公共負債。他的擔心後來成為現實。窮其餘生，漢密爾頓將為自身觀點被故意歪曲而備感沮喪。他譴責對手忽略了他報告中關鍵的一頁，在這一頁中寫道，他「熱切地期望，在美國公共信用系統中，貫穿一條基本準則，那就是舉債措施應當與清償手段如影隨形，債務的產生應該伴隨債務的消滅」。部長認為這條準則是「開展公共信用的真實而不朽的奧秘」。[30]三年後，漢密爾頓暴躁地提醒公眾，他在「專門論述公共債務」的「最初的信息交流中」就提出要清償債務，「這份報告中的一些語句，現在被曲解為『倡導公共負債即公共福祉』的理論」。[31]實際上，在漢密爾頓的文章中，對沉重負債的警告，遠遠超過了對公共負債作為流動資本來源的讚美。在呈交第一份報告的五年後，余怒未消的漢密爾頓警告說，不斷累增的負債，「可能是所有政府的先天頑疾。除此之外，很難找出引發陣髮式的全國性爆動的其他原因了」。[32]

  為確保債務按時清償，漢密爾頓提議建立資金蓄水池（資金蓄水池是一個與總預算分離的收入儲備，專門用於償還債務），由郵政收入提供資金，政府要員實施管理。它可以使收入與貪婪政客的突發奇想絕緣，後者時常為了短期利益，萌發挪用財政部款項的念頭。資金蓄水池每年償付5％的債務，直到全部償清為止。由於未償付債券當時的交易價格低於原始票面價值，一旦證券價格上揚，政府將從這種回購中受益。因此，政府和私人投資者一樣能夠在證券價格上漲中獲得利潤。漢密爾頓得出結論：「作為部長，我認為政府應當實施一定的政策，儘快提升股票價值，使其達到真實水平。」[33]他渾然不知，成功將來得如此之快，而成功的後果將招來如此之多的麻煩。

  甚至就在漢密爾頓編纂這些目錄的時候，政府債券的交易價格迅速上揚，心理預期的作用比漢密爾頓所期望的更為強勁在財政部長眼中，這證實人們對新政府的強烈信心。利率止跌，並出現上下浮動，這表明債權人對美國信用的信心正在逐步恢復。

  漢密爾頓報告的準確內容一直保密到1780年1月。國會會議召開時，所謂的債券經紀人——或富有的證券交易商——聚集在聯邦大樓外，拽著議員們刨根問底，想方設法地要打探出漢密爾頓計劃的細節。投機商如果能正確地預測漢密爾頓的意圖，就能賺取巨額利潤，所以在紐約的各種晚宴上，他們豎起耳朵，不漏掉漢密爾頓所說的每一個字。很多富商已經安排代理人前往未開發的南方地區，大量收購貶值的州政府債券，一旦聯邦政府承擔這些債務，這些債券將會立刻升值。漢密爾頓周圍瀰漫著一種頗具傳染力的貪婪氛圍，但對於企圖從他口中探知口風的任何嘗試，他都婉轉地予以回絕。1779年11月，維吉尼亞州的亨利·李來信向漢密爾頓詢問能否透露一點計劃。李在信中表示，希望自己的請求不會太失禮。漢密爾頓的回信展現了一位審慎的財政部長的典型形象：

  當你說不願使我為難時，我相信你是真誠的。我並不知道，我的回答是否解答了你的全部疑問。但是，請你記住那句諺語：「愷撒之妻，須置身於懷疑之外」。我認為其要義適用於任何關係到國家金融管理的人。對於這些人的行為，懷疑永遠無處不在，哪怕最無辜的事情也容易招致曲解。[34]

  在提交報告的前夜，漢密爾頓心神不寧、寢食難安。他在給安傑莉卡的信中寫道：「明天，我將公布預算，你能想像得到，今天我有多忙，並且相當緊張。」[35]安傑莉卡很快從倫敦的書店裡給他寄去了財政方面的專著。情緒激動並躍躍欲試的漢密爾頓此刻明白，他的建議會引起激烈的爭吵，而立法機關中的敵人們正在磨刀霍霍、蓄勢待發。當他告知國會，自己已做好提交報告的準備時，一場關於報告應該由其本人親自宣讀還是以書面形式提交的爭論就爆發了。由於擔心漢密爾頓干擾立法部門的工作，國會沒有批准他親自闡述報告。於是這本51頁的宣傳冊於1月14日在眾議院由他人代為宣讀。報告很長，讀到最後，很多議員像木偶一樣僵坐在椅子上。

  很久以後，丹尼爾·韋伯斯特盛讚漢密爾頓的報告：「羅馬神話里的密涅瓦（Minerva）從朱庇特（Jupiter）腦中誕生，也比不上美國金融體系從漢密爾頓的靈感中湧現那樣妙不可言。」[36]這個觀點將經受歷史的考驗，成為現代人的共識。但在當時，誹謗中傷者立即叫囂起來。他們被漢密爾頓複雜的計劃及其供債權人選擇的多種排列組合搞得暈頭轉向、不知所措。反對者感覺到，漢密爾頓的行動過快，令他們難於領會其意圖。他所設計的經濟機制如此精巧，其齧齒與車輪完美地相嚙合。要想損害任何部件，就必然會毀掉全部。後來漢密爾頓談到這個獨創性的結構時說：「信貸是一個整體。它的每一部分都與其他部分息息相關。一旦枝條受損，整棵樹都會腐爛。」[37]

  當時，公眾內心深處有一種錯覺：任何與英國稍有相似之處的做法都是有害的。或許，這才是漢密爾頓需要克服的最固執的偏見。此外，還有一些人擔心漢密爾頓會打破政府內部的權力均衡狀態，害怕天平將向行政部門傾斜，而不是「民意機構」眾議院。參議員威廉·麥克萊寫下了他對漢密爾頓計劃的恐懼：「他建議無區別地對待債權人，並且以英國大臣的風格自上而下地遞送其議案。」[38]除了關於財政部權力的斷言，批評家還害怕立法者被行政執行部門賄賂。麥克萊和其他人甚至懷疑有幾名議員已經購入了政府證券。「這種罪惡的交易，」麥克萊總結道，「將使作為部長的漢密爾頓萬劫不復。」[39]亞歷山大·漢密爾頓為美國的靡菲斯特的荒誕謠言由此誕生了。在麥克萊眼中，紐約的金融家都是與漢密爾頓相勾結的邪惡黨羽，他們妄圖建立「建國以來最猖獗的投機狂潮」。[40]

  漢密爾頓否認議員參與政府證券投機一事。他向華盛頓保證，「就我所知，沒有任何一名立法機構的成員能稱得上股票經紀人或證券交易商」。對於那些確實擁有證券的人——其中大多數人在戰爭時期已持有證券——漢密爾頓不認為他們有任何過錯：「這是一個非常荒唐的想法……持有本國債券被視為腐敗和犯罪。我相信，擁有債權的國會議員屈指可數。」[41]

  麥克萊嘲笑漢密爾頓的聲明，並認為國會與紐約的投機商結成了邪惡的聯盟：「幾乎整個城市都奔忙於此，所有人都竭力對國會的評判態度施加影響。在這項骯髒的工作中，沒有哪個國會議員能真正與這件骯髒的事情脫離關係……從今往後，我們可以將投機視為國會的一項工作。」[42]麥克萊的疑慮發乎內心，但與漢密爾頓的許多反對者一樣，他對財政知識基本上一無所知。當資金蓄水池開始在下半年回購政府債券時，麥克萊只注意到這是一個讓投機者大撈一筆的機會，卻未能意識到，這種市場運作減少了負債並降低了利率，從而使經濟整體受益。漢密爾頓打造的系統不一定獎勵公正或善良，就這一點而言，麥克萊和其他批評者是正確的。但是，他們沒有看到該系統能實現更廣泛的社會利益。

  漢密爾頓的《公共信用的報告》產生了驚人的效果，債券開始以一種前所未有的速度在美國流通起來。羅伯特·R.利文斯頓評論道，投機熱潮「使所有人為之發狂」，甚至感染了頑硬如鐵的反聯邦派人士喬治·柯林頓和梅蘭克頓·史密斯。[43]眾議員詹姆斯·傑克遜震驚於投機行為的猖獗，形容這些人是「貪婪成性的狼，四處搜尋可供飽餐之獵物」。[44]1月末，傑克遜站在國會大廳中抗議漢密爾頓報告所產生的「浩劫、投機和毀滅」，並控訴說，很多投機商因為事前得到消息而獲利。他宣稱，在過去兩個星期內，有三條滿載投機商的客船從紐約港出發，前往南方掃蕩州府債券，其目標是那些對漢密爾頓計劃還不知曉的債權所有者。他響亮地宣布：「我的靈魂為這種貪婪墮落的卑鄙行為感到憤慨。」[45]

  另一位批評者，費城的班傑明·拉什，則對漢密爾頓的計劃表示出一種出於無知的義憤。拉什誇張地認為，國會目前是在「為英國國民立法」，他不僅反對公共債務，而且把一切形式的負債都當作對社會有害的東西。「我們不能過分重視公共信用，」他警告說，「其之於國家，無異於私人信用和貸款機構之於個人。它滋生債務、奢侈、腐敗以及破產……每一次想到部長孤注一擲的報告將必然給我們年幼的合眾國帶來罪惡時，我都感到無比難過。」[46]

  讓問題變得更複雜的是，漢密爾頓的報告使潛在的南北矛盾逐漸浮出水面。大家有一個共同的看法：在獨立戰爭期間，政府債券的持有者多為南方人，後來，北方人從他們手中低價「騙取到了這些債券」。這是一個重大誤解。漢密爾頓否認曾發生過這樣的地域轉移，認為目前債券之所以集中在北方，是因為大部分戰事發生在這裡，有更多的北方士兵曾獲得債券。然而，關於狡詐的北方商人矇騙了善良的南方農民的印象絲毫沒有得到改觀。雪上加霜的是，漢密爾頓自己社交圈子中的紐約人——詹姆斯·杜安、古維內爾·莫里斯、威廉·杜爾、魯弗斯·金——都囤積了數目可觀的政府債券。菲利普·斯凱勒一人就擁有金額達67,000美元的債券；傳聞說，參議會對漢密爾頓方案的中傷令他非常驚慌，以至於「豎發沖天，仿佛印第安人向他開火射擊」。[47]看來，漢密爾頓並沒有完全兌現那句格言：立法者，譬如愷撒之妻，應當置身於猜疑之外。我們可以窺見農村居民對城市金融家的恐懼，這種心理將長期滲透在美國政治之中，其開端正是關於漢密爾頓債務融資計劃的爭議。

  漢密爾頓知道，當前很多能從其措施中獲利的債權人遠非高尚之輩。然而，他的目光始終看向美國的未來，而不是此刻的口誅筆伐。他正在為建立一個偉大的國家打下根基。「關於財產的基本原則，以及所有形成社會聯繫的基本原則，往往在其日常運行中遭遇特別的艱辛與傷害。」他對華盛頓說，「然而，公共秩序和普遍幸福要求這些原則具有穩定性和一致性。容忍局部的罪惡總要好過違背基本原則。」[48]

  1790年2月18日，眾議院開始討論漢密爾頓的《公共信用的報告》，這次討論占用了第一屆議會第二個會期的大部分時間。麥克萊的日記告訴我們，焦躁不安的漢密爾頓早在一周之前就在議員中間展開了不停的遊說：「就我所知，漢密爾頓先生為自己的債務融資系統心神不寧。他很早就來等候發言人，並且我相信他花費了大部分時間在議員間奔走。」[49]漢密爾頓的執著影響了許多議員。除了不知疲倦地四處遊說，他還動員某些組織及權威人士為自己的計劃搖旗吶喊。議會討論開始的第二天，一位漢密爾頓的早期顧問，神學家約翰·羅傑斯博士造訪了麥克萊，博士竭力為漢密爾頓創設的制度聲辯，「就仿佛他自己身在講壇。辛辛那提（協會）也是（漢密爾頓操縱的）一部機器，整個紐約城都是」。[50]不久，氣憤的麥克萊痛斥漢密爾頓派出的「傀儡」和「爪牙」，說他們不知悔改地糾纏並誘勸他。[51]美國人已經拒絕了英國模式的議會制度，禁止行政官員參與立法，而漢密爾頓在國會裡無處不在的身影，仿佛要打破這一觀念。

  為了使自己的計劃得到大家認可，漢密爾頓曾寄希望於維吉尼亞現任議員詹姆斯·麥迪遜。華盛頓總統自宣誓就職以來，從社交禮節到大使選派等各種問題，都會定期向麥迪遜進行諮詢。憑藉其在憲法起草大會中的元老地位以及對《人權法案》和《聯邦黨人文集》的貢獻，麥迪遜無疑是國會中最有影響力的議員。

  漢密爾頓以為麥迪遜會支持他的計劃。然而，當1790年2月11日這個維吉尼亞人發表攻擊債務融資方案的演講時，漢密爾頓才恍如雷擊般幡然醒悟。麥迪遜能夠容忍政府債券現時持有人從其過去的升值中獲利，但至於漢密爾頓方案將帶來的未來升值，麥迪遜仍舊希望利益落在原始持有人身上，不管後者是在多早以前賣掉了證券。在麥迪遜看來，這些原始持有人並非如漢密爾頓指責的那般，放棄了對政府的信任，他們只是在萬般絕望中賣掉了證券。麥迪遜認為無辜的愛國者正在成為犧牲品，而投機商從無知的村民手中收購債券。麥迪遜把這一點視為對美國獨立戰爭的背叛。

  漢密爾頓大吃一驚。他已經展示了導致這種「區別待遇」不具有可操作性的所有障礙，特別是追溯原始持有人所需的文件可能遺失不全。而麥迪遜的提議，將會損害「證券投資人有權獲取未來所有股息和利潤」這一重要原則。漢密爾頓認為，政府干預這一權利，無異於將私有財產充公。麥迪遜的理念顯示出愛國老兵的強烈情感訴求，漢密爾頓的思想則更加切合實際。

  隨著討論的延續，聯邦大廳走廊里擠滿了等待結果的投機者，對麥迪遜的提案進行表決時，氣氛變得緊張。2月20日，阿比蓋爾·亞當斯告訴她的姐妹，她將旁聽這場關於「區別待遇問題」的偉大辯論：「大家認為，明天將是關於這個問題的決定性的一天……為此，我將第一次前往眾議院。」[52]漢密爾頓有效地調動了自己的勢力，而事實證明麥迪遜行動笨拙，缺乏靈活性。2月22日，失望的麥克萊寫道，麥迪遜「傲慢地拒絕作任何溝通。他的固執讓推翻漢密爾頓計劃的希望成為泡影」。[53]當天，國會以36票反對對13票贊同否決了麥迪遜的提案。但在13張贊同票中，有9張來自人口最多的維吉尼亞州，這對漢密爾頓而言，似乎是個不祥之兆。

  麥迪遜開始逐漸疏遠漢密爾頓。雖然他聲稱自己反對的僅僅是漢密爾頓方案中的一部分內容，但在私下裡，他卻承認還有更多本質性的不滿。他告訴記者：「我篤信公共債務就是公共災難的源頭。」[54]儘管漢密爾頓、麥迪遜和傑伊組成的「普布利烏斯」小組已經指出，對自由的最大威脅來自各州的層面，但現在，麥迪遜卻將刀鋒直接對準這位能幹的財政部長手中的聯邦權力。約翰·亞當斯和其他人一樣，似乎看清了麥迪遜作為議員的一面。「麥迪遜先生是一位勤勉的學者，也是一個能力出眾的人。」4月間，副總統亞當斯告訴朋友說，「但是他作為實幹家的聲望就像是法國泡芙。他那些最失敗的措施和最愚蠢的議案會令他聲名狼藉。」[55]

  對漢密爾頓而言，麥迪遜的攻擊是一種令人痛苦的背叛。漢密爾頓的支持者之一，公理會牧師兼投機商梅納西·卡特勒（Manasseh Cutler）告訴朋友說，漢密爾頓把麥迪遜對其方案的背叛視為「對自己曾神聖宣誓捍衛的原則的背信棄義的叛逃」。[56]這次衝突將不僅僅是一場個人恩怨，因為漢密爾頓與麥迪遜的分裂催生著美國兩黨體制的開端。債券融資之爭結束了在新政府中曇花一現的政治共識。接下來的五年裡，美國的政治風雲是以人們贊同或反對亞歷山大·漢密爾頓的計劃來評判的。

  就在麥迪遜兵敗漢密爾頓的債務融資計劃時，一場看似風馬牛不相及的關於奴隸制的好戲在國會上演。來自紐約州和賓夕法尼亞州的貴格會教友遞交了關於廢止奴隸交易的陳情書，而由84歲的班傑明·富蘭克林領導的「賓夕法尼亞州廢除奴隸制度促進會」則呈上一份更激進的倡議書，呼籲徹底廢除奴隸制。這一敏感問題自然在南方代表中燃起了熊熊怒火。南卡羅來納州的埃達納斯·伯克譴責貴格會「為騷動滋事而吹號鳴笛」，並要求旁聽者退場，以免他們被這種異端邪說所蠱惑。[57]喬治亞州的詹姆斯·傑克遜聲稱，《聖經》本身已經證明了蓄奴制度的合理合法性。南方立法者以其過激態度表明，在這個問題上他們決不容忍任何妥協。南卡羅來納的威廉·勞頓·史密斯（William Loughton Smith）則提醒諸位同僚，南方各州對憲法的認可是建立在不干涉蓄奴制度的前提之上的，任何違背這一保證的企圖都會危及聯邦的生死存亡。

  在美國的早期歷史上，這種喧囂不僅僅是一個腳註：在北方各地，蓄奴制度正在逐步消失；而在南方經濟中，它卻年復一年地深入骨髓。正如麻薩諸塞州的費舍爾·埃姆斯向朋友抱怨南方的憤慨態度那樣，「所用語言下流、粗俗、狠毒，在南方的重要性以及奴隸制問題上，這些紳士被他們急躁的脾氣、固有的偏見和可笑的自負所左右」。[58]

  廢奴主義者的陳情書提交給了眾議院的委員會。在該委員會3月份的書面回復里，引證了大陸會議正式通過的關於奴隸交易的20年寬限期，這意味著國會在1808年之前不具備廢止奴隸交易的權威，更不可能解放奴隸。無論這是出於不情願的實用主義，或徹頭徹尾的怯懦怕事，廢奴一事就這樣被正式地判了死刑。眾議院委員會發布報告之後，剛剛策劃了《人權法案》的麥迪遜告訴埃德蒙·倫道夫，南方應該用息事寧人的方法來隱藏奴隸制問題。他寫道：「南方成員的正確策略應當是，讓事情儘可能悄無聲息地進行。」[59]麥迪遜在對廢奴主義的理智同情與對南方反應激化的擔憂之間猶疑不定。無論其動機是否傾向於挽救聯邦而勝過保護蓄奴制度，麥迪遜都在巴結討好他的維吉尼亞委託人，因此他的觀點將越來越富有個人主義和地區私利的色彩。

  將蓄奴問題束之高閣曾是1787年成立聯邦的先決條件，而現在的情況與1790年的情況如出一轍。漢密爾頓雖然激烈地批判奴隸制度，卻深知這個極具煽動性的問題有可能顛覆聯邦。他不能同時擔當至高的國家主義者和至高的廢奴主義者兩重角色。顯然，如果他為奴隸問題推波助瀾的話——這很可能是一場徒勞無益的鬥爭，他就無法推動自己力主的備受爭議的債務融資計劃。於是遠見卓識的漢密爾頓在這個重要問題上保持了沉默，雖然他很可能在隨後一年對蓄奴者發起秘密的沉重打擊。歷史學家菲利普·馬什（Philip Marsh）認為，漢密爾頓曾以「西維斯」的筆名，在1791年2月23日的報紙上挖苦過麥迪遜和傑斐遜：「至於黑奴，你們必須更加溫柔地對待之……誰最熱衷於討論自由和平等？難道不正是那些一手摸著《人權法案》，一手將皮鞭揮向驚恐萬狀的黑奴的人嗎？」[60]如果以上文字確是漢密爾頓所寫，那麼他是參考了英國激進分子托馬斯·戴（Thomas Day）在1776年寫下的諷刺文字：「如果說有什麼東西從本質上確實荒謬的話，那就是美國的愛國者，一隻手簽署《獨立宣言》，另一隻手卻揮舞著皮鞭，抽打驚恐不安的黑奴。」[61]

  國會繼續將奴隸制問題束之高閣，使南方的經濟制度免遭輿論抨擊，這對漢密爾頓的經濟措施產生了深刻的影響。18世紀90年代，美國的全部批判力量都瞄準了北方經濟以及漢密爾頓設計的金融和製造業體系。這一點在關於他的債務融資系統的白熱化爭論中迅速凸現。南方奴隸主宣稱北方的金融家是邪惡的傢伙，而南方的奴隸主則是正直善良的民粹主義者、植根土地的誠實公民。這正是政治天才托馬斯·傑斐遜和詹姆斯·麥迪遜所需要的證詞，他們將漢密爾頓建立的體系誣衊為邪惡的化身，使其成為萬眾矚目的焦點，從而轉移了人們對南方奴隸制這一可怕現實的注意力。他們猛烈抨擊北方商人集中化的財富，而顯然南方奴隸種植園才是財富集中的最可恥形式。在整個18世紀90年代，大型種植園主以「小農場的護民官」自居，肆意譴責股票、債券、銀行和製造業，這些正是漢密爾頓的資本主義模式的組成部分。

  平息廢奴請願之後，3月份，國會重新開始審議漢密爾頓的《公共信用的報告》，對於漢密爾頓方案賦予聯邦政府的權力，很多南方人表現出了更強烈的憤怒。如果財政部長通過該計劃把各州凝聚成一個強大的聯邦，難道他不會用擴大之後的聯邦權力去插手奴隸制嗎？南方難道沒有必要抵制漢密爾頓的計劃，並增強各州的權力？這年春天，埃達納斯·伯克的古怪行為戲劇性地展現出南方的憤怒程度。伯克有一頭蓬亂濃密的白髮，鼻子又長又尖，銳利的凝視目光表明了他暴躁的天性。這年春天，他發現由於支持許多南方同胞所反對的漢密爾頓債務承擔方案，自己已陷入了進退兩難的政治窘境。

  為了換回政治聲譽，伯克狡黠地採用了迂迴戰術。1790年3月31日，他在眾議院發表了長篇累牘的慷慨演說，駁斥九個月前——1789年國慶日——漢密爾頓所作的關於納撒內爾·格林將軍的悼詞。他從悼詞中摘出了漢密爾頓將人民自衛隊稱為「對軍人義務的模仿」的詞句。伯克認為這一說法帶有侮辱性，並有悖於「許多南方人民自衛隊民兵犧牲在自由的神聖祭壇前」的事實，「他們現今都已不在人世，而他們的墳墓散落在我們的林地與沼澤中」。[62]說罷，他把視線投向旁聽者聚集的走廊——由於走廊上擠滿了漂亮女士，他猜想漢密爾頓也坐在其中——他不再顧及政治禮儀，語鋒直指財政部長：「當著與會者和在場觀眾的面……我要揭穿漢密爾頓的謊言。」[63]這種明目張胆的公然冒犯令人震驚，議員趕緊維持會議秩序，打斷了伯克歇斯底里的爆發。

  他們震驚的主要原因是，伯克給漢密爾頓貼上「騙子」的標籤，已經冒犯了漢密爾頓的個人榮譽感。和許多其他同時代的政治家一樣，漢密爾頓生活於兩個世界：以憲法為基石的現代世界和基於榮譽和尊嚴的古老封建秩序。任何對於個人榮譽的直接挑戰，除非被收回，否則都必須在法律王國以外的榮譽戰場——決鬥場地上予以解決。當時，參議員威廉·麥克萊在眾議院門前偷聽這場辯論，他在日記中寫道：「來自南卡羅來納州的伯克法官對漢密爾頓發起了粗劣的人身攻擊，在場的大部分人都認為決鬥是不可避免的。」[64]

  一些旁觀者對伯克的行為並不在意。威廉·勞頓·史密斯認為伯克「說話的方式以及他的粗魯只會落為笑柄」。[65]然而，漢密爾頓卻笑不出來。一些立法委員尚不了解他好鬥的天性，也不知道他會誓死捍衛自己的聲譽。費舍爾·埃姆斯指出，沒有人比漢密爾頓更看重誠信和榮譽，就連以絲毫不能觸犯著稱的古羅馬時代的政治家馬爾庫斯·波爾基烏斯·卡托（Marcus Porcius Cato）也不及他。「在觸及或僅僅是似乎觸及尊嚴與榮譽的所有問題上，漢密爾頓都無比強硬。」[66]當史密斯與漢密爾頓討論這場糾紛時，漢密爾頓指出了伯克對其政策的批判與人身攻擊之間的區別。史密斯寫道：「漢密爾頓對我說，作為財政部長，他在任何時候都會忽視有關他財政部長身份的任何偏見，但是，對於伯克的這一次，他卻無法寬恕。」[67]史密斯還指出，伯克與州長喬治·柯林頓交往甚密，據傳伯克正在追求柯林頓的一個女兒。他還猜測：「柯林頓對漢密爾頓恨之入骨，因此很有可能是他慫恿伯克這樣做的。」[68]

  就在第二天，漢密爾頓向伯克發出了一封簡短而激昂的信件。他宣稱，從悼詞中節選的語句完全是斷章取義，事實上整個句子的意思是格林將軍「為人民自衛隊志願者中的少數逃兵而感到困窘，他認為他們是在模仿軍人的義務」。他說的不是南卡羅來納州的民兵，而是北方不守軍規的志願者：「在還原事實的本來面目之後，將由您來判斷，您採取何種行動來解釋這件事情。」[69]

  當天晚些時候，伯克劍拔弩張地回信，繼續向漢密爾頓施壓。他別有用心地讚揚南方民兵的勇敢。他知道必須對為何拖延了九個月才發表譴責做出解釋。他辯稱，鑑於漢密爾頓當時的聲望，如果當時就那樣做，「將是徹頭徹尾的卑劣行為」。[70]在劍拔弩張的政治氣氛中，爭論進入了白熱化，並形成不同的派系。麥克萊說：「整座城市因伯克和漢密爾頓之間可能發生決鬥而感到焦慮，許多人對此事的關注，可能真的會引發兩人間的愚蠢決鬥。」[71]

  由六名國會議員組成的一個小組對這起糾紛進行最後的仲裁。他們得到了兩封信，一封來自漢密爾頓，他堅持認為自己對南方民兵絲毫沒有侮辱的意思；另一封來自伯克，後者接受了這一說法，並向漢密爾頓致歉。這次仲裁巧妙地與「決鬥」的潛規則合拍。接著，流言開始轉向伯克開火，事情的結果是，伯克發現自己的影響力變得更低了。

  然而，對於漢密爾頓而言，這一事件也說不上是勝利。在其緬懷格林將軍的紀念演講中，他無端地攻擊了南方士兵，也沒有表現出對平民政治的虔誠。伯克讓他感到公眾意見如芒刺在背。這並不是最後一次漢密爾頓為自己不必要的輕率而付出代價，而這次挫折再一次表明，在戰無不勝的外表下，漢密爾頓仍然是那個來自西印度群島的異常敏感的年輕人。他的好鬥總是超出單純的政治考慮，他著魔一般捍衛自己的榮譽不受侵犯。這位極端的理性主義者，比其他任何開國元勛都害怕暴民的激情。實際上，他本人就是一個激情四溢，有時無法控制情感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