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讓機器動起來

  圍繞憲法爆發的混戰讓人們看到這個國家中存在著一些隔閡和間隙。美國需要一位品德無可挑剔的人擔任首任總統，來履行新共和國的諸多承諾。他必須像聖人一樣，能夠超越黨派之爭，他不僅是行政首腦，還要成為國家統一的象徵。所有人都知道，喬治·華盛頓正是這樣一位超越政治的政治家。很多人之所以勉強認可新憲法，也正是因為他們認為華盛頓將領導第一屆政府。

  在普克普斯會議召開的數周里，漢密爾頓以一種追求戀人般的熱情，力促華盛頓登上總統寶座。很久以前，他就把自己與將軍的職業生涯緊密地維繫在一起了，他比其他美國人更希望華盛頓成為總統。他和華盛頓都對無能的國會和貪腐的州政客感到氣憤，認為一個強硬的中央政府是不可或缺的。在1788年8月中旬，漢密爾頓在送給華盛頓兩卷本的《聯邦黨人文集》時提起了總統的問題。他不再介意透露他、麥迪遜和傑伊共同享有這本書的著作權，並說出了他的真實意圖：「閣下，您應該遵從國民對新政府的普遍呼籲，我不得不說，由您來領導第一屆政府是眾望所歸，如果在一項制度創建之初不給它施加最重要的影響，恐怕建立這項制度也就不會有什麼效果了。」[1]

  華盛頓回應說，《聯邦黨人文集》對憲法所作的注釋是他見過的最好的，並預言「導致這場危機的短暫、多變的環境終將消失，但這項工作將被後人銘記」。這份評價預示了即將發生的事情，因為首任總統需要聽取內閣憲法專家的意見，了解何種行為是允許的。華盛頓謹慎地向總統寶座邁進。18世紀後期，政治家往往否認自己的野心，假稱公共服務純粹是一種自我犧牲。因此，華盛頓在一封信中發表了微妙的聲明，表示他將推遲決定參選總統事宜，並指出他更願意留在芒特弗農：「你很清楚，當我告訴你我最大也是唯一的願望是在我自己的農莊裡平和悠閒地生活到死時，這絕不是做作。」[2]

  自獨立戰爭以來，華盛頓和漢密爾頓再次坦誠相見，經歷了嚴峻考驗之後，他們的關係依然像以往那樣牢不可破。他們的關係即便經過最嚴酷的考驗也從未有過裂痕，華盛頓敞開心扉，吐露了自己對未來的設想；漢密爾頓知道，新共和國在其第一屆政府時必將遭遇嚴峻的考驗，所以他擔心平庸之輩占據高位。他警告華盛頓，如果第一屆政府管理不當，「所有的指責都將集中到制度本身上去。它的創建者將不得不為此蒙羞，因為他們在政府中進行了一場革命，卻沒有取得相稱的成果。他們摧毀了一個空想的國家，卻建立起另一個空想的國家」。[3]

  華盛頓含蓄地感謝了漢密爾頓的坦誠，這讓他拋開功利主義的表象，考慮參選總統事宜。華盛頓非常誠懇地說，一想到要成為總統的事，他就覺得「這讓他感到一絲憂鬱」，並指出如果他成為總統，「他會體驗到從未有過的怯懦和勉強」。[4]感覺到有必要溫和地刺激一下華盛頓，漢密爾頓強調說，美國的光榮使命要求他履行義務：「除了您以外，再也沒有其他人能有效充分凝聚民意，或者在政府成立之初給這個職位足夠的權威。」[5]聽到別人也持同樣觀點後，華盛頓最終決定丟掉疑慮，答應站出來競選總統。

  漢密爾頓在第一次大選中全力支持華盛頓，引起了敏感自負的約翰·亞當斯的不滿。根據妻子阿比蓋爾·亞當斯的說法，自1788年6月從歐洲返回後，亞當斯覺得副總統以下的任何職位都「委屈了他」。[6]這就造成了一種非常尷尬的局面。根據憲法，每個選舉人在選舉總統時有兩張選票，但他們不會標明自己選擇的總統是誰，副總統是誰。最後得最多選票的人當選總統，第二名成為副總統。這有可能導致一種危險的情況：兩者票數相等，這就使得決定權轉到了眾議院。更糟糕的情況是，副總統候選人可能意外地當上總統。「所有人都知道憲法的這一缺陷，這會讓本來競逐副總統的人可能在事實上成為總統。」漢密爾頓在1789年初告訴賓夕法尼亞州的聯邦黨人詹姆斯·威爾遜。如果亞當斯獲得全票而華盛頓又「被暗中隱匿」了幾票，漢密爾頓說，那麼亞當斯就可能擠掉華盛頓贏得總統之職。[7]漢密爾頓不相信脾氣暴躁的亞當斯能團結一個瀕於分裂的國家，或者給新政府提供走向成功的驅動力。在漢密爾頓看來，整個美國實驗的成功與否完全是以華盛頓能否當上總統為轉移的。喬治·柯林頓也意外地成為總統候選人，這加劇了漢密爾頓的擔憂。漢密爾頓擔心在自己的運作之下，選舉人放棄選擇柯林頓，但這些人可能轉而支持亞當斯而非華盛頓。如果是這樣，那他就等於在無形之中幫助對手擊敗了自己心中最佳的總統人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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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1788年秋天之前，漢密爾頓和亞當斯之間都沒有任何私人往來。在亞當斯因外交工作長年駐外期間，漢密爾頓已經成了國內聲名卓著的人物了。亞當斯知道漢密爾頓是一名聲譽極高的律師，但他想當然地認為這個年輕人是一個政治暴發戶，只是趕上了美國獨立戰爭的末班車。漢密爾頓則一直對亞當斯抱著比較複雜的情感。他依然能清楚地回想起麻薩諸塞的亞當斯家族和維吉尼亞的李家族同情「康威陰謀集團」，企圖讓霍拉肖·蓋茨將軍取代華盛頓。漢密爾頓告訴一位麻薩諸塞盟友說：「李家族和亞當斯家族有攻守同盟的傳統，因此有可能形成給政府管理製造麻煩的小集團。」[8]與此同時，漢密爾頓也絕對相信亞當斯無可置疑的愛國心、他的「正確的理解力」以及「對公共利益的熱忱」，他肯定不會「擾亂華盛頓政府的和諧」。[9]漢密爾頓推心置腹地跟麥迪遜說，亞當斯在支持新憲法方面是一個值得信賴的朋友，如果成為副總統，還可以與來自維吉尼亞的總統形成地域上的平衡。

  不過，漢密爾頓還是擔心亞當斯可能——或出於偶然，或出於苦心經營——在投票階段超過華盛頓。因而他接觸了康乃狄克州的兩名選舉人、新澤西州的兩名選舉人和三到四名賓夕法尼亞州的選舉人，要求他們別投亞當斯的票以確保華盛頓當上總統。像往常一樣，漢密爾頓擔心過度了。當69名選舉人在1789年2月4日開會時，華盛頓得到了全票，理所當然成為第一任總統；亞當斯得到了34票，排名第二，順理成章成為副總統（其他10名候選人瓜分了剩餘的35票）。這次投票情況對亞當斯的自尊心是個打擊，他哀嘆這是自己人格的一個「污點」，甚至出於自尊想放棄副總統職位。[10]此時，他還尚未得知漢密爾頓拉走他幾票的做法。得知搶走自己選票的「齷齪、骯髒的陰謀」發端於紐約州時，他被激怒了。「這樣卑鄙的行為都會發生，豈知我的當選是禍非福？」亞當斯向班傑明·拉什抗議道。[11]在亞當斯眼中，漢密爾頓的行為是不可原諒的罪過。

  事實上，漢密爾頓只接觸了七八名選舉人，所以對亞當斯的35票的差額影響有限。他想幫助華盛頓，而不是去傷害亞當斯，而且他還認為後者是副總統的最佳人選。當漢密爾頓得知亞當斯誤解了他的行為，把這些行為看成是羞辱他並貶低他的社會地位的努力時，漢密爾頓大吃一驚。他描述這件事作為亞當斯「極端利己主義」和虛榮心的證明：「當我知道亞當斯先生抱怨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沒有獲得與華盛頓將軍同等的機會時，我驚訝至極，備感遺憾。」[12]這只是共和國初期，這兩位巨頭之間諸多的致命誤解的第一例。

  漢密爾頓的真正目標其實是喬治·柯林頓，柯林頓已經擔任紐約州長12年之久了，並且在1789年春再次連任。柯林頓主張總統實行輪換制，但卻毫無顧慮地把紐約州長一職變成了他的個人世襲職位。漢密爾頓擔心柯林頓會試圖削弱新政府。在發動否認其總統候選人資格的運動之後，漢密爾頓現在試圖將他從州長寶座上拉下來。麻薩諸塞的聯邦黨人塞繆爾·奧蒂斯（Samuel Otis）告訴一個朋友，漢密爾頓和菲利普·斯凱勒計劃動用一切能夠調動的力量，「從政治上幹掉州長」。[13]

  1789年2月11日，漢密爾頓在百老匯街他經常光顧的巴丁酒店主持了一次會議，目的是推舉一名候選人挑戰柯林頓。與會的數百人選擇了羅伯特·耶茨法官，這個結果令人驚訝。漢密爾頓對這位昔日勁敵的推舉，是因為漢密爾頓認為他有能力將紐約州南部支持聯邦黨的人和北部反對聯邦黨的農民成功地聯合起來。這也彰顯了漢密爾頓扳倒柯林頓的決心。此外，耶茨在紐約州批准憲法之後對其堅定不移地支持，也給漢密爾頓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漢密爾頓還答應建立一個委員會尋求支持。耶茨一位最親密的朋友，反聯邦黨的亞倫·伯爾也出現在巴丁酒店，並同意參加這個委員會。

  漢密爾頓一選定耶茨，就決心以強勁的手段打擊柯林頓（好鬥可能是其苦澀童年帶來的後遺症）。他建議一位支持者：「政治如同戰爭，先發制人便等於贏得了一半。」[14]漢密爾頓習慣性地以一系列犀利的文章開始了他的戰鬥，這次是在《每日GG報》上，接連以「H.G.」之名發表了16篇文章。跟他在《聯邦黨人文集》中的文章一樣，漢密爾頓以極其充沛的精力寫下了這些文字。在1789年2月底的報紙上，連續發表了其中的八篇。

  從第一篇署名「H.G.」的文章開始，漢密爾頓便把毒鏢投向了柯林頓。在回顧了州長的政治和軍事生涯後，漢密爾頓指責他「目光短淺、生性偏執、脾氣急躁，還有私心雜念」。[15]他還質疑在獨立戰爭期間，作為陸軍准將的柯林頓的勇氣和膽量：「經過仔細調查，我至今無法確認柯林頓先生參與過哪怕一次真刀實槍的戰鬥。」[16]在一封信中，漢密爾頓將參加革命的人分成兩類：一類是「真真切切對公共福祉感興趣的人」；另一類是「沒法安守本分的不安定的人」，比如柯林頓，「他只是希望趁機中飽私囊而已」。[17]進而，漢密爾頓指控柯林頓在第一次州長競選中從菲利普·斯凱勒手中盜走了州長的位子，他強迫他統率的士兵投他自己的票。

  在「H.G.」後來的文章中，漢密爾頓站在了更高的道德立場上。他分析了柯林頓對憲法堅持不懈的反對，發現讓人無法原諒的是，州長一直堅持一條「對本州和聯邦的安寧，對民眾福祉充滿危險」的道路。[18]漢密爾頓希望紐約繼續成為國家的首都，因為自1785年1月以來紐約就一直擔當此任。他指出，柯林頓反對紐約作為國會的駐地，理由是他認為這樣會助長本地的奢靡之風。「每一個有判斷力的人都知道，國會是推動我們這個州的財富的重要來源。至於有人擔心會促進奢侈浪費的不良習氣，我認為，過去若干年我們都沒有看到比國會進駐紐約期間更勤儉節約的風氣了」。[19]不只是心胸狹隘、利慾薰心、剛愎自用，柯林頓還被漢密爾頓描述為粗魯野蠻、有失風範，他面對邦聯國會的最後兩任主席，甚至最基本的招呼都不打。

  聯邦黨人為這些擲地有聲的評判感到歡欣鼓舞。「從未有文章能讓人懷著如此渴望的心情來閱讀它們。」漢密爾頓的一位擁躉寫道。[20]另外一名擁躉說：「漢密爾頓上校非常踴躍地支持耶茨法官，在當時的情況下這也是人心所向。我看柯林頓這個十惡不赦的大壞蛋很快就要下台了。」[21]年邁的柯林頓並沒有親自上陣，而是找了別人來反駁漢密爾頓，他們的辯解很快也充斥著媒體。在3月初，一個署名「菲爾帕斯（Philopas）」的人抗議「H.G.」的文筆「粗俗不堪」，「即使是比靈斯門[10]的人看了也會臉紅」。[22]另外一位作者說，這次選舉的真正問題在於「籍籍無名的平頭百姓」柯林頓敢於對抗名門望族斯凱勒家族的遠大抱負。[23]如果耶茨擊敗了柯林頓，這位作者預計，耶茨將在下一次選舉中被棄之不用，這樣「父子二人」就可以從中漁利，顯然是指菲利普·斯凱勒及其女婿漢密爾頓。[24]儘管對柯林頓展開了尖刻的人身攻擊，漢密爾頓並沒有把矛頭指向其他人。他對自己受到的批評異常敏感，卻從不思考自己的攻擊之詞會造成什麼樣的後果。這是他靈魂中的特質。

  3月底，謾罵升級，有人以「威廉·特爾（William Tell）」之名發表文章稱漢密爾頓是一個十足的馬基雅維利分子，侮辱他是一個為權力發了瘋的政客，因為有「一群溜須拍馬的人，一些野心勃勃的親戚，和一些富人的」撐腰就趾高氣揚盛氣凌人。隨後，「威廉·特爾」對漢密爾頓提出了比單純的野心更惡劣的指控：「你的私生活比你的公共生活猥瑣百倍。多行不義必自斃，因為你連一切義務中最神聖莊嚴的義務都不遵守！*******」[25]這七個星號必定是指「婚姻（wedlock）」這個詞，這意味著漢密爾頓第一次在書面文獻中被指通姦。我們將會看到，為什麼這一指控會在這個時候浮出水面是有原因的。

  跟其他國父一樣，漢密爾頓寄居在兩個截然相反的世界裡。既有憲法辯論中超俗感人的形象和莊嚴崇高的言論——許多人更願意從這方面緬懷這個偉大人物——還有混亂的私生活、陰謀詭計、通俗小報式的人身攻擊。建國初期的這種論辯文化既是美國政治表達的巔峰，又是它的低潮，在從獨立戰爭的崇高理想主義到日常政治細節的過渡中，這種矛盾現象可能是在所難免的。1776年和1787年的英雄在為自己在新政府中爭取個人權力和利益時，註定要變得更加渺小和更加偽善。

  對其他參與州長競選活動的人，漢密爾頓只是向選舉人發了一封公開信，在柯林頓的競選活動集會中，漢密爾頓的文章被不屑一顧地放在桌子底下。在斟酌對投票人最終的籲請時，漢密爾頓說柯林頓最有效的手段便是把富人拿出來謾罵一通，並且警告說，共和黨主義者把富人當成讓他們受到損害的替罪羊：「在當權派對有產者發動徹底批判時，他們再清楚不過地表明了對公共利益的敵視。」[26]

  這樣的論證並沒有說服投票人,柯林頓州長乾淨利落地擊敗了耶茨法官。這次針尖對麥芒的選舉在漢密爾頓和柯林頓之間留下了深深的裂痕，他們倆再也沒有機會重新修好了。紐約依然處在分裂狀態，這有利於政治上的運作。詭計多端的柯林頓知道，他必須夯實自己的根基，於是在9月，他讓自己既不喜歡也不信任的亞倫·伯爾出任紐約州的司法部長。漢密爾頓第一次感覺曾為耶茨吶喊助威的伯爾背叛了他。亞倫·伯爾的政治才華就在於能夠想出無窮無盡的辦法從他家鄉州的政治角逐中獲益。三年以來，他未曾從事過什麼政治活動，現在他那沉睡已久的政治野心開始甦醒了。

  新政府在盛大的慶典中成立了。1789年4月16日，喬治·華盛頓從芒特弗農出發，踏上了通往紐約的長達8天的旅程，在那裡要舉行一場全國性的慶祝大會。沿途經過的每一個城市都會用禮炮向新總統致意。華盛頓走過不知多少凱旋門，在特倫頓還經過了一座鋪滿花瓣的小橋，13名年輕的女子撒著花瓣歡迎他。如果認為這似乎是王室出遊，那只能說人們被表象所誤導。華盛頓當時債務纏身，不得不借高利貸來完成這次旅程。當他抵達新澤西的伊莉莎白城時，他登上了豪華的專用船，橫渡哈得孫河來到了紐約城。華蓋遮陽，清風拂面，這艘專用船由13名水手操縱著前行。在華爾街的一端，柯林頓州長和杜安市長在歡呼的人群面前熱烈歡迎當選的總統。教堂的鐘聲響起來了，停靠在碼頭上的船隻把旗幟升起來了，禮炮也響了13次，然後華盛頓步入了他的新住處，櫻桃大街10號的一幢三層磚結構的建築物。那天晚上，這個城市被窗前的蠟燭照得通紅，州長柯林頓設宴款待華盛頓。漢密爾頓很不情願在州長面前卑躬屈膝，而華盛頓卻希望傳達這樣的信息：漢密爾頓將是整個民族的領袖。

  在被選為新聯邦政府的臨時駐地之後，紐約投入了相當大的人力、物力、財力去做準備工作。由於希望能夠成為永久的首都，這個城市在必要設施的完善上投入不少。市議會延聘了後來設計華盛頓特區的法國建築學家和工程師皮埃爾·查爾斯·郎方（Pierre Charles L』Enfant）來重新裝修在百老匯街和華爾街路口處的市政廳。郎方把它變成了一幢雅致的新古典風格的聯邦大廈，上面覆蓋著一個玻璃穹頂。改建所需要的資金部分來自當地市民，但大部分來自漢密爾頓建立的紐約銀行。當新國會於4月初第一次開會時，從「聯邦戰艦漢密爾頓號」上取來的旗幟飄揚在這幢大廈的上空，它的正中是一個美國鷹的標誌。

  4月30日，喬治·華盛頓早早就起床了，往頭上噴了點粉，準備迎接他的偉大日子。中午時分，在議會人員的陪同下，他登上一輛黃色的馬車，來到了聯邦大廈宣誓就職。超過一萬名興高采烈的紐約人擠到周圍的街道上目睹這一歷史時刻。與其他任何一個促使這一歷史時刻發生的人一樣，漢密爾頓遠遠地從華爾街上的家中看著這一切。一開始，57歲的華盛頓便註定要給人一種皇室的威嚴和共和主義的親切之間的中庸形象。隨身帶著一把華麗的象徵權力的寶劍，華盛頓身穿用哈特福德一家裁縫店織成的絨面呢做成的純棕色禮服。漢密爾頓的未來已經在這套行頭中有所暗示了：美國應當鼓勵製造業，尤其是被大不列顛壟斷的紡織業。華盛頓希望，不久之後，「紳士身著產自美國本土的服飾出現在各種場合，應該成為一種時尚」。[27]

  打扮妥當的維吉尼亞人在二樓的陽台上宣誓，藍色的背景上點綴著金色的星星，俊朗的立柱側立左右。約翰·亞當斯站在他的旁邊，華盛頓在羅伯特·R.利文斯頓大法官的主持下宣誓，然後親吻了深紅色墊布上的聖經。這一時刻是令人歡愉的，但並非完美的。當華盛頓在參議院會議廳向國會朗讀一份可能是由詹姆斯·麥迪遜撰寫的簡短的就職宣言時，他把左手放在口袋裡，用右手來翻演講稿，這留下了一個古怪的形象。他因緊張而哆嗦的演講幾乎讓人無法聽清楚。一位觀眾調侃這位美國的英雄說，華盛頓「比以往被大炮或步槍瞄準時更為焦躁和窘迫」。[28]隨後，首任總統和他的隨行人員從百老匯大街上遊行到聖保羅教堂為美國祈禱，附近就是漢密爾頓上過學的國王學院。

  亞歷山大和艾麗薩都參加了5月7日的第一次就職舞會。艾麗薩成了新政權時期社交活動中的一顆明星，回顧那些日子時，她動情地說:

  由於我比瑪莎·華盛頓年輕，我更積極參與了那天的慶祝活動。我參加了總統就職舞會——所有舞會中最耀眼的一次——那是5月初在華爾街往北的百老匯街上的禮堂中舉辦的。參加的人員有總統、副總統、內閣成員、大部分國會議員、法國和西班牙公使、軍方和地方的首長以及他們的妻女。華盛頓夫人那時還在芒特弗農，未能到紐約來，直到三個星期後才姍姍來遲。在那次舞會上，每一位到場的女性都得到了一把在巴黎就準備好的扇子，象牙鑲邊，打開的時候，會看到一個酷似華盛頓的頭像。[29]

  作為菲利普·斯凱勒和漢密爾頓的密友，華盛頓其樂融融地跟艾麗薩攀談並在就職舞會上跟她跳了舞。艾麗薩與華盛頓之間很友好，但其實並不太熟。艾麗薩說，即使是在跳舞的時候，華盛頓也從未徹底放鬆下來，可能一直想著他是總統吧。跟華盛頓在許多晚會上見面多了，艾麗薩後來描述了如下情形：「他總是會選擇一個舞伴，準確無誤地走完這些舞步，但他從不跳起來。他最喜歡的是小步舞，這種優雅的舞蹈符合他尊貴和嚴肅的形象。」[30]這跟一名評論家的評論相吻合，那位評論家說華盛頓不苟言笑，即便是被年輕貌美的女孩子包圍著，華盛頓的面容「也從未緩和下來，或者改變其慣有的嚴肅」。[31]

  華盛頓上任之後的每項舉措都被賦予重要意義，因為他是在設定先例，在開歷史之先河，為政府奠定基調。他一宣誓入主政府，關於禮儀的問題便引發了一場似無必要的爭論。總統該如何演講？他應該接待來訪者嗎？由於許多反聯邦主義者確信漢密爾頓及其黨羽企圖確立君主制，他們也因看到背信變節的苗頭而急切地參與到這種爭論中來了。但是此時的漢密爾頓，儘管反對貴族式的頭銜，但他其實是在思考，還有什麼東西能夠取代莊重的形式而繼續激發人們對法律的尊重。其他國家的締造者也在做大體類似的思考。在1789年5月，富蘭克林告訴班傑明·拉什說：「我們一直在提防著舊有的國家可能帶來的惡果——統治者權力的過度膨脹。但我們今天的危險似乎在於民眾中遵紀守法意識的欠缺。」[32]

  新任副總統約翰·亞當斯擺出一副王公貴族般的氣派，這徹底激怒了共和黨人，甚至連華盛頓都調侃他「是對王室風範引人注目的模仿」。[33]亞當斯一家租住在眾所周知的景色秀麗之地「里奇蒙山莊」，那裡可以很好地俯瞰哈得孫河，後來這座豪宅成了亞倫·伯爾的家。每天早上，約翰·亞當斯都登上造價不菲的四輪大馬車，由身著制服的車夫接送，戴著略施粉黛的假髮主持參議院（他經常由剛從哈佛來的次子查爾斯伴行。由於當時尚未得知漢密爾頓對他的選票做了手腳，亞當斯在7月還問其子願不願意跟漢密爾頓學法律；漢密爾頓也接受了亞當斯討好似的請求）。5月，當參議院的一個委員會討論到頭銜這樣一個頗具爭議性的問題時，亞當斯建議華盛頓被稱為「閣下，美利堅合眾國的總統以及自由的保護人」。[34]這給人們攻擊亞當斯提供了口實，人們說他是能言善辯的小丑，他立刻被冠以諸如「尊貴的胖子」或者「布倫特里公爵」等綽號。亞當斯只是希望吸引人們尊重新政府，但他對禮儀形式的關注可能讓人認為他想建立一個世襲君主制國家，把自己當成國王，把他的兒子約翰·昆西·亞當斯（John Quincy Adams）立為王儲。隨後眾議院打擊了參議院，眾議院決定稱呼最高行政長官為「美國總統喬治·華盛頓」就可以了，參議院最終接受了這項提議。

  在5月初，華盛頓向漢密爾頓諮詢他對總統禮節的看法。跟亞當斯一樣，漢密爾頓認為這一職位必須保持莊重嚴肅的形象，他建議華盛頓在每周一次的招待會上接見來訪者，但最長不超過半小時，並且不回訪。他認為同立法人員以及其他官員私下聚餐應當限制在六到八人，而且總統也不應該在餐桌前逗留太長時間。他也直言不諱地建議華盛頓只接見參議員而不要接見眾議員。顯然，漢密爾頓希望總統被塑造為一個高貴的形象，淡化他平易近人的風格。

  華盛頓基本採納了漢密爾頓的建議，在每周二下午召開事後被證明是單調乏味的例會。即使在氣氛輕鬆的時候，華盛頓也不會笑逐顏開，嚴格的接待規則束縛得他如同一尊蠟像。他身披褐色的絨大衣，戴著黃色的手套，腿穿一條黑色的緞子褲，一把裝飾作用的利劍插在劍鞘中。然後他要極其緩慢地在來訪客人中間轉上一圈，向他們微微欠身，但並不握手，也不向大家表示敬意。客人不可以打呵欠，也不允許皺眉頭。戴假髮的男僕在不再讓人感到開胃的宴席兩旁垂手而立。「總統看上去面容有點憂鬱，」來自賓夕法尼亞的參議員威廉·麥克萊（William Maclay）寫到這一場景時說，「沒有一絲明亮的陽光穿透嚴肅氛圍帶來的陰霾。每次吃飯間隙，總統都要把刀叉放到桌子上。刀叉在他手中簡直就是一根鼓槌。」[35]既出於性格也出於策略，華盛頓選擇了不苟言笑，他曾經對他的養孫說：「沉默是金。任何時候成為敵人總比成為朋友來得容易。這是顛撲不破的真理。」[36]這樣一個束手束腳、謹小慎微的總統跟誇誇其談的漢密爾頓形成了一個異常鮮明的對比。

  華盛頓試圖塑造出一個既不嚴肅也不隨意的形象，用阿比蓋爾·亞當斯的話說，「他彬彬有禮，和藹的時候沒有拘謹，冷淡的時候沒有倨傲，嚴肅的時候沒有嚴厲，總之是一個溫和、睿智和善良的人。」[37]儘管如此，反聯邦主義者還是從華麗的皇家服飾中，發現了預示著君主政體的蛛絲馬跡。當華盛頓坐車出席各種公眾場合，穿過許多豬玀到處跑的未鋪砌的街道時，他經常坐著橘黃色的四輪馬車，由兩個車夫帶著他去。馬車由用亮麗的白石膏擦拭過的六匹白馬牽引著；它們的毛髮梳理得紋絲不亂，即便在黑暗中也能閃閃發光。同時，為了取得共和黨人的信任，華盛頓每天下午兩點出來散步。用現代人的眼光看來，華盛頓最失當的舉動是從芒特弗農運來了七名黑人奴隸協助他的白人仆傭工作。

  以前美國的社會分化並不嚴重，紐約市的貧富差距也不是很明顯。經歷數年的戰時緊縮之後，當地的商人開始炫耀財富。布里索·德·窩裡勒評論道：「如果說美洲大陸還有一個城市充斥著英國奢侈品，那就是紐約……從女性的穿著上，你會看到亮麗的絲綢、薄紗、帽子和假髮。飾品不多卻非常講究。」[38]有社會地位的男人也模仿歐洲貴族，身著天鵝絨大衣和有褶皺飾邊的襯衫大步流星地走路。對擔心這個國家將會回到貴族統治時代的共和黨人來說，這種紈絝子弟般的著裝帶著舊社會頹廢的味道。他們擔心，如果首都就設在紐約，美國的天真古樸會被這座城市的享樂主義滌盪得無影無蹤。與此相比，許多立法者住處狹小，生活貧困，根本無法享受鋪張奢侈之舉。拉爾夫·伊澤德（Ralph Izard）抱怨說，收入菲薄的參議員不得不住進「家庭旅館，在陰暗狹小和隱秘的地方寄宿，沒有像樣的隨從，無法妥帖地進行社會交往，以至於損害了他們的尊嚴和人格」——這種境況只能加深他們對紐約的厭惡之情。[39]

  漢密爾頓始終對新國會保持著警惕，因為他知道國會早期的決策將深刻影響美國的財政，進而影響到行政和司法系統。儘管原計劃定於3月初開始工作，但眾議院和參議院卻花了一個多月的時間才召集到法定的人數。作為具有象徵意義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眾議院在聯邦大廈一樓舉行了會議，並向公眾開放。漢密爾頓作為觀眾出席了1789年4月1日的首次會議。詹姆斯·肯特回憶道：「漢密爾頓上校對我說，第一天沒有形成任何決議，觀眾們急不可耐，這充分證明他們的好奇心有多麼強烈。」[40]與此同時，帶著神秘色彩的參議院在樓上一間沒有觀眾席位的房間裡開會。在最初的5年裡，參議員就這樣秘密地履行著他們的職務。

  憲法並沒有對政府的行政部門做出規定，也沒有提及內閣。在就職後的數月里，喬治·華盛頓就是行政部門的全部。行政管理依然是一個雲裡霧裡的概念，不是觸手可及的現實。麥迪遜遺憾地說：「我們處在荒無人煙的地帶，沒有哪怕是一個腳印指引我們。」[41]新政府的財政狀況尤其一團糟。美國已經中止了向國內外的債務利息支付，美國債券繼續在歐洲市場上以極低的折扣進行交易，這表明人們對新政府具有的償還能力幾乎不抱任何信心了。如果這種情況持續下去，政府將不得不提高利率，以撫慰緊張不安的債權人。

  華爾街上小販的叫賣聲，牛鈴的叮噹聲和大車的隆隆聲常常淹沒了聯邦大廈里演講者的聲音，儘管如此，在那年夏秋之際，新政府依然緩慢成型。在眾議院，詹姆斯·麥迪遜將各州大會對憲法提出的多處修改意見壓縮成12條修正案；各州批准的前10條修正案就是眾所周知的《人權法案》（Bill of Rights）。在參議院，奧利弗·埃爾斯沃思正在領導一個團隊起草司法條例，規定最高法院將由六人組成，下設聯邦地區法院和巡迴法院。在5月19日，來自新澤西州伊莉莎白城的眾議員伊萊亞斯·鮑迪諾特——漢密爾頓的資助者——提議國會應該設立一個金融部門。從這個後來所謂的財政部引起的爭吵可以明顯看出，這的確是新政府中一個頗具爭議的問題，有批評者擔心歐洲式的專制會在這個部門紮根。立法委員指出，英國財政大臣利用龐大的稅官隊伍徵收苛捐雜稅，獨立戰爭就是由英國濫用徵稅權引發的。為了預防這種集中起來的權力，埃爾布里奇·格里希望財政部的領導權是授予一個委員會而非個人，但只有麥迪遜堅持認為，應當由一個擁有各種必要權力的部長指揮領導這個部門。

  規定財政部職責（包括它需要對其權力範圍內的事項向國會匯報）的法律帶來了無休止的爭吵。反對者認為，這種國會監督形式並非有效，不足以把財政部長置於民眾的監控之下。有英國的先例存在，他們擔心這可能給行政和立法之間的內幕交易打開大門——事實上，這種指責在漢密爾頓在職期間一直困擾著他。

  1789年的春天對具有愛國精神的斯凱勒家族而言是一段快樂的時光。將丈夫和四個子女拋在一邊，安傑莉卡·丘奇遠涉重洋從英國出發，及時到達了美國，見證了華盛頓的就職典禮。她非常想念家鄉，尤其牽掛深受痛風折磨的父親。她還想能夠陪伴一下亞歷山大和艾麗薩。漢密爾頓依然對他的妻姐念念不忘，經常講一些趣聞和她開玩笑或逗她開心。面對安傑莉卡，他又成了一個活力四射旦有騎士精神的年輕人。「我很少給不可能成為愛人或情人的女士寫信，」他在寫完《聯邦黨人文集》第17篇後對她說，「但對於你，最乏味的話語也會變得趣味盎然。」[42]

  約翰·巴克·丘奇的政治野心卻讓安傑莉卡一輩子鬱鬱寡歡：一位美國將軍的女兒要成為英國議員的妻子。為了勉為其難地接受這種情形，安傑莉卡告訴漢密爾頓，如果「他有你這樣的口才」，她會很樂意看到她丈夫進入英國下議院。[43]漢密爾頓回答說，他更願意看到連襟當選美國議員。丘奇在1790年於溫多弗鎮當選為議會議員。在距溫莎城堡不遠的道恩莊園，丘奇夫婦周旋於文化名流和政壇顯貴之間。一位在那裡做客的遠親覺得人見人愛的安傑莉卡「簡直就是一位天使，對一個跋山涉水徒步來到其宅第的遠親都關懷備至」。[44]然而在丘奇家的社會生活里，酗酒、沉迷賭博、暗中通姦都是司空見慣的事情。這個圈子的中心人物就是威爾斯的王子，也就是後來的英皇喬治四世，他極度愛慕安傑莉卡。圈子的另一個中心人物是查爾斯·詹姆斯·福克斯（Charles James Fox），英國輝格黨領袖，跟約翰·丘奇同樣嗜賭如命，經常為了揮霍，從丘奇那裡大舉借債。丘奇夫婦在特魯里街劇院有一個私人包廂，並在那裡結識了揮霍無度的劇作家理察·布林斯利·謝里丹（Richard Brinsley Sheridan），他是《造謠學校》（The School for Scandal）的作者，曾經拒絕向債權人還錢，還振振有辭：「還錢只能鼓勵他們繼續借給我錢。」[45]丘奇夫婦還與美國畫家約翰·特朗布爾關係密切，曾資助他跟隨班傑明·韋斯特以及法國畫家雅克·路易·大衛（Jacques-Louis David）學藝。

  儘管許多方面都是令人羨慕的，但安傑莉卡在旅居歐洲期間還是時常感到孤獨憂鬱。在後來帶著哀傷的筆調寫給艾麗薩的一封信中，她講述了去劇院碰巧王室成員也在那裡的情形，然後說：「對見過華盛頓的美國人來說，英國國王和王后又算得了什麼！」[46]她接著跟她的妹妹說：「我真羨慕你能跟三個謙謙君子在一起。你談起我的父親，我的男爵（馮·司徒本）和你的漢密爾頓。多麼迷人的夜晚，多麼愜意的交談！而我的社交圈裡只有陰鬱冷淡的英國人。」[47]在另外一封信中，安傑莉卡的思鄉之情愈加濃烈，她寫道：「再見了，我親愛的艾麗薩。祝幸福快樂！還請在你的歡笑中記住我這個渴望走進你幸福的人。熱烈擁抱漢密爾頓和男爵。」[48]

  第一起針對漢密爾頓的緋聞發生在1789年3月下旬，當時安傑莉卡·丘奇已經返回紐約。這個城市正沉浸在與新政府有關的種種社交活動中，漢密爾頓和妻姐相互傾慕，這在他們參加聚會和晚宴時顯露無遺，必定會引起人們竊竊私語。在一次舞會上，安傑莉卡掉落一條吊襪帶，漢密爾頓殷勤地幫她從地上拾起來。安傑莉卡靈機一動，戲謔地說，可惜，他還沒有成為嘉德騎士[11]。安傑莉卡淘氣的妹妹佩吉接過話茬說：「如果他能成為一個騎士的話，他會是一個『床笫騎士』。」[49]這可能都是無傷大雅的玩笑話，但是這樣的故事卻成了當地人茶前飯後的談資。

  安傑莉卡在紐約市一直住到11月，後來收到了約翰·丘奇的來信，說幾個孩子都病了。她立刻預定了回英國的航程。無論安傑莉卡待在紐約的這段時期里漢密爾頓和她之間發生了什麼——或者壓根就沒發生什麼，艾麗薩對她親愛的姐姐的離開還是感到傷心欲絕，甚至不忍為她送行，馮·司徒本男爵費了好大的勁才同其他人一道安撫好她。漢密爾頓、他的長子菲利普和男爵送安傑莉卡到甲板上，然後依依不捨地看著她的船隻從港口越行越遠漸漸消失了。「想像一下我們的感覺吧，」漢密爾頓給安傑莉卡寫信提到這一離別的場景時說，「我們注視，我們嘆息，我們哭泣。」[50]即使司徒本這個堅強的老戰士站在那裡的時候也熱淚盈眶了。「可愛的安傑莉卡！」漢密爾頓最後說，「你怎麼就這麼讓每一個人掛念呢？我們中好幾個人對你的離開都感到哀傷，並且一定會一直哀傷的。」[51]亞歷山大和艾麗薩都十分喜愛安傑莉卡，在這一點上，他們沒有分歧。漢密爾頓告訴艾麗薩：「安傑莉卡和我晚上談論的是你，清晨談論的還是你。」[52]那些談論亞歷山大和安傑莉卡之間的曖昧關係的人，如果見到艾麗薩寫給她姐姐的溫柔的離別信很可能會大吃一驚：

  我摯愛的安傑莉卡：

  雖然我坐下來給你寫信，但是我的心因你的離開而難過得無以言表，我的眼裡滿含淚水以致我沒法給你寫太長。但是我親愛的姐姐，記住，一定要記住你的保證，你說你肯定會回來，儘可能讓你離開的時間變得短一點。告訴丘奇先生，對我而言，如果他把你帶回來，會給我帶來多大的幸福。喔，不單單是我，還有摯愛你的父母、姐妹、朋友和我的漢密爾頓，他對你的感情就如同一母同胞的兄弟一樣。我沒法再寫下去了。再見，再見。

  E. H.[53]

  似乎是象徵著新政府的脆弱狀態，喬治·華盛頓在1789年6月染上了一種幾乎致命的怪病。起初是感冒，後來是左大腿軟弱無力，很快又發展成腫脹和「惡性紅斑」。總統體重驟減，無法坐直，在床上躺了幾天，幾近病危。除了總統周圍的人，幾乎沒有人知曉病情的嚴重程度，更不用說知道它可能致命了。無論是炭疽病還是腫瘤，都要進行無麻醉手術切除（當時的美國是一個農業國，農場主或者種植園主從動物身上感染炭疽病菌的現象十分常見）。主刀的外科醫生似乎很享受這次切除手術，他高聲說道：「切掉，切得深點，再深點，再深點。不要害怕。你會看到他還是能很好地堅持住！」[54]總統的健康狀況是如此難以預料，以致詹姆斯·杜安市長禁止車輛經過華盛頓的宅邸，還在人行道上鋪上稻草以消除行人走路時可能驚擾他的聲音。

  華盛頓痊癒後，依然沒有力氣參加辛辛那提協會在聖保羅教堂舉辦的美國獨立紀念日慶典。獨立戰爭期間的革命軍官提前聚集在城市旅館裡，然後在炮兵部隊和軍樂隊的陪同下朝著教堂進發。當他們經過總統府邸時，華盛頓身著軍隊制服，在門口向他們表示問候。瑪莎·華盛頓代表丈夫前往聖保羅教堂參加他們的活動，這是自總統就職典禮以來最盛大的名人聚會了。亞當斯副總統在參議院和眾議院代表的陪同下也參加了這場盛事。扣眼上別著鷹形徽章、胸前掛滿勳章的辛辛那提協會會員是最奪人眼球的隊伍。整個活動的高潮是漢密爾頓對3年前故去的朋友納撒內爾·格林將軍致悼詞。一家報紙寫道，從走廊看下去，「一群花枝招展的女士」站在露台上注視著漢密爾頓。[55]

  乾淨涼爽的教堂裝飾著雕花玻璃的吊燈和柯林斯風格的廊柱，儘管稍微有點滑稽，但對這種場合來說還是一個非常不錯的選擇。演講者站立的布道壇裝飾著插了6根羽毛的王冠——從此我們可以依稀看到英國對這個城市的統治的最後痕跡。漢密爾頓曾稱讚格林，「除了學歷之外，是當之無愧的美國第一人」。[56]現在，他再次對格林進行由衷的歌頌。跟漢密爾頓一樣，格林也出身貧寒，靠自學掌握了戰爭的知識。我們也許能在漢密爾頓對格林的頌揚中，看到漢密爾頓自己的影子：

  無論是在引起社會震動的偉大革命中，還是在和平時期，人的本性都會被帶往最光明的一面，反之亦然。它會發出耀眼的光輝，以彌補它導致的罪惡。[57]

  作為獨立戰爭期間南方軍的最高指揮官，讓康華利勳爵感到頭痛不已的格林將軍以善於以少勝多而名揚四海。也許是考慮到這一點，漢密爾頓後來承認，公開嘲弄曾在格林麾下效力的州民兵是一種失禮的行為。在評述格林的功績時，漢密爾頓輕蔑地把民兵稱為「偽軍人」。漢密爾頓說，格林統率的民兵在前線潰不成軍，後來被英勇果敢的大陸軍後援部隊救出。[58]漢密爾頓可能都不怎麼記得了，他對南方軍的評論得罪了來自南卡羅來納州的議員埃達納斯·伯克（Aedanus Burke），一個嗜酒如命、脾氣暴躁的愛爾蘭後裔。那個時候，漢密爾頓還不是聯邦機構的官員，因此伯克沒有對他的講話做出公開回應。此外，在紐約州批准憲法大會之後，漢密爾頓的聲望如日中天，伯克不敢向他挑戰。他後來解釋說：「漢密爾頓先生是那時的英雄，受到民眾愛戴。如果我傷及他一根寒毛，我肯定會被綁起來在紐約市遊街，然後被扔進東河。」[59]正如我們將會看到的那樣，伯克對這一過節懷恨在心，等待著一個絕佳的報仇時機。漢密爾頓的另外一次聲明也讓伯克和其他南方人大為憤怒：「大批奴隸被摧殘人性的法律所束縛，無不對主人心懷怨恨，南方各州的愛國行動也因此受阻。」[60]漢密爾頓認為，奴隸主遭到奴隸的怨恨是罪有應得，因為這些人在情感上同情英國，拒絕同愛國者合作。這種想法定然會受到南方奴隸主的厭惡。

  漢密爾頓的一舉一動似乎總能引起爭議。紐約州仍然沒有選定兩名聯邦參議員代表。根據憲法，決定權將被交給州議會，以確保當地官員對此事擁有不同比例的表決權。如同在殖民地時期一樣，紐約的政局依然操縱在極少數幾個有權勢的家族手裡。某位伯爾的傳記作者的話極為形象：「柯林頓家族有權力，利文斯頓家族有數量，斯凱勒家族有漢密爾頓。」[61]作為家族的領袖，菲利普·斯凱勒將軍當然擁有一個參議院的席位（斯凱勒的另外一位女婿，極其富有的史蒂芬·范·倫塞勒在同年被選入紐約眾議院）。斯凱勒向旗鼓相當的對手利文斯頓許諾，他將支持因婚姻進入利文斯頓家族的紐約市長詹姆斯·杜安競逐另外一個席位。有了這樣的聯合，斯凱勒家族和利文斯頓家族有可能分享紐約州的權力，孤立喬治·華盛頓，甚至有可能阻止傑斐遜在某一天將觸手伸入該州，由此改變美國政壇的整個格局。

  然而，這種情況並沒有變成現實，因為漢密爾頓犯了一個天大的政治錯誤。由於擔心杜安市長的繼任者可能是「一些非常不合適的人物」，其政治主張可能「對城市造成危害」，漢密爾頓決定反對杜安競爭第二個參議員席位。[62]在公然冒犯強大的利文斯頓家族之後，漢密爾頓全力支持剛剛遷到紐約的34歲的朋友魯弗斯·金——一個來自新英格蘭地區，曾在哈佛大學完成學業的律師。金娶了一位有大筆遺產的女繼承人瑪麗·埃爾索普（Mary Alsop），夫婦倆都與漢密爾頓熟識。作為一個妙語連珠的演說家和激情四射的奴隸制批評者，金作為麻薩諸塞州的代表參加了制憲會議，並跟漢密爾頓一起共事於編排和籌備委員會。在短短的時間內，金成為紐約市社交界不可或缺的人物。羅伯特·特魯普告訴漢密爾頓，「像新光派傳教士被會眾追捧那樣，我們的金受到各種聚會的歡迎。」[63]漢密爾頓說服菲利普·斯凱勒放棄他原本支持的杜安，轉支持金。出於輕率和狹隘的心理，漢密爾頓決心讓他的岳父和他的朋友成為代表紐約州的兩名參議員。

  憑藉極敏銳的政治嗅覺，喬治·柯林頓明白漢密爾頓做得太過分了，於是他秘密地幫助金獲得了候選資格，試圖在斯凱勒家族和利文斯頓家族之間製造裂痕。當紐約在1789年7月16日選舉第二位參議員時，魯弗斯·金排在首位。正如柯林頓所猜想的那樣，羅伯特·R.利文斯頓大法官被激怒轉投州長的陣營。優雅體面的利文斯頓已習慣了受人尊重，感到漢密爾頓這個外來的小輩對他處處掣肘。漢密爾頓在家鄉的勢力由此被削弱，並失去了最終進軍總統寶座的一個重要跳板。這件事也為亞倫·伯爾在州政治鬥爭中不幸的遭遇埋下了伏筆。那年夏天，讓漢密爾頓和羅伯特·R.利文斯頓關係更加緊張的是，兩個人都把目光集中到同一份讓人眼饞的職位上：財政部長一職。這個職位不久將由華盛頓指派，必定會成為第一屆政府中最有權勢的職位。

  在喬治·華盛頓反覆思考人選時，他知道正是糟糕的財政狀況導致13州邦聯（1781～1789）的滅亡，財政部長是一個重要的任命。他首先想到的是「愛國金融家」的代名詞——羅伯特·莫里斯，一個為了革命抵押了自己個人信用的費城商人。華盛頓的養孫說，在4月參加就職典禮的路上，華盛頓曾在莫里斯的豪宅中小歇片刻。「莫里斯，財政部長當然是你的職位，」華盛頓認真地說，「由於你在獨立戰爭中作為一個財務官所做的無法估量的工作，沒有人能跟你角逐財政部長一職。」但是，莫里斯現在瀕臨破產的邊緣，甚至有可能鋃鐺入獄，因此，他謝絕了任命。

  「但是，我親愛的將軍，」他向華盛頓保證，「你不必為我拒絕財政部長一職感到失望，因為我能為你推薦一個遠比我更聰明的人擔任你的財政大臣，此人就是你以前的老部下漢密爾頓上校。」

  沉思了一會兒，華盛頓回答說：「我一直知道漢密爾頓具有無與倫比的才華，但從未想到他也通曉財政金融。」

  「閣下，他無所不曉，」莫里斯說，「有他那樣的腦袋，什麼都不會出錯的。」[64]這個故事的另外一個版本是，華盛頓詢問莫里斯如何處理巨額政府債務，莫里斯建議：「在整個美國也只有一個人能告訴你怎麼辦：那就是亞歷山大·漢密爾頓。」[65]後來，羅伯特·莫里斯成為美國的第一屆參議院成員。

  在華盛頓與莫里斯會面的同時，漢密爾頓正在紐約的大街上散步，突然碰到了亞歷山大·達拉斯，費城的一名律師。「哎，將軍，您能告訴我誰會成為內閣的成員嗎？」達拉斯問道。

  「說實在的，我親愛的先生，」漢密爾頓回答說，「我也不能告訴你誰會成為閣員，但我很樂意告訴您一個不會進入內閣的人，這個人就是在下。」[66]

  總統宣誓就職之後不久，華盛頓告知漢密爾頓，說他打算提名漢密爾頓成為財政部的部長。想必漢密爾頓幾年以後回想起這一時刻，還會覺得是在做夢吧。漢密爾頓必定對這個時刻期盼已久，否則他為什麼會在獨立戰爭期間認真研究枯燥的經濟學著作，仔細閱讀法國財政部長雅克·尼克（Jacques Necker）三卷本的回憶錄？好幾年來，他一直在構思詳細的金融計劃，仿佛在為這份工作進行預演。被升為財政部長，似乎是他青雲直上的仕途生涯中理所當然的一步。他相信自己能勝任此項工作，並告訴華盛頓願意接受任命。

  朋友們提醒漢密爾頓不要去接手財政部，因為這將激起人們對英國統治的回憶。當古維內爾·莫里斯告訴他，財政部長肯定會遭人咒罵時，漢密爾頓回答說：「這是能夠讓我大顯身手的最佳位置。」[67]在討論憲法問題時，爭議最多的就是聯邦稅和稅收徵集問題。作為最高級別的稅務官員，他將不可避免地成為人們怒氣發泄的對象。事實上，漢密爾頓打算把美國變成一個現代化的、強大的民族國家所做的努力——設立中央銀行、長期債務體系、鑄幣廠和海關，並為製造業提供補貼——無不遭受過猛烈的批評，說它們是在模仿英國的模式。

  在同華盛頓交換意見之後，漢密爾頓將這一重大消息告訴了羅伯特·特魯普，並詢問特魯普是否願意接手自己的法律業務。特魯普非常感激，但他認為漢密爾頓犯了一個嚴重的錯誤：區區3500美元的財政部長年薪遠不及當時漢密爾頓開展律師業務時的收入，這會讓漢密爾頓蒙受經濟上的損失。特魯普回憶說，他告誡過漢密爾頓：「放棄律師業務會對他的家庭帶來非常嚴重的後果。那個時候，漢密爾頓的財產非常有限，而他的家庭卻在膨脹。」漢密爾頓對特魯普說，他深知這會造成財務損失，但「他認為在財政部行使權力，將給這個國家帶來巨大益處，其中的意義遠遠超過他的私人利益」。[68]作為一個品行端正的人，漢密爾頓在職期間切斷了除薪水之外的所有收入來源，在這一點上，無論華盛頓、傑斐遜還是麥迪遜都是不曾做到的。

  漢密爾頓後來承認，在財政部工作是他長久以來捍衛憲法的努力的結果，也是他事業規劃的一部分。他說：「我認為，我有義務為了讓機器正常運轉起來而貢獻出自己的一份力量。因而我毫不猶豫地接受了華盛頓總統的邀請，擔任財政部長一職。」[69]除了一些好朋友，漢密爾頓沒有告訴其他人自己將擔任財政部長這個結果，當時他的競爭對手還在積極運作謀取這份工作呢。5月底，麥迪遜告訴傑斐遜，羅伯特·R.利文斯頓非常想得到這個職位，但是漢密爾頓「或許是最有資格做這類工作的」，並且勝算還更大一些。[70]在失去了財政部的工作機會之後，利文斯頓又想成為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最終卻輸給了約翰·傑伊。如果算上他的家族在競爭紐約州參議員席位上的失敗，利文斯頓必然將漢密爾頓和斯凱勒看作自己政治道路上的最大障礙——倘若不考慮整個華盛頓政府的話。7月份的時候，漢密爾頓向華盛頓建議，派利文斯頓去歐洲主持商討歐洲貸款的談判，但這個橄欖枝並沒有彌合兩人之間的間隙。[71]

  整個夏天，隨著漢密爾頓會被任命為財政部長的傳言越傳越廣，新英格蘭等地的仰慕者歡欣鼓舞。但是正式的聲明要等到華盛頓在9月2日簽署創建財政部的法案之後才能到來。1789年9月11日，星期五，34歲的亞歷山大·漢密爾頓被任命為財政部長。同一天，參議院同意了這項任命，沒有受到任何阻撓。第二天，漢密爾頓從紐約銀行為聯邦政府借來5萬美元的貸款。第三天，星期日，他在財政部位於百老匯街的新辦公室（在三一教堂的南面）忙了一整天。他急匆匆地向費城的北美銀行發出請求，希望再獲得5萬美元的貸款。漢密爾頓清楚迅速決策和果斷行動意味著什麼。正如他在戰爭期間所寫的那樣，「如果政府對自己的力量有信心，那這就是激發其他人產生同樣信心的最可靠途徑。」[72]由於某些州對憲法仍然陽奉陰違，漢密爾頓知道，狡猾的敵人在等待時機摧毀它。為了成功，政府不得不樹立起權威，為了達此目的，他準備快馬加鞭地採取行動。亞歷山大·漢密爾頓似乎從未陷入人類普遍的惰性之中。以一種不可思議的信心，他總能為最複雜的問題找到了最理想的解決辦法。

  從一開始，他就面臨著壓力，小心謹慎的債權人等著看這位年輕的財政部長是否能奇蹟般地復活美國的信用體系。漢密爾頓被任命之後僅僅過了10天，漢密爾頓被眾議院要求準備一份關於公共信用的報告，期限為110天。有這樣一股風在背後吹著，漢密爾頓大踏步一躍進入了華盛頓政府中的核心決策層。

  在美國歷史上，沒有任何時期能像當時那樣，為漢密爾頓的卓越天賦提供一個絕佳的展示舞台。新政府是一塊可以在其上任意揮灑年輕人精力的白板，而華盛頓的行政隊伍需要去勾畫所有的藍圖。在這個過程中，漢密爾頓成為一位空前絕後的改革家，一位美國政壇所能培育出的行政大師和傑出公僕。一位歷史學家曾寫道，「漢密爾頓是一個行政管理天才」，他「對華盛頓內閣所發揮的影響力，在美國內閣制度發展史上無人可比」。[73]這個職位要求在職者既是思想家和行動者，又是技藝精湛的行政家、政治理論家，以及政策制度的建築師。它還要求此人能夠建立一個符合憲法原則的體制框架。實質上，所有問題都會被歸結到憲法的基本層面上，因此，漢密爾頓憑藉其深厚的法律素養和撰寫《聯邦黨人文集》時對憲政的思考，設計出了高效的政府機器，同時闡述它的理論基礎。

  鑑於憲法沒有提到有關內閣的問題，所以華盛頓不得不自己創造它。起初，執行委員會只有三個人：財政部長漢密爾頓、國務卿傑斐遜、國防部長亨利·諾克斯（國防部當時被稱為戰爭部）。甚至第一任司法部長，36歲的維吉尼亞人埃德蒙·倫道夫都不在此列，他沒有行政辦公室，只充當一個顧問角色，因此只能拿到1500美元的薪金。由於被視為政府的法律顧問，高大俊朗的倫道夫希望能保留私人客戶以彌補他微薄的薪水。副總統約翰·亞當斯大部分時間被排除在華盛頓的決策圈之外，權力的縮水加劇了他對漢密爾頓的忌恨。

  內閣的概念是經過一段時間之後才逐漸成熟的。在作為總統的前三年，華盛頓很少召集他的部長們開會——漢密爾頓後來告訴英國公使，「我們沒有內閣，各部的部長只有在個別情況下才開會」——華盛頓更喜歡單獨地詢問各部長的意見。[74]由於只有三個執行部門，因而每一個部長手中的權力都相當大。更何況，各部之間的界限也沒有清晰的界定，這就使每一個部長都涉足寬泛。由於華盛頓經常就一個問題向所有的部長詢問意見，這種現象就更加突出了。出於對權力的渴望，漢密爾頓頻繁插手傑斐遜的轄區，令後者感到難堪。事實上，漢密爾頓的建議之多，影響之大，因而有很多歷史學家把他看成一個類似首相的人物。如果華盛頓是國家的元首，那麼漢密爾頓就是政府的首腦，行政部門中的主要推動因素。

  如在獨立戰爭期間一樣，漢密爾頓和華盛頓具有互補性的才能，任何一個人離開了對方都無法取得他們在一起時的成就。有時為了強調總統禮節性的一面，華盛頓想成為一個超越黨派之爭的人物，保留著作為獨立戰爭化身的光環。他的超然風格為積極進取的勢力提供了生存空間，尤其是在漢密爾頓願意擔當重任的金融事務方面。如果說華盛頓缺乏漢密爾頓、傑斐遜、麥迪遜、富蘭克林和亞當斯那樣的卓越才智，但他擁有的卻是超乎尋常的判斷力。面對選擇，他幾乎總是能選出最正確的那個。他從來不是批評家所宣稱的那樣是「漢密爾頓的傀儡」，他經常推翻他的財政部長的意見和做法。

  華盛頓和漢密爾頓組成一個特殊團隊，因為他們彼此抵消個人弱點。華盛頓可能對批評過于敏感，從來不會忘記別人對他的斥責，但他已能很好地控制情緒，這讓他成為火暴的漢密爾頓的有價值的襯托。漢密爾頓可能不圓滑，容易挑起事端，而華盛頓則是一個生性穩重的人，亞當斯說華盛頓擁有「不苟言笑的天賦」。[75]漢密爾頓思維活躍，雷厲風行，但容易做出草率的決定，華盛頓的管理風格則與其完全相反。漢密爾頓後來提起總統時說：「他諮詢很多，考慮充分，決斷緩慢，但決斷堅定。」[76]華盛頓能夠權衡一個問題的方方面面，並能冷靜地評判政治影響。傑斐遜則說：「或許他性格中最大的特點就是謹慎，在沒有成熟地權衡每一種情況或每一種因素之前從不採取行動；如果他看到有一個疑點，就會克制自己做出判斷，但是一旦他決定下來，無論有什麼阻礙他都一定要達到目的。」[77]這樣一個人應該可以緩衝他的財政部長的過激行為。

  或許華盛頓和漢密爾頓能如此和諧地在一起工作的最主要原因是，兩個人都希望看到13個州能緊密結合為一個受人尊重的美國。在戰爭行將結束的時候，華盛頓給13個州的州長傳閱了一封信，闡述了建立一個偉大的美利堅合眾國需要完成的四件事：各州在強大的全國性政府的領導下團結一心；及時償還它的債務；創建陸軍和海軍；人民內部的安穩和諧。漢密爾頓列出了同樣的清單。

  由於總統支持，漢密爾頓不懈地推動這一進程，這位年輕的財政部長獲得了僅次於華盛頓的無限權力。傑斐遜指責漢密爾頓操縱華盛頓，這顯然是錯誤的。在處理基本的政治事務上，相比傑斐遜，華盛頓只是與漢密爾頓更為默契。出於這個原因，當漢密爾頓成為美國最有影響力，同時又最有爭議的人物時，華盛頓甘願充當他的政治保護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