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未來之城2

  漢密爾頓並沒有誇大麥迪遜的報復情緒，南方議員的表現在阿比蓋爾·亞當斯寫給她姐妹的關於市場恐慌的信中可見一斑：「南方的議員下定決心，如果可能的話，要幹掉財政部長，摧毀他已建成的一切；如果可能的話，將給予債務融資系統致命一擊。」她的丈夫當時擔任副總統，曾設法「調和」參議院，但似乎未能阻止南北積怨。她寫道：「我深信，如果我再多活10年，我將看到南方與北方的分裂，除非天下多一些坦誠，少一些陰謀詭計，但我對此不抱希望。」[87]

  威廉·杜爾的破產暴露出漢密爾頓所創立的證券市場的龐大，同時它也表明，坑蒙拐騙之徒通過製造謠言、利用股票交易的拍賣系統，可以輕而易舉地實現對政府債券市場的非法操縱。5月17日，為了構建更有秩序的市場，20多位經紀商聚集在華爾街68號外的一棵梧桐樹下，起草了管理證券交易的規則。這一歷史性的《梧桐樹協議》（Buttonwood Agreement）奠定了經紀商佣金的最小值，也為後來的紐約證券交易所奠定了基礎。它證明漢密爾頓單槍匹馬創立起來的資本市場具有非同凡響的活力，儘管這活力有時候存在被人利用的危險。

  時隔一年，由於政府債券的交易發展迅猛，梧桐樹團體搬遷到了唐提咖啡屋樓上的房間。這是一座三層的磚石小樓，位於華爾街和沃特街的交界處，離漢密爾頓在紐約的住所很近。這個團體的第一任主席是擁有東河大廈的阿齊巴爾德·格雷西（Archibald Gracie），東河大廈後來成為了紐約市長的安居之地。由於漢密爾頓推出的銀行認購證大大促進了股票交易的規模，當地有識之士將唐提咖啡屋命名為「認購證城堡」，以表敬意。從此，「華爾街」這三個字所代表的，再不僅僅是位於下曼哈頓的一條又短又窄的小巷。它象徵著一項產業，一個經濟部門，一種精神狀態，並且成為了美國金融業的同義詞。

  1792年7月4日，市政廳里掛起了一幅漢密爾頓的全身肖像畫，這幅畫是心存感激的紐約商人們委託畫家約翰·特朗布爾所繪。漢密爾頓接受了此番好意，但提出一個要求：希望畫中「所表現的內容不要和我的政治生涯有任何關係」[88]，以免顯得過於自我膨脹。特朗布爾經常為漢密爾頓畫像——兩幅原創肖像和八幅臨摹作品——這次他所刻畫的主人公正當盛年，微微顯露出雙下巴的跡象。財政部長凝視著遠方，眼神中充滿夢想和信心。他身著淺色外套，優雅地站在書桌旁，體態勻稱，一隻手扶著桌子，另一隻戴著手套的手拿著脫下來的另一隻手套；他的黑色斗篷搭在不遠處的椅子上。為了突出漢密爾頓的文學造詣，桌子上有一支蘸在墨水裡的筆。漢密爾頓的臉上綻放著友善的微笑，渾身散發著寧靜和輕鬆愉快的活力，似乎正準備著迎接更多更大的成功。

  創建有效製造業協會以及「關於製造業的報告」的提交，是漢密爾頓希望藉以照亮美國製造業的前景並鼓舞公眾的兩個宏偉計劃，然而接踵而至的就是1792年的金融恐慌。兩項計劃的前景都因為恐慌的來臨而被嚴重破壞了。股票恐慌中最惡劣的罪魁禍首包括扶植有效製造業協會的多名董事——威廉·杜爾、亞歷山大·麥科姆以及紐約的經紀商約翰·杜赫斯特（John Dewhurst）、羅亞爾·弗林特（Royal Flint）——以至於聽上去整個協會都參與了投機活動。由於杜爾曾是該協會的會長及最大股東，是協會股票發行的主要推動員，所以他的聲名狼藉所帶來的惡果尤為嚴重。漢密爾頓委派自己的朋友尼古拉斯前往探監，與杜爾溝通，而這位強硬的杜爾卻拒絕辭去協會會長的職務，也拒不解釋協會資金的去向。由於協會良好的聲譽遭到玷污，那些承諾購買協會股票的人如今都對協會避而遠之。

  協會的其他董事翻箱倒櫃地找出帳簿以評估損失幾何，結果驚慌失措地發現，杜爾已將協會的銀行帳戶掏空以供一己之用。漢密爾頓曾在一封信中警誡杜爾：「我相信它們沒有被濫用，這件事情牽涉公眾利益和我的聲譽。」[89]當恐慌爆發之時，杜爾手中掌握著1萬美元的協會資金，而這些錢現在一下子都蒸發掉了。他還從協會金庫拿走了5萬美元的巨額貸款（雖然他在售出作為抵押的股票後已經償還了其中大部分金額），而另外5萬美元應用於購買紡織機械的經費則到了約翰·杜赫斯特手中，他已攜款潛逃到賓夕法尼亞州。4月，當協會的董事會在新澤西州的新布朗斯威克召開季度會議時，紐約的董事頗感無所適從，因為局面混亂，出席者寥寥無幾。副會長阿齊博爾德·默瑟（Archibald Mercer）請求漢密爾頓「儘可能地動用您的力量來幫助我們的業務運轉」。[90]

  為了恢復董事會的士氣，漢密爾頓答應盡力為協會籌措貸款，並建議協會從歐洲雇用必需的技工。顯然，現在的董事會充斥著對製造業一無所知的金融家。默瑟在請求漢密爾頓參加5月中旬舉行的一次協會特別會議時，直言不諱地予以坦白：「就我而言，我承認自己對於製造業相關的所有職責都相當無知。」一心要挽救這項事業的漢密爾頓從繁忙的財政部工作日程中擠出了幾天時間與董事會進行商討。

  資金被杜爾洗劫一空的協會究竟該為帕塞伊克河畔的財產付出什麼樣的代價？漢密爾頓私下與紐約銀行的威廉·西頓說，以低至5％的利率安排5萬美元的貸款。他用了諸多高尚的理由，其中包括公共利益，以及建成跨越哈得孫河的製造業重鎮對於紐約城的有利之處。除此之外，他還談及風險：「尊敬的閣下，我可以毫不遲疑地向您保證，紐約銀行決不會因為向協會提供正在討論之中的種種支持而遭受任何風險。但對我來說，協會與我個人的名譽是息息相關的。」[91]漢密爾頓知道，協會一旦崩潰，將殃及他自己的職業生涯。他向西頓承諾，將以財政部長的身份保障紐約銀行，如果紐約銀行因為提供給協會貸款而出現財務損失，將得到全額補償。他隨意地混淆了自己的公職和個人角色。

  1792年7月初的幾天裡，漢密爾頓和協會的董事們在一起討論新的計劃。「幾乎在任何計劃中，堅定不移總好過變化無常和遲疑不定。」他用這句可以稱得上自己座右銘的話訓誡一位負責人。[92]在他的努力下，協會批准了涉獵廣泛的業務內容：一個棉紡廠、一個紡織印花廠、一套紡紗和織機系統，為50名工人修建了占地1000平方米的住所。漢密爾頓從不吝惜提供自己的專業意見，他甚至規劃了工廠的精確位置，位於在獨立戰爭期間曾以壯美景色給他留下深刻印象的瀑布腳下。

  協會根據漢密爾頓的建議聘用了建築師皮埃爾·查爾斯·朗方（Pierre Charles L』Enfant）擔任協會建築工程的管理以及未來之城帕特森的規劃工作，此人剛剛完成在波托馬克河畔建設新首都的規劃。與此同時，漢密爾頓的固執性和焦慮，促使他習慣像工頭那樣監督協會的管理細節，這時他看上去一點兒都不像一位財政部長。例如，他指揮董事們擬出每個工人的工具清單，並聲明，如果任何工具被損壞，應當將損壞的部件收回，「向管理員報告並在正確的欄目中予以登記」。[93]由於聲譽受到威脅，漢密爾頓甚至動用有限的個人資金來資助該企業，向技工預付了1800美元的工資。儘管杜爾遭到了身敗名裂的下場，有效製造業協會終於還是開始了紡紗、紡織和印花業務方面的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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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協會後來的檔案記錄讀來令人沮喪，漢密爾頓不斷受到各種麻煩的困擾。朗方是一個錯誤的人選，他不但沒有盡力為捉襟見肘的協會節省經費，反倒設計出鋪張浪費的方案，用一根長達11公里的石頭鑿成的溝渠來引導水流。他迷戀仿照道路系統四通八達的華盛頓特區的初期模式，創建一個宏大的工業城市，而不是簡單地修建一座工廠。1794年初，朗方退出了項目並拿走了圖紙，以此討價還價，要挾協會。此外，為找到合格的紡織工人，協會派遣專員前往蘇格蘭，並承擔工人來美國的路費。而工人們則嚷嚷著要提高待遇，協會的會議記錄顯示，一些由漢密爾頓親自招聘來的技工也心存不滿，開始偷機器、搞破壞。整個故事最令人悲哀的部分是關於童工的使用。無論漢密爾頓讓孩子一邊從事有益勞動，一邊接受教育的構想是多麼充滿希望，但實際上這些孩子沒有時間也沒有錢上學。董事會為了補救，聘用了一名老師，每個星期天給工廠里的孩子上課——漢密爾頓一定也心知肚明，這個辦法根本解決不了問題。

  1796年初，漢密爾頓仍在董事會任職時，協會放棄了最後的業務，停止了工廠運作，出售了棉紡廠。漢密爾頓的豐裕之夢留下的只是矗立在河畔的一群廢棄建築物。在當時看來，這個項目已經徹底失敗了。接下來的兩年裡，美國國內沒有一家製造業協會獲得批准。直到1800年之後，運河的一個「水渠」系統開始向紡織廠和其他形式的製造業提供動力，在帕特森發展紡織工業的信心才重放光彩。直到今天，在大瀑布歷史區仍能看到這些水渠、紡織廠的痕跡。後來，漢密爾頓協助建立的這座城市因寬泛的製造業務聞名，包括鑄造廠、紡織廠、蠶絲廠、機車廠以及柯爾特槍械廠。只不過在當時，漢密爾頓在錯誤的時機選擇了錯誤的主辦人。在聘用杜爾和朗方的問題上，他做出了很糟糕的判斷。他發起了太多的倡議，一個接一個地擠得太緊，似乎他想一剎那就能重塑整個國家。

  1792年的恐慌之後，有效製造業協會的問題又出現了，漢密爾頓的政治命運開始急轉直下。他無休止的報告和創新讓這個國家不停地忙碌著。傑斐遜派的一名作家在杜爾落入法網後說，漢密爾頓「總是對他們講進口……資金……銀行……和製造業，把這些看作國家最重要的優勢。而自由、獨立……已經從美國人的字典中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金錢的象形符號」。[94]1792年9月，紐約律師伊萊沙·鮑迪諾特（Elisha Boudinot）——伊萊亞斯的兄弟——告知漢密爾頓，反對有效製造業協會的政治抗議不斷升溫，並警告，費城正在組織一個「反財政部長」的「強大組織」。他說，一位身份不明的維吉尼亞人對此事非常狂熱，正「為讓他下台」不惜一切地努力。[95]在許多美國人看來，漢密爾頓的各種計劃的博大與豐富組成了一幅令他們感到恐懼的未來美國的畫面。

  華爾街的騷亂以及威廉·杜爾的潰敗凸現出漢密爾頓政治理論中一個刺眼的缺陷：有錢人視自身利益高於國家利益。漢密爾頓總是流露出一種對商人的特別關注，雖然並非本能的或不加批判的，並視其為合眾國的潛在中堅力量。他曾這樣寫道：「那個富有的公民階層構成了公眾福利的一個如此至關重要的組成部分，以至於值得給予每一項實際的、合理的豁免和寬容。」[96]他希望商人能夠擁有一種更開明的覺悟，並為公共利益服務。但他卻經常為富人遭到的謾罵與攻擊憂心忡忡，以至於有時候會低估富人可能採用的陰謀詭計。威廉·杜爾戲劇性的故事暴露出漢密爾頓政治視野中的明顯局限性。

  威廉·杜爾的下場如何呢？1792年的恐慌之後，他坐了七年牢——最後死在獄中。直到最後，他還給漢密爾頓寫一些令人心碎的便條，請求10美元或15美元的小額借款，對此，漢密爾頓也總是不予回絕地借給他。在一次黃熱病流行期間，為了避免杜爾受到傳染，漢密爾頓把他安置到監獄另一側的房間。杜爾似乎並沒有因為自己的鋃鐺入獄而責怪老朋友，而漢密爾頓似乎也原諒了這個毀掉了製造業協會，並差點毀掉他名譽的人。1799年杜爾臨終前，寫了一封感人的信給漢密爾頓：「我對你的感情，我關注所有和你的幸福相關的點點滴滴，都是真誠的；你對我的任何疏遠的跡象都讓我感到痛苦。」[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