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普布利烏斯
2024-10-09 07:59:05
作者： 羅恩·徹諾
在付出了血與火的代價之後，獨立戰爭終於將美國的13個州統一起來，將它們聯合成一個雖然還不穩固但卻充滿希望的國家。相比之下，制憲會議的結果不盡如人意，它製造了民眾對國家未來發展方向的巨大分歧，讓政治觀念、社會地位不同的人兩極分化。漢密爾頓署名在憲法上的四天後，《每日GG報》讓紐約市民第一次看到了憲法的真面目，很多人被震驚了。這部新憲法與議會修改《邦聯條例》的初衷指示完全背道而馳：它帶來了一個嶄新的政府。過去的邦聯就這樣無聲無息地煙消雲散了。作為曾經堅定的「自由之子」，現擔任紐約治安長官的馬里納斯·威利特和柯林頓州長的其他屬下一樣感到震驚，他攻擊新憲法為「一個張著血盆大口，帶著畸形巨齒，似要吞噬一切的怪物」。[1]
在巨大的騷亂和持續不斷的爭論中，國家開始分裂成兩派。支持新憲法和主導性中央政府的人有點不合邏輯地被稱為「聯邦黨（Federalists）」，要知道這個稱呼通常被用來稱呼那些支持一個鬆散的邦聯的人；反對新憲法，擔心州的權力受到侵蝕的人現在反而被稱為「反聯邦黨（anti-Federalists）」。雙方不約而同地拋出了「如果對方獲勝，這個國家將會發生什麼樣的噩夢」的言論。聯邦黨人提到的是分裂、內戰、私通外國、拒絕清償債務以及無情掠奪他人財產；反聯邦黨人則不無擔憂地提到專制主義、君主政體、富人特權以及完全廢除州權的建制。雙方都以誇張的言辭對戰，我們必須清楚其中的關鍵所在。獨立戰爭關注的是從英國的統治下獨立出來，卻迴避了當時刻不容緩的一個問題：美國應該成為怎樣的社會。獨立戰爭預示著一種新的社會秩序，還是維持以往的狀態？包含一個主導性的中央政府的新憲法難道不是跟愛國者奮起反抗的英國統治模式很相近嗎？簡潔、籠統的新憲法可以從多個角度去解釋。關於這個政府的未來似乎是只存在於紙面上的幻想，這也給妄想者可乘之機——妄想者思維是所有革命的後遺症——他們開始四處搜索自己不認同的憲法解釋。
像維吉尼亞和紐約這樣的大州，對新憲法進行了有計劃、有策略的抗議活動，看樣子要使憲法得到批准恐怕比登天還難。由於生性多疑的公民往往在街巷酒肆間研討這份文件，許多人一聽就予以全盤否定。制憲會議的嚴格保密增加了人們的猜疑，認為這是在暗箱操作，派屈克·亨利就是一例。他抨擊說「這是費城的專制」，將新憲章比作「喬治三世的暴政」。[2]引起抗議的憲法條文既有積極進步的（支持頒布《人權法案》，強制輪換總統），也有保守落後的（保護地方政客，奴隸制不受聯辦政府的干預），應有盡有、層出不窮。關稅問題在紐約州顯得特別突出，因為關稅收入使這裡的其他稅收變得可有可無。根據新憲法規定，關稅徵收將成為聯邦政府的壟斷權力。到1787年秋季，紐約人還在如火如荼地討論新政。用一家報紙的話來說：「這一季度流行的話題是『傑克，孩子，你是哪邊的呢，聯邦黨還是反聯邦黨？』」[3]
這場唇槍舌戰開啟了美國政治史上造謠中傷的「黃金年代」。這場戰爭全無禮節可言，也根本沒有任何慣例去界定表達不同意見的合法邊界在哪裡。雙方都撰寫有明顯派別特徵的匿名諷刺文章，這類文章往往不注重事實的準確性，一味追求轟動效應。在反對英國時風靡一時的修辭精妙的寫手們，這回掉轉了槍頭指向國內的政敵。
當年仲夏時分，漢密爾頓對州長的猛烈抨擊深深刺痛了柯林頓的支持者們。他們的憤怒之情終於在9月初被一篇文章引爆了，當時報紙上一篇署名為「拉夫·卡弗（Rough Carver）」的文章戲稱柯林頓為「反對一切與自己觀點相悖的意見，自私自利、呆頭呆腦、三心二意的頭領」。[4]這篇文章發表之後，聯邦黨人和反聯邦黨人之間爆發了長達數星期的媒體大戰。署名「一個共和黨人（A Republican）」的柯林頓支持者回應了「拉夫·卡弗」的文章，將矛頭指向了漢密爾頓和「貴族派」，說他們妄圖「建立一套只對貴族政治理念有利的制度」。[5]隨即，一篇以公元2世紀雅典哲學家「雅里斯底德（Aristides）」為署名的文章，站在聯邦黨人的角度刻畫了漢密爾頓光輝的形象，反駁了「一個共和黨人」。文章說漢密爾頓是「受純粹原則驅使的」的偉大的人，是他針對《邦聯條例》的危險發出了「莊重、愛國的警示」。[6]
漢密爾頓從不閃避爭議，他承認那個夏天的一篇攻擊柯林頓的匿名文章是他寫的。他的這一行為，非但沒有化解仇恨，反而讓鬥爭升級了。對漢密爾頓來說，柯林頓就是舊的邦聯的種種弊端的一個縮影，他譴責說：「一個位高權重之人使出種種可鄙的陰謀詭計，為了保住手中的權力和金錢，不惜以美國的統一、和平以及幸福為代價。」[7]漢密爾頓將自己描述為集各種美德於一身的典範——這種策略在之後對他造成了困擾。他用第三人稱描述自己，向對手發出挑戰：「若他們惡意編造漢密爾頓先生曾做過任何有失正直和光明的事情（無論是公共行為還是私人行為），他將做出有力的反駁。」[8]
喬治·柯林頓在兩個層面上回應了漢密爾頓的挑戰宣言書。幾乎可以肯定署名為「卡托（Cato）」——華盛頓最喜歡的一部戲劇的主角——七篇理由充分的反對憲法的文章作者就是州長本人。「卡托」希望有一個更強勢的國會，眾議院中有更多的議員，和一個任期只有一屆的弱勢總統。此外，還有兩篇署名「檢查員（Inspector）」的文章，對漢密爾頓進行了惡毒、憎恨的咒罵。漢密爾頓被描畫成傲慢自大的「湯姆·狗屎（Tom Sh*t）」，並且被稱為「雜種」——一個白人和一個具有四分之一白人血統的黑人所生的子女。這是漢密爾頓的政敵第一次用他種族混血的身世攻擊他。在獨白中，湯姆，這個自命不凡的暴發戶、甘願成為英國人奴才的人說道，「我親愛的主人，我為您效勞，不辭辛苦……考慮到我所付出的巨大犧牲：為了您，我離開了原本屬于丹麥的那片生我養我的土地，不遠萬里來到北美，並自稱是一個北美人。」湯姆以古雅典將軍「福基翁」為署名，撰寫文章支持被迫害的那些親英分子。鑑於這篇文章和當時英國國王的御用媒體所發表的內容口徑一致，而被民眾大加指責。在嚴厲斥責了漢密爾頓是一個裡通外國的叛國賊之後，作者提到華盛頓是漢密爾頓「純潔無瑕」的父親。[9]由此形成一種毫無根據卻流傳至今的謠言：漢密爾頓是華盛頓的私生子。
「檢查員」似乎完全知道漢密爾頓於6月18日在制憲會議上發表的著名演說，但是議程是保密的，不可能有任何內容被直接出版。因此，在下一篇文章里，他編造了一則寓言：一個「哥倫比亞女士」問「湯姆·狗屎」如何管理她的種植園。湯姆回答道，種植園的管理者應該任職終身而不應該四年一個任期。作者總結道：「身份卑微的湯姆已多次用這種手段讓自己一夜翻身，他認為這是改變自身命運的最佳途徑。」[10]顯然，柯林頓的支持者認為一舉擊潰漢密爾頓讓其束手就擒的時機已到，他們就他的國外出身、種族身份、私生子地位以及假想中與英國國王的關係等方面極盡嘲諷抨擊之能事——在漢密爾頓此後的職業生涯中，這樣的攻擊形成了一個定式。由於批評者發現很難在智力才識方面打敗他，於是他們就實施了人身攻擊。
9月末，漢密爾頓字跡潦草地寫了一些對憲法的反思性文字，不過沒有發表。雖然心中仍存有芥蒂，但他滿心希望有產者齊心協力，為了阻止「民主狂熱對私有財產造成破壞」。他還認為迫切希望政府歸還債務的債權人也會支持憲法。另一方面，他擔心失去權力的各州政客和害怕承擔新的稅負的公民將會抵制憲法。如果憲法未被通過，漢密爾頓預料「邦聯將四分五裂，君主專制會出現在分裂出的各個州」或在幾個共和主義聯邦中產生。如果國家陷入內戰，他預測有可能重新回到殖民地狀態之下：「由於普遍不喜歡一種混亂的狀態，重新與大不列顛修好並非不可能，但也不用太擔心（據推測，漢密爾頓的意思是這種情況不太可能發生）。這種情勢下，最合情合理的選擇是在這個國家的最高政府設立一個類似英國君主國的子機構。」[11]
在這些擔心的驅使之下，漢密爾頓投入了全部身心來捍衛憲法。終其一生，他一直在「可能的世界」里求索，將「存在的世界」而非「希望的世界」作為自己的理想，所以他還經常猛烈地批評拘泥於盡善盡美的教條主義者。律師職業讓他輕而易舉地從憲法的重要反對者轉變為最激烈的支持者，因為這份職業讓他知道如何為不完美的客戶爭取最好的判決。他並非唯一經歷此種轉變的人：費城所有的代表都本著妥協的精神通過了最終版本的憲法。他們認為這是集體智慧的結晶，是綜合各種因素後的最佳方案。傑斐遜在談及喬治·華盛頓時所說的話也可以用在漢密爾頓身上：「他經常對我說，他認為我們的新憲法是對共和制政府的可行性進行的一場實驗。他堅定地認為這一實驗將會得到公正的評判，並表示將會不遺餘力地支持它。我覺得華盛頓將軍對我們的政府是否能夠持續下去信心並不是很足。」[12]漢密爾頓同樣對未來充滿希望，同樣執著，當然也同樣感到疑惑。
到1787年10月初，漢密爾頓構思了一份雄心勃勃的寫作計劃，以幫助聯邦黨人的代表踏入紐約州憲法批准大會：全方位地詮釋整部憲法，由若干紐約人寫給一個紐約讀者看。在此期間，詹姆斯·肯特在奧爾巴尼斯凱勒家中舉辦的宴會上偶遇漢密爾頓，漢密爾頓正在那裡參加紐約州最高法院的秋季會議。當時，菲利普·斯凱勒事無巨細地闡述一個全國性的財政收入制度的必要性，而漢密爾頓則在一邊靜靜地傾聽。「漢密爾頓先生似乎對斯凱勒的話有點心不在焉，」肯特回憶，「後來我才知道，他那時完全沉浸在《聯邦黨人文集》這一不朽傑作的構思之中。」[13]據說漢密爾頓是在跟艾麗薩從奧爾巴尼返回紐約後在哈得孫河的一艘船上寫就了《聯邦黨人文集》這一鴻篇巨製的第一部分的。艾麗薩回憶，當時是逆流而上而非順流而下，並說漢密爾頓在他們航行的時候想出了這一計劃的大體輪廓：「我親愛的丈夫在北河的一艘船的甲板上寫出了《聯邦黨人文集》中他那部分的大綱。這是在他去奧爾巴尼途中的事，在當時這一航程大約需要花費一個星期的時間。他的時間被公務占滿了，不得不在旅行的過程中研究與寫作。」[14]無論他是逆流而上還是順流而下，我們都可以這樣去想像：當高高的單桅杆的帆船划過哈得孫高地和懸崖的時候，漢密爾頓記下了他的寫作計劃。第一篇論文刊登在1787年10月27日的《獨立報》（The Independent Journal）上。
漢密爾頓負責整部《聯邦黨人文集》的編撰工作。他構思、羅列參加者名單，親自寫下大部分文章，並負責監督出版。他的第一個合作者是約翰·傑伊，這個高高瘦瘦、幾乎謝頂的人，一副憂鬱蒼白的臉龐，兩隻凹陷進去的眼睛閃著機警的光芒。儘管在畫像中，傑伊像個苦行僧，面容枯槁，但他有時能夠展現出智慧的火花。傑伊出身於胡格諾教徒家庭，父親是一位富商。傑伊曾經是紐約州憲法的主要起草人。與富蘭克林和亞當斯一道，他參與了終止獨立戰爭的談判，長時間擔任《邦聯條例》設立的外交部長一職。考慮到他那一流的頭腦和無可置疑的正直，他是合作這一寫作計劃的極佳人選。
漢密爾頓和傑伊又邀請了其他三名作者。麥迪遜寫道：「此事是亞歷山大·漢密爾頓向詹姆斯·麥迪遜提議的，問他是否願意加入他們，傑伊先生則負責將其貫徹落實。威廉·杜爾也被囊括在最初的計劃中並寫了兩篇或者更多的文章，這些文章儘管富有見地但卻沒有持續下來，也沒有成為刊印出來的合集的一部分。」[15]漢密爾頓也有意延攬古維內爾·莫里斯，但後者說「漢密爾頓邀請他協助寫《聯邦黨人文集》，他備感榮幸」，但是他俗務纏身，無法答應。[16]漢密爾頓邀請莫里斯和麥迪遜說明他希望這些匿名文章能夠從制憲會議的內部工作成果中汲取營養。他認為，制憲者的意圖是至關重要的，儘管不是決定性的。他說，「公正地說，若由憲法創製者來闡釋憲法，那麼它就能讓人充分相信，這種解讀與創製者在整理條款時的遣詞的意圖是一致的」。[17]
每一位作者據其所長各得一個領域，傑伊自然處理涉外關係問題。曾在共和與邦聯的歷史上有所論述的麥迪遜則負責歷史這一領域。作為「維吉尼亞方案」的作者，他也負責闡釋新政府的一般構造。漢密爾頓承擔了那些最適宜他的政府部門：行政部門、司法部門和參議院的某些部分。隨著事情的進展，他還負責軍事和稅收問題。
《聯邦黨人文集》中的文章最初刊登在報紙上。作者不得不用筆名掩蓋他們的身份，以免被控泄露制憲會議的秘密。起初，漢密爾頓計劃用「紐約公民（Citizen of New York）」的名字發表這些作品，但是在來自維吉尼亞的詹姆斯·麥迪遜加入到這一計劃之後，他改變了主意。於是他選擇了「普布利烏斯（Publius）」的筆名，這是他在1778年批判塞繆爾·蔡斯戰爭時期囤積居奇、牟取暴利時使用過的筆名。這是一個極為貼切的選擇：普布利烏斯推翻了羅馬最後一個國王，奠定了共和政府的基礎。漢密爾頓匆匆忙忙地發了一份計劃到芒特弗農，但沒有指明自己是這份計劃書的作者。「對於普布利烏斯剩下的文章，我得感謝你，」華盛頓回應說，「我相信作者對這個話題處理得當。」[18]傑伊寫了接下來的四篇，然後由於嚴重的風濕不得不中途放棄。在最終的統計中，《聯邦黨人文集》一共有85篇文章，漢密爾頓寫了51篇，麥迪遜寫了29篇，傑伊只寫了5篇。由於漢密爾頓對傑伊的病情始料未及，而且本來期待莫里斯和杜爾也能夠加入，所以他怎麼也沒有料到自己和麥迪遜在三個月的時間裡能夠寫出這麼多的文章——總共大約有17.5萬字——也沒料到《聯邦黨人文集》中的絕大部分最終會是僅有兩個人合作完成的。由於漢密爾頓和麥迪遜的合作，紐約市成為爭論政府新計劃的主要戰場。
在數量上，這個寫作計劃的篇幅遠遠超出計劃。正如負責裝訂和出版這本書的漢諾瓦廣場的出版商阿奇博爾德·麥克萊恩（Archibald McLean）所指出的那樣，他感覺陷入了困境。「當我答應做這個工作的時候，」他向羅伯特·特魯普發牢騷說，「它只有20篇文章組成，或者最多有25篇。」[19]代替了原來計劃好的200頁的一卷本，麥克萊恩抱怨說，《聯邦黨人文集》最後達到了大約600頁，不得不做成兩卷本。更為嚴重的是，這個運氣不佳的出版商還有幾百本賣不出去，他滿腹牢騷地說自己在這次整個生意上賺的錢還不到5英鎊。對阿奇博爾德·麥克萊恩而言，《聯邦黨人文集》是一次可怕的失敗，是最好忘記的一次不幸的出版冒險。
為了保證匿名的安全性，漢密爾頓早期的文章是通過羅伯特·特魯普在報紙上發表的。如果漢密爾頓不在城裡時，他會把它們交給艾麗薩，可能是由艾麗薩再把它們轉交給特魯普。後來，當「漢密爾頓是《聯邦黨人文集》的主要作者」在紐約政治圈裡成為一個公開的秘密的時候，報紙發行人塞繆爾·勞登（Samuel Loudon）直接到漢密爾頓的辦公室里獲取最新的版本。許多人都知道，漢密爾頓、麥迪遜和傑伊是《聯邦黨人文集》的三位作者，但是這三個人只向特定的少數人表明了他們的作者身份，主要是在1788年3月第一個裝訂本出版之後。麥迪遜用密碼向傑斐遜提供了相關的名字，而漢密爾頓把成書送給華盛頓的時候說：「我認為你已經知道書的作者……主要是麥迪遜先生和我，傑伊先生也提供了一些幫助」。[20]然而更為敏感的一個問題是到底誰寫了那些文章。漢密爾頓和麥迪遜達成了一個約定，只有在經過互相的同意之後他們才可以透露出去，這引起了人們對其中的15篇文章的作者到底是誰進行了長達兩個世紀的學術爭論。兩人都信守諾言，沒有對這個問題透露任何信息。
《聯邦黨人文集》被讚譽為文學和政治上的傑作。西奧多·羅斯福評價說，在應用政治學方面，「它基本上可以算是有史以來最偉大的一本書了。」[21]它的完成則更加令人驚奇，因為它是在難以想像的壓力下寫成的。第一階段的憲法批准大會的第一次會議確定在11月底開始，這使得漢密爾頓和麥迪遜很少有機會仔細斟酌或做新的研究，他們同意每周發表四篇文章（也就是每人兩篇），換句話說，每個人大約間隔三天就要寫一篇文章，留給修改的時間少得可憐。這些文章之後會出現在紐約的時家報紙上（紐約當時共有五家報紙）。一直壓迫著的交稿日期，意味著作者們不得不依靠早就準備好的構思或是筆記中的那些信息、觀點和引文。幸運的是，他們兩個人都已經有好幾年的寫作鍛鍊。麥迪遜向傑斐遜解釋說：「儘管發表的文章是連貫一致的，但作者並不是對彼此的所有觀點都負責的，在交給出版社之前，除了作者自己以外，我們甚至很少有時間去熟讀一下彼此的文章，有些時候甚至連作者自己都沒有時間細讀自己寫的東西。」[22]時間進度是如此折磨人，麥迪遜說，經常是「印表機正在列印某篇文章的前一部分的時候，作者正在寫另一部分，而且要及時交給出版社」。[23]最終，漢密爾頓和麥迪遜都是在出版後才第一次讀到對方寫的那一部分文章。
麥迪遜的寫作依賴於他在制憲會議上的記錄和以前閱讀時留下的摘抄。他承認，沒有這些學術上的支撐，「寫出來的文章肯定會是另外一番完全不同的狀態」。[24]對漢密爾頓來說，這是一段瘋狂的時期。他法律業務纏身，不得不在時間表上擠出時間來寫作，就好像它們是他的副業一樣。羅伯特·特魯普記錄了漢密爾頓在寫作《聯邦黨人文集》時的忙碌：「所有漢密爾頓寫的那些文章，都是在巨大的壓力下寫成的，因為總是有一大堆的法律事務占據他的大部分精力。」特魯普記得他看到塞繆爾·勞登「在漢密爾頓的辦公室里等待，希望漢密爾頓一寫好文章，他就能拿到墨跡未乾的稿子，好在第二天的報紙上發表」。[25]在麥迪遜返回維吉尼亞之後的巨大的間隔期間內，漢密爾頓在兩個月里艱苦地寫出了21篇連續的文章。有兩次情形值得一提，一次是他一個星期里發表了5篇文章；另一次是寫有關稅收方面的文章時，在一個星期里他發表了令人嘆為觀止的六篇文章。
漢密爾頓的頭腦總是以超自然的速度工作著。他寫作的作品在數量上是如此讓人目瞪口呆，簡直讓人不敢相信，一個人在不到50年的時間裡竟然創造了這麼多的文字。文字是漢密爾頓的主要武器，他的帳本幾乎全是購買文具的記錄，包括數以千計的毛筆、羊皮紙、小刀、石筆，大量的紙張和蠟。從他的文章可以看出，他能像莫扎特那樣條理清晰地表達千頭萬緒，而且無須修改，有些時候，他也會對文字稍作潤色，但一般不會改變邏輯思路。他寫作的時候頭腦清晰，條理分明，下筆時信手拈來，一氣呵成。
要理解漢密爾頓寫作上的效率，很有必要指出的是，他的主要作品幾乎都是時政論文，往往由某個爭議性話題引發。他從來沒有像一位遺世獨立的哲學家那樣，寫一些脫離時代的迂闊之論。他的朋友納撒尼爾·彭德爾頓評論說：「他的口才……似乎總需要有反對意見才能使它發揮到極致。」[26]這種時政論文的影響並非轉瞬即逝，因為它抓住了隱藏在事件背後的永恆規律。不管是簡明扼要的法律條款，還是持續不變的辯論術，他都希望訴諸理性以讓人們信服。他有一種無與倫比的工作能量，他的新思想總在衝突中猛然迸發。他驚人的產量來源於超人的毅力、智力和相當程度的重複之間的相互影響。
漢密爾頓自己發明了一套獨特的寫作方式。其中一個方法就是當他在頭腦中構思句子的時候來回走動。威廉·蘇利文為我們留下了關於漢密爾頓這種熱情的寫作方法的一個極好的小插圖。
一個了解漢密爾頓學習習慣的人會這樣說漢密爾頓：當他有一個嚴肅的目標要完成的時候，他的習慣就是先對它進行一番思考。當思考完畢後他就會睡覺，無論是否是在晚上，大約睡六七個小時後，他會在起床之後先喝點濃咖啡，然後坐在自己的桌子前，在那裡一待就是六七個小時或者八個小時。他的筆飛速地書寫出來的東西，出版社幾乎不用再做什麼修改。[27]
由於漢密爾頓一直以來在寫作上的一個毛病就是文章冗長而囉唆，《聯邦黨人文集》急迫的寫作時間和報紙對文章長短上的限制可能有益於他的作品趨向簡潔。亞歷山大·漢密爾頓實質上是一個思想上的孤獨者，他常常以與大眾對立的觀點感到榮耀。更加引人注目的是他與麥迪遜和傑伊的緊密合作產生的偉大的文學成就。離開費城的制憲會議之後，麥迪遜返回了自己在曼哈頓梅登街19號的臨時住處，在那裡他和維吉尼亞的其他代表住在一起。儘管後來被尊稱為「憲法之父（the Father of the Constitution）」，但事實上麥迪遜對憲法還是有許多保留意見的，特別是州在參議院中的平等席位數量上。起初，他很高興看到其他人去品評憲法。他也認為最好讓其他人對會議的工作進行評估。但是，10月下旬，當看到憲法被怪誕地扭曲，紐約媒體正在挑起眾怒，他開始坐立不安。這也是他會同意與漢密爾頓一起完成《聯邦黨人文集》的主要原因。[28]
美國人常常會感到好奇，這一時代是如何產生出像漢密爾頓和麥迪遜這樣的超凡人物的。一部分原因是由於獨立戰爭渴求一批富於開創精神的思想家和善於表達的語言大師，這些思想的最直接功用就是滋養了一代開國者。民主實驗的命運掌握在那些在其他時代可能被忽視的政治知識分子手中。
在這個合眾國的轉折期，漢密爾頓和麥迪遜在紐約街道上看起來肯定是奇怪的一對：32歲的漢密爾頓像孔雀一樣，穿著色彩艷麗的衣服，興高采烈地高談闊論；36歲的麥迪遜則像烏鴉一般，習慣性地穿著一身黑衣，帶著從容的、沉思的表情。當法國的新聞記者布里索·德·窩裡勒那年遇到他們時，看起來更像是一個蒼白的年輕學者的人反而是年長的麥迪遜，而漢密爾頓似乎是一個長者，更加世故一些。「這個共和黨人看起來只有30歲剛出頭的樣子，」這位法國人這樣描寫對麥迪遜的印象，「當我看到他的時候，他看起來很疲倦，可能是由於他最近全身心投入的過度勞動所致。他的表情活像一個嚴厲的檢查員，他的談話透露出他是一個有學問的人，他的面容一看就是有才幹和有責任心的人。」[29]他這樣寫漢密爾頓，「漢密爾頓先生是麥迪遜先生值得敬重的對手也是他的合作者。他看起來有38歲或者40歲，個子不高，有一副堅決、坦率、勇敢的外表……流利的口才和正確的推理使他顯得與眾不同。」[30]
最終，漢密爾頓和麥迪遜成了代表不同政治派別的、目標對立的對手。然而，在寫《聯邦黨人文集》的那些文章的時候，他們在風格和見解上是如此接近，以至於學者發現很難挑選出哪些文章是麥迪遜寫的，哪些是漢密爾頓寫的。一般而言，麥迪遜的風格是深奧難懂的、莊重的，漢密爾頓的風格則更加優美和流暢，然而他們有一種類似的才能，就是都會說出一些令人震驚的警句和發表具有洞察力的深刻見解。在這個階段，麥迪遜的文章里通常有漢密爾頓的影子，反之亦然。後來被看作美國憲法的「嚴格的詮釋者」，麥迪遜提出了默示權力理論[9]，漢密爾頓用這個理論來擴張聯邦政府的權力。正是麥迪遜在《聯邦黨人文集》第44篇中這樣寫道：「在法律上或理論上建立的原則，只要有需要，就獲得了授權。」[31]在這個接合點上，他們能夠在增強聯邦政府的必要性上聯合起來並且抑制不受管束的州的弊病。
漢密爾頓和麥迪遜都是理性之人，他們都假定民眾經常由於野心和貪婪而非理性地行事。麥迪遜寫道：「如果人類是天使的話，那麼政府也就沒有存在的必要了。」[32]這兩個人都對人類的天性有一種悲觀的理解，儘管漢密爾頓的看法更灰暗一些。他們都希望設立一些屏障來反對非理性的普遍衝動和抑制少數派和多數派。為了這個目標，他們認為應當由頭腦清醒的懷疑論者來淨化公眾輿論。儘管漢密爾頓主張精英論，麥迪遜最著名的文章也即《聯邦黨人文集》第10篇的出發點是，人們擁有不同的天賦導致了財產和階級衝突和利益的不同劃分。在一個龐大的、由不同層級組成的國家裡，麥迪遜爭論道，這些互相衝突的利益會互相壓制，阻止權力的濫用。「野心必須要用野心來對抗。」他在《聯邦黨人文集》第51篇中寫道。[33]
如果說麥迪遜在《聯邦黨人文集》中展示了更為廣闊的理論知識和歷史知識的話，那麼漢密爾頓則顯露出更加豐富的關於這個世界的理解。由於他顛沛流離的背景，他運用了商業、軍事和政治方面的專門技能去推進他的理想。在對政治經濟的討論中這一點尤其顯得真實，對這方面的理解，他遠勝過麥迪遜。麥迪遜對憲法中對行政部門的專橫做出約束比較感興趣，而漢密爾頓則贊成激勵政府採取活動。在《聯邦黨人文集》涉及行政和司法部門的有關文章中，漢密爾頓竭力推行政府部門需要活力和權力的論點，這是在他將來的職業生涯中註定要騎上的一匹旋轉木馬。與此同時，他總是小心地使對秩序的需要和對自由的渴望相協調。伯納德·貝林曾寫道：「在創造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政府方面，《聯邦黨人文集》認為憲法並沒有背叛希望能夠有更大的政治自由的獨立戰爭。恰恰相反，它通過確立為保衛國家存在和捍衛人民及州的權利所必需的權力，徹底實現那些願望。」[34]
讓我們暫停片刻，回顧一下《聯邦黨人文集》吧，尤其關注漢密爾頓所寫的那些文章，因為這些文章證實了他思想的非凡寬度。作為氣勢恢弘的開篇的作者，漢密爾頓把這些文章獻給紐約州人民。他寫道：「致紐約州人民：在了解了目前殘喘的邦聯政府有多麼無能之後，諸位想必已深有體會。為了美利堅合眾國，我呼籲大家仔細考慮這部新憲法。」主要的問題是，是否可以「通過深思熟慮和自由選擇」來建立一個良好的政府，「還是永遠註定要依靠機遇和暴力確立一個國家的政治體制」。[35]漢密爾頓慷慨激昂地指出，憲法的批准會議的結果將決定「一個國家的命運」，而且對憲法的拒絕將會是「全人類的不幸」。[36]
漢密爾頓對那些反對憲法的人的動機表示懷疑，他未來政治生涯的夢魘正是來自這兩類人：一類是各州政客（如喬治·柯林頓），他們害怕自己的權力會受到侵蝕；一類是那些煽動者，他們在國家的混亂中利用民眾的無知，鼓吹民權，同時攫取權力（傑斐遜後來就充當了這一角色）。漢密爾頓警告說：「危險的野心多半隱藏在熱心於民權的虛偽外衣之下，而非主張建立穩固有效政府的冷峻面孔之中。」[37]奠定基調之後，漢密爾頓對未來的文章制訂了一個大體的計劃，但是並沒有具體指明它們的篇幅。
在接下來的四篇文章中，約翰·傑伊闡述了邦聯體制在外交事務方面是多麼軟弱和易受攻擊。而後漢密爾頓又貢獻了四篇文章，闡述了如果《邦聯條例》繼續存在以及各州之間繼續相互爭吵將會在國內造成怎樣的不利後果。為了呈現災難性畫面，漢密爾頓引用了許多令人痛心的先例，從古希臘到謝司起義的可怕例證。在《聯邦黨人文集》第六篇中，他嘲笑那種認為民主的共和制必然是和平的觀點是痴心妄想：「人民議會不是常常受到憤怒、怨恨、嫉妒、貪婪和其他不正當的強烈的利益的驅使嗎？」這位全球貿易的先知還駁斥貿易必然促進各國團結的空想：「迄今為止，商業除了改變戰爭的目的以外，還做了些什麼呢？愛好財富同愛好權力或榮譽一樣，不都是讓人不顧一切、鋌而走險嗎？」[38]對美國將是一個由上帝統治的伊甸園的說法，漢密爾頓質問道：「現在難道不是應該讓人們從黃金時代的欺人迷夢中醒來的時候嗎？我們和地球上的其他居民一樣，距離完善的智慧和道德的幸福王國還很遙遠，難道現在還不應該把這一前提當作指導我們政治行為的準則嗎？」
從《聯邦黨人文集》的第七篇開始，漢密爾頓羅列了許多事例。缺乏強韌聯合的各州將陷入的種種爭端。缺乏防禦工事和常備軍，只會加劇各州之間的戰爭，誘使較大的州對較小的州進行無休止的掠奪。由此而引發的混亂將會導致反聯邦主義者所擔心的專制軍國主義，因為在這樣一種情形之下，「會逐漸促使人民不僅把軍人看作他們的保護者，而且還看作他們的人民的上級。」[39]在承認共和國在過去曾產生過混亂狀態的同時，漢密爾頓指出，「政治學」的進步已經形成了一些能夠防止大多數弊端的原則：權力在政府各部門之間的劃分、採用立法上的相互制衡、一種獨立的司法體制、經人民選舉產生的立法者作為代表，等等。[40]當傑伊生病的時候，麥迪遜極為有利地占據了這個空缺，寫出了他最著名的《聯邦黨人文集》的第10篇，也是他所有文章中最具影響力的一篇。在這篇文章中，他不贊成孟德斯鳩認為民主只能在小州倖存的理論。為了使人們徹底改變對這一理論的看法，麥迪遜表明了在一個更為廣大的共和國中，不同的利益集團會相互制衡，從而避免多數派實施暴政。
在《聯邦黨人文集》第11到第13篇中，當解釋新的聯合整體對商業和政府收支的好處時，漢密爾頓展現出他的實用主義態度以及在行政管理方面的才幹。關於美國的商業前景，他預言，心懷嫉妒的歐洲國家將試圖剪斷美國的翅膀，因為憑藉這雙翅膀，「美國將騰飛，並令他們感到威脅」，[41]他揭示了美國的商業命運。有了一個強有力的聯合，美國就會達成更有利的商業協議並且創建一支強大的海軍。他為美國的商人、農民、工匠、製造業者、各階層的勞動人民提供了一個「廣闊的繁榮景象」。在對經濟前景的快速展望中，他預言了21世紀的貨幣理論：「一個國家的稅收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必須經常同該國流通中的貨幣數量和貨幣的流通速度（現在經濟學家稱之為「周轉率」）成比例。」[42]受益於一個強大的聯合，政府就會更有效率地徵收進口稅，因為不用再花費精力阻止各州之間的非法交易，並且只需要在大西洋海岸巡邏守衛就足夠了。同樣的，美國也會由於生活在一個統一的國家而不是可能滋生分裂的分散邦聯而節省錢財。所有這些都是對孟德斯鳩認為龐大的共和國無法倖存觀點的進一步辯駁。
在《聯邦黨人文集》的第15到第22篇中，漢密爾頓和麥迪遜對邦聯的無政府主義狀態進行了猛烈的抨擊。在漢密爾頓的價值體系中，無論是個人價值還是政治價值，自豪和榮譽總是顯得那麼突出，他對獨立戰爭後國家的退化和尊嚴上的損失感到憂傷。美利堅合眾國已經變成了一個受蔑視的國家，遭到外國的嘲笑：「我們既沒有軍隊，也沒有國庫，也沒有政府。」[43]土地和財產的價值急劇下跌，貨幣變得缺乏，公共信用遭到嚴重毀壞——所有這些都是由於中央政府缺乏權力。中央政府之所以缺乏權力是因為在稅收上必須依賴於各個州，而各州又相互對抗，導致他們希望為中央政府提供儘可能少的錢。
只有通過直接與市民打交道並且不害怕各州的阻礙，聯邦政府才能成為一個真正的政府。在第17篇中，漢密爾頓不同意國家的官員可以把他們的意志強加於各州人民。州政府在對人們的影響方面總是比聯邦政府具有更大的優勢，因此權力的濫用更有可能在地方層面上發生。漢密爾頓對古代和現代的邦聯進行了一個全面的調查，表明了它們是如何趨向瓦解的。當他得知麥迪遜已經從事了這個工作的時候，漢密爾頓把他關於第18到20篇的筆記給了麥迪遜。麥迪遜所寫的這幾篇文章帶有書生氣，並以一個自衛性的口吻結尾：「我對這些邦聯的先例做了如此冗長的論述，但並不會因此向讀者致歉。如果對經驗做出的反思毫不含糊，那它必然蘊涵著明確而神聖的真理。」[44]
為了使他對《邦聯條例》的徹底批判更加完美，漢密爾頓又增加了兩篇文章來說明現在的中央政府在執行法律方面的軟弱無力。回想起謝司起義，他問道，「如果政治煽動者由一個愷撒或是克倫威爾這樣的人來領導，那麼，它會產生什麼樣的後果呢？」（漢密爾頓此次以及後來無數次對愷撒進行貶低，使得傑斐遜關於漢密爾頓尊崇羅馬獨裁者的謠言落空了。）他贊同聯邦政府管制貿易，並打消人們擔心中央政府徵收繁重關稅的疑慮：「關稅過高會導致消費萎縮，甚至征不到稅，與其這樣，還不如將關稅限定在一個適度範圍內。」[45]他譴責說邦聯政體缺乏全國層面上的司法機關：「法律如果沒有法院來詳細說明和解釋其真正意義和作用，就是一紙空文。」[46]最後，漢密爾頓以廢除《邦聯條例》這個可憎的政體做結束語，稱它是「人們糊裡糊塗所創立的最惡劣的政府形式之一」。[47]
在接下來的14篇（23～36）文章中，漢密爾頓逐字逐句解讀憲法，提出理由證明一個積極的政府也需要有和平時期的軍隊和稅收，這兩點很容易令人聯想到英國的體制，因此又遭到激進的平民主義者的咒罵。他指出，只有強大的中央政府才能管理如此廣闊的一個國家。為了獲得所必需的兵力，政府需要招募軍隊，而不是依賴作用被誇大的州民兵：「戰爭和其他大多數事情一樣，是一門需要通過努力、時間和實踐來獲得和完善的學問。」[48] 當其他人認為一個寬廣的海洋使得美國隔絕了來自歐洲的威脅的時候，漢密爾頓意識到美國正處於一個越來越小的世界：「航海技術的進步……使得本來相距遙遠的國家在很大程度上變成了近鄰。」[49]他還說到了經濟實力需要和軍事力量同步增強：「如果我們想要發展貿易……我們就必須儘快為建立一支海軍而努力。」[50]至於擔心聯邦政府會積聚過多的權力，漢密爾頓再一次向讀者保證說：「中央政府會隨時準備著阻止州政府的謀權篡位，而州政府對中央政府也具有同樣的部署。」[51]類似的，州的民兵也可以阻止任何國家軍隊的可能的弊端，以維持聯邦政府和州政府之間的這種權力平衡。
在第30篇中著手處理棘手的國家稅收問題時，漢密爾頓形容徵稅權是「每一種政體必不可少的要素」。[52]如果沒有了徵稅權，邦聯政府「就會逐漸陷入一種萎縮狀態，直至最後滅亡」。[53]稅款不但能作為政府支出，而且還能夠使國家還清它的債務，恢復國家信用，並且在戰時能夠籌集到巨大的貸款。從他對人類歷史的解讀中，漢密爾頓後來總結寫出了一些文章，認為戰爭是人們生活中一個不可避免的事實：「對戰爭的毀滅性狂熱流淌在人類的血液中，其效力遠遠勝過對和平的溫情。」[54]
在第30到第34篇中，漢密爾頓開始討論至關重要的默示權力理論，他聲稱在政治上「手段應當與目的相稱……憲法不應該限制為達成某個目標所需要的權力」。[55]他希望新憲法是一份具有靈活性的文件：「應該有一種為未來可能發生的事件做準備的能力。」[56]此外，漢密爾頓強調了一個關鍵細節，他否認了聯邦政府將會獨占全部的徵稅權，指出各州將仍然享有向公民徵稅的權力，因為憲法的「宗旨在於團結或鞏固」。[57]唯一的例外就是聯邦政府對關稅的壟斷權，這也是國家稅收的主要來源，是各州之間存在緊張和不公的主要原因。
有時我們可以窺見，在潦草地寫作《聯邦黨人文集》的過程中，漢密爾頓正幻想自己能成為財政部長。在第35篇中他寫道：「在政府的行政工作中，沒有一個部門像徵稅業務那樣需要廣泛的信息和充分的政治經濟學原理的知識。」[58]在下面的文章中，在接下來的一段敘述里，他似乎在描述自己：「每個階級都有意志堅強的人，他們能夠在不利的形勢下脫穎而出，憑藉自身的優秀建功立業，不但得到了自己所屬的那個階級的頌讚，而且還能獲得全社會的頌讚。大門應該公平地對所有人敞開。」[59]與此同時，漢密爾頓還認為主要由土地所有者、商人和法律專業人士組成的國會能夠有效地為大眾制定法律。
1788年1月11日，麥迪遜接手第37篇。在接下來的20篇文章里，他論述了新聯邦的基本結構。漢密爾頓此時已經回到了奧爾巴尼，可能正努力投入最後10篇的籌備中了。直到此刻，漢密爾頓在《聯邦黨人文集》中表達的思想與他早期的戰時信件或《大陸主義者》中的觀念如出一轍。只是當他在後來的文章中涉及到像選舉這樣的問題的時候，他才稍微改變了想法，但依舊是圍繞自己的舊觀點尋找新的立場。那些批評漢密爾頓在《聯邦黨人文集》中從事宣傳活動的人必須要認識到，他的這些文章與之前和日後的著述是一脈相承的。
當麥迪遜在第37篇中評論了聯邦體制的這種「混合性質」的時候，他和漢密爾頓之間微妙但卻重大的差別開始顯現出來了，並且隨著時間的推移，差別變得越來越大。在第41篇中，麥迪遜對常備軍以及維持它要花費的繁重的稅款表達了保留態度，並且對英國議會的腐敗感到憤世嫉俗（然而在其他地方，他聽起來比漢密爾頓更像是一個狂怒的親英者）。麥迪遜挑剔《邦聯條例》模糊不清的語言，欣賞新憲法的精確，希望藉此來限制聯邦的權力。相比之下，漢密爾頓卻認為新憲法語言籠統，具備靈活性，並試圖利用這個特點來擴展政府權力。
到寫第59至61篇的時候，漢密爾頓從奧爾巴尼返回了紐約，開始從事國會選舉和規則方面的議題。儘管被看作北部商業利益的代表，但漢密爾頓強調說，在一個農業社會裡，「土地的耕種者……基本上也必須要在政府中占優勢」。[60]在《聯邦黨人文集》第60篇中，他提出眾議院應當以土地所有者為主體，同時注重代表的廣泛性。漢密爾頓謹慎地指出，對於可預見的未來，製造業將在一個以農業為主的社會裡起到越來越重要的輔助作用。
關於參議院的五篇文章（62～66）體現了《聯邦黨人文集》中最具有合作精神的部分，麥迪遜寫了前兩篇，傑伊再一次加入寫了第64篇，漢密爾頓完成了後兩篇總結性的文章。在第62篇中，麥迪遜坦率地說，眾議院所採取的按比例分配席位和參議院所採取的平等席位所達到的這種平衡來自政治妥協，而不是完善的理論。在第63篇中，他對那種認為小型的、由精英分子組成的參議院會變成「殘暴的貴族統治」的指控進行了駁斥，當他說「自由的濫用和權力的濫用都會危及自由本身……前者實例之多也並不亞於後者，而在美利堅合眾國，前者比後者更讓人擔心」[61]的時候，聽起來就像是一個「漢密爾頓的追隨者」。完成這篇文章後，麥迪遜在3月回到了維吉尼亞，在家鄉為憲法辯護。在傑伊完成了第64篇論述了參議院批准條約的權力之後，漢密爾頓單槍匹馬地寫完了接下來的21篇文章 （65～85），其中包含一部分對參議院的論述，還有對行政和司法部門的完整論述。
在第65篇關於參議院的彈劾權的精彩論述中，帶著異常的遠見卓識，漢密爾頓提出了當一個聯邦官員遭到控告，全國群情激憤、黨派偏見使參議院分裂時將會發生的一些問題。他進而闡述，憲法極具智慧地做出規定，當參議院對總統提出彈劾時，僅僅由首席大法官一人，而不是整個最高法院主持審判。參議院將會從首席大法官豐富的司法知識中受益，並能避免高等法院以此作為未來的判例。承認彈劾的程序並非是完美的，漢密爾頓強調說，憲法已經提出了一個可供利用的最好的折中辦法：「如果人們下定決心不肯就政府體制達成一致意見，除非人們用世間最嚴苛的要求規範自己，讓自己臻至完美，否則社會必然很快陷入一種普遍的無政府狀態，而世界也就會回到史前的荒蕪時代。」[62]
在致力於對行政部門的論述中（67～77），漢密爾頓寫了在政府部門中他最感興趣的部分，也是他認為是整個社會的驅動部分。正如他在第70篇中所表達的那樣，「衡量一個好政府的首要特徵就是行政部門的強而有力」。[63]他嘲笑對賦予總統的那些權力的言過其實的擔心，並且說到就某些方面而言，總統比紐約州州長的權力都要少。漢密爾頓大段引用自己在制憲會議上的發言，對「選任的君主」和國王進行了區分。他指出，英國的國王是世襲的，是不可能通過彈劾程序罷免的，而且國王對兩院的法律擁有絕對的否決權，並且可以解散議會、宣布戰爭、締結條約、授予貴族頭銜、任命教堂的公職，等等。看到評論家將美國總統和英國國王相提並論，漢密爾頓火冒三丈。
在他關於行政部門需要活力的文章中，漢密爾頓強調英國的王權是美國應該竭力避免的，尤其是考慮到君主毫無責任感可言。每一位總統都「應當對自己在職時的行為負有個人責任」。[64]在第71篇中，漢密爾頓提出了他的理論，認為總統作為領導人應當為了大眾的長期利益負責，因為民眾有時候會被眼前利益所蒙蔽。漢密爾頓爭論說，政府各部門的分離並不僅為了互相限制，更為了彼此獨立：「如果行政機關和司法機關都被構建成一心一念為立法機關服務的模式，那麼將它們從立法機關分離又有什麼意義？」[65]
與在費城的發言有所不同，漢密爾頓現在開始稱讚總統的四年任期制（以及允許連任）的好處。這樣會讓在職總統有努力工作的動力，並「在一個精巧的行政管理體系中，確保政府具有穩定的優勢」。[66]在評論總統權力的文章中（73～77），漢密爾頓稱讚總統的否決權是牽制立法機關，抵消一時狂熱的一種方式。平民主義者擔心行政部門可能會壓倒立法機關，恰恰相反，漢密爾頓擔憂立法機關的權力過大。在第74篇中，他提出了呼籲，希望給予總統頒布赦免令的權力：「從人道與德政觀念出發，對此項特赦權應儘量少設限制與障礙。各國都有嚴酷的刑法，如對不幸偶犯刑事案件，難求例外寬恕，則司法將失於殘酷。」[67]這段話令人聯想到年輕的漢密爾頓中校曾懇求華盛頓將軍寬恕約翰·安德烈少校。
儘管對一個強有力的總統有所偏愛，漢密爾頓還是贊同對總統權力進行種種限制。為了保護國家不出現一個受外國政府部門腐蝕的總統，漢密爾頓對要求「總統必須獲得參議院三分之二的贊成票，才能訂立條約」這一規定表示支持。他也贊成總統有權任命大使和最高法院的法官，但也要得到參議院的批准，這將會限制「總統的偏袒」。[68]在《聯邦黨人文集》中，漢密爾頓對權力制衡的喝彩聲與他對聯邦權力本身的呼聲一樣高亢，似乎他終生都在為平衡自由與秩序而奮鬥。歸根到底，他認為最能保證個人自由的是聯邦政府，而不是州。
在為第二卷裝訂本所寫的《聯邦黨人文集》的最後八篇（78～85），是第二卷的總結。漢密爾頓在前六篇中論述的都是關於司法機關方面的問題。貫穿他的職業生涯，他對獨立的司法部門表現得情有獨鍾，他認為這是對少數人權利的最重要的保障，也是政府三個部門中最弱的一個環節：「它既不能指揮媒體也不能指揮軍隊。它幾乎沒有任何保障。」[69]他尤其渴望聯邦司法機關能夠制約任何濫用立法權力的行為。在第78篇中，漢密爾頓提出了一個在憲法中從未明確的基本概念：最高法院應有權解釋憲法，並宣布違反憲法的法律無效。
在費城，代表集中討論的問題是州法院和聯邦法院對比的問題，而不是法院是否可以認定立法無效的問題。在這裡，漢密爾頓坦率地斷言道：「沒有哪一種立法行為……違法了憲法還能被認為是有效的，這為後來由最高法院大法官約翰·馬歇爾所確立的司法審查理論奠定了思想上的基礎。[70]當漢密爾頓寫下這些話的時候，州法官正在進行初步的試驗，廢除由州議會通過的幾項法律。
漢密爾頓十分尊崇偉大的法官，在接下里的文章里，他思考的問題是最有資格的人如何被法院徵募和留任。他贊成給予法官足夠多的薪水，反對年齡上的限制，反對除了通過彈劾程序以外任何開除法官的權力。他隨後略述了法院的司法管轄權以及最高法院和上訴法院各自的權限範圍。在第82篇中，漢密爾頓解決了一個爭論不休的問題，即州法院和聯邦法院之間如何劃分權力。在他的分析中，他主張司法權力必須歸屬於聯邦法院。儘管他認為在審判中要有陪審團參與，但在下一篇文章中他反對陪審團主判民事案件和刑事案件的天真想法。他感到特別不解的是在涉及外交關係的案件時，看到陪審員也應該介入其中的設想。因為陪審員往往不了解國際法，他們的無知很可能給那些受到影響的國家「提供報復和發動戰爭的機會」。[71]
許多反對憲法的人都要求有一個「人權法案」作為批准憲法的前提。在第84篇中，漢密爾頓說那將是多餘的，甚至可能是危險的：「倘若政府無權處理此事，又何必規定『不得如此處理』呢？例如，既然並未授權政府如何限制出版自由，又何必聲明『不得對其加以限制』呢？」[72]他還認為，憲法已經保障了包括人身保護權到陪審團審判的許多權利。儘管在《聯邦黨人文集》中漢密爾頓經常看起來像先知一般，但在「憲法修正」這個問題上他似乎有點不著邊際，這也成為文章的一處敗筆。
我們還應當注意到在《聯邦黨人文集》第84篇中，漢密爾頓熱情地支持禁止憲法授予貴族頭銜的規定：「此舉堪稱共和政體的基石。只有廢除貴族爵位，政府之屬於人民才能安全無虞。」[73]
在最後的一篇文章也就是第85篇中，漢密爾頓提醒讀者說，憲法不是一個十全十美的文件，並引用大衛·休謨的話說：「只有時間和經驗能夠指引人圓滿實現政治上的成功。想像法律的制定者能立即做到盡善盡美的判斷是愚蠢的。」《聯邦黨人文集》的最後幾行滿懷希望，但又帶著一絲悲觀：
一個國家無一全國性的政府實為岌岌可危之狀況。值此和平時刻，經全民自願批准制定憲法堪稱千秋偉業，我以急切的心情期待其完成。[74]
如果漢密爾頓是用這樣振奮人心的話來作為結束語，那他就不是漢密爾頓了。因此，相反的，他是用帶有預兆性的警告說：
據悉，本州和他州的某些權勢人物對建立一切可能形式的全國性政府一概予以反對。[75]
至此，《聯邦黨人文集》，這部為捍衛憲法所寫的極具說服力的文集就全部完成了。一直到2000年之前，它在美國最高法院的評論中被引用了多達291次，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被引用的頻率越來越高。
由於《聯邦黨人文集》的緊迫出版需求讓漢密爾頓終日伏案疾書，他把自己變成了書桌的囚徒。他沒有休息的時間，更無暇消遣。在1788年1月22日被紐約州的立法機關再一次選為州議員，但直到2月25日前，他甚至都沒有機會遞交自己的證明書。那年春天，用政治龍捲風橫掃一切之後，他為自己一直沒能和古維內爾·莫里斯聯繫，而向他道歉說：「事實的真相是，我是如此忙於種種副業，以至於幾乎拿不出一點時間來和朋友分享。」[76]在他眾多的工作中，漢密爾頓還密切關注著懷孕的艾麗薩。在4月14日生了他們的第4個孩子詹姆斯·亞歷山大後，艾麗薩和她的家人在奧爾巴尼度過了夏天，並遇見一位不速之客：漢密爾頓的姨媽安·福塞特·萊頓的長女，比漢密爾頓大12歲的表姐安·米切爾。
《聯邦黨人文集》作為對美國憲法最早的解釋和說明，是如此出名以至於很容易讓人忘記它的初衷：為了漢密爾頓所在的紐約州能夠批准憲法而寫作的。當時，《聯邦黨人文集》在紐約州以外僅僅只有十幾家報紙曾發表過，它更大的影響是長期的。在它確實發表過的地方，漢密爾頓、麥迪遜和傑伊三人妙語連珠的口才征服了讀者們。12月中旬，費城的一個嚴陣以待的反聯邦者哀嘆這種無休止的猛攻：「普布利烏斯已經寫了26篇了，足以使任何可憐的反對者頭腦疲憊不堪了……因此，現在他應該停下來休息了，讓人們有時間喘口氣了。」[77]另一個反聯邦者抱怨說，普布利烏斯「用一些不合時宜的話語孜孜不倦地推廣一種信念」。[78]然而，聯邦主義的支持者卻對這些文章無止境地讚賞。作者的名字開始泄露出去了，當維吉尼亞州的愛德華·卡林頓（Edward Carrington）把第一卷的裝訂本寄給在巴黎的傑斐遜的時候，他帶著懷疑但卻極其準確地猜測道：「據我的觀點，這些文章的作者是麥迪遜、傑伊和漢密爾頓。」[79]
費城會議曾決定，一旦九個州的公民大會批准，憲法就生效。漢密爾頓在《聯邦黨人文集》第22篇中闡述了憲法應由州公民大會批准的理由：「美利堅的政體應當構築在『人民的認同』這一牢固的基礎之上。」[80]德拉瓦州、賓夕法尼亞州和新澤西州在1787年12月的公民大會上批准了憲法，喬治亞州和康乃狄克州在1788年1月批准了憲法，麻薩諸塞州在2月初以微弱的優勢通過了憲法。在後來的憲法批准過程中，《聯邦黨人文集》發揮了巨大影響力，尤其是當它的第一卷裝訂本在3月22日出版之後更是如此。當4月紐約州開始挑選參加憲法批准大會的代表時，漢密爾頓就位列其中。詹姆斯·肯特回憶說在一次任命會議上「根據我們的判斷……很快大家就普遍認為漢密爾頓上校是廣為流傳的那兩卷書的唯一作者或主要作者」。[81]麥迪遜把成百的複印件送給了維吉尼亞州的代表，其中就包括約翰·馬歇爾。《聯邦黨人文集》在紐約州和維吉尼亞州的影響顯得尤其重要，因為這兩個大州是維持聯邦長期生存不可或缺的力量。
雖然《聯邦黨人文集》最初的目的是影響紐約州的代表選舉，但在這一目的上它是失敗了。當參與公民大會的最終人員名單公布後，對漢密爾頓和聯邦黨人來說前景是極其糟糕的：他們僅僅獲得了紐約城19個代表的席位，以州長柯林頓為首的北部反聯邦主義者的人數是46人。儘管在《聯邦黨人文集》中匯集了眾多人的智慧，反聯邦主義者還是在紐約州糾集了一支精明圓滑的隊伍。
到5月底的時候，馬里蘭州和南卡羅來納州也批准了憲法，這使批准憲法的州達到了八個，再有一個州批准，就能使憲法通過了。但要在剩餘州中爭取最後勝利卻困難重重。北卡羅來納州和羅得島州都對這個計劃表示蔑視，而新罕布夏州正在猶豫不決。因此為批准憲法而進行的鬥爭看起來要歸結於維吉尼亞州和紐約州的爭奪，它們的公民大會在6月開始。
對支持者而言幸運的是，《聯邦黨人文集》的第2卷在5月28日刊印了，其中就包含漢密爾頓所寫的8篇新文章。這些額外的文章也將在6月14日到8月16日期間見諸報端。當紐約的代表們開始討論憲法的時候，每隔幾天就會發表一篇新的文章。漢密爾頓和麥迪遜保持密切聯繫，向對方匯報各自州的動向。因為維吉尼亞州的批准大會比紐約州早兩個星期開始，漢密爾頓告訴麥迪遜要馬上通知他任何有利的消息，因為如果維吉尼亞州通過了憲法可能會刺激不太情願的紐約人也跟著做出同樣的事情。「在那個時期我們之間保持準確的信息溝通是極其重要的，」漢密爾頓告訴麥迪遜說，「一旦具有決定性意見的問題產生，如果可能，我請求你給我發一個快件，用一切可能的方法，就算是換馬，也要儘快送給我。」[82]懷著同樣焦慮的心情，漢密爾頓也安排了敏捷的騎手從新罕布夏州跑到紐約州傳達任何鼓舞人心的消息。他承諾支付相關的費用。
儘管《聯邦黨人文集》格調高尚，但漢密爾頓深知紐約州的憲法批准大會將要受到嚴峻的政治考驗。一位有名的反聯邦主義者甚至對漢密爾頓宣稱：「我寧願冒險支持猶太人、土耳其人或異教徒的政府，也不願採納憲法。」[83]漢密爾頓知道這樣的狂熱行為是不會被說服的，尤其是代表團是由反聯邦主義的堅定擁護者喬治·柯林頓所帶領。「由於柯林頓是他所在的政黨的真正首腦並且頑固倔強，所以我根本不指望通過講道理的方式戰勝反對意見，」漢密爾頓向麥迪遜透露說，「我們唯一的機會就是9個州提前批准了憲法，這或許會撼動他的追隨者的決心。」[84]
儘管已經有8個州批准了憲法，但這一旅程的最後一段絕不是平坦的。「陰謀家正加速行動，」喬治·華盛頓在5月底告訴拉法耶特侯爵說，「還有短暫的幾周將決定美國的政治命運。」[85]漢密爾頓的看法很悲觀，他擔心紐約可能會推遲一年再決定是否加入聯盟，他向麥迪遜反覆表達了他擔心紐約州的大會結果會導致「一種最終的分裂和內戰」。[86]
與紐約州北部的農民不同，州內的商人熱情地支持憲法，當聯邦主義者的代表在6月14日動身前往普克普斯市參加會議的時候，商人還興高采烈地為他們送別。當由詹姆斯·杜安帶領的代表團登上哈得孫河上的一艘單桅帆船駛向上游，開始120千米的旅程時，人群向他們揮手致敬。這個傑出的團體包括漢密爾頓、傑伊和羅伯特·R.利文斯頓，團體在智慧上的出眾彌補了人數上的不足。由於在普克普斯，漢密爾頓是唯一一個已經簽署了憲法的人，他註定要享受特殊的擁戴，但他明白反對喬治·柯林頓那個可怕的政治領導集團將會是一場艱苦的、持久的戰鬥。
紐約州的憲法批准大會在普克普斯的法院舉行，那是一個帶有炮塔的兩層建築，下面有一個關押犯人的可怕的地牢。州長柯林頓被選為大會的主席。雖然看上去一本正經，他卻不是一個公正無私的仲裁者。在《聯邦黨人文集》第77篇中，漢密爾頓就已經嚴厲譴責柯林頓建立了「卑鄙、危險的個人政治勢力」。[87]柯林頓擔心漢密爾頓想要消滅各州，但他確信，在紐約州他有足夠的投票來壓制憲法或者是用諸多的條件來阻礙憲法，使得接受憲法成為不可能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