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幽靈

  在度過了沉悶的童年時代之後，漢密爾頓需要的是一個輕快活躍的大家庭，漢密爾頓的家庭醫師塞繆爾·巴德醫生（Dr. Samuel Bard）幫助艾麗薩不停地把一個又一個小漢密爾頓接到這個世界上來。1784年9月25日，漢密爾頓夫婦有了他們的第一個女兒，取名安傑莉卡，以向艾麗薩的姐姐表示敬意。1788年，漢密爾頓有了他的第四個孩子。這個受寵的男孩最先接受洗禮，被命名為詹姆斯·亞歷山大，用以向遠在加勒比海地區的漢密爾頓的父親致敬。漢密爾頓從來沒有以他母親的名字蕾切爾來命名自己的孩子，也許這暗示著他對母親還殘留著某種痛苦的回憶吧。亞歷山大·漢密爾頓和艾麗薩在20年的時間裡一共生了八個孩子。結果可想而知，在他們的婚姻生活中，艾麗薩要麼是身懷有孕，要麼就是忙著撫養照顧孩子，這也許在某種程度上助長了漢密爾頓對女色的沉溺吧。

  在他們的第三個孩子亞歷山大於1786年5月16日出生後，漢密爾頓夫婦做出了一項長期以來一直被人們忽略了的慈善之舉：他們收養了一個孤兒加入了他們的大家庭。愛德華·安特爾上校（Colonel Edward Antill）是國王學院的畢業生，美國獨立戰爭時期的一名老兵，戰後當過律師，經營過農場。當他的妻子於1785年去世後，他憂傷過度，還要拉扯六個孩子。到了1787年的時候，在一場大病之後，他希望漢密爾頓夫婦幫忙照顧兩歲的女兒范妮。兩年後，愛德華·安特爾也去世了，因此漢密爾頓和艾麗薩就一直撫養著范妮，直到她12歲的時候和她另一個已經結婚的姐姐生活在了一起。「在所有方面，她所受的教育和待遇都和漢密爾頓的親生女兒一樣，她嫁給了亞瑟·塔潘（Arthur Tappan）——紐約有名的慈善家。」漢密爾頓的兒子詹姆斯說道。[1]遠在倫敦的安傑莉卡也對她妹妹艾麗薩的高尚行為表示讚許，她告訴漢密爾頓說：「你對我的所有讚美在我妹妹收養孤兒這一慷慨而慈善的壯舉面前都黯然失色。」[2]艾麗薩自己嫁給了一個孤兒，又收養了另一個孤兒，還與人合辦了一所孤兒院，這些事實強調了她對被拋棄的孩子懷著一種特別的同情和憐憫，這或許可以解釋，除了她那些明顯的優點外，她為什麼能牢牢吸引住漢密爾頓。

  漢密爾頓夫婦在華爾街居住了10年的時間。從現在能看到的素描畫上，我們可以看出過去的華爾街是一條繁華的大道，街道兩旁是一排排用磚砌成的三層建築。在紐約市的大部分道路都是土路的時代，四輪馬車在鋪滿鵝卵石的大道上疾馳，穿著考究的人們在磚砌的人行道上閒逛漫步。儘管漢密爾頓的帳目顯示，朋友借給他們無數筆小額貸款，資助他們渡過難關，但這對小夫妻依然過著愜意的生活，並且經常參加社交娛樂活動。離開軍隊後他的第一次購物顯示出他是一個懂得享受的人：他買了細頸的盛水瓶、兩個啤酒杯和一打葡萄酒杯。當約翰·傑伊和薩拉·傑伊夫婦在1784年從法國回來，並在百老匯大街8號安頓下來後，活潑的漢密爾頓夫婦在他們家所編寫的「晚餐和宴會客人名單」中位居前列。由於十分喜愛戲劇，漢密爾頓和艾麗薩還是百老匯帕克劇院的常客。

  儘管經常穿著昂貴的衣服出席社交活動，但和她的丈夫一樣，生活中的艾麗薩也是十分樸素節儉和勤勉刻苦的。艾麗薩是一個心靈手巧的主婦，她會自己製作手提包和咖啡壺襯墊，會插花，會自己編織桌子上的桌布，為家具設計樣式，製作精美的甜食和可口的糕點，為孩子們縫製內衣，等等。她製作蜜餞和餡餅，常常用羊肉、禽肉、小牛肉配以土豆和蘿蔔為家人準備美餐。漢密爾頓夫婦還會收到從奧爾巴尼的斯凱勒家中定期送來的新鮮貨物，漢密爾頓家也從來不缺大瓶的好酒。

  漢密爾頓夫婦早期婚姻生活中一個很大的遺憾——由於大西洋的阻隔，他們經常要與安傑莉卡分居大洋兩岸。從1783年到1785年，約翰·巴克·丘奇就一直逗留在巴黎處理美國與法國政府商業上的事務。所有見過安傑莉卡的名流都會對她一見傾心，她也很快就與當時同在巴黎的美國駐法國公使班傑明·富蘭克林成為朋友。她祈禱著某一天漢密爾頓能夠來到歐洲，接替班傑明成為駐法國公使。當她的丈夫在倫敦的薩科威爾大街買了一棟住宅，而後又在溫莎附近買了一棟鄉間住宅的時候，安傑莉卡感到十分懊惱。在1785年夏季這一段時間裡，丘奇夫婦暫時返回了美國，在回到英格蘭居住之前，他們拜訪了正因公出差費城的漢密爾頓。後來，漢密爾頓像被遺棄般地寫信給安傑莉卡：

  我擔心，你已決定離開美國和這裡愛你的親人。我看到你離開費城時帶著罕見的不安，好像預示著你再也不回來了一樣。我的擔心變成了現實，除非我們能在歐洲相遇，否則我將再也無緣相見。這是我們共同的想法。想像一下這給那些愛你的人所帶來的痛苦吧，當然還有給我帶來的痛苦，你那善良、摯愛你的妹妹艾麗薩在這個問題上的感受我已無法用言語來表達。[3]

  表面上，安傑莉卡在倫敦和巴黎的名流們社交聚會的豪華沙龍里過得舒心快活，似乎是那個奢侈浮華世界裡的天生居民，然而她從來沒有克服思鄉的情緒，她一直渴望著能回到艾麗薩和漢密爾頓的身邊，回到她在美國的故土。

  

  由於丈夫終日忙碌，照顧家庭的重任自然就落在了艾麗薩的身上，並擔負起教育孩子的任務。詹姆斯·漢密爾頓留下了一篇令人愉悅的短文，說明她每天早上是如何教他們學習的。他記得母親總是「坐在桌子的一邊——那是她的習慣——膝蓋上鋪著一張餐巾紙，把麵包切成片，然後為孩子們塗上黃油，他們站在她的旁邊，依次閱讀《聖經》里的一章或者是戈爾德史密斯的《羅馬》中的一部分。當功課做完後，她就喊爸爸和哥哥姐姐們吃早飯，吃好飯後，孩子們就收拾好東西去學校了」。[4]和瑪莎·華盛頓一樣，艾麗薩從來不公開談論政治，也不鼓舞她丈夫的野心。與此同時，她從未偏離丈夫的政治理念，與他默契配合，並且把他的政敵當作自己的敵人。

  作為一個深受宗教影響的婦女，艾麗薩堅信自己的孩子要接受宗教思想的教育。1788年10月12日，她和漢密爾頓來到華爾街西面的三一教堂，為三個最大的孩子——菲利普、安傑莉卡和亞歷山大——施行洗禮。斯凱勒夫婦、馮·司徒本和來訪的安傑莉卡·丘奇見證了這場受洗。自1790年開始，漢密爾頓一家租下教堂的第92排座位。漢密爾頓為三一教堂（也就是後來紐約聖公會貴族聚集的地方）提供免費的法律服務。與多年前那個在國王學院每天兩次虔心跪拜禱告的年輕人相比，漢密爾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作為一個名義上的新教徒，他並不明確地從屬於任何教派，也沒有經常去教堂或參領聖餐。像亞當斯、富蘭克林和傑斐遜一樣，漢密爾頓更多地受到自然神論的影響，提倡宗教的理性基礎，不相信上帝會主動干涉人類的行為。與此同時，他也從不懷疑上帝的存在，並把基督教當作一種道德和正義的普世性體系。

  漢密爾頓對人性負面的看法並沒有讓他對家庭生活心生沮喪，反而讓他更加珍惜。他的八個孩子似乎從未對他們的父親說出不敬的話。必須承認，由於他英年早逝，這種評判方法顯然是吹毛求疵，但是，我們在他們的家信中並沒有發現任何人的任何對他的抱怨。到家的那一刻，他會拋下一切公務，進入孩子的想像世界中。他的兒子詹姆斯說：「和善的秉性讓他的房間成了孩子們和朋友們最愉悅的場所。當女兒安傑莉卡一邊彈琴一邊唱歌時，他始終陪伴在她身邊。他與孩子的交流總是充滿溫情和信任，由此讓孩子們充滿自信和熱情。」[5]

  漢密爾頓涉獵廣泛，不知滿足地收藏各種書籍。這個靠自學成功的人從未停止過學習。他更喜愛來自英國的那些智者、評論家、哲學家、歷史學家和小說家，包括：喬納森·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亨利·菲爾丁（Henry Fielding）、勞倫斯·斯特恩（Laurence Sterne）、奧利弗·哥爾德斯密斯（Oliver Goldsmith）、愛德華·吉本（Edward Gibbon）、切斯特菲爾德勳爵（Lord Chesterfield）、托馬斯·布朗爵士（Sir Thomas Browne）、托馬斯·霍布斯、霍勒斯·沃波爾和大衛·休謨。其中他最珍惜的書籍是約瑟夫·艾迪生和理察·斯梯爾（Richard Steele）合著的一套八卷本的《旁觀者》；他經常把裡面的文章介紹給年輕人閱讀以提升他們的寫作能力和道德情操。他從未停止過對古聖先賢們的思索，從老普林尼（Gaius Plinius Secundus）到西塞羅，還有他敬愛的普盧塔克，他的書架上總是堆滿了法國的文學作品：伏爾泰和蒙田的散文、狄德羅（Diderot）的《百科全書》（Encyclopedia）、莫里哀的劇本。為了讓孩子精通法文，這位後來嚴厲譴責法國大革命，激發全美國義憤的政治家專門請了法語家教。

  從漢密爾頓住在紐約開始，他就為當地的許多公共機構做著貢獻。為了改善紐約州的教育質量，他經過多方努力創立了教育評議委員會，並且從1784年到1787年在委員會任職。當時國王學院已更名為哥倫比亞學院，以示完全擺脫英國王室的影響，他成為母校的理事，並被學校授予榮譽文學碩士學位。他還參與了數不清的社區規劃項目，包括向市議會申請重新安置威廉·皮特的雕像，因為這座雕像被放置在華爾街的中間，阻礙了交通；他還努力改善街道的衛生設施，要求委員會「墊高街道的中間部分，這樣雨水就可以自然往街道兩邊流了」。[6]

  漢密爾頓多次向朋友伸出援手。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馮·司徒本，國會曾口頭向司徒本承諾，如果愛國者能夠取得獨立戰爭的勝利，那麼他將得到一筆可觀的收入。當戰爭勝利而國會背信棄義時，漢密爾頓把司徒本帶到自己家中並教他如何向立法機關寫申訴書。他們羅列了美國對這位落魄勇士的種種沒有償付的貸款條目，最終司徒本獲得了紐約州北部65平方千米的土地。

  漢密爾頓和艾麗薩還援助了一個35歲的畫家拉爾夫·厄爾，他畫了許多革命時期的戰鬥場面。之前，他在倫敦跟隨班傑明·韋斯特（Benjamin West）學習，在1786年返回紐約後，由於肆意揮霍的生活習慣，厄爾把錢都花得精光，還欠了一屁股債，甚至被送進了專門關押債務人的監獄。漢密爾頓同情厄爾的遭遇，勸說艾麗薩「到債務人監獄去，讓厄爾給她畫一幅坐著的肖像，艾麗薩又說服了其他一些女士也這樣做。通過這種方式，這個藝術家賺到了足夠的錢來支付他的債務」。詹姆斯·漢密爾頓後來這樣記錄。[7]為了表達對漢密爾頓夫婦資助的感激之情，厄爾為艾麗薩畫了一副栩栩如生的肖像，畫中的艾麗薩坐在一張椅子上，腕上戴著華麗的飾品，詹姆斯·漢密爾頓認為，這幅畫出色地捕捉到了這位「誠摯、活潑、睿智的女士的所有特點」。[8]

  到30歲的時候，亞歷山大·漢密爾頓已經成了紐約的傑出人物和北美大陸精英集團中的一分子。從西印度群島的窮少年到現在的聲名顯赫，他跨越了常人難以想像的距離。偶爾地，他煩惱的過去還會意想不到地闖入他的腦海。約克鎮戰役之後，漢密爾頓被告知他同母異父的哥哥彼得·拉維恩在南卡羅來納州去世了，他給漢密爾頓兄弟——哥哥詹姆斯和弟弟亞歷山大——各留下了100英鎊的遺產。拉維恩和他的這兩個同母異父的私生子兄弟的關係是如此疏遠，以至於在他的遺囑中稱呼他們是「西印度群島中聖·克羅伊島『現在』或『以前』的居民……亞歷山大和羅伯特（原文如此）」。[9]彼得·拉維恩之所以想起漢密爾頓，是因為對方給他留下過深刻印象，還是因為他得知這位「私生子」兄弟奇蹟般地成為喬治·華盛頓的副官呢？

  事實上，漢密爾頓並沒有被這種遲來的悔過而感動，相反，他輕蔑地指出彼得·拉維恩把自己的大批財產——南卡羅來納州、喬治亞州和聖·克羅伊島的土地——留給了他的三個關係密切的好友，而不是他同父異母的兄弟。從漢密爾頓把這個消息透露給艾麗薩的情形看來，我們可以判斷漢密爾頓早就知道在這場遺產分割中受到了欺騙。「你知道這一情形，這減輕了我的悲傷，」漢密爾頓告訴艾麗薩，「然而，我的內心告訴我，這是我作為他的兄弟的權利。他死的時候很富有，但是卻把財富轉讓給了陌生人。我聽說他給我留了一份遺產。但我根本沒興趣知道那是多少錢。」[10]通過充當威廉·詹森爵士的遺囑糾紛的律師，我們同樣可以得知漢密爾頓對於這個遺贈的態度。威廉·詹森爵士碰巧也有一個兒子名叫彼得，還有八個私生子女。漢密爾頓在一份嚴厲的裁定中指出：「我的觀點是，八個私生子女中的在世者都有權分享原本僅屬於彼得的遺產。」[11]

  回顧往事必定讓漢密爾頓痛徹心扉，所以他幾乎與舊日相識斷絕了聯繫。戰爭期間，他曾寫信給聖·克羅伊島的導師休·諾克斯，諾克斯對他的成功感到十分自豪，對他和華盛頓之間的親密感到驚訝不已，並懇求他撰寫美國獨立戰爭的歷史。但是，到了1783年，諾克斯哀傷地給漢密爾頓寫信，抱怨昔日的弟子用三年的沉默來回答自己。諾克斯述說了自己感情上受到的傷害：「當你在軍營中風餐露宿，耳邊響著密集的炮彈聲的時候，你還會每隔五六個月忙裡偷閒給我寫信；而現在是和平時期，風平浪靜，你卻好像連兩分鐘的空閒時間都沒有……你是不是現在太富足、太驕傲，以至於喪失了記憶力……我希望你快點解釋一下這種奇怪的現象吧！」[12]

  漢密爾頓趕緊回信安撫諾克斯，解釋說他從沒收到這些信件。諾克斯隨即笑逐顏開地回覆：「你的回答不僅令我釋懷，而且讓我有意外的收穫。」[13]此時，諾克斯的腦中一定浮現出那個柔弱但卻堅定的少年，因而他叮囑漢密爾頓不要過度工作而讓自己筋疲力盡。儘管漢密爾頓這次修復了與諾克斯之間的裂痕，但諾克斯在接下來的三年裡再未收到漢密爾頓的來信。漢密爾頓沒有興趣重遊聖·克羅伊島，也不想帶艾麗薩回顧他的童年生活。他是否想從精神上遠離西印度群島，從而在美國塑造一個全新的自己？七年後，驚聞諾克斯去世的消息，漢密爾頓必定悔恨沒能與他敬愛的導師再見一面。在《皇家荷屬美洲公報》的舊文章中，漢密爾頓頌揚諾克斯「摯愛著全人類」。[14]很明顯，諾克斯的確對漢密爾頓表示出了一種特別而又持久的愛護。

  1785年5月，漢密爾頓久未露面的哥哥小詹姆斯來信向他借錢。從漢密爾頓回信的地址上看出，小詹姆斯已經遷居到了托馬斯街（接下來的一年他很可能死在那裡，死因不明）。漢密爾頓的回信令人震驚地揭示了他和這個做木匠的哥哥還有他的父親變得有多麼疏遠，儘管他曾努力與他們保持聯絡。漢密爾頓對於小詹姆斯沒有收到六個月前自己寄給他的信感到驚訝，他還溫和地責備了一下他的哥哥，說這是許多年來他從小詹姆斯那裡收到的第二封信。我們無法得知小詹姆斯是如何看待他這個飛黃騰達的弟弟的，難道他沒有一絲嫉妒？原諒了哥哥不寫信的行為，漢密爾頓也表達了自己熱切希望幫助他的願望：「你所描述的處境讓我感到難過，沒有比這更讓我痛心的了，只要在我力所能及的範圍內，我一定會盡力幫你的。」[15]同時漢密爾頓也說了他自己的前景是「還是不錯的」——這是他唯一一次謹慎地提到他的巨大成就——他還說自己希望幫他定居在美國的農場裡，但是目前自己無力向他提供更多的援助：

  我對你的愛不允許我忽略你的幸福，我希望時間將證明我會做一個弟弟能夠做的一切。現在我只能懇求你在你現在的地方再繼續努力一年或兩年，到那時，我應該能夠把你安排在這個國家的一個更加舒適的地方。請允許我提醒你，如有可能，儘量避免陷入債務中。另外，你是否結婚？如果還沒有的話，我希望你暫時保持單身，這也許對於你目前的生活是有益的。[16]

  漢密爾頓對於他哥哥小詹姆斯到底是結婚了還是單身毫不知情，這一事實暗示著他們兩兄弟之間有一道難以跨越的鴻溝。當漢密爾頓轉而談到他們那不負責任的父親時，他那充滿辛酸的言辭更加讓人心碎了：

  我們親愛的父親到底怎麼樣了？雖然我曾給他寫過幾封信，但我收到他的回信或是聽說他的事情已經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唉！我都不知道他是否尚在人世，我再也沒有機會讓他過上更好的生活了。一想起他的不幸和經濟上的拮据，我就心如刀絞。有時候我會安慰自己說，可能他的兄弟已經幫助了他，現在他已經過著平靜而愜意的生活了；有時候我又擔心也許他正窮困潦倒、衣食無著。如果你知道，我懇請你告訴我，消除我的疑惑。如果他還活著，請告訴我他現在如何或者人在何處，如果他去世了，也請告訴我他在哪裡去世的以及去世的原因。但願他還健在。如果你還能聯繫到他，希望你能告訴他，我時刻準備著照顧他的衣食起居，讓他過上幸福的日子。請他給我寫封信吧。[17]

  這封信證實漢密爾頓對父親的狀況一無所知，甚至不知道父親是否還活著。他猜測哥哥與父親仍有聯繫。除此之外，這封信也清楚表明了漢密爾頓對自己的父親更多的是懷著一種關切和悲傷而不是憤怒。

  漢密爾頓一生中一直與之保持聯繫的聖·克羅伊島上的人只有兩個。一個是漢密爾頓的表姐安·萊頓·文頓，漢密爾頓在國王學院讀書時，她一直為他提供資金上的幫助，當安·萊頓·文頓的丈夫於1776年去世時，她終於從這個不幸的婚姻中逃脫出來。四年後，她嫁給了蘇格蘭人喬治·米切爾（George Mitchell），第二年米切爾申請破產，迫使他們離開了聖·克羅伊島。三年後，他們搬到了新澤西州的伯林頓。對於安來說，那是一段可怕的時光，她在1796年抱怨說她和她的女兒「還在經受由於貧窮所帶來的每一次艱難」。[18]漢密爾頓有時會在費城遇到米切爾先生，每次都盡力為他提供經濟和法律上的幫助，但是後來他卻挑剔說漢密爾頓沒有做更多的事情來減輕他的困苦，為此漢密爾頓十分苦惱。

  漢密爾頓從孩童時就一直保持的唯一真正快樂的聯繫是和他最好的朋友愛德華·史蒂文斯。1777年，史蒂文斯在愛丁堡完成了醫學學業，用拉丁文發表了一篇關於胃消化方面的論文，這篇論文的靈感來源於他在街頭目睹一個會吞石頭的賣藝人。1778年，在24歲的時候，史蒂文斯成為皇家醫學協會一等初級會長。與休·諾克斯一樣，他對於漢密爾頓能成為華盛頓的副手感到十分激動，甚至有些許渴望。「誰能想像，我的朋友，」他在1778年用法語給漢密爾頓寫信說，「一個像你這般『尺寸精緻』、貌不驚人、秉性淡泊的人能發出如此耀眼的光芒，並在如此短暫的時間裡登上戰神廣場呢？你做到了。」[19]（強調漢密爾頓的「尺寸」很可能另有不雅之意。）在1783年，史蒂文斯回到聖·克羅伊島結了婚，開始了自己的行醫生涯。跟漢密爾頓一樣，他不費吹灰之力就在自己嘗試的領域取得成功。「史蒂文斯醫生涉及的領域很廣，收入豐厚，在業內有口皆碑。」休·諾克斯在聖·克羅伊島上說，「史蒂文斯不時談起去美國會如何如何，我認為，他若是在那邊的某座都市發展，也一定會卓爾不群，因為他能說會道、品格高尚、心靈手巧。」[20]史蒂文斯和漢密爾頓之間的關係像一根堅韌的紐帶，這正是漢密爾頓和父兄之間所缺失的。

  在西印度群島那段童年的記憶留給漢密爾頓的，還有一種根深蒂固的對奴隸制的憎惡。在戰爭期間，漢密爾頓堅定地支持約翰·勞倫斯為解放南方奴隸所做的徒勞無功的努力。漢密爾頓很早就表達了黑人應該和白人平等的決然信念——這跟當時的很多人不一樣，比如傑斐遜向來認為黑人天生就低人一等——這對他那個時代來說是振聾發聵的，而這恰恰是他從個人童年時代的經歷中得來的。

  在某種程度上，獨立戰爭讓許多美國人對奴隸制產生了一定的抵制心理，畢竟奴隸制和他們所追求的共和制理念格格不入。在一份廢奴主義者撰寫的宣傳冊中，塞繆爾·霍普金斯（Samuel Hopkins）寫道：「這是多麼令人震驚，多麼令人無法忍受的不平等……這是多麼野蠻粗俗、寡廉鮮恥的不平等。」[21]早在1775 年，費城的貴格會教徒便已經發起成立了世界上第一個反對奴隸制的組織，後來南方和北方的各州紛紛效仿這一做法。不幸的是，奴隸制已經滲入了呼喚自由的中堅力量的內心，這些大力宣揚自由的人完全看不到奴隸制與「自由」之間的任何聯繫。

  漢密爾頓與斯凱勒家族的結緣可能讓他在奴隸制問題上的立場更加微妙了。曾幾何時，菲利普·斯凱勒使用多達27名奴隸照料奧爾巴尼的住宅和薩拉托加附近的田地和磨房。每一種家務都是由奴隸完成的：做飯、修整花園、餵馬、補鞋、木工、洗衣甚至捕魚。艾麗薩與這些奴隸有著直接的聯繫，也正基於這種情況，她的後代曾大膽地猜測艾麗薩「很可能是她母親在管理奴隸上的得力助手」。[22]這一想像是極為錯誤的，因為我們知道艾麗薩是一名奴隸制的堅定反對者。雖然沒有確鑿的證據，但在漢密爾頓文稿中的三處內容暗示他和艾麗薩可能也擁有一到兩名家庭奴隸。在結婚五個月後，漢密爾頓給喬治·柯林頓州長寫信說：「我希望海上校回來之後，我能拿到足夠的錢，為柯林頓夫人交給漢密爾頓夫人的女人做出償付。」[23]傳記作家福里斯特·麥克唐納認為這一交易只是涉及家庭傭人的僱傭，而不是奴隸的買賣。他指出所謂「足夠的錢」指的是一名副總軍需官尤迪·海上校（Colonel Udny Hay）拖欠漢密爾頓的款項——這筆錢在當時遠不足以買到一名奴隸。[24]在1795年，菲利普·斯凱勒通知漢密爾頓「黑人男孩和黑人女奴已經準備好了」。很明顯，漢密爾頓在其現金簿上記下來了來年春天要向其岳父支付250美元，用途是「他為我買的兩名黑人奴工」。[25]但是，我們將在下文看到，這筆錢很可能是漢密爾頓代丘奇夫婦支付的：1797年5月29日，約翰·丘奇購買了一個女黑奴和一個黑人男孩。在1804年，安傑莉卡還心疼地提到沒有奴隸幫助艾麗薩準備漢密爾頓發起的一次盛大宴會。

  奴隸制已經絕不限於南方了，它還侵蝕了北方很多地方。在1784年，佛蒙特、新罕布夏、麻薩諸塞、賓夕法尼亞、羅得島、康乃狄克諸州或者宣布奴隸制為非法，或者通過法律讓奴隸制在一段時間內逐漸廢止——至少，新英格蘭的土地上不再允許有大型種植園了——但是紐約和新澤西州仍然保留著數目可觀的奴隸人口。特別是在紐約城，奴隸制幾乎成了它的傳統：它在18世紀50年代依然舉行奴隸拍賣會，依然通過製糖廠與西印度群島保持著密切聯繫。甚至在18世紀90年代，紐約城中五分之一的家庭依然保有家庭奴隸，這在那些希望擁有廚師、女僕和管家的小康商人中間是一種非常普遍的做法，並且將擁有奴隸看成一種身份地位的象徵（獨立戰爭後，即使在這一嶄新的更加平等的社會中，也很少會有美國人願意去做這種與「卑賤」聯繫緊密的工作）。在哈得孫河邊的土地上，奴隸和佃農一起耕種土地，一位英國旅行者注意到，「許多年老的荷蘭農夫擁有20到30名奴隸，他們所有的一切都歸奴隸照管」。[26]

  北方對奴隸制的依賴從未達到南方那樣的程度，在南方，奴隸制必然反映在菸草和棉花經濟中。當托馬斯·傑斐遜起草《獨立宣言》的時候，在他的家鄉維吉尼亞州40%的人口是奴隸。南卡羅來納州的奴隸人數甚至超過了白人人數。南方奴隸制的發展程度對漢密爾頓的一生都產生了不可磨滅的影響。對他所謂的貴族式的經濟制度最惡毒、最吹毛求疵的批評皆來自最貴族化的南方蓄奴者，他們擺出一副平民主義者的姿勢，抨擊與漢密爾頓有密切關聯的北方諸州的金融和商業利益，這樣就把人們的注意力從他們自己的罪惡需要上轉移開了。我們將會看到，當時在全國範圍內大多數人的意見——為了維護國家的統一應當擱置奴隸制的問題——足以表明南方種植園經濟成了政治討論禁區，但是，漢密爾頓的體系卻不得不接受徹底的審查。

  漢密爾頓始終如一地反對奴隸制並為廢除它鞠躬盡瘁——這一事實揭示出那種認為漢密爾頓只關心財富和權力的語調是多麼荒謬。的確，約翰·亞當斯從未擁有過奴隸，在奴隸制的問題上也潔身自好，並且還將奴隸制斥為「人性上的毒瘤」。[27]然而亞當斯也未能在實踐中貫徹他的信念。據他的傳記作者約翰·弗林（John Ferling）說：「亞當斯做律師時捍衛過奴隸制，但當他成為政治家時卻沒做任何努力去為這種束縛鬆綁。」[28]由於擔心南方的反對，亞當斯反對釋放奴隸以便讓他們加入大陸軍的計劃，他不允許使用黑人士兵，在麻薩諸塞州的立法過程中還抵制過解放奴隸的法案。「沒有證據能夠顯示他在全國性的會議上針對奴隸制問題吐露過一個字，或是跟南方的朋友就此問題展開過對話。」這就是弗林的結論。[29]

  班傑明·富蘭克林晚年或許顯得更為激進，作為賓夕法尼亞反奴隸制協會的主席，他膽識過人、坦率真誠。然而，在青年和中年時代，他在自己的費城印刷所里做過買賣奴隸的經紀人，替販奴者發布過GG，為自己和其他人買賣過奴隸。很長時間裡，他始終保有一名或者兩名家庭奴隸。傳記作者埃德蒙·摩根（Edmund Morgan）曾經指出富蘭克林與奴隸制的淵源，「直到生命的晚期，這一制度才開始敲打他的良知」。[30]

  來自維吉尼亞的幾位國父認為，廢除奴隸制是一個棘手問題，因為蓄奴與他們的經濟安全息息相關。在獨立戰爭爆發前，喬治·華盛頓是一名非常和善的芒特弗農奴隸主，他手下的奴隸超過100個。他曾堅決地抓捕逃亡奴隸，但仍稱得上一個仁慈的奴隸主。他沒有公開抨擊過奴隸制，但是畢竟飽受良心的煎熬，並且後來付諸行動了。在 1786年，在他擁有的奴隸數量超過200名時，他承諾拒絕拆散別人的家庭並發誓不再購買奴隸了。他告訴羅伯特·莫里斯，「活著的人中沒有人比我更真誠地希望看到一份廢奴方案了」。[31]華盛頓在遺囑中寫下釋放他的奴隸，甚至專門拿出錢幫助這些被釋放的奴隸和他們的子女。

  作為一個在蒙蒂塞洛擁有約200名奴隸和其他產業的奴隸主。托馬斯·傑斐遜當然清楚革命的崇高口號與奴隸制的血腥事實之間的差距。在獨立戰爭的早期，他就起草過一份禁止進口奴隸的計劃，當國會刪除《獨立宣言》中他譴責喬治三世販賣奴隸的一段文字時，他感到心灰意冷。在18世紀80年代前期寫成的《維吉尼亞筆記》一書中，他列出了一份詳細的廢止奴隸制的漸進方案，其中提到將解放的奴隸安置到北美大陸的中部。（擔任總統的時候，他表現得更傾向於將奴隸送回到西印度群島。）1784年，他提出在西北地區禁止奴隸貿易，並設定了16年的緩衝期。隨著時間的流逝，傑斐遜屈從於無限期推遲廢除奴隸制的懦弱政策，希望將這一問題推託給下一代人，並幻想奴隸制會自然而然地消亡。與華盛頓不同，傑斐遜只解放了部分奴隸，其中包括他那位眾人皆知的情婦薩莉·赫明斯（Sally Hemings）的兄弟。

  麥迪遜在奴隸制問題上的看法與傑斐遜相似。對他那繼承而來的120名奴隸來說，他相對而言算是一名仁慈的主人。有一次他還訓示一名監工，要求他「對待黑人仁慈和友善一些，必要的服從和工作就可以了，不要對他們過分苛刻」。[32]在18世紀80年代中期，他還支持過維吉尼亞州立法機構的一個緩慢廢除奴隸制的議案，但他很快就避開了這個尖銳的政治問題。麥迪遜從不認為奴隸制是道德的——在制憲會議上，他稱奴隸制是「有史以來人對人所實行的最殘酷的統治壓迫」——但是他自己並沒有盡力去消滅它。[33]傳記作家傑克·雷克文說，歸根結底，「麥迪遜和他的家族所從屬的那個巨大的種植園主階級中的其他成員一樣，還沒有準備好過沒有奴隸的日子」。[34]在麥迪遜生命的最後幾年裡，他在美國殖民協會工作，任務就是解放和安置以前非洲的那些奴隸。但是，在維吉尼亞州和全國的政治壓力下，麥迪遜最終不得不在對奴隸制話題的支支吾吾中苟延其政治生命。

  隨著結束獨立戰爭的《和平條約》的簽訂，奴隸制問題變得亟待解決。在亨利·勞倫斯的推動下，《和平條約》的第7條款設置了一個禁令，禁止英國人在戰後「運走任何黑人或者其他財產。」這條含混不清的條款是由奴隸主提出的，旨在讓英國人歸還戰爭期間逃到英方領地的黑奴，否則就要支付賠償金。而英國人則聲稱以前的奴隸在越過英國邊界後就已經獲得了自由。儘管從法律上說英國人違反了《和平條約》的第7條款，但漢密爾頓拒絕為奴隸主辯護，並從更高的道德角度做出評述：

  在解釋《和平條約》的時候，我們不應考慮任何可憎的和不道德的事物。在官方宣布保證給予他們自由的情況下，黑人被勸誘離開了自己的主人，現在又要使他們再次回到主人的束縛之下變成奴隸。可想而知，這是一件多麼可憎並且不道德的事情。它之所以可憎不僅僅是因為它對約定雙方中的一方施加了一種背信行為，更因為它還迫使那些曾經獲得自由的人再一次被奴役。[35]

  這個私有財產的熱情捍衛者，這個認為合同是神聖莊嚴的契約的人，在面對這個問題時，清晰明了地否認了任何剝奪人身自由的協議的神聖性。

  在紐約，對於第7條款的爭論立刻引起了熱烈的反響。戰後，來自其他州的許多奴隸主在紐約的街道上搜尋，試圖找到逃亡的奴隸，並將他們偷偷帶回去。因此，在1785年1月25日，19個人聚集在旅館老闆約翰·西蒙斯（John Simmons）的家中成立了一個社團，目的是保護那些已經獲得自由的黑人並且為那些依然遭受奴役的黑人贏得自由。這個團體被稱為「紐約促進奴隸解放協會」（New York Society for Promoting the Manumission of Slaves）。奴隸主在紐約街頭綁架獲得自由的黑人，並把他們賣為奴隸的卑劣行為尤其激怒了協會的成員。羅伯特·特魯普和一個來自紐約州波基普西市的商人兼土地投機者梅蘭克頓·史密斯（Melancton Smith）被任命共同起草協會的章程。10天後，一次協會的擴大會議在商人咖啡廳舉行，這一次漢密爾頓和亞歷山大·麥克道爾也加入進來了。儘管擁有五個奴隸，約翰·傑伊還是被選舉為協會的主席。傑伊堅信，「除非美國採取漸進的方式廢除奴隸制度，否則任何上帝祈求自由的禱告都是不虔誠的。」[36]擁有兩個奴隸的羅伯特·特魯普大聲地朗讀了一份聲明，這份聲明恰似《獨立宣言》的回音：

  仁慈的造物主和人類之父給予了人們平等的生存權、自由權和財產權，地球上的任何統治力量都無權剝奪這些權利中的任何一個。那些獲得自由的黑人在這個城市安分守己地從事自己的職業，但是，抓捕和販賣自由黑人的事件最近卻在這個城市頻繁發生。這些暴力行為必將激起每一個有博愛之心的人的憤慨，這種行為應當受到懲罰。[37]

  後來被簡稱為「紐約解放協會」（New York Manumission Society）的紐約促進奴隸解放協會，隨後組織了一系列大規模的抗議活動來抵制奴隸制度，他們發表演講、印發傳單，而且還成立了一個註冊處以防止自由的黑人再被拖入奴隸制度。它設立了黑人自由學校，為黑人學生提供基礎教育，訓練他們遵守紀律，而且採取家長式統治，防止他們「做出不道德的行為或者養成閒散懶惰、無所事事的習慣」。[38]大一點的男孩子則教給他們木匠和航海工作，大一點的女孩子就學習縫紉和刺繡的技術。在一次早期會議上，協會還決定向州立法機構申請逐步消滅奴隸制。當時作為州眾議員的亞倫·伯爾同意幫助他們。一份提案建議，在未來某個日子後出生的所有黑人將自動被認為是自由之身。為了加大力度，伯爾引入了更極端的條款，即在未來某時徹底終止奴隸制。激進的提案被否決之後，伯爾改為支持原先較溫和的方案。最終，立法機構制定了一個不強制實施、純粹出於自願的措施，即允許奴隸主釋放年齡在21到50歲之間的奴隸。

  在奴隸制這個問題上，伯爾也做得不夠：他家一直有4個或5個家庭奴隸。儘管他在法案中對他們表示同情，但他的信中從未透露出任何準備釋放他們的意願。當他進入傑斐遜的支持者的陣營時，伯爾覺得不用再打著廢奴主義者的幌子，也能給他自己帶來政治上的利益。直到1831年，他仍然試圖阻止高舉反奴隸制大旗的《解放者》的出版人威廉·勞埃德·加里森（William Lloyd Garrison）。加里森回憶起伯爾時說，「他的舉止是自認為高人一等，屈尊俯就的，他盛氣凌人……從我的是非感判斷，我認為他是毫無任何固定原則的人」。[39]

  在18世紀80年代中期，伯爾並不是唯一一個擁有奴隸同時又提倡廢除奴隸制度的人。實際上，紐約解放協會不得不面對這樣一個尷尬的事實——這個矛盾是如此普遍，協會的成員中有一半以上的人本身就擁有奴隸。作為協會的成員，這些人希望能夠洗刷掉自己身上的這種道德墮落，但是該怎麼辦以及採取什麼樣的步驟呢？在1785年2月4日召開的會議上，協會請求漢密爾頓、特魯普、懷特·馬特洛克（White Matlack）商討一個解決方案。會議的備忘錄顯示，漢密爾頓並非一個名不副實的人。作為一個天生的行動家，他鄙視畏首畏尾的措施，他想要發布一個英勇無畏、毫不含糊的聲明。

  1785年11月10日，由漢密爾頓主導的委員會公布了有關協會成員應當如何處理自己奴隸的提議。這份提議規劃了詳盡的時間表，令很多成員猝不及防。這個計劃建議28歲以下的奴隸，在他們35歲生日時獲得自由；年紀在28到38歲之間的奴隸應該在七年後獲得自由；超過45歲的奴隸應當立即獲得自由。很難想像，如果漢密爾頓夫婦擁有奴隸，在沒有想過釋放這些奴隸的情況下，他會推行這樣一個不留餘地的強硬計劃。該提議還強調，成員們需要「釋放」他們的奴隸，而不是「賣掉」，以免這些奴隸被運到比紐約條件更加惡劣的地方。

  漢密爾頓的委員會提出的方案解決了協會的一個大難題，巧妙地平衡了現在和未來對奴隸的釋放問題。梅蘭克頓·史密斯——後來作為州權的支持者，在紐約制憲會議中與漢密爾頓針鋒相對的對手——在這份明確的奴隸釋放時間表面前畏怯退縮，他懇請將這份提議推遲到下季度的會議上討論，由此破壞了漢密爾頓的計劃。漢密爾頓、特魯普和馬特洛克制定的文件太過激進，令其他人無法接受。不久之後，他們的委員會也草草地解散了。接任者組成的新委員會指責以前的計劃很可能導致成員們「停止為協會服務，並逐漸瓦解整個協會」，[40]新委員會建議協會成員在他們認為合適的時候釋放奴隸，只要他們認為合適，協會不會給予任何干涉。

  受到挫折的漢密爾頓沒有氣餒。三個月後，在1786年的2月，當協會遊說州立法機構停止從紐約輸出奴隸時，漢密爾頓成為協會的常務委員會委員。委員會用一本名為《非裔和其他人關於奴隸制的對話》（A Dialogue on the Slavery of the Africans etc.）的宣傳冊向州和聯邦的立法者發出呼籲。那年3月，漢密爾頓的名字又出現在一個號召州立法機構停止紐約的奴隸貿易的請願書上，對於黑人們「像牛和其他商品一樣被運到西印度群島和南部各州」的處境表示悲痛。請願書呼籲要求停止這種「與仁慈相悖，與自由和正義相矛盾的行為」。請願書進一步提出，「停止這些行為，這才是一個自由和文明的民族應當做的」。[41]

  許多傑出人物都在這個請願書上簽署了名字，遺憾的是，這些廢奴志士很快就因為憲法和其他因素分道揚鑣。在這個關鍵的時期，漢密爾頓、約翰·傑伊和詹姆斯·杜安依然與羅伯特·R.利文斯頓、梅蘭克頓·史密斯和布羅克霍斯特·利文斯頓保持友好的政治關係。在瀏覽這個請願書的署名者時，你也許會感到震驚，有那麼多的人會在18世紀90年代加入聯邦黨人的行列，被南方的種植園主誣衊為「貴族」。再深一步探究，人們會感嘆解放協會中與漢密爾頓長期保持緊密聯繫的人是如此之多，他們中包括羅伯特·特魯普、尼古拉斯·菲什、赫拉克利斯·馬立甘、威廉·利文斯頓、約翰·羅傑斯、約翰·梅森、詹姆斯·杜安、約翰·傑伊和威廉·杜爾。18世紀80年代紐約解放協會和其他州的反奴隸制協會的建立代表了美國種族關係的一段光明時期，它恰好出現在1787年美國制憲會議之前。之後的聯邦政府強調「和諧高於一切」，甚至連奴隸制的話題也不能再討論了。

  漢密爾頓參加紐約解放協會，顯現出他對受壓迫者的同情。然而，他參與的另一個社團卻使他遭到了譴責，人們指控他縱容那些企圖給美國強加一種貴族世襲制的勾當。1783年的春天，亨利·諾克斯將軍提議為那些服役超過三年的軍官創立辛辛那提協會（Society of the Cincinnati）——這個友愛的協會的名稱是為了紀念辛辛納圖斯（Cincinnatus），一位兩次保衛祖國，兩次放下手中的權力歸隱田園的古羅馬將軍——這個團體有崇高的政治目標（促進自由，維護各州團結）、慈善目標（為窮困的軍官家庭提供幫助）和社交目標（幫助分散在美國各地的軍官保持聯絡），一切看起來都是值得稱讚的，而且喬治·華盛頓被推舉為協會的第一任主席。漢密爾頓當時已經離開軍隊，所以不是協會的創始人之一，然而由於他特有的活躍性，在他的朋友馮·司徒本領導的紐約分部表現非常積極，不久就成為協會的領導者之一。

  這個協會的章程引發了一場爭議，因為它規定會員的長子可以繼承父親的會員資格，恰似繼承貴族封號那樣。當時的美國人正竭力擺脫一切與「頹廢的歐洲」有關的印記，因此辛辛那提協會被人們視為軍事陰謀或世襲的貴族統治的幽靈。塞繆爾·亞當斯——獨立戰爭早期波士頓的代表人物，也是約翰·亞當斯的堂兄——很快就譴責協會「在如此短的時間內迅速向軍事貴族世襲制邁進了一大步」。[42]對協會的反應，顯示出為贏得戰爭而通力合作的人們之間其實存在著根深蒂固的分歧，並預示即將到來的分裂。富蘭克林、傑伊、傑斐遜和約翰·亞當斯都猛烈地抨擊協會的這個章程，認為它危險而又荒謬。

  華盛頓被這種刺耳的爭執弄得十分痛苦，所以在1784年5月，他在第一次協會常務會議上，竭力勸說協會修改世襲成員資格的章程。各州在這項提議面前都採取迴避的態度，漢密爾頓受紐約分部的委託，起草一份意見匯總報告。在1785年12月，華盛頓從芒特弗農寫信給漢密爾頓，懇求說：「如果辛辛那提協會想要和普通市民和平共處，他們必須遵從第一次常務會議上被提出的修改意見。」[43]始終善於調和矛盾的華盛頓擔心會爆發致命的黨派分裂，所以希望這個新協會是居於政治衝突之上的。相比之下，漢密爾頓把辛辛那提協會看作一個潛在的讓各州融合成一個穩定的統一國家的有利工具。

  1786年7月，紐約分部的會長馮·司徒本和副會長菲利普·斯凱勒主持了兩場會議。第一次會議吸收了一批新成員，顯得空洞且浮華。馮·司徒本在銅鼓和小號的響亮聲中闊步走進了房間。司庫和代理司庫緊隨其後，手裡捧著兩個白色的綢緞墊，第一個人呈上的是金鷹徽章，第二個人呈上的是為新成員準備的羊皮紙入會證明。在開幕致辭中，漢密爾頓向協會的批評者發起挑戰：「我們向上天，向我們的心起誓，我們要為任何對我們的中傷進行辯護。」[44]他強調說，協會存在的唯一目的是維繫友誼，並幫助那些家境貧困的戰友。按照當時的風格，人們無數次舉起了酒杯，喝光了杯中的酒來向美國國會、法皇路易斯十六和華盛頓表達敬意。與此同時，在每一次舉杯之後，13門禮炮就隆隆鳴響。第八次舉杯的祝酒詞帶有鮮明的漢密爾頓特色，體現出他明確的政治意圖：「願國會擁有足夠的權力，維持國家的統一。」[45]

  兩天後，協會在城市旅館舉行了第二次會議，漢密爾頓發表了關於協會改革的報告。一些人曾將漢密爾頓看作頭腦簡單的貴族代理人或特權主義代表，聽聞這次演講，他們必定大吃一驚。漢密爾頓宣稱，如果辛辛那提協會沒有世襲制度，將無法生存。另一方面，他也反對長子繼承制，因為它「容易招來反對之聲——長子繼承制意味著人的一生取決於出身，而不是功績。這是與我們這個建立在友誼和愛國主義基礎之上的國家的精神特質相衝突的」。[46]作為家中的第二個兒子，漢密爾頓明白家庭中的長子並不一定就是最有能力的那個人，而且他對自己的父親作為一個蘇格蘭領主的第四個兒子所帶來的悲哀再熟悉不過了。有些自相矛盾的是，他明確地把推動一個世襲制協會發展的主要動力授讓給功績，而不是出身，並希望把這個原則推廣至整個社會。正像將來經常發生的那樣，他推崇的以功績為基礎的精英理論，被他的敵人曲解成了一種對貴族制的秘密崇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