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威嚴而又令人尊敬的議員

  獨立戰爭之後，紐約經歷了短暫的繁榮期。但因為債務膨脹、資金缺乏以及貿易日益萎縮，這種繁榮景象慢慢減退，到1785年，紐約的經濟已經停滯不前了。商品價格的下滑對負債的農民造成了巨大的傷害，他們被迫用日漸縮水的收入來償還他們的貸款。作為紐約銀行的董事，漢密爾頓擔心有些債務人會因為貧困而拖延償還義務，使債權人遭受損失。後來，他這樣形容每況愈下的商業環境：「當貨幣交易的信心被摧毀時，工業的興起自然就無從談起了。」[1]

  在接下來的幾個月里，漢密爾頓陷入了一種可怕的幻想，他擔心窮人會通過起義來奪取富人的財產。有產階級會被那些債務人和失業者挾為人質。認識到一場危機迫在眉睫，漢密爾頓告訴利文斯頓家族中的一名成員說：「那些關心財產安全的人或者是關心政府繁榮的人」必須「想方設法使那些原則不堅定的人處在立法機構的管轄之下」。[2]儘管漢密爾頓必將加入即將到來的喧鬧的新民主政府，但目前他仍不準備競選州立法委員。當他偶然看到他的名字出現在1785年4月《紐約信報》公布的州立法機構候選人名單中時，他急忙要求發行人把他的名字劃掉，他說「在目前的時刻」暫不考慮競選這個職位。[3]漢密爾頓不想提前做出決定，很有可能是希望在一個更合適的時刻登場。

  在漢密爾頓看來，對紐約州來說，主要威脅現在可以歸結於一個人：州長喬治·柯林頓。作為獨立戰爭時期的州長，柯林頓是在戰時脫穎而出的，他受歡迎的程度無人能及，所以連任了兩屆州長。柯林頓是一個身材矮小、肩寬背厚、大腹便便的人。他粗濃的眉毛、蓬亂的頭髮、肥胖的面頰，讓他看起來更像是一個強壯的魚販或是搬運工。

  關於他的所有事情都表明他是一個剛愎自用的人。對於漢密爾頓的大部分職業生涯而言，喬治·柯林頓都是紐約一個不變的存在，是他政途中隱約顯現的一座難以越過的大山。雖說在相貌上顯得笨拙粗野，但在政治上柯林頓卻是個老謀深算的傢伙，他牢牢掌握著手中的權力。柯林頓最終連任七屆州長，成為兩屆副總統，因為他代表著後來成為美國政壇的一支主要力量：地方平民主義者的領袖，既不過度審慎，也不過度放縱，被民眾視為「自己人」，受到廣泛的愛戴。正如為他編寫傳記的作家約翰·卡明斯基（John Kaminski）所說：「喬治·柯林頓的朋友認為他與民眾打成一片，而他的政敵則認為他是一個蠱惑民心的政客。」[4]

  作為蘇格蘭-愛爾蘭移民的後裔，喬治·柯林頓早年在阿爾斯特縣做律師，也是紐約立法機構最早的倡導者之一，他還曾在大陸會議工作過一段時間。戰爭時期，柯林頓作為陸軍准將保衛哈得孫高地。在當地自耕農心目中，他是一位戰無不勝的將軍，能保護他們抵抗那些統治紐約的貴族：利文斯頓家族、斯凱勒家族、倫塞勒家族，以及哈得孫河地區的其他貴族。帶著老練的政治家的敏銳眼光，西奧多·羅斯福後來評述說，柯林頓知道如何利用「農村自有土地者冷淡、懷疑的情緒」和他們「目光短淺」的嫉妒心。[5]然而，儘管有著共和黨人坦誠的氣息，但柯林頓並非是一個真正品格高尚的人。他自己有八個奴隸，並且在任職期間利用職務之便聚斂財富。他生活很節儉，但那是因為他人盡皆知的吝嗇，而不是因為他真的缺錢。在他任職的大部分時間裡，這個身兼數職的人總喜歡炫耀他那自命不凡的頭銜——「喬治·柯林頓閣下，紳士、州長和民兵總指揮、紐約州海軍艦隊總司令」。[6]

  漢密爾頓與柯林頓的關係並非以衝突作為開端。儘管柯林頓年長漢密爾頓16歲，二人在獨立戰爭期間始終保持著友好的書信往來，並一致認為支持國會很有必要。漢密爾頓很贊成華盛頓選擇柯林頓指揮在哈得孫流域作戰的美軍。但是隨著漢密爾頓和艾麗薩·斯凱勒結婚後，漢密爾頓追隨自己的岳父，成為柯林頓的死敵。到1782年的時候，儘管漢密爾頓仍然稱讚柯林頓是一個「正直的人」，但他逐漸認識到柯林頓是在卑劣地迎合大眾，「尤其是在新一屆選舉臨近之時」。[7]隨後10年，漢密爾頓對柯林頓的批評變得越發刻薄。他發現這個州長粗暴無禮、脾氣敗壞，他所謂坦率的舉止其實是對自己的算計和城府的掩護。柯林頓「做事謹小慎微、狼顧狐疑」並且很少「沒有預先策劃和設計」就盲目行動。[8]

  亞歷山大·漢密爾頓和喬治·柯林頓之間的恩恩怨怨是多種原因造成的，並非僅僅由於柯林頓的執政理念。漢密爾頓擔憂美國的民主政治會被一些蠱惑民心的政客所破壞，這些政客會裝腔作勢地說一些平民主義者的陳詞濫調來隱藏他們的專制主義。喬治·柯林頓、托馬斯·傑斐遜和亞倫·伯爾的行為都逐漸顯現出令漢密爾頓擔憂的特徵。柯林頓也不贊成設立銀行，認為銀行只不過是讓投機者斂財的工具，把錢從辛苦勞作的農民手中轉移到了投機者手中。更讓漢密爾頓坐立不安的是，柯林頓在戰後採取站在了嚴懲親英分子的立場上。一位親英分子歷史的編撰者這樣評價柯林頓：「他用最殘酷無情的方式審訊、侮辱、囚禁和懲罰親英分子。在他的命令下，親英分子身上被塗滿焦油、粘上羽毛，裝在車上遊街示眾，被施以鞭刑。他還在向他們收取極高的罰金後將他們驅逐出境。簡而言之，一切殘酷的手段——包括死亡——這個『暴君』都用到了。」[9]

  漢密爾頓或許可以容忍柯林頓的所有缺點，但有一項例外：柯林頓支持紐約州自治，反對國會統一管理。柯林頓對漢密爾頓的愛國熱情十分了解。他曾略帶譏諷地評論漢密爾頓是「一個傑出人物，一個了不起的律師，一個誠實正直的人，有雄心壯志」，但是他「想要迫不及待地實施他的毀滅性計劃，企圖聯各州合併在一起」。[10]可以說，漢密爾頓對各州政治活動的冷嘲熱諷與他對喬治·柯林頓的失望密切相關。在紐約州州長的敦促下，紐約州對從西印度群島進口貨物強行增加了一項關稅，由此激怒了城裡的商人和貨主。許多進口貨物都銷往鄰近的新澤西州和康乃狄克州，如今卻被紐約州額外徵收了高額的稅款。不僅如此，紐約州還對來自新澤西州的農產品和來自康乃狄克州的木材設置了一項「進口」稅。柯林頓沉湎於貪得無厭的金融掠奪，不願與其他州分享利潤。最終，當邦聯國會建議向進口商品徵收5％的邦聯關稅時，漢密爾頓雙手贊成，而柯林頓卻堅決反對。

  州際關係在貿易上的緊張狀態是如此嚴重，以至於1786年被任命為國會主席的納撒尼爾·戈勒姆（Nathaniel Gorham）擔心，紐約州和鄰近州的衝突最終會演變成內戰。同樣的，其他擁有海港的州與通過他們的港口進口貨物的鄰近州之間也爆發了激烈的貿易糾紛。這些州都在攫取原本屬於中央政府的權力：貿易政策的制定權。這種情形讓漢密爾頓相信，除非建立一個對海關稅收擁有壟斷權的新聯邦政府，否則國家必將分崩離析。由於各個州在稅收上都只考慮自己的利益，他們必然不可能為了公共利益做出自我犧牲。

  1786年4月，隨著經濟狀況進一步惡化，漢密爾頓認為採取行動的時刻到了，同意紐約立法機構選為任期一年的議員。後來，他告訴自己的一個蘇格蘭親戚說：「邦聯政府的軟弱導致公共事務混亂不堪，局勢召喚我再次參與公務生活，儘管我很無奈，但我不得不參與其中。」[11]事實上，從他展示出的改革熱情中，我們看不出他有絲毫勉強。他被明確的目標所驅使，立志制定一項重大的長遠計劃。漢密爾頓告訴特魯普，他之所以願意參選州議員，是因為他計劃「參加下一屆州立法委員會」，他打算在政府結構的問題上，讓州立法委員會「屈從於他所構思的改變」。[12]實際上，漢密爾頓參選州議員只是導致制憲會議召開的一系列事件中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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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向召開制憲會議的道路是曲折而又漫長的，這條路的開端始於1785年的芒特弗農。當時，馬里蘭州和維吉尼亞州的委員們解決了關于波多馬可河航行的爭端，他們希望這個解決的方案成為解決其他州際爭端的一個範本，並且在1786年初呼籲在安納波利斯召開一個大會，目的是「制定一些對促進共同利益有必要的貿易規則」。[13]詹姆斯·麥迪遜和漢密爾頓一樣，對於讓各州惱火的貿易和邊界爭端感到沮喪。1786年3月，麥迪遜寫信給傑斐遜，隨後寫信給在巴黎的美國公使，講述了「目前我們商業上的無政府狀態」和擁有主要港口的州正在榨取鄰近州的利益。[14]害怕各州立法機構制定只顧自己的自私法律，麥迪遜提醒傑斐遜說，這些州「如此頻繁、如此明目張胆的行為，讓最堅定的共和主義者都感到憂慮」。[15]

  1786年5月，紐約州的立法機構任命了六名委員到安納波利斯參加會議，但是最終，只有漢密爾頓和他的朋友，紐約州的首席律師埃格伯特·本森參加了會議。這次表面上不太重要的任命，實際上對漢密爾頓而言具有深遠意義。如果他錯過了安納波利斯會議，他或許會與制憲會議失之交臂，或許也無法成為《聯邦黨人文集》的作者了。羅伯特·特魯普後來宣稱，漢密爾頓明白安納波利斯會議將成為做更大事件的前奏，「除非把這次會議看作通往制憲大會的鋪路石，否則他對商業貿易類會議毫無興趣」。[16]不知是由於運氣、事先策劃，還是一種讓不可能成為可能的本領，漢密爾頓神奇地出現在美國早期歷史的每個重要轉折點。

  9月1日，漢密爾頓自己掏腰包起程前往安納波利斯。經過了漂泊的青年時期和戰時的顛沛流離，漢密爾頓對旅行幾乎不再有興趣，現在他把自己看作一個正在行軍的士兵。由於在旅程中身體欠佳，漢密爾頓延誤了一個星期才到達安納波利斯。艾麗薩最近又生下他們的第三個孩子小亞歷山大，所以漢密爾頓十分想念他的孩子們。他一到馬里蘭就匆忙給艾麗薩寫了一封滿懷深情的簡訊，字裡行間充滿了刻骨的思念：

  我很高興孩子順利出生了，然而我卻不能回家，不能在你和我親愛的小傢伙們身邊。我覺得沒有什麼能彌補我所錯過的天倫之樂，我的心緒無法安寧……實際上，我對家的依戀，使我不適合在外出差或者度假，一想到我會在這裡將逗留十天八天，甚至兩個星期，就讓我充滿了焦慮，我的貝特西同樣急切地盼我回去，她必能體會我的心情……請像我溫柔思念你那樣記掛我，我們一定會幸福快樂的。[17]

  很明顯，自從求愛時期以來，亞歷山大和艾麗薩之間的愛情就從未冷卻，婚姻讓這個不羈浪子成為一個戀家的男人。

  對於選擇相對隱蔽僻靜的安納波利斯作為會議的召開地點，麥迪遜解釋說，會議的組織者是有意避開重要的商業城市和國會所在的區域，目的就是防止代表們受挾於外部黨派。委員們被安排住在喬治·曼恩的城市旅店——城市旅店是一個有100多張床鋪的大型旅館——在州議會大廈陳舊的公共會議室里召開工作會議。前來參加會議的人數非常少——只有來自5個州的12位代表露面。不過代表稀少未嘗不是一件好事，因為可以擺脫那些反對建立中央集權政府的人。這個國家主義者團體的密切團結使得談話的內容無所不包，從商業爭端到對支離破碎的《邦聯條例》的批判，都在他們的討論範圍之內。

  麥迪遜比漢密爾頓早幾天抵達安納波利斯。他為參加這次會議所做的全面、專業的準備，幾乎無人能及。籌備會議之初，傑斐遜就給他寄送了大量政治和歷史方面的論著，此時在麥迪遜的頭腦里一定塞滿了關於共和政體和邦聯政府的種種先例。自從在邦聯國會共事以來，漢密爾頓可能一直未見過這位朋友。在這段時間內，麥迪遜研究法律，並一直在維吉尼亞州的立法機構里任職。麥迪遜身材瘦小、謝頂、眼睛深陷、眉毛濃重，好學上進，富有書卷氣。漢密爾頓一定很高興與這位故人敘舊。儘管我們不太知道安納波利斯會議的細節，但看起來很確定漢密爾頓和麥迪遜已經開始共同進行哲學思考，開始醞釀兩年後《聯邦黨人文集》的問世。在這一刻，他們持有相同的觀點——鄙視那些鼠目寸光的州權主義者。

  安納波利斯的與會者很快達成共識，各州之間在商業上的爭端是政治結構上的潛在缺陷的外在表現。他們達成了一個激動人心的結論：催促各州派出代表，在5月參加在費城舉行的會議以對《邦聯條例》進行修訂。漢密爾頓撰寫了結論激情澎湃的開篇，由於言辭過於辛辣，維吉尼亞州州長埃德蒙·倫道夫（Edmund Randolph）要求漢密爾頓把它撕毀。漢密爾頓當然勃然大怒，義正詞嚴地回絕了他。此時麥迪遜把漢密爾頓拉到一邊，力勸他做出戰術上的退避。「你最好是順從這個人的意思，」麥迪遜告誡漢密爾頓，「否則的話，全維吉尼亞州的人都會反對你的。」[18]漢密爾頓冷靜下來後，終於答應做出讓步。

  最終的定稿版本解釋說，委員們冒險超出他們最初的授權是因為「調整貿易的權力涵蓋廣泛而全面」，以至於決定這個問題需要政治體系中的其他部分同時做出相應的調整。通過更加細密的研究，他們發現現行體制的弊端比原來想像的要「更大、更多」。[19]安納波利斯決議指出，政治系統是一個精細構建的體制，它的各個組成部分必定關係微妙。這明顯是漢密爾頓發出的聲音，反映出他傾向於從系統層面解決問題，重視事物之間的微妙影響。

  當麥迪遜和漢密爾頓返回各自所在的州，要求州議會對安納波利斯會議所做出的決定進行考慮的時候，他們得到的反應是截然相反的。麥迪遜所在的維吉尼亞州給予了熱情的稱讚並且選擇喬治·華盛頓作為制憲會議代表團的領袖。相比之下，漢密爾頓所在的紐約州的州長喬治·柯林頓扮演了掃興者的角色。對於這種決定，他表示「強烈反對」。他否認改革的必要性，並且斷言「現在的《邦聯條例》能實現美利堅合眾國的目標」。[20]在接下來的兩年裡，雖然喬治·柯林頓所領導的立法機構里許多議員開始贊同安納波利斯決議，但他本人卻一直對改革加以阻撓。

  早在1776年，約翰·亞當斯就準確預言，戰後「最複雜、最重要、最危險、最棘手的事情」就是建立一個中央政府。[21]漢密爾頓現在全身心投入其中，安納波利斯會議之後，他為實現這一目標進行了戰略上的準備。為了向漢密爾頓表示敬意，紀念他為增進國家團結所做出的努力，凱薩琳·德林克·鮑恩（Catherine Drinker Bowen）在自己關於制憲會議的經典著述中寫道：「在那些早早就開始為改革而奉獻的人中，有3個人貢獻尤為突出——華盛頓、麥迪遜和漢密爾頓。在這三個人當中，有證據顯示，漢密爾頓是促成1787年制憲會議的最強大力量。」[22]當然，麥迪遜的支持者可能會對此表示不同意見。

  經濟問題貫穿於《邦聯條例》引發的所有矛盾中，美國實質上已經破產了，邦聯政府和州政府發現自己無力償還獨立戰爭留下的巨債。在歐洲的證券交易機構中，投資者紛紛表示出對美國信用能力的懷疑態度：他們以遠低於票面價值的價格拋售美國的債券。「美國命懸一線。」古維內爾·莫里斯如是說。[23]

  許多美國人和他們的政府一樣負債纍纍。在安納波利斯會議召開之時，麻薩諸塞州西部農村發生騷亂，幾千名負債的農民抗議劇增的稅收和他們的土地贖回權被取消。他們拿著棍棒和乾草叉，關閉了法院，使用武力阻止對他們土地的查封。正如漢密爾頓擔心的那樣，經過了8年的戰爭，用暴力來抗議權威已經成為習慣。因這次騷亂的首領名叫丹尼爾·謝斯（Daniel Shays），所以這次起義被稱為「謝斯起義（Shays Rebellion）」。丹尼爾·謝斯，曾經的民兵隊長，一夕之間成了平民英雄。

  美國獨立戰爭似乎捲土重來，只不過這一次是內戰。起事者穿著昔日大陸軍的制服，還按照1776年的做法，在帽子上別上了鐵杉樹枝條的花紋。1787年2月，麻薩諸塞州通過了減輕債務的立法，儘管這時州民兵已經平息了騷亂，但人們依然能感受到這起事件的餘波。許多債權人和有產者都對州政府日漸擴大的權力感到不安，並對疲軟的邦聯政府感到失望。邦聯政府已經廉價出售了自己的最後一艘戰艦，整個邦聯政府的軍隊也被縮減到僅僅700人。

  此前，在羅得島州就曾爆發過農民起義，激進分子鼓吹廢除債務以及財富均分。正當人們好奇這些起義者能走多遠的時候，麻薩諸塞州就傳來了謝斯起義的消息。這些起義暴露的問題，正是漢密爾頓善於解決的經濟問題。

  「我的天啊。」華盛頓這樣評價叛亂，他對一些起義者把美國的土地當作「所有人的共同財產」感到驚駭。[24]詹姆斯·麥迪遜向他的父親表達了類似的對叛亂者的恐懼：「雖然他們自稱目標僅僅在改革憲法和阻止行政暴行。但是，我強烈懷疑他們還想取消公共債務和私人債務，並對財產進行重新分配。」[25]麥迪遜認為軟弱的共和政體是暴亂的真正原因，而傑斐遜對此事的反應卻是沉著泰然。「我認為偶爾發生一些小混亂是一件好事情，」他從巴黎寫信告訴麥迪遜，「對於政界也同樣必要，就像在自然界一定會有暴風雨一樣。」[26]傑斐遜安慰威廉·史密斯上校的話，後來成為經常被引用的名言：「自由之樹必須時常用愛國者和暴君的血來澆灌。」[27]漢密爾頓時常擔心混亂循環往復，最終導致惡果，但暗自得意的傑斐遜卻認為周期性的暴行是能夠自我糾正的。

  通常口若懸河的漢密爾頓對謝斯起義卻罕有地保持了沉默。他之所以緘口不言是因為同情農民所遭遇的不幸，可是卻輕視他們的行事方法。漢密爾頓希望邦聯政府能夠接管各州戰時留下的債務。相反，麻薩諸塞州議會解決自己的債務的辦法就是給農民施加更繁重的稅負。在《聯邦黨人文集》的第六卷，漢密爾頓寫道：「這次起義在很大程度上是稅務壓力的產物」[28]「如果謝斯不是被債務逼上了絕路，那麼麻薩諸塞州是否會陷入內亂，是值得懷疑的」[29]。農村的騷亂和起義，證明了他一貫堅持的觀點的正確性，即邦聯政府必須擁有稅務分配權，公平地分擔各州的稅負負擔。

  許多美國人懷疑脆弱的邦聯能否承受住富人與窮人之間、債務人與債權人之間日積月累的矛盾。1787年2月，為了遏制國家財政日益惡化的勢頭，漢密爾頓在紐約州立法會上表明了自己英勇無畏的立場，支持國會提議的5%的進口稅。漢密爾頓不指望僅通過一次進攻就擊垮柯林頓和他的追隨者們，因為他們維護州權的口號深得人心。立法委員塞繆爾·瓊斯在評論漢密爾頓的這次行動時說：「在開會期間他告訴我，民眾都期盼著他，他不應該讓他們失望。否則就不會在州立法會議上重提此事了。」[30]漢密爾頓發表了一個長達1小時20分鐘的馬拉松式演講，向人們展示了邦聯統治之下美國的嚴酷面貌。他指出，國會依賴於13個州自願上繳稅款，但一些吝嗇的州繳納的只是他們規定稅額的一小部分，甚至直接抵賴。由於邦聯國庫空虛，沒有剩餘的錢支付債務或建立美國的海外信譽。就算國內的債權人會表現出耐心，但是國外的債權人則不會如此。「邦聯政府應該有權強制執行他們的要求，」漢密爾頓警告說，「遲早他們會這樣做。」[31]漢密爾頓認為邦聯權力處於無序和錯位的狀態：「如果這些州不能團結在一個統一的邦聯政府之下，他們相互之間絕對會發生戰爭，他們之間的分歧會使他們遭到外國勢力和陰謀的傷害。」[32]

  漢密爾頓精闢的闡述遭到了柯林頓和他的追隨者無情地輕視，他們用無禮的方式做出回應，要求對這個問題進行投票表決而無需費力去反駁漢密爾頓的演講。正如漢密爾頓預期的那樣，邦聯國會的稅收計劃徹底落空了，他一貫流利的口才也由於身體上的筋疲力盡而不得不屈服。儘管他很快就因支持者的歡呼而支撐了下來，恢復了元氣並且到劇院去看了一場戲。「在參議院那次著名的支持進口稅的演講之後，漢密爾頓去劇院看戲，」瑪格麗特·利文斯頓（Margaret Livingston）告訴她的兒子，州首席法官羅伯特·R.利文斯頓，「當他進門的時候，有人稱讚他是一個偉大的人，還有人說他比柯林頓更適合當州長。」[33]

  在立法機構任職期間，漢密爾頓對兩項措施進行過投票表決，反映了他關於自己孩童時代的一種矛盾的感情。最奇怪的是，他贊同一項禁止因通姦離婚者再婚的議案。西印度群島也曾有一項類似的苛刻法令，便是致使漢密爾頓的父母無法將他立為合法的婚生子的原因。如果說這次投票顯示了漢密爾頓對母親潛藏的怨恨，那麼另一次投票則流露出對她的愛意。當時，立法院正在討論一項阻止未婚生子的母親殺害剛出生的子女的議案。這個議案的目的是禁止那些非婚生子女的母親在孩子出生時將其殺死。一個有爭議的條款規定，如果孩子死亡，未婚的母親必須有證人證明孩子出生時就是死胎或者是由於自然原因而死的。這意味著未婚的母親不得不公開承認她生下了一個私生子。漢密爾頓對此不敢苟同，有一篇刊登在報紙上的文章反映了漢密爾頓的惻隱之情：

  漢密爾頓先生評論說，這個條款既不明智也不公正，他希望從議案中刪除這一條款。為了證明觀點的合理性，他充滿情感地描述了一位不幸女人的尷尬遭遇……通過隱瞞她的失貞事實，她的不幸可能會到此為止。她就可以改過自新再一次被這個道德社會所接納。這個條款是在強迫她向全世界公告她的羞恥，因此她很有可能甘願承受隱瞞所帶來的懲罰，也不願意公開她的過失。[34]

  當塞繆爾·瓊斯支持這個措施的時候，漢密爾頓用「滔天的辯詞」對他進行了反駁，並且說服立法機構站在了自己這一邊。[35]漢密爾頓為了這個措施如此費力地爭辯，意味著加勒比海殘留的駭人記憶仍然在他的腦海中不安地徘徊。

  漢密爾頓在關稅措施上遭到痛擊後不久，他提出了一個議案，建議立法機構，派五名代表參加在費城舉行的制憲會議。大部分人都希望制憲會議僅是單純地對《邦聯條例》進行修改，而不是徹底改革它的基本結構，但漢密爾頓設想了某些更加大膽的事情，希望這次大會能產生一種更穩固、更長期的團結。兩天後，柯林頓和他的追隨者讓漢密爾頓陷入了困境，他們把代表名額縮減到了三人。由於漢密爾頓是紐約州主張參加這個會議的主要因素，柯林頓和他的追隨者當然不能不把他算在代表名額之內；此外，他們派了兩個極度反對邦聯權力的人和他一起參加會議，這樣可以減弱他的影響力。奧爾巴尼市的市長小約翰·蘭辛（John Lansing, Jr.）是一位富足的地主，羅伯特·耶茨（Robert Yates）是紐約州最高法院一個自命不凡的法官。這兩個人都堅決反對賦予邦聯政府獨立的徵稅權。此外，他們倆還是一對牢固的搭檔，這兩個人是通過婚姻產生聯繫的，而且年紀較輕的蘭辛在少年時期還曾在耶茨的律師事務所工作過。漢密爾頓非但沒能帶來一個精誠合作的代表團，反而被降級為一個來自持反對意見的州的少數派代表。

  漢密爾頓在1787年5月18日抵達了費城，在第四大街印第安女王旅館與其他代表會合。麥迪遜於幾天前到達費城，他向華盛頓吐露自己的擔憂：「蘭辛-耶茨聯盟對漢密爾頓來說是一個致命的『絆腳石』。」[36]和其他代表一樣，麥迪遜有一種強烈的戲劇感，他相信即使看不見任何曙光，但即將在會議上被制定的文件將是會「永遠決定共和政體政府的命運的」。[37]由於法定出席人數不足，會議又拖了一周才正式開會。在屋外潺潺的雨聲中，華盛頓被全體代表一致推選為會議主席。漢密爾頓曾經努力勸說華盛頓走出芒特弗農，參加制憲會議。獨立戰爭結束之後，華盛頓和漢密爾頓一樣對軟弱的中央政府感到不安，他擔心「來自地方或各州的政治勢力，會過多干預那個更自由和全面的政府計劃，但這個計劃從理性和長遠來看，是一定要實現的」。[38] 儘管華盛頓在會議上沉默寡言，但大家知道他傾向於建立更有效的中央政府。

  華盛頓任命漢密爾頓、喬治·威思（George Wythe）和查爾斯·平克尼（Charles Pinckney）組成一個小型的委員會，為大會草擬規則和程序。為了防止自己被蘭辛和耶茨掣肘，漢密爾頓提議進行個人記名投票。但是，委員會原本採用的是一州一票制度，如此一來，漢密爾頓的投票可能湮沒在兩位紐約州同事的不同意見中。為了鼓勵坦率直言，委員會傾向於採用保密形式，準備進行無記名投票，委員會還決定「在這座議會大廈里，大家所說的話會被記錄，也不會被發表，而且未經允許也不能傳播」。[39]議會大廈的門口設有崗哨，新聞記者和好奇的觀眾被擋在門外，代表們在進入大廈之後要起誓對外界守口如瓶，不會透露半點口風。代表不能走出大廈，只能去二樓休息，以確保會議的機密性。在這個悶熱的費城的夏天，面對著成群的讓人備受折磨的蒼蠅，大廈二樓的窗戶緊閉，百葉窗關閉了，以保證絕對不受到干擾。麥迪遜當時所做的筆記直到幾十年後才公之於眾。

  為什麼這個為了尋求民主的會議會採用如此不民主的規則？許多代表認為他們是文明、獨立的公民，關注的是大眾的福祉，而不是那些所謂的派別中的成員。「如果會議期間我們考慮的問題被公開，那麼派別之間的爭吵將會阻止我們達成任何令人滿意的結果，」漢密爾頓說道，「採取會後公布的方法，我們才能獲得更豐碩的成果。」[40]在這次非公開的會議上，代表們不受抑制地辯論，最終形成了歷史上最光輝的文件之一。與此同時，會議的保密性也成為流言蜚語的源泉，給漢密爾頓後來的政壇生活帶來了不利的影響。

  會議的召開地點是紅磚砌成的賓夕法尼亞州議會大廈鐵灰色的東廳，《獨立宣言》就是在那裡簽署的。對於這些公正的共和黨人而言，它具有特別的嚴肅性。代表們坐在當時流行的一種名為溫莎椅的細骨靠椅中，以華盛頓的那把木椅為中心，圍成一個扇形，在鋪著綠呢子布的桌子上記著筆記。綠色的窗簾遮住了高高的窗戶的上半部。整個房間的布置都凸顯出這個會議的保密性。與圓形劇場裡講演的演講者不同，這些代表在一個空間大小適當的場所開會，發言人能與每位代表進行眼神交流，用一種正常的聲音進行交談。

  坐在前排中央的是詹姆斯·麥迪遜，他坐在這個關鍵位置上做著會議記錄。「這是一個恰到好處的位置，能聽到所有人的發言……我從未缺席任何一場會議，也從未隨意離開座位。我不可能錯過任何一次單獨發言，除了一次簡短的插話。」[41]一位評論家說道，這個俯身記錄的矮小的維吉尼亞人有「一副沉著的表情，一雙敏銳的藍眼睛，看起來像是一個思想家」。[42]

  來自喬治亞州的威廉·皮爾斯（William Pierce）對漢密爾頓的描述最為詳盡。這位青年才俊給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他33歲左右，個頭較小，身材瘦削。他的舉止略有些僵硬，有時候還表露出令人不快的自負。」與那些偉大的演說家相比，漢密爾頓的聲音不夠洪亮，但他能言善辯，對問題的分析一針見血。「在發言前，他必定準備好一個饒有趣味的話題。他做事情絕不會淺嘗輒止停留在事物的表面。他一定會窮根究底，直到找到問題的癥結所在。」皮爾斯指出，漢密爾頓語氣多變，時而沉重，時而詼諧。他的「講話方式並不總是一成不變，他有時像政治家博林布魯克子爵（Viscount Bolingbroke）那樣富有說教意義，有時又像小說家勞倫斯·斯特恩一樣輕快流暢」。[43]

  這場被班傑明·富蘭克林狂熱地描述為「他一生中見過的最威嚴最崇高的會議」有哪些賢明的人參加？[44]除去抵制這場會議的羅得島州委派代表之外，12個州的55名代表，基本覆蓋了當時美國的全部國土。他們都是白人，男性，大部分是富有的有產者。許多人是律師，因此對先例非常敏感。普林斯頓的畢業生（9人）遠遠超過了耶魯的畢業生（4人）和哈佛的畢業生（3人）。他們的平均年齡是42歲，這意味著當時32歲的漢密爾頓和36歲的麥迪遜都是與會者中的「年輕人」。漢密爾頓雖然不是在美國出生的代表，但他並不孤獨，因為有另外12個人都來自國外，或曾在國外求學。許多代表都和漢密爾頓一樣認為當務之急是處理公共債務。代表們中的大多數人都擁有公共債券，它們的價值將戲劇性地受到在這裡將要做出的決定的影響。在接下來的幾個月里，漢密爾頓很少出席，但這也是當時的典型的情況。許多代表在自己家鄉與費城之間往來奔波，55名代表中只有大約30人在會議召開的大部分時間裡在場。

  這次會議讓漢密爾頓有幸遇見另一位美國開國元老：當時81歲高齡的班傑明·富蘭克林。共同參加制憲會議，是這二人人生軌跡中的唯一交點。這位雙下巴的費城老人當時頭髮幾乎全掉光了，只有兩側還有一些稀疏的頭髮。他正在遭受痛風和腎結石的折磨。富蘭克林常在自家院子裡的一棵桑樹旁與漢密爾頓和其他代表談話，有時他喜愛的外孫班傑明·富蘭克林·貝奇（Benjamin Franklin Bache）也會在旁邊。據說體弱多病的富蘭克林第一次來參加會議時，他是坐著由四名從沃納特監獄召集的犯人抬著的轎子到達會場的。然而，這位老人為與會代表做出了表率，在長達四個月的會期中，他沒有缺席任何一場會議，有時他還會請身邊的人大聲轉達他的想法。漢密爾頓抵達費城後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向富蘭克林表達敬意。這個德高望重的人反對給行政部門的政府官員加薪，希望這樣一種措施能造就心繫人民的公眾領導，而不是尸位素餐的官僚。其他人認為，此項措施會抑制有識之士擔任公職的願望，而導致那些閒散的有錢人擔任公職。但漢密爾頓對這個不切實際的主張表示支持，很可能是出於對這個老人的尊重。麥迪遜評論說，一些人對這個建議「心懷尊敬，並不是因為它讓人信服或具有可行性，而是針對這個建議的提出者」。[45]

  理論上，這次會議的宗旨是對《邦聯條例》進行修訂。但是，僅看到這一短視目標的代表剛一發言，就被他人予以糾正。5月30日，埃德蒙·倫道夫提交了一份由麥迪遜起草的計劃，目的是對條例做全面徹底的改動，以期產生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政府。這個「維吉尼亞方案」與過去做了一個徹底的了斷，並描繪了未來美國政府的基本藍圖。它設想了兩院制的立法機構，兩院均採用比例代表制（作為人口最多的一個州，維吉尼亞將在這種方式中獲益），額外的權力集中在行政部門，實行領導負責制（也就是一個主席），任期7年，而不是激進分子所喜愛的委員會。為了強調三權分立，它還設想了一個全國性的司法系統，由最高法院統領。毫無疑問，該計劃的意圖是，各州在享有一定自治權的同時，服從於邦聯政府。

  倫道夫陳述完畢後，漢密爾頓向代表們指出了核心問題，那就是這個新政府是要繼續作為一個邦聯存在還是組成一個真正的國家。他們實際討論的問題是「美國是否可以有一個政府」或每一個州是否需要「獨立存在，只靠邦聯制聯接」。[46]漢密爾頓明白一個有著最終支配權的全國性政府的重要性。漢密爾頓的發言受到積極回應，這說明代表們已經做好準備要進行一場大刀闊斧的改革，多數與會者同意「建立由最高立法、行政和司法機關組成的國家政府」。[47]羅伯特·耶茨投票反對漢密爾頓的發言，這一舉動也暴露了紐約代表團內部不可挽回的裂痕。如果當時約翰·蘭辛也在場的話，他肯定也會投出同樣的反對票。

  對許多代表來說，聯邦權力的分立是一回事，削減州權則是另一回事。對一些人口較少的州來說，兩院制立法和兩院都是按照人口比例來選舉令他們十分不安。6 月15日，新澤西州的代表威廉·帕特森（William Paterson）向大會提出了相反的建議——不是推翻舊體制，建立新政府，而是希望對《邦聯條例》加以「修正」並保留基本的州主權；不是採取兩院制國會，新澤西代表提議國會僅設一個議院，且各州均只有一票表決權。他們還希望保留令國家財政舉步維艱的自願「征款」體制；成立一個執行委員會以取代總統一職，若大多數州長同意，即可廢除該委員會。很明顯，許多大的州都傾向於贊成維吉尼亞方案，而較少的州則贊同新澤西方案。

  雖然小約翰·蘭辛所代表的紐約州人口數量在全國排在前五，但他還是對新澤西方案表達了強烈的讚美，因為它「維持各個州的主權」。他責罵維吉尼亞方案說：「各州永遠都不會為了一個全國性政府而犧牲它們的基本權力。」[48]蘭辛對麥迪遜的方案是如此反對，以至於他說如果紐約州提前獲悉會議打算建立一個新中央政府的話，是絕不會派代表到費城來的。蘭辛的發言證實了漢密爾頓在代表團處於少數派地位，這削弱了他在會議上的影響力。

  對那些熟悉漢密爾頓的人來說，在會議最初的3周里他被動消極的態度是令人感到困惑的。他表現得像個毫不關心會議議程的局外人。當會議的代表們因為分別支持維吉尼亞方案和新澤西方案而分裂成兩個陣營時，漢密爾頓與雙方都保持著明顯的距離。羅伯特·耶茨在6月15日的記錄中寫道：「漢密爾頓上校不肯說他同意哪方的觀點。」[49]麥迪遜則記錄道，漢密爾頓說自己不喜歡出風頭，一方面是因為他不願冒犯那些「能力、年齡與資歷均高於自己的人，他不願向他們提出任何異議」；另一方面是因為他的代表團意見不一。[50]

  不難預料，一旦口若懸河的漢密爾頓打破沉默的時候，一定會震驚其他人。面對大州和小州之間的僵局，他提出一個更激進的計劃。6月18日星期一的清晨，漢密爾頓，這個32歲的曠世奇才在會議上第一個從座位上站起來，在這個悶熱、密閉的房間裡侃侃而談。他一口氣說了長達6個小時（中間都沒有停下來吃午飯），展現出精闢的見解和過人的膽略，但事後回想，其中也不乏輕率之處。他向立法機構承認說，他將會勾畫一個並非反映與會成員意見的方案。「我的立場不討人喜歡，」他承認道，「但是在如此重大的問題上有所保留是應受責備的。」[5l]人們對「民主」的熱情令人厭煩，他們所說的民主無非是直接代表制，甚至是暴民統治，而不是通過受過教育的代表過濾公眾輿論。「維吉尼亞方案是什麼？」他問道，「是否就是讓一個民主的參議院和一個民主的行政部門來制約一個民主的眾議院？這樣的方案與《邦聯條例》有什麼實質性的區別？就像普通豬肉和加了作料的豬肉。」[52]在所有的美國開國元勛中，漢密爾頓可能是最不信任群眾智慧的一個，他希望選出的精英領導者給予民眾指引。這正是漢密爾頓政治觀點中最矛盾的地方：他對美國的樂觀看法與實際上對人性的悲觀看法共存。他對美國人的信心從沒有和他對美國本身的信心很好地匹配在一起。

  以自我為中心、超前的想像和非凡的才智是漢密爾頓的典型特點，他無法滿足於僅僅是對他人的方案修修補補。他的頭腦里已經構建了一個完整的新政府規劃，而不只是分散的幾個方面。大會的討論過程被嚴格保密，由此才能確保代表們不必擔心受到報復，盡情展開辯論，提出爭議性觀點。實際上，在共和國早期的那些謠言中，他的演講占據著惡魔般的地位，為那些認為漢密爾頓在政治上變節的政敵提供了令他們滿意但卻使漢密爾頓身敗名裂的證據。

  儘管我們沒有任何關於這次發言的書面文稿，但漢密爾頓、麥迪遜、耶茨、蘭辛和魯弗斯·金（Rufus King）所留下來的筆記內容大體一致。自從1780年9月給詹姆斯·杜安寫信以來，幾年間漢密爾頓一直天馬行空地思考著一種全新的具有君主政體的連續性和共和政體的自由性的混合政府體制，這個體制既能提防無政府狀態也能提防暴政專治。在會議上，漢密爾頓建議通過選舉產生總統和參議院，他們雖是選舉產生的，但若「行為檢點」便可任職終身。漢密爾頓建議的行政首腦有異於世襲君主，因為他是由選舉產生的，如果行為不端，可被撤職。在漢密爾頓慷慨陳詞的時候，麥迪遜潦草地寫道：「該建議可能會遭到反對，這樣的一個首腦將會是一個選舉出來的君主，會產生一種以君主政府為特徵的混亂。漢密爾頓解釋說，『君主』是一個模糊的詞語。它既不表明權力的程度也不表明權力的持續時間。」[53]在漢密爾頓的私人筆記中，他評述這種君主：「他應當是世襲的，並且具有如此多的權力，冒風險來獲得更多權力並不是他的興趣所在。」[54]漢密爾頓在他的演講中修正了這一說法，然而，卻從沒有公開提倡設立世襲君主政體，正如麥迪遜提及「選舉的君主」時所證明的那樣。而且在漢密爾頓的大量著作中，沒有任何地方提到他支持世襲制君主。即使是在這裡，在他最極端的陳述中，他僅是提倡設立一位最終受制於立法機關的行政長官。無論他的言辭被怎樣曲解，都不足以證明他是在倡導建立一個真正的君主政體，即國王擁有永恆的、自主的世襲權力，凌駕於所有政府部門的權力之上。

  儘管漢密爾頓倡議的參議院由選舉產生並任職終身，但相比之下，他設計的眾議院則極其民主——由全體有選舉權的男性公民每三年通過直接選舉的方式產生。因此，參議院代表貴族，眾議院則代表平民。漢密爾頓擔心，隨著經濟發展，收入差距被拉開之後，參議院和眾議院可能會設法把自己的意願強加給彼此：「把權力都給予多數人，他們就會壓迫少數人；把權力都給予少數人，他們就會壓迫多數人。」[55]這個體制需要一個公正的仲裁者，不受階層衝突和地區利益的影響。在這裡漢密爾頓攪了渾水，他用了一個可怕的字眼——「君主」：「這一制衡力量就是一個君主……政府應當有一個能抵制民眾偏見的人。」[56]漢密爾頓對貴族和平民都感到擔心，他希望既能遏制濫用權力的多數人也能遏制濫用權力的少數人。「煽動民眾的人並不永遠是不可取之人，」他在演講中回應了麥迪遜的一個觀點，「貴族常常就是煽動民眾的人。」[57]為了避免進一步地濫用職權，漢密爾頓推薦成立一個最高法院，由12名法官組成，只要法官的行為妥當便可終身任職。用這種方式，每個部門都能與民眾的狂熱保持一段有益的距離，只留下一個明顯的例外——眾議院。漢密爾頓總結說：「想要確立的主要原則是：必須有一個永久的章志。」[58]

  讓某些聽眾感到激憤的是漢密爾頓對於「以前祖國」的評價。麥迪遜記錄道：「他不假思索地宣布……英國的政體是這個世界上最好的模式，如果美國的政府缺少英國的模式，會變得面目全非。」[59]對未來的那些陰謀家而言，漢密爾頓只要肯承認這一點，他們就能確定漢密爾頓是一個危險的叛國者，時刻準備著出賣美國使它重新回到不列顛的束縛中去。實際上，會議的代表對英國政治體制的讚賞是十分普遍的。南卡羅來納州的皮爾斯·巴特勒（Pierce Butler）曾評論說，代表們「經常會不加考慮地欣賞英國議會的優點，無論有道理或沒道理的都會模仿英國」。[60]但是漢密爾頓的惡意批評者卻把他的這種觀點解釋成對英國體制的一種卑躬屈膝的崇拜，並意圖將它引入到美國來。

  漢密爾頓演講完畢，會場禮貌性地響起掌聲，沒有人想要爭論什麼。也許代表們是希望早點離開這個悶熱的房間，回到自己的住所。古維內爾·莫里斯稱讚漢密爾頓的發言是「他聽過的最出色的，給人印象最深刻的演講」。[61]來自康乃狄克州的威廉·塞繆爾·詹森說漢密爾頓的發言「受到了每一個人的稱讚，但……沒有一個人支持他」。[62]數年後，約翰·昆西·亞當斯稱讚這個方案是具有「偉大才華」的方案，甚至從理論上而言，這個方案比最終被採納的方案還要好，可是卻被錯誤地放在了當時美國這個環境之中。[63]

  漢密爾頓是如何搞砸這次演講的呢？漢密爾頓與大多數代表的不同之處並不在於他對暴民統治的恐懼，而在於這種恐懼的心理徹底擊碎了他的希望。他忙於將反覆無常的公民置於相互制衡的機制中，卻無暇考慮公民的潛力。漢密爾頓像是生活在兩個世界裡的人。他從不支持貴族和世襲的頭銜，或其他貴族政治的繁文縟節。他也沒有說過君主政體的一句好話。儘管如此，他仍然不確定共和國政府能否經受住民眾的激情，他想給民眾灌輸一種尊重法律、服從權威的意識，這種意識來自君主本位體制，卻能保障自由。他經常把政治目光投向過去，希望受過良好教育的精英階層替缺乏教育的平民做決定。這與他那先進的經濟思想是矛盾的。在經濟問題上，漢密爾頓卻認為應當有一套流動的精英領導模式，不排斥像他這樣有才幹的局外人。

  由於根深蒂固的坦誠正直，漢密爾頓必定認為應該提供迥異於「維吉尼亞方案」和「新澤西方案」的新計劃，因為這兩項方案勢必失敗。他必定認為，如果不能達成一致意見，他的演講就能被擦去灰塵，它的優點遲早會更好地得到賞識。直到那時，他還依賴於會議的保密性一吐為快。

  漢密爾頓並不是唯一一個提出輕率意見的代表。北卡羅來納州的休·威廉森（Hugh Williamson）一度聲稱：「我可以確定的是，這個國家遲早會有一個國王。」[64]有四個州的代表甚至投票贊成漢密爾頓提出的「選出一個總統，只要行為妥當便任職終身」的建議，尤其是包括詹姆斯·麥迪遜、喬治·馬森、埃蒙德·倫道夫的維吉尼亞代表團。當後來遭到傑斐遜的支持者的辱罵時，漢密爾頓開心地提醒他們，傑斐遜的盟友麥迪遜也贊成設立這樣的總統職位。如果說他是一個君主主義者的話，那麼麥迪遜也是。而且麥迪遜還支持授權邦聯政府可以對州的法律行使否決權，「就像大不列顛國王以前擁有的權力那樣」。[65]班傑明·富蘭克林希望成立一個一院制的立法機構和執行委員會來代替總統，他反對總統對立法的否決權，認為那樣會導致行政腐敗「直到以君主統治收場」；[66]約翰·迪金森希望州的立法機構有權彈劾總統；埃爾布里奇·格里（Elbridge Gerry）希望成立一個3人組成的「總統組」，每一個人代表美國的一個不同部門。儘管不作為任何一個州的代表，約翰·亞當斯傾向於認為世襲統治是不可避免的，是可以預見到的，「我們的船最終一定會停靠在那個岸上」。[67]

  對大多數代表而言，漢密爾頓的演講只是讓激戰正酣的各路人馬休戰一日。第二天早上，甚至沒有人花費時間對漢密爾頓進行反駁。麥迪遜擔心漢密爾頓的演講會在關鍵時刻疏遠那些小州。實際上，麥迪遜的「維吉尼亞方案」可能由於漢密爾頓的演講而獲益，因為相比之下現在它看起來似乎更溫和適度一些（一些學者爭論說這也正是漢密爾頓演講的真正意圖所在）。當麥迪遜站起身來發言的時候，他把漢密爾頓的演講擱置腦後，隻字不提，轉而對新澤西方案進行了無情的駁斥。

  儘管漢密爾頓的計劃破滅了，但是它的影響力在代表們散去後依然存在了很長時間。直到漢密爾頓去世時，他的對手們還在挖掘這次演講，就好像它包含了那個真正的、神秘的漢密爾頓一樣，就好像他在最虛弱的一刻突然表露出了真實的自己。事實上，在為新憲法而戰的過程中，沒有人比漢密爾頓更加努力，也沒有人比他更富有成效，他從來都沒有動搖過支持新憲法的決心。6月18日的演講被證明是他職業生涯中所犯的3個明顯錯誤之一。每一次，面對有爭議的主題他的發言都是大膽、詳實、直率的，好像在某種壓制之下努力想要表達他心底的想法；每一次，他都是驚人的固執、魯莽，始終堅信他是對的。只有一件事情是確定的：這個嘮叨的、桀驁不馴的、信口開河的人為代表他政敵的那些陰謀家提供了素材。

  經過了那次有爭議的演講之後，當大州和小州在一個緊張的僵局上擺出攻擊的架勢時，漢密爾頓保持了沉默。似乎有分歧的會議可能開不下去了。當富蘭克林在 6月28日建議每次開會前大家都應該進行祈禱，向上天祈求幫助時，漢密爾頓表示異議，因為這會促使公眾想像「會議陷入僵持和爭議」。[68]據說，漢密爾頓還開玩笑地反駁富蘭克林說會議不需要「外人的幫助」。[69]因為在會議進入議程的階段里，上帝沒有顯靈。還有一個或許是虛構的故事，有人問漢密爾頓為什麼新的憲法中省略了「上帝」一詞，漢密爾頓回答說「我們忘記了」。然而，亞歷山大·漢密爾頓從不會忘記任何重要的事情。

  6月29日，漢密爾頓又有了講話的欲望，表達了對陷入僵局的會議的嚴重憂慮：「真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情，現在我們還在這裡對於這個問題保持平靜和自由的商議。期望奇蹟會再次發生是一個愚蠢和瘋狂的想法。」[70]漢密爾頓抓住了這個機會第一次闡述他在外交政策上的主要觀點，指出國家應當從自身利益出發同時制定內政和外交政策，駁斥關於美國應當先安內後攘外的謬論：「如果我們的政府不夠穩定和強大，無法令我們在海外得到尊嚴，那麼它也不會在國內給我們帶來和平與幸福。」[71]他還戳破關於大西洋能保護美國未來不受戰爭侵擾的幻想。漢密爾頓向當時感情用事的政治孤立主義潑了一盆現實主義的冷水。

  在表達完這些想法之後，第二天漢密爾頓就整理行囊返回了紐約照顧他的私人生意。這次會議「嚴重而又深刻地刺痛了他」，他寫信給華盛頓時這樣說道。當他經由新澤西州返回的時候，他得出了一個進一步證實了他的信念的結論，即只有強硬的、勇敢無畏的措施才能阻止這個國家的混亂。「我擔心我們會錯過把美國從分裂、混亂和貧窮中拯救出來的絕好機會。」他告訴華盛頓說。[72]

  內部敵對的紐約代表團不久就解散了。到了7月6日，羅伯特·耶茨和約翰·蘭辛也離開了費城，以此表達對會議的憎惡。參加會議的成員們以前也是來來走走的，但這兩位紐約州代表是首批一去不復返的人。華盛頓感到十分苦惱，他寫信給漢密爾頓說：「我近乎絕望地看著一項如此有益的議題被擱置一旁……我後悔參加這次會議。」他痛罵那些「氣量小的政客們……處在地方觀念的影響之下」，他們打著保護民眾的幌子，自私地阻礙「一個強大的、積極的政府」。華盛頓似乎並沒有因漢密爾頓6月18日的演講而感到有所不安。「我很難過你走了，」他告訴漢密爾頓，「我希望你能回來。」[73]

  7月16日，當代表們對一個重大的協議表示同意時，費城濃厚的陰雲終於散開了，這就是所謂的《康乃狄克妥協協議》（Connecticut Compromise），是由康乃狄克州的羅傑·謝爾曼（Roger Sherman）等人提出的。會議上的主要衝突可能不在於聯邦權力和州權力的對比問題，而是聯邦議員的席位如何在各州之間進行分配的問題。代表們解決了這個令人煩惱的難題，他們決定所有的州在參議院中享有同等的代表席位（對小州而言是一種安撫），與此同時，眾議院的代表席位則按照各州的人口比例加以分配（對大州而言是一種安撫）。這個方法打破了僵局，儘管參議院的組成將為人口較少的州帶來持久的政治優勢。

  耶茨和蘭辛把漢密爾頓推向了深淵，那年夏天，漢密爾頓就在紐約和費城之間來來回回地遊走。「耶茨和蘭辛從未在任何一件事情上與漢密爾頓投出一樣的票，對此漢密爾頓十分苦惱。」喬治·馬森告訴托馬斯·傑斐遜說。「當開庭時間到來時，耶茨法官和蘭辛律師均返回紐約處理他們的業務，漢密爾頓這才回來。」[74]即使是耶茨和蘭辛走了，漢密爾頓依然不能夠投票，因為每個州至少要有兩名代表出席才有投票權，因此他成了一個無權投票的與會人員。不過他再也不用費力來安撫自己本州的代表的怒氣了。漢密爾頓對耶茨和蘭辛表現得非常謙卑，告訴他們，「出於禮節與民意」，他樂意陪同二位回到費城。[75]從實際情況看來，耶茨和蘭辛兩人誰都沒有採納漢密爾頓的這個提議。

  耶茨和小蘭辛離會後，便違反了會議的保密令。他們向柯林頓州長簡要說明了費城的議題。「我們必須承認，我們應該對這個會議中的任何體制都提出反對……所有體制的核心都是將美國各州政府合併為一個政府。」[76]感覺到了對自己權力的威脅，柯林頓發表了公開聲明，據漢密爾頓回憶說，柯林頓在聲明中稱，任何新憲法都可能「導致天下大亂」。漢密爾頓對這種違反大會保密性的行為感到憤怒，漢密爾頓說柯林頓不給費城會議一個公平的機會，並且「企圖激起謠言，粉碎會議提出的任何計劃」。[77]

  當紐約開始傳播種種關於費城發生的事件的謠言時，漢密爾頓真想挑起一場鬥爭。當一個傳聞說代表們正在共謀把約克公爵，喬治三世的第二個兒子從英國帶到美國來做美國君主的時候，漢密爾頓追查到這個荒謬的說法的源頭是寄給「城裡的詹姆斯·雷諾茲（James Reynolds）」的一封信——他第一次提到這個人，這個人的妻子便是後來迷惑他的女人。[78]7月21日，漢密爾頓在紐約的《每日GG報》（Daily Advertiser）中將槍口對準了柯林頓州長。在一篇未署名的文章中，他指控柯林頓毒害選民的思想，反對費城正在進行的工作，並提出質疑：「這樣的行為出現在一個身居高位的人身上，表明他更在乎他自己的權力而不是公眾利益。我們有強烈的理由懷疑他會反對任何削弱他權力的計劃，無視這個計劃是否會促進公眾的利益。」[79]正如在他一生中經常見到的那樣，漢密爾頓對紐約最有權勢的人的攻擊——這正是他贏得紐約州對新憲法投出支持票的第一槍——看起來就等同於勇敢無畏和魯莽。

  在攻擊柯林頓的時候，漢密爾頓一針見血。隨後，柯林頓的支持者們展開了猛烈的還擊，到處散播對漢密爾頓的誹謗。就在漢密爾頓譴責柯林頓倚勢弄權的時候，他的對手們也詆毀了他個人的名譽。他們知道華盛頓是漢密爾頓的強大後盾，因此企圖混淆視聽，玷污二人的關係。在一篇署名「檢查員」的文章中，柯林頓的一名忠實黨羽寫道：「我還知道一個自命不凡的律師把他自己置身在一個偉大的好心人身後，把自己當作一個非凡的天才，在這樣一個保護傘的保護之下，他立刻變得出名並且受到尊敬了……然而最後大家會發現他是一個淺薄自負的花花公子，理所當然地被他的保護者拋棄。」[80]

  漢密爾頓非常氣憤。這個出生時不光彩的人對他政治名譽的任何微小的損害都極度敏感。作為一個外來的美國人，他認為自己不能聽任這樣的誹謗盛行而不予理會，所以他向華盛頓求助，請求他糾正這種對事實的扭曲。「我必須承認，這種說法傷害了我的感情，如果大家相信他的話，我就需要對此加以反駁。」他告訴將軍說。[81]由於對漢密爾頓和柯林頓都很友好，因此華盛頓不願偏袒任何一人，他只是安慰漢密爾頓說，一切針對他的指控「都是毫無根據的」，絕不相信漢密爾頓會試圖在自己的「大家庭」中騙取一官半職，至於最終導致漢密爾頓離去的紛爭，「你的放棄完全是你自己的選擇」。[82]多少年來，漢密爾頓費盡精力來反駁那些像令人窒息的藤蔓一樣圍繞在他身邊的謠言。然而不論他如何努力地想要砍斷這些虛構的謬論，它們仍像燒不盡的野草一般瘋長。或許，對一個驚才絕艷、真摯坦率、無比自信的人來說，這些傳言是不可避免的。

  在返回費城之前，漢密爾頓阻止了英國商人約翰·奧爾德（John Auldjo）和少校威廉·皮爾斯之間的一場決鬥，前者是漢密爾頓的朋友，後者正好是這次制憲會議的喬治亞州代表。漢密爾頓給皮爾斯的助手寫信，懇請皮爾斯原諒奧德約在生意糾紛中的無禮，並說「極端行為只應該在和解被證實行不通時才付諸實施」。[83]這是常有的事，決鬥可能產生的後果讓雙方冷靜下來，最終他們達成協議而不必訴諸流血來解決。

  8月6日，費城會議再次召開，開始了對憲法進行完善的艱巨任務。漢密爾頓於8月13日返回費城，投入了一個讓他充滿熱情的討論：移民政策。他反對將國會議員資格限定在土生土長的美國人身上，也反對居住期達到一定年限的移民才有資格競選議員。他告訴立法機構「鼓勵外來移民的好處是顯而易見的……中等財富的歐洲人會喜歡到美國來，在這裡他們可以和一等公民處於同等地位。我提議對此進行修改，僅要求公民身份和居住情況」。[84]這一立場再一次與漢密爾頓對平民的疾苦漠不關心的形象相矛盾。然而，他的提議還是被否決了：競選眾議員必須達到7年的居住期，參議員需要9年，總統需要14年。有人曾猜測，憲法中的一項條款，是漢密爾頓在討論移民政策時悄悄添加的，從而使自己有資格競選總統。憲法定稿規定，總統必須年滿35歲，並且是土生土長的美國人，「或在憲法實施之時是美國公民」。然而，這個條款是在漢密爾頓離開費城期間被提出的，看起來他沒辦法對這個條款施加任何影響。

  正如麥迪遜承認的那樣，奴隸制困擾著制憲會議，他指出：「各州被劃分成不同的利益集團，不是根據他們的範圍大小，根本上是按照他們擁有或沒有奴隸來劃分的……衝突不是存在於大州和小州之間，而是存在於北部各州和南部各州之間。」[85]對許多南方人而言，在奴隸制問題上沒有任何讓步的餘地，他們支持維吉尼亞方案以此來保護他們的黑奴制度。來自南卡羅來納州的查爾斯·科茨沃思·平克尼認為，「如果沒有奴隸的話，南卡羅來納州和喬治亞州就無法存在。」[86]這個問題變得過于敏感，以至於憲法不得不避免使用「奴隸」一詞，而是用委婉的說法「提供服務和勞役的人」來代替。

  蓄奴的各州想知道，他們的這些「人類財產」，按照國會規定的分配比例該如何計算。北部各州最終同意，在統計各州人口時，五個奴隸等同於三個白人，這就是聲名狼藉的「聯邦比率（Federal Ratio）」，並且一直沿用了80年。這個公式對南部各州極為有利，人為擴大了他們在眾議院的席位和投票數，這也有助於解釋為什麼最初的五位總統中有四位來自維吉尼亞州。這種總體上的不公平在最終傑斐遜的共和黨人戰勝漢密爾頓的聯邦黨人的鬥爭中發揮了極大的作用。作為交換，南部各州同意，1808年後停止奴隸的進口，這給人一種幻想的希望，奴隸制某一天會自然而然地消亡。漢密爾頓鬱悶地總結說，如果沒有了聯邦比率，「就不可能形成聯邦政府」。[87]確實，費城會議所確立的整個上層建築都是停靠在那個不穩定、不民主的基礎之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