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波濤洶湧
2024-10-09 07:58:48
作者： 羅恩·徹諾
由於在約克鎮陷落後英國人依然占據著紐約市，所以接下來的兩年裡，漢密爾頓把斯凱勒在奧爾巴尼的住處當作了自己的臨時居所。當1782年5月他正式成為紐約州的市民時，漢密爾頓終於結束了一生的漂泊。在奧爾巴尼，他一邊輕輕地晃動著搖籃，一邊逗弄小嬰兒菲利普的時候，這個27歲的戰場「老兵」全然是一副心滿意足的家長模樣。「你無法想像我現在變得是多麼顧家。」他告訴華盛頓的前副官理察·基德爾·米德。[1]在一封隨意寫下的信中，漢密爾頓對7個月大的兒子菲利普描述如下：
在所有方面我們都一致認同，他長得很帥氣，儀表堂堂。他的眼睛不但非常富有表現力，而且還充滿了仁慈。他的坐姿在別人看來是十分優雅的，他揮手的方式預示著將來會是一個出色的演說家。他站立的時候儘管有點笨拙，但他的雙腿並不像他父親那樣纖細無力……如果他有什麼地方做得不對了，他就會嘻嘻地笑個不停。[2]
漢密爾頓盡情地享受著家庭角色帶給他的這種不尋常的天倫之樂，他告訴米德：「我對事業上的追求已經完全失去了興趣。除了渴望和妻子孩子在一起，我別無所求。」[3]米德一定知道漢密爾頓是在說胡話，在狂熱的內在推動力的驅使下，漢密爾頓的事業會繼續向前發展。他在加勒比海已經浪費了很多時間，再加上獨立戰爭用去的五年，因此當他重新開始在國王學院延期已久的法律學習時，他希望能夠堅持執行那個提速的時間表。對漢密爾頓而言，法律是通向政治權力的捷徑——制憲會議中有34個代表來自這一職業——並且還能夠使他過上一種還說得過去的，甚至是富裕的生活。通常，紐約最高法院規定，想成為律師的人必須學徒滿三年才能出庭從業。然而，那年的1月，由於亞倫·伯爾的申請，為了回報那些在戰前就學習過法律的退伍軍人，這個規定被臨時取消了。由於在國王學院的時候就已經廢寢忘食地讀完了所有主要法學泰斗的著作，漢密爾頓符合了這一條件，因此他便迅速開始熟悉掌握法律實踐業務。
與同時代的其他那些有抱負的律師不同，漢密爾頓拒絕在一個開業律師的手下當職員，而是計劃自己單幹。在華盛頓手下當差之後，他可能不希望自己再屈從於另一個老闆，也不能忍受為某個自以為是的指導者抄寫法律文書的情形。他有權進入奧爾巴尼最好的法律圖書館查閱，而圖書館的主人正是他本人的朋友詹姆斯·杜安，書架上堆滿了英國法的相關論述，與當時的紐約法律非常接近。「與其他州相比，在紐約州，我們的司法體制與英國的更為相似。」漢密爾頓後來在《聯邦黨人文集》第83篇中寫道。對漢密爾頓和其他學習紐約法的人來說，英國人的思想潛移默化地滲透到了他們的頭腦中，產生了一種保守的、親英派的影響。其中特別有影響力的是10年前在美國第一次出版的威廉·布萊克斯通爵士的《英國法釋義》（Commentaries），這本書詳細且系統地論述了英國法。福里斯特·麥克唐納（Forrest McDonald）評論說：「布萊克斯通教給漢密爾頓對法律本身要有一種可敬的熱情……而且，正如布萊克斯通清楚表明的那樣，這本書徹底解決了漢密爾頓所感受到的自由與法律之間的那種緊張狀態。」[4]
在那個時代，學法律的學生經常製作一些指南宣傳冊，按照法律先例、法規和處理流程等分類收集和整理。約翰·馬歇爾就有這樣一本長達238頁的摘要，其中涉及70多個主題，並且他在實踐中廣泛地利用它們。漢密爾頓也準備了自己的手冊指南，題目是「在紐約州最高法院的執業程序」。這份有177頁底稿和38個主題的綱要是倖存的最早的論述，它記錄了紐約法律從英國和殖民地模式轉變而來的發展過程。漢密爾頓並不只是轉錄這些乾巴巴的摘要，他還給它們添加了一些有意思的內容。有一次，他開玩笑地說，法院最近得到了「某種模糊的觀點，即訴訟的目的是要調查清楚訴因的是非曲直，而不是沉湎於技術性術語營造的網窩之中」。[5]後來，儘管關於法律的尊嚴也說過一些著名的論斷，但漢密爾頓可能對於他所選擇的職業也頗有微詞，他告訴拉法耶特，自己正忙著「照看孩子以及研究如何『敲詐』鄰居的藝術」。[6]漢密爾頓的「執業程序」歸納總結得如此專業，其中的許多資料信息都被嚴格地加以歸類，以至於好幾年的時間裡，它在學習法律的紐約學生中間被爭相抄閱、流傳。直到1794年，它才被威廉·威奇（William Wyche）的手冊《紐約最高法院庭審實踐》（New York Supreme Court Practice）所代替，這個手冊本身有一部分就是以漢密爾頓的大綱為基礎的。即便是在那時，一些開業律師仍然更傾向於採用漢密爾頓的原始版本。
漢密爾頓夜以繼日地完成了他的學業。到了7月，正好是他開始自學的6個月後，他通過了律師考試，獲得了律師資格，可以在紐約州最高法院為案件做些準備工作了。10月，他進一步有了「法律顧問」做資格，可以在法庭上辯論了，這個身份類似於英國的出庭律師。他必須要簽署效忠誓言，從中也可以看出在《邦聯條例》轄下各州所擁有的極高自主性的程度：「我聲明放棄……對大不列顛國王的所有效忠；並且……對作為自由而獨立的紐約州保持絕對的信任和忠誠。」[7]
在獲得這些證書方面，漢密爾頓比亞倫·伯爾晚了六個月，在1782年7月，亞倫·伯爾就已經在奧爾巴尼設立了一家律師事務所。除因為戰爭而犧牲掉的時間以外，兩個年輕人都急於確立自己的業務，因為眾所周知，愛國派的律師會分享戰後的法律業務。1781年11月，這個消息得到了確認，因為紐約立法機構頒布了一個法規，禁止親英派律師在州法院開展業務，這對美國愛國派的律師而言無疑是幸運的。儘管漢密爾頓激烈反對這種反親英黨的偏見，但在這個法規四年多的有效期里，他和其他一些愛國派律師還是從該法中獲益匪淺。
漢密爾頓和伯爾在奧爾巴尼時就往來頗多，這一點幾乎沒有什麼疑問。在漢密爾頓還在約克鎮的時候，伯爾就已經出現在斯凱勒的家門口了，並且帶著亞歷山大·麥克道爾將軍的介紹信：「這封信將由陸軍中校伯爾帶給您，他到奧爾巴尼去是希望能夠得到在我們的法院從事業務的許可。」[8]也許正是因為這一點，懷孕的艾麗薩才第一次微笑著和這個將來會殺死自己丈夫的劊子手握手。漢密爾頓的老同學羅伯特·特魯普正在奧爾巴尼和他的朋友伯爾一起為律師考試而努力學習，他們兩個人同時拿到了許可證。在1782年夏天的這段時間裡，特普魯就住在斯凱勒的住處，在漢密爾頓需要的時候給他法律方面的幫助。
這樣，在他們事業剛起步的時候，漢密爾頓和伯爾就十分緊密地聯繫在一起並且處在一種競爭的位置上。兩個人都個子不高，相貌英俊，機智而又溫文爾雅，對女人都有著致命的吸引力。這兩位年輕的陸軍上校都有著軍人的沉著冷靜，喜歡炫耀自己的頭銜，仿佛要計劃著確立他們在紐約律師界的傑出地位。然而在政治領域，伯爾落後於自己的競爭對手，現在漢密爾頓是約克鎮的英雄，並且沐浴在華盛頓將軍的光環下愜意自得。他依然居住在富麗堂皇的斯凱勒的豪宅，而伯爾卻滿足於過一種節儉樸素的生活，直到他有了自己的業務客戶。那年7月，伯爾在斯凱勒夫婦常去的荷蘭改革派教堂與佩吉·希彭·阿諾德的閨中密友西奧多西婭·普雷沃斯特結婚（西奧多西婭的前夫，那位英國軍官，前一年秋天死於牙買加）。第二年，這對新人生下了一個女兒，也取名叫西奧多西婭。年長的西奧多西婭比伯爾大10歲，從來沒有人把她當作美女，但是她依然很嬌媚迷人，令人感到愉快，並且熟悉法國和英國文學。和同時代的其他男人差不多，伯爾也欣賞那種精明、多才多藝的女人，這使得他的崇拜者們對他後來的那些不同於同時代者的流氓無賴般的滑稽動作感到更加無法理解。
漢密爾頓僅用了9個月的時間就完成了本該三年完成的法律訓練，這足以讓人驚嘆，可是更讓人嘆為觀止的是他立刻著手多種文章的寫作。在約克鎮之後，他對《大陸主義者》的四篇文章又增加了兩部分，不過當時他可能弄丟了或者是放錯了地方，因為《紐約信報》在1782年4月介紹《大陸主義者·第五篇》時是這樣說的：「A.B.先生最近重新找到了它們。」報上說他發表這些文章「更多的是想要結束他的計劃，而不是幻想時代的發展趨勢會接納他的觀點」。[9]在對大量的歷史事實進行了全面的閱覽之後，漢密爾頓向人們描述了在伊莉莎白女王統治下英國政府是如何開始鼓勵貿易的，路易斯·科爾伯特（Louis Colbert）是如何成功當上路易斯十四的財政大臣的。在贊同政府對貿易加以引導的時候，他提到了大衛·休謨的文章，休謨認為貿易是可以自我調控和自我糾正的，漢密爾頓並不同意這種看法。他提倡對進口貨物徵稅是美國財政收入的最好形式，這簡直就是他在財政部任職的預演。對一個仍在對茶和其他進口貨物的不公正徵稅進行改革的國家而言，說得再婉轉，這也是一個沉重的話題。對那些害怕沉重稅負的人而言，漢密爾頓辯論說，預計到了20世紀晚期，世界將會是「通過減稅而刺激生產和投資的經濟」，他說政府官員「不會受到誘惑而濫用這種權力，因為國家稅收的目的會抑制它自身的各種極端。經驗表明，適度的稅負比高稅負更加具有生產力」。[10]
當時，許多州議會都不情願把對進口貨物的徵稅權轉移給大陸會議，漢密爾頓擔心由此而引發的經濟競爭會威脅到政治上的團結統一。羅伯特·莫里斯和漢密爾頓一樣，對於這個問題也深感憂慮，他勾畫了一個計劃的大體輪廓——建立一個國家銀行，償還戰爭債務，結束通貨膨脹——這是漢密爾頓成為財政部長的預兆。為了加強中央政府的權力，莫里斯決定在每個州任命一名獨立於地方官員的徵稅官。在1782年5月2日，他要求漢密爾頓擔任紐約州的大陸稅稅務官。作為獎勵，他允許漢密爾頓可以把收上來的任何錢的四百分之一裝入自己的口袋。漢密爾頓感覺受到了羞辱，斷然拒絕了他。漢密爾頓回應說：「對我而言，時間是如此寶貴，我絕不會因為這個事情而中斷我的目標，除非是為了對大眾和我自己而言都很重要的事情。」[11]漢密爾頓很可能是考慮到紐約州還有五個鎮仍然控制在敵人的手中，這份工作可能不會像想像的那麼有利可圖。在6月初，莫里斯做出更大的讓步來說服漢密爾頓，保證從應收的稅款中拿出一定百分比給他，而不僅僅是已經收到的那些錢。這一許諾顯然說服漢密爾頓接受了他的提議，而且後來漢密爾頓還自願去遊說那些州的立法機構來接納莫里斯的稅收措施。不管自學成才的漢密爾頓是否知道——有人懷疑他肯定知道——現在他已經穩穩噹噹地會繼承莫里斯的位置，成為美國財政界卓越的領袖人物了。
漢密爾頓花在設法徵稅上的幾個月再一次證明了《邦聯條例》搖搖欲墜的形象。各州認為他們對國會繳納的款項實際上是建立在自願的基礎之上的，而且在繳納之前，它們經常會因為地方上的用途而挪用掉。這種情形，再加上缺乏獨立的聯邦稅收收入，迫使愛國者要麼是通過借款要麼是發行紙幣來負擔革命的經費。7月4日，在第六篇《大陸主義者》文章中，漢密爾頓對莫里斯的做法表示同意，並歡呼說聯邦海關官員和稅務官的任命將會「在各個州內部產生有利於邦聯政府的極大影響」。[12]這篇文章清楚地指出，在戰爭逐漸減弱的日子裡，漢密爾頓不得不同認為美國可以完全免除稅收這種理想化的觀點做鬥爭：「打消這種錯覺，讓人們睜開眼睛看到真相是至關重要的。人們在如此有害且不切實際的期望上傾注的心血太多太多了。」[13]
7月中旬，仍然在為下一次律師考試而辛苦準備的漢密爾頓來到了普克普斯，成功地請求州立法者組成了一個特別委員會來加速徵稅的進程。在與菲利普·斯凱勒一起工作的同時，他讓立法機構採納了一份決議（很可能就是漢密爾頓本人起草的），號召國會應該擁有更多的徵稅權，並且倡議召開一次全國性的會議來審查《邦聯條例》——這是第一次由一個公眾人物發出這種呼籲。漢密爾頓堅定的改革主張獲得了莫里斯的支持，在與漢密爾頓的通信中，莫里斯放下戒心，向漢密爾頓傾訴了對國會不稱職的不滿。而漢密爾頓對他的坦白直率也給予了回應。「看得越多，我越能明白為什麼那些熱愛這個國家的人會為它的愚昧而哭泣。」漢密爾頓寫道。[14]在看到紐約州立法機構的懦弱和為了自身的利益退縮時，他寫道：「我們一再重複的疑問在於，什麼會暫時取悅於人們，而不是什麼會長期讓人們受益。」他告訴莫里斯，「在這樣的一個政府里，只有暫時的權宜之計、變化無常和愚蠢。」[15]漢密爾頓越發對純粹的民主政治感到絕望，對只是迎合大眾意願的政治家感到失望，越來越喜愛受過教育而有教養的，能夠啟發人們做出他們自己的判斷的領導者。
無論他對州立法者的蔑視如何，在普克普斯時，漢密爾頓還是給人留下了良好的印象。法學家、法官詹姆斯·肯特（James Kent）回憶說：「他活潑生動、富有教誨的談話，在情感、語言、禮貌風格方面遠比一般的演講還要出眾，他的坦誠直率和果斷的行為舉止吸引了我的注意。」[16]漢密爾頓的表達如此抓住了立法者的心，以至於他被選為參加11月召開的邦聯會議的紐約代表團的五個成員之一。憑著一貫的靈巧和機敏，漢密爾頓從一名稅務官變成了一個在國會擁有一席之地的人。
對漢密爾頓而言，在他那個時代，沒有人比他的朋友約翰·勞倫斯更加真誠地熱愛這個國家或者是更加具有卓越的領導才能了。在1782年的l月，當英國人仍然占據著查爾斯頓和南美大草原的時候，勞倫斯就寫信給南卡羅來納州的立法機構，為他那不幸的徵募黑人軍隊的方案做著最後的努力。那年7月，勞倫斯寫了一封熱情洋溢的信給漢密爾頓，表達了這種願望，希望他的朋友「能擔任國會中最高等級的職務」（我們再次看到，勞倫斯這封信的某些部分找不到了，很可能是漢密爾頓的家人處理掉了）。在信的結尾說道：「再會了，我親愛的朋友，雖然時局讓我們遠離，但我懇求你不要收回你的信所起到的安慰作用，你知道你親愛的勞倫斯那不變的情感。」[17]漢密爾頓熱誠地相信，一旦戰爭結束，他和勞倫斯，就會像古代的那些經典人物一樣，共同著手從事一場新的政治改革運動，以便為一個可靠的共和政體聯盟打下基礎。在8月中旬，他告訴勞倫斯州立法機構已經提名其參加國會。他用振奮人心的話語鼓動他的朋友加入自己：「停止使用你的寶劍吧，我的朋友，穿上你的制服，到國會來吧，我們對彼此的情操了如指掌，我們有相同的政治觀點。我們曾經並肩作戰讓美國獲得了自由。現在就讓我們手拉手共同爭取讓她幸福吧。」[18]
我們無從得知勞倫斯究竟有沒有看到這個信息。在1782年的8月底，來自查爾斯頓的一個英國探險隊正在科姆巴黑河附近搜尋大米，衝動的勞倫斯藐視軍令、不聽指揮，企圖以較少的兵力伏擊他們。沒想到敵人得到了消息，事先蹲伏在高處的草叢中等待著他。當他們站起來開火的時候，勞倫斯馬上開始衝鋒並讓他的人緊隨其後，他立即就被一顆子彈擊中了。約翰·勞倫斯是為美國革命最後犧牲的幾個人之一。許多人認為，在真正的正面對抗已經結束的時候，勞倫斯還用弱小的兵力對抗比自己強大的敵人，企圖以少勝多，拿自己和士兵們的生命冒險是十分愚蠢的。他的死驗證了華盛頓的判斷，即愛國的勞倫斯有一個致命的弱點：「英勇無畏、輕率魯莽」。[19]許多人對勞倫斯的死表示了哀悼，他們認為他做到了一個傑出領袖應該做到的一切。「在某種意義上我們的國家失去了一位十分有前途的人物，然而，為理想而獻身是值得的。」約翰·亞當斯這樣安慰約翰·勞倫斯的父親亨利·勞倫斯。[20]
對漢密爾頓來說，這個消息令他難以接受。「可憐的勞倫斯，在南卡羅來納州一個小衝突中他成了熱情衝動的犧牲品。」他悲痛地寫信給戰爭時期他們的三人幫中的另一位成員拉法耶特，「你知道我是多麼真誠地熱愛他，你能感受到我對他的死感到多麼遺憾和悲痛。」[21]勞倫斯的死讓漢密爾頓失去了政治上的同盟、堅定的同事，這是他在為鞏固聯盟所做的激烈的鬥爭中所必需的。他享受與詹姆斯·麥迪遜的短暫協作，也絕不缺少華盛頓堅定且超然的庇護，但是沒有了勞倫斯，他更像一個孤獨的改革者，缺乏一個親密的陪伴一生的同盟者，就像麥迪遜和傑斐遜之間的那種。從個人角度而言，這種損失則是更加令人痛心的。儘管有一大群崇拜者，漢密爾頓卻再沒有輕易地與誰建立深厚的友誼，再沒有像對待勞倫斯那樣對別人展示自己的內心世界。在公眾場所他變得更加健談，但在私下裡不知何故很少剖析和展示自己。從此以後，他那些坦白懺悔的話都只能講給艾麗薩或者安傑莉卡。在約翰·勞倫斯死後，漢密爾頓關閉了情感中的某一扇窗，再也沒有打開過。
1782年11月底，亞歷山大·漢密爾頓從奧爾巴尼騎馬一路兼程來到了費城，接受他在邦聯國會裡的任職。他所看到的這個擁有四萬人口的城市比紐約或者波士頓都大得多，也富裕得多。從小在海邊小城長大，在掛著高高的桅杆的船和大飛輪的港口，他一定發現了某些令人愉快的熟悉而又親切的東西。與紐約的喧鬧和混亂相比，費城是一個更加有序的地方，隨處可見隱藏在院牆後的雅致整齊的房屋。在陽光明媚的天氣，穿著時尚的女士撐著太陽傘在街頭閒逛漫步。許多有樹蔭的街道上都有磚砌的人行道，衛生部門把它們打掃得乾乾淨淨，晚上鯨油燈會把道路照亮。曾有一個年輕的英國遊客，在晚上11點抱怨說：「也許這個世界上沒有哪個城市會比費城更安靜。才11點，但除了巡夜人，你走遍大半個城市也看不到一個人影。」[22]
雖然漢密爾頓把艾麗薩和兒子菲利普留在家裡，但他依然是一個過分樂觀的新婚者，並沒有在街頭徘徊以尋求黑夜裡的冒險。在抵達費城後的幾個星期里，他向自己的妻子保證「在忠誠和愛情方面，沒有那個丈夫能和你的丈夫相比」。[23]起先，他還可以忍受艾麗薩不在自己身邊的日子，也沒有十分渴望想與她見面，直到1783年1月初，當他開始安排她到費城的時候——他才迫不及待地想要見到她。「見不到你，我每時每刻都感到痛苦萬分，我總是半宿都睡不著覺，」他告訴她，「快來吧，我的心上人，減輕我的痛苦。把我心愛的兒子也帶到我的懷抱里來吧。」[24]
在費城，漢密爾頓發現自己成了他一直因其不足而加以嘲笑的國會的一分子。整個國會組織雜亂無章：不計其數的特別委員會，允許州政府對重大措施行使否決權的投票規則，在6年期限內不能有人連續任代表一職達3年以上……國會怎麼可能不癱瘓呢？正如漢密爾頓抱怨的那樣，不民主的投票規則使得「一個小團體就可以延遲甚至是阻止最有效的措施的實施」。[25]對一個崇尚效率的人而言，這是一種令人氣憤的局面。1782年11月30日之後，問題變得更加糟糕，當時美國的和平專員與大不列顛簽署了一個臨時《和平條約》，以尋求結束戰爭的方式。地方上的領導者，比如麻薩諸塞州的塞繆爾·亞當斯、維吉尼亞州的派屈克·亨利（Patrick Henry）都明確主張州的主權獨立。州政府的誘惑是如此有吸引力，以至於邦聯國會的許多成員不想去參加國會，使得召集人開會都難以進行。代表們的才幹得不到發揮，他們之間的互相猜忌和意見不合激怒了漢密爾頓。
是詹姆斯·麥迪遜把他從失望中解救出來，麥迪遜是一個和漢密爾頓具有相似目標的人，同樣預見到美國會是一個強大的國家，和漢密爾頓一樣有著聰明博學的頭腦。他們對邦聯國會的前景持相同的看法，享受著同樣的使命感，他們一起在許多的委員會裡工作。由於很小的時候就要依靠自己的智慧謀生，27歲的漢密爾頓遠比過著被溺愛生活的31歲的麥迪遜更加世故。另一方面，麥迪遜從1780年就在國會工作，已經是一個經驗豐富的立法者了。他是如此盡責，以至於他創造了一個持久保持的國會紀錄，在連續三年的任職期間幾乎沒有缺席過一天。法國部長評價麥迪遜是「國會裡判斷最合理的人……他的觀點幾乎都是很公平的，所以他贏得了同事們的一致掌聲」。[26]
在許多方面，麥迪遜在漢密爾頓的職業生涯中都是一個關鍵人物，他們早期的合作以及後來的爭吵在漢密爾頓的一生中劃分出截然不同的階段。人們往往是要麼擁護漢密爾頓，要麼就痛恨他；麥迪遜則因為能在這兩個通常的極端之間左右逢源而顯得格外突出。身材矮小、略帶羞澀的詹姆斯·麥迪遜具有令人敬畏的頭腦，但在舉止和相貌方面卻不吸引人的注意。他通常都是一身黑衣，具有學者所特有的蒼白面孔，表現出一副憂鬱的樣子。在公共場合他很少笑，一個維吉尼亞政治家的妻子責罵他是「一個令人沮喪的呆板的傢伙」。[27]另一位女性觀察家發現麥迪遜私下裡很愉快，但通常他是「沉默、冷淡而且排斥他人」。[28]他不會設法獲得公眾的注意，缺乏如自信的漢密爾頓天生成為領導者的那種超凡魅力的光彩。如果說漢密爾頓似乎生來就是要成為領袖的話，那麼麥迪遜也似乎生來就註定是來反襯這種領袖的。儘管如此，麥迪遜的缺乏自信是具有欺騙性的，當他開口說話的時候，他那不屈不撓的力量就會源源不斷地表現出來。他是一個奇怪的混合體，智力上自信到了近乎狂妄自負的程度，社交上卻又膽怯笨拙。雖然並不像漢密爾頓那樣對社交場合駕輕就熟，言談舉止毫無拘束、流暢自然，但在一群熱情的共事者中，他也能讓人感到幽默有趣，而且他是一個極善於講故事的人，甚至偶爾也會講一點黃色笑話。在他們相遇的時候，麥迪遜還是一個自負的單身漢，對自己的私生活守口如瓶；也從來沒有關於麥迪遜私生活的閒言碎語來損害他的正直形象。
一個世紀以來，麥迪遜的家族都安樂地生活在維吉尼亞的皮德蒙特高原地區，他們家與當地的許多大地主都有聯繫。麥迪遜的祖父有29個奴隸，到他父親時奴隸增加到118個，從而成為奧林奇縣最大的奴隸主。他們家在奧林奇縣還擁有超過一萬畝的田地。作為10個孩子中的老大，直到50歲的時候麥迪遜在經濟上還要依賴他的父親，甚至是在國會任職時還要依靠家庭種植園的收入。和傑斐遜一樣，他無法擺脫自己對奴隸制度的依賴，不管他個人的擔憂是什麼。在國會任職的最後一年，他告訴自己的父親，除非代表能夠獲得加薪，「否則我就必須賣掉我的一個奴隸了」。[29]
靠著黑人在田地里辛勤的勞作，麥迪遜度過了自己默默無聞的童年。由於得了一種令人不安的回憶往事時思想混亂的癲癇症，他時常顯得有些憂鬱，和許多生病的孩子一樣，他把大量的時間花在讀書上。他接受過很好的古典教育：五年的寄宿制學校生活，接下來的兩年在自己的種植園裡聘請私人老師。在普林斯頓大學的時候，他在浩如煙海的書籍中如饑似渴地汲取知識的營養，每天晚上只睡四五個小時。曾經拒絕過漢密爾頓入學的普林斯頓大學的校長威瑟斯彭評價麥迪遜說：「整個在校期間他一直在我的指導下學習，我從沒有聽說他做過或者是說過一件不好的事情。」[30]麥迪遜始終保持著一個學生的樣子，在重大的政治事件發生前總是把自己沉浸在艱苦的學習中，不發表任何觀點而明哲保身。
由於健康狀況欠佳，麥迪遜只是在奧林奇縣的民兵隊做過短暫的團長，然後就成為維吉尼亞州參議院的議員和地方長官的顧問班子裡的一員，在1780年被任命為國會最年輕的成員。漢密爾頓和麥迪遜代表了戰後美國新一代的領袖，他們的職業生涯與新共和國的成長完全融為了一體。在這個新舊交替的接合點，他們對政府所需要的結構改革具有相似的預期。麥迪遜主張建立常備軍隊、永久的海軍，以及其他一些和漢密爾頓思想相關聯的立場。如果說有任何事情是麥迪遜比漢密爾頓更加積極的話，那就是麥迪遜竭力主張建立一個中央集權，並且希望國會能夠有權使用武力處置那些拒絕做出自己應有貢獻的州。
不考慮這些棘手的複雜問題，對這兩個立志為人類解放而奮鬥的年輕人來說，這是一個嚴峻的時刻。正如麥迪遜在1783年4月所表達的那樣，美國正在主張的權利「是人性固有的權利」，她的公民「有責任對一個政治社會給予最大的信任」。[31]為了使新國家更快地步入正軌，漢密爾頓和麥迪遜把精力集中於急切需要解決的稅收問題上。約翰·亞當斯在1782年6月11日從荷蘭協商了一大筆貸款，只是稍微減輕了一些國會的負擔。麥迪遜和漢密爾頓都認為國會需要有一個長久的、獨立的稅收來源，不再依賴各個州反覆無常、時有時無的繳納。只有到那時，國會才能清償巨大的戰爭債務，才能遏制聲勢漸隆的邦聯分裂運動。漢密爾頓在一份決議中強調了這一點，讀起來有點像吹響了衝鋒的號角：
國會的意見很明確，現在無法給予美國的債權人完整的公正，受到影響的政府信用也無法立即恢復，未來戰爭的急切軍需也無法提供，除非建立一套由國會負責徵收並在全美國運行的永久性的財政制度。[32]
漢密爾頓加入了麥迪遜提出的關於聯邦關稅的運動——對所有進口貨物徵收百分之五的關稅——那將會使國會在貨幣事務上有了自治權。對漢密爾頓而言，最終的目標是確立一種聯邦徵稅制度。面對反對意見最激烈的羅得島州，他們發表了一份聯合聲明——幾乎完全是出自漢密爾頓的手筆——重申了他們的一貫觀點，說明了政府信用對國家聲望的重要性。然後他們又發表了一份影響更大的聲明：「事實在於，沒有了在執行中影響成員政策的那些權力，聯邦體制就無法存續。」[33]
漢密爾頓正在解決一個難題：中央政府必須有權頒布法律取代各州的法律，直接處理與公民有關的事務。在1月底，他發表了一個更激進的演說，意圖向各州指派一名聯邦稅務官，以「滲透和團結」各州。[34]對於漢密爾頓的直言不諱，麥迪遜感到很驚訝，他指出，有些議員雖然表面上聽取了漢密爾頓的演說，暗地裡卻幸災樂禍地表示「漢密爾頓先生說漏嘴了」。[35]這一事件再次表明了漢密爾頓絕非是那種善於耍陰謀詭計的陰謀家，在多數情況下，他更喜歡直抒己見。他無法容忍國會為了避免爭端而採取的一些不痛不癢的措施。他極力反對將於4月頒布的一項妥協性法令，該法令限制了關稅的徵稅範圍並把徵稅權留給各個州。漢密爾頓與紐約州州長喬治·柯林頓關於關稅的爭吵發展到不可開交的地步，以至於兩個人都互相仇恨對方，這甚至深刻地影響了漢密爾頓以後的政治生涯。
現在國會急需要錢來平息大陸軍中那些軍官的不滿——那些軍官威脅說要在位於紐約州的紐伯格的冬季露營地發動暴亂。臨時的《和平條約》加劇了軍隊有可能解散這種令人不安的前景的發生，如果軍官不能拿到他們的欠薪——有些人甚至被拖欠長達六年——或者是許諾的養老金，那麼軍隊就有可能解散。軍官們鬧哄哄地威脅要集體辭職，他們派出一個三人代表團來到費城商談解決方案。1783年1月6日，他們向國會遞交了一份請願書，表達了他們的滿腹委屈：「我們已經忍受了所能忍受的一切——我們的財產都花光了——我們的私人資源也耗盡了。」[36]一些士兵由於戰爭和貨幣貶值已經負債纍纍了，以至於他們害怕從軍隊服役完回家後會被送進監獄。漢密爾頓和麥迪遜與不滿的軍官見了面，並且被指派到一個小組委員會以尋求解決方案。這兩個人抓住了這個千載難逢的機會勸說國會撥款償付全部的國家戰爭債務，滿足士兵以及其他債權人的要求。令人悲哀的事實是，由於沒有了真正的徵稅權，除了口頭上的安慰，國會能提供給士兵們的東西少得可憐。
漢密爾頓對各州會補充常規的資金來滿足軍官的要求並不抱太大的希望。帶著他悲觀的想像，他詳細闡述了目前形勢所固有的各種危險，他擔心內部衝突，甚至是分裂會隨之而來。在2月中旬，他擔心地給州長柯林頓寫信，大致描述了一個計劃來重新安置紐約州的軍官們：「我希望立法機構能夠留出一部分土地，對每一個會成為本州公民的軍官和士兵都留一些餘地。」作為一個最主要的「大陸主義者」, 漢密爾頓知道這樣的一個建議很可能看起來與他的想像背道而馳。「團結統一的局面能夠得以繼續，是我內心的第一願望。」他解釋道，「但是聯合是如此薄弱，謹慎的人會真的依賴於它嗎？如果發生分裂，任何一個查看地圖的人都會明白，為自己的安全做準備對我們的州而言是多麼必要。」[37]這一次，柯林頓聽從了漢密爾頓的建議，向願意來紐約的軍官贈送了價值不菲的土地。
漢密爾頓清楚地知道在難以控制的軍官和虛弱無力的國會之間的這種勢不兩立的僵局的最終裁判者是喬治·華盛頓，他已經一年多沒有和華盛頓通信了。2月13日，在他們以前互相信任的基礎上，他給華盛頓寫了一封密信。他以同僚而非昔日下屬的口吻，向華盛頓大膽建議如何處理可能來臨的暴動。對漢密爾頓來說，如果能夠刺激有發言權的國會加強國家財政的話，那麼這場暴動就是有積極意義的：「軍隊的要求言辭溫和，但立場卻很堅定，這或許能對國會中優柔寡斷的成員產生一定的影響。這些人做出某個判斷時，往往不是因為他們認可這個決定，而是因為不堪其擾……但是，必須把這支飽經磨難、怨聲載道的軍隊的影響控制在一定範圍內。」[38]為了使華盛頓在軍隊和人們中間保持他的威望，漢密爾頓建議他指定某個代理人去敦促國會做出決定。
漢密爾頓正在哄騙華盛頓涉足一個危險的遊戲，假裝是一個高尚的政治家卻暗地裡偷偷摸摸地對國會施加壓力。這封信表明漢密爾頓正在做一件很容易引火上身的事情（在這個策略上他並不是孤軍奮戰：在費城的古維內爾·莫里斯也正在給納撒內爾·格林將軍寫信說各個州是不會給軍隊報酬的，「除非軍隊團結一致並決心為此鬥爭到底」）。[39]漢密爾頓擔心謹慎小心的華盛頓可能會遭到更強硬的軍官的拒絕，並且告訴華盛頓軍隊裡有些關於他的閒言碎語，大家都說他並沒有「拿出足夠的熱情」來關心士兵們的利益。「沒有人比我更了解這種觀點是多麼錯誤了，但是這種錯誤的危害卻是巨大的。」[40]
一個星期之後，漢密爾頓和麥迪遜在托馬斯·菲茨西蒙斯斯（Thomas FitzSimons）的家中會面，一起討論如何平息軍隊內部的騷動。麥迪遜的記錄讓我們原封不動地看到了在那個時候漢密爾頓對華盛頓的看法。這些看法與早期他說華盛頓時常易怒，脾氣急躁但絕對個性正直不謀而合：
漢密爾頓先生說，自己和華盛頓將軍的關係非常親密並且他十分了解將軍的為人，將軍極端保守，有時還有某種程度上的脾氣暴躁，據說後來這兩種情形越來越嚴重，導致了他的聲望日漸降低。但是將軍的品質，將軍的愛國熱情，將軍的堅定執著……將軍寧願讓自己陷於萬劫不復之地，也決不允許自己參與到任何不光彩的行動中。漢密爾頓先生知道那是將軍的真性情，並希望將軍能夠成為他們尋求改革計劃中的指揮者，統率他們向正確的目標前進。[41]
在3月4日，華盛頓對漢密爾頓開誠布公的來信表示了感謝，並且承認說他對美國財政的深不可測缺乏徹底的了解。他提到了自己「沉思了幾個小時」斟酌士兵的報償問題，深感形勢的嚴峻：「一方面是一個怨聲載道的軍隊所經受的苦難，一方面是國會的無力和各州的拖沓，這將是一場災難的源頭。」接著華盛頓隱晦地回絕了漢密爾頓有可能產生誤導的建議，讓他利用軍隊的不滿逼迫國會對公共財政採取行動，說這樣做有可能會「引發猜忌並導致一系列隨之而來的嚴重後果」。[42]華盛頓向來深謀遠慮，他深知軍事力量必須服從於人民的控制這個原則。
紐伯格的形勢只能變得更加緊張。在接下來的日子裡，兩封匿名信在軍營中流傳開來，煽動軍隊反對華盛頓並鼓動軍官以武力來威脅國會。一份文件惡毒地警告說：「注意那個建議你們行動適度並繼續忍耐的人。」[43]看起來似乎這個新的國家正在朝著軍事暴動的方向發展。3月12日，對事態的發展感到恐慌的華盛頓告訴漢密爾頓，他將會在3月15日參加一個軍官的會議來阻止他們「讓自己陷入全面恐慌、無路可退的漩渦里」。[44]華盛頓保持了他一貫的鎮定，試圖阻止軍官們魯莽行動的同時又懇求國會給予及時補救。「因此我懇請你，」他告訴漢密爾頓，「認真對待這個事件，不要再拖延下去了。我敢肯定，這些紳士們的情形已經讓人苦惱到無法用言語來描述了。」[45]
3月15日，華盛頓向軍官們發表了講話，決定在國會推行一個方案。生平第一次，華盛頓的跟隨者們對他產生了敵意。華盛頓嚴厲地斥責了叛亂的說法，他說這會對他們為之奮鬥的自由產生威脅，起義只會「為內戰打開大門，使我們新生的國家陷入血戰當中」。[46]隨後他便上演了自己職業生涯中最著名的、富有戲劇性的舉動。他打算讀一封國會議員的來信，但那些單詞他有些看不清楚。於是他在口袋裡找自己的眼鏡。「先生們，」他說，「請允許我戴上眼鏡，為了效忠我的國家，我不僅白髮叢生，視力也開始衰退了。」[47]那些暴動的士兵莫不為之動容，對他們反對華盛頓的行為感到羞愧，逐漸恢復了自己的理性。華盛頓同意代表這些士兵的利益去遊說國會，由漢密爾頓擔任主席的一個委員會同意給軍官們一個養老金報酬，金額相當於每位士兵五年的餉金。當然，在沒有徵稅權的情況下，國會是否真的會實現這樣的一筆錢則是另外一回事了。
聽了華盛頓精彩的演講，漢密爾頓就對他大加讚賞：「在我看來，閣下此舉甚為明智。最好的方式不是試圖阻止它發生，而是要轉移注意力。你的舉動恰巧和我認為你應當採取的適當行動不謀而合。」[48]華盛頓聽取了漢密爾頓發揮督導作用的建議，但毅然拋棄了他為了達到政治目的而火上澆油的想法。漢密爾頓始終認為一次軍事力量的虛張聲勢能夠起到迫使國會行為的作用，但那也是他的最壞的選擇。他承認，任何一種武力摩擦，都會引起內戰的恐慌，可能以這個國家的毀滅而結束，當然也會毀滅軍隊。[49]
隨著對紐伯格的兵變的擔憂加深，華盛頓和漢密爾頓的關係也變得複雜了。他們兩個都認為，必須徹底修改《邦聯條例》，國會的權力要得到加強。「在我指揮期間所經歷的一半以上的混亂局面和軍隊幾乎所有的困難和不幸都源自於此。」華盛頓在提到國會的軟弱時說。[50]與此同時，華盛頓在漢密爾頓身上看到一絲馬基雅維利式的權謀傾向，他坦率地告訴漢密爾頓，軍隊裡有人抱怨國會把士兵當作「籌集經費的木偶」。他訓誡漢密爾頓說：「軍隊……是一個危險的玩弄對象。」[51]華盛頓一定已經意識到儘管漢密爾頓有著睿智的頭腦和過人的膽量，但有些時候會缺乏正確的判斷，所以必須小心地給予他指導。另一方面，漢密爾頓被迫耍了花招，正是為了達到那個華盛頓本人也嚮往的目標。
1783年的春天，28歲的漢密爾頓在處理國家事務中幾乎已經處在一個頂峰的位置。他在一個軍事委員會任要職，在邦聯政府的支持下策劃了第一個和平時期的軍隊計劃。4月初，國會任命他擔任這個委員會的主席，負責和平時期各方面的安排，他受命進行的工作範圍十分廣泛，用麥迪遜的話說，是包括調查研究各種方法，「建立一個系統，管理外交事務、印第安人事務以及陸軍和海軍事務。」當月，國會批准了與英國的臨時《和平條約》，標誌著長達八年的敵對狀態結束——這個消息只是增加了那些想拿到薪水而後回家的士兵的焦慮和不安。「在這一點上，我親愛的漢密爾頓上校，」華盛頓寫道，「我向你保證，軍官能獲得的報酬，不及他應得的六十分之一，而政府的公務人員卻能拿到全額的薪金。想要讓士兵相信這是公平的，比壓制暴風雨中的巨浪更加困難。」[52]雖然那年4月國會頒布了一個新的進口稅制度，漢密爾頓仍然擔心缺乏必要的資金來安慰軍隊的情緒。當羅伯特·莫里斯在5月份威脅說要辭去財政部門負責人的職務時，漢密爾頓希望他能夠留下直到軍隊被安全解散。他提出了一個應急方案，要求各州給邦聯國庫繳納資金，這樣士兵們就能拿到報酬復員回家了。
6月中旬，華盛頓曾警告過的狂怒的波濤依舊洶湧澎湃。費城的軍隊給國會送去了一封請願書，以威脅的語氣要求國會支付他們的報酬。兩天後，有消息稱80個全副武裝的士兵正從賓夕法尼亞州的蘭開斯特向費城進發，索要他們的欠薪，並在前進中逐漸擴大著隊伍。現在作為國會的一員，考慮到各種因素，漢密爾頓快速地組成了一個三人委員會來應對這種威脅。他和他的同事呼籲費城的最高執行委員會派地方上的民兵在這些士兵到達費城之前阻止他們，並且要和地方軍隊聯合起來協同作戰。當各州拒絕採取行動時，憤怒的漢密爾頓毫不畏懼地填補了職位上的空白，他命令戰爭部助理部長威廉·傑克遜（William Jackson）在那些士兵到達城市邊界線之前截住他們。「你可以用冷靜而不是恐嚇的語氣向他們說明這種非常規做法的錯誤性，」他繼續說，「以及如果他們繼續堅持這樣不理智的舉動將會產生什麼樣的後果。」[53]
而軍隊對傑克遜根本就不加理睬，6月20日，他們蜂擁著進入費城，與城市軍營里那些容易挑撥的軍隊聯合在一起，控制了幾個兵工廠。第二天，漢密爾頓以前的贊助人，時任國會主席伊萊亞斯·鮑迪諾特召開了一個特別的會議來處理日益惡化的危機。那天早上，鮑迪諾特聽到報導說反叛軍隊可能洗劫當地的銀行。當大約400名叛亂的士兵手持刺刀包圍了國會和州最高執行委員會，占據了參議院的各個房間的時候，國會議員們再也坐不住了。事情看起來有些不妙：叛軍在數量上遠遠超出了門口負責守衛的士兵人數。這種情形的象徵意義也讓人感到擔憂：一群喝得醉醺醺的叛軍組成的烏合之眾，在簽署《獨立宣言》的建築物里圍攻了人民選出來的代表。
國會議員們並不害怕「這種預謀的暴力」，麥迪遜說，「但是據說鄰近的酒館不斷有人提供給士兵免費的酒，這可能會導致士兵做出不計後果的行為」。[54]喝得醉醺醺的士兵斥責國會裡的代表，如果他們的要求在20分鐘內沒有得到滿足，他們會放出一群「暴怒的士兵」。代表們拒絕屈從於這樣的脅迫，不同意縮短他們的會議或者是與叛軍進行談判。
三個小時後，被圍困的國會議員開始走出會場，面對暴亂者們的譏笑和嘲弄。當漢密爾頓走出來的時候，他看到了自己最不願看到的一幕：曾經為革命浴血奮戰的士兵墮落成了一群正在脅迫一個虛弱的中央政府的暴徒。就像三個月前華盛頓所做的那樣，漢密爾頓慷慨激昂地陳述了軍隊必須服從於人民的代表。「軍隊的肆意妄為，對任何政府而言都是夢魘，」他後來評論說，「在一個共和政體中，軍隊需要受到特別的制約，如果軍隊把槍口對準人民的權利，就應該受到嚴厲的懲罰。」[55]這種情形讓他再次思索這樣一個問題，如何讓一個朝氣蓬勃的新生的民主國家產生對法治的持久尊重呢？
當天晚上，伊萊亞斯·鮑迪諾特把國會議員召集到自己家中。他們通過了一項挑戰性的決議，由漢密爾頓執筆，聲稱政府的權威受到了暴徒的「嚴重侮辱」並且要求「立即採取有效的措施來支撐政府的權威」。[56]如果費城堅持消極懈怠不採取行動的話，那麼國會就會遷到特倫頓或者普林斯頓——愛國戰役的勝利之地。第二天早上，漢密爾頓和奧利弗·埃爾斯沃思（Oliver Ellsworth）向現任的最高執行委員會主席約翰·迪金森遞交了一個措辭強硬的最後通牒：如果費城不能夠保證國會的安全，那麼國會將取消此後所有在費城舉行的會議。
在與委員會發生衝突之後，漢密爾頓對各州會派遣民兵已經不抱任何希望，他向國會遞交了一份令人沮喪的報告，著重提到叛亂者已經選出了他們自己的官員來表達他們的怨憤，並得到了使用武力的批准，甚至威脅說「他們將誓死捍衛自己的要求」。[57]對費城的領導者在應噹噹機立斷的事情上的「軟弱和虛偽」感到驚駭，漢密爾頓不情願地得出結論，他們會在星期四之前轉移到普林斯頓。國會同意了漢密爾頓的結論。[58]
國會迅速地越過州邊界線，在普林斯頓建立一個流動政府。代表們住在狹促的臨時住所里。在一個大約9平方米的屋子裡，麥迪遜和另一個代表共用一張床。最讓這個酷愛讀書的人感到震驚的是，屋裡連一張桌子都沒有。「我不得不在一個幾乎不能動彈的地方寫東西。」他抱怨說。[59]普林斯頓的住處是如此簡陋，以至於一個月後，就像法國中世紀狩獵季節的朝廷一樣，國會再一次捲起鋪蓋搬到了安納波利斯，一年後又搬到了特倫頓，在1785年又搬到了紐約。對於國會這種東奔西跑、四處流亡的狀態，班傑明·拉什說它備受人們的「辱罵、嘲笑和詛咒」。[60]漢密爾頓的預言是正確的，一旦採取行動，士兵的叛亂就會煙消雲散。費城的賓夕法尼亞最高執行委員會緩慢地召集起了500名民兵，叛亂者聽說一支特遣部隊正在向他們逼近，就立刻放下了手中的武器繳械投降。於是，蘭開斯特特遣隊又返回了自己的總部。
漢密爾頓始終是吸引爭議的一塊磁石，有人指責說作為他秘密計劃的一部分，漢密爾頓早就密謀把首都從費城遷到紐約。事實上，漢密爾頓曾擔憂，國會的流亡會削弱它在國民中的權威地位，並污損這個國家的國際形象。7月2日，他對國會應當搬回費城的決議表示贊同，並且催促麥迪遜澄清一個事實：他其實儘可能延緩了逃往普林斯頓的行動。像一個律師在訴訟中收集證據一樣，漢密爾頓問他的同事：「在你看來，當時我是希望儘早撤離呢，還是我已經表現了延遲撤離的堅定信心呢？」[61]麥迪遜只能被迫說：是的，漢密爾頓拖延到最後一刻。這樣，對聲譽極為敏感的漢密爾頓再次迅速反駁針對自己的謠言，證明自己並非口是心非、自私自利。他深信政界是崇尚表象，而不是事實。因此，他決不允許任何對自己的錯誤印象存在，哪怕這些錯誤的印象只是曇花一現。
費城的兵變在美國歷史上影響很大，因為它引發了這種觀念，即中央機構應該坐落在一個特別的聯邦管轄區內，那裡是不受任何州政府的管轄和支配的。對漢密爾頓而言，這個小插曲只是增加了他對國會的失望以及他們依賴州民兵的愚蠢。另一方面，他認為在履行它的職責方面，國會受到了不公正的職責，因為一直以來國會就被剝奪履職的手段。國會這種令人無法忍受的軟弱來源於它的組織結構，而不是其管理方式。
到費城的叛亂者解散的時候，漢密爾頓已經在國會煎熬了七個月，這段時間耗盡了他的精力和耐心。紐約的五個代表中，有三個代表大部分時間都缺席會議更加重了他身上的負擔。他斷言說，因為地方和州政府的強大影響力，這個國家還沒有準備好修正滑稽可笑的《邦聯條例》。[62]當7月在普林斯頓停頓不前的時候，漢密爾頓起草了一個決議，再一次呼籲召開會議對《邦聯條例》進行修訂。這份預知性的文件濃縮了美國1787年《憲法》（Constitution）的許多特徵：立法、行政和司法部門三權分立的聯邦政體，有權徵稅和建立軍隊的一個國會。漢密爾頓再一次對自由貿易原則提出了質疑，認為聯邦政府有權對貿易加以調整。他認為政府這樣做可以使「有害的商業部門受到抑制，有利的部門受到鼓勵，並且使有用的商品和製造業得到促進」。[63]漢密爾頓已經用他那極度活躍的頭腦把美國未來政府的樣子充實得有血有肉。
隨著戰爭的結束，許多主張州主權獨立的提倡者要求廢止國會作為永久性常設機構，認為目前的國會過於強大。托馬斯·傑斐遜說，「希望用一個臨時的委員會來取代國會。」[64]不可避免的，在希望建立一個積極的中央政府的人和那些希望把權力歸還給州的人之間一定會逐漸展開一場戰鬥。當漢密爾頓的決議草案被否決時，他明白自己再也沒有必要在這個日漸衰落、士氣低落的國會裡遊手好閒地待下去了。7月22日，他通知艾麗薩說，一旦達成最後的《和平條約》，他就會去和她團聚：「我的天使，我將帶給你喜悅，你的國家所參與的這個重要的工作有了一個令人滿意的結局。目前，我希望我們就可以幸福地在紐約定居了。」[65]
漢密爾頓被迫騎馬返回了奧爾巴尼，因為嚴肅執拗的斯凱勒夫人堅持要繞道紐約城看一看。在這次停留中，漢密爾頓初次感受到返鄉的愛國者和親英派之間的緊張氣氛，心裡煩悶之極。僅僅四月，就有7000位親英派商人乘船逃往了新斯科舍，漢密爾頓擔心這樣大規模的逃離很可能對經濟造成破壞。當回到奧爾巴尼的時候，受到震撼的漢密爾頓寫信給羅伯特·R.利文斯頓：「我聽說許多中等財力的商人乘船出逃，他們每個人會帶走8000到10000幾尼[7]。這些人並非是會引起政治動盪的重要人物，但這次逃離的風潮會給我們的國家經濟帶來至少20年的影響。」[66]
1783年11月25日，被紐約城作為「撤退日」紀念了一個多世紀，在這一天，英軍在紐約長達七年的統治和軍事管制結束了。在曼哈頓島的南端，當最後一批英國士兵等待被小艇送到海港的運輸船上去時，這些慍怒的英國士兵懷恨著在要塞的旗杆上塗滿了油脂。當英國人放棄了他們所占領的最後一個要塞時，亨利·諾克斯將軍帶領的美國軍隊魚貫而入，將軍在旗杆上升起了美國國旗。輕騎護衛著喬治·華盛頓和紐約州的州長喬治·柯林頓騎著馬並排進城，他們後面跟著由8排民眾和士兵組成的隊伍。此時，加農禮炮鳴13響，五顏六色的彩旗迎風招展。長長的勝利隊伍一直延續到班特利，佇立在街道兩旁狂喜的人群發出雷鳴般的歡呼聲。美國終於徹底擺脫了英國的統治。這是一種漫長的讓人不堪忍受的經歷——除了越南戰爭之外，持續8年時間的獨立戰爭是美國歷史上最長的——在金錢和流血方面的代價極其巨大。歷史學家戈登·伍德（Gordon Wood）曾指出，這場戰爭大約造成了2.5萬名士兵犧牲，在數量上僅次於南北戰爭，但值得一提的是，這場戰爭犧牲的士兵數量幾乎占到當時美國總人口的百分之一。[67]
當華盛頓凝望人群的時候，他一定在街道的每一個角落裡都看得到戰爭留下的殘骸。英國人一直沒有重建在1776年9月那場巨大的火災中遭到毀滅的那些地區。這個城市現在是以臨時搭蓋的帳篷和簡陋的小屋為主，到處是散布著骸骨的廢墟和挖空的住處。牛在布滿雜草和垃圾的街道上閒逛。當未來的市長詹姆斯·杜安看到他的這些陳舊的財產的時候，他抱怨說這個城市「看起來就好像是被野人和野獸居住過的地方」。[68]為了給英國軍隊提供柴火，城市裡的柵欄和樹木都被徵用了。碼頭堆滿了垃圾和腐爛的魚蝦，一位遊客說：「每當水位降低時，惡臭的氣味就從船塢的淤泥里散發出來。人們緊緊擠在一起，就像木桶里的鯡魚，不時還能聞到一股刺鼻的氣味。他們中的大多數人都髒兮兮的，生病的人也不在少數。」[69]漢密爾頓此時已經開始考慮一個戰後重建計劃了。他不主張修補那些被遺棄了的房屋或在空地上建造臨時居所，而是希望這個城市的建築師和工匠能夠發現「建造巨大而優雅的大廈是一項有利可圖而又持久的職業」。[70]
隨著和平的到來，城市人口的結構發生了巨大的改變，雖然這種感覺並不顯著，但卻有著重要的意義。由於英國取勝的希望日漸渺茫，許多親英派人士都蜂擁到護送的船上逃到了英國、加拿大和百慕達群島。與此同時，大批愛國者流入這座城市，並讓紐約市的人口數量翻了一番——在「撤退日」時，紐約市有1.2萬居民，到了兩年之後，紐約市人口就增長到了2.4萬人。人口激增，使紐約急速發展為一個在規模上超過了波士頓和巴爾的摩的大都市。大量居民的湧入使得食品、燃料和住房的價格急劇上升。
華盛頓在紐約逗留了大約一個星期的時間，在此期間，他挽救了幾個曾為愛國者從事過間諜活動的親英派人士的聲譽。不知是不是巧合，這其中有兩個人是漢密爾頓在國王學院的老熟人。進入紐約的第二天早上，華盛頓與過於健談的裁縫赫拉克里斯·馬立甘一起共進了早餐，馬立甘曾暗中向到過他店裡的英國軍官探聽情報。為了消除對馬立甘的忠誠的任何懷疑，華盛頓說他是「自由的真正朋友」。[71]
華盛頓還到過彬彬有禮的印刷工詹姆斯·里文頓的書店，當漢密爾頓還在國王學院的時候，里文頓曾受到艾薩克·西爾斯和「自由之子」的抨擊。隨著戰爭的結束，里文頓從他的報紙名稱中刪除了「皇家」這個單詞，去掉了報頭的英國紋章，以求繼續經營，但最終不得不暫停了出版。實際上，他曾對愛國者提供過忠誠的支持和幫助——偷出了英國艦隊的旗語手冊，並把這本書送到了海軍上將格拉斯伯爵的手中。在以商討農業書籍的掩護下，華盛頓和里文頓一起進入了一個密室，在那裡華盛頓獎勵了里文頓一袋金幣。
12月4日，在位於百老匯大街的拐角處的弗朗西斯酒店，華盛頓向他的軍官們揮淚告別，並再一次強調說軍官只是共和國的僕人。華盛頓拒絕了讓他成為國王的呼籲。沒有證據表明漢密爾頓參加了這次歷史性的告別，雖然戰爭的四年期間他一直站在華盛頓的身邊，華盛頓當然不會缺乏寬宏大量而偏偏不邀請他。漢密爾頓的缺席，表明了他仍然在撫慰由於華盛頓對他的態度所造成的某個隱藏的傷口。後來，在一群仰慕者的簇擁下，華盛頓穿過白廳大街並登上了一條把他帶到了新澤西州海岸的駁船。
就在幾天前，在離弗朗西斯酒店不遠的地方，漢密爾頓、艾麗薩和他們的兒子菲利普一起，在華爾街57號（後來門牌變更為58號）租住了一個房子。生平第一次，這個從西印度群島流浪來的年輕人有了一個真正的故鄉，一個長久、固定的住址。按照當時的標準，華爾街是一條寬闊優雅的大道，許多著名的商人都居住在這裡。漢密爾頓一家住在富人比較少的街東邊，那裡店鋪林立，有很多辦公場所。而亞倫·伯爾和西奧多西婭住在華爾街時髦的3號豪宅——「和市政廳中間只隔一個門」，正如伯爾驕傲地指出的那樣，他們的房子位於華爾街和百老匯街的交匯處。[72]亞歷山大·漢密爾頓和亞倫·伯爾的生命就像兩條平行線：兩個人幾乎是在同一時間在奧爾巴尼通過律師考試，現在他們又都居住在紐約的同一條街道上，並且幾乎在同一時間開始各自經營律師事務所。
經歷了這麼多年的戰爭後，漢密爾頓有一種賺錢的迫切願望，他希望儘可能擺脫全職的政治生活。「撤退日」一個月後，漢密爾頓在報紙上看到一條消息說，他被提名為紐約立法機構的一員，隨後他客氣但卻堅決地拒絕了這份榮譽。「我已經下定決心不再擔任任何公職了，」他寫信給報紙說，「我認為應當儘早表明我的決定，以避免分散選民們的選票。」[73]以當地平民為基礎的「自由之子」在選舉中以壓倒性優勢贏得了勝利，這也導致一系列針對親英黨派的報復性措施。作為對這種報復行為的堅決反對者，漢密爾頓忙於為這些受到迫害的親英黨人辯護，力爭停止對他們的流放和排擠。
亞歷山大·漢密爾頓對紐約市未來的影響且不必說，單憑他對紐約戰後復甦所做出的貢獻，或許就無人能比。他註定要在即將崛起的美國商業和金融中心展示卓越的才能。雖然他的觀點還不夠完美，但他已經全面地預見了這座城市廣闊的前景。在「撤退日」不久後的一次午宴上，漢密爾頓和註定成為這個城市未來領導者的那些受過良好教育的年輕人展開了激烈的爭論：到底是投資當地的房產還是投資偏遠的未開發的林地。漢密爾頓的兒子詹姆斯是這樣描述當時的情況的：
約翰·傑伊贊成在紐約市內投資，並在那裡購置了幾處房產，他的經濟實力使得他保有自己的土地。他的投機活動讓他發了財……其他一些人，包括我的父親，則持相反的觀點，他們在紐約北部的縣鎮購買了一些土地。那些荒蕪的土地每公頃賣幾分錢，但是它們並沒有很快被開發。[74]
最後一句話是一個輕描淡寫的概括。亞歷山大·漢密爾頓傾向於在偏遠的北部林地購買土地，因此錯過了在曼哈頓島購買便宜的不動產的機會。這應當算作他一生中僅有的幾次錯誤的經濟判斷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