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害相思病的陸軍上校
2024-10-09 07:58:39
作者： 羅恩·徹諾
儘管戰爭導致了嚴重的物資短缺，美國革命仍然讓漢密爾頓的社交活動豐富多彩。這個喜歡找樂子的年輕人一刻也沒有停止過與那些在大陸軍司令部逗留的時髦婦人們尋歡作樂——也難怪瑪莎·華盛頓給她的那隻淫蕩的肥公貓起名叫「漢密爾頓」——而這些婦人則欣賞漢密爾頓的樂觀好動、機警善變和舞蹈天才。那時候，有一大群「隨軍夫人」和大陸軍混在一起，約翰·馬歇爾在9月份探訪大陸軍營地的時候，就對這群公然在軍營中遊蕩的女人異常反感，他向一個朋友抱怨道：「我從來沒有見過這樣放蕩的場景。」[1]
漢密爾頓曾跟一位朋友說，一個軍人除了軍事外，不應該有別的妻子，在1779年春天，當和法國聯盟逐漸加強，美國革命露出勝利的曙光之時，他卻開始謀劃給自己娶一位妻子。漢密爾頓知道，等到戰爭結束後，他就將「無家可歸」了。那年4月，漢密爾頓給約翰·勞倫斯寫了一封長信，在信中，他說自己需要一個妻子。可能是因為自己童年的陰暗記憶，漢密爾頓認為絕大多數婚姻都是不快樂的，因此，他非常害怕做出錯誤的選擇。這封信里有一部分內容讀起來讓人費解，因為在信中他淫蕩地提及自己「鼻子」的尺寸——這在18世紀是對男人陽物的一種詼諧的說法——不過，這封信的大部分內容還是很有意義的，從中我們可以了解到，漢密爾頓已經開始認真地考慮穩定的婚姻了。
她一定要年輕、漂亮——我最看重的是身材一定要好；知書達理——念過一些書就可以了；有良好的教養——但是一定要對「時髦」這個詞深惡痛絕；純潔而柔弱——我對忠貞不移的女人有著狂熱的愛好；慷慨大方且脾氣好——她一定不能是個財迷，更不能胡亂罵人發脾氣，因為我可受不了一個潑婦和守財奴。在政治上，她站在哪一邊對我來說無所謂，我想經過一番辯論，我可以輕而易舉地將她拉到我這邊來；在宗教上，她一定要既相信上帝又厭惡聖徒，總之要有信仰，又不能太虔誠；說到財產，那當然是越多越好，你知道我的脾氣和處境，因此我會特別關注「條約」中的有關條款，儘管我不想因為自己的貪婪而冒任何風險墮入煉獄，然而錢財畢竟是這個世界上的快樂之源——因為我自己沒有多少錢，而且從我的行業或者地位來看，我不大可能弄到太多的錢——因此我的妻子，如果我真的娶到一個，就至少得帶上一筆足以維持她自己的奢侈開銷的嫁妝。[2]
在描述自己理想中的妻子應該是什麼樣的時候，漢密爾頓實際上在無意中為自己勾勒出了一幅自畫像——畫中的他正努力地試圖尋找一種世俗與高尚之間的平衡。他坦率地承認，雖然自己並非貪慾的奴隸，但是他卻確實很看重金錢。雖然他信奉傳統的道德觀念和婚姻價值觀，但是他卻絕對不願意做一個一本正經的衛道士。他願意有一點適度的宗教信仰，但是他顯然厭惡狂熱信徒與假裝神聖。雖然那些風情萬種、率性而為的開放女子總是讓他著迷，但是當他選擇妻子的時候，他看重的卻是那種通情達理、可靠而有一點迷人的良家女子。
在那年12月，華盛頓選擇莫里斯頓作為自己部隊的冬季司令部，漢密爾頓因而有了額外的時間詳細勾畫自己未來的計劃。華盛頓和他的幕僚借住在已故法官雅各布·福特（Jacob Ford）家的大宅子裡，這是一棟有著綠色裝飾的富麗堂皇的大宅子。漢密爾頓平常就在和這座大宅子連在一起的木屋裡辦公，晚上和坦奇·蒂爾曼、詹姆斯·麥克亨利睡在一間屋子裡。那個冬天，大陸軍最大的敵人便是寒冷。據說，那是整個18世紀最冷的一個冬天。在紐約灣，水面上的冰居然厚到了英國人可以拖著重炮在上面行走。而莫里斯頓竟經歷了28次暴風雪，其中有一次暴雪足足肆虐了三天，暴雪過後，地上的積雪居然厚達兩米。
對華盛頓來說，這是他在這場戰爭中處境最為艱難的一段時間，這個冬天甚至比在福吉谷的那段日子更加讓人沮喪。道路被暴風雪阻斷，大陸軍因此斷了給養。在冷如冰窖的小木屋中快要凍僵了的士兵到處都在爭搶保暖物品，逃跑和叛變的士兵達到了驚人的數字。1780年1月5日，華盛頓給大陸會議遞交了一份讓人無比沮喪的報告：「士兵中的許多人已經有整整四五天沒有吃一點兒肉了，麵包也根本不夠吃，士兵只能靠非常有限的補給維持生命。一些人已經被迫開始搶掠當地居民以弄口飯吃，我根本沒有能力懲罰或制止這種行為。」[3]華盛頓所面臨的問題的根源，還是大陸會議沒有權力向各州徵稅並確立公共信用。福吉谷和莫里斯頓的記憶也因此極大影響了華盛頓和漢密爾頓未來的政治議程，這兩個人都曾同一個軟弱的中央政府所帶來的種種缺陷而辛苦地鬥爭過很久。
由於華盛頓在1月拒絕允許漢密爾頓加入勞倫斯的隊伍在南方前線作戰，漢密爾頓因此異常沮喪。「儘管我非常失望和懊惱，但是我還是服從了。」他給勞倫斯寫信說道，「簡單說，勞倫斯，我討厭除了你和少數幾個非常誠實的人之外的整個世界，我除了儘快光榮地離開這個世界外，沒有別的盼頭了。我承認這是軟弱的表現，但是我覺得我與凡間的世界根本就是格格不入的。」[4]這並不是漢密爾頓第一次暗示自己有自殺的想法或者有離開北美的打算並認為自己與美國的一切都格格不入。
不過，出人意料的是，莫里斯頓的冬天卻讓人們的社交圈子變得異常活躍，這拯救了鬱悶的漢密爾頓。德·查斯特勒克斯侯爵回憶說，在一次和喬治·華盛頓共進晚餐的歡樂晚宴上，活躍的漢密爾頓為大家斟酒添菜，不停地勸酒。一大群婦人冒著風雪，乘坐著雪橇跑來參加這次招待會。漢密爾頓報名參加了倉庫邊舉行的「舞蹈聚會」——這是一個高級軍官會參加的盛裝舞會。華盛頓當時身著一件黑色天鵝絨外套，和婦人們翩翩起舞，在舞會上大出風頭。司徒本在胸前掛滿了勳章，而法國軍官們則佩戴上了閃閃發光的金色織物和蕾絲花邊。一反常規的是，此時那些頭髮上點綴著美麗的裝飾，腳穿高跟鞋的女士卻反過來向這些革命者大獻殷勤。讓「華盛頓大家庭」的大多數人感到高興的是，漢密爾頓在1780年1月份和一個叫科妮莉亞·洛特（Cornelia Lott）的年輕女士墜入了情網。塞繆爾·B.韋伯上校（Colonel Samuel B. Webb）甚至為他寫了一首幽默的小詩：
現在，漢密爾頓感到一切不可阻擋，
科妮莉亞填滿他的心房！[5]
不過，花心的漢密爾頓沒幾天就移情別戀，看上了一個名叫波麗的年輕女人。1780年2月2日，緊跟在科妮莉亞和波麗後面出現在漢密爾頓生活中的，是剛剛跟著一隊武裝護衛來到莫里斯頓的艾麗薩·斯凱勒，她和自己的姑母一家住在了一起。她帶著自己的父親菲利普·斯凱勒將軍的親筆介紹信，來投靠華盛頓和司徒本這「軍營中最英勇的兩個男人」。[6]將軍的姐姐，格特魯德·斯凱勒·科克倫（Gertrude Schuyler Cochran）是著名醫生約翰·科克倫（Dr. John Cochran）的妻子，他們倆剛剛搬到了新澤西州的布倫斯威克，以便有個安全、愜意的場所幫助當地的老百姓預防天花。科克倫不僅是一位了不起的醫生——他同時還作為華盛頓的私人醫生，跟著大陸軍南征北戰，去了很多地方。拉法耶特給他送了個綽號「好醫生博恩」——後來被任命為大陸軍軍醫部的主任。在莫里斯頓的冬休期，科克倫和他的妻子住在他的好朋友傑貝茲·卡普菲爾德醫生（Dr. Jabez Campfield）家。乾淨、整潔的白房子裡，從華盛頓的司令部到他們家，只需要沿著街走400米就可以了。於是，後來斯凱勒會發現，自己與未來的丈夫，在當時離得並不遠。
作為華盛頓的幕僚，漢密爾頓因此有機會可以和艾麗薩·斯凱勒平等地交往。當他在1777年為了讓霍雷肖·蓋茨將軍將自己的軍隊交給華盛頓而旋風般地訪問奧爾巴尼去和將軍討價還價的時候，他已經見過了這位姑娘。即便沒有這次相遇，漢密爾頓應該也有充分的機會和斯凱勒在同一場合出現，因為他們倆有一個共同的朋友——漢密爾頓長久以來最喜歡與之調情的——凱蒂·利文斯頓。
25歲的漢密爾頓對22歲的斯凱勒一見鍾情。他的同僚坦奇·蒂爾曼講道：「漢密爾頓就是一個情聖。」[7]沒過多久，漢密爾頓變成了卡普菲爾德醫生家那棟三層高的大宅子裡的常客，幾乎每個晚上都會在那裡出現。每個人都注意到這位年輕的上校此時已經充滿幻想，心猿意馬了。漢密爾頓的記性經常會很糟，在心神不寧的時候尤為明顯，有一天夜裡從斯凱勒家裡回來，他居然忘記了口令因此被哨兵堵在了門外。「這位『大情聖』當時顯得異常尷尬，」雅各布·福特法官14歲的兒子加百列·福特（Gabriel Ford）回憶道，「哨兵當然認識漢密爾頓，但是卻嚴格履行職責。漢密爾頓按著自己的腦袋，試圖將隱藏在大腦中某個角落的那幾個重要的詞揪出來，然而就像那位盡忠職守的哨兵一樣，那幾句口令死活就是賴在藏身之處不出來。」[8]福特見漢密爾頓如此窘迫，出於同情，便把口令告訴了他。
到了漢密爾頓在3月初離開莫里斯頓前往新澤西州的阿莫博伊和英國人商討交換俘虜事宜的時候，漢密爾頓和斯凱勒已經決定結婚——此時距漢密爾頓向斯凱勒求愛還不到一個月。漢密爾頓一定為他和自己的爺爺老亞歷山大·漢密爾頓的經歷驚人的相似而吃驚不已——他們倆都娶了位叫「伊莉莎白」的姑娘，而這兩位伊莉莎白都是顯赫的名門千金。
對漢密爾頓來說，艾麗薩的頭上頂著「斯凱勒家族」這個美麗的光環，隨著時間的推移，漢密爾頓不斷對整個斯凱勒家族，包括他們家的三個兒子約翰·布拉德斯特利特·斯凱勒（John Bradstreet Schuyler）、菲利普·耶利米·斯凱勒（Philip Jeremiah Schuyler）和倫塞勒·斯凱勒（Rensselaer Schuyler），以及五個女兒安傑莉卡·斯凱勒（Angelica Schuyler）、艾麗薩·斯凱勒、瑪格麗塔·斯凱勒（Margarita Schuyler）、科妮莉亞·斯凱勒（Cornelia Schuyler）以及當時還沒有出生的凱薩琳·斯凱勒（Catherine Schuyler）示好。這幾位聰明、美麗、好社交的富家貴小姐一定是漢密爾頓在夢中追逐的類型。她們每個人都會一種不同的樂器，在奧爾巴尼斯凱勒家的公館裡，她們的出現總會讓客人快樂而難忘。在1776年4月和這家人共度了一周後，班傑明·富蘭克林開心地說，他在斯凱勒家「受到了非常熱情的款待，而那些年輕女士的歡樂活潑更是讓他感到輕鬆而愉快」。[9]坦奇·蒂爾曼似乎同樣地被這些女孩們俘虜了，「將軍和他的夫人以及他們的幾位女兒的身上有著特殊的魔力，可以讓旁人一下子被他們吸引住並因此成了好朋友。當我成為他們家的座上賓的時候，我總是感到輕鬆自由，一點也不會覺得拘束」。[10]這五個女孩子都有著十足的勇氣，她們中有四個人最後都私奔跑掉了，只有艾麗薩是個例外。科妮莉亞的私奔是最具有戲劇性的，她在一天夜裡從臥室的窗戶沿一根繩梯逃出了斯凱勒公館，跳上一輛等在門外的馬車，和一個名叫華盛頓·莫頓（Washington Morton）的年輕人一起遠走高飛了。
如同童話故事般的神奇，漢密爾頓這個西印度群島的窮小子在一夜之間攀上了一戶在北美最有影響力和富裕的士族家庭。在看了艾麗薩的妹妹瑪格麗塔的幾張畫像後，他就給瑪格麗塔寫了一封天馬行空的長信。在信中，他向瑪格麗塔傾訴了自己對她姐姐的愛慕之情：
我冒險悄悄地告訴你，通過某種方法，你的姐姐已經發現了為什麼有關她的一切事情都讓我著迷的原因……她的美是最具殺傷力的，而在她身上，卻根本看不到矯揉造作的樣子，這本來就應當是美人兒的特權。她那高貴的氣質里一點也看不到虛榮與賣弄，這讓她在一群矯揉造作的蠢貨中顯得是那麼的鶴立雞群。她性情溫和、和藹可親、單純活潑，身上具有一個絕代佳人所應有的一切優良品質。簡單說來，她真是造物主的奇蹟，美麗、德行和高雅的氣質集於一身卻毫無女性常見的那些缺點，而在很多欣賞者的眼中，這些缺點本來應是一個美婦人美麗光環下無法迴避的陰影。[11]
在這封信中，漢密爾頓對艾麗薩的評語和他在幾個月前寫給約翰·勞倫斯的那封信中所列的一長串理想伴侶的清單幾乎完全一致：她容貌秀麗、通情達理、落落大方、性情溫和、毫不虛榮造作。同時，由於她是紐約最富有和最有權勢的家庭的女兒，漢密爾頓因此不需要為老套的愛情與金錢的抉擇而大傷腦筋。
伊莉莎白·斯凱勒出生於1757年——漢密爾頓經常會親切地叫她艾麗薩或貝特西——在有關她丈夫的傳記中，一直沒有她的半點影子，在一定意義上，她大概是美國所有的「國母」中最為低調的一個。她所做的一切，都是讓聚光燈完全對準自己的丈夫，而她自己在美國的先賢祠中卻沒能留下一個位置，這無疑是一大遺憾，而她實際上是一個有著純正完美性格的女人。在美麗而充滿活力的外表之下，艾麗薩有一顆忠誠、慷慨、幽默風趣、意志堅定、勇敢無畏而又充滿慈愛的心。她個子不高，面容姣好，全無半點自負與狂妄，是漢密爾頓理想的伴侶。她給了終日處於風口浪尖的漢密爾頓一個可以安心停靠的港灣，而在漢密爾頓寫給艾麗薩的信中，憤怒、失望、暴躁的文字，也從來沒有出現過。
漢密爾頓對艾麗薩的評價絕不僅僅是情人眼裡出西施，所有的人都說艾麗薩是一個完美的女性。「她膚色淺黑，一雙深黑色的眼睛是我所見過的最美麗的，這雙眼睛所發出的光芒，讓她的面龐都籠罩在慈祥之中。」坦奇·蒂爾曼在他的刊物中如是稱讚艾麗薩。[12]雖然出身世家，但是艾麗薩並沒有那種驕奢淫逸的富家大小姐常有的病怏怏的樣子。她喜好運動，身體強健，走起路來步伐堅定有力。在一起遠足野餐的時候，蒂爾曼看到她一路談笑間就爬上了一座陡峭的山頭，而比她稍差一些的女孩卻需要男性的幫助才能氣喘吁吁地向上爬。德·查斯特勒克斯侯爵喜歡她那「充滿陽光的笑容」，而布里索·德·窩裡勒則稱讚她是「一位集迷人的氣質與坦白直率的性格於一身的女人，身上有著美利堅女性典型的美德，與她相處，總是讓人心曠神怡」。[13]和其他幾位一樣，詹姆斯·麥克亨利也感覺到了艾麗薩低調、節制外表下涌動的激情，她本來應該是更加衝動的。「她是一個有深度和底蘊的女人，內心深處同樣充滿激情，儘管表面上她的熱情被婦德所束縛，但是當遭遇一些非常情形時，她那在溫良恭讓外表之下的不斷膨脹的熱情就一定會一下子完全爆發出來」。[14]
1787年拉爾夫·厄爾（Ralph Earl）為艾麗薩·漢密爾頓畫了一幅頗值得觀賞者玩味的肖像。在畫中，她那黑色的雙眸格外明亮——這是最吸引漢密爾頓的地方——眼神中流露出內心的堅強。她梳著最時尚的蓬鬆髮型，頭髮上點綴著亮晶晶的小飾物——她的一位朋友稱她的髮型如同法國國王路易十六的王后瑪麗·安托瓦內特般引人注目[15]。畫中的她目光如炬，充滿生氣，仿佛要走出畫框和觀賞者親切交談一般。她那裹在用料考究的白色絲織晚裝下面的身體勻稱而富有韻味，並且還沒有女性的弱不禁風。她的臉上僅僅略施粉黛，如果不仔細端詳，就根本不會注意到。從畫像上來看，她似乎強健而精力充沛，人們可以想像，或許那時的她就是一個假小子。總而言之，快樂、謙遜和積極進取在她身上完美統一在了一起。
從她在描繪瑪莎·華盛頓時那充滿敬意的語句中，我們能夠感覺到艾麗薩的謙遜。那年冬天，艾麗薩在莫里斯頓遇到了華盛頓夫人，她寫道：
華盛頓將軍和我父親是非常要好的朋友，因此，他的夫人非常熱情地接待並親吻了我。那時華盛頓夫人已經將近50歲了，但是依然美麗動人。她個子很矮，身材豐滿，有著一雙深棕色的眼睛。她的頭髮業已花白，儘管在我眼中，她的地位是那樣顯赫，但是衣著卻十分樸素。她身穿一件式樣簡潔的棕色土布長袍，繫著一塊很大的白圍裙，頭戴一頂乾淨的帽子。她的結婚戒指簡單而樸素，然而，這枚金戒指已經陪伴她快超過20年了。在我眼中，她真的是完美女性的化身。[16]
艾麗薩一到莫里斯頓，就拜會了瑪莎·華盛頓，並送給她一對假袖作為禮物，作為回禮，瑪莎送給斯凱勒一些脂粉。從那時起，艾麗薩和這位老婦人之間的關係就很親密了，在某種程度上，頗有些母女之情的味道。
艾麗薩曾經在家接受過一些啟蒙教育，不過從沒有到學校念過書。她的拼寫很糟，給自家人寫信對她來說是一件很費力氣的事情。人們很難想像她會像自己未來的丈夫一樣，陶醉於休謨、霍布斯或是其他一些先哲的作品中。不過，另一方面，這個戰士和政治家的女兒對於公共事務卻異常熟悉，許多當時政壇的顯要人物都是她的朋友。13歲的時候，她就陪著自己的父親在薩拉托加參加了一次由六個印第安部落的酋長組織的秘密會議，還得了一個語義為「我們中的一員」的印第安名字。[17]1776年4月，班傑明·富蘭克林在前往加拿大執行外交任務時順便拜訪了斯凱勒將軍，就在那個時候，艾麗薩從他那裡學會了怎麼下西洋雙陸棋。和漢密爾頓一樣，艾麗薩總是對她周圍的世界充滿了興趣。
有關艾麗薩·斯凱勒和亞歷山大·漢密爾頓的一個有趣的問題是他們的宗教信仰。艾麗薩·斯凱勒是荷蘭改革教會的積極分子，一個極為虔誠的基督徒。坦奇·蒂爾曼在一封信中還因此稱呼她為「小聖人」。當聽說放蕩的漢密爾頓選擇了這麼一位虔誠的女人做自己的妻子時，華盛頓的那一班幕僚都大吃一驚。[18]在更早一些時候，漢密爾頓曾經也是個虔誠的少年，不過在革命期間，他卻對教會組織並無好感。在認識斯凱勒之後沒幾天，漢密爾頓還為一位名叫門迪的隨軍牧師寫過這樣一封推薦信：「除了不吃喝嫖賭外，他是一個非常恰當的隨軍牧師的人選。」漢密爾頓接著寫道，「無論你實際上到底能不能上天堂，在戰場他都會拿起槍和你並肩作戰，而不去嘮叨著召喚你上天堂。」[19]艾麗薩從來沒有懷疑過丈夫的信仰，她非常喜歡漢密爾頓的那首早年在聖·克羅伊島寫的十四行詩《靈魂的升華》。不過，從另一方面來看，漢密爾頓卻並不願意從屬於某個教堂組織，儘管他的妻子的宗教信仰異常堅貞篤定。
那個冬天，漢密爾頓用盡了各種甜言蜜語，瘋狂地追求艾麗薩。他甚至為艾麗薩寫了一首題為《告訴你，我為何嘆息》（Answer to the Inquiry Why I Sighed）的浪漫的十四行詩。其中有這麼幾行：
以前無人知曉，
我的愛如此柔弱。
沒有什麼快樂能讓我心潮起伏，
除非我的天使在我的臂彎。[20]
儘管艾麗薩知道漢密爾頓是一個遠近聞名的大才子，不過征服她的卻是漢密爾頓的善良而不是他的才華橫溢。漢密爾頓最喜歡說的一句話是：「我親愛的艾麗薩……我是很聰明，但是，感謝上帝，他還給了我一顆好心腸。」[21]每當回憶起漢密爾頓的這句話，艾麗薩都會顯得很開心。後來，當收集她丈夫的逸聞趣事時，艾麗薩·漢密爾頓給了記者一份長長的清單，清單上都是她想讓大家知道的漢密爾頓的種種優點：「能屈能伸，知識淵博，機智狡黠，心地善良，節制而品德高尚。」[22]
不過，在漢密爾頓於1780年3月30日寫給約翰·勞倫斯的信中，他沒有提及艾麗薩以及他打算和艾麗薩結婚這件事——漢密爾頓很少這麼遮遮掩掩的。直到6月30日，漢密爾頓才打破沉默，向他的朋友們坦白了這件事情：「我已經把我的自由交給了艾麗薩小姐。她是個好心腸的女孩，我相信她永遠不會是一個潑婦。儘管她不是一個天才，但是卻有著高貴的氣質，讓人心曠神怡；儘管她不是一個大美人，但卻有著美麗的黑眼睛和端莊秀麗的面容，外表具備了一切足以讓情人快樂的必要元素。」漢密爾頓知道旁人讀這段話的時候並不會覺得他有多麼激動，為了避免勞倫斯懷疑他是為了錢才和艾麗薩結婚的，漢密爾頓繼續寫道，「儘管我沒有像一個狂熱的騎士那樣把自己的情人視作完美無瑕的絕代佳人，但是，請相信我，我對她的愛絕對是真摯而深沉的。」[23]唯恐勞倫斯對這樁婚事感到嫉妒，漢密爾頓在幾個月後接著寫道，「儘管艾麗薩是那麼的讓人陶醉，但我依然會全心全意為公眾服務，並且仍然會是你最忠誠的朋友。」他保證婚後自己會和以前一樣全心全意地對待朋友。[24]
漢密爾頓很喜歡和艾麗薩的姐妹們一起相處。艾麗薩有一個妹妹叫佩吉，是一個非常美麗但卻虛榮、淺薄的女孩。她嫁給了史蒂芬·范·倫塞勒（Stephen Van Rensselaer），倫塞勒比她小6歲，是倫塞勒斯威克的第八代莊園主，他還是紐約州最大的地主。在剛到莫里斯頓過冬的時候，艾麗薩已經結婚了的姐姐安傑莉卡便如同磁石般吸引了漢密爾頓，在漢密爾頓生命中餘下的日子裡，他與艾麗薩和安傑莉卡的糾葛從來也沒有斷過，他親昵地稱這一對姐妹為「我親愛的黑眼睛姑娘」。[25]把這兩個女人放到一起，便勾勒出了漢密爾頓理想中的女人的形象，也能夠反映出他的性格中兩種不同的取向。艾麗薩體現出的是漢密爾頓的使命感、決心和政治的品格，而安傑莉卡則展現出漢密爾頓世故的一面——狡黠，熱情，在社交場合遊刃有餘、取悅於大眾。
漢密爾頓和安傑莉卡之間的互相傾慕眾人皆知，因此許多人都相信他們倆是一對情人。或者，至少他們倆的友誼非比尋常。而事實上，如果安傑莉卡沒有結婚的話，漢密爾頓求婚的對象，恐怕就不是妹妹艾麗薩，而是她的姐姐安傑莉卡了。相比艾麗薩，安傑莉卡和漢密爾頓更談得來。詹姆斯·麥克亨利曾給漢密爾頓寫信提到，說安傑莉卡「讓所有連隊中的人都著迷，甚至沒有見過她的人。不論男女都被她吸引，沒有人不喜歡她。因為你的那些優秀的品質，你才得以有幸成為她妹妹的丈夫。」[26]
約翰·特朗布爾（John Trumbull）畫筆下的安傑莉卡是一個迷人的女人，她皮膚雪白，長長的鵝蛋臉，深色的眼睛，性感的嘴唇，衣著時髦，看起來要比艾麗薩更久經世故。在安傑莉卡身上，有著一種比她妹妹更加有韻味的神秘的女人味，更能讓男人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流連忘返。安傑莉卡非常擅長用自己的魅力做武器征服一個又一個的男人，她能言善辯，愛彈吉他，喜歡與人研討學術，評點時事。對於那個時代一些最聰明的政治家們而言，她就是繆斯女神的化身，這些人包括：托馬斯·傑斐遜、羅伯特·R.利文斯頓以及最經常和她打交道的亞歷山大·漢密爾頓。安傑莉卡是那個時代北美婦女中為數不多的，身處歐洲人的畫室時依舊如在哈得孫河邊的客廳里一樣輕鬆自如的人。因此，性格如同歐洲女人一般大方的安傑莉卡的身邊也少不了流言蜚語。不像艾麗薩那樣不通曉什麼外語，安傑莉卡可以說一口流利的法語。艾麗薩並不喜歡介入漢密爾頓的政治生活，相反，安傑莉卡卻熱情地讚揚漢密爾頓的雄心壯志，並且總是對每一條有關漢密爾頓政治成就的新聞充滿了興趣。
在接下來的24年中，安傑莉卡在幾乎每一封寫給自己的姐妹或是漢密爾頓本人的信中，都公開表達了自己對漢密爾頓的好感。漢密爾頓也經常在寫給安傑莉卡的信中和她「打情罵俏」。當漢密爾頓逐漸被國事壓得喘不過氣來的時候，安傑莉卡給了他一個表現自己孩子氣一面的空間。在寫給艾麗薩的信中，漢密爾頓的文字總是溫柔體貼，但是他很少寫自己的雄心壯志。漢密爾頓的婚姻生活也因此很難不讓人留下這兩個年齡相差只有一歲的姐妹共事一夫的印象。安傑莉卡一定感覺到她對漢密爾頓的喜愛並沒有讓自己親愛的妹妹感到不快或是威脅，這讓她異常開心。這兩個女人對漢密爾頓共同的愛反而讓她們的關係更加親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艾麗薩與安傑莉卡非比尋常的關係給了漢密爾頓對安傑莉卡表達愛慕的藉口和偽裝，如果換成是姐姐之外的其他女人，艾麗薩是肯定不會容忍的。
安傑莉卡這個對傑出男子有著致命誘惑力的大膽女人，在考慮自己的終身大事時卻做了一個奇怪的選擇，她嫁給了約翰·巴克·丘奇（John Barker Church）。丘奇五短身材，有一雙亮晶晶的眼睛和厚厚的嘴唇，長期以來，他除了不斷發胖外並沒有什麼特殊之處。1776年，他被大陸會議派到奧爾巴尼去審計北方軍的帳目，然後便投入了斯凱勒將軍麾下。在那段時間裡，丘奇成功地追求到了安傑莉卡，同時也得罪了斯凱勒將軍。丘奇有一個筆名叫約翰·B.卡特爾（John B. Carter），斯凱勒將軍從中嗅出了一些可疑的氣味。果然，將軍的直覺是正確的：丘奇是在倫敦同一名親英派政客決鬥之後，改名換姓逃到了北美的。有證據表明，在倫敦時他已經因為賭博和股票投機的失敗而破產，為了躲避債權人的糾纏，他才跑到了北美。當丘奇得知自己有可能會被岳父拒絕這樁婚事時，他便在1777年帶著安傑莉卡私奔了，可想而知，斯凱勒將軍會有多麼憤怒。
在革命期間，丘奇聚斂了巨額的財富。「卡特爾先生是一個商業天才，」詹姆斯·麥克亨利告訴漢密爾頓，「我聽說他的財產已經足以讓這輩子過得逍遙自在了。」[27]丘奇和他的生意夥伴耶利米·沃茲沃思（Jeremiah Wadsworth）獲得了將補給品出售給法軍和美軍的巨額訂單，這讓他們有利可圖。漢密爾頓對丘奇的評價很高，稱他是一個「正直的財主，意志堅定，嚴格要求，活躍熱情，天生就是一個了不起的生意人」。[28]不過，從丘奇的信中看，他實際上是一個冷靜的商人，對人並不熱情，也沒有什麼幽默感。由於政治是他的財源，因此丘奇能夠毫無顧忌地發表自己的觀點。一位當時的觀察家記得，在威廉·豪將軍燒掉了一些北美的村莊和城市後，丘奇對英國人「充滿了惡毒的仇恨」。丘奇曾經說過，他希望把捉到的英國將軍的頭都砍下來，然後「把他們的軀幹醃在桶里，每次英國人燒一個村子，就把這樣的一個人肉罐頭寄給英國人」。[29]丘奇並不是一個才子，他也不怎麼熱心於公共事務，因此在安傑莉卡眼中，漢密爾頓要遠比他更有魅力。不過另一方面，丘奇的財富卻讓安傑莉卡過上了富裕的上流社會生活，而這也是她夢寐以求的。
漢密爾頓和自己的岳父的關係是他與艾麗薩·斯凱勒的婚姻中一段快樂的章節。當時已經46歲的菲利普·斯凱勒是一個瘦高個，他嗓門很大，鼻子就好像一個大肉球，在他作為國會委員會的主席，在4月前往莫里斯頓視察大陸軍的時候，斯凱勒將軍已經飽受風濕病的折磨。斯凱勒是一個等級觀念非常強的人，然而，他卻熱情地接納了漢密爾頓，無疑，這再次證明了漢密爾頓與人相處的天分。斯凱勒曾這麼教育自己的兒子約翰：「對地位比你低的人要寬厚仁慈，對地位與你相同的人要和藹熱情，對比你地位高的人，無論他們是因為他們比你優秀還是僅因為出生於一個較高等級，你都應當不卑不亢。」[30]也就是這個講究等級出身的斯凱勒，在初次和漢密爾頓這個來自西印度群島的私生子謀面時，便立即和他建立了友誼。漢密爾頓和斯凱勒都飽讀詩書，能夠講一口流利的法語，他們兩個人都推崇軍隊的紀律精神，都對發展商業和國內基礎建設（比方說開鑿運河）感興趣。此外，他們兩個都對華盛頓無比忠誠，並且對大陸會議的無能而感到痛心疾首，儘管斯凱勒本人就是大陸會議的成員之一。
斯凱勒是荷蘭殖民者的後裔，他的祖先在1650年前後移民到了紐約（他們家的姓可能是個德意志姓氏）。斯凱勒家族是哈得孫河畔幾大士族之一，擁有廣闊的田產和富可敵國的財富。這些世家大族之間頻繁聯姻，在紐約形成了一張權力網，將紐約的政治玩弄於股掌之間。菲利普·斯凱勒的母親就是范·科特蘭（Van Cortlandt）家族的一位成員。斯凱勒家的那棟富麗堂皇的喬治王時代風格的豪宅「牧場」，坐落在奧爾巴尼的一座山頂上，府邸周圍有大約32公頃土地，點綴著一些穀倉、奴隸工棚和熏制室。富有資本主義精神的斯凱勒還在薩拉托加荒原邊修了一座兩層高的房子，在那附近，他興建了四個水磨坊、一個鐵匠作坊和一些倉庫，雇用了上百名職工（這個小工業村逐漸演變為了現在的斯凱勒威爾村）。總的算下來，斯凱勒家的產業沿哈得孫河足足有5公里，總面積在400到800平方千米。如果這還不夠的話，菲利普·斯凱勒還娶了凱薩琳·范·倫塞勒（Catherine Van Rensselaer），一位繼承了倫塞勒家位於哥倫比亞縣克萊塢萊克的500平方千米的土地的姑娘。
對菲利普·斯科勒將軍的評價因人而異。在他的敵人眼中，斯凱勒是一個冷酷、傲慢的傢伙，當別人頂撞了他或者是讓他覺得丟了面子的時候，斯凱勒會大發雷霆。亞歷山大·格雷頓在革命期間的一次斯凱勒家的宴會上便和斯凱勒有著這樣不愉快的經歷。「一位新英格蘭上尉臨時找斯凱勒有公事，這位上尉唯唯諾諾的，一副只有最低級的官吏才有的奴顏婢膝的嘴臉。然而主人根本沒有邀請他坐一小會兒，喝杯葡萄酒。相反，在他向主人匯報完畢之後，就直接被主人不耐煩地打發走了，仿佛他的出現打攪了主人的興致」。[31]然而，格雷頓承認，那個人可能是很無理地闖了進來。
斯凱勒將軍的朋友覺得他溫文爾雅、和藹可親，他對於自己同等級的人非常寬宏大量。在薩拉托加戰役期間，英軍首領伯格因將軍燒了斯凱勒的住所，並且由於軍事需要摧毀了他家絕大多數的房產。在伯格因戰敗投降後向斯凱勒道歉時，斯凱勒卻大度地答覆說伯格因的行為是交戰規則所允許的，如果他站在伯格因的立場上，也會採取同樣的做法。黑森僱傭軍司令官弗雷德里希·馮·雷德塞爾（Friedrich von Riedesel）的妻子雷德塞爾男爵夫人也十分欣賞斯凱勒在薩拉托加戰役中所表現出的騎士風度：「當我快到帳篷的時候，一個英俊的男子向我走來，他幫助我將孩子從馬車上抱下來，親吻和撫摸他們，接著，他伸出手攙扶住我。」[32]斯凱勒將軍邀請這位男爵夫人和被打敗了的伯格因將軍以及將軍的20位隨從住在自己位於奧爾巴尼的府邸，每天為他們奉上最精美的食物。那時候，他還不知道，伯格因的軍隊在薩拉托加對他的房產的破壞已經讓他幾乎傾家蕩產了。
漢密爾頓知道作為一群有時候異常桀驁不馴的女兒們的父親，斯凱勒會非常嚴厲，而約翰·巴克·丘奇也剛剛由於和安傑莉卡結婚的事情而被迫遠走高飛。因此，當漢密爾頓和英國人協商交換戰俘一事的時候，他表現得非常謹慎，只有在徵得斯凱勒允許的時候，才會跟他的女兒們搭訕。與此同時，他也一直在回味艾麗薩信里的話：「我無法告訴你，當我看到你的信所流露出的甜蜜溫柔時是多麼著迷。」他在3月中旬的一封信中寫道：「我的貝特西，你的靈魂在字裡行間都在傾訴，祝福我成為最幸福的人。現在我就是最幸福的，將來也是如此。」[33]
1780年4月8日，斯凱勒將軍給漢密爾頓寫了一封官腔很濃的信，信中說道，經過他和斯凱勒夫人的討論，斯凱勒家同意接受漢密爾頓提出的求婚。漢密爾頓高興極了。幾天後，他給斯凱勒夫人寫了一封信，感謝她能夠接受自己對她女兒的求婚，並在信中極盡阿諛奉承道：「親愛的夫人，我真心希望，你不會認為我說的話僅僅是一種表白。儘管我未能親耳聆聽您的教誨，但我對您的卓越品格仰慕已久，這都讓我跟您女兒的結合更加幸福。」[34]
斯凱勒將軍曾經帶著自己的妻子從奧爾巴尼來到莫里斯頓並在這裡臨時住了下來。直到大陸軍在6月拔營起寨奔赴沙場時，他們才離開這裡。漢密爾頓幾乎每個晚上都會去拜訪斯凱勒夫婦，他和斯凱勒家的關係也因此逐漸密切了起來。到最後，居然是斯凱勒家覺得是漢密爾頓「選中了」自己的女兒，而不是自己家的寶貝大小姐「下嫁給」這個出身低微的西印度群島的小職員。兩年後，菲利普·斯凱勒給艾麗薩寫了一封熱情洋溢的信來誇獎這個了不起的女婿：
我很樂意和你一起回味通過你將我和親愛的漢密爾頓聯結在一起的美麗時光。在和他一起相處的日子裡，他帶給了我數不清的快樂。每天我都能高興地聽到那些明辨是非的達官顯貴對他的品德和能力的稱讚。在別人眼中，事實上也確實如此，漢密爾頓是他所在的國家的最傑出代表。[35]
與艾麗薩·斯凱勒的結合是漢密爾頓富有傳奇經歷的一生中的又一個重要的轉折點。從此之後，漢密爾頓便獲得了紐約最有權勢的家族在政治上對他的全力支持。在莫里斯頓的那個寒冷的冬天，漢密爾頓滿腦子都是金錢和愛情。大陸會議發行的紙幣繼續以自由落體般的速度飛快貶值，通貨膨脹借著愛國的旗號在北美肆虐。在1779年的某個恐怖的階段，大陸美元的價格在三個星期里跌了一半。銀幣在市場上消失了，市面上充斥著一文不值的紙幣，各州政府也快要破產了。1780年3月，大陸會議試圖通過發行新的美元重建金融秩序，按照大陸會議的規定，1元新幣可以兌換40元舊幣。這實際是一項將大多數美國人的儲蓄一掃而光的措施。要求金融改革的呼聲因此愈發強烈了。詹姆斯·麥迪遜在一封寫給托馬斯·傑斐遜的信中擔憂地說道：「相信我，先生，在當前的處境下，如果各州消極對待回收舊幣和著手建立儲備以確立新幣的信用這兩件事情的話……一切就全完了。」[36]
在空閒的時候，漢密爾頓一直在鑽研各種金融條約。作為華盛頓的副官，他的身份讓他不能方便地發表可能破壞大陸會議內部關係的那些富有爭議的方案，因此，他匿名向一位大陸會議議員寫了一封信，提出了一個新的貨幣框架。「現在的方案，」他謙遜地寫道，「的確是建立在閱讀了一些商業與金融著作的基礎之上……但是由於建立者的懶惰，使它尚未經過嚴格的檢驗，同它本身的重要性相比，還顯得不夠成熟。」[37]如果收信人希望能看到更深入的論證，漢密爾頓寫道，「您可以通過莫里斯頓的郵局，給詹姆斯·蒙特古（James Montague）寫信，這是一個安全的和我聯繫的管道，您的問題將會很快得到答覆。」[38]「詹姆斯·蒙特古」或許就是漢密爾頓用來掩蓋自己身份的一個假名。
漢密爾頓的這篇6000字的文章表現出了驚人的成熟。在他看來，通貨膨脹是戰爭期間物資短缺的結果，因此導致了貨幣的大幅貶值。時間一長，通貨膨脹便獲得了自我膨脹的基礎。單單用經濟學原理並不能解釋這次通貨膨脹，漢密爾頓注意到，通貨膨脹還與人們的心理因素密不可分。人們「被熱情與偏見沖昏了頭腦，喪失了作為一個經紀人應有的理性」，漢密爾頓寫道，「流通中貨幣的數量顯然是貨幣貶值的首要原因。但是其貶值的幅度卻是它理應貶值幅度的5倍……超出正常貶值幅度的原因便來自於人們的預期，他們對市場顯然缺少信心」。[39]
如何挽救市場信心呢？漢密爾頓提出了12點計劃，它高度提煉出了漢密爾頓對整個金融系統的真知灼見。大陸會議應當創辦一個中央銀行，這個中央銀行的一半股權應由政府掌握，另一半應由私人掌握。中央銀行可以發行貨幣、公債並發放私人貸款。為此，漢密爾頓還舉了歐洲先行者——英格蘭銀行和法國商業協會——作為例證。僅靠稅收和內債並不足以維持戰爭的需要，漢密爾頓強調，他的計劃中的核心思想便是應當舉借200萬英鎊債務用以維持戰爭，「現在對外債的需求比以前更為迫切，而這已經成為拯救這場戰爭的唯一途徑」。[40]在漢密爾頓看來，法國和英國的政治力量源於他們在戰爭中舉借外債的能力，而戰力與融資能力的關係這一主題奠定了漢密爾頓整個論述的基調。
對漢密爾頓來說，美國革命是檢驗經濟學與政治學理論的絕佳試驗田，為漢密爾頓的整個職業生涯提供了足夠多的經驗教訓。1780年5月，他又有了新的理由思考大陸會議的種種失敗，就在那幾天，大陸軍又吃了一個災難般的大敗仗：英國軍隊攻陷了查爾斯頓，俘虜了5400名美國士兵，其中就有約翰·勞倫斯。對愛國者來說，1780年是相當灰暗的一年。8月，康華利勳爵在南卡羅來納的卡姆登讓霍雷肖·蓋茨將軍的部隊潰不成軍，打死了超過900名美國士兵，還捉了一千多俘虜。在漢密爾頓看來，查爾斯頓河卡姆登的災難表明大陸軍應當延長士兵的服役期限，並且不能再簡單地依靠各州的民兵。讓他略感安慰的是，卡姆登的失敗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蓋茨怯懦地從戰場上逃跑所造成的，蓋茨的恥辱反倒讓漢密爾頓感到很開心。「歷史上有過像蓋茨將軍這樣丟掉整個部隊逃之夭夭的事情嗎？」漢密爾頓幸災樂禍地對紐約州的大陸會議代表詹姆斯·杜安說道，「在三天半的時間裡跑了290公里，這在蓋茨將軍一生中恐怕都是一項難以逾越的成就吧。」[41]這年10月，納撒尼爾·格林將軍接替了此時已經名聲掃地的蓋茨將軍，擔任了南方軍的總司令。
對於大陸軍在南卡羅來納所遭受到的挫折，漢密爾頓的反應是既幸災樂禍又高度堅忍克己。「這些不幸的失敗對我的打擊並不像其他人那麼大。」他告訴艾麗薩·斯凱勒，「我不會因為以前的不幸而怨天尤人，而是會努力從失敗中總結經驗教訓。在我看來，這場戰爭的成敗取決於我們是否能夠對整個體製做徹底的改革。而這種對體制的改革將由不幸所引發。」[42]他並沒有告訴艾麗薩自己剛剛匆匆寫了一篇7000字的文章給詹姆斯·杜安，在這篇文章中，美國未來政府的輪廓已經被他那高度發達的大腦勾勒了出來。其時，漢密爾頓正在尋找《邦聯條例》的一個個毛病，在他看來，州權只會讓整個聯盟變得脆弱不堪。「最根本的缺陷便是各州在大陸會議中爭權奪利。」他寫道。漢密爾頓推崇的是國會應當具有戰爭、和平、貿易、財政和外交事務的最高權力。[43]大陸會議的那些終日爭吵不休的委員會應當為強有力的行政分支所取代，權力應當被賦予給戰爭、外交、財政和海軍等部門的部長：「一個人會比一個委員會做出更多的決定，更多的安排，保守更多的秘密，並且更富有責任心。我們應當將君主制的某些優點和共和國的長處用一種快樂和有利的方式結合在一起。」[44]漢密爾頓尤其主張應當將全部武裝力量都置於國會的控制之下，「如果沒有迅速的改革，大陸軍必須被解散。它根本就是一群烏合之眾而不是一支軍隊。現在的這支軍隊缺衣少糧，無力支付軍餉，沒有任何補給，沒有任何精神，沒有任何紀律」。[45]因此，在一開始，漢密爾頓就比其他人看得更為長遠，他已經開始呼籲召集一次會議來修改《邦聯條例》。漢密爾頓也成為美國歷史上第一個提出召開制憲會議的人，這比制憲會議的召開整整早了7年。當其他人還在戰爭的硝煙中摸著石頭過河的時候，漢密爾頓已經把一切都看得非常透徹了。
在信的結尾，漢密爾頓向杜安道歉說自己的觀點表達得過於草率。然而，真正的奇蹟是，漢密爾頓居然把這些想法都記錄下來了。在7月中旬，一支法國艦隊抵達羅得島的新港，這支艦隊帶來了5500名法國士兵，他們的司令官是一位五短身材，體格強健的德·羅尚博（De Rochambeau）。這支法國軍隊是漢密爾頓當年向拉法耶特建議遊說的結果，拉法耶特成功從凡爾賽宮弄來了這支部隊。法國人一到北美，漢密爾頓便肩負起許多極端重要的責任。在9月底於哈特福德面見羅尚博伯爵前，華盛頓要求他的這位副官起草同法國人聯合進行武裝行動的大綱。那段時間，漢密爾頓在白天一定忙於編寫這本大綱，而在晚上又挑燈夜戰，給杜安寫那封長信，他一定是筋疲力盡了。
此時的人們已經相信，除非美國在這場戰爭中失敗，否則漢密爾頓的前途一定會異常光明。他是華盛頓最得力的助手，很快就要和艾麗薩·斯凱勒結婚，正在起草規格非常高的戰略文件，並且還在勾畫著未來美國政府的藍圖。儘管在他鬥志昂揚的外表下依然掩蓋著一些西印度群島生活時期留下的陰影，儘管他有時仍然會帶著偏見甚至仇恨來看這個世界。或許是因為一切都發生得太早了，漢密爾頓早早便找不到方向了。他對自己的同胞變得苛刻。「我親愛的勞倫斯，」他曾在那個春天給自己的朋友寫信說道，「我們的國人像驢子一樣蠢，像綿羊一樣的溫順。」[46]隨著他變得越來越直言不諱，他發現自己並不需要擔心身邊會缺少敵人。9月12日，他告訴勞倫斯，所有人都看他不順眼。有一些人認為他是「一名窮兵黷武之人」，而另外的一些人則斥責他在捍衛軍隊權力的時候表現得不夠積極。「事實真相是，我是一個不走運的老實人，我只不過是如實說出自己的真實感受罷了。我跟你說這些，因為你是了解我的，不會無端地指責我。我恨大陸會議，我恨大陸軍，我恨這個世界，我恨我自己。我的身邊是一群白痴和流氓。只有你和理察·基德爾·米德是例外」。[47]
終其一生，漢密爾頓都有辦法讓自己出現於歷史性時刻。1780年9月，他親眼目睹了本尼迪克特·阿諾德將軍的叛變。阿諾德出生在康乃狄克州的諾維奇，他起初是個藥劑師，也做過一陣書店老闆，後來便從事投機買賣。在獨立戰爭中，阿諾德是一個勇敢的戰士和不斷進取的好學生，在無數次同英軍的對陣中，他逐漸嶄露頭角。在薩拉托加戰役之前，他曾經在冬天對魁北克的進攻中被一顆步槍子彈打成重傷，而在薩拉托加戰役中，由於他依然奮不顧身地作戰，再次掛了彩。在漢密爾頓和很多人眼中，阿諾德是不被承認的英雄，決定薩拉托加大捷的真正關鍵性人物是他，而不是蓋茨。在愛國者占領費城期間，阿諾德是費城美軍的最高長官，然而他卻被指控有貪污巨款，阿諾德憤怒地反駁說這純粹是惡意的「栽贓陷害」。[48]在後來的軍事審判中，雖然對阿諾德的主要指控並沒有獲得法庭的支持，但是仍然有兩項次要指控被法庭宣布成立。雖然，阿諾德獲得了華盛頓的特赦，但是從此他卻對美國革命心存不滿了，對於革命的前景也逐漸悲觀起來，於是他走上了賣國求榮的不歸路，他將美軍的行動計劃偷偷出賣給了英國人。在被任命為西點要塞的司令官之後，他又將要塞防禦工事的部署情況透露給了英國人，讓這座要塞立刻變得不堪一擊。作為交換，英國人則許諾賞給他高官厚祿。
阿諾德在1780年夏天接手了西點要塞，然後便故意讓西點要塞疏於修葺防禦工事。在9月25日的一個早上，華盛頓和包括漢密爾頓、拉法耶特在內的一幫隨從在哈特福德和德·羅尚博舉行軍事會議之後，打算在沿著哈得孫河谷返回司令部的時候順便拜訪一下阿諾德並視察西點要塞的防禦。漢密爾頓和詹姆斯·麥克亨利被派去打前站，以便讓阿諾德設在位於哈得孫河東岸的西點要塞南面幾公里處的比弗利·羅賓遜府邸的司令部準備迎接華盛頓的事宜。
就在和這兩位副官共進早餐的時候，心裡有鬼的阿諾德接到報告，得知有個名叫「約翰·安德森（John Anderson）」的間諜在紐約城北邊被愛國者捉住了，人們從他的靴子裡搜出了西點要塞防禦工事的詳細記錄。漢密爾頓和麥克亨利對早餐上阿諾德的突然失態大為困惑。此時因為密謀失敗而大為惶恐的阿諾德立刻丟下刀叉，跑到樓上和自己的妻子道別，然後溜出官邸，跳上停在河邊的一條駁船，順流而下逃到了一艘名叫「禿鷲號」的英國戰艦上。沒過多久，華盛頓和一班同僚便抵達了阿諾德的司令部，他們都為阿諾德的突然失蹤大感疑惑，他們在吃過早飯後，便渡過哈得孫河，繼續前往西點要塞。
漢密爾頓並沒有跟著大家一起行動，他留在阿諾德的司令部里整理信件，然而從樓上傳來的阿諾德夫人的歇斯底里的號哭聲卻讓漢密爾頓心煩意亂。於是，阿諾德的副官理察·瓦里克（Richard Varick）便上樓看個究竟，他發現阿諾德夫人只穿著睡衣，頭髮凌亂。「瓦里克上校，」這個已經發狂了的婦人說道，「你已經下命令將我的孩子處決了嗎？」[49]然後，她便開始喋喋不休且語無倫次般地說什麼有一個燒紅了的烙鐵正在燙她的頭。瑪格麗特·「佩吉」·希彭（Margaret「Peggy」Shippen）比她丈夫阿諾德整整小20歲，她出生在費城的一個親英派家庭。在一年前，18歲的希彭嫁給了本尼迪克特·阿諾德。她是一個身材瘦小，長著一頭金色捲髮的女人，雖然相貌平平，卻十分有野心。當漢密爾頓上樓的時候，他看到阿諾德夫人正緊緊地抱住自己的孩子，並且瘋狂地指責她視野中的每一個人都打算要殺掉她的孩子。
當天下午，華盛頓返回了阿諾德的司令部。他為阿諾德沒有出現在西點要塞以及要塞防禦的一團糟而深感惱火。漢密爾頓交給華盛頓一厚沓郵件，其中有一些是有關那個被捉住的「約翰·安德森」的事情。然後，他便離開了去和拉法耶特商量如何處理當前的局面。當這兩個年輕人回來的時候，他們發現自己的那位平常總是鎮定自若的司令官正強忍著淚水。「阿諾德背叛了我們！」華盛頓異常激動地說道，「我們現在還能相信誰呢？」[50]華盛頓立刻派漢密爾頓和麥克亨利出發沿著哈得孫河向下游追去，希望能在阿諾德逃到英軍控制地帶之前追上他。不過，他們發現得太晚了：阿諾德已經安全地登上了「禿鷲號」軍艦，並向紐約市逃去了。
此時，漢密爾頓表現出非比尋常的自信。他覺察到西點要塞正處於極大的危險之中，於是立即命令第六康乃狄克團去加強要塞的防務。再一次的，漢密爾頓絲毫不怯於向將軍們發號施令。他給納撒尼爾·格林將軍下達命令道：「一場黑暗的叛國陰謀已經被揭發，我建議您立即讓部隊進入戰備狀態，並且派一個旅的部隊來支援要塞。」[51]
在收到一封阿諾德寄來的信後，漢密爾頓立刻動身前往華盛頓那裡匯報。在信中，阿諾德指責美國人忘恩負義，他們應當對他的背叛負責，並且聲稱自己的妻子是無罪的：「她是一個像純潔的天使一樣善良的女人，她不會做任何錯事。」[52]此時的阿諾德夫人依然在發神經。在瓦里克帶著華盛頓來到她的房間的時候，已經哭成一個淚人兒的夫人拒絕相信站在她面前的就是華盛頓將軍。「不，那不是華盛頓將軍，那是一個打算幫瓦里克上校處決我的孩子的劊子手」。[53]華盛頓還因此走到床邊，試圖安慰這個歇斯底里的女人。實際上，華盛頓、漢密爾頓和拉法耶特都上了這個女人的當。他們以為阿諾德夫人的瘋狂表現是因為她丈夫的背叛讓她深受打擊，於是，他們便深信不疑地以為阿諾德夫人一定同樣也是阿諾德的背叛的受害者。然而，阿諾德夫人並不能置身事外，因為實際上她也扮演著阿諾德與英國人之間溝通渠道的角色，而她在華盛頓面前的「失態」，只不過是想讓自己擺脫干係的表演罷了。
儘管混跡於脂粉堆里的漢密爾頓對女人的那些騙人把戲並不陌生，不過他這次還是完全被阿諾德夫人厚顏無恥的騙局蒙蔽了。和通常一樣，他對女性的誘惑異常敏感，並且尤其樂意向那些失意的貴婦人表現自己的騎士風度，在那天寫給艾麗薩的一封信中，我們很容易發現漢密爾頓是如何落入阿諾德夫人的圈套的：
呈現在我面前的，是最讓人為之動容的場景。在很長一段時間裡，她徹底地喪失了理性……她一會兒大聲咆哮，一會兒又淚流滿面。再過一會兒，她又把自己的孩子抱在懷裡，哀嘆因為孩子的父親根本不計後果的輕率行動而給孩子帶來了不幸。她的表現展現了一個美人的甜美，一個無辜者的可愛，一個妻子的善良和一個母親的疼愛，我們因此陷入了對她深深的同情之中。她的遭遇是那樣不幸，我真希望自己是她的哥哥，能夠保護她不受傷害。[54]
在面對這個工於心計的女人時，漢密爾頓徹底被她欺騙了。他對阿諾德夫人抱以感性的同情而不是戰爭時期應有的機警。他對這個「被拋棄了的」女人的關照或許是源於他少年時代對母親的同情，而這樁心事也讓他在遇到一個看起來同樣是被拋棄的女人的時候，完全喪失了辨別能力。
華盛頓為阿諾德夫人簽發了一張通行證，允許她回到費城的家中。她在新澤西州的帕拉馬斯停留了一段時間，在那裡，她住在一位名叫西奧多西亞·普雷沃斯特（Theodosia Prevost）的女人的家中，這位女主人的丈夫是一位派往西印度群島的英國上校。這兩個孤單的女人湊到一起，便開始聊各種八卦，阿諾德夫人告訴她的這位朋友，她是如何讓華盛頓、漢密爾頓和其他人上當的，現在，她已經厭倦這種偽裝表演了。她對愛國者的革命表現出了極大的厭煩，並一直對她丈夫吹枕邊風，勸他向英國人獻出西點要塞。這一故事在很多年後開始廣為流傳，而消息的來源就是西奧多西亞·普雷沃斯特的下一任丈夫——亞倫·伯爾。
漢密爾頓堅守騎士風度還表現在對待本尼迪克特·阿諾德事件的另一位關鍵人物：英軍副官、阿諾德的聯絡人約翰·安德烈少校（Major John Andr？），他在執行任務時候的假名就是約翰·安德森。在等候最終判決期間，他被拘留在紐約州塔潘城的一間客棧里。儘管漢密爾頓比安德烈要小7歲，他卻對這個勇敢的囚犯深表同情，並因此拜訪過他幾次。在漢密爾頓後來寫給勞倫斯的一封信中，我們可以感受到他對這位高貴、文雅的，琴棋書畫無所不通的安德烈那近乎於崇拜的同情，仿佛安德烈所遭遇的這些不幸都是發生在自己身上的夢魘一般：
安德烈飽讀詩書，遊歷列國，他的心靈與行動都顯得無比高貴，他的表現也讓人愉快而愜意……正是因為他的這些高貴品質，他才取得了將軍的信任，並且因此獲得了快速的晉升，也斬獲了人們的敬仰。然而在他職業生涯達到頂峰，躊躇滿志的時候，他卻在一次執行對自己的一方異常有利的行動時從高峰跌入了低谷，他的雄心壯志頃刻間化作泡影，而他的一生也將因此而被毀掉。[55]
漢密爾頓是否想過，他自己也會在職業生涯的鼎盛時期一下子被命運打倒呢？
安德烈少校的命運成了漢密爾頓和華盛頓激烈辯論的話題。他究竟是一名間諜還是英軍司令與阿諾德將軍間的聯絡人呢？這一名分之爭有著實際的意義。如果安德烈是一名間諜，他就可能會像一名普通刑事罪犯一樣被送上絞架處以絞刑。相反，如果他僅僅是一個倒霉的軍官，他就會像一個紳士那樣被槍決。這一區別對安德烈和漢密爾頓都很重要。漢密爾頓向華盛頓爭辯說安德烈並非間諜，因為他本打算在中立地區與阿諾德將軍見面，只是因為受到了阿諾德的引誘，才違背自己的意志，前往愛國者的地盤的。然而，華盛頓召集的一班將軍卻不同意漢密爾頓的辯護，他們認為由於安德烈使用了假名，喬裝打扮秘密潛入了愛國者控制區，這是一種間諜行為，也就因此應當像一個間諜一樣被絞死。華盛頓同意了將軍們的決定。他堅持認為安德烈的使命會毀掉這場革命，而對他的任何寬恕都不足以讓他得到應有的懲罰。
或許就是漢密爾頓在9月30日秘密給亨利·柯林頓寫了一封信，提議用安德烈交換阿諾德。寫信的人竭力隱藏自己的筆跡，並且署名「A. B」（巧合的是，亞倫·伯爾名字的簡寫也正是這兩個字母）。然而，柯林頓不帶任何懷疑地堅信這封信的作者就是漢密爾頓，他在信上草草地批註了一句話：「漢密爾頓，華盛頓的侍從副官，收信於安德烈死後。」[56]柯林頓拒絕同美軍達成這項交易，因為將阿諾德交給那些憤怒的愛國者就意味著提前給他宣判了死刑。
漢密爾頓並不是在每件事上都無條件地支持華盛頓的決定，然而，在處決安德烈的問題上，他卻公開地堅持表達個人的不同意見。「安德烈的死是不可避免的，」他在兩年後寫信給亨利·諾克斯少將時提到了這段往事，「然而這始終和真正的正義有一段距離。」[57]漢密爾頓的這次公開表達不同觀點違背了他一直堅持的對華盛頓的絕對服從的隱忍，從此以後，漢密爾頓的這種對華盛頓坦率表達反對意見的行為便代替了以往的低調隱忍。
安德烈少校勇敢而光榮地迎接著自己的死亡。在委員會做出死刑判決的當天下午5點，他被帶到了塔潘城外山頂的絞刑架前。當他看到絞刑架的時候，他輕微地猶豫了片刻，說道：「我接受對我的死刑判決，但是我抗議這種處決方式。」[58]沒有藉助任何外力，他自己走上了一口安放在絞刑架下馬車裡的棺材。帶著極大的尊嚴，他將絞索緊緊地繞在自己的脖子上，用自己的手絹遮住了眼睛。接著，馬車被拉走了，安德烈一下子便被絞索吊在了空中。然後，他便被就地掩埋了。漢密爾頓對他的死寫了一段感人而浪漫的話：
在即將走向刑場的時候，他向每一位在拘留期間認識的人鞠躬道別。安詳的笑容表明此時他的內心依舊平靜而堅強……當被告知最後的時刻已經來臨，還有什麼遺言要說的時候，他回答道：「我沒有什麼別的請求，只是希望您能告訴這個世界，我是如一個勇敢的人一樣死去的。」[59]
漢密爾頓的這段描寫說明他一直對一種壯美、高貴的死亡情有獨鍾。「我發現一個品行高潔的紳士只有在身陷絕境的時候才會將自己的高尚品德淋漓盡致地表現出來。」他在一封寫給勞倫斯的信中說道，「圍繞在他身邊的烏雲恰恰反襯出了他那高貴的品質。」[60]
約翰·安德烈少校在某種程度上實踐著漢密爾頓的理想。在這種仰慕的反面，則是非常少見的巨大的不滿足。儘管漢密爾頓才華橫溢，他的內心深處始終隱藏著不安。他經常不得不同自己的欲望、憂鬱和童年時代的創傷痛苦地搏鬥。只有面對約翰·勞倫斯和艾麗薩·斯凱勒的時候，他才會吐露心聲，不再掩飾自己內心的痛苦。就在安德烈死去沒多久，漢密爾頓給斯凱勒寫了一封信，說自己也希望能夠取得和安德烈一樣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