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英勇無比

  當漢密爾頓在1778年1月拖著被疾病折磨得虛弱不堪的軀體，重新回到了此時已集中在福吉谷的同志們中間時，他一定為眼前的泥濘不堪營地、破破爛爛的木頭營和擠在篝火邊瑟瑟發抖的士兵唏噓不已。此時華盛頓的部隊彈藥奇缺，帳篷、制服和毛毯也極為不足。到處都是悽慘的景象：戰士們赤裸、瘀青的雙腳在雪地上留下了斑斑血跡，已經腐爛的馬匹的屍體橫七豎八的遍布營區，天花、傷寒和壞血病在部隊裡肆虐，人們被折騰得奄奄一息。華盛頓的幕僚也不能倖免，他們狼吞虎咽著數量有限的玉米面粥做早餐。「在過去的幾天，軍營里處在近乎饑荒的狀態。」華盛頓在2月中旬心痛地說。在嚴冬結束之前，有2500名士兵——大約是華盛頓軍隊的四分之一——已經因為疾病、飢餓和寒冷而死掉了。[1]為了忍受這樣的痛苦，需要借鑑古羅馬斯多葛學派的一點淡泊主義，於是華盛頓安排在福吉谷演出他最喜歡的一部戲劇，來振作他手下疲憊不堪的士兵的士氣。這部戲是英國《旁觀者》的編撰者，約瑟夫·艾迪生（Joseph Addison）的《卡托》（Cato），講述的是這位自我犧牲的古羅馬政治家的傳奇故事。

  那個冬天，漢密爾頓和華盛頓一起在艾薩克·波茨（Isaac Potts）的石頭房子裡工作，波茨是福吉谷的鐵匠鋪子的老闆，福吉谷這個地名就是因為這間鐵匠鋪子而來的。此時的華盛頓，一方面因為康威小集團的事情而麻煩纏身，一方面又因為手下軍隊的悲慘處境一直沒能得到改善而焦頭爛額，因此這段時間，他便尤其顯得喜怒無常。「華盛頓將軍的身體還好，只是他最近一直由於過度的勞累和焦慮而顯得有些疲倦。」華盛頓將軍的妻子瑪莎（Martha Washington）告訴一位朋友說，「他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焦躁不安過。」[2]華盛頓有時候會拿漢密爾頓撒氣，他們兩個人的關係，因此變得緊張起來。漢密爾頓一心希望能夠到前線指揮作戰，而華盛頓卻不希望失去這個最有價值的副官。畢竟是漢密爾頓一次次地執筆向大陸會議寫信陳情，申請那些迫切需要的被服給養，而這位年輕的副官也分擔著華盛頓的挫敗感。在被指定為部隊徵集運輸車輛的時候，漢密爾頓給一位上校寫信嘆道：「親愛的先生，看在上帝的分上，盡力幫幫忙吧，我們正處在根本沒有止境的窘迫中。」[3]

  也就是在這個時期，漢密爾頓開始反思大陸軍之所以會身處如此窮苦境地的深層次原因。由於北美殖民地被迫依賴英國生產的紡織品，愛國者因此缺衣少穿；由於北美殖民地依賴英國生產的軍需品，愛國者因此缺少槍枝彈藥。漢密爾頓親眼目睹了由於過度發行紙幣而導致的通貨膨脹的危險。由於在與大陸軍交易時要被迫按照票面價值接受那些實際已經貶值了的大陸會議和各州發行的鈔票，因此北美的農夫和商人非常不願意將食物與被服賣給大陸軍，相反，在費城作威作福的那些肚滿腸肥不愁吃穿的英國兵卻是農夫和商人你爭我奪的主顧。福吉谷的處境非常具有諷刺意味：美國士兵在最為肥沃的北美大地上正饑寒交迫、凍餓而死。漢密爾頓同樣也怨恨那些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的物資供應部門。他在2月中旬給紐約州長喬治·柯林頓的信中寫道：

  就在今天，戰士們憤怒地抱怨說已經有三四天全軍得不到補給了，逃兵人數大幅度增加，而軍隊也露出了兵變的苗頭。實際上，這些士兵們的忍耐能力已經是超乎人們想像的了。如果我們不能馬上採取有效的措施，我不知道我們還有什麼辦法把部隊凝聚在一起，或者讓他們再參加另一場戰役了。[4]

  漢密爾頓是以批判的眼光來看待這場革命的。他對政客在革命中的投機行為異常失望，在他看來，愛國者們最軟弱的地方，實際上是在政治層面。在他寫給柯林頓的信中，他嘲笑大陸會議對「上等人」的偏袒，批評他們毫不吝嗇地給「每一個賣弄、吹噓自己的『戰績』和歷史的小流氓加官進爵」。[5]軟弱的大陸會議根本無力執行它做出的任何徵集糧餉、士兵的命令，它只能卑躬屈膝地乞求那些自私的，把軍隊當作看家護院的家丁的各個殖民地，能夠向大陸軍施捨一點錢糧、人員。大陸軍引誘人們參軍的唯一辦法是向他們許以重金獎賞或者許諾將來會分配給他們土地。而當時那些共和黨人對各州獨立軍隊的偏愛，和對維持強大的統一中央武裝力量的厭惡則為整個革命蒙上了失敗的陰影。

  醒悟了的漢密爾頓看穿了為什麼當年炫耀自己是由無數優秀人才組成的大陸會議，現在卻成了充斥著一群平庸的烏合之眾毫無作為的機構。那些有能力的成員都到哪裡去了？漢密爾頓得出的結論是，賢人俊傑們都被各州的政府吸引走了。「儘管為本州的憲法和平安貢獻才智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他對柯林頓說，「但是相比而言，擁有一個明智的聯合委員會要更加重要……然而您不能指望美國各州的委員會去主動加強這個組織。」[6]這樣的論斷反映的實際上就是漢密爾頓後來的國家主義思想。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漢密爾頓傾訴的對象——喬治·柯林頓後來卻成了他猛烈抨擊的狹隘地方主義的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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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時只有23歲的漢密爾頓已經開始滔滔不絕地為州長們上公民課了。漢密爾頓的總司令此時也成了他的觀點的代言人。當華盛頓不得不向大陸會議的一個委員會匯報計劃中的大陸軍重組方案時，他向自己的副官徵求建議，而漢密爾頓一下子便拋出了一長串建議大陸軍革除的弊端。他強烈敦促對那些假期結束後延期歸隊的軍官進行軍法審判；建議對崗哨進行突擊檢查以保持他們的警惕性；他甚至對大家睡覺的方式都提出了建議：「每個人都應該枕著自己的乾糧袋睡覺，如果身處危險的崗位，就應該槍不離手。」漢密爾頓上校將紀律看作重中之重，這讓他看起來是一個嚴肅無情的人。他提出，任何在沒有通知監軍官的情況下允許他人騎乘自己戰馬的騎兵都應該「為這種過失挨100皮鞭」。[7]

  漢密爾頓在那年3月份就已經開始思考美國的政治未來了。那時，華盛頓需要指派人手去和英國人談判交換戰俘事宜。由於漢密爾頓曾經審問過很多英國和黑森的逃兵，他因此自然而然成為了這項工作的最佳人選，而他的搭檔，是他以前的導師，時任戰俘事務主任委員的伊萊亞斯·鮑迪諾特。此時，大陸會議的一些代表不但反對和英國人談判，還希望漢密爾頓在和英國人的談判中失敗，這樣就可以讓英國更加不得人心。漢密爾頓對這種兩面三刀的行徑大為吃驚，在寫給喬治·柯林頓的信中，他嚴肅地說：「有人認為和英國人交換俘虜是一項錯誤的政策，但是在我看來，那種背信棄義的行徑將會更加可怕，它將腐蝕掉我們的民族性格。」[8]漢密爾頓看到美國的真實本質在戰爭的劇痛中被毀掉了，這使得正直的行為顯得尤為必要。

  在漢密爾頓起草了那份軍隊重組報告之後沒多久，一個面孔蒼白無力，長著豐滿的雙下巴的普魯士軍人出現在了福吉谷。他自稱是一位日耳曼男爵，並且滑稽地扮演起這個角色。儘管這個普魯士人的男爵頭銜和那個光榮的「馮」字都是虛構的，弗雷德里克·威廉·奧古斯都·馮·司徒本（Frederick William August von Steuben）確實出身於軍人世家，並且擔任過腓特烈大帝的副官。他自費來到了北美，並且拒絕在愛國者取得勝利之前提供的任何報酬。華盛頓任命他為臨時監軍官，授權他將紀律性注入自由散漫慣了的大陸軍。由於司徒本的英文並不怎麼好，於是他只能將法語作為工作語言。因此，能夠講流利法語的漢密爾頓和勞倫斯便和司徒本有了直接的接觸，而勞倫斯更是擔任了司徒本的副官。儘管司徒本此時已經48歲而漢密爾頓只有23歲，他們卻很快成了好朋友，聯結他們的紐帶是法語和對軍事的喜愛。

  很快，司徒本就大搖大擺在福吉谷四處走動了。他訓練這支業餘的部隊列隊起步，教他們怎樣正確地給步槍裝子彈、上刺刀。由於他在訓練時候發布的命令總是伴隨著花樣繁多的髒話和用各種語言變著法噴出來的詛咒，普通大兵們因此都覺得他很親切。一位年輕的列兵寫道：「在我見到男爵之前，我從來不知道傳說中的那些古代名將究竟該是什麼模樣。在我眼裡，他簡直就是古希臘戰神瑪爾斯來在凡間的化身。他的戰馬的華麗飾物和樣式繁多的手槍皮套，他的大塊頭和他強烈的尚武精神，都讓他顯得像是威武的戰神。」[9]司徒本在審查了軍隊的操典——藍皮書——之後，為連長編寫了一本訓練指南，在此期間，漢密爾頓經常會被抽調過來擔任編輯或是翻譯。漢密爾頓對這位訓練總監有著別樣的感情。儘管漢密爾頓嘲笑司徒本「過分地迷戀權力和地位」，[10]他依然表示，「他是那種我最為敬仰的紳士」。他從來沒有懷疑司徒本為大陸軍服務的熱情，他後來告訴約翰·傑伊：「毫無疑問，正是由於他的努力，紀律融入了我們的軍隊。」[11]1778年5月5日，司徒本的巨大努力獲得了承認，他被授予了少將軍銜。

  在冬季的這段休整期，漢密爾頓一刻也沒有停止學習，就像他馬上就要肩負更重要的使命一樣。「知識與意志的力量是他成功的本源。」歷史學家亨利·卡伯特·羅奇後來如此評價他。[12]從擔任炮兵上尉的時期開始，漢密爾頓就一直隨身攜帶一本空白筆記本。而在華盛頓的幕僚團工作期間，寫滿了自己業餘時間閱讀心得的筆記多達112頁。漢密爾頓是最合格的自學者，他將所有的業餘時間都用來充實自己。他最欣賞並且也是立志想要成為的，是18世紀的那種典型的多才多藝的、貴族式的、在所有領域都能有所建樹的全才型精英。正是因為他的這個筆記本，我們才知道他在那段時間閱讀了大量的哲學家的著作：培根（Francis Bacon）、霍布斯、蒙田（Michel Eyquem de Montaigne）和西塞羅（Marcus Tullius Cicero）的書，他還研讀了希臘、普魯士和法國的歷史。儘管在華盛頓身邊忙碌了一天後已經沒有多少時間可以看書了，漢密爾頓還是抓緊一切可能的時間自學，並且學以致用。當其他的美國人夢想在北美建立一個全新的社會，抹去歐洲文明的一切腐朽痕跡的時候，漢密爾頓則虛心向歐洲文明討教如何設立一個新政府。和傑斐遜不一樣，漢密爾頓從來沒有想過美國應該用大躍進的方式跑步超過舊世界，相反，他相信，新世界必須虛心向舊世界學習。

  第一本讓漢密爾頓著迷的書是馬拉基·波斯爾思韋特（Malachy Postlethwayt）的《貿易與商業通用詞典》（Universal Dictionary of Trade and Commerce），這是一本包含了有關稅收、公債、貨幣和銀行業文章的包羅萬象的政治、經濟和地理學著作。這本詞典採取了對開本的形式，共有上下兩卷，對於年輕的漢密爾頓來說，拖著這兩本書在戰火紛飛的時候滿世界轉悠真是一件苦差事。漢密爾頓曾經稱讚波斯爾思韋特是「最有才幹的政治謀略高手」。[13]波斯爾思韋特是製造業的積極支持者，他給了漢密爾頓最早的混合經濟體的觀念，在這種混合經濟體中，一方面政府會適度地調控經濟活動，另一方面又鼓勵每個人將自己的能量完全釋放出來。在漢密爾頓的筆記本里，我們可以看到這位未來的財政大師已經掌握了金融學的初步知識。他寫道：「一個國家的外匯儲備越多，則該國貨幣的匯價就會越高，反之則會越低。」[l4]此時，他也為自己儲備了基本的世界知識，「歐洲大陸長4200公里，寬4500公里」[15]「布拉格是波希米亞的主要城市，它的商業有很大一部分都控制在猶太人手中」。[16]他還從波斯爾思韋特的書中抄下了各個國家的人口死亡率、貿易平衡狀況和經濟總產值。他的這本筆記可以說是值得自學者仿效的典範。

  和美國的其他開國元勛一樣，漢密爾頓從古聖先賢那裡尋找政治智慧。從德摩斯梯尼（Demosthenes）的著名演說《斥腓力》（First Philippic）里，他摘抄了一段可以概括自己的領袖觀的話——領袖不應當迎合民眾任性的想法。「就像將軍應該比他的部隊看得遠一樣」，明智的政治家也應當「有先見之明，他們不應該等待事件發生後再採取措施，而應該採取措施，讓事件發生」。[17]而普盧塔克的六卷本《名人傳》的摘抄則占據了那本筆記本的整整51頁。從那以後，他總是將政治解讀為普盧塔克筆下的那些有關貪婪、欲望和對權力的爭奪這樣的主題的傳奇故事。由於漢密爾頓的政治理論主要基於他對人性的研究，因此他非常喜歡讀普盧塔克的那些人物傳記。同時，他也非常留心像元老院、僧侶和其他治理普羅大眾的精英群體是如何產生和工作的。此時的他，已經開始很有興致地研究如何通過權力制衡來實現政府在專制與無政府狀態之間的平衡了。通過的普盧塔克的《名人傳》了解了來庫古（Lycurgus）的一生之後，漢密爾頓寫道：

  在來庫古所進行的諸多改革中，最為至關重要的一件事便是設立元老院，這個機構具有和國王平等的權力，通過它，一方面可以樹立天才的王者的權威，另一方面又把完全的專橫與暴躁綁縛在公正與節制的邊界內。在此之前，國家並沒有堅實的基礎，它要麼倒向絕對的專制，要麼倒向完全的民主。但是元老院的設立對共和國來說就好像在船底塞足了壓艙物，讓整個國家都處於平衡的狀態。[18]

  漢密爾頓還非常喜歡讀普盧塔克的那些傳記中記載的愛情故事和奇怪的性風俗。他在自己的那個筆記本上記錄了古羅馬時期兩個裸體的貴族青年是如何在牧神節的祭祀活動中鞭打年輕婦人的，以及「這兩位少婦之所以欣然承受如此的折磨，是因為她們相信這樣會幫助她們受孕」。[19]漢密爾頓饒有興致地記錄道，來庫古允許一個可敬的男人請求別人的丈夫讓自己的妻子懷孕，這樣，「在肥沃的土壤里孕育出來的後代將會繼承父母的一切優點」。[20]就是這個來庫古，為了讓已婚婦女「更加強壯並生下健壯的嬰兒」，專門允許人們挑選一些處女和年輕人「在特定的節慶活動中出現時赤身裸體地跳舞」。[21]

  讀了漢密爾頓的這本筆記本，我們就不會奇怪為什麼他會成為第一流的憲法專家、無人可以超越的財政部長和美國第一起著名性醜聞的男主角了。

  漢密爾頓一邊在案頭不知疲倦地工作，一邊渴望著能重返戰場奪取軍功，在1778年6月，他發現自己有了這麼一個絕佳的機會。這年2月，法國人在薩拉托加大捷的影響下，決定承認北美獨立，並且和這個羽翼尚未豐滿的年輕國家簽訂軍事與商業條約，這成了美國獨立戰爭的轉折點。熱血沸騰的約翰·亞當斯代表美國人歡呼，大不列顛「再也不是統治大洋兩岸的女主人了」。[22]

  為了應對法國參戰這一形勢，英國人撤換了威廉·豪將軍的遠征軍司令的職務，取而代之的是亨利·柯林頓爵士（Sir Henry Clinton）。漢密爾頓一直看不上威廉·豪將軍的指揮才能。「英國人只需要用25艘護衛艦封鎖我們的港口，再用10艘軍艦作為機動部隊就夠了」，他告訴一位法國客人，「然而，感謝上帝，威廉·豪將軍沒有這麼幹。」[23]對於這位新上任的柯林頓將軍，漢密爾頓更加瞧不起。有一天，亨利·李向華盛頓提出了一個頗有創意的綁架柯林頓將軍的方案。那個時候，柯林頓將軍就住在紐約市的百老匯，他的那棟房子的後院是一個大花園，可以從那裡欣賞哈得孫河，每天下午，他都要在花園的涼亭里小睡一會兒。這無疑是綁架他的好機會。漢密爾頓卻強烈地反對這個計劃，他告訴華盛頓，如果捉了柯林頓做俘虜，「那會是我們的不幸，因為英國政府不可能再找到一個和他一樣不稱職的人來繼續他的任務了」。[24]

  當柯林頓將軍在6月中旬聽說一支法國艦隊正向美國駛來的時候，他擔心這會讓大陸軍團結起來吃掉英國在費城的占領區。為了避免這一結果，他決定讓英軍撤離費城並集中到更容易防守的紐約。這一決定意味著總數高達9000人的英國部隊將拖著1500輛裝滿軍需物資的車輛——所有的這些車輛連成一列將長達20公里——以蝸牛般的速度緩慢地穿過異常危險的新澤西。由於補給線拖得過長以至於到了危險的程度，動作遲緩的英國人暴露在了大陸軍的炮火中。華盛頓發現這是一個絕佳的機會，既可以猛烈打擊脆弱的敵人，同時也可以檢驗自己的士兵在福吉谷接受司徒本的訓練之後所取得的成績。

  華盛頓剛剛躲過了康威陰謀集團的挑釁，沒想到他的權威卻又遇到了查爾斯·李將軍（General Charles Lee）的挑戰。李將軍是一個經驗豐富的軍官，他1776年曾被英國人在一間酒館逮住，整整被關了15個月，直到最近，他才被放了回來。這位李將軍身材瘦削，喜好與人爭論，是一個行為有點古怪的單身漢，他能說四種語言，在義大利的一次決鬥中失去了兩根手指，並曾牽著自己的狗徒步週遊世界。他曾和一個印第安婦人有過一段短暫的婚姻，當地原住民莫霍克人給他起了一個外號——「開水」。他是一個喜怒無常的天才，堅信自己的軍事才能無人能比。他曾經傲慢而輕率地對伊萊亞斯·鮑迪諾特說道：「喬治·華盛頓連指揮一個衛兵的本事都沒有。」[25]對司徒本和漢密爾頓將專業化的軍人素養引入大陸軍的努力，他也同樣嗤之以鼻。

  1778年6月24日，華盛頓召集了一次軍事會議，討論是否向撤退的英軍發動進攻。漢密爾頓負責會議記錄。在會上，剛愎自用的李將軍猛烈抨擊華盛頓的方案，聲稱美國人將會被數量上有絕對優勢的英國軍隊痛擊，在法國盟友很快就要到來之前主動出擊是有勇無謀的冒險。漢密爾頓打心眼裡覺得李將軍在「軍事問題上純粹就是胡說八道甚至更混帳」。[26]然而，出乎他意料的是，軍官居然都支持李將軍的看法，並且嘲笑漢密爾頓「本來應該能在接生的行業做出卓越的貢獻」。[27]雖然華盛頓一向喜歡在取得大家的一致意見後再做行動，但是這次他卻決定不理會軍官的投票結果，打算在「時機成熟的時候」立刻向士兵們下達進攻的命令[28]。李將軍拒絕在這場他看來完全是被誤導了的行動中擔任副總指揮，直到華盛頓威脅讓拉法耶特接替這一職位時，被逼到牆角的李將軍才回心轉意，同意走馬上任指揮先鋒部隊。

  接下來的幾天，漢密爾頓作為拉法耶特的聯絡官，經常會在悶熱的夜晚行動，偵查敵人的陣地或是為軍官們傳遞情報。在6月27日晚上，英國人駐紮在了新澤西費里霍爾德的蒙茅斯法院。而李將軍和他的部隊距離此地僅僅只有10公里。華盛頓命令李將軍必須在清晨向英軍進攻，「除非有非常重要的反對理由」。[29]而華盛頓的軍隊則在15公里外，他們完全可以作為預備隊隨後投入戰場。漢密爾頓在那個晚上起草了那份給李將軍的命令，告訴他應當「和英國人交火，以便延緩一點時間，使後續部隊可以及時趕到一同殲敵」。[30]

  1778年6月28日或許是人們不會忘記的一天，別的不說，光是酷熱便讓人印象深刻。氣溫超過了32攝氏度，有一些士兵乾脆光著膀子騎馬。那一天，無論是戰馬還是騎手都在高溫下奄奄一息了。戰鬥應當是從李將軍對英軍的後衛部隊發動進攻那一刻打響的。那天早上，當聽到幾聲槍響後，漢密爾頓被華盛頓派去查看李將軍的行動，他為眼前的混亂局面大為吃驚：在離英國人很遠的地方，李將軍的士兵就好像接到了撤退命令一樣，亂鬨鬨地後退。漢密爾頓並沒有回去向華盛頓匯報，相反，他策馬來到李將軍面前，大聲說道：「我將和你並肩作戰，我的將軍，我願意和你一起戰死疆場！讓我們勇敢地戰死而不是後退吧！」[31]再一次的，這個年輕的副官一點也不怵眼前的這個將軍，相反把李將軍當成和自己沒什麼兩樣的普通人。漢密爾頓發現附近有一支英軍的騎兵部隊有可能威脅到美軍，他立刻越過李將軍直接命令拉法耶特向那支英軍進攻。

  華盛頓風聞自己的軍隊已經陷入了混亂之中，他立刻飛奔到李將軍那裡，怒氣沖沖地問道：「先生，請問這是什麼意思！我想知道這裡的混亂和雜亂無章的含義！」李將軍很不高興地斷然回復道「美國士兵擋不住英國人的刺刀」。華盛頓反駁道：「你這個該死的膽小鬼，你根本沒有去試一下的勇氣！」[32]華盛頓極少說髒話，但是當在這天早上面對李將軍的目無軍令的行徑，他大聲咆哮，「直到樹葉都被從樹上震了下來。」一位將軍後來回憶說。[33]

  美國人或許正是從蒙茅斯戰役那一天才真正開始崇拜喬治·華盛頓的。華盛頓是美國最優秀的騎手，他最初騎的是一匹由時任新澤西州長的威廉·利文斯頓送他的白色戰馬，他就是騎著這匹馬重渡德拉瓦河的。後來，這匹美麗的戰馬在酷熱中氣衰而亡，華盛頓換乘了一匹栗色的母馬。完全是憑著意志的力量，華盛頓阻止住了後退的士兵，重新將他們集合起來，然後讓他們立刻回過頭去進攻。「停止後退！我的孩子們，勇敢地迎戰敵人吧！」他大聲吼叫著，「南方軍正趕來支援我們。」[34]華盛頓那堅定的態度立刻穩住了軍心。他讓李將軍滾到隊伍後面去，同時大聲鼓勵部隊回過頭來重返戰場頂住英國人。親眼目睹了這一傳奇般的表現，拉法耶特對自己說：「我從沒有見過這麼偉大的人。」[35]

  漢密爾頓並不傾向於英雄崇拜，不過，他也被華盛頓那毫無畏懼的巨大勇氣和無與倫比的自我控制而折服。「我從來沒有想到將軍會是這樣偉大。」他告訴伊萊亞斯·鮑迪諾特，「他的鎮靜和堅定讓人由衷地敬仰。他立刻組織部隊向敵人反擊，以遲滯敵人的進攻，為重新部署就近的部隊爭取了時間……他完全憑著一己之力，用自己的堅韌不拔扭轉了戰場的局勢，改變了那一天的命運……他用完美的方式指揮了這場戰鬥。」[36]

  漢密爾頓的勇敢同樣在人們心中留下了光輝的形象。他就像一個「勇敢的瘋子」一樣渴望投入戰鬥，李將軍如此評價他。[37]在這場戰鬥中，漢密爾頓仿佛無處不在。當他發現一個旅因為擔心失去大炮而全線撤退的時候，漢密爾頓強迫他們沿著一道籬笆排成一排，給步槍裝上刺刀然後向英軍發起進攻。漢密爾頓沒帶護具，在烈日下往來馳騁，很快便在自己的坐騎中彈倒地的情況下耗盡了體力。他摔倒在地，身負重傷，不得不退出戰鬥。亞倫·伯爾和約翰·勞倫斯的戰馬也同樣在那天被敵人開槍射死了。伯爾中暑得非常厲害，以至於他的身體直到革命勝利時，都不能允許他繼續在軍中服役。伯爾被頭痛和噁心折磨得精疲力竭，再加上他因為在華盛頓手底下一直得不到提升，便鬱郁不得志地在10月份暫時離開了部隊。

  許多人都為漢密爾頓在蒙茅斯的表現深感震驚，因為，在那場戰鬥中，漢密爾頓所表現的絕不僅僅是勇氣。在他身上體現出來的對死亡狂熱的蔑視與滿不在乎，反映的正是年輕的漢密爾頓在戰場上「馬革裹屍還」的熱忱幻想。一位副官說，漢密爾頓在那場戰鬥中的表現證明了他「異常的勇敢」，在「我們身處異常危險的境地時，毫不退縮地向死神挑戰並且最終取得了勝利」。[38]約翰·亞當斯後來跟亨利·諾克斯將軍講了有關漢密爾頓在激情四射的蒙茅斯戰場上縱橫馳騁的故事。[39]面臨巨大壓力的時候，漢密爾頓就是這樣迅速變得激情澎湃到近乎狂熱的境地。

  蒙茅斯戰役對於愛國者來說算不上一場徹底的勝利，英國人最終保持完整建制，全身而退。絕大多數觀察家認為這場戰鬥算是平局，而衣衫襤褸的大陸軍這一次打死打傷了超過1000名敵人，這是自身損失的4倍——這場勝利告訴那些在一旁風言風語嘰嘰喳喳的「布穀鳥」，大陸軍有能力和第一流的英國軍隊作戰。「我們的軍隊，在一開始由於錯誤的指揮而陷入混亂後，表現出比英國人大得多的勇氣和更好的秩序。」漢密爾頓欣慰地說道，「我向您保證，我對他們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滿意過。」[40]李將軍的錯失良機，讓漢密爾頓大為光火，當華盛頓以不服從命令和可恥地讓部隊撤退為由逮捕李將軍的時候，漢密爾頓對此舉歡呼雀躍。7月，在新布倫斯威克由斯特林勳爵主持的軍事法庭上，漢密爾頓積極地作證攻擊李將軍。「無論軍事法庭做出什麼樣的裁定，」漢密爾頓警告伊萊亞斯·鮑迪諾特，「我都會一如既往地相信並斷言，他的行為是令人難以置信且不可原諒的。」[41]亞倫·伯爾是查爾斯·李將軍的同情者，因為再也沒有機會打擊人們對華盛頓軍事才能的信任了，這讓他非常沮喪。

  漢密爾頓分別於7月4日和7月13日在軍事法庭上出具了不利於李將軍的證詞，他回憶道，李將軍即便是在接到華盛頓命令的情況下，也根本沒有採取任何措施抵抗敵人的進攻。李將軍讓部隊毫無秩序地抱頭鼠竄，並且根本沒有告知華盛頓前方部隊已經撤退。最後，頗富戲劇性的，李將軍逐條反駁了漢密爾頓，並且指控說漢密爾頓在戰場上言行不一。「我根本沒有。」漢密爾頓答辯道，「我在戰場上跟您說了些話，這些話表達了這樣的觀點，當時您看起來一點都不打算冷靜下來，而這種冷靜無疑只能出自大無畏的精神。」漢密爾頓接著告訴李將軍，當時他顯得「有一點驚慌失措，而這看起來不是一種在那樣的關鍵場合所必需的鎮定與冷靜的情緒」。[42]這實際上是一場有趣的碰撞：一位年輕的副官居高臨下地斥責一位久經沙場的將軍不懂得什麼才是戰地指揮官理想的精神狀態。

  最終，查爾斯·李被宣判有罪並承擔一切責任，不過法庭對他從輕發落——停止軍職一年。10月份，這位名聲掃地的將軍向亞倫·伯爾保證說，他計劃「告老還鄉，卸去公職，回到維吉尼亞種菸草去」。[43]不過，事情並沒有就此結束，他的一班走狗依然瘋狂地誹謗華盛頓以及在軍事法庭上出庭作證的漢密爾頓。11月下旬，漢密爾頓不巧遇到了約翰·斯凱·尤西塔斯（John Skey Eustace），他是李將軍的崇拜者，也是他的副官和半個乾兒子。儘管尤西塔斯到處宣傳說漢密爾頓在軍事法庭上做了偽證，漢密爾頓還是打算上前跟他寒暄幾句。尤西塔斯後來向李將軍描述了他和漢密爾頓遭遇的情景：

  漢密爾頓在我進屋的時候朝我走過來，向我揮了揮手——而我根本沒有理睬他那客套的表現，沒有向他還禮就徑直坐了下來……他問我是不是從營地那邊來——我簡明扼要地回了「不是」兩個字，而沒有像通常那樣起身答話並冠以敬辭「長官」。我對他再粗魯不過了——我曾無數次地到處宣揚說我懷疑他在法庭上做了偽證，我真希望這個狗娘養的在遇到我的時候向我發起一場決鬥。[44]

  12月初，李將軍對華盛頓的攻擊變本加厲，這次是付諸報紙了。約翰·勞倫斯敦促漢密爾頓出手反擊：「朱庇特之筆就在你手裡，我想你會毫不費力地將他的謊言和自相矛盾大白於天下，從而讓他徹底閉上嘴巴。」[45]或許是因為自己本身就是爭議的一方，漢密爾頓這一次很不多見地保持了沉默，拒絕拿起筆和李將軍對罵。於是，勞倫斯向李將軍挑戰，要求與他決鬥，以教訓他對華盛頓的誣衊。漢密爾頓同意作為勞倫斯的助手，後來他漸漸參加了很多次這種「光榮的行動」。

  決鬥在大陸軍中異常流行，當時的紳士覺得在自己受到別人侮辱時用來維護自己榮譽感的方式不應該是去法庭。一位法國客人聲稱：「這裡的人對於決鬥的迷戀已經達到了讓人難以置信的不可思議的程度。」[46]這種愚蠢的行為反映了掩蓋在美國革命有關平等的花言巧語下的等級觀念和特權意識。漢密爾頓總是對自己在這個世界上的地位懷有深深的危機感，因此他非常自然地為了自己的貴族意識而迷戀決鬥這種「上等人」的遊戲。由於他並非出自世家大族，家人也從來都不是什麼巨商大賈。漢密爾頓因此終其一生都狂熱地維護自己的名譽，他也把追逐名譽當成了頭等大事。這個帶著不名譽的原罪來到這個世界上的人，比其他所有人都更在乎自己的名譽。

  直到冬天來臨，在1778年12月23日下午，漢密爾頓陪著約翰·勞倫斯來到了非常偏遠的樹林，這裡是他們約好的決鬥場所。李將軍選擇埃文·愛德華茲少校（Major Evan Edwards）作為自己的助手。根據事先約定好的規則，勞倫斯和李將軍應該面朝對方，向前大步走去，當兩人相距五到六步時再向對方開槍。當勞倫斯準確地命中李將軍之後，勞倫斯、漢密爾頓和愛德華茲沖向將軍，然而後者卻將他們趕走，並要求第二輪決鬥。漢密爾頓和愛德華茲都不希望李將軍繼續決鬥，然而，就像在他們第二天做出的共同聲明中寫的那樣：「漢密爾頓上校不認為這場決鬥應該繼續下去，除非李將軍心懷復仇之念。但是將軍看起來堅持要繼續決鬥。出於對維護朋友名譽的考量，漢密爾頓並沒有拒絕李將軍的要求。」[47]不過，第二輪決鬥並沒有發生。李將軍像一個男人一樣宣布他「敬重華盛頓將軍」，並且承諾從此再不發表任何誹謗華盛頓的言論。[48]對勞倫斯來說，這種結果已經足夠。於是，這四個人離開了樹林。在他們的聲明總結陳詞中，漢密爾頓和愛德華茲讚揚了兩位決鬥者「表現出的高度的禮貌、大度、冷靜和堅定，因此足以達成相互的諒解」。[49]

  這次決鬥對漢密爾頓有什麼影響呢？他看到的是兩個紳士為了自己的理想而不是個人仇恨而戰鬥，決鬥的目標不是為了結束對方的生命而是為了儘快結束爭執。勞倫斯和李將軍在決鬥的過程中都表現出高尚的尊嚴。這場決鬥深深地震撼了漢密爾頓，這讓他覺得決鬥並非是野蠻的中世紀時代的遺物，相反卻是對高貴榮譽的認可。這場決鬥是查爾斯·李軍事生涯的終結。他從此退出了歷史舞台，和他心愛的狗一起隱居了起來，他先是住在維吉尼亞，後來又搬到了費城，並在1782年死於肺結核。

  漢密爾頓沒有和查爾斯·李筆戰的一個可能原因是，在那年秋天，他剛剛導演了一場對大陸會議的馬里蘭代表塞繆爾·蔡斯（Samuel Chase）的口誅筆伐。塞繆爾·蔡斯是《獨立宣言》的簽字人以及後來的美國最高法院法官，他身材高大，相貌醜陋，他和塞繆爾·詹森博士（Dr. Samuel Johnson）長得有幾分相像，都有一張紅彤彤的大餅臉，結果人們給他起了個外號「鹹肉蔡斯」。他性格暴躁，獨斷專行，整個職業生涯都受人爭議。

  漢密爾頓曾經發表了一篇匿名的文章惡毒地咒罵了蔡斯一番，因為，他發現遠道而來的法國艦隊要被迫花雙倍的價錢購買麵粉。他在文章中宣稱，是蔡斯這傢伙泄露了大陸會議打算收購市場上所有的麵粉以供應法國人及其盟友的機密計劃，因此導致了麵粉價格的大幅波動。為了揭露蔡斯，他又一次找上了自己的熟人，《紐約雜誌》的出版商約翰·霍爾特，在英國人占領紐約期間，他將自己的陣地遷到了帕基普希，繼續出版報紙。

  在1778年10月到11月之間，漢密爾頓化名「普布利烏斯」——這是他一生的最愛——在霍爾特的報紙上接連發表了三篇嚴厲指責蔡斯的長信。蔡斯並不知道這些文章的作者就是華盛頓身邊的人。這些文章頗有諷刺意味，因為，後來的這個漢密爾頓卻搖身一變，成了商業社會和利潤的毫無保留的支持者。在呼籲為了愛國者高尚的理由而懲罰那些可恥的叛徒後，他寫道：「還有一類至今尚逍遙法外的行為，這些行為與犯罪無異甚至要更為可恨，這便是那群整天籌劃著名依靠壟斷整個市場牟取暴利並扼殺任何競爭的傢伙。當貪婪在一個國家占了上風，那麼這個國家便離崩潰不遠了。讓人震驚的是，我們的國家，剛剛處於起步階段，便染上了這一絕症！」[50]

  「普布利烏斯」的第一封信宣稱，貪婪會腐化一個國家，因此，如果一個政府官員因此而背叛了人民對他的信任，那麼他「應當被公眾徹底鄙視，並且應被視為最為嚴重和危險的叛國者而接受人民的懲罰」。[51]在第二封信中，漢密爾頓轉而無理地對蔡斯進行人身攻擊：「你如果不是出賣了自己的靈魂，瞧你這操行，你頂多也就是個默默無聞的下賤貨。」他恐嚇蔡斯，「這回該輪到你享受被所有人鄙視的滋味了。」[52]在第三封信中，漢密爾頓露出了一點馬腳，表現出了他那很典型的危言聳聽的風格，他開始發表預言：「在我心中，一個傑出的國會議員的重要性再怎麼強調都不過分。他不應該被僅僅當作一名立法者，他還應該被看作帝國的締造者。」[53]漢密爾頓希望有一天這個脆弱的北美邦聯能夠演變為一個強大的國家，他相信，當代政治家的一舉一動，都將對這個國家的未來影響深遠。

  在1778年秋天的時候，漢密爾頓確實有理由預見到一個偉大的美國，此時，和英國的戰爭已經成了大洋兩岸的一場世界大戰。西班牙在謀求奪回直布羅陀的努力落空後，作為北美殖民地的盟友加入了對英國的戰爭。法國也決定向英國開戰，不過法國人的參戰的理由可不是為了呼應北美人民的革命理想——路易十六當然不想鼓勵針對王室權威的革命——他們希望能夠用這場戰爭推翻英國的霸權，甚至乾脆就是為了他們輸掉的那場法國-印第安戰爭而報復。此外，法國人也希望能夠藉此染指加勒比的蔗糖貿易和北美的港口。美國的盟友給漢密爾頓上的權力政治第一課就是「國家僅依其利益而非理想行事」——這在漢密爾頓的記憶中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他後來一再提醒傑斐遜和他的追隨者，法國人是為了他們自己的利益而參戰的。「法國人給我們的幫助顯然是為了肢解不列顛帝國以達到削弱這個他們所憎恨的強大的對手的目的，」他在將近20年後寫道，「只有傻子才會相信一個專制的君主國家會是因為對自由的信仰，或者是因為認同人民革命的原則而支持這一場革命的。」[54]

  據漢密爾頓國王學院的同學尼古拉斯·菲什講，漢密爾頓曾經親自參與挑唆拉法耶特從法國帶一支陸軍到北美。在讓·巴普蒂斯特·德斯坦海軍上將（Admiral Jean Baptiste d』Estaing）率領他的艦隊在1778年7月抵達北美之前，漢密爾頓就一直利用拉法耶特的虛榮心，吹捧他如果能夠率領一支法國地面部隊在北美作戰那就太偉大了。「沒有人能夠想像的到美國欠了拉法耶特那麼多，」漢密爾頓後來告訴菲什，「並不僅僅是因為他的勇猛無畏和擔任大陸軍少將時的有益表現，更重要的是因為他良好的地位以及為了我們的利益而對法國宮廷施加影響。現在，法國軍隊來了，如果沒有他的存在，法國人根本不會向我們伸出援手。」[55]

  在法國艦隊抵達北美後，漢密爾頓被指派登上法國艦隊那威風凜凜的旗艦去迎接德斯坦海軍上將。此後，他便經常擔任負責與法國人聯絡的特使。由於華盛頓將軍並不會說法語，而且覺得自己年齡太大，沒有希望再學一門新的語言，於是漢密爾頓便經常擔任華盛頓的法語翻譯。此外，他還用恰如其分的外交辭令，將大量外交信函完美地翻譯成法文。就這樣，和法國的結盟大大提高了漢密爾頓在大陸軍中的地位。

  許多跑到美國參加革命的法國激進分子都是出身世家的貴公子，他們卻大多傾倒於漢密爾頓的優雅、幽默與博學。J.P.布里索·德·窩裡勒（J. P. Brissot de Warville）形容漢密爾頓是一個「果斷堅定，坦率威武的真男人」，後來，他還提名漢密爾頓當法國國民公會的榮譽代表。[56]德·查斯特勒克斯侯爵（Marquis de Chastellux）則大為驚訝地說，這麼一個年輕人，「言談舉止與其年齡遠不相稱，難怪華盛頓都對他賞識有加」。[57]德·拉·羅奇福考爾德公爵（Duc de La Rochefoucauld-Liancourt）則說，漢密爾頓集「尊嚴、同情心以及力量、決心、優雅的舉止、快樂和愜意於一身」。[58]與此同時，公爵還注意到，有些事情對於漢密爾頓來說是如此簡單、不證自明。所以當別人不能快速掌握它們的時候，漢密爾頓就會很苦惱——這種聰明敏捷使得他不能容忍那些反應遲鈍的人。

  儘管那些身穿藍色和猩紅色皇家軍隊軍裝的法國軍官對漢密爾頓敬仰有加，然而漢密爾頓卻毫不客氣地委屈、冤枉他們。對一個人的熟悉往往會導致對他的蔑視。漢密爾頓批評許多法國貴族都是愛慕虛榮、一心向上爬的傢伙，他們投身革命不過是為了博取一些虛名。利用這段經歷，他們回國後就可以連本帶利地賺回來。此外，他還不得不在這些人對無能的美國人表現出輕蔑時保持沉默。「這些法國志願者，從總體上來說，軍事才能都平淡無奇，」羅伯特·特魯普評價到，「然而他們卻自以為是，把自己當作愷撒或者漢尼拔，覺得自己比美國軍官強得多。」[59]

  自力更生慣了的漢密爾頓對於大陸會議對法國人的偏愛很惱火，這種偏愛在當時讓大陸軍中的很多軍官都士氣低落，要知道，是他們一直在這場戰爭中浴血奮戰並且付出了巨大的個人犧牲。「大陸會議一開始在對待法國人的問題上表現得很不恰當。」漢密爾頓對一位朋友說，「大陸會議對每個跑到這裡的法國冒險家都委任要職，他們中的一些人甚至連一張證明自己身份的介紹信都沒有。」[60]然而，自從在約翰·蘇利文將軍和德斯坦海軍上將發生爭執時擔任仲裁者之後，調解盟友之間的矛盾的工作便落在了漢密爾頓的肩上。

  讓漢密爾頓最不舒服的事情，就是他不得不給大陸會議寫無數封信，請求大陸會議給那些根本不夠格的法國佬加官進爵。如果大陸會議拒絕了這樣的申請，那他就不得不用油滑的恭維去撫慰申請者那受傷的心。漢密爾頓曾向約翰·傑伊抱怨說，為了不讓那些被拒絕的法國人把矛頭指向華盛頓，他不得不寫了很多這樣的信來平息他們的怨氣。可以說，從個人角度而言，沒有人比這個後來被政敵扣上「貴族」帽子的漢密爾頓對那些受到特殊優待的法國貴族更加不滿了。不過，從另一方面來看，漢密爾頓也認識到，貴族階級中同樣也有許多積極進取的人，共和的理想並不僅僅存在於手工藝人與商人中間。

  儘管漢密爾頓經常把這幫法國盟友看作是一樁麻煩事，但是他從未否認過法國人介入這場戰爭的決定性意義。從一開始，他們就為愛國者走私武器彈藥和被服補給。他們中的許多人也是非常優秀的戰士，漢密爾頓後來殷切地說這些人是「熱心、勇敢的法國軍事天才」。[61]到1779年春天的時候，他已經開始毫無保留地稱讚這些有時候很讓人討厭的盟友：「他們的友誼對我們的安全彌足珍貴。」[62]

  出身低微的漢密爾頓對自己的身份非常敏感，他對華盛頓幕僚團中的不公正待遇也同樣在意，即便是當他的好朋友約翰·勞倫斯享受到此種特權優待的時候，漢密爾頓也一樣感到不快。1778年11月，就在亨利·勞倫斯卸任大陸會議主席之後，大陸會議為了表彰約翰·勞倫斯的勇敢而打算晉升他為中校。勞倫斯一開始拒絕了這項任命，不過在1779年3月大陸會議再次決定提升他的時候，他便接受了這項任命。漢密爾頓並沒有勸說勞倫斯拒絕這項任命，雖然如此，他卻並不怎麼高興。「在這件事中，我認為最不對的地方是，」漢密爾頓寫信給一位朋友說，「大陸會議依據他們的行為……好像打算授予他們一種特權，一種榮譽，一種不公平的標誌……而拒絕給這個軍事大家庭中的其他紳士們這樣的待遇，這意味著一種偏愛，儘管我們都能夠真誠地說，我們喜歡你的性格，欽佩你的軍事才能，但這種偏愛會使我們中的某些人感覺不舒服。」[63]

  漢密爾頓和勞倫斯因為共同的革命理想而成了生死之交。他們倆都是徹底的廢奴主義者，在他們看來，解放奴隸既是為了自由而戰的大革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同樣也是為了給北美釋放出更多迫切需要的勞動力。「我認為，我們美國人，至少是南部殖民地的美國人，除非將奴隸從枷鎖中解放出來，否則就沒有資格說自己是熱愛自由的人民。」就在《獨立宣言》簽署前沒幾天，勞倫斯便向一位朋友發表了這樣的觀點。[64]從這個意義上來講，作為南卡羅來納州最大的奴隸主的兒子，能夠發表這樣從自己父親的角度來看離經叛道的言論，勞倫斯可以說是非常有勇氣的。從他加入華盛頓的大家庭那一刻起，勞倫斯便毫無畏懼地提出了一個大膽的計劃——黑人奴隸如果加入大陸軍服役，那麼他們就可以獲得自由（最終，大約有5000名黑人曾在軍中為愛國者服役，他們大多是在輔助性的非戰鬥崗位上。不過，由於極度缺少士兵，羅得島州在1778年建立了一個黑人團，並承諾給予這些黑人士兵自由），對於這個計劃，勞倫斯並不只是過過嘴癮而已，他告訴自己的父親，他會把自己繼承的黑人奴隸編成一個營，給予他們自由，並讓他們保衛南卡羅來納。

  在這一年的年底，勞倫斯計劃的緊迫性大大增加了，英國人此時為了獲得親英派分子的同情和幫助，已經劍鋒一轉，將戰火引入了南方各州。到1779年1月，英國人奪取了薩凡納和奧古斯塔，先頭部隊已經開始威脅到南卡羅來納。勞倫斯立刻從華盛頓的幕府辭職，打算回去保衛家鄉。為了獲取大陸會議的同意以組成二到四個大陸軍黑人營，他在費城耽擱了一段時間。為了支持自己的朋友，漢密爾頓給當時剛剛接替亨利·勞倫斯擔任大陸會議主席的約翰·傑伊寫了一封條理清晰的長信。在信中，他清晰地闡述了自己是如何看待這個從他出生那一刻起就保衛著他的奴隸制度的：「我一點也不懷疑，通過適當的領導，黑人會成為優秀的士兵，我斗膽認為，勞倫斯先生正是指揮這支黑人軍隊的最佳人選。」漢密爾頓在信中還駁斥了黑人奴隸智力低下、天生低等，難當軍中重任的謬論，「在我看來，這些黑人和我們一樣，天生渴望成為有教養的人，他們在奴隸狀態下養成的服從的性格，會讓他們比白人居民更快地成為一名合格的士兵。」

  接下來，漢密爾頓以他典型的方式，用政治現實主義來解釋更為宏大的道德訴求，他強調，勞倫斯的方案不僅僅是人性的體現，同時，對於美國愛國者們也有巨大的利益：

  我們對於黑人的蔑視都是建立在一些虛無的想像之上的，這些想像既不是理性的體現，也沒有經驗的證明；由於不想放棄這一大筆數量可觀的財產，人們會找一千份合同來強調勞倫斯方案缺乏可操作性並且是需要人們做出自我犧牲的有害的設想。然而，請考慮這樣的問題，假使我們不利用勞倫斯方案，那麼我們的敵人就會有很大可能照抄勞倫斯方案，無疑，最好的避免這一情形產生的措施就是我們自己搶先採納勞倫斯方案。這一方案的核心部分是在分發給黑人武器的同時給予他們自由。這將確保他們的忠誠，激發他們的勇氣，我相信，當我們為黑人的自由敞開一道門的時候，即便是對那些仍然身為奴隸的人，也有著正面的影響。[65]

  不幸的是，儘管大陸會議通過了一項支持勞倫斯方案的決議，勞倫斯方案卻沒能通過南卡羅來納的立法程序。南卡羅來納在奴隸貿易中有著特殊的利益，而當地的查爾斯頓港是北美最大的奴隸進口港。像許多其他地方的同行一樣，這裡的種植園主異常害怕奴隸起義，他們經常會突擊搜查奴隸的住所，檢查他們是否有私藏武器；同時，他們也很不情願加入大陸軍服役，因為他們擔心，一旦自己離開家，奴隸有可能起義並屠殺掉自己的家人。

  北方諸州並不打算在奴隸問題上壓制他們南方的同胞。自始至終，美國革命的基礎都是建立在各州都默認地區間的衝突應當讓位於各州的團結這一原則上。這一共識使得有關奴隸制的討論成為禁區。此外，還有一件大家都很忌諱提的事情是，很多奴隸主之所以參加這場革命，就是為了保衛奴隸制。1775年11月，維吉尼亞州的英國總督鄧莫爾勳爵（Lord Dunmore）簽發了一份通知，宣布任何效忠於英國王室的奴隸都可以獲得自由——這一行動使得無數驚慌失措的奴隸主立刻投向了愛國者的陣營。塞繆爾·詹森因此在倫敦抗議道：「是什麼導致這幫驅使黑人的奴隸主宣揚獨立和自由的嗓音最高？」[66]賀瑞斯·沃波爾（Horace Walpole）也熱烈地支持這種想法：「我相信，非洲人的靈魂此刻正在美洲人的刀劍下呻吟。」[67]

  愛國者這一邊也有很多人意識到了奴隸主立場的偽善。在《獨立宣言》之前，阿比蓋爾·亞當斯就對當時的形勢深感痛心：「讓我感到最不公正的一件事情是，我們正為之戰鬥的，卻恰恰是我們從旁人那裡奪走的東西，他們和我們有同樣的理由擁有自由。」[68]為了永遠地將造反的愛國者們釘上恥辱柱，亨利·柯林頓將軍1779年6月宣布，所有逃亡到英國人這一邊的奴隸都可以獲得自由。勞倫斯計劃的受阻讓漢密爾頓感到非常沮喪。「我希望它能獲得成功。」他在這一年晚一些時候寫信給勞倫斯說道，「但是看起來希望很渺茫。偏見和私心會是公共精神和公共利益的最大敵人。」[69]

  勞倫斯對通過法律手段實現自己的計劃徹底絕望後，他回到南卡羅來納，在威廉·莫特里（William Moultrie）的部隊中服役。在一次軍事行動中，處於後衛的他有勇無謀地自作主張，率領自己的部隊試圖強行渡過一條暴露在英軍炮火下的河流，結果，他的部隊損失慘重——莫特里後來稱他是「一個有著高尚情操的勇敢的士兵，但卻是一個不稱職的軍官。他過於魯莽和衝動」。[70]關於勞倫斯，還有一個有可能是杜撰的故事。當英國軍隊後來將莫特里和他的軍隊包圍在查爾斯頓的時候，勞倫斯曾發誓，第一個打算向英國人交出這個城市的人必將死於他的劍下，他後來還拒絕服從向敵人投降的條款。

  勞倫斯在南方逗留的期間，漢密爾頓給勞倫斯寫了許多對他一生都頗有啟迪作用的信。漢密爾頓知道南方正處於英國人的威脅之中，而交戰雙方都犯下了很多暴行。或許，當時他很擔心是不是還能再見到自己的朋友。在1779年4月寫給勞倫斯的一封信中，他公開表達了這種擔心。一位早期的編輯——很可能就是漢密爾頓的兒子——刪掉了其中的一些段落，並在文件的抬頭潦草地寫道：「我一定不能將這篇文章完整地出版。」除了對勞倫斯表示好感外，漢密爾頓的這篇文章還流露出了這樣的想法：由於少年時的不幸遭遇，他不願意將自己的安全感寄託到任何人身上。

  在工作中我冷若冰霜，對待朋友卻熱情如火。我希望——我親愛的勞倫斯——我有能力用我的行動而不是語言，來向你證明我對你的敬愛。我想告訴你，直到我們各奔東西後，我才發現，你在我心中的地位是那麼重要。實際上，我的朋友，這並不是件好事。你知道我一貫堅持的觀點是，我是那麼希望我可以不需要依靠任何人，希望我的快樂不是建立在他人的喜怒哀樂之上。你不應該沒有經過我的同意，便利用我的敏感，偷偷溜進我的感情世界中。[71]

  漢密爾頓寫給勞倫斯的其他幾封信所表現出的，則是一個妒火中燒、相思成災的年輕人對他的朋友沒有頻繁給他寫信的憤恨與責怪。「在你離開費城後，我給你寫了五六封信，如果你能夠給予適當的回覆的話，我本來可以給你寫更多的信。」漢密爾頓在9月給勞倫斯寫道，「但是就像一個嫉妒的戀人，當我想到你漠視我對你的關心的時候，我的感情敲響了警鐘，我的自尊受到了傷害。」[72]

  那個夏天，除了勞倫斯的離開外，還有很多事讓漢密爾頓煩躁。其中最讓漢密爾頓氣憤的是，愛國者目光短淺地拒絕在《邦聯條例》（Articles of Confederation）中賦予大陸會議強制徵稅的權力。而這一權力本來是在1777年11月15日就被確立為這個新國家之所以立國的重要原則並提交各州審議的。結果，大陸會議只能被迫仰仗低劣的權宜之計——大肆借款並發行紙幣——這很快便摧毀了美國的信用。最終，大陸會議發行的紙幣迅速貶值。因此，漢密爾頓第一次開始盤算通過私募和對外借款設立一家國家銀行。

  實際上，漢密爾頓對大陸會議的抨擊要比他自己所意識到的兇猛得多。在7月初，他從約翰·布魯克斯中校（Colonel John Brooks）那裡收到了一封信，這位布魯克斯中校告訴他，一位名叫弗朗西斯·達納（Francis Dana）的大陸會議代表在費城的一間咖啡館大肆貶損漢密爾頓。據布魯克斯講，達納說漢密爾頓曾說過這麼一段話：「現在是人們跟著華盛頓將軍一起起義，將大陸會議掃地出門的時候了。」按照布魯克斯的說法，「為了推銷這種根本不可能存在的指控，達納進一步宣稱，漢密爾頓先生對於保衛這個國家毫無興趣，而將實現他的這一野心勃勃的計劃當作唯一的目標」。[73]達納的這些指控可以說是後來有關漢密爾頓的爭論的先聲。在一些人眼中，漢密爾頓這個「外來者」或者說「外國人」, 不可能具有生長於美國的那些人的精神動力，因此，他一定隱藏著什麼秘密的計劃。面對這種懷疑，漢密爾頓的內心深處因此埋藏下了深深的不安全感，這種不安便隱藏在他那自信的外表之下，當他遭遇到攻擊的時候，他因此總會猛烈地還擊。

  很快，漢密爾頓就給達納寫信，要求他收回這一指控或者披露信息的來源。他宣布，如果達納確實曾經發表過此種言論，他將要求與之決鬥，漢密爾頓聲稱，「這樣的指控是粗野的人身攻擊，我因此不得不將它們同通常的那些爭論區分開來」。[74]在一番冗長的交流之後，漢密爾頓找到了謠言的源頭，它出自一位名叫威廉·戈登（William Gordon）的華盛頓的批評者之口。威廉·戈登是麻薩諸塞州牙買加平原的公理會牧師。起初，他裝出一副無辜的模樣，宣稱自己不過是在轉述別人的故事，他宣稱，如果漢密爾頓發誓不尋求與他決鬥，他將告訴漢密爾頓謠言的來源。按他所說，他的宗教信仰使得他反對決鬥這種行為。儘管漢密爾頓曾在勞倫斯和查爾斯·李的決鬥中出任勞倫斯的助手，並且非常希望用決鬥來解決現在的問題，他還是對戈登說：

  我們的熱情經常會與我們的理性相矛盾。如果不是這樣，您應該清楚我們現在所處的世界早已沒有了騎士精神，而從您對決鬥的態度來看，您本已經證明了您的理性與謹慎。當代社會的理性已經表明，為了證明您的無辜，或者攻擊者的惡毒，而採取用劍刺穿他的胸膛或者用槍打爆他的腦袋是最糟糕的解決方法。然而請允許我補充一句，當您認為決鬥與您的宗教理想相違背的時候，您應當慈悲地想到，別人也同樣有理由相信，無根據地誣衊一個人顯然與宗教的精神不符。[75]

  由於意識到決鬥與自己的宗教信仰有衝突，漢密爾頓總是在面對決鬥的時候猶豫不決，這在後來的幾年中表現得更加明顯。漢密爾頓後來一直沒有和戈登在決鬥場上相見，儘管他最終確認戈登確實是謠言的始作俑者。整個秋天，他都在和戈登往來通信，並在他那些充滿火藥味的信中一再強調自己並沒有說過那些被安在他頭上的有關大陸會議的話。由於漢密爾頓在那一年中都一直攻擊大陸會議無能、失職，他或許真的說過一些過火的話，這些話有可能經過了政敵的歪曲、加工而被到處宣揚，也或許，人們所轉述的，就是漢密爾頓的原話。

  從漢密爾頓在那年秋天寫給勞倫斯的信來看，當時的他正處於消極失落之中。他告訴勞倫斯，他仍然在為勞倫斯那善良的設立黑人營的方案奔走呼號，同時擔心自私自利、好逸惡勞和公共腐敗會毀掉這個美好的方案。「我的朋友，所有的希望都可能只是黃粱一夢，」他用一種在他一生中經常會突然出現的絕望口氣，警告勞倫斯說，「美國根本就沒有什麼美德。促使各州誕生的商業動機已經成為美國人民的鐐銬，而他們唯一希望的，便是這個鐐銬變成金子做的。」[76]

  對這個只有24歲正在為光榮和理想而戰的年輕人來說，這種想法是多麼陰暗而消沉。對漢密爾頓來說，他的整個一生都處於這樣的矛盾之中：漢密爾頓對美國的種種批評，讓政敵有足夠的理由相信他們對漢密爾頓的判斷，「他非我鄉親，必有所圖謀」是正確無誤的；敵人惡毒的指控在一些時候讓漢密爾頓感到自己和他所熱愛的國家異常疏遠，又反過來讓漢密爾頓相信，自己對美國的批評句句在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