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小獅子2

  背負著艱巨的使命，漢密爾頓以最快的速度策馬前往奧爾巴尼，在人類身體極限所能承受的範圍內，連續五天每天坐馬車飛馳將近100公里。在途中，他在哈得孫河東岸的菲什基爾停下來，自作主張向伊斯雷爾·帕特南將軍宣布，需要他抽調兩個旅向南去支援華盛頓將軍。漢密爾頓一點也不會怯於按自己的想法行事。他自作主張地要求帕特南將軍保證向華盛頓額外提供700名新澤西武裝人員。他向華盛頓解釋說：「我認為您不會拒絕可以加強您的部隊的任何措施，儘管，在那個時候，有那麼短暫的一段時間，我是按照自己的猜測行事的。」為了趕時間，他告訴華盛頓，「一位軍需官會為我提供一些新馬。等到這些馬備好後，我就立刻重新渡過哈得孫河追上河對岸的部隊，盡我所能用最快的速度趕在那三個旅的部隊開拔之前抵達奧爾巴尼」。[73]

  漢密爾頓在1777年11月5日到達奧爾巴尼後，他匆忙和霍雷肖·蓋茨召開了一次會議。在漢密爾頓看來，薩拉托加大捷的英雄桂冠應該戴在本尼迪克特·阿諾德（Benedict Arnold）的頭上，而不是被蓋茨霸占。在他的眼中，蓋茨是一個軟弱、怯懦的不稱職的將軍，而後來發生的事情證實了漢密爾頓的判斷。此時的蓋茨頭髮灰白，高高的鼻樑上架著一副眼鏡——後來，人們給他起了一個頗有諷刺意味的外號「蓋茨奶奶」——他身材魁梧，和華盛頓相比，他的形象也同樣令人難忘。蓋茨是一位公爵的大管家的私生子，他曾在英國的軍事學院學習軍事，曾參加過法國-印第安戰爭。現在，他正處在由於這場偉大的勝利而帶來的極度的自我膨脹之中，他可不打算交出自己手中的任何一個士兵。漢密爾頓沒有溫順地聽蓋茨訓話，相反，他用一種沒得商量的口氣告訴蓋茨，他需要蓋茨劃撥出多少部隊。蓋茨反駁說，英軍在紐約的司令官亨利·柯林頓爵士仍然有可能沿哈得孫河北上威脅新英格蘭，拒絕漢密爾頓提出的劃撥三個旅給華盛頓的要求。出於禮節性的安慰，蓋茨最後同意分配一個旅去支援華盛頓，這個旅由一位名叫帕特森的將軍指揮。會後，漢密爾頓四處打探消息，發現帕特森的這個旅只有600人。「是這裡的三個旅中力量最弱的一個，」他坦率地寫信告訴蓋茨將軍，「在這種情況下，我不認為接受那個旅是符合軍事需要的，也無法相信現在的狀況與華盛頓閣下給我的指示一致。」[74]這是漢密爾頓非常謹慎地避免過於咄咄逼人或是恭順馴服，他巧妙地打著華盛頓的旗號來發表自己的看法。內心極其憤怒的漢密爾頓告訴華盛頓：「我費盡了口舌去勸說他給我們派遣援軍，然而他卻頑固地認為在他的地盤上至少要保留兩個旅的大陸軍部隊。」[75]後來，漢密爾頓嚴厲地責備蓋茨是一個「厚顏無恥、流氓成性的蠢貨」。[76]

  讓蓋茨非常苦惱的是，他不得不和這個年輕氣盛、自以為是的副官打交道。在一封打算寫給華盛頓的信中，蓋茨刪掉了一段有關漢密爾頓的暗示性的話，而這段話恰恰說明了他對於當時的處境有多麼的憤怒：「儘管在戰爭或類似的場合中，無條件服從司令官的副官口頭傳達的命令是合理甚至是完全必須的，然而我相信還從來沒有這樣的先例，居然允許一個小小的副官對在500公里外的一支軍隊發號施令。」[77]最終，漢密爾頓從蓋茨那裡得到了這樣的保證：蓋茨統一分配兩個由漢密爾頓挑選的旅給華盛頓。這對漢密爾頓來說無疑是一次大膽的表現，他在其中表現出了高明的政治手腕。

  

  在和蓋茨形成緊張的僵局的期間，漢密爾頓在奧爾巴尼逗留了很久，這讓他有機會和他的老朋友羅伯特·特魯普見面，並有機會在菲利普·斯凱勒的府邸與斯凱勒將軍本人共進晚餐。在把北方軍的軍權交給蓋茨之後，斯凱勒將軍感覺薩拉托加大捷根本就是對自己的嘲諷，因為是他為那場戰役打下了勝利的基礎。納撒尼爾·格林將軍也持有相同的看法，他說蓋茨「根本就是個走運的小孩」，而在他看來，「北方軍的勝利在他上任之前就已經是註定了的」。[78]在訪問斯凱勒的府邸期間，漢密爾頓第一次遇到了將軍的二女兒，當時20歲的艾麗薩。在兩年後，他們將開始一段感情。

  在精疲力盡地結束和蓋茨的談判之後，漢密爾頓沿哈得孫河南下打算返回司令部，然而，在路上，他發現自己的使命並沒有結束。在紐約州州長喬治·柯林頓位於新溫莎的府邸停留期間，他發現伊斯雷爾·帕特南將軍承諾的兩個旅的援軍並沒有啟程，於是他又折返回去。帕特南是一個來自康乃狄克的直率的胖乎乎的農民，他曾經經營過小旅館。他的副官亞倫·伯爾對他無比愛戴，稱呼他是「我親愛的老將軍」。[79]很可能就是這位帕特南將軍在邦克山對自己的部下說：「在你看到敵人的眼白之前不要開槍，一旦看到，就立即朝他下身開火。」[80]當漢密爾頓發現帕特南違背了自己的諾言的時候，他立刻給帕特南寫了一封充滿憤怒的、措辭激烈的信，全然不顧一個年輕的副官應有的謹慎，毫不客氣地痛斥這位要比他年長一倍的老軍官：

  先生，我不得不承認我驚呆了。我很吃驚地發現，華盛頓閣下的命令到現在為止都還沒有得到執行。那些我曾向您提起的，應該在華盛頓將軍最迫切需要增援的時刻前去增援的部隊，居然現在還按兵不動，而因此將美國的事業推入無比危險的境地。我的陳述或許過於直白而不夠禮貌，但是它們完全是發自我的肺腑，為的是這個大陸最根本的利益。[81]

  於是，漢密爾頓不得不向帕特南下達命令，要求他將自己手下除州民兵外的全部大陸軍部隊都立即派到華盛頓那裡。其實，這件事並不全是帕特南的錯，因為當時的那兩個旅已經有好幾個月沒有領到軍餉了，士兵因此拒絕啟程開赴戰場。

  由於處在一種尷尬的境地，漢密爾頓在他寫給華盛頓的信中戰戰兢兢地告訴自己的老闆他可能超越了自己的權限行事。不過，華盛頓卻對他的工作無條件地表示支持：「我同意你所採取的一切措施，我只希望你所做的努力能夠和你的熱情與高尚的目的相一致。」[82]就像在9月時的費城一樣，華盛頓又一次給他的這個少年得志的天才授予了便宜行事的全權，而這場賭博也同樣取得了漂亮的回報。這位年輕的副官被證明是一個能夠堅持自己主見、可以獨當一面的將才，而不僅僅是將軍的傳聲筒。對漢密爾頓來說，他和這兩位冷酷的將軍打交道的經歷使他更加確信，嚴格的上下級關係和中央集權才是能夠實現目標的不二法門。這種觀點反映到政治觀點上，就是他後來所強烈地主張的美國應當實行聯邦中央集權而不是將權力分散到各個州去。

  漢密爾頓的這段沿著哈得孫河來回奔波的生活嚴重傷害了他本來就脆弱的身體。11月12日，他從新溫莎寫信給華盛頓，解釋他為什麼會耽擱了返回司令部的行程：「我這兩天由於發燒和嚴重的全身風濕性疼痛而在這裡多逗留了兩天。」[83]儘管此時疾病纏身，漢密爾頓依然抱病指揮各路援軍趕赴華盛頓的麾下，並且坐船順流而下來到皮克斯吉爾，對帕特南的部隊施加最大的壓力。11月底，已經形容枯槁的漢密爾頓倒在了丹尼斯·甘迺迪（Dennis Kennedy）家的床上，似乎沒有人能確信他一定能夠康復。在一封寫給柯林頓州長的信中，I.吉布斯上尉（Captain I.Gibbs）說他擔心感冒和發燒的併發症會要了漢密爾頓的命。11月25日，他報告說「種種跡象表明」，漢密爾頓「似乎已經病入膏肓，正在被嚴重的感冒奪去生命，然而，在堅持了兩個小時之後，他活了下來」。11月27日，當寒氣再次從他的雙腳侵入膝蓋的時候，在場的醫生認為漢密爾頓一定撐不下去了。然而，「他的那種狀況持續了將近四個小時，然後就退燒了。從那時起，他的健康就一天天地恢復了」。由於漢密爾頓對蓋茨將軍過於的苛刻，並不是所有人都為他的康復歡呼。12月5日，休·休伊斯上校（Colonel Hugh Hughes）在一封寫給他的好朋友蓋茨將軍的信中說道：「漢密爾頓上校在皮克斯吉爾由於神經紊亂而大病了一場，他之所以能夠脫離危險，我相信是因為他把自己的脾氣改得溫和了一些。」[84]

  在聖誕節前幾天，漢密爾頓開始啟程，返回華盛頓的司令部，不過在莫里斯鎮又一次病倒了。他被一輛雇來的馬車送回了皮克斯吉爾做進一步休養，在這裡他被羊肉、橘子、土豆、鵪鶉這樣的豐盛的食物餵得飽飽的。直到1778年1月20日，漢密爾頓才回到了華盛頓的司令部，此時司令部已經搬到了費城附近的福吉谷——一個顯然不會讓這位剛剛康復的上校保持好心情的、冷得要命的地方。

  在一些地方，由於霍雷肖·蓋茨將軍在薩拉托加所取得的無人可比的戰功，所以人們謠傳說他會取代華盛頓擔任大陸軍的總司令。人們對於華盛頓的不滿也是可以理解的。華盛頓在紐約和費城的表現與薩拉托加大捷相比要相形見絀。至於他在特倫頓和普林斯頓的那兩次振奮人心的勝利，在人們腦海中的記憶已經被最近的在白蘭地河和日耳曼鎮吃的敗仗取代了。華盛頓和蓋茨的鬥爭反映了大陸會議里的政治分裂的局面。約翰·亞當斯、塞繆爾·亞當斯、理察·亨利·李（Richard Henry Lee）和其他一些希望大陸會議能夠加強對軍隊控制的人站到了蓋茨一邊。在那年秋天所寫的日記中，約翰·亞當斯對華盛頓的指揮表示了不滿：「神啊，賜給我們一個偉大的靈魂吧……請賜給我們一個充滿活力的，有能力的人來結束眼前的混亂，拯救這個國家吧！」[85]儘管約翰·亞當斯並不是在任何問題上都無條件地支持蓋茨——他擔心對華盛頓的盲目個人崇拜會導致軍人統治——但他仍樂意看到薩拉托加大捷給總司令蒙上了一層陰影。而在大陸會議的另一個團體中，約翰·傑伊、羅伯特·R.利文斯頓、羅伯特·莫里斯（Robert Morris）和其他一些保守派人士則希望能夠賦予總司令更大的執行權力，因此，他們堅定地站在華盛頓一邊。

  蓋茨手下最為積極的一名黨羽是一個名叫托馬斯·康威（Thomas Conway）的喜怒無常的愛爾蘭人，他曾在法國接受教育，並曾在法國軍隊服役，在那年春天，他加入了大陸軍。漢密爾頓毫不遮掩地表達了對這位新上任的准將的蔑視，他寫道：「世界上再也沒有比他更缺德、更喜歡誹謗中傷別人、更喜歡煽動鬧事的壞蛋了。」[86]康威毫無顧忌地在蓋茨面前表達他對華盛頓的軍事才能的不屑一顧。在薩拉托加大捷之後，他給蓋茨寫道：「上帝已經決定拯救你的國家了，否則它早已經被一個軟弱的將軍和一群愚蠢的顧問毀掉了。」[87]蓋茨並沒有制止這種近乎叛逆的言論。當這封信的一個副本在11月落入華盛頓手中時，他給蓋茨去了一份簡短而充滿憤怒的函件，信中引用了那句康威所寫的有關他的話，並要求蓋茨做出解釋。

  蓋茨這一次被華盛頓抓了個正著，於是他試圖將注意力從自己的不忠轉到追查那個泄露了這封信給華盛頓的傢伙。他的同事詹姆斯·威金森少校（Major James Wilkinson）認為這個「內奸」可能是羅伯特·特魯普。蓋茨回想起和漢密爾頓打交道的那段不愉快的往事，便認定華盛頓的這個年輕的副官就是這一切的始作俑者。「漢密爾頓上校曾獨自一人待在那間屋子裡。」他告訴威金森，「在這段時間裡，他將康威的信翻了出來，謄寫了一份還將這份副本交給了華盛頓。」現在，蓋茨把矛頭指向了當時仍然在皮克斯吉爾養病的漢密爾頓。蓋茨說他已經有了一個計劃可以「迫使華盛頓將軍趕走漢密爾頓」。[88]

  12月8日，蓋茨給華盛頓寫了一封未加深思熟慮的信，在這封信中，他遮遮掩掩地指控漢密爾頓：「我懇請閣下給我提供一切幫助，以便找出那個把康威將軍寫給我的信摘抄出來交給您的人的真實身份。那些信是在被偷竊後複製的。」蓋茨告訴華盛頓說，他有權「為了我和美國的利益，找出那個背叛了我並且嚴重傷害了您的權威的人」。[89]事實證明，漢密爾頓是無辜的，而泄露這條消息的人恰恰就是卑鄙地指控漢密爾頓和特魯普的詹姆斯·威金森。在執行一項大陸會議的任務時，威金森——這個喜歡炫耀的不可救藥的酒鬼、陰謀家和牛皮匠——在賓夕法尼亞的雷丁停下來喝酒，他在酒桌上將康威寫給蓋茨的信的內容告訴了斯特林勳爵的一個副官。斯特林勳爵得知後，將這件事告訴了他的好朋友華盛頓。漢密爾頓從此再也沒有忘記蓋茨曾經打算毀掉他的名譽這檔子事。「我是他的私敵，」他在兩年後寫道，「因為他毫不公正地、無緣無故就攻擊我的名譽。」[90]

  是不是真的存在著策劃取代華盛頓的陰謀——即所謂的「康威陰謀集團」——長期以來一直是史學家研究的絕佳素材。可以肯定，確實存在著一些暗地裡的活動和鬆散的批評者聯盟打算用蓋茨取代華盛頓，儘管他們從來沒有將此付諸實施。最初，這個密謀集團看起來是有可能成功的。在11月下旬，大陸會議任命霍雷肖·蓋茨擔任戰爭委員會的主席，這個委員會有權監督華盛頓的行動。到了12月中旬，儘管華盛頓強烈抗議，康威還是被晉升為總監軍。漢密爾頓現在相信，這些「良心被吃了」的陰謀家已經威脅到了華盛頓。「從我見到你那時起，」他在給喬治·柯林頓的信中寫道：「我就發現了魔鬼的足跡，我並不懷疑它真的存在。」[91]

  很快，華盛頓一邊的力量開始向康威這樣的陰謀家反擊了。1778年1月初，漢密爾頓的好朋友約翰·勞倫斯提醒他身為大陸會議主席的父親亨利·勞倫斯，說現在有一個針對華盛頓的陰謀。亨利·勞倫斯則向自己的兒子保證：「我將注意他們的每一個行動，並且堅決地反對任何邪惡的企圖，哪怕他們從表面看有著冠冕堂皇的理由。」[92]歸根究底，華盛頓在人們中的威望是無法動搖的，他的對手的喧囂聒噪恰恰增強了華盛頓誠實的形象。到了1778年4月，大陸會議愉快地接受了康威辭去總監軍職務的請求；而霍雷肖·蓋茨在戰場上也逐漸揮霍掉了自己的聲望。這場陰謀的結局是，康威和蓋茨都面對了決鬥的挑戰。詹姆斯·威金森背棄了自己的老上級，向蓋茨發出了挑戰，然而，當蓋茨在決鬥場上精神崩潰，跪地求饒的時候，決鬥被取消了。由於康威仍然堅持不懈地誹謗華盛頓，他被約翰·卡德瓦拉德將軍（General John Cadwalader）拉到了決鬥場，後者一槍打穿了他的頭顱，子彈從康威的嘴裡射了進去，從頭後鑽出。不過，卡德瓦拉德一點也不後悔，當看到自己的對手在地上痛苦地掙扎時，卡德瓦拉德說：「我已經在這個王八羔子的嘴上貼了封條，他再也不能胡扯八道了。」[93]不知何故，康威成功地活了下來，但是他在大陸軍的軍旅生涯，從此就徹底結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