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筆與劍

  在漢密爾頓撰寫《農夫一駁就倒》的時候，英國國會宣布麻薩諸塞是一個已進入叛亂狀態的地區，並且批准國王可以採取一切必要手段以恢復麻薩諸塞對英國的服從。1775年4月18日，800名英國士兵從波士頓出發打算抓捕塞繆爾·亞當斯（Samuel Adams）和約翰·漢考克（John Hancock），並且試圖收繳「愛國者」們在協和鎮儲備的大量軍需品。在經過萊克星頓的時候，英國士兵遭遇到了一隊身著平民服裝的被稱為「一分鐘人」的武裝民兵。在緊接著發生的交火中，英國兵擊斃了8名民兵，隨後又在協和鎮擊斃了2名民兵。當這支英國軍隊倉皇撤回波士頓的時候，他們一路上都遭遇到了當地居民在籬笆、牆、柵欄等掩體後的冷槍襲擊。在這條血腥的路上，英軍的損失達到273人，而「愛國者」的死傷也達到95人。

  「萊克星頓的槍聲」在四天後傳到了紐約，民眾要求起義的情緒迅速占領了整個城市。人們在酒館或者街道上聚集在一起議論時局，而親英派則大為震驚。親英派人士托馬斯·瓊斯法官（Judge Thomas Jones）寫道，興高采烈的造反派湧上了街頭，城市裡「鼓聲陣陣，旗幟飄揚，到處都是聚眾滋事的黑人、男孩、海員和扒手，他們在呼籲全人類都拿起武器保衛『被侮辱和損害了的美國的自由和權利』」。[1]被群眾聲勢壯了膽的「自由之子」則擁向了東河的碼頭，接管了波士頓英國駐軍訂購的船隻，並打開了市政廳的武器庫，奪取了超過一千件包括步槍、刺刀、彈藥在內的各種武器。[2]

  民眾的志願武裝力量在一夜之間如雨後春筍般發展了起來，迅速遍布了整個北美殖民地。儘管英國人嘲弄這群衣衫襤褸沒有受過正規訓練的民兵是一群不堪一擊的烏合之眾，北美殖民者們還是認真地造起反來。當聽到麻薩諸塞的殖民者已經揭竿而起的時候，身為一個知識分子的漢密爾頓就像拿起筆一樣，迅速地拿起了槍。尼古拉斯·菲什回憶道：「就在萊克星頓的戰鬥過去後沒有多久，漢密爾頓就立刻加入了主要由紐約的愛國青年所組成的起義軍。漢密爾頓以極大的熱情參與這支由弗萊明上尉所指揮的軍隊的訓練，他投入了大量的時間和精力。」[3]作為國王學院青年志願兵的骨幹成員，菲什和特魯普每天早上上課前，都會在聖保羅禮拜堂旁邊的教會墓地里參加軍事訓練。志願兵的教官就是愛德華·弗萊明（Edward Fleming），他曾經在一個英國團隊服役，娶了德·佩斯特鎮的一個大戶人家的女兒，不過他卻非常熱心地站在北美殖民者這一邊。弗萊明是一個作風硬朗、紀律性很強的人，他也是漢密爾頓內心渴望效仿的對象。漢密爾頓的兒子曾經回憶道，雖然這支草草建立沒多久的部隊的正式番號是「科西嘉人」，他們卻喜歡自稱為「橡樹之心」。「橡樹之心」的小伙子頭戴圓形皮帽，帽子上繡著「不自由，毋寧死」的口號，每天都精神抖擻地在墓園訓練，鬥志昂揚地踏步經過一個個墓碑。他們還惹人注目地身著暖和的綠色短上衣做運動，另外，上衣上還配有宣稱「上帝和我們的權利」的紅色心形圖案。

  和在對待學業時所表示出的完美主義者般的熱情一樣，漢密爾頓對這種日復一日的軍事訓練也充滿了熱情。特魯普強調漢密爾頓的心中也有一個「軍人夢」，他「堅持不懈地出席訓練並且十分渴望進步」。[4]漢密爾頓從來不會放過任何一個機會，開始深入地接受軍事教育。靠著他那過人的學習能力，漢密爾頓迅速掌握了步兵操典，閱讀了大量的軍事戰術經典，並在一位退伍的炮兵下士那裡學習了基本的炮兵作業和信號知識。在休·諾克斯的眼中，漢密爾頓雖然體格上有些問題，但是，在這個年輕人身上，卻有著讓人難以捉摸的堅韌，仿佛他正在進行的事情，遠遠不是簡單的步兵訓練。

  4月24日，超過八千名愛國者在波士頓市政廳門口聚眾示威。而當激進分子的行為越發過激的時候，許多心驚膽戰的親英派商人便坐不住了，他們紛紛預訂返回英國的船票，打算離開這個是非之地。次日，一份匿名的傳單指控邁爾斯·庫珀和其他四位「讓人厭惡的紳士」應當為麻薩諸塞犧牲的那些愛國者的死負責。這份傳單宣稱，光燒掉幾尊親英派分子的雕像已經不夠解氣了，這五位親英派人士被警告道：「你們帶給自己國家的傷害是無法彌補的，要麼你們立即離開這片土地以求活命，要麼你們就待在這裡吞咽你們釀下的毒果！」這份火藥味十足的傳單的署名是「300萬人」。[5]然而對此威脅充滿蔑視的邁爾斯·庫珀依然在大學裡堅守著自己的崗位。

  

  5月10日夜晚的一次遊行之後，數百名喝得醉醺醺的示威者手持棍棒，在政治言論的蠱惑下，突然襲擊了國王學院，打算將邁爾斯·庫珀「繩之以法」。赫拉克里斯·馬立甘回憶道，庫珀是「讓人討厭的親英派，衝到國王學院的暴民打算在捉住他後將他身上塗滿柏油，粘上羽毛，或者讓他騎在杆子上遊街示眾」。[6]一位名叫尼古拉斯·奧格登（Nicholas Ogden）的國王學院的畢業生，看到暴徒蜂擁至學院，徑直衝向庫珀的房間，讓這位校長從後窗戶爬出去逃命。由於漢密爾頓和特魯普的房間就在庫珀的附近，奧格登警告他們倆也趕快離開以免被暴徒誤傷。「漢密爾頓立刻衝到庫珀博士的公寓門口，站在台階上，將暴徒們堵在庫珀家門外，儘可能拖延時間，以便讓庫珀可以有足夠的時間逃離混亂的現場。」特魯普後來回憶道。[7]

  當人群猛烈地敲打樓門，妄圖衝進庫珀的屋子的時候，漢密爾頓向面前的這群暴徒發表了一番熱情的演講，他告訴這些吵吵嚷嚷的示威者，他們的這種行為，不但不能證明他們的正當目的，相反卻會「讓自由的偉大與光榮蒙羞」。[8]有人說，在漢密爾頓演說的時候，耳朵稍微有點聾的庫珀博士從二樓的窗戶上探出頭來，發現漢密爾頓正在樓門口眉飛色舞地演講，便錯誤地以為自己的這位學生正在煽動暴徒們捉拿他而不是安撫激動的人們離去，於是便大叫道：「別理他說的話，他瘋了。」[9]另一位目擊者則說，庫珀當時沖那些暴徒叫喊道：「不要相信漢密爾頓說的話，他是個大傻瓜。」[10]不過，更為可信的說法是，庫珀校長在接到奧格登報信後，立刻就穿著睡衣逃之夭夭了。

  漢密爾頓或許知道自己不可能單槍匹馬擋住這伙暴徒，不過他知道自己為庫珀贏得了寶貴的幾分鐘時間，這幾分鐘時間足夠庫珀翻過後院的柵欄跑向哈得孫河邊。由於擔心自己的生命安全，庫珀在河邊整整流浪了一晚上。第二天，庫珀登上了一艘開往英格蘭的軍艦。在這裡，他可以繼續安全地發表咒罵北美殖民者的文章了。後來，庫珀專門就自己的這段逃亡經歷寫了一首詩。他在詩中講述了北美的那群烏合之眾——一夥明火執仗的殺人犯——衝進了他的房間：

  他們的詛咒聲刺耳，

  他們的長矛刺穿了睡床，

  他們貪婪渴望著同類的鮮血。[11]

  對校長大人來說，這段對「嗜血的」暴徒的描寫，要比老套地講述他如何衣冠不整地在深夜從後院逃跑更合心意。從此之後，庫珀就再也沒有見過漢密爾頓，當英國最終輸掉了同北美起義軍的戰爭後，他潸然淚下，痛哭流涕了好久。他禁不住一再抱怨道：「我的生活的一切，都被這場該死的暴亂撕成了碎片。」[12]

  在漢密爾頓剛剛到北美所遭遇的所有事件中，他自發地保護邁爾斯·庫珀的這段故事最為人們所津津樂道。漢密爾頓就是這樣，政治上的敵對並不會妨礙他私底下的友情，他總是大度地寬恕對手，而不是狠狠地報復他們。漢密爾頓確實表現出了過人的勇氣，在保護庫珀的時候，除了可能會遭受到一頓可怕的暴打之外，他在「自由之子」中樹立的英雄形象也面臨著破碎的風險，他總是非常直率地表達自己的意思，根本不考慮後果會是什麼。最重要的是，這段插曲顯示了漢密爾頓內心深處的複雜心態，一方面，他是一個堅定的革命者，另一方面，他又懼怕民眾非理性的情緒一旦沸騰會招致嚴重的後果。甚至是在這場他全力支持的起義中，他也經常會擔心革命會讓法律秩序蕩然無存，讓北美陷入暴民政治的汪洋大海中。和其他的美國國父一樣，漢密爾頓更喜歡英國光榮革命式的社會變革，希望革命發生在法庭和議會的會堂上，由一群頭戴假髮、身著華服的天才演說家用辯論來完成。美國革命最終能夠成功，也正是由於它一直是由一群傑出人物所推動的，而這些人清楚地知道，用來打倒暴政的革命激情如果不加以控制，會變質為巨大的破壞性力量。在革命爆發前一年，約翰·亞當斯就曾異常焦慮，他直截了當提出了自己的擔心：「如果這群烏合之眾從此便公開地蔑視一切權威的話，後果將不堪設想。」[13]

  對於漢密爾頓和其他的紐約愛國者來說，1775年的春天可以說是一個融匯了驕傲、恐怖、希望和迷茫的季節。當新英格蘭代表在5月6日途經一個小鎮前往費城的第二次大陸會議的時候，數千名紐約人擁擠到房頂上、樓梯和自家門口向代表們熱情歡呼，而教堂的鐘聲也響徹天空，連綿不絕。由於親英派人士控制的紐約公會拒絕派出第二次大陸會議的代表，這個組織隨即就被人們解散了，人們選出了新的紐約州議會。這個議會委派了一批參加第二次大陸會議的代表，這其中就包括漢密爾頓未來的岳父菲利普·斯凱勒（Philip Schuyler）和漢密爾頓未來政治上的死對頭喬治·柯林頓（George Clinton）。

  大陸會議於5月10日在費城的賓夕法尼亞州政廳（今天的獨立宮）召開，雖然武裝衝突已經不可避免，但絕大多數與會者仍然期望能夠和平解決當前的危機。此時的大陸會議仍然缺乏作為一個完備的政府所需要的必要條件：軍隊、貨幣、徵稅權——儘管這屆大陸會議最終以亂七八糟的混亂方式演變成了第一屆美利堅合眾國的政府。此時的大陸會議最緊迫的一項任務是任命一位軍隊總司令，所有人都把目光投向了身材高大但卻沉默寡言的維吉尼亞人喬治·華盛頓，他總是一副異常鎮靜的表情，身著一件上校制服，以表明他曾經參加了法國-印第安戰爭。一位眾議員回憶道，喬治·華盛頓並不是一個「喜歡發表慷慨激昂演說的冒失鬼，相反他總是那麼的沉著、鎮靜而堅定」。[14]6月15日，時年43歲的喬治·華盛頓因為過人的才能和豐富的經驗，被任命為大陸軍總司令。由於此時的戰火主要局限於東北部的新英格蘭各州，即當時的康乃狄克、麻薩諸塞、新罕布夏、羅得島地區，因此，任命一位東部偏南區域的維吉尼亞人擔任大陸軍總司令，表明了這場革命是北美殖民地的一次統一的正義行動，而不是地區性的騷亂。此外，由於維吉尼亞州擁有北美殖民地五分之一的人口，一方面，維吉尼亞人當仁不讓地認為革命自然應當由他們來領導，另一方面，選擇華盛頓擔任大陸軍的總司令，實質上也是北方諸州為了取悅和拉攏南方各州所採取的手段。

  兩天後，在波士頓以北的邦克山——或者，實際上是在柏立德山——發生了一場對愛國者來說很難稱得上是勝利的戰鬥。民兵從山上的堡壘中沖了出來，向英國軍隊發起了一次衝鋒，結果有超過400人被殺死或者受傷。然而，無論如何，愛國者們在敵人的槍炮面前表現出了極大的冷靜，而英國人則損失了超過一千人，其中還包括數十位軍官。約翰·斯塔克上校（Colonel John Stark）回憶道：「當時戰場上真是屍橫遍野。」[15]邦克山戰鬥作為美國革命歷史上愛國者同英國軍隊的第一次正面交鋒，打破了英軍不敗的神話，而且第一次迫使英國人開始考慮，他們究竟需要付出多少生命代價才能鎮壓殖民地人民的起義。英國人在殖民地人民的非常規戰術和毫不遵守紳士之間交戰法則的行為中飽受折磨、舉步維艱。一位被折磨得快要瘋掉的英國士兵抱怨那些美國武裝分子「藏在大樹後面，瞅准機會就向我們的前哨士兵放冷槍，開完槍後，他們立刻就撤退。這是多麼不公平的交戰方式啊」！[16]

  在邦克山戰鬥之後，喬治·華盛頓在去往麻薩諸塞州的劍橋鎮接管他的部隊的途中，在紐約逗留了幾天。6月25日，華盛頓從霍博肯渡口渡過哈得孫河來到紐約，乘坐著由一隊白馬拉的馬車沿著百老匯大街遊行，這支得意揚揚的隊伍大搖大擺地經過了國王學院。在那個耀武揚威的夏天下午，亞歷山大·漢密爾頓毫不惹人注目地站立在狂熱的人群中，絲毫沒有意識到，自己在兩年內就會成為他現在看到的這位華盛頓將軍的最得力助手。此時的華盛頓正在菲利普·斯凱勒少將的陪同下，身著藍色制服，肩披紫色的綬帶，帽子上插著一根羽毛，以一副高貴而莊嚴的姿態，威風凜凜地經過兩邊歡呼的人群。

  在第二次大陸會議處心積慮勸說加拿大殖民者也加入到北美殖民地的革命行列中的時候，漢密爾頓並沒有閒著。在華盛頓被任命為大陸軍總司令那天，漢密爾頓在里文頓的《紐約公報》上發表了第一篇攻擊在前一年剛剛通過的《魁北克法》（Quebec Act）的文章，他的第二篇相同主題的文章在華盛頓將軍訪問紐約的三天後也發表了出來。《魁北克法》將魁北克的邊界向南延伸到了俄亥俄河，並且宣布保障法裔加拿大天主教徒的宗教信仰自由。對於北美愛國者來說，這部法案可不是什麼英國人寬宏大量的產物，相反，它所導致的後果是法國民法和羅馬天主教勢力徑直出現在了渴望獲取自由的北美殖民地的睡榻旁。漢密爾頓顯然識破了英國人希望把加拿大羅馬天主教教會勢力拉攏到他們一邊來一同鎮壓北美革命的險惡用心。「這部法律是徹頭徹尾的陰險黑暗的法律，它構成了系統性謀求將絕對的強權橫加於北美的計劃的一部分」。[17]雖然漢密爾頓像自己那位胡格諾教徒的外祖父一樣懼怕天主教教廷的勢力，然而在整個革命的過程中，他思想的主旋律卻完全超越了教派隔閡：最好的政府應當是對宗教寬容的政府，而不是刻意贊助某一個特定教派的政府。

  7月5日，第二屆大陸會議簽署了《橄欖枝請願書》（Olive Branch Petition），最後一次向英國政府表達了善意，希望能夠通過和平方式解決與英國的對立，避免進入更嚴重的敵對狀態。這份文件再一次向國王效忠，並且機智地將矛頭指向國王陛下的那些「狡猾而殘忍」的大臣們[18]。傲慢的英王喬治三世並沒有屈尊答覆殖民地的這封信，他的冷淡讓大陸會議失望之極，並且開始著手加強戰備了。8月23日，國王頒布了一道敕令，宣布他的北美臣民們開始「公然作亂」。[19]這個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發誓要徹底讓它的那些不聽話的海外殖民者臣服。

  巧合的是，就在8月23日當天晚上，漢密爾頓也第一次嘗到了英國軍隊的厲害。所有人都知道，四面環水的曼哈頓，如果沒有海軍協防，在英國艦隊面前將不堪一擊。所以，當英國戰艦亞細亞號在那個夏天出現在紐約港灣里的時候，它顯然是一件十分有效的威懾工具。紐約州議會同時也很擔心位於班特利高點的喬治要塞的安危，這座放有 24尊加農炮的要塞有可能被英國人奪了去。漢密爾頓和其他15名國王學院的志願者一起，參加了將要塞的這些大炮拖到較為安全的考曼區的「自由之竿」附近的冒險行動（學院的傳說，後來宣稱有兩尊被漢密爾頓他們搶救出來的大炮就埋在校園的綠地下面）。搶在亞細亞號派出的一條停泊在岸邊的登陸艇向他們猛烈射擊之前，漢密爾頓和他的同學們用繩子硬是搶救出了超過十門大炮。隨後，亞細亞號便開始用它的舷炮猛烈地向岸上轟擊，大炮發出了雷鳴般震耳欲聾的聲音，加農炮彈把弗朗西斯酒館的屋頂炸出了一個大洞，讓成千的市民哭著喊著從床上爬起來逃到了街上。

  「亞細亞號向城市射擊。」赫拉克里斯·馬立甘寫道，「我記得很清楚，漢密爾頓先生當時就在遭受炮擊的現場，因為當我在用力地拖一門加農炮的時候，漢密爾頓先生走過來將他的步槍遞給我，然後接過了繩子繼續拖那門炮。」在漢密爾頓安頓好那門炮後，他跑向馬立甘，索要自己的步槍。然而，馬立甘裁縫告訴漢密爾頓，他把步槍落在了班特利——一個正好處在亞細亞號火炮射程半徑之內的地方。「我告訴他我把槍丟在了那裡。」馬立甘繼續寫道，「漢密爾頓先生全然不顧當時仍然持續不斷的炮擊，返回去尋找那支槍，就仿佛敵人的戰艦不在自己身邊一樣。」[20]

  到了秋天的時候，漢密爾頓並沒有感到輕鬆，《紐約公報》的出版商詹姆斯·里文頓在這個時局動盪、風雨飄搖的時節，也遇到了麻煩。里文頓是個富有的倫敦書商的兒子，他是一個文雅但卻積極的人，總是頭戴銀色的假髮。他於1773年在華爾街創辦這份報紙的時候，自豪地宣稱自己的報紙將保持政治的中立，發誓將容忍所有的觀點。然而，實際上，他一直也沒有放棄親英派的立場。

  無論如何，在過去的幾年中，親英派的觀點一直占據著里文頓的報紙的絕大篇幅，在批評「自由之子」和它的那些草根工人階級成員的時候，里文頓從來都會把音調調高几個分貝，並且經常會專門發文批判「自由之子」的領袖亞歷山大·麥克道爾和艾薩克·西爾斯（Isaac Sears）。在1774年9月的時候，西爾斯給里文頓寫了一封措辭異常嚴厲的信，在信中他寫道：「我相信你要麼是個無知又無恥的冒牌貨，要麼就是一個低賤的奴才，願意為了那些收買了你的惡棍干任何骯髒的勾當。」[21]沒多久，《紐約公報》的對頭《紐約雜誌》刊登了一份冗長的愛國者中的訂閱者名單，這些愛國者都曾是《紐約公報》的訂戶，而他們都因為感覺自己被裡文頓背叛，因而取消了訂閱。在萊克星頓的槍聲和協和鎮的戰鬥打響後，里文頓的安生日子就屈指可數了。曾經攆跑庫珀校長的暴徒們這回把目光投向了已經被嚇壞了的里文頓。里文頓跑到「魚狗」號軍艦上躲了整整十天，等到他回到自己的印刷廠的時候，他的苦難也並沒有結束。1774年的夏天，紐約州議會通過了一項決議，任何幫助敵人的人都應當被解除武裝、投入監獄甚至流放。西爾斯就根據這個命令來對付里文頓。

  西爾斯的綽號是「街頭的紐約之王」，他並非一個平凡的紐約市民。西爾斯是一個富有的船長，他在西印度貿易中積累了不少資產，又在法國-印第安戰爭中帶領一條武裝私掠船發了一筆橫財。11月19日，西爾斯在康乃狄克組織了一支將近100人的騎兵隊，綁架了塞繆爾·西伯里牧師，在將他的這個親英派戰利品拖到紐哈芬遊街示眾前，還恐嚇了西伯里牧師的家人。雖然西伯里牧師身陷囹圄，他卻拒絕承認自己就是那個因為一系列文章招致漢密爾頓著名的反駁的「威徹斯特農夫」本人。西爾斯的小軍隊於是向南進發，閃電般襲擊了里文頓在曼哈頓的印刷廠，打算讓這個「反動堡壘」徹底關門。事後，漢密爾頓給約翰·傑伊寫了一封信，用很大篇幅表達了對這種暴行的不滿。或許是受到了休·諾克斯的邀請，漢密爾頓很可能是從紐約給千里之外聖·克羅伊島的《皇家荷屬美洲公報》投了一組匿名稿件。這些至今才被發現的文章填補了漢密爾頓早期文集的空白，同時也讓人們有機會一窺漢密爾頓在獨立戰爭時期的生活。在一篇有關里文頓的報導中，這位匿名的記者寫道：

  上周的《紐約公報》的內容使得它的出版人里文頓先生，在11月23日那天出乎人們意料地被75名手持裝有刺刀的明火槍的康乃狄克輕騎包圍了，他們在中午12點到下午1點之間闖進了里文頓先生的報社，徹底摧毀了所有的字模，使得里文頓先生的報社陷入了完全癱瘓的局面，使得他在五十多歲的時候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頃刻間化為了泡影。驚訝的市民在一旁圍觀，然而卻沒有人站出來為這位正在遭受迫害的先生提供哪怕一點點的幫助。《紐約公報》的出版將會因此而中止，直到美國重新建立一個能夠控制局面的政府。[22]

  儘管這篇報導的作者並沒有署名，但是除了漢密爾頓外，還有誰能在紐約向聖·克羅伊島的報紙投稿呢？根據赫拉克勒斯·馬立甘的回憶，在當時的所有旁觀者中，只有一個人鼓起勇氣為里文頓辯護，這個人就是漢密爾頓。「當里文頓的報社遇到一群武裝分子襲擊的時候，漢密爾頓先生憤怒地譴責我們這些康乃狄克鄰居侵犯了大家的權利（儘管這家出版社被認為是站在親英派一邊的），他一個人衝到了事發現場，呼籲旁觀的群眾站出來跟他一起阻止那些闖入者掠走《紐約公報》的鉛字模。」[23]

  就像暴徒們襲擊邁爾斯·庫珀時一樣，發生在里文頓家的事情在漢密爾頓腦海中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象，對群眾性暴動的恐懼使得他在法國大革命爆發時有了非常強烈的反應。在西爾斯的手下劫掠里文頓的報社後的幾天，漢密爾頓給約翰·傑伊寫了一封信，告訴傑伊在他看來里文頓的報社是危險而有害的，而里文頓本人也不是什麼好東西。然而，另一方面，他卻認為自己有義務譴責那些無法無天的暴行：

  在目前發生的這些騷亂中，群眾的情緒正在逐漸向令人擔憂的方向發展，很可能走向可怕的極端。群眾的這種激情確實有利於打倒暴君和壓迫；然而另一方面，缺乏足夠理性和智識的引導，群眾的激情就會滑向徹底蔑視一切權威的深淵。目前在知識界已經很少有人能夠保持理性了，更不用說那些毫無思想的普通大眾。當人心不古之時，普通民眾會變得輕率而樂於享受無政府的混亂。[24]

  顯然，這個內心充滿矛盾的21歲的年輕人一方面嚮往革命，另一方面卻也擔心混亂成為社會的常態，尤其是懼怕那些沒有什麼文化的普通大眾的激情會讓社會秩序蕩然無存，可以說，漢密爾頓的身上並沒有洋溢著忠誠的革命熱情。他清楚地知道，自由越大，秩序越弱。辯證地來看，過度的自由，最終會導致失去自由。漢密爾頓一生的任務就是要盡力解決這一矛盾，以平衡自由與秩序的關係。

  報社事件的最終結局很值得一提。詹姆斯·里文頓僅僅暫時因此事而停業。後來他又以「國王御前出版人」的身份於戰時在英國軍隊占領的紐約恢復了他的生意。表面現象總是容易迷惑人的，儘管在公開場合，里文頓在他控制的《皇家公報》（The Royal Gazette）上連篇累牘地抨擊愛國者，但在暗地裡，他卻秘密地將英國海軍的情報縫在書的封皮下面交給愛國者的間諜以轉交給華盛頓將軍。他理應獲得人民的褒獎。

  當里文頓由於自己的言論而被迫閉嘴的時候，漢密爾頓卻為自己因此無處發表文章而焦躁不安。對於這個野心勃勃同時又可以嫻熟駕馭文字的年輕人來說，發表文章抨擊英國當局是一舉成名的最佳捷徑。1776年1月初，一位在兩年前來到費城的名叫托馬斯·潘恩（Thomas Paine）的自學成才的英國移民，通過匿名出版一本《常識》（Common Sense）宣傳冊，為漢密爾頓樹立了仿效的目標。這位從前的婦女內衣製造商和稅官撰寫的號召北美人民獨立的宣傳冊喚起了大家的共鳴，到年底的時候，竟然賣出了12萬本。

  現在，漢密爾頓轉而投向了由堅定效忠革命的約翰·霍爾特控制的共和派報紙《紐約雜誌》，他或許通過威廉·利文斯頓會晤了霍爾特這位《紐約雜誌》的發起人之一。1774年，霍爾特去掉了報頭的皇室標記，並代之以班傑明·富蘭克林在20年前為他那著名的奧爾巴尼聯盟計劃（Albany Plan of Intercolonial Union）所設計的標誌：一條被斬為數段的銅斑蛇和一句激動人心的口號「聯盟或是死亡」（富蘭克林的原話是「團結或者死亡」）。羅伯特·特魯普回憶說，漢密爾頓在國王學院念書的時候發表了很多篇文章，其中「相當大一部分是發表在約翰·霍爾特這個熱情的愛國者在紐約主編的那份報紙上」。[25]此時的漢密爾頓並沒有放棄詩歌創作，他時常會創作一些即興詩和諷刺性的段子，並且給了特魯普整整一捆這樣的詩歌，不過這捆稿子後來在獨立戰爭期間散失了。

  有趣的是，後人在編輯漢密爾頓文集的時候重印了他在親英派的里文頓控制的報紙上所發表的文章，卻略掉了他在霍爾特那邊寫的東西。和漢密爾頓生活在同一時代的人都知道漢密爾頓就是《紐約雜誌》的那些筆鋒犀利的社論背後的匿名作者。「我希望漢密爾頓先生能夠一直忙著寫文章。」約翰·傑伊在1775年12月5日寫給亞歷山大·麥克道爾的信中寫道，「我已經有三個月沒有收到霍爾特先生主持的報紙了，因此也不曉得漢密爾頓在這三個月里又取得了哪些成績。」[26]實際上，這段時間裡漢密爾頓為《紐約雜誌》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從1775年11月9日到1776年2月8日，一篇題為《觀察家》（The Monitor）的文章在《紐約雜誌》整整連載了14期，這或許是霍爾特在獨立戰爭爆發前刊登的最長、也是最重要的一組文章。在這14期文章中，漢密爾頓概括了他的那些「駁農夫」文章的中心思想，即北美殖民地僅對國王而非議會效忠。儘管漢密爾頓後來收回了一些過於激進的觀點，比方說反對維持常備軍，同時也對他惡毒嘲笑王室、教會、僧侶而表示懺悔，這些文章仍然可以說是漢密爾頓寫得最棒的文章。

  在《觀察家》一文中，漢密爾頓留下了很多可以證明自己是此文作者的線索。在 1769年寫給他的好朋友愛德華·史蒂文斯的信中，他哀嘆自己是一個「卑賤的」小職員，而他現在警告自己的同志，卑賤地逆來順受會讓大家「從自由人降格為奴隸」。[27]他眼中的卓越領袖就應該像他自己的格言中所寫的那樣，堅定而果斷。在漢密爾頓看來，「在公共事務中，沒有什麼能夠比過分的謹慎、猶豫不決和拖沓遲緩還要糟糕的了」。[28]此時，他又幾乎是逐字逐句地重述自己在「駁農夫」文中的老調，宣稱英國的那些大臣「已經走得太遠，早已聲名狼藉，身處絕境，無法回頭；他們的榮譽、信譽、官位乃至他們的生命，都取決於他們現在所做的一切是否能夠成功」。[29]和其他許多多產的作家一樣，漢密爾頓有時會在無意中再次說出自己曾經說過的話。

  《觀察家》系列文章說明漢密爾頓是一個匿名的革命者。起初，他在文章中大段描寫了對革命成功後光明未來的憧憬，這無疑是激進的煽動文章慣用的套路。他熱情地讚美美國革命，樂觀地預言在戰爭之後，這片土地將成為「偉大、繁榮、強大的國度，而這一切都是我們在卑躬屈膝地屈服於強力之下時所不能獲得的」。[30]不過，這種樂觀的預言依然在人性的弱點下被蒙上了一層陰影。漢密爾頓一方面讚美他的同胞，另一方面卻也禁不住坦率地表達了他的憂慮：「不得不承認，我們中的許多同胞的行為是對人性的極大諷刺。在這些人身上，我們所看到是一個融合了矛盾、謊言、怯懦、自私和虛偽的混合體。」[31]漢密爾頓同時還對獻身精神著了迷，他對殖民地人民說道，他們應當發誓「要麼帶著尊嚴活著，要麼光榮地戰死」。[32]這種想法讓漢密爾頓異常著迷，他在《觀察家》系列中的一篇文章的結尾，引用了《伊利亞特》中的一句話：「若是有人被死和命運俘獲，那就讓他死吧——為保衛故土捐軀，他死得光榮！」[33]

  漢密爾頓僅僅用了一個星期就匆忙完成了《觀察家》系列文章，這一速度非常驚人，要知道，他此時還是一個大學生，仍然執著地每天早上起來參加在聖保羅教堂公墓的例行訓練。漢密爾頓的精力並沒有全部用在撰寫政論文章上，這位在校大學生開始了初步的法律學習，每天都流連忘返於國王學院引以為傲的法律圖書館裡，每天與威廉·布萊克斯通爵士（Sir William Blackstone）和愛德華·庫克爵士（Sir Edward Coke）的作品做伴。就像他後來所說的那樣，「通過艱苦的努力」，他有資格取得學士學位，「而這段學習，為他未來從事法律職業打下了基礎」。[34]漢密爾頓或許在國王學院僅僅待了兩年的時間，由於革命爆發的原因，他應當從來沒有正式地從國王學院畢業。由於國王學院與邁爾斯·庫珀的特殊關係，1776年4月6日，愛國者的軍隊接管了國王學院，將它變成了一所戰時醫院。

  在2月8日發表完《觀察家》的最後一篇文章之後，為了實現他斬獲軍功的理想，漢密爾頓毅然決然地放棄了自己頗為光明的宣傳冊寫手的前途，應徵入伍，期望能夠光榮地取得若干軍功。2月18日，他給《皇家荷屬美洲公報》寫了一封信，宣布自己已經加入了軍隊。這封未署名的信充斥著犧牲精神的詞句：

  我不知道將來是否還有機會再給貴刊投稿了……我即將加入軍隊，或許我將註定為我的筆所維護的理念而血戰到死。倘若結局果真如此，如果上天真的如此安排的話。那麼可以說，我生來就是為了戰死沙場的，我的理性和良知告訴我，再沒有比這更重要和更好的理由了。[35]

  漢密爾頓之所以發表了這麼一則聲明，是因為紐約州議會決定募集一支炮兵部隊以保衛紐約，這再一次給了這個野心勃勃的西印度群島小子一個向上爬的機會。和史上的一切革命一樣，美國革命給了無數局外人機會。對於漢密爾頓來說，幸運的是亞歷山大·麥克道爾負責組建紐約歷史上第一個愛國者的團隊。麥克道爾是一個脾氣暴躁的好鬥的蘇格蘭後裔，他曾做過船長，同時也是威廉·利文斯頓的門客之一，或許就是利文斯頓將漢密爾頓介紹到了麥克道爾麾下。漢密爾頓還在國王學院念書的時候，他曾從麥克道爾那裡借了一些宣傳冊來讀，沒想到這些書在他的房間被人偷走了，漢密爾頓為此還大為苦惱。

  2月23日，州議會宣布：「麥克道爾上校推薦亞歷山大·漢密爾頓先生擔任炮兵連上尉連長。」[36]羅伯特·特魯普後來說，麥克道爾讓約翰·傑伊（此時他已是利文斯頓的女婿）說服漢密爾頓接受了這項令人垂涎的任命。於是，在接受了測驗之後，漢密爾頓於1776年3月14日正式接手了麥克道爾的炮兵連隊。當人們對這個年輕的大學生是否有能力指揮一支炮兵連表示懷疑時，麥克道爾和傑伊成功地說服了他們。就在漢密爾頓接受這項任命之前，他已經和代表斯特林勳爵的埃利亞斯·鮑迪諾特取得了聯繫。此時斯特林勳爵剛剛被晉升為陸軍准將，並且邀請漢密爾頓擔任他的軍事副官。當時漢密爾頓的頭腦依然頑固不化，不想聽命於任何人，因此拒絕了這個在其他人看來頗有誘惑力的職位。鮑迪諾特告訴失望的斯特林勳爵，漢密爾頓接受了一項擔任炮兵連長的任命，「因此拒絕了在閣下的旅擔任您副官的邀請」。[37]

  赫拉克勒斯·馬立甘聲稱，漢密爾頓的炮兵上尉的任命是有條件的，即漢密爾頓需要徵召至少30名士兵。他吹噓道，他和漢密爾頓兩個人在一個下午就募集了25名士兵。在這個最終由68人組成的連隊中，漢密爾頓註定要擔當父親般的責任。連隊裡的一部分士兵是大字不識一個的文盲，於是他們在漢密爾頓那本用來管理士兵服裝、糧餉和紀律的所謂的軍餉花名冊上按手印而不是簽字。根據傳統，漢密爾頓從資助他念書的聖·克羅伊島的基金里拿出錢來裝備自己的連隊。他後來寫道：「軍事上的光榮是要靠不斷的戰功來激勵和保持的，必須抓緊一分一秒來加強對新兵的軍事訓練。」[38]

  很快，這位21歲的上尉就因為能夠和他的部下同甘共苦而深孚眾望。他對不公平的對待異常敏感，積極遊說給予他的部下和大陸軍其他單位的士兵相同的軍餉和配給。作為一個堅定的精英主義者，漢密爾頓積極地支持紐約州議會從連隊內部提升幹部的規定。在他的部下眼中，漢密爾頓是一個強硬但卻公道行事的領袖，以至於許多年後，漢密爾頓的一位部下還聘請他擔任自己的律師，即使此時他們在政治上早已成為水火不容的敵對關係。當漢密爾頓問他這麼做是否明智的時候，他的這位以前的部下回答道：「在戰爭時期，我曾在您的連隊服役，我知道儘管我對您無理，您也會公正地對待我。」[39]

  在漢密爾頓從軍的那段時間裡，他一直對軍裝非常挑剔，漢密爾頓堅持認為他的部下應當有最漂亮的軍裝。「沒有什麼比激發士兵的虛榮心更必需的事情了。」他後來寫道，「從這個意義上講，士兵考究的著裝便顯得非常重要。否則，戰士們就會被旁人嘲笑、奚落。」[40]他的部隊都穿著釘著銅紐扣，有著淡黃色領子的外套，斜挎著白色的綬帶。在不到四個月的時間裡，他就為他的士兵們弄到了75條鹿皮長褲，其中所需的一部分費用還是他自掏腰包支付的。相應地，漢密爾頓的連隊的表現，和他們的軍裝一樣漂亮。特魯普回憶說：「在連隊召集起來之後，他就開始不知疲倦地操練部隊，以便讓部隊在每個細節都符合紀律條令的要求，沒過多久，漢密爾頓的連隊就成了整個軍中的紀律樣板。」[41]後來，當漢密爾頓已經官至少將時，他還建議自己的部下像他當年一樣，一定要親自投入到士兵的訓練中去。

  漢密爾頓並沒有犯新手們身上經常會出現的優柔寡斷的毛病，因此，他給許多高級軍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這些人都加入了迅速增加的漢密爾頓的崇拜者的行列中。有一天，納撒尼爾·格林將軍（General Nathanael Greene）——一位前教友派信徒和羅得島的五金商人——在途經考曼區的時候，漢密爾頓走進了他的視野中。他對這個年輕人能夠如此遊刃有餘地操練部隊感到異常驚訝，於是停下來和漢密爾頓攀談了起來。之後，他邀請漢密爾頓共進晚餐，對漢密爾頓能夠擁有如此淵博的軍事知識而感到大為震驚。格林將軍僅有的正規軍事經驗僅僅源自曾經在部隊服役過的兩年，因此這位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自學成才的將軍非常欣賞漢密爾頓的專業軍事素養。「他的知識很大程度上靠的是他的直覺，」炮兵司令亨利·諾克斯（Henry Knox）後來講道，「在我們剛剛遇到格林將軍的時候，他對軍事基本上一無所知。然而，僅僅12個月後，他就和軍中的其他將軍處於同樣的水平上了。」[42]喬治·華盛頓對納撒尼爾·格林將軍的評價要比其他人高得多，很有可能是因為這位格林將軍是第一個在華盛頓面前誇讚漢密爾頓的才能的人。就像斯特林勳爵一樣，格林將軍很可能也給了漢密爾頓一個副官的職位，如果這屬實的話，那麼漢密爾頓又一次拒絕了別人的盛情邀請。

  在波士頓於3月落入了大陸軍之手後，英國人對此大為震驚，而這一勝利同時也大大地鼓舞了愛國者的革命熱情，紐約看起來就要成為戰鬥的前線了。整個城市都為了可能的英軍入侵而緊張地準備起來。漢密爾頓已經早早地告訴他的那些遠在聖·克羅伊島的讀者們：「在一片恐慌中，紐約城裡一半的居民都已經逃離了這座城市。」[43]從3月份開始，斯特林勳爵指揮著4000名士兵，封鎖了城市的主要街道，並且，在從哈得孫河到東河之間的整個曼哈頓，都布置了大量的大炮和堡壘。漢密爾頓受命指揮一個位於貝亞德山的由12門加農炮構築成的要塞，這個要塞的位置現在就大致處在卡納爾和馬爾伯里街交叉的地方。

  4月份，華盛頓從新英格蘭南下紐約來視察當地的軍事準備情況，將他的司令部安在了哈得孫河畔的一座名叫里奇蒙山的大宅子裡，這個房子後來成了亞倫·伯爾的家。巧合的是，此時剛剛從愛國者進攻魁北克的戰鬥中大敗而歸的亞倫·伯爾在6月份拜訪了華盛頓，並且接受了華盛頓的邀請，成了他麾下的一名戰將，或者說，如同更為人們所稱道的，他成了「大家庭」中的一員。這位身出名門的伯爾公子對未來充滿了美麗的幻想，以為華盛頓能夠對他委以重任。當伯爾發現分配給他的工作不過是一些平凡的瑣事時，他很快就厭惡地退出了華盛頓的部隊，並且給華盛頓寫了一封信，抗議說許多不合格的人得到的職位比他還高。於是，他轉投到伊斯雷爾·帕特南少將（Major General Israel Putnam）麾下。亞倫·伯爾對於陰謀詭計的熱情，缺少足夠的服從精神，甚至還有他無休止地對美色的追逐，都激怒了華盛頓將軍。亞倫·伯爾在戰爭時期的政治前途，很大程度上，由於他與華盛頓冷淡的關係，就已經被決定了。與此相反，他同時代的那些人，比如說最著名的亞歷山大·漢密爾頓，都從華盛頓將軍的提攜中受益匪淺。

  在這段日子裡，華盛頓至少是從側面了解到了漢密爾頓。漢密爾頓這個嚴厲的上尉以「叛變」的罪名，逮捕了一名中士、兩名下士和一名二等兵，這幾個人被軍事法庭判處了較輕的刑罰，而華盛頓將軍則寬恕了其中的兩名主要的犯事的傢伙。在華盛頓將軍寬恕他們之前，他曾在1776年5月15日給漢密爾頓簽發了幾個命令。要求漢密爾頓將其連隊「於下個星期日早上10點在考曼區」集合。[44]我們從一個月後出版的《皇家荷屬美洲公報》上可以讀到，漢密爾頓在一天夜晚指揮大約100名士兵，勇敢襲擊了紐約港外的桑迪·胡克燈塔。「我們用野炮和步兵武器對燈塔發起了進攻，進攻整整持續了兩個小時。」這位戰地記者兼炮兵上尉寫道，「當時我們處於燈塔和英國海軍艦炮的兩面夾擊之下，沒能動得了燈塔一根汗毛。」[45]不過，漢密爾頓的部隊在這場襲擊中並沒有遭受任何損失，他把襲擊的失敗歸咎於自己的部隊缺乏必要的補給，同時英國人在襲擊開始之前就已經掌握了他們的動向。無論如何，漢密爾頓那成為軍事領袖的理想，已經從夢想開始變成現實了。

  回到曼哈頓後，年輕的上尉發現整個城市陷入了暴力迫害親英派同情者的狂歡之中。很多親英派人士都成了一種名為「騎杆子」的狂熱儀式的犧牲品，他們被強迫跨坐在一根「鋒利的杆子」上，由兩個壯漢抬著被遊街示眾。被迫害的人的名字被大聲呼喊著，傳遍街頭巷尾，人們為這些受害者蒙受如此的恥辱而縱情歡呼。一位看熱鬧的人寫道：「我們在這個星期里將好幾個親英派的大人物都拉出來遊街示眾……他們中的一些人受到了粗暴的對待，在被拖上杆子的時候，他們的衣服被扯掉了，身上、後背上都沾滿了泥土……今天早上，大街上已經很難可以看到親英派了。」[46]

  由於紐約曾是親英派及其同情者的大本營，當地人非常擔心，親英派有可能正在密謀策劃對華盛頓將軍不利的行動，無論是逮捕還是刺殺華盛頓將軍，都會是給英國人獻上一份價值無法估量的大禮。實際上，紐約的前州長威廉·特倫確實在策劃這樣的行動。6月21日，也就是漢密爾頓從桑迪·胡克燈塔撤退下來的那天，一樁策劃謀殺華盛頓將軍並且組織一支親英派軍隊的密謀暴露了。紐約市的親英派市長，戴維·馬修斯（David Mathews）被指控犯有「惡毒地謀劃破壞北美聯合殖民地自由和權利的謀反罪」。[47]其他的一些被牽涉進這樁陰謀的人中還包括華盛頓將軍的幾名私人衛士，尤其是托馬斯·希基中士（Sergeant Thomas Hickey）。馬修斯市長承認他曾和英國軍隊有過聯絡，接著就被關進了位於康乃狄克州的監獄。然而，目中無人的希基中士在軍事法庭上並沒有拿出什麼對自己有利的證據，於是他被判處絞刑。

  漢密爾頓興奮地向他的那些聖·克羅伊島讀者報導這些戲劇性的事件，告訴他們：「這是迄今為止我們在親英派分子中所揭露出的最野蠻的陰謀。」他向讀者描述了在當時廣為流傳的安在親英派頭上的那些聳人聽聞的消息，說他們在謀劃著名「謀殺所有的軍官、炸掉彈藥庫，打算裡應外合，將城鎮都交給英國人」。[48]6月28日，將近7萬旁觀者——幾乎是仍然留在城裡的所有人，也包括漢密爾頓在內——都涌到了鮑威利區附近的草坪上觀看托馬斯·希基走上絞刑架。囚犯沒有絲毫悔意，而華盛頓打算用處決他來震懾親英派，起到殺一儆百的作用。希基拒絕了接受牧師最後為他祈禱的權利，他解釋道「這些人都是殺人犯」。[49]他一直表現出一副大義凜然、無所畏懼的模樣，當劊子手將絞索套在他的脖子上的時候，他卻突然流下了眼淚。幾分鐘後，他的屍體便懸在絞刑架上搖晃了。在他被處決的時候，漢密爾頓大聲地為華盛頓英明的決策而歡呼：「看來那些落在我們手裡的惡棍到頭來都會罪有應得。」[50]此時，漢密爾頓很可能已經結束了他的一個任務。實際上，在一個有趣但不合邏輯的推論里，這位未來的財政部長寫道：「有謠言說用金屬合金鑄成的銅幣將會退出流通領域，而被個頭兒更大的新的北美大陸銅板所取代。」顯然，這位年輕的上尉此時已經開始鑽研貨幣政策。

  在希基被處決的時候，喬治三世國王發現自己離征服他的這些桀驁不馴的殖民地還差得很遠。這個當時世界上最為強大的海軍強國開始在桑迪·胡克附近集合起一支包括戰列艦和運輸艦在內的強大艦隊，揭開了18世紀一場最大規模的兩棲作戰的序幕。英國人很快拼湊起了一支包括300艘軍艦和32,000名士兵的大部隊，其中還包括8400名來自德國的黑森僱傭兵（Hessian）。集結如此大規模的軍隊顯然是為了脅迫北美人民，通過這種武裝大遊行來嚇唬那些不安分的老百姓，讓他們恢復理智。英國人海上的這個浮動的城市裡的士兵人數，已經遠遠超過愛國者的軍隊和留在紐約城裡等著抵抗英國人的市民人數的總和。

  華盛頓的部隊集結在了南曼哈頓的戰壕里，此時他手下只有不到2萬名缺乏經驗的士兵，而且一條軍艦也沒有。華盛頓一定為如何能夠打敗武裝到牙齒的敵人而傷透了腦筋。華盛頓寫道，他正在採取「一切手段」，來準備迫在眉睫的敵人的進攻，然而，他承認他的軍隊「極度缺乏武器彈藥，而這嚴重打擊了部下的士氣」。[51]為了應對嚴重的彈藥短缺，紐約州議會決定把所有的鉛從房頂和窗戶上剝下來，熔化掉用來製造子彈。城裡的樹木都被當柴火燒掉了，沒過多久，紐約就仿佛成了一座鬼城。「你看看街上有多少間房子大門緊鎖，你就知道現在這個城市已經基本上快被疏散乾淨了。」一位親英派分子寫道，「大街上已經很難看到婦女和兒童的身影了。」[52]

  7月2日那天，當威廉·豪將軍（General William Howe）指示由他的兄弟，海軍上將理察·豪勳爵（Admiral Lord Richard Howe）所指揮的艦隊起航穿過紐約灣海峽的時候，英國人的作戰目的就非常明朗了。成千上萬的英國兵在斯塔頓島登陸。那些在曼哈頓碼頭和房頂上駐守的大陸軍士兵被源源不絕的英國人大搖大擺的登陸場景嚇得目瞪口呆。一個美國兵在看到英國軍艦的桅杆「如同一片松樹林一般」塞滿整個海灣的時候，他說道：「我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敢斷言倫敦一定是如我所見這樣的一座漂浮在海上的城市。」[53]漢密爾頓和他的炮兵連此時就駐紮在班特利，他們居高臨下，一定能清清楚楚地「欣賞」到敵人的耀武揚威。

  對於這些受到威嚇的北美移民來說，此時宣布獨立似乎並不是一個很吉利的時刻，不過他們事實上卻這麼做了。面對從古羅馬時代以來歷史上最為龐大的帝國，北美殖民地的移民們決意反擊。7月2日，大陸會議一致通過了一項決議，宣布獨立，此時只有紐約做了棄權。兩天後的7月4日，大陸會議通過了經過修訂的《獨立宣言》的最終版（事實上，直到8月2日這份宣言才真正被代表們簽字）。不過，宣布獨立並沒有伴隨什麼激進的舉動和騷亂。儘管當時已經處於公開的戰爭狀態，這些遵守法律的人們還是覺得有必要簽發一份正式的文件，心平氣和地陳述他們為什麼要獨立的理由。這一莊重而勇敢的行動公然挑戰了歷史。當時從來沒有哪個殖民地在歷史上曾經成功地脫離統治國獨立，最終建立一個獨立自主的國家。而那些在《獨立宣言》上簽字的人清楚地知道，從歷史經驗來看，他們成功的概率微乎其微。他們同樣知道，「叛國」是一項最高可被判處絞刑的罪名，而當強大的英國艦隊抵達紐約的消息傳到費城的時候，這個可怕的罪名就顯得一點也不抽象了。

  《獨立宣言》在美國建國後最初的許多年中並沒有取得如現在般神聖的地位，甚至在最初的兩個星期，它都沒有被謄寫到正式的官方文稿上。相反，一位名叫約翰·鄧拉普（John Dunlap）的印刷工印刷了500份海報，並由專人快馬散發到各個殖民地。7月6日，當漢密爾頓上尉正在如無頭蒼蠅一樣到處找他那丟失了的錢包的時候——他有時候是一個健忘天才——紐約地方的報紙宣布了獨立的消息。兩天後，華盛頓第一時間拿到了《獨立宣言》的副本。第二天，紐約州議會確認了這份文件。當天下午6點，華盛頓將他手下的全部人馬集合到了考曼區——就在漢密爾頓初次對公眾發表演講的同一地方——大聲地向部下宣讀了這份激動人心的宣言。這些全神貫注的士兵從他們的司令官那裡得知，「聯合殖民地」最近已經宣布各州成為「自由的獨立國家」。[54]

  這句人們等待了多年的話激發了強烈的愛國熱情。市民和武裝分子迅速湧上了百老匯街，毀掉了包括酒館門口懸掛的英國王室徽章標記在內的沿途所有帶有英國色彩的痕跡。在百老匯街邊的博林格林，人們摧毀了一座喬治三世國王身著羅馬袍服騎在馬上的鍍金塑像，而這尊塑像當初是為了慶祝廢除印花稅法而樹立起來的。約翰·亞當斯曾經對這尊塑像表達過無限的崇敬，他說：「在一片風景優美的橢圓形的土地上，矗立著一尊騎在馬背上的國王的雕像，底座是大理石，塑像本身是鉛合金的，表面鑲金，十分高大。」[55]然而現在，出於象徵性和實際的雙重考量，人們將喬治三世的塑像從基座上推倒，並且在推倒它的過程中斬掉了「國王」的頭顱。用來製作塑像的4000磅鍍金的鉛被立即送到了康乃狄克州的利奇菲爾德，在那裡，被送入熔爐，製成了42,088發步槍子彈。有人預測，國王的士兵「將很可能被熔化了的國王陛下擊中」。[56]

  這一行動大大鼓舞了那些身處英軍圍困中隨時面臨危險的人們的士氣。7月12日，英國決定給「反賊」一點顏色看看，以便讓他們知道什麼叫敬畏之心，順帶也測試一下他們的防禦能力。於是，英國人派出的擁有44門大炮的戰列艦鳳凰號和擁有28門大炮的三桅炮艦玫瑰號在舷炮的怒吼中經過南曼哈頓。這兩艘軍艦根本無視岸炮的轟擊，大搖大擺地駛進哈得孫河，向若干房頂傾瀉了一通加農炮彈後，毫髮無損地返回了艦隊。房頂上空的炮聲震耳欲聾，而此時的漢密爾頓正指揮著四門愛國者的武器庫中最大的加農炮直面英軍的攻擊。赫拉克勒斯·馬立甘回憶道：「漢密爾頓上尉此時和他的連隊駐守在班特利，他指揮著自己的炮兵向在哈得孫河上航行的鳳凰號和玫瑰號開火，此時，他的陣地上的一門加農炮突然爆炸了，有兩名士兵因此而喪生……他們後來被埋在了博林格林。」[57]實際上，漢密爾頓的那門爆炸了的加農炮很可能奪去了至少六名士兵的生命，並且讓其他四到五名士兵掛了彩。有人將這場災禍歸結到士兵平時缺少訓練，不過，當時軍中普遍的放縱吃喝嫖賭似乎更要對此負責。艾薩克·龐斯中尉（Lieutenant Isaac Bangs）在報告中寫道，許多加農炮都被士兵丟在一邊，「此時這些傢伙都正在他們常駐的『聖地』的窯子裡推杯換盞」。[58]在提到這次事故中所涉及的漢密爾頓手下的士兵時，中尉寫道：「由於我們自己的炮兵的疏忽大意，六個人在事故中被我們自己的大炮奪去了生命，此外還有幾個人受了重傷。據說，連隊中死傷的幾個士兵是因為喝醉了酒，醉醺醺地忘了擦拭和塞住出煙孔，所以當他們正在往裡裝彈藥的時候彈藥筒就開始著火了。」[59]換句話說，這些兵在第一次開炮之後，根本沒有清理引火裝置和炮膛中殘留的火藥。漢密爾頓並未因此受到譴責，而他的軍事聲譽一直水漲船高，也說明他並未受到這次可怕的事故的影響。然而，這次事故對他的衝擊，讓他很快就認識到戰爭是一樁醜惡的買賣。

  到了8月17日，紐約的居民已經處於極度的危險之中，華盛頓將軍敦促市民們立即離開這裡。戰前這座城市有25,000人，此時留在城裡的已經不足5000人。理察·豪勳爵的秘書，安布羅斯·賽爾（Ambrose Serle），毫不謙虛地嘲笑反抗軍是「有史以來最奇怪的軍隊：60歲的老頭、14歲的小孩、黑人，完全是一幫窮鬼組成的烏合之眾」。[60]華盛頓將他的衣衫襤褸的部隊分散到了曼哈頓和布魯克林。在渡過東河視察對岸地形後，漢密爾頓開始懷疑大陸軍是否能在布魯克林高地頂住英軍有組織的進攻。赫拉克勒斯·馬立甘回憶道，此後不久，在他家的一次晚宴中，漢密爾頓和約翰·M.梅森神父都同意大陸軍應當從布魯克林戰術性的撤退，以避免大陸軍被英軍徹底殲滅。「離開桌子之後，他們開始悲觀地討論長島駐軍所面臨的形勢，試圖尋找一個最好的撤退辦法。梅森先生和漢密爾頓先生決定給華盛頓將軍寫一封匿名信，向他提出一個最好的讓部隊全身而退的辦法」。[61]馬立甘將他們的這個計劃交給了華盛頓的一位副官，不過這一建議卻石沉大海。

  很不幸，漢密爾頓的預言完全準確。8月22日，數量龐大的英國登陸部隊從斯坦頓島出發，穿過納羅斯海峽，在布魯克林登陸。不出幾天，長島上的英軍士兵和黑森僱傭軍的總數就達到了2萬人，而這是當地壯丁人數總和的兩倍還要多。在經過了數天表面的平靜之後，英國士兵開始穿越一個個精巧的荷蘭式或是英式的小村子，走過一片片沼澤和草地，一路向北進發。所到之處，他們蕩平了房屋，拆除了籬笆，將路邊田裡的穀物連根拔起，大規模地屠殺那些缺乏戰鬥經驗的美國士兵。這些英軍兵分幾路，從不同方向向他們的共同目標——布魯克林高地的美軍陣地——推進。儘管華盛頓將軍從曼哈頓趕到布魯克林增援當地守軍，但布魯克林戰鬥依然呈現出一邊倒的結果，愛國者被殺得大敗，有大約1200名美國人在這場戰鬥中或是喪生或是被俘，這遠遠超過了英國人的傷亡。此時，華盛頓的軍隊背後就是東河，正前方是虎視眈眈的英軍，似乎已經陷入了絕境。此時，英國人只要狠狠地發動一個衝鋒，就可以將叛亂蕩平。

  人們普遍認為，漢密爾頓並沒有參加這場戰鬥，儘管有一位匿名的記者為《皇家荷屬美洲公報》詳細地描述了戰鬥中的經歷。這位記者自稱是「賓夕法尼亞部隊」的普通一兵，但依然有人認為這則報導出自漢密爾頓之手。這支賓夕法尼亞部隊，在當時和馬里蘭以及德拉瓦的部隊一道，都受漢密爾頓的那位貪杯的前贊助人——斯特林勳爵的指揮，他們在戰鬥中表現出了巨大的勇氣。在一位斯特林勳爵的傳記作家筆下，「沒有人能夠想到，這個肥胖的、患有風濕病、虛榮、華而不實、貪吃的酒鬼能以令人吃驚的熱情投入到了戰鬥中」。[62]那位記者高度評價了斯特林勳爵的部隊所表現出的巨大勇氣，他們「幾乎沒有大炮」，在絕境中勇敢地堅守陣地。這位記者同時也揭示了華盛頓在8月29日晚上指揮部隊夜渡東河這一著名撤退背後的戰略意圖，他認為華盛頓擔心英國軍艦會在第二天從河上游殺下來切斷他們和曼哈頓的聯繫。這位記者以當事人的角度描述了他們在這樣一個寒冷的雨天的經歷：「我們在夜裡兩點接到了從陣地上撤退的命令，在我們幾乎就要撤退到碼頭的時候，華盛頓將軍命令我們回到我們最初的戰線，而那裡，被認為是最危險的地方。」[63]這位業餘記者的連隊，在一塊小小的土地上進退維谷，他們蜷縮在那些正打瞌睡的英軍的步槍射程範圍之內，幸運地被濃霧和黑夜掩護著。拂曉時分，記者和他的部隊立即安全轉移到了最後的幾條即將離開布魯克林河灘的軍艦中的一條船上，安全撤退了。而在這場能夠充分表現出華盛頓傑出的領導才能的教科書般的行動中，華盛頓本人是最後一個撤退過河的。

  儘管美國人在英軍眼皮底下偷偷溜走了，對於英國人來說，這場戰爭似乎正按部就班地進行著，而他們的那些業餘的美國敵手在英軍強大的攻勢面前似乎一定會被碾個粉碎。英國軍隊並沒有緊緊咬住他們的敵人並徹底鎮壓他們的抵抗，相反，這些驕傲自大的傢伙無所事事地浪費了寶貴的時間，從而錯失了將這場衝突徹底結束的機會。9月15日星期日，英軍慢吞吞地恢復了進攻，在那一天裡，英國人對位於曼哈頓東邊河灘的基普灣（大致就在今天紐約的37街和38街之間）的美軍陣地進行了持續不斷的炮擊。炮聲響徹天空，震耳欲聾，理察·豪勳爵的秘書說：「這次可怕的炮擊持續時間之長，火力之猛烈，即便是在海軍和陸軍中，也沒有幾個人曾經經歷過。」[64]

  當十幾條駁船將英軍和黑森僱傭兵運到這片樹木繁盛的多山地帶的時候，愛國者的軍隊徹底喪失了鬥志，他們在恐懼中開始四散奔逃，完全不顧任何偽裝和紀律。憤怒的華盛頓將軍試圖制止眼前的這種毫無秩序的潰敗。儘管華盛頓向來以其冷靜沉著很少生氣而聞名，但是當他真的發起怒的時候，也是非常可怕的。他憤怒地詛咒眼前的這些驚慌失措的潰兵，狠狠地用自己的馬鞭抽打那些失魂落魄的不稱職的軍官。最後，他用力將自己的帽子扔到地下，憤怒地慨嘆道：「難道這幫傢伙就是要和我一起保衛美國的人嗎？」[65]由於英國人的拖拉，他們沒能追上向北落荒而逃的美國人，所以，絕大多數的愛國者都成功逃到了地處荒郊野外的哈萊姆高地。

  面對敵人的炮火，漢密爾頓倒是表現得非常平靜。貧嘴的赫拉克勒斯·馬立甘再一次繪聲繪色地講起了故事：「漢密爾頓在紐約城邊的邦克山的一個據點上和我軍的預備隊一起浴血奮戰。」[66]漢密爾頓後來間接證明了這段故事，他曾說過：「他是和最後一批離開紐約的部隊一起撤退的。」[67]漢密爾頓直到晚上才撤到了哈萊姆高地，他十分堅韌地在雷雨中徒步穿越了曼哈頓的森林。此時的他十分沮喪，後來，他對馬立甘講道：「在撤退的時候他丟失了自己的行李，並且還損失了一門加農炮，這門大炮在被拖拽的過程中散架了。」[68]此時他已經放棄了所有的重炮，而他的連隊現在也僅剩下兩門可以被馬或人力拖拽的野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