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大學生2

  邁爾斯·庫珀並不是唯一一個跟大陸會議唱反調的紐約牧師，他和後來的三一教堂的教區長的查爾斯·因革利斯（Charles Inglis）、時任威徹斯特鎮教區長塞繆爾·西伯里（Samuel Seabury）組成了一個保王黨寫作班子。西伯里是一個受人尊敬的大塊頭，同時滿腹經綸，他曾在耶魯和牛津接受過教育，擅長寫那種充滿著智慧同時還辭藻華麗的文章。根據一份王室頒發的特許狀，威徹斯特鎮享有許多特權，所以，當地的農夫非常擔心貿易禁運會影響他們的利益。所以，在大陸會議休會之後，西伯里便和邁爾斯·庫珀聯絡到了一起，用筆名「一位威徹斯特農夫」發表了一系列的宣傳冊。這個筆名幽默地應和了大陸會議的賓夕法尼亞州代表約翰·迪金森（John Dickinson）的著名的反對議會苛捐雜稅的宣傳冊《一個賓夕法尼亞農夫的來信》（Letters from a Farmer in Pennsylvania）。在「一位威徹斯特農夫」所寫的宣傳冊里，西伯里指控大陸會議聯合聲明的官員們是一群「蛇蠍般的惡魔」，他們會「將我們趕盡殺絕」。西伯里建議，大家應該把這幫傢伙捉住用胡桃木棍子狠狠地揍一頓。[51]他聰明地警告那些農夫，說普通的農夫將會是同英國進行貿易戰的直接受害者，如果商人抵制英國貨的話，那麼他們就一定會把賣給農夫的貨物的價格翻上幾倍。他寫道：「殖民地停止對外出口之時，也就是農夫自掘墳墓之時，難道我們能夠兜里一個子兒都沒有卻活下來嗎？」[52]

  西伯里的惡言謾罵在詹姆斯·里文頓（James Rivington）主辦的《紐約公報》（New-York Gazetteer）上開了第一炮後，立刻激起了造反派，特別是漢密爾頓新結交的夥伴們強烈的反對聲浪：「我們可以向公眾保證，在上一次『自由之子』的會議上，『農夫』的文章被我們傳閱，在讀了幾頁之後，大夥一致同意把它丟進火爐里燒掉，雖然，我們承認，沒有牧師的幫助，我們是不會讀和寫的。」[53]為了實踐他們的諾言，「自由之子」將幾本西伯里的宣傳冊塗抹上了瀝青和羽毛，然後把它們粘到了用來捆綁受鞭刑的犯人的柱子上。無論如何，西伯里的宣傳冊在人群中引起了巨大的反響，而造反派也發現，他們在同保王黨的筆戰中開始處於下風，此時的他們迫切需要一個文筆出眾的寫手站在自己一邊，為「自由之子」搖旗吶喊。

  能刺激漢密爾頓寫出一篇妙筆生花的文章所需的因素在西伯里那兒可以找到：一個強硬、強大的靶子。漢密爾頓本能地傾向於製造爭議，而且，事實上，他非常陶醉於存在的爭議之中。在面對西伯里的時候，漢密爾頓或許非常享受這種秘密地同一個英國國教牧師，特別還是邁爾斯·庫珀校長寫作班子裡的一員大將筆戰的快感。他偷偷地將自己的文章付諸報端，並且謹慎地隱去了自己的名字（那時候絕大多數的政論文章都是匿名發表的）。此時的漢密爾頓急切地渴望博取聲名，完全為一種在那個時代備受人們欣賞的雄心壯志所驅動。後來在提到自己當年的志向的時候，漢密爾頓將這種野心勃勃形容為「對名利的熱愛、對高貴心靈的嚮往，會讓一個人勇於為了公共利益而承擔艱巨的事業」。[54]雄心壯志如果僅僅是為了個人的私利，那麼就將變成不計後果的野心，但是如果是為了高尚的原則，就是值得讚美的。這一次，漢密爾頓第一次在報紙上進行的偉大的演出，便是為了高尚的信念而將自己的雄心壯志付諸行動。

  1774年12月15日，《紐約公報》為一本新近出版的題為《對大陸會議決定的全面辯護》（A Full Vindication of the Measures of the Congress）的宣傳冊刊登了一則GG，這則GG保證將正面回應「威徹斯特農夫」的挑釁，「農夫的詭辯將被曝光，農夫的責難將被駁倒，農夫的詭計將被識破，農夫的智力將被鄙視」。[55]這篇35頁的文章是漢密爾頓花了兩到三個星期寫出來的，正是在他剛剛於風雨飄搖的動盪時刻走入政治舞台的風口浪尖的時候。漢密爾頓表現出了絕佳的罵人不帶髒字的本領，也展現了完美的文學才能和與自己的年齡並不相稱的對於歷史、哲學、經濟學和法律的理解。在回顧自己的這段經歷的時候，漢密爾頓將那時的自己形容為一個毫無畏懼而又盛氣凌人的文字戰士，在筆戰中無往不勝。

  在發表《全面辯護》一文的時候，漢密爾頓清楚地知道自己的立場。很少有移民會毫不含糊地與自己的過去告別，或者全心全意地效忠自己的新國家，然而漢密爾頓卻不一樣。「我既不是商人，也不是農夫，我之所以寫下此等文字，完全是因為我熱愛我的國家——紐約」。[56]在漢密爾頓離開聖·克羅伊島僅僅一年半，他就寫下了這樣的文字。在《全面辯護》這篇文章中，漢密爾頓回顧了茶黨的冒險和緊隨而來的對波士頓的懲罰措施，這些措施中包括對英國軍隊「任意謀殺波士頓居民的授權」。[57]漢密爾頓支持茶黨的行動，同時嚴厲抨擊了英國人對整個殖民地人民毫無區分地加以懲罰，而不是僅僅處罰直接的肇事者。他聲援了人民大眾對於北美殖民地在議會中沒有席位卻要被迫納稅的不公平待遇，並為大陸會議通過的貿易抵制政策做了辯護，漢密爾頓強調，英國政府應當為它的暴行付出代價。年輕的漢密爾頓宣稱，英國已經在稅收和債務中作繭自縛，這個國家已經在奢侈中腐化墮落了——這一論斷，聽起來是更像托馬斯·傑斐遜，而不是後來被大家所知道的那個漢密爾頓啊！

  《全面辯護》一文中有多處都是冗長的車軲轆話。漢密爾頓的成熟文風就是這樣如同一個律師一樣，總是以自然法、殖民地特許狀和英國憲法作為辯論的依據。在這篇文章中，漢密爾頓已經對當前的種種半吊子解決方案失去了耐心，在他看來，這些軟弱的措施只會讓矛盾綿延不絕，而不能快刀斬亂麻地解決問題。「當一個社群的政治命運前途未卜之時，也只有仰賴作為護衛者的那些人去施行具有正義、活力和有可能成功的措施了」。[58]漢密爾頓對權力者的心理剖析是最為精彩的。他尤為尖銳地描寫了當時的英國首相諾斯勳爵的心理狀態：

  首相已經走得太遠了，根本不可能再安全地修正以前的政策：他太熱衷於實現自己的目標，如果可能的話……即便是在日常生活中，在犯錯的一開始就認識到錯誤並及時糾正過來都是非常困難的……所以，我們只能對他們身上所反映出的人性的弱點表示失望和遺憾，並且同他們激烈鬥爭下去，並且為他們變本加厲的錯誤而更加激烈地鬥爭。[59]

  在西伯里撰文反駁《全面辯護》一文之後，漢密爾頓立刻回以一篇《農夫一駁就倒》的文章，這篇長達84頁的火力強大的駁文在1775年2月23日由里文頓出版刊行。《農夫一駁就倒》這篇文章足有《全面辯護》的兩倍長，充分地顯示了漢密爾頓對政治學和經濟學的獨到見解。西伯里曾經嘲笑漢密爾頓的文章稚嫩無知，現在輪到他為自己的輕蔑付出代價了。漢密爾頓直截了當地攻擊西伯里道：「在我看來，你作為一個批評家的水準，根本就配不上你所獲得的掌聲。」[60]在漢密爾頓眼中，實際年齡比他大得多的西伯里反倒成了一個無知的毛頭小伙子，漢密爾頓用一種輕蔑的口氣尖刻地抨擊西伯里，說他的文章「幼稚而荒謬」，並且寫道：「我不得不冒險地宣布，農夫的表演是在這場論戰中人們所見過的文章中最最拙劣的。」[61]漢密爾頓的這種尖刻的攻擊使得他成為北美最可怕的辯論者，這也讓他收穫了和朋友一樣多的死敵。與富蘭克林和傑斐遜不同，漢密爾頓並不擅長用懷柔的策略和委婉機智的語言來征服敵手。

  和絕大多數殖民者一樣，漢密爾頓仍然希望能夠和英國保持友好的關係，他埋怨北美的殖民者正在拒絕成為一個擁有全部權利的英國臣民。為了論證北美人民抵制英國稅收的正當性，漢密爾頓小心翼翼地指出，殖民地僅僅效忠於英國國王而不是英國議會。這一點非常重要，因為如果殖民地僅僅效忠於國王的話，那麼殖民地在理論上可以不受英國議會的控制，而同英國在整個大英帝國中處於平等的地位，與英國互為大英帝國平等的成員。事實上，漢密爾頓把自己視作一個「有限君主制的熱心擁護者和英國王室家族的忠誠支持者」。[62]漢密爾頓招牌式的風格便是在文章中堆砌大量的研究資料，他回顧了指導伊莉莎白一世女王（Queen Elizabeth）時代的有關北美的皇家特許狀，指出這些法律文件顯示英國議會對北美殖民地不應行使任何權力。在一段熱情洋溢的論述中，漢密爾頓訴諸殖民地人民的天賦權利：「人之為人所享有的神聖權利不應當僅僅從故紙堆中去尋找，它們出自造物主之手，就像陽光一樣普照在我們每一個人身上，而絕不能被人類的力量終止或者束之高閣。」[63]漢密爾頓的這些主張響應了約翰·迪金斯的觀點：後者強調人追求幸福的權利是上帝而不是哪個人賜予的。「我們的權利不是那些文件和印璽賜給我們的」。[64]在漢密爾頓的筆下，這樣的呼籲變得更加的動聽了。

  顯然，漢密爾頓曾經讀過蘇格蘭哲學家大衛·休謨的懷疑主義作品，並且在自己的文章中引用了休謨對政府的觀點，「每個人都應當被看作是一個一舉一動除了私利別無他求的流氓」，政府的任務不是去徒勞地制止個人奮鬥，而是要約束它僅僅服務於公共的利益。漢密爾頓在描述自己眼中的政府的時候顯然受到了休謨對於政府的灰暗看法的影響。有一次，在談到英國從掠奪殖民地所得到的好處的時候，漢密爾頓說道：「我告訴你，在這個自私而貪婪的世界，一點點的專斷，最壞也不過是一點微小的罪。」[65]「這個自私、貪婪的世界」這樣冷酷的論斷一定在漢密爾頓成長的過程中時時刻刻迴蕩在他的耳畔。

  

  通過《農夫一駁就倒》這篇文章，這個西印度群島的留學生雄辯地為了他自己選擇的祖國的自由而鼓吹，並且強調了北美殖民地人民應該團結起來抵抗英國的壓迫。「如果壓迫者的劍可以任意砍掉我們的一個臂膀而不會遇到任何抵抗，那麼它那一而再再而三的攻擊將會很快把我們大卸八塊」。[66]此時的漢密爾頓已經清晰地看到了美國的宿命，他預言，北美殖民地終有一天會在經濟上全面超越自己的母國。「如果我們放眼不久的將來，我們會發現我們的生產將會遠遠超過英國和它的其他領地的需求，我們的人口將會大大增加，我們本國的需求將會成倍地增長」[67]。此時他已經對於一個高度分工的複雜經濟有了初步的認識，這一切，都將在獨立後逐步變為現實。

  《農夫一駁就倒》可以說是大獲全勝，這篇文章閃耀著漢密爾頓的先見之明。當英國人叫喊著美國必須通過一場戰爭來贏得獨立時，漢密爾頓精確地預言，法國人和西班牙人一定會援助殖民地的鬥爭。這個21歲的年輕學生描繪了一個充滿機會主義冒險的有可能擊敗英國軍隊的戰爭策略：

  請大家記住，北美並沒有適合兩軍進行決定性會戰的大平原……我們國家的環境讓我們有幸可以避免激烈的會戰。採取游擊戰的策略：經常地用伏擊戰騷擾敵人，一點點地耗盡敵人的有生力量，要好過和敵人正面決戰，因為在與敵人正面會戰的時候，敵人便有機會利用他們在整體隊列和單兵能力上的優勢。美國人更適合那種因地制宜的游擊戰而不是正規軍的大兵團作戰。[68]

  漢密爾頓所設想的這一戰略方針，實際上就是華盛頓後來所採用的戰略，堅壁清野，縮成一個「堅果殼」打游擊戰，這一方針在萊克星頓和協和鎮的槍聲響起前，就已經非常清晰明白了。它不僅僅是源自漢密爾頓早熟的知識積累，更多地反映了這個年輕人高度敏銳的直覺。

  雖然坊間傳言是年輕的漢密爾頓炮製了這兩篇擲向「威徹斯特農夫」的投槍，不過包括邁爾斯·庫珀在內的許多紐約人都認為這種說法是荒誕不經的。「我記得在一次和庫珀博士聊天的時候，」羅伯特·特魯普回憶道，「庫珀博士堅信文章的作者一定是約翰·傑伊，漢密爾頓這樣一個年輕後生不可能寫出這樣的文章。」[69]其他人則相信這兩本宣傳冊一定是出自像威廉·利文斯頓這樣早已成名的人物之手。漢密爾頓一定在這種胡亂的猜測中被他的哥們兒奉承溜須，而他的那個文學小團體也一定因此多了很多娛樂的話題。在這個缺少共和派人士寫手的城市，漢密爾頓真是生逢其時，他表現出了超乎尋常的寫作速度（兩篇「農夫」文章加起來有六萬多字）以及對自己論點的過人自信和熟練地抓住問題要害的能力。漢密爾頓是真正的革命之子：他伴隨著美國這個新生的國家成長，他的智慧與力量，就在同敵人的鬥爭中快速地增長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