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大學生

  亞歷山大·漢密爾頓根本不用擔心他的一生會風平浪靜，了無波瀾。他生命中的每一步都是五彩繽紛，充滿著戲劇性的。就在去北美的三個星期的旅途中，漢密爾頓乘坐的船居然著火了。船員順著繩子爬入海水中，將海水一桶桶地運上船，費了好大勁兒才撲滅了這場火災。在這條燒焦的船好不容易完完整整地抵達波士頓灣後，漢密爾頓就立即從那裡出發前往紐約。紐約是漢密爾頓一定要去的地方，他需要到設在那裡的一家名為考特萊特的公司去領取他的贊助金，而這家公司當時正管理著所有捐給漢密爾頓的款項，並負責資助他完成學業。考特萊特公司擁有七條往返於紐約和西印度群島的貨船，而考特萊特和克魯格這兩個人就是這家紐約公司在聖·克羅伊島的代理人。根據約定，每次西印度群島的蔗糖被運到紐約的時候，漢密爾頓都會從這些蔗糖的銷售收入中分得一小部分。他的親朋好友就是用這種方式來贊助漢密爾頓的。可以說，這個未來的廢奴主義者的教育費用，有很大一部分是由那些在西印度群島的甘蔗種植園裡累死累活的奴隸們來買單的。

  初到紐約的時候，人生地不熟的漢密爾頓靠著休·諾克斯的推薦信站穩了腳跟，不過，此時的他還沒有遇到一個像愛德華·史蒂文斯那樣的知心好友。儘管這個來自熱帶地區的小伙子可能連大衣也沒有穿過，也一定沒有見識過什麼叫四季更替，然而他卻並沒有讓他的過去成為自己的羈絆，並且沒有被人當成一個剛剛進城的外省鄉巴佬。漢密爾頓似乎很容易就跨過了社會地位的層層障礙。這個聰慧、英俊、熱情的年輕人走路的時候，總是像一個軍人一樣昂首挺胸，驕傲自信。他完全具備一個神秘的外地人所散發出的致命的吸引力，很快，他就在新的環境中結交了第一個朋友：一個名叫赫拉克里斯·馬立甘（Hercules Mulligan）的時髦的裁縫，他的兄弟當時是考特萊特公司的一位低級合伙人。這個1740年出生在愛爾蘭，有趣而囉唆的裁縫，是漢密爾頓為數不多的商人朋友，他的裁縫鋪子和家就在沃特街，有一段時間，漢密爾頓很可能經常在他家蹭飯。

  馬立甘用他那愛爾蘭式的虛張聲勢，頗為起勁地把漢密爾頓推進了紐約的社交圈子：「H先生可是我家和我兄弟家的座上客，他經常會在我們的聚會上寫一些即興詩來為大家助興，他可是一個開朗快樂、喜歡讀書的好小伙子。」[1]馬立甘所說的那些聚會，很可能都包含有不少大逆不道的政治內容，據說，馬立甘裁縫本人是「自由男孩」組織的一個非常積極的成員，他還曾捲入過一場和英國士兵的小規模衝突中。而就在那場衝突六周之後，已經被當地老百姓攪得心神不寧，天天擔驚受怕的英國軍隊就向那些倔強的移民者開槍，製造了著名的「1770年波士頓慘案」。而在後來的戰爭時期，馬立甘在當時被英國人占據的紐約城裡充當獨立軍的諜報員，利用他給那些浮華成性的親英派分子和英國軍隊的軍官們量體裁衣的機會，伺機刺探軍政情報。

  漢密爾頓在北美最初的旅行路線，很大程度上就是一條拜訪休·諾克斯的親朋好友的路線。通過諾克斯，他認識了紐約的兩位非常著名的長老會牧師，一位是諾克斯當年的導師，約翰·羅傑斯博士（Dr. John Rodgers）。這位羅傑斯博士是一個令人印象深刻的人物，他每天都拄著一根鑲金的文明棍，大搖大擺地沿著華爾街走向教堂，一路上風度翩翩地向那些熟識的信徒點頭致意。另一位，是可敬的約翰·M.梅森神父（Reverend John M. Mason），他的兒子到死都在忙於編纂漢密爾頓的傳記。通過諾克斯的另一批推薦信，漢密爾頓獲得了一個在伊莉莎白鎮學院——這個橫跨哈得孫河的著名預科學校讀書的機會。和其他那些自學成才的人一樣，漢密爾頓一到伊莉莎白鎮學院，就發現自己的知識結構有不小的缺陷，他需要花費大量時間學習拉丁語、希臘語和高等數學以滿足大學的入學要求。

  新澤西的伊莉莎白鎮（今天的伊莉莎白平原）是經過英王喬治二世（King George II）頒布的特許狀獲得自治權的，這裡是北美殖民地中最古老的英語社區。這個如田園詩般靜謐優美的小村子到處都是美麗的果園，村裡有兩座教堂和一座橫跨伊莉莎白河的石拱橋，村外的草地上也點綴著一座座別致的風車。伊莉莎白鎮學院就建在當地的長老會教堂的地盤上，學院的主體是一座屋頂建有用來觀測星空的半圓形彎頂的兩層高建築。學院的校長弗朗西斯·巴伯（Francis Barber）當時還是個剛剛從新澤西學院（儘管普林斯頓大學是這座學院很久之後的名字，但除引用之外，後文中會以普林斯頓大學，來指代新澤西學院）畢業的年輕人，只比漢密爾頓大5歲。他是一個頗為俊俏的角色，有著高高的額頭，濃濃的眉毛和一張漂亮的小嘴。作為一個在經典作品中浸潤了很多年，同時又對改革思潮抱以同情的年輕人，對漢密爾頓來說，巴伯是一個再理想不過的校長了。在後來的獨立戰爭中，他一直堅定地站在愛國者這一邊，並且我們將會發現，在約克鎮，一切都令人吃驚地顛倒了過來，漢密爾頓這個來自西印度群島的他當年的學生，那時成為了他的頂頭上司。

  由於伊莉莎白鎮學院向普林斯頓大學輸送了大量的學生，我們可以推斷漢密爾頓在預科學校的學習一定是圍繞著如何符合普林斯頓大學的入學要求而進行的。申請進入普林斯頓念書的人一定要知道維吉爾、西塞羅的演說詞，以及拉丁語語法，而且他們還必須「通曉希臘文，足以達到能夠把馬太、馬可、路加和約翰，這四使徒的福音從希臘文輕鬆地翻譯成拉丁文或英文」。[2]然而，對於漢密爾頓這個渴望面對新的挑戰並且異乎尋常自信的人來說，這並不算什麼，他的長進速度快得讓人們大跌眼鏡。這個不知疲倦的傢伙總是通宵挑燈夜讀，困了，就蜷縮在毛毯里小睡一會兒，天剛一蒙蒙亮，他就會準時醒來，到附近的墓地散步，同時嘴裡還念叨著剛剛複習過的功課（漢密爾頓的這個邊走路邊低聲自言自語的習慣讓他有時顯得意氣風發，但有時又會讓人覺得這傢伙一定瘋了）。漢密爾頓的另一個習慣便是記筆記，在他留下的一個練習本上，有大段大段用希臘文摘抄的《伊利亞特》（Iliad），有包羅萬象的地理、歷史筆記，還有非常詳盡的「創世紀」和「啟示錄」的提綱。在學習之餘，這個工作狂還寫了不少詩歌和散文，甚至還參與一些由當地的英國駐軍士兵表演的戲劇的編劇工作，哪怕有一分鐘空閒時間，也會被他充分利用而不至於虛度。

  漢密爾頓在伊莉莎白鎮學院上學的時候應該會有機會接觸到年輕的小亞倫·伯爾，在漢密爾頓入學前幾年，伯爾也曾經在同一所學院讀書。伯爾的姐夫，法學家泰平·里夫（Tapping Reeve）就是伊莉莎白鎮學院監事會的成員，他在籌建這所學校的過程中起了非常關鍵的作用。非常巧合的是，亞倫·伯爾就是在伊莉莎白鎮度過了1773年的夏天，而漢密爾頓也就是在這段時間前後，來到了這裡。或許在那個夏天，漢密爾頓會經常見到這個英俊的年輕人在街頭散步，在小溪中泛舟，在樹林裡打獵。很有可能，就像我們將要看到的，這兩個命中注定有一番糾葛的男人，第一次相遇在他們共同的朋友的畫室里。

  漢密爾頓總是能夠在那些很有影響力的長者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沒過多久，他就成功地跨越了等級的鴻溝，進入了伊莉莎白鎮的貴族圈子裡，以超乎尋常的速度在伊莉莎白鎮的社交界站穩了腳跟，這在聖·克羅伊島是完全不可想像的。休·諾克斯神父的推薦信無疑幫了漢密爾頓的大忙，讓他有機會結識了新澤西上流社會中地位最為顯赫的世家大族。很快，漢密爾頓就認識了在當地的長老會政治圈裡頗有聲望的兩位富有的律師和學者，威廉·利文斯頓（William Livingston）和伊萊亞斯·鮑迪諾特（Elias Boudinot），這兩個和輝格黨人[3]有些關聯的紳士讓漢密爾頓接觸了在當時可謂大逆不道的政治觀點：限制王室的權力，強化國會的影響力，捍衛公民自由。

  毫無疑問，在漢密爾頓的新生中，50歲的利文斯頓是一個最為活躍的角色，他是一個天生的十字軍戰士，在厭倦了紐約政壇無休止的爾虞我詐後，他回到新澤西，希望在鄉下做個安安靜靜的地主。當他在自己位於新澤西的49公頃的農場上修建「自由宮」的時候，利文斯頓在城裡的臨時住所住了一段時間，而漢密爾頓或許就是在這段時間裡寄住在利文斯頓家的。利文斯頓是個一生都充滿爭議的人物，這個出身於哈得孫河畔最有權力的家族的貴族，放棄了那種輕鬆自在的詩意生活，主動選擇讓自己陷入不斷的爭議中。這樣的角色，無疑能吸引漢密爾頓這樣充滿夢想的年輕人。利文斯頓是個瘦高個，大伙兒因此給他起了個外號「蘆柴棒兒」，他能言善辯，巧舌如簧，總是衝鋒在前，像一桿刺向王室的槍，讓保王黨人大傷腦筋，於是當地的保王黨報紙將這個總是認為自己在行俠仗義的憤青戲謔地稱為「新澤西的唐·吉訶德」。[3]

  

  和許多長老會成員一樣，利文斯頓激烈地反對保王黨人在北美強化英國國教教會的勢力。就在二十年前，他曾經是反對在紐約設立英國國教教會學院的急先鋒，他警告人們，這個教會學院會成為「頑固派的縮影」和王權統治的工具。[4]當這個後來名為國王學院的國教教會學院在1754年取得英國王室的特許狀，最終得以設立之後，抗爭失敗的利文斯頓和朋友一起建立了紐約社區圖書館，以期給學生一個安全的場所，讓他們有機會讀到那些不被主流認可的理論。漢密爾頓也一定拜其所賜，在這裡借書看過。後來，利文斯頓參加了轟轟烈烈的反對印花稅和其他一些苛捐雜稅的運動，並成為了大陸會議和制憲會議的會員，並在1776年當選為獨立後的新澤西州的首任州長。

  威廉·利文斯頓是一個社交人物，正是他把漢密爾頓帶進了遠比西印度群島的狹窄群體要有趣得多的社交圈子。從利文斯頓的慷慨大方中受益匪淺，漢密爾頓從沒有誤解這個家庭的幫助，他對利文斯頓家的孩子們很友好，其中就包括布羅克霍斯特·利文斯頓（Brockholst Livingston），在認識漢密爾頓的時候，這位未來卓越的最高法院大法官就已經是小亞倫·伯爾的好朋友了。吸引漢密爾頓的還有利文斯頓家那一群鶯鶯燕燕的女兒。按照伯爾的一位朋友的說法，那時的伊莉莎白鎮「空氣中顯然瀰漫著戀愛的氣息」。[5]鎮上美麗而高貴的莎拉·利文斯頓（Sarah Livingston）當時正被一位叫約翰·傑伊（John Jay）的年輕律師瘋狂地追求著（這位莎拉·利文斯頓小姐是那樣的高貴典雅，以至於有一次她出現在巴黎一間歌劇院的時候，竟被一些觀眾誤認為是路易十六的那個迷人的王妃），而漢密爾頓此時也正和利文斯頓家的另一個女兒凱薩琳互送秋波。凱薩琳·利文斯頓（Catharine Livingston）一般被人們叫作凱蒂（Kitty），她是那種漢密爾頓愛死了的女孩：漂亮、迷人，有那麼一點嬌生慣養，喜歡看那些輕浮的男人使出渾身解數追逐她，喜歡看他們拜倒在自己的石榴裙下。從獨立戰爭時期漢密爾頓寫給她的一封信來看，有人猜測凱蒂或許是漢密爾頓在北美追到的第一個姑娘：

  只要你敢的話，你可以在任何地方和我約會。而且，如果你不反對，為了使我們的約會花樣迭出，其樂無窮，我們甚至可以做一些短程旅行，在開滿鮮花的小路上散步，在玫瑰色的愛神丘比特涼亭里休憩。你知道，我向來以勇敢著稱，我會不斷地給你驚喜，帶給你數不盡的歡樂，陪你做你能想到的任何事情……我會讓你覺得自己就像女神一樣，或者是月神黛安娜，或者是美神維納斯，或者超過她們所有人。[6]

  我們很難相信亞歷山大·漢密爾頓和凱蒂·利文斯頓睡在同一個屋檐下而沒有動什麼歪腦筋。在這個好交際的圈子裡，漢密爾頓和利文斯頓的姐夫，威廉·亞歷山大（William Alexander）也是好朋友。威廉·亞歷山大是一個直率的樂天派，由於他一直宣稱自己有蘇格蘭男爵的頭銜，因此，他也被人們稱為「斯特林勳爵」。斯特林勳爵是個揮霍無度的敗家子，在他遇到漢密爾頓的時候，他已經花光了所有家產，正陷入債務的泥潭而不能自拔。而僅僅在十年前，那時候還是一表人才的圓臉的斯特林勳爵剛剛在巴斯克山脈建了一座占地達數平方千米的莊園，莊園裡面有馬廄、花園，還有一片模仿英國貴族莊園風格房子的鹿園。和利文斯頓一樣，斯特林勳爵也是一個既有著改革者的思想，又有著貴族做派的混合體，他總是穿著一件裝飾有斯特林家族徽章的裘皮外套，坐在一輛豪華的四輪馬車裡四處遊蕩。而他的衣櫃裡則存有31件外套、58件汗衫、43條馬褲、30件襯衣、27條圍巾和14雙鞋子。

  如果亞倫·伯爾所言不虛，在獨立戰爭中掛准將軍銜的斯特林勳爵是一路醉醺醺地鬧革命的。他的副官詹姆斯·門羅（James Monroe）則辛勤地扮演著一個兢兢業業的斟酒小童的角色：「詹姆斯·門羅的唯一工作就是把斯特林勳爵的大酒杯斟得滿滿的，然後畢恭畢敬、充滿崇拜地聽爵爺講他那些冗長的故事。」[7]伯爾的刻薄評論對嗜酒的斯特林勳爵並不大公平，畢竟斯特林勳爵在布魯克林戰役中大顯身手，也打下了一世英名。斯特林勳爵是一個知識淵博的學者，對於包括數學、天文學在內的各種學問都很感興趣（他還曾經寫過一本有關金星演變的專論），同時，他也是紐約社區圖書館的共同創始人之一。斯特林勳爵的經濟思想對漢密爾頓影響很深，他是鼓吹發展北美製造業的主要人物之一，而他自己則蓄養著大量的牛馬，種植用來釀造葡萄酒的葡萄樹，還經營著生產生鐵與大麻的作坊。斯特林勳爵對漢密爾頓還有一種吸引，那就是他也有一群惹人憐愛的女兒，尤其是美麗的凱薩琳（同樣人們稱為「凱蒂女士」）。這位凱薩琳小姐將來會嫁給威廉·杜爾（William Duer），他是漢密爾頓一生中最為聲名狼藉的朋友。

  漢密爾頓的第三位好朋友以及和他一生都有密切聯繫的人，就是伊萊亞斯·鮑迪諾特，在當時他是一位律師，同時還擁有幾座銅礦和硫磺礦，而在獨立戰爭時期，他曾擔任過大陸會議的主席。鮑迪諾特是一個長著雙下巴的禿頂紳士，臉上的笑容永遠閃爍著智慧的光芒。他的父親是一位旅館主人，和漢密爾頓一樣，鮑迪諾特也是法國胡格諾教徒的後代。後來，這位虔誠的基督徒做了美國聖經研究會的第一任主席。作為伊莉莎白鎮學院的組織者，鮑迪諾特曾經推動學院招募「一些自由派學者」，並且還熱忱地接納了像漢密爾頓一樣家境貧寒但卻很有天分的學生。[8]

  漢密爾頓是鮑迪諾特的公寓「木頭盒子宮」的常客，他在這裡見識了良好的修養、豐富的書籍和激烈的政治辯論。鮑迪諾特的妻子安妮是一位女詩人，喬治·華盛頓曾經恭維地說她的詩「優雅而意味深長」。這個熱愛讀書的家庭每天傍晚都會聚在一起，聽人大聲朗讀名人傳記或者歷史典籍。[9]漢密爾頓和鮑迪諾特一家的友誼並不一般，當鮑迪諾特家的幼女安娜·瑪麗亞（Anna Maria）在1774年9月罹患絕症的時候，漢密爾頓曾經整夜守候在她的身邊；而在女孩去世之後，漢密爾頓在悲痛中還以喪子婦人的口氣，為女孩寫下了一首情真意切的輓歌。漢密爾頓至少有一個姐妹是在嬰兒或者孩提時代早早夭折的，因此，漢密爾頓的這首詩很可能喚起他對自己母親的那段艱難生活的回憶：

  可愛的孩子，我盡一個母親之所能細心呵護著你，

  讓你免去病痛之苦。

  唉，但我的照顧何嘗管用？

  鐵石心腸的死神，

  仍然不顧父母的祈禱，

  帶走了我摯愛的孩子。[10]

  不久以後，朋友們就會發現，漢密爾頓對那些處於悲痛中的親朋好友們總是表現出慈母般的關懷。

  漢密爾頓急切地盼望著能夠出人頭地，於是，他僅僅在伊莉莎白鎮生活了不超過六個月。然而，在伊莉莎白鎮這段短暫的經歷卻對漢密爾頓的政治觀點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這裡，他天天與鎮上那些富有而成功的紳士把酒言歡，這些紳士一方面保持著英國貴族的做派，另一方面卻熱衷於社會變革。他們所希望的，是謹慎的社會改良而不是激進地將一切都推倒重來——這一觀點可以說精確地概括了漢密爾頓一生所堅持的政治態度。正因為如此，漢密爾頓的這些新澤西贊助人並不熱心於激進的民族獨立，他們更傾向於支持當地人民與英國王室和解，而且他們一再爭取的是作為英國臣民的權利。他們並不希望脫離英國獨立，這些新澤西貴族所追求的，是與英國真正融為一體，享受與英國本土居民一樣的政治權利。英國對於他們來說仍然是心目中的祖國，雖然這種觀念正在逐漸淡薄。漢密爾頓後來也承認，他在伊莉莎白鎮的時候一直就偏向於同情英國的統治，並且毫不諱言地聲稱自己曾是君主制的熱心支持者。和他的那些導師一樣，漢密爾頓一直不太贊同激進的革命，同時也覺得要為造反找一個法理依據並不容易。[11]和長老會教徒的交往或許也影響了漢密爾頓的政治觀點，這些長老會教徒通常就可以和那些抨擊王室政策的輝格黨人畫上等號；相反，英國國教教徒往往傾向於保王黨人的觀點，並且支持英國在其殖民地的帝國主義政策以及單一的教會政策。

  當漢密爾頓考慮進一步深造的時候，整個北美大陸只有九所學院值得考慮。威廉·利文斯頓和伊萊亞斯·鮑迪諾特當時都是普林斯頓大學受託人委員會的成員，而伊萊亞斯更是前校長老亞倫·伯爾的摯友，對於漢密爾頓來說，如果拒絕威廉·利文斯頓和伊萊亞斯·鮑迪諾特的邀請，不去普林斯頓大學待一段時間，即便不是不禮貌的，也應當說會是非常失策的。此時的普林斯頓已經有了一些來自西印度群島的學生，而當時的校長約翰·威瑟斯彭（John Witherspoon）也迫切地希望能夠增加這些來自西印度群島學生的數量（或者說是藉此從那些富有的甘蔗種植園主那裡弄到大筆的經費），於是，威瑟斯彭校長在漢密爾頓申請入學的前一年，還在報紙上發表了一篇「以新澤西學院的名義，寫給那些居住在牙買加和其他西印度群島居民」的鼓舞人心的公開信。在這封信中，他專門提到了「新澤西學院在教育西印度群島年輕人方面所獨有的優勢」。[12]這所在1746年出於平衡英國國教勢力而設立的學院是長老會和輝格黨分子的溫床。學校主張宗教信仰自由，對於漢密爾頓來說，從政治立場的角度來看，進入普林斯頓大學是一個非常合理的選擇。赫拉克里斯·馬立甘曾堅持說漢密爾頓曾經親口告訴過他：「相比國王學院，他更傾向於進入新澤西學院學習，因為這裡更偏向共和主義者。」[13]事實上，普林斯頓大學確實充斥著激進的政治思想，以至於在那些保王黨人的社區里，人們將這所學校稱為「激進主義的託兒所」。威瑟斯彭校長也坦言：「自由的精神」在普林斯頓「無處不在」。[14]

  普林斯頓大學到紐約和費城都不過一站地的路程，它位於鄉下的一個小村子，四面環繞著濃密的樹林。由於長老會教徒希望儘快培養出一批教士來填滿迅速擴張的教區的講壇，因此在某種程度上，這種與世隔絕倒被視為一種保護學生不會被花天酒地的城市生活迷惑的手段。在漢密爾頓申請普林斯頓的時候，這所大學正經歷著宗教勢力迅速擴張的陣痛。赫拉克里斯·馬立甘說，是他陪著漢密爾頓這個年輕的朋友到鄉下來申請這所大學的入學資格，並將漢密爾頓介紹給威瑟斯彭校長認識的。然而，我們更有理由相信，威廉·利文斯頓和伊萊亞斯·鮑迪諾特作為普林斯頓的管委會成員，更有機會將漢密爾頓介紹給校長。

  威瑟斯彭出生於愛丁堡，他是一位傑出的神學家，這位聲音有些沙啞的校長腦袋的形狀非常奇怪，就好像棗核一樣，兩頭小中間大。加里·威利斯（Garry Wills）稱他為「美國教育史上最有影響力的教師」，而在他擔任校長期間，有大批後來在美國政壇赫赫有名的校友在普林斯頓就讀：1位美國總統、1位美國副總統、21位參議員、29位眾議員和12位州長。[15]威瑟斯彭校長將會在日後成為《獨立宣言》（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的簽署人之一，同時也將會是第一位以神父身份擔任大陸會議成員的人。而到了召開制憲會議的時候，普林斯頓更是將其他學院遠遠地拋在後面，它為制憲會議貢獻了九位成員。不過，威瑟斯彭校長很可能是在被脅迫的情況下在《獨立宣言》上簽字的。威瑟斯彭校長是一個好鬥而坦率直言的人，他經常會突然就大發脾氣，身體還會很奇怪地顫抖，整個人坐立不安。作為一個堅若磐石的自我主義者，漢密爾頓在這位大學校長面前也毫不退卻。經過對漢密爾頓的面試，威瑟斯彭對這個有著豐富知識的年輕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漢密爾頓則提出了一個不同尋常的學習計劃。據赫拉克里斯·馬立甘所說，「漢密爾頓告訴威瑟斯彭，他決定進入普林斯頓念書，並且希望能夠儘自己所能，以最快的速度提升自己。威瑟斯彭認真地聽取了這個年輕人的計劃，然後答覆漢密爾頓，他並沒有權力決定他是否被許可入學，不過他將向有權決定錄取的管委會提交漢密爾頓的申請」。[16]從漢密爾頓的這番豪言壯語中，人們不難發現漢密爾頓將自己的生活弄得緊張兮兮，這或許是因為他在一生中都長期對於自己在起跑線上就落後於別人而耿耿於懷，因此急不可耐地希望能夠迎頭趕上的緣故。

  在威瑟斯彭接管普林斯頓前的幾年，他曾經猛烈攻擊普林斯頓大學的入學錄取標準過於寬鬆，他的這一立場或許就是導致漢密爾頓沒有能夠得償所願的原因。馬立甘曾經抨擊普林斯頓管委會拒絕漢密爾頓的學習計劃是大錯特錯，他聲稱在漢密爾頓被拒絕入學後的兩個星期，威瑟斯彭校長曾給漢密爾頓寫過一封信，在信中，「威瑟斯彭講到漢密爾頓的要求並不符合普林斯頓的入學要求，因為漢密爾頓的學習計劃同普林斯頓的辦學宗旨並不相符，他還承認漢密爾頓確實是一個優秀的年輕人，無論在哪個神學院接受教育，漢密爾頓都一定能取得很大的成就，因此，他對漢密爾頓未能被錄取而深表遺憾」。[17]事實上，漢密爾頓這種性急的要求並非沒有先例：亞倫·伯爾在11歲的時候就試圖進入普林斯頓大學學習，在被告知他年紀還小，不適合念大學後，他又苦心鑽營了兩年，在13歲那年又厚著臉皮申請進入普林斯頓的低年級學習。學校沒有辦法，只好錄取他，讓他念大學二年級的課程。於是，三年後，亞倫·伯爾在1772年年滿16歲的時候，就從普林斯頓畢業了。漢密爾頓一定從伯爾本人或者他們共同的朋友，布羅克霍斯特·利文斯頓那裡聽說過這段故事。

  在考慮漢密爾頓的要求時，威瑟斯彭和管委會成員或許想到了最近剛剛發生的一位來自維吉尼亞州的年輕學生的事情。這個小伙子在1769年進入普林斯頓大學二年級學習，為了在兩年而不是通常的三年內完成學業，他廢寢忘食玩命地學習，讓自己一直處於一種心力交瘁的崩潰邊緣。他的名字叫詹姆斯·麥迪遜，漢密爾頓未來傑出的合作夥伴，撰寫《聯邦黨人文集》的三位賢者之一。麥迪遜一直很喜歡威瑟斯彭，而且在畢業的時候，他的身體已經極度虛弱，沒有辦法離開學校遠行了，於是在畢業後，麥迪遜就在普林斯頓又逗留了一年，每天在私下裡和威瑟斯彭切磋學問。[18]當麥迪遜在1772年春天離開普林斯頓返回維吉尼亞的時候，在他念書時透支生命所落下的病根，依然讓他的身體十分虛弱，而他也一直很擔心自己的健康問題。

  在申請普林斯頓大學的時候，漢密爾頓打算「修正」自己的真實年齡，想少報幾歲。如果他出生於1755年，那麼他應當是在18歲的那年申請進入普林斯頓念書的，而在那個時候，14歲到15歲是進入大學念書的最低年齡，無疑，這對漢密爾頓這麼一個自視甚高的神童來說，這是一件令他非常不爽的事情（古維內爾·莫里斯[4]是在12歲進入國王學院學習的）。神童們可不會樂意做一個大齡的大學一年級學生。沒錯，麥迪遜是在18歲入學的，當時對於一個新生而言，他被認為年齡稍微大了點，因此他在普林斯頓跳過了二年級而提前畢了業。如果漢密爾頓是基於這個原因而謊報了自己的年齡，那麼他倒是值得人們同情。不管怎麼說，當漢密爾頓還在聖·克羅伊島的克魯格的帳房裡等待離開西印度群島的機會的時候，比他小1歲的亞倫·伯爾已經於一年前在普林斯頓的校園裡發表演講了。從這個意義上講，經歷了無數困難的漢密爾頓謊報自己的年齡也算是一個值得原諒的無害謊言吧。

  漢密爾頓在被普林斯頓拒之門外後，最終進入了國王學院學習。漢密爾頓並不缺少贊助者，在那個時候，斯特林勳爵在紐約的下曼哈頓的寬街繼承了一棟房子，而他也長期在國王學院的董事會擁有一個席位，並且為國王學院募集了大量的捐款。於是，漢密爾頓的人生再一次發生了轉折。這個一直居無定所四處流浪的男孩終於找到了一個屬於他的地方，而這個地方對於一位未來的財政部長來說再合適不過了。在這裡，商業處在一個受人尊敬的地位。很快，漢密爾頓便沉浸在商業、法律和政治的汪洋大海中，迅速和這個商人社會融為一體了。

  如果漢密爾頓被普林斯頓大學錄取，那麼他可能會變成一個在風口浪尖身先士卒的反抗英國統治的憤青，不過變成這樣一個人未必是好事。相反，在國王學院學習，使得漢密爾頓成為那個時候全殖民地最熱心的保王派領袖，國王學院的校長邁爾斯·庫珀博士（Dr.Myles Cooper）的學生而不是威瑟斯彭的高足。在國王學院念書使得漢密爾頓身處保王黨人的大本營紐約，而這裡是英國殖民統治最堅固的堡壘。與此同時，身處紐約也讓漢密爾頓有機會親身接觸那些最熱心的革命煽動者，親耳聆聽當時北美殖民地最優秀的雄辯家和煽動家蠱惑人心的演說，天天處在那些肆無忌憚坦率直言的報紙的包圍之中。保王黨和造反派在紐約的激烈碰撞讓漢密爾頓的內心深處充滿了矛盾，也使得他既同情那些忠心不二的保王黨人，又認同那些堅貞不屈的革命造反派。事實上，正是因為威瑟斯彭校長和他的同僚拒絕了漢密爾頓的入學申請，這個來自西印度群島的年輕人才不自覺地直接進入了革命派與保王黨人的碰撞中，真正見識了他所處的大時代的這一出大戲。而這一切，是新澤西的那個寂靜小鎮所不能帶給漢密爾頓的。

  國王學院（現為哥倫比亞大學）位於紐約市的北部，建在安妮女王（Queen Anne）在18世紀初賜給三一教堂的一塊面積巨大的領地上。學校的主樓是一座三層高的莊嚴建築，屋頂建有一個觀象台，站在此處放眼望去，哈得孫河蜿蜒穿過青青河岸，絕美的風景盡收眼底。校園正好處在今天名為西百老匯街、茉莉街、巴克萊街和教堂街這四條街道井字型交叉格局的正中間。一位來自英國的旅客曾經激動地描述道：「這真是世界上最適合做大學校園的地方！」[19]庫珀校長堅持不懈地想把學生們同周遭的不良影響隔離開，於是他制定了嚴格的規矩。「學校的主樓四周環繞著高高的圍牆。」他寫道，「圍牆裡有一大塊操場和花園，正門口永遠都會有一名看門人把守。學校的大門在夏天會在晚上10點關閉，而到了冬天，就會提前到9點，晚於這個時間進入校園的人的名字都會被登記，每個星期，這些名單都會被送到校長這裡。」[20]這一封閉的教學環境取自牛津大學，學生天天都要身穿學士服，頭戴學士帽，大步流星地在校園裡走來走去。

  庫珀校長對他的學生嚴加管束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國王學院毗鄰紐約市臭名昭著的紅燈區，人們也將這裡稱為「聖地」，隱晦地諷刺紅燈區所處的土地的主人，聖保羅禮拜堂。每天晚上至少有500名來自荷蘭或是英國的「快樂婦人」（相當於當時紐約市全部人口的2%）在街上遊蕩，招徠生意。於是，城裡上了年紀的人因此非常擔心那些經不住誘惑的年輕後生，會溜到街上和那些女人鬼混。還有一位蘇格蘭遊客在1774年沮喪地寫道：「國王學院有一點，我認為非常不走運，就是通向學校大門的路上居然住滿了這個城市最有名的妓女和蕩婦。」[21]有鑑於此，學校里下了規矩：「所有的學生都不能和附近的那些臭名昭著的人家來往，也不許和任何名聲不好的人勾搭在一起。」[22]婦女被嚴格禁止出現在學校的操場上，紙牌、骰子這樣的「惡魔」用來誘惑人的大毒草，自然也在禁止之列。天曉得那個時候的漢密爾頓在晚上學校關門前有沒有在「聖地」逍遙自在過，通過享受魔鬼的盛宴來考驗自己的德行？

  為了讓自己的學生遠離外界的誘惑，庫珀校長同樣也很關注學校附近那些激進的持不同政見者的影響。國王學院慢慢地就朝著維護英國正統的堡壘的方向發展了，威廉·利文斯頓和其他長老會教徒對此非常憂慮，他們擔心英國國教嚴格的長幼有別、森嚴的尊卑等級觀念，會培養一批匍匐在英國王室腳下俯首帖耳的奴才順民（在獨立戰爭期間，英國軍隊經常會不懷好意地強占長老會的教堂當作兵營或馬廄）。而讓保守的庫珀校長驚慌不已的是，在國王學院西邊僅僅一個街區之外的考曼區（現在的霍爾帕克城）就是紐約的那些激進分子最活躍的聚居地。漢密爾頓在國王學院念書的那段日子裡，激進分子就在學校附近的草地上豎起了一根25米高的杆子，上面懸掛了一個燙著金字的風向標。風向標上別無他物，唯獨繡著斗大的「自由」二字。不久以後，漢密爾頓就將以一個蠱惑人心的演說家的身份，在這個地方第一次拋頭露面，向眾人發表演說了。

  雖然當時紐約只有不過2.5萬名居民，卻已經是全北美第二大城市了。那個時候費城是北美第一大城，而波士頓則排在紐約之後。紐約城建於1623年，它根本就是荷蘭西印度公司的一次商業冒險的產物。在漢密爾頓生活的時代，紐約已經有了不短的商業歷史，早已成為當時北美的商業中心和最繁忙的港口，正因為此，這裡也成了不同文化與宗教的大熔爐。漢密爾頓剛到紐約的時候，他一定會發現，這個城市居然流行著14種語言，而每年都會有上千名移民擁向這裡來碰運氣，絕大多數都是英格蘭人、蘇格蘭人和愛爾蘭人。漢密爾頓也一定會驚嘆這裡向所有渴望開拓一番事業，獲得新生的人們完全敞開了胸懷。他的朋友古維內爾·莫里斯後來講道：「在紐約，根本沒有人在意你是不是出生在這裡。」[23]

  紐約市的核心地帶從拜特里區一直延伸到考曼區，城裡種滿了白楊樹和榆樹。百老匯是當時城裡最主要的街道，而在百老匯的兩側，則延伸出無數如迷宮般曲曲折折的小巷。對漢密爾頓這個來自西印度群島的毛頭小伙子來說，紐約城有太多讓他流連忘返的風景名勝了。迷人的美婦在街頭漫步，華麗的馬車穿梭如織，優美的教堂的尖頂直衝雲霄。富有的商人充斥在著名的華爾街和漢諾瓦廣場，而一個個供他們在周末消遣的花園一直向北延伸到哈得孫河岸邊。當約翰·亞當斯在1774年經由紐約前往費城參加大陸會議的時候，他對這個城市的雕樑畫棟艷羨不已，他誇獎道：「紐約的街道要比波士頓的街道規矩得多，而路邊的房子也比波士頓的雄偉、乾淨多了。」[24]與此同時，城裡的居民也都仿佛是一個模子裡刻出來的，一個個都花言巧語，像是鑽進錢眼裡的瘋子。「他們總是湊在一起大聲地嚷嚷，語速飛快，」亞當斯不滿地說道，「如果他們問你一個問題，你還沒有回答幾句話，他們就會打斷你，沖你嚷嚷著，接著說其他的事情。」[25]這裡的富裕讓貧困顯得異常顯眼。在1772年到1773年那個出奇寒冷的冬天，整個「東河」都被冰封住了，市立醫院裡擠滿了被凍傷的窮人，犯罪變得異常猖獗，感化院裡人滿為患，以至於當局不得不動工擴建監獄。

  漢密爾頓應當是在1773年年底或是1774年的年初進入國王學院學習的，因為他曾經和自己在聖·克羅伊島的好朋友愛德華·史蒂文斯以及羅伯特·特魯普（Robert Troup）做過一段時間同學，而這兩位都是在1774年夏天畢業的。而庫珀校長也把漢密爾頓列在了1774年錄取的17位學生的名單上。由於那個時候國王學院的學生們的平均入學年齡是15歲，我們不難想像此時已經19歲的漢密爾頓會非常有動力把自己的年齡減掉2歲。為了滿足這個年輕人要求快速進步的願望，庫珀校長給了漢密爾頓特殊的地位，允許他找私人導師，並且至少在一開始沒有把他安排進任何一個班級。1774年9月，漢密爾頓和羅伯特·哈珀教授（Prof. Robert Harpur）簽了份合同，跟著這位在格拉斯哥接受教育的哈珀教授學習數學。哈珀一定推薦過自己的這位新學生學習大衛·休謨（David Hume）和其他蘇格蘭智者的作品。漢密爾頓花了九年時間才還清了自己欠哈珀教授的債務，這說明即便算上來自聖·克羅伊島的贊助，漢密爾頓在北美的生活還是緊巴巴的，而他也一定終生難忘這段靠別人資助過活的日子。

  漢密爾頓在北美求學時候的肖像畫並沒有流傳下來。從後來人們的描述中，我們大致可以了解到，這個年輕人身高大約1米7，長著一頭濃密的紅褐色頭髮，臉龐白裡透紅，生得一對有著優美形狀的寬寬的嘴唇。漢密爾頓長著一對引人注目的鼻孔，鼻樑的輪廓並不規則，這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下顎向前突出，如同古時軍艦的沖角。這個有著薄薄的肩膀和美麗的雙腿的瘦削而文雅的年輕人，走起路來總是輕鬆愉快，而他那雙敏銳而放著光芒的雙眸，也總是愉悅地向四處張望。漢密爾頓後來的聯邦黨人朋友和早期的盟友費舍爾·埃姆斯（Fisher Ames）曾經生動地描繪過他的相貌，在形容漢密爾頓的眼睛時，他熱情洋溢地描述道：「這是一雙深藍色的雙眸，異常的美麗，在他的眼睛裡，看不到一絲的苛刻與嚴厲，這是一雙我所見過的閃耀著智慧的光芒，有著遠勝過尋常人的深邃的洞察力的雙眼。」埃姆斯經常會在散步時遇到漢密爾頓，後來，他寫道：「漢密爾頓的一舉一動都是落落大方，舉手投足顯得無比高貴與優雅，在這方面，我還沒有見過哪個人可以和他相比……我敢打賭，其他的那些和漢密爾頓熟識的人都會同意我的看法，漢密爾頓就是這麼一個氣宇軒昂的優雅男人……很難想像這個世界上還有誰能夠比他更加精緻和高貴。」[26]儘管後來的漢密爾頓更加的儒雅而有風度，但對於當時剛剛從西印度群島來到紐約的年輕後生來說，作為一個前商行職員，漢密爾頓已經表現出了遠遠超出他身份的不凡氣度。

  起初，漢密爾頓打算做一個醫生，於是他選修了塞繆爾·克勞希（Samuel Clossy）的解剖學課程。克勞希是一個「敢為天下先」的都柏林外科大夫。在1767年剛剛搬到紐約後沒多久，克勞希就因為曾經從公墓里拖出屍體大卸八塊以進行解剖學研究而臭名昭著（在1789年之前這並不違法，直到後來因此發生了一場騷亂後，一項法律才被通過禁止了這種行為）。克勞希的課在漢密爾頓的腦海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很多年以後，漢密爾頓的醫生大衛·霍塞克（David Hosack）回憶道：「我經常聽漢密爾頓興高采烈地講述他當年在克勞希的教授下操刀解剖是一件多麼有意思的事情。」他還提到，「很少有人能像漢密爾頓那樣，對人體的結構和功能如此了如指掌。」[27]

  國王學院雖說算不上當時最優秀的學府，它依然開設有質量很高的諸如希臘和拉丁語文學、修辭學、地理學、歷史學、哲學、數學和科學等課程。漢密爾頓很快就發現自己一如既往地是一個有著無比旺盛精力和快速學習能力的，與眾不同的學生。有一次，在回憶這段往事時，他得意揚揚地對自己的妻子寫道：「你是知道我的脾氣的，我可不想哪個同學能比我學得更快。」[28]從他大學時候的論文來看，漢密爾頓一定「洗劫」過學校的圖書館，貪婪地閱讀約翰·洛克（John Locke）、孟德斯鳩（Montesquieu）、托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休謨的著作，以及威廉·布萊克斯通爵士（Sir William Blackstone）、雨果·格勞秀斯（Hugo Grotius）、塞繆爾·馮·普芬道夫（Samuel von Pufendorf）這樣的法學泰斗的作品。漢密爾頓尤其推崇法學家埃默里赫·德·瓦特爾（Emmerich de Vattel），在他眼中，瓦特爾是「各國法律家中表達最精確和最能讓人信服的一位」。[29]漢密爾頓在國王學院求學的這段經歷就是這樣與狼吞虎咽般閱讀相伴的，這一定彌補了他孩提時代因為貧困而缺少書讀的遺憾。在他從國王學院畢業後，人們經常能聽到他大段大段地背誦先賢們的經典論斷，而這也是美國諸位國父的一個共同特點。同樣的，在這之後，漢密爾頓經常會在人們無休止地辯論美國這個年輕的共和國將何去何從的時候，頻頻提及古希臘和羅馬時代的往事。

  人們經常會在清晨看到漢密爾頓獨自一人在哈得孫河邊散步，一面走，一面自言自語嘟嘟囔囔，仿佛他無法控制自己那裝滿了各種知識的腦袋一樣。他會在河邊背誦學過的課程，或者沿著白頭街（後來的帕夏街）的林蔭道散步。從一張他為自己兒子起草的日程表來看，我們可以大致推斷出漢密爾頓的一天總是安排得滿滿的。他會在早上6點就爬起床，把一天中絕大多數時間都拿出來工作或者學習，但是同時也會為自己留出足夠的娛樂休息的時間，可以說，他的一生絕對是一本學習如何高效利用時間的絕佳教材。漢密爾頓顯然對學生的惡作劇以及種種胡鬧毫無興趣，他的名字從來沒有出現在學校的黑名單上——這份黑名單是專門用來記載著種種違反邁爾斯·庫珀所制定的規矩的惡行的。而那些犯錯的學生，會被強迫要求背誦賀瑞斯（Quintus Horatius Flaccus）的詩篇或者將《旁觀者》（The Spectator）里的文章翻譯成拉丁文。

  當漢密爾頓在國王學院念書的時候，他的朋友很吃驚地發現他居然是一個很虔誠的基督徒，儘管其中有一些宗教習慣可能是因為服從學校的規定而養成的。在國王學院，學生在早餐前必須做禮拜，晚飯過後就一定會鐘鼓齊鳴，提醒人們不要忘了禱告。每個星期天，學生一定得去參加兩次禮拜。而漢密爾頓在國王學院時候的密友羅伯特·特魯普則相信，漢密爾頓對宗教所表現出的虔誠絕不僅僅是服從規矩這麼簡單。「漢密爾頓經常會主動參加一些社會上的宗教儀式，而且也一直有在清晨以及傍晚雙膝跪地虔誠祈禱的習慣……我經常會被他那熱情洋溢而又滔滔不絕的祈禱所打動。他曾讀了許多有關宗教問題的辯論著作，也是一個狂熱的基督教基本教義的信奉者」。[30]

  活潑開朗的漢密爾頓從來不愁找不到朋友，羅伯特·特魯普，一個船長的兒子，很快就成了漢密爾頓的鐵哥們兒。在國王學院的時候，特魯普寫道，「我倆睡在同一個屋子裡的同一張床上」，而且在特魯普畢業後，他倆還一起住了一段時間。[31]

  特魯普於1757年出生在伊莉莎白鎮，在1768年父親去世之後，他也成了一個孤兒（漢密爾頓的母親也是在這一年去世的）。和漢密爾頓一樣，特魯普的生活也需要依靠一些朋友的接濟。童年的不幸經歷讓特魯普一直處於一種對貧窮的恐懼之中，而他卻驚奇地發現和他境況差不多的漢密爾頓卻從來沒太把錢當作一回事。「我經常對你說，等你死的時候，你的朋友恐怕還要被迫自掏腰包來安葬你。」特魯普幾年後在一封信中毫不客氣地對漢密爾頓這麼說。[32]後來，他的這個預言不幸被言中了。

  漢密爾頓和特魯普究竟是完全因為巧合被分到了一間宿舍，還是邁爾斯·庫珀校長有意為之，讓這兩個同病相憐的窮小子在周遭那些富家子弟中能互相有個依靠？我們已經不得而知了。不過，漢密爾頓早年所經受的不幸讓他變得無比的自強，而特魯普卻總是缺乏安全感並且非常樂意去做一個大英雄的小跟班。特魯普是個聰明伶俐的樂天派，在他心中，他的那些天才朋友就是他的偶像，而他也非常樂於扮演「漢密爾頓和亞倫·伯爾的心腹之交」這麼一個奇怪的角色。亞倫·伯爾曾經在一封信中稱呼特魯普是一個「了不起的胖傢伙」，而在另一封信中，他又寫道：「特魯普就像是一劑包治百病的解毒藥，而且效果要比那麼一大堆藥丸靈驗多了。」[33]漢密爾頓和亞倫·伯爾似乎都曾經因為挫折而消沉過，也都是因為幽默樂天的特魯普才重新振作了起來。

  在漢密爾頓入校的頭一個月，他就和特魯普組織了俱樂部，他們每周都會湊到一起切磋寫作、辯論和演講技巧。俱樂部的其他成員還有尼古拉斯·菲什（Nicholas Fish）、愛德華·史蒂文斯以及塞繆爾·尼科爾（Samuel Nicoll）和亨利·尼科爾（Henry Nicoll），這些人湊在一起，構成了漢密爾頓最初的朋友圈子。文學小團體的各種活動是那個時候大學生活的主要部分，學生們湊在一起撰寫文章然後大聲地朗讀給大家聽並聽取大家的意見。漢密爾頓是這個小圈子中最耀眼的明星。「在俱樂部的所有活動中。」特魯普說道，「漢密爾頓都表現出了驚人的天才和旺盛的精力。」[34]隨著北美殖民地和英格蘭的矛盾加劇，俱樂部的辯論也因此主要圍繞王室與殖民地的關係而展開。最初，漢密爾頓的觀點同邁爾斯·庫珀所贊成的保王黨人的論調並沒有太大的區別。「漢密爾頓起初是個君主專制主義的擁護者。」特魯普斷言道，「他一直醉心於英格蘭的光榮歷史，並且對他所崇拜的英國憲法原則了如指掌。」[35]不過，漢密爾頓的觀點逐漸發生了變化，而他也因為發表了一些大膽放肆抨擊英國統治的文章逐漸開始為人們所熟知。此時的他，通常都會利用在國王學院的小俱樂部的辯論來預先檢驗自己尚未發表的文章的觀點。

  北美殖民地與英國王室的鬥爭在1773年12月16日（大約就是漢密爾頓剛剛進入國王學院就讀的時候）那個皓月當空的夜晚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有二百多名「暴徒」用煤煙將臉塗黑，打扮成莫霍克印第安人的模樣，爬上了停靠在波士頓港灣的三條貨船，用印第安戰斧將共計342個裝滿茶葉的箱子砸開，把裡面的茶葉一股腦全倒進了海里。此外還有兩千多個城裡的居民在碼頭上叫嚷著支持他們的行動。遠在麻薩諸塞州布倫垂的詹姆斯·麥迪遜興奮地高呼「這真是一個偉大的時刻」。[36]波士頓茶黨[5]之所以如此憤怒而充滿愛國心地製造了這起傾茶事件，主要是因為不滿英國當局的做法破壞了基本的貿易原則，從而斷了波士頓人的財路。很長一段時間以來，由於能夠通過走私的途徑大量進口便宜茶葉，波士頓人對於當局開徵的茶葉稅並不怎麼牴觸。然而，英國國會在1773年通過了一系列法案，授權東印度公司成為事實上的茶葉貿易壟斷者。走私商自然強烈反對這些措施，而波士頓當地的大商人——至少是那些沒有被東印度公司選中作為代理人的商人——便和城裡的那些激進的反英分子站到了同一陣線，開始激烈地抗議議會的政策。

  波士頓傾茶事件發生四天後，保羅·里維爾（Paul Revere）一路飛奔趕到紐約，上氣不接下氣地告訴紐約公眾，波士頓發生民眾起義了。後來，特魯普很堅定地說道，漢密爾頓在知道消息後，立刻趕到波士頓去了解第一手資料並采寫相關報導。對一個一年級新生來說，發表文章並不容易，然而對於漢密爾頓卻並不是什麼難事。這個前商行職員非常熟悉有關進口稅、違禁貨物的規定以及歐洲的貿易政策，對於漢密爾頓來說，他所面對的並不是全新的事情：西印度群島的殖民者很早就開始反抗英國政府的印花稅以及其他針對殖民者徵收的苛捐雜稅了。特魯普回憶道：「漢密爾頓所寫的第一篇政論文章，就是有關波士頓傾茶事件的。在這篇文章里，漢密爾頓認為，波士頓人民所導演的傾茶事件是明智而必要的。」[37]特魯普所提到的這篇漢密爾頓匿名發表的文章或許就是刊登在約翰·霍爾特（John Holt）的《紐約雜誌》（New-York Journal）上題為「對茶的保護和毀壞」的文章。按照特魯普的說法，漢密爾頓試圖緩解那些被傾茶事件嚇壞了的商人對於自身財產安全的擔心。他的這篇撫慰性的文章是非常及時的，在1774年4月22日紐約本地的「茶黨」成立後，由一群船長組成的茶黨在亞歷山大·麥克道爾（Alexander McDougall）的帶領下，同樣身著莫霍克人的裝束，突襲了停靠在紐約的英國貨船倫敦號，把這條倒霉的貨船上的茶葉都丟進了大海中。

  在波士頓茶黨組織了數次傾茶事件之後，憤怒的英國人對他們的那些北美同胞失去了耐心。英國議會的一位名叫查爾斯·范（Charles Van）的議員尤為憤怒，他怒吼道，波士頓這個城市應該像迦太基那樣被徹底踏平[6]：「在我看來，除非把那個蝗蟲窩徹底剷除，否則的話，你就別想在那裡恢復法律和秩序。」[38]1774年5月的時候，有消息傳來說英國報復性地制定了一些「強制法」（又稱「忍無可忍法」），這些嚴厲的措施關閉了波士頓的港口，直到當地居民賠償因傾茶事件所造成的損失。此外，「忍無可忍法」還命令限制公眾集會，縮小了由陪審團審判的範圍，將波士頓所處的麻薩諸塞州置於了粗暴的軍事統治之下，波士頓的街道上因此到處都是全副武裝的英國士兵在耀武揚威。5月13日，托馬斯·蓋奇將軍（General Thomas Gage）帶著四個團的士兵在波士頓登陸強制執行「忍無可忍法」。英國政府的這一做法讓波士頓這個熱愛自由的海港城市忍無可忍了，那些曾經在英國人未經他們同意就對他們徵稅而忍氣吞聲的殖民者開始團結起來。在這個時候，各個殖民地的殖民者還都僅僅認同他們所處的每一個州是自己的祖國，並沒有統一國家和民族的概念，但是，在「忍無可忍法」的高壓下，各個州的委員會開始互相聯絡起來，號召北美殖民地團結起來抵制英國貨物，並且呼籲在9月份於費城召開一次會議，即大陸會議。

  即便是在北美親英派的大本營紐約，當地的政治氛圍也異常緊張，按照當時一位觀察家的說法，「這裡一片騷動，就好像城市被外國軍隊包圍了一樣」。[39]對漢密爾頓來說，這可是一段激動人心的日子，他一定經常逃課去參加集會、遊行、示威、請願和散發傳單。此時，那些主張徹底抵制英國貨物的強硬派分子和那些認為抵制英貨過於偏激並且是損人不利己的昏招的溫和派市民，為了爭奪參加第一次大陸會議的代表席位而打得不可開交。為了鼓吹抵制英國，一群屬於「自由之子」（這是一個在抵制印花稅法案時就集合起來的秘密團體）的武裝分子開始在1774年7月6日下午集合到了國王學院旁邊的考曼草坪上的那根「自由之竿」底下。

  亞歷山大·麥克道爾主持了這次會議，並且提出了一套應對英國對麻薩諸塞制裁的方案。按照民間的說法，在這次對於漢密爾頓的一生有著決定性意義的會議中，漢密爾頓是這樣走上美國歷史的大舞台的：他先是自發在人群中說了幾句，然後就被一些人簇擁上了講壇。在講壇上，這個有些孩子氣看起來微不足道的年輕人躊躇了幾秒鐘，然後突然開始滔滔不絕地大聲演說。這也是漢密爾頓後來一貫的風格，在演說之前，總要積攢一下氣力，然後一下子爆發出來。漢密爾頓在演說中肯定了波士頓茶黨的行為，對英國當局膽敢關閉波士頓港深表悲痛，他贊同北美殖民地應當團結起來對抗英國當局不合理的稅賦的提議，並且堅定地支持抵制英國貨物。在這次大獲成功的演講中，他斷言，這些抵抗「將會被證明能夠拯救北美以及殖民地人民的自由」, 否則「欺騙，強權和蠻橫的壓迫將取代正義、公理、社會幸福和自由」。[40]

  當漢密爾頓的演說結束的時候，整個會場一下子鴉雀無聲，人們靜靜地注視著這個迷人的演說者，然後，整個會場爆發出長久不息的歡呼。「這是個大學生！」人們交頭接耳地議論著，「這是一個大學生！」[41]漢密爾頓，19歲，看起來比他的真實年齡還要小，這讓他的演說變得更具感染力。從那時起，他就被人們當成了一個少年英雄，而像亞歷山大·麥克道爾、約翰·萊姆（John Lamb）、馬利納斯·維萊特（Marinus Willett）和其他自由之子的領導者，也對漢密爾頓刮目相看。值得一提的是，漢密爾頓這一次站到了工匠、技師所組成的激進團體的一邊，而不是後來他長期所代表的「謹慎的」商人階層。要知道，這是漢密爾頓從西印度群島移民到北美後能夠出人頭地的絕佳機會，他顯然抓住了這個機會，一夜之間脫穎而出。從此之後，這個西印度群島窮小子用他那熱情洋溢的演說、激動人心的辭藻牢牢地吸引住了人們的目光。一旦漢密爾頓加入到了追求北美人民自由的洪流中，他的生活就像上足了發條的機械，一口氣飛快地運轉起來，再也沒有停歇過。

  當武裝分子在考曼草坪聚會的消息傳回學校的時候，邁爾斯·庫珀博士一定大驚失色，漢密爾頓這個他一向最為寵愛的學生居然和那幫臭名昭著的人混到了一起。而在庫珀眼中，「自由之子」根本就是一個製造混亂的放肆團體。[42]當時的形勢讓庫珀很是難堪，庫珀此時唯英國當局馬首是瞻，而漢密爾頓則對英國佬嗤之以鼻。就在三個月前，這位校長還剛剛給即將離任的英國總督威廉·特倫（William Tryon）寫了一封充滿了溢美之詞、極盡諂媚的信，他奉承他的威廉·特倫大人道：「我們只能說，只要人類社會依然存在，無論人們用什麼樣的語言來表達，『特倫』這個名字都將永遠作為人類的恩人而被大家頂禮膜拜。」[43]

  漢密爾頓堅持說，「自己非常依賴」庫珀校長，而在平常，他或許還是庫珀的好學生。[44]庫珀是一個幽默的詩人，一位希臘文和拉丁文學者，還是一個在俗事中信奉享樂主義的單身漢。在一幅出自約翰·辛格頓·科普里（John Singleton Copley）之手的肖像畫中，庫珀長著一張光滑而保養良好的胖乎乎的面孔，自鳴得意地向一側望去，一幅自信滿滿的樣子。在國王學院小小的教員隊伍中，應該就是庫珀本人輔導漢密爾頓學習拉丁文、希臘文、神學和道德哲學。

  庫珀是被坎特伯雷大主教任命為國王學院的校長的，從各個方面來看，這都是一個非常英明的選擇。在不到十年的時間裡，他創辦了一所醫學院，擴大了學校的圖書館，網羅了不少教授，甚至還開辦了一間藝術收藏館。和約翰·威瑟斯彭一樣，庫珀也為他有一批優秀的學生而深感驕傲：約翰·傑伊、羅伯特·R.利文斯頓、古維內爾·莫里斯、班傑明·莫爾（Benjamin Moore）和亞歷山大·漢密爾頓。1774年，庫珀一直在謀求取得一張皇家特許狀，試圖將國王學院變成一所皇家大學，這樣就能大大鞏固他的校長地位。然而，獨立戰爭徹底擊碎了他的希望。他一開始對騷動感到震驚不已，進而就大為光火，接著他就發現這場運動是對他的野心的最大威脅。他發現自己不能再繼續作壁上觀了，他開始用辛辣的文字抨擊那些抗議的人群，宣稱茶葉稅並不苛刻。他抨擊道：「波士頓人就是一群利慾薰心的騙子，他們被陛下的政府制裁完全是自找的。」[45]他的這些冒天下之大不韙的言論迅速地讓他成了全紐約人人喊打的保王黨分子，也因此而一再遭到自己學生的質問。而塞繆爾·克勞西此時也受夠了無休止的騷亂，悻悻地返回不列顛了。

  殖民地的反抗活動逐漸開始有組織了。在1774年8月底，除了喬治亞州外的所有北美殖民地都派出了代表參加第一屆大陸會議。包括約翰·傑伊和詹姆斯·杜恩（James Duane）在內的紐約州的代表也在人們的歡呼中啟程前往費城參加大陸會議。當時的一份報紙寫道：「他們與紐約同在，他們與紐約人民同在，整個城市彩旗飄飄音樂陣陣，歡呼聲響徹大街小巷。」[46]在這所名為「木匠宮」的由紅色和黑色磚頭建成的建築里開會的人並不是一群坐在溫莎式的椅子上的教條的激進分子。這些參加大陸會議的各州代表並不傾向於尋求北美殖民地的獨立，相反，他們湊到一塊，試圖找到解決當前危機的辦法，以避免戰爭的發生。他們在第一次大陸會議上再次宣稱他們都是忠誠的英國子民，希望能和倫敦的英國政府和睦相處，並且小心謹慎地指出應當用合法的方式表達意見。然而，他們的耐心是有限的。大陸會議通過了一項聯合聲明，確定了全面的貿易抵制，停止一切出口、進口，甚至停止消費英國產的原材料一直到「忍無可忍法」被廢止。每一個州都被建議組織糾察委員會，來監督貿易抵制的執行情況，紐約州在11月份選出了糾察委員會的組成人員，其中有許多漢密爾頓的好朋友，赫拉克里斯·馬立甘就位列其中。

  儘管在約翰·亞當斯看來，傑伊和杜安這些紐約人還太過膽小，然而，大陸會議的種種舉措卻大大刺激了紐約城那些保王黨人的愛國情感。對於邁爾斯·庫珀來說，這次會議根本就是煽動叛亂的邪惡的黑暗會議。於是，他在兩本廣為傳播的宣傳冊里，激烈地抨擊大陸會議及其政策，他告誡那些瞠目結舌的殖民地人民說「身為英國臣民是這個世界上最幸福的事」，[47]庫珀在他的文中隻字未提議會嚴苛的法律，相反卻宣稱「北美殖民地的行動是不可容忍的」。[48]緊接著，他就開始大肆抨擊大陸會議的抵抗行動：「試圖用武力手段或者讓整個國家陷入饑饉的方式來達成目的根本就是極端無恥、無知、傲慢和愚昧的。」[49]和許多人一樣，庫珀根本不相信所謂的北美人民能夠打敗戰無不勝的英國軍隊，「幻想和英國對抗完全是愚不可及的可怕想法」。[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