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拉和我變賣家具

  如今只剩我一個人留在農場。其實連農場也已經不再屬於我了，但買家表示隨便我在房子裡住多久都行，只是為了在法律上有所依憑，每天要收我一先令租金。

  我開始變賣家具，這給了法拉和我不少事做。我們需要把所有的瓷器和玻璃器擺在桌面上展示，後來桌子賣掉了，我們就把它們在地上擺成長長的幾排。咕咕鐘上的布穀鳥在它們頭頂傲慢地報著時，後來鍾也被人買去了——鳥兒飛走了。有一天，奈洛比的一位夫人和我約好要買下我所有的玻璃器，但當晚我左思右想不是滋味，隔天一早就開車到奈洛比取消了交易。其實我已經沒有地方存放這些餐具，但它們曾經觸碰過友人的指尖和雙唇，我也用它們飲過友人送來的美酒，杯盞間似乎還縈繞著席間的長談，我捨不得和它們分開。我想，實在不行我還可以把它們全都打碎。

  我有一架老舊的木屏風，上面繪著中國人、蘇丹以及黑人的肖像，人影的手中還牽著狗。我一直把它擺在壁爐旁邊。多少個夜晚，就著熊熊的火光，這些人影從屏風上走下來，變成我給丹尼斯講故事的插圖。我盯著屏風看了半天，把它收起來放進箱子，這些人影可以好好休息一段時間了。

  也是在這段時間，奈洛比的麥克米蘭紀念堂竣工了，這是麥克米蘭夫人為紀念丈夫諾斯拉普·麥克米蘭爵士而修建的。紀念堂很精緻，有一個圖書館和幾間閱覽室。麥克米蘭夫人開車來農場探望我，與我傷感地聊起往昔的歲月，最後把我當年從丹麥帶來的家具幾乎全都買了下來，打算放到圖書館裡。我得知這些開朗、智慧而好客的箱子和柜子仍然能夠聚在一起，與書籍和學者相伴，感到十分欣慰，好像看到革命年代的一群弱女子在大學裡找到了庇護所。

  我把書籍打包裝好，打成的書箱就成了座椅和餐桌。書籍在殖民地生活中的意義與在歐洲大不相同，它占據了你生命的一整個側面；所以你對好書的感激、對劣書的憎惡，都會比你身處文明國家之時來得更強烈。

  書里虛構的人物會在農場裡與你並轡前行，在玉米田裡和你擦肩而過。他們像機警的戰士，立刻就能找到適合自己的角落。一天夜裡，我讀完了《克羅姆莊園的鉻黃》[13]，這本書是我在奈洛比某家書店隨手買來的，以前我從來沒聽說過這位作者，但這本書非常精彩，我覺得自己好像突然在大海上發現了一座碧綠的海島。第二天早上，我騎馬穿過禁獵區的山谷，一隻小羚羊突然蹦到馬前，立即在我眼前幻化成了一隻牡鹿，就是赫爾克里士夫婦帶著三十多隻或黑或黃的巴哥犬捕獵的那一隻。沃爾特·司各特[14]筆下的角色在這片山野中都能找到歸宿，我不管走到哪兒都能碰上他們；奧德修斯和他的同伴也一樣，最奇怪的是，這裡居然還有拉辛[15]筆下的很多人物。彼得·施萊米爾穿著七里格靴[16]走過山丘；「蜜蜂小丑」阿格赫[17]就住在河邊的花園裡。

  家裡的東西都陸續找到了買主，一件件被打包運走，我的房子在這幾個月里也漸漸恢復了本來的面貌，變得像顱骨一般高貴。涼爽寬敞的大屋子裡開始有了回聲，外面草坪上的草深及門階。最後整幢房子乾乾淨淨，一件雜物都沒有，我覺得這種狀態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適合居住。

  我對法拉說：「這幢房子本來就該是這個樣子。」

  法拉完全明白我的意思，因為索馬利亞人的個性里都有幾分苦行僧的氣質。這段時間他一直在全心全意地幫我料理著一切，而且打扮得也越來越像一名真正的索馬利亞人，就像他第一次來亞丁接我時的模樣。他很擔心我的舊鞋壞掉，悄悄告訴我他每天都在向真主祈禱，希望我的鞋子能撐到巴黎。

  在最後這幾個月里，法拉每天身著盛裝。他有不少好衣服，我送過他一條金線刺繡的阿拉伯坎肩；伯克利·科爾送給他一件猩紅色鑲金帶的制服馬甲，款式非常優雅。他還有不少色彩亮麗的絲綢頭巾。平時他都把這些衣服壓在箱底，只有特殊場合才穿，但現在他卻把最好的衣服都穿在身上。無論是在奈洛比街頭跟在我身後一步之遙，還是等在總督府和律師事務所門外骯髒的台階上，法拉永遠穿得像所羅門極榮華的時候，只有忠貞不貳的索馬利亞僕人才會這樣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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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得給我的馬兒和獵犬安排一個歸宿。我本來想把它們用槍打死，但不少朋友來信表示希望領養它們。此後我再騎著馬、帶著幾頭獵犬出門，就覺得把它們打死並不公平——它們體內的生命力還如此旺盛呢!我猶豫了很久才決定把它們都送給朋友，在別的問題上我大概從未如此優柔寡斷過。

  我最喜歡的一匹馬叫「胭脂」，我騎著它往奈洛比去。我控著馬慢慢走，一路眺望著南方兩側的風景。我想胭脂一定覺得很納悶兒，我們沿著公路進了城，為什麼不再折返呢？我好不容易才把它拉上奈瓦沙的火車，關進運馬的車廂。我在車廂里最後一次感受著它絲綢般柔滑的鼻尖滑過我的手掌和臉龐。胭脂，你不給我祝福，我就不容你離去!我們曾一起在土著人的自留地和茅草屋之間找到了直通河邊的小徑，胭脂走在那條陡峭濕滑的下坡路上，就像騾子一樣靈巧；河中央湍急的褐色急流映出我們的倒影，我看到自己的臉緊緊依偎在胭脂的頸上。此刻，我希望你在雲霧縈繞的山谷里自由自在地生活，盡情享用著康乃馨和紫羅蘭!

  那時我身邊還有兩隻年幼的獵鹿犬——大衛和黛安娜，都是帕尼亞的子嗣。我把它們送給了在吉爾-吉爾附近經營農場的一位朋友，它們在那兒有機會經常打獵。兩隻狗都非常健壯頑皮，被車子接走的時候顯得神采奕奕，頭挨著頭擠在車窗一側，吐著舌頭喘個不停，似乎在追蹤什麼新奇的獵物。它們敏銳的雙眼、迅捷的四爪、活潑的靈魂，從此告別了我的房子和農場的草原，在新的土地上呼吸著、嗅聞著，快活地狂奔。

  有些人已經離開了農場，因為這裡再也沒有咖啡和咖啡加工廠了。普蘭·辛格也失業了，他不太樂意繼續待在非洲找工作，決定返回印度老家。

  普蘭·辛格是冶礦的一把好手，但在工坊之外天真得像個孩子。他完全接受不了農場即將倒閉的命運，為它深深地默哀，黑鬍子上灑滿清亮的淚珠。他千方百計地想讓我留下來，有很長一段時間每天都纏著我提出各種維持農場經營的主意，這讓我很為他擔心。他一向為我們的機器設備而自豪，如今整個人更是釘在了工廠的蒸汽機和烘乾機前面，似乎要用那雙溫柔的黑眼珠把每一顆螺釘都吞下去。後來，他終於醒悟到大勢已去，就把這些努力一股腦兒全拋卻了。他仍然很傷心，但已經接受了現狀，並且開始另做打算，在農場遇見我還會對我大談他的旅行計劃。他離開農場時身無長物，只有一個小小的工具箱和一套焊接裝備，似乎他的心靈和生命早已運去了大洋彼岸，現在這具單薄、不起眼的棕色身軀也要提著焊鍋隨之而去了。

  我打算送給普蘭·辛格一份離別的禮物，最好是我手頭就有的東西。可是當我向他說起這件事，他卻興高采烈地表示想要一枚戒指。我身邊沒有戒指，也沒錢給他買戒指。這是幾個月以前的事了，當時丹尼斯來農場與我共進晚餐，我還在席間對他說起這個情況。丹尼斯此前送了我一枚阿比西尼亞產的軟金戒指，指環粗細是可調的，男女都能戴。他見我盯著手上的戒指，以為我打算把它送給普蘭·辛格。他以前常常抱怨說不管送我什麼，我總是一轉身就給了家裡的有色僕人，為了防止我再這麼幹，他馬上從我手上把戒指脫下來，戴在自己手上，說他先替我保管著，什麼時候普蘭·辛格離開了農場，他再把戒指還給我。幾天後他就去了蒙巴薩，所以這枚戒指最後也與他一同下葬了。不過，我還是設法在普蘭·辛格離開前滿足了他的心愿，我用變賣家具湊的錢在奈洛比買了一枚戒指送給他，這是一枚分量十足的金戒指，鑲了一顆很大的紅寶石，簡直像塊玻璃。普蘭·辛格拿到戒指後喜極而泣，我覺得這枚戒指沖淡了他與農場和機器分離的不舍。他在離開農場之前的最後一周里每天都戴著這枚戒指，一來我家就把手揚起來給我看，臉上洋溢著溫和燦爛的笑容。我去奈洛比車站為他送行的時候，最後一眼瞥見的畫面就是那隻黝黑修長、曾在鍛爐上狂飆飛舞的手——他把工具箱墊在腳下，從擠滿土著人的酷熱的車廂里伸出一隻手向我揮別，指間的紅寶石就像一顆閃耀的小星星。

  普蘭·辛格回到了故鄉旁遮普，與家人團聚。他有好多年都沒見過家裡人了，但他們一直保持著聯繫，家裡總會給他寄照片。普蘭·辛格把照片珍而重之地保存在加工廠旁邊的鐵皮小屋裡，向我展示的時候滿臉都是溫柔和驕傲。普蘭·辛格在乘船前往印度的途中已經給我寫了好幾封信，開頭一律是：「親愛的夫人，再見了。」接下來就開始講述他的近況和旅途中的新鮮事。

  丹尼斯去世一周後的清晨，我遇上了一件怪事。

  那天我正躺在床上梳理最近幾個月經歷的一切，試著捕捉事情背後的本質。我覺得自己莫名偏離了正常的人生軌跡，踏入了本來絕不應該陷入的旋渦。不管我走到何方，大地都在腳下裂開，星辰從空中墜落。我想到一首描寫諸神黃昏的詩，詩中記載了星辰墜落之事，還有一些描寫小矮人躲在山洞裡長吁短嘆、最終憂懼而死的詩行。我覺得這一切絕非禍不單行那麼簡單，這背後一定隱藏著什麼規律。如果我能找到這種規律，就能獲得救贖：而只要尋找得法，事實背後的規律就會昭然若揭。我想，我必須從床上爬起來，主動尋找徵兆。

  很多人都覺得尋找徵兆的行為很荒唐，那是因為窺破徵兆的前提是具備某種心境，但經歷過這種心境的人少之又少。在合適的心境下尋找徵兆，得到的答案就不會讓你失望——它會應你的呼告自然浮現。打個比方，這就像一名如有神助的牌手從桌上隨機拿到十三張牌，突然發現這是一手絕頂好牌——一張散牌都沒有。別人連叫牌的機會都沒有，他卻看見一個大滿貫赫然擺在面前。牌里真的有大滿貫嗎？當然有，但只有命里註定的牌手才拿得到。

  於是我出門尋找徵兆，不知不覺朝著僕人的茅屋走過去。他們養的雞剛放出來，在茅屋四周亂跑，我站在那裡看了一會兒。

  法蒂瑪家的大白公雞神氣活現地走到我面前，突然停住腳，腦袋左右歪了歪，豎起了雞冠。這時，路對面的草叢裡爬出了一隻灰色的小變色龍，它也像公雞一樣一大早就出來覓食。雞本來就以這些小生物為食，於是公雞就徑直向變色龍走過去——一邊走一邊還滿意地咯咯叫了幾聲。變色龍一看到公雞就嚇得僵在原地，但它仍然表現得很勇敢，踏定四隻腳，一步不退，把嘴張到極限，伸出小棍一樣的舌頭衝著公雞吐來吐去，希望能把敵人嚇跑。公雞見狀頓了一下，仿佛真被嚇住了，但馬上就閃電般地衝過去，喙子像小錘一樣乾脆地一砸一抬，把變色龍的舌頭連根拔了出來。

  這場交鋒還不到十秒鐘就宣告結束。我把法蒂瑪家的大公雞趕跑，拾起一大塊石頭把變色龍砸死了。它全靠一條舌頭捕食昆蟲，沒了舌頭根本活不成。

  這一幕令我心膽俱寒——它像一個縮影，讓我窺見了命運那殘忍駭人的真相——我逃離了現場，在房子附近的石凳上呆坐了半晌。法拉把熱茶端到我身旁的石桌上，而我低著頭，盯著地上的石塊，不敢抬頭直視這個突然變得危機四伏的世界。

  幾天後我才醒悟過來，這一幕實在是無比玄妙的應答。可以說，我莫名蒙受了恩寵，雖然方式略顯怪異。諸神聽取了我的呼告，在我力怯之時為我保留了最後的尊嚴——夫復何求？現在顯然不是寵溺子民的時刻，但他們仍然回應了我的祈求。諸神對我哈哈大笑，笑聲響徹群山，神諭伴隨著天使的號角，顯現在公雞和變色龍的爭鬥之中。

  我很慶幸那天清晨及時趕到，給了這隻垂死掙扎的變色龍一個痛快。

  就在這段時間——其實是我把馬送走以前，英格麗德·蘭斯特朗從恩喬羅的農場專程趕來，陪我小住了一段日子。這是英格麗德對我的情分，因為她本來不可能離開農場。她丈夫為了償付恩喬羅的地租，在坦噶尼喀一家大型劍麻公司找了一份工作，現在正在海拔兩千英尺的田裡揮汗如雨。那感覺就像英格麗德為了保住農場，把老公當成苦力租了出去。所以當時是由英格麗德獨力支撐著整座農場，她擴建了養雞場和菜園，養了豬，孵了一群小火雞，忙得不可開交，連一兩天的休息時間也抽不出來。但她還是把一切工作都丟給了基默薩，風塵僕僕地趕到我家，就像跑到朋友家裡救火一樣。基默薩沒有隨她同來，這在目前的情況下對法拉來說可能是件好事。英格麗德太清楚女主人被迫放棄農場是什麼滋味，她從心底對我懷著同情和理解，用大地一般寬厚博大的胸懷安慰我，給我力量。

  我和英格麗德不談過去與未來，也不提起任何一位摯友和熟人的名字，只是全神貫注於眼前這場災難。我們肩並肩走遍整個農場，道出每一處設施、每一頭牛羊的名字，仿佛在盤點我的損失，由英格麗德代我登記，準備寫成一紙訴狀，在日後呈遞到命運面前。其實英格麗德早已嘗盡生活的滄桑，她知道這樣的訴狀無處可尋，但辛苦謀生的女人總是免不了生出與命運清算的想法。

  我們來到牛棚附近，坐在欄杆上一頭一頭數著歸欄的牛。我指著它們，無聲地對英格麗德說道：「這些牛啊!」她也無聲地應道：「是啊，這些牛!」並在書冊里記上一筆。我們繞著馬廄轉了一圈，給馬兒餵糖，等它們吃完了，我伸出沾滿唾液的手掌給英格麗德看，叫道：「這些馬兒啊!」英格麗德也一聲長嘆：「是啊，這些馬兒。」又記上一筆。我們來到河邊的花園，英格麗德一想到我要拋棄這些從歐洲帶來的花草就覺得受不了，站在薄荷、鼠尾草和薰衣草前面使勁絞著手。後來她又忍不住說起這些花兒，似乎在琢磨有什麼辦法能讓我把它們帶回歐洲去。

  一連幾個下午，我們都來到草原上出神地凝視著那一小群吃草的本地奶牛。我逐個盤點它們的年齡、脾氣和產奶量，英格麗德一邊聽，一邊不住地嘆息和尖叫，仿佛她正在承受著肉體上的折磨。她一頭一頭仔細檢視我的母牛，不過並沒有懷著交易的念頭，因為我已經把牛都留給了僕人——她是在估算我的損失。她抱著那群渾身奶香的小牛犢就捨不得撒手，她當年掙扎著奮鬥了多久才擁有了幾隻帶犢的小母牛啊!此刻她不由自主地向我投來怨怒的目光，責怪我竟然忍心遺棄這些小牛犢。

  我覺得，假如一個男人走在痛失親人的朋友身邊，心裡卻一直嘀咕著：「謝天謝地，還好不是我。」他們多半會心生愧疚，並且盡力壓抑這種感受。但如果同樣的情況發生在兩位女性之間，感受就會不同。幸運的一位會對遭難的友人表示深切的同情，不用說，她的心底也會一直嘀咕著：「謝天謝地，還好不是我。」但她們不會因此心生芥蒂，反而會更加親密，而且這種心態會為交談平添一份感同身受的真誠。我覺得男人很難心平氣和地羨慕彼此，或者毫無芥蒂地分個高低。而在女性的世界裡，新娘無疑勝過了伴娘，臨盆的女人也會嫉妒生過孩子的母親，但雙方都不覺得難堪。罹受喪子之痛的女人會把孩子的衣服拿給朋友看，她明白朋友正在心裡反覆念叨著一句話：「謝天謝地，還好不是我。」但雙方都覺得這是再自然不過的反應。英格麗德和我就是這樣，我們在農場裡並肩漫步，我知道她此刻正在感謝老天讓她仍舊保有這座農場，並且暗下決心要把它牢牢抓在掌心，我們對此心照不宣。儘管我們都穿著老舊的卡其外套和長褲，但我們其實是神話中的女人，衣著一白一黑，彼此親密無間，我們是從非洲的農場生涯里化出的精靈[18]。

  幾天後，英格麗德向我道別，乘火車北上返回了恩喬羅。

  我已經無馬可騎，獵犬也送了人，出入都很冷清，了無生趣。幸好我的車還在，我很高興沒把它賣掉，因為最後這幾個月我還有不少事情要去奔忙。

  佃農的命運始終沉甸甸地壓在我的心頭。農場的買主打算把咖啡樹砍光，再把地塊分隔出來賣給建築公司，所以用不著佃農了。買賣農場的手續一辦完，佃農就接到了通知，限於六個月之內搬離農場。他們都被這個突如其來的決定驚得發昏，因為不少佃農生在農場，還有一些人幼時就跟著父輩來農場定居了，他們一直以為這片土地是自己的。

  佃農知道，要是想住在農場上，每年就要為我工作一百八十天，這樣每月就能拿到二十先令酬勞，這筆帳目由農場辦公室統一管理。他們也知道住茅屋要向政府交稅，一棟茅屋每月交十二先令，這對土著人來說是一個沉重的負擔，因為土著人財產不多，卻常常擁有兩三棟茅屋——具體取決於娶了幾房妻妾，因為吉庫尤男人必須給每房妻妾一棟單獨的茅屋。有時候佃農做錯了事，我還揚言要把他們趕出農場，估計他們也模模糊糊意識到自己的農場生涯未必全然穩固。他們特別厭惡茅屋的稅款，而這筆稅款由我為政府代收，所以每次都得費很多口舌才能辦妥。但他們仍然覺得這是人生中尋常的坎坷，有朝一日一定能夠抗爭成功。他們從沒想過會有某種一視同仁的法則突然降臨，所有人都無處可逃、無可抗拒。有時他們甚至會一廂情願地把農場新主人的決定當成憑空幻想出的怪物，只要他們夠勇敢，就能對它視而不見。

  在某些方面上看，土著人對白人的觀感，就像白人對上帝的觀感。有一次我要和一個印度木材商簽合同，合同里出現了這樣的字眼：「上帝的行為[19]。」我對這種表述不太熟悉，起草合同的律師努力為我解釋。

  「不對，夫人，」他說道，「您還沒有完全理解這個術語。凡是完全不可預測、不能克服，也無法以常理解釋的情況，都屬於『上帝的行為』。」

  最後，佃農們意識到搬離農場已成定局，就來到我家周圍黑壓壓地聚成一大片。他們覺得這條驅逐令是我拋棄農場的後果——我的運氣越來越差，現在也殃及了他們。但他們對我並沒有責怪之意，因為我們早就把這件事說開了。佃農們是想問，他們該往哪兒去。

  我發現這個問題很不好回答。政府規定土著人不准購置土地，而且據我所知，也找不到第二個面積大到能夠收容所有佃農的農場。於是我告訴他們，我問過了，他們只能到吉庫尤居留地里去找一塊土地。他們聽後就嚴肅地問我，那裡的空地夠不夠大，能不能把牲畜全趕過去；又問我能不能保證所有人在同一個地方耕種，這樣農場的人仍然可以聚在一起，因為他們不願與彼此分離。

  佃農這種共同進退的態度令我大感詫異，因為他們平時在農場上總是吵鬧不休，談到彼此一向沒有什麼好話。但現在他們一個不少地聚在我家門外，無論是卡瑟古、卡尼努、莫戈這些平日裡趾高氣揚的大富戶，還是瓦韋魯和喬薩這些一頭羊也沒有、在土地上掙命的窮苦佃農，他們攜手並肩，懷著同樣一個念頭：保住彼此，就像保住自己的牛羊那麼堅定。我覺得他們向我討要的不只是一塊棲身的土地，而是他們未來的生存。

  你從土著人手中奪走的不只是他們祖祖輩輩耕耘過的土地，更是他們的過往、他們的根、他們的身份。如果你把土著人慣於見到、並且以為每天都能見到的東西奪走，從某種意義上說，你也奪走了他們的眼睛。這種行為對原始民族的影響遠遠超過文明人。動物更是這樣，它們寧願忍受長途跋涉的困苦，也要返回熟悉的環境，找回失落的身份。

  馬塞人本來生活在鐵路線以北的曠野，後來才被迫背井離鄉，搬來這片居留地。但他們卻把故鄉山川河流的名字一併帶了過來，沿用到新的土地上，經常讓後來的旅者暈頭轉向。馬塞人攜帶著被斬斷的根脈為自己療傷，在流亡中盡力遵循以前的生活方式，以留住部族的過往。

  正是這種自保的本能讓我的佃農彼此緊緊相依。如果他們一定得告別故鄉，那麼就必須要把了解故鄉的人們留住，這樣他們才能保留自己的身份，多年以後依然可以談論農場的地理環境和曾經發生的那些故事，假如有誰忘記了，會有另一個人為他提醒。正因為如此，佃農們才感受到一種亡族滅種的恥辱懸在心頭。

  「姆薩布，去吧，」他們對我說，「替我們向官老爺求個情，讓我們搬家的時候帶上所有的牲畜，讓我們在新的土地上還能住在一起。」

  於是，我踏上了漫長的朝聖之旅——或者說乞憐之旅。我在非洲的最後幾個月幾乎都在為此事而奔忙。

  我先去拜訪了奈洛比和基安布的地區長官，隨後去找了土著人管理局和土地局，最後又去拜訪總督約瑟夫·拜倫爵士，之前我從來沒見過他，因為他剛從英國調來沒多久。到最後我已經忘了自己為何而來，只是任憑事態發展，隨命運的安排載浮載沉，有時在奈洛比空耗整日，有時又要在一天內往返數次。每次回到農場，我的房子外面總有一大群佃農蹲守在那裡，但他們從不詢問事情的進展，只是守在那裡注視著我，用某種神秘的土著魔法向我體內注入堅忍和毅力。

  其實政府官員都很耐心親切，他們不是在故意刁難我：想在吉庫尤居留地里找到一片足以安置所有佃農與牲畜的閒置土地，的確不是一件易事。

  大多數官員都在非洲生活了很久，很了解土著人的心態。他們只是委婉地暗示我：最好能讓吉庫尤人賣掉一些牛羊——雖然他們心裡也知道這件事絕無可能。但如果土著人把牛羊一隻不少地趕到一塊太小的土地上，必然後患無窮，他們會與居留地上的鄰居發生無窮無盡的爭執，最後還得當地的地區長官調停解決。

  至於佃農們的另一個訴求，也就是希望能住在一起，官員表示：這個要求沒什麼必要。

  「啊，不要和我說什麼必不必要，最卑賤的乞丐也有他不值錢的身外之物!」[20]我心裡突然冒出了一串台詞。我這一生始終堅信，只要看看一個人對待李爾王的態度，就能知道他是個什麼樣的人。你不能和李爾王講理，就像你不能和吉庫尤老人講理一樣，雖然他從一開始就對每個人都提出了過分的要求，但他可是國王啊!確實，非洲土著人並沒有把土地慷慨讓予白人，所以他們的關係在某些層面上與李爾王和女兒的關係有些不同；白人是以宗主國的身份接管了這片土地。但我還記得，在不算太久之前，在這代人尚有記憶的時代，土著人還是這片土地無可辯駁的主人，他們從來沒聽說過白人和白人律法的存在。他們的生活動盪不安，腳下的土地卻無比堅實。有些土著人被擄走賣到了奴隸市場，但有些土著人永遠留在這片土地上。被擄走的土著在西方世界輾轉流亡，在為奴的苦難中一心盼著回到非洲高原，回到自己的故土。非洲大陸那些雙眸黑亮的土著人與雙眸黑亮的老象何其相似!他們沉穩地站在那裡，在蒙昧的心靈中一點一點攝取和積澱著對身周世界的印象；他們就是這片土地的象徵。或許土著人和老象都會因為身邊的劇變而感到困惑，會來問你：我在哪兒？你就只能用肯特[21]的台詞作答：「在您自己的國土上，陛下。」

  我每天開車前往奈洛比，與政府官員反覆交涉，到最後我甚至覺得餘生恐怕都要耗在這件事上了。就在這時，我卻突然接到了通知——申請被批准了，政府同意在達戈雷提森林保護區內劃出一塊土地來安置我農場的佃農。他們可以在離原先住處不遠的地方建起村落。就算農場消失了，他們還是可以組成一個族群，留住彼此熟悉的面龐和名字。

  我在農場宣布了這個消息，佃農們卻沉默以對。你從吉庫尤人的表情里永遠看不出他們究竟是充滿信心，還是早已絕望。土地的問題解決了，他們馬上又想出一大堆五花八門的請求和提議，希望我去處理，被我統統拒絕。但他們仍然聚在我房子周圍，觀察著我的一舉一動，但投來的眼神已經不同。土著人對命運懷有熱切的信心，只要嘗到一點甜頭，他們就覺得一切都會好起來，連我也會留在農場。

  我見佃農下落有著，心裡的一塊大石頭總算落了地。我很少覺得自己這麼心滿意足。

  又過了兩三天，我突然意識到自己在這個國度的事情已經全部辦妥，可以離開了。農場的咖啡已經采完了，加工廠無聲地矗立著。房子搬空了，佃農也有了自己的土地。雨季結束了，平原與山巒上都長出了高高的新草。

  當初我打算在瑣事上放棄抵抗，集中解決所謂的生死攸關的大事，這個計劃最終徹底失敗了。為了贖回自己的人生，我不惜一件件割捨自己的財產，等到我一無所有的時候，我自己也就成了最微不足道的一件事物，被命運輕而易舉地擺脫了。

  那段時間剛好有一次滿月，月光照進空蕩蕩的房間，在地上印出窗欞的形狀。月亮似乎也在好奇地窺探，想知道我打算在這棟空蕩蕩的房子裡待多久。「哦，不，」月亮說，「時間對我來說毫無意義。」

  我本想親眼看著佃農搬完家再離開，但土地測量要花不少時間，沒人知道他們何時才能搬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