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間墳墓

  丹尼斯·芬奇-哈頓那時剛剛結束了一場遊獵，來農場住了幾天。後來我開始整理和打包房子裡的東西，就沒有地方給他住了。於是他便搬去了奈洛比，住在休·馬丁家裡，但每天還是會開車來農場和我一起用餐。等到屋裡的家具變賣一空，我們就每人坐著一個包裝箱，再用另一個包裝箱當餐桌。就這樣對坐聊天，直到深夜。

  有那麼幾次，丹尼斯和我交談的語氣仿佛我真的要告別這個國家了。他是把非洲當成故鄉的人，所以非常理解我，也為我感到黯然。不過有時他也會笑話我的離愁別緒。

  他問我：「你真覺得沒有西朗加在身邊就活不下去了？」

  「一點沒錯。」我答道。

  但大多數時間我們都談笑如常，表現得好像未來根本就不存在；丹尼斯從來不會擔憂未來，好像他知道一種常人不知道的神秘力量，只要願意就可以隨時汲取。所以他很快就接受了我這種萬事不掛懷的態度：別人怎麼說怎麼想都隨他去吧。只要他在農場，我就覺得坐在空房子裡的木箱上是個再正常不過的舉動，而且很符合我們共同的品位。丹尼斯給我念過一首很應景的詩：

  務將悲戚的謠曲，

  換成輕鬆的旋律。

  我絕不為遺憾而來，

  

  只為歡樂而至。[5]

  那幾個星期，我們經常飛到恩貢山脈上空或深入禁獵區里做短途飛行。有一天，朝陽初升之際，丹尼斯駕機來農場接我，我們飛到了恩貢山南側的大草原上，在那裡看到了一頭獅子。

  他的書在我家放了很多年，他說過要把它們打包運走，但一直沒有真正動手。

  「你留著吧，」他說道，「反正現在我也沒地方放書。」

  至於我的房子被收走之後他要住在哪兒，他一直打不定主意。有一次，他在朋友力勸之下開車去奈洛比看了一眼出租的小別墅，回來時滿臉厭惡，提都不願提這件事，直到吃晚飯時才開始描述那些房子和家具的樣子，但說到一半就停了嘴，呆坐在那裡，表情又是厭惡又是悲哀，我很少見他這個樣子。那種生活讓他一見便覺得不堪忍受。

  不過他這番評價是很客觀的，沒有摻雜個人私念，他早就忘記自己本就出生在那種生活環境當中。每次我一提起這件事，他就打斷我說：「哦，我在馬塞人的地界支個帳篷就已經很快活了，或者在索馬利亞人的村子裡找間茅屋也可以。」

  這件事是一個契機，讓他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聊起了我回到歐洲以後的生活。丹尼斯覺得我告別農場之後會活得更舒服，因為我可以完全擺脫非洲的文明氛圍。「你知道的，」他說，「非洲大陸總給人一種陰陽怪氣的感覺。」

  丹尼斯在海邊有一塊地產，位於蒙巴薩以北三十英里的塔卡溫古海灣一帶。那裡是古阿拉伯人的城鎮遺蹟，有一座很不起眼的宣禮塔和一口水井，遺蹟久經風雨，早已坍塌成了鹽鹼地上的灰石堆，廢墟中還生長著幾棵古老的芒果樹。丹尼斯在自己的土地上修建了一座小房子，我去住過。那裡的風景聖潔而浩渺，眼前就是一望無際的碧藍色的印度洋，南邊是幽深的塔卡溫古海灣，灰白色和金黃色珊瑚礁構成的陡峭的海岸線綿延無際，直到天邊。

  退潮時，你可以從房子向海里漫步好幾英里，就像踏入一片鋪設得並不均勻的大廣場，你在途中可以撿到尖尖長長的奇形貝殼和海星。有些斯瓦希里漁民會到這一帶遊蕩，向我們兜售五顏六色、長著尖刺的魚，有些味道相當鮮美。他們都圍著纏腰布，裹著紅色或藍色的頭巾，宛如航海家辛巴達復生。房子下方的海岸上有一大排被海浪掏空的岩洞，你可以坐進陰涼的洞穴，眺望遠方海面的粼粼波光。漲潮時，海水會淹沒洞穴，一直升到與房屋地基齊平的高度。大海在玲瓏多孔的珊瑚礁里發出奇異的歌唱和嘆息，仿佛腳下的土地一時活了過來；洶湧的浪濤像千軍萬馬呼嘯著湧入塔卡溫古海灣。

  我住在塔卡溫古的時候經歷了一次滿月，夜空闃寂、遍地清輝，令人心醉不已。躺在床上，透過敞開的門扇可以看見銀波閃耀的大海，煦暖的夜風嬉戲著、絮語著，把鬆軟的細沙吹到屋裡的石頭地上。某天夜裡還有一隊阿拉伯帆船貼著海岸駛來，季風無聲無息地推著它們前行，月光下只見一列棕色的帆影悄然滑過。

  有時丹尼斯會提起在塔卡溫古長住的事，說自己打算每次遊獵都從那裡出發。當時我們聊到了告別農場的話題，他主動提出讓我去住塔卡溫古的房子，就像他把我的高原農場當成自己家一樣理所當然。但白人不適合長期傍海而居，除非肯下大工夫把居住環境修整得非常舒適。我覺得塔卡溫古地勢太低了，氣候也過於炎熱。

  我離開非洲那一年的五月，丹尼斯去塔卡溫古住了一個星期。他打算在自己那塊土地上建一座大一點的房子，還要多種幾棵芒果樹。他是開飛機去的，本來打算繞道沃伊再返回，看看有沒有值得狩獵的大象。土著人之間一直有傳言說有一群大象從西邊遷徙到沃伊郊外，其中有一頭特別雄壯的公象，塊頭足有其他大象的兩倍，經常在灌木叢里獨自出沒。

  丹尼斯自認為是個極端理性的人，實際上特別容易被反常的情緒和預感左右，然後就會莫名沉默好幾天，乃至一個星期，可他自己感覺不到，如果我問起，他還會覺得很吃驚。他去海濱之前的那幾天一直魂不守舍，每天都是一副心事重重的樣子，我問他怎麼了，他卻笑我想得太多。

  我覺得從高空俯瞰大海一定很美，就讓他帶我一起去。本來他一口答應了，後來卻變了卦；他說這次要繞路沃伊，路上會很辛苦，沒準兒還得降落到灌木叢里過一夜，所以有必要帶上一個土著僕人。我提醒他，他可是答應過要帶我飛遍非洲的。是的，他答道，他會的；如果真在沃伊看到了大象，他一定帶我過去一睹為快，而且那時他就知道應該在哪兒降落和紮營了。丹尼斯以前從來沒有拒絕過我搭乘飛機的請求，這是唯一一次例外。

  他在五月八日離開，那天是星期五。臨走前他對我說：「等著我，下周四我會準時回來跟你吃午飯。」

  丹尼斯要開車前往奈洛比的停機坪，本來已經拐出了我家門前的車道，卻突然折回來找我要一本他之前送我的詩集，說要帶著路上讀。他抬起一隻腳踩著車門外的踏板，用指尖點著書頁，念了一首我們一起討論過的詩。

  「你很喜歡的那首《灰雁》[6]。」他說。

  我看見一群灰雁掠過平原

  野雁振翅之聲響徹雲天——

  堅定不移地從天際飛往天際

  堅韌如鐵的靈魂噙在喉間——

  毛羽化為碧空灰白的綬帶

  烈日的輝光灑過起伏的山巒

  然後他朝我揮揮手，開車離去。這一次他沒有迴轉。

  丹尼斯在蒙巴薩降落的時候折斷了一隻螺旋槳，他打電報到奈洛比索要配件，東非航空公司派了一個男孩把配件送到蒙巴薩。飛機修好以後，丹尼斯準備再次出發，打算把航空公司的男孩也一起帶上，但男孩不肯上飛機。其實他本來慣於飛行，坐過很多人的飛機，包括丹尼斯的。而丹尼斯的飛行技術很出色，就像他在其他方面的特長一樣讓土著人很佩服。但這一次，這個男孩死活不肯上他的飛機。

  很久之後，法拉在奈洛比碰見了這個男孩，兩人聊起這件事，男孩說：「哪怕給我一百個盧比，那天我也不會跟老爺一起上飛機。」在恩貢的最後幾天，命運的陰影已經讓丹尼斯心有所感，而在那一刻，土著人對他的命運比他自己看得還要清晰。

  丹尼斯帶著自己的僕人卡茂飛往沃伊。可憐的卡茂特別害怕坐飛機，他在農場的時候和我說過，只要一離開地面，他就緊盯著腳底下，一直到飛機落地才敢抬頭。他從來就不敢往機艙外面瞟一眼，更別說從高空欣賞風景了。

  星期四那天，我在家等著丹尼斯回來。我猜他會在日出時分從沃伊出發，大約兩個小時就能抵達恩貢。但一直不見他來，我想起在奈洛比還有些事情要處理，就開車進了城。

  每當我在非洲生了病或者心情焦躁的時候，就會不自主地產生一種偏執的心態，覺得周遭一切都充滿危險和悲哀，而我莫名其妙地在這場災難中站錯了隊，所以每個人對我都懷著戒備和恐懼。

  這種噩夢般的感受其實是戰爭時期的後遺症。當時有好幾年時間，殖民地的人都覺得我是親德派，對我處處防備，因為我在戰爭爆發前的幾個星期在奈瓦沙為南部德占區的馮·萊托將軍採購過馬匹。六個月以前我們同船抵達非洲，他拜託我購買十匹阿比西尼亞血統的母馬，但我初來乍到，雜事纏身，把這件事給忘了。後來他寫信提醒了好幾次，我才終於在奈瓦沙採購了幾匹母馬，不過戰爭隨即爆發，這幾匹馬根本沒能運出去，但我卻從此沾染了親德的嫌疑。好在戰爭尚未結束，這種嫌疑就已渙然冰釋，因為我弟弟志願加入英軍，在魯瓦以北的亞眠戰役[7]中榮獲一枚維多利亞十字勳章。《東非旗幟報》還特地刊發了一篇文章，題為《東非人的維多利亞十字勳章》。

  那幾年裡，我沒把人們的疏遠當一回事兒，因為我壓根兒不親德，而且我覺得如果有必要的話，我完全有辦法澄清自己。但這件事對我的影響其實比我想像中更深，多年以後，每當我感覺疲累或者發起高燒，這種噩夢般的陰影就會捲土重來。我在非洲的最後幾個月里，每件事都會出點岔子，有時這種感覺就像一團黑暗突然降臨在我頭上，我心裡懷著一種驚懼，擔心自己可能精神錯亂。

  這個星期四，在奈洛比街頭，噩夢突然把我迎頭裹住，越來越濃，我懷疑自己已經發了瘋。鎮上莫名瀰漫著一種濃重的哀傷，我遇到的每個人都很哀傷，而且好像在有意迴避著我。沒人願意停下來與我交談，朋友們一看見我，馬上就跳上車一溜煙開走了。我常光顧的那間雜貨店的老闆是個蘇格蘭老頭兒，名叫杜肯，我們還在總督府的舞會上跳過舞。但這次我剛走進店裡，他就用一種驚恐的眼神看著我，從鋪子裡逃走了。我站在熙攘的奈洛比市中心，感到一種身處荒島的孤獨。

  我把法拉留在農場裡迎接丹尼斯，所以此刻身邊連個能說話的人都沒有。倒是有幾個吉庫尤僕人跟著我，但我沒法和他們聊這種事。他們對現實的觀感一向與我不同，好像活在另一個世界。我想了想，決定去奇羅莫與麥克米蘭夫人共進午餐，在那裡或許能找到白人聊聊天，舒緩一下我失衡的心智。

  我開車前往奇羅莫鎮上那座漂亮的奈洛比式老建築，它坐落在一條竹林夾道的長街盡頭，我發現那裡正在舉辦午餐會。但奇羅莫給我的感覺和奈洛比一模一樣，人人悲痛欲絕。我進屋的時候，所有人的談話都戛然而止。我在老朋友布爾佩特老先生身旁坐下，他垂下眼帘，勉強說了幾句話。我試圖驅散心頭濃重的陰影，主動提起他在墨西哥登山的事，但他好像完全不記得這段經歷了。

  我心想，與這些人在一起對我無益，我想回農場去。丹尼斯應該已經到了，我們會像正常人那樣交談，我會重新清醒起來，了解和領悟現在發生的一切。

  我們用完午餐，麥克米蘭夫人突然邀我到小客廳里去坐坐。在那裡，她告訴我沃伊出事了，丹尼斯的飛機墜毀了，他沒能逃出來。

  果然，聽到丹尼斯名字的那一刻，真相在我眼前揭開了面紗，我終於了解並領悟了一切。

  後來，沃伊的地區長官來信敘述了事故的細節。前一晚丹尼斯留宿在他家裡，第二天一早帶著僕人登上飛機，準備返回農場。他升空不久便疾速折返，而且飛得極低，離地面只有兩百英尺。這時飛機突然翻滾起來，然後像一隻大鳥猛栽下來，在墜地的那一瞬間燃起了大火。前去救援的人都被火焰逼退，等他們用樹枝和泥土把火撲滅，發現飛機已經摔得不成樣子，機上的兩個人都已身亡。

  多年以後，殖民地的人仍然覺得丹尼斯之死是一個無法彌補的損失。普通殖民者對他的態度也開始以褒獎居多，他們逐漸對先前無法理解的價值觀產生了崇敬。人們提到丹尼斯，最常用的一個詞就是運動家；人們經常談起他在板球場和高爾夫球場上的輝煌成就，這些事我以前從來沒有聽說過，所以直到這時我才知道他幾乎在每一項體育運動上都有不凡的聲名。除了緬懷他的運動家身份，人們也會加上一句：當然了，丹尼斯做什麼都很出色。人們真正緬懷的是丹尼斯的真誠與無私，他身上有一種絕對誠實的品格，除了他以外，我只在傻瓜身上才見過。在殖民地，這些品格未必會被人積極效仿，但如果存在於逝者的身上，那麼也許就比在世界其他任何地方更能迎來真誠的讚賞。

  土著人比白人更了解丹尼斯，對他們來說，丹尼斯之死有如喪親之痛。

  我在奈洛比得知丹尼斯的死訊後，就試著趕往沃伊。我聽說航空公司派湯姆·布萊克前往沃伊匯報這起事故，便立即開車前往機場，想請他把我帶過去。但等我趕到機場，他的飛機剛好升空飛走。

  本來我可以開車去沃伊，但長雨季還沒結束，得先察看路況如何。我在焦急等候路況報告的時候，突然想起了丹尼斯說過以後想葬在恩貢山脈的話。奇怪的是，我以前從未想到過這件事，直到此刻我才意識到自己真的要為丹尼斯尋一塊埋骨之地了。這一切就像一幅畫卷，在我眼前徐徐展開。

  山裡有個地方，就在禁獵區的第一道山脊上，當年我還以為自己會在非洲度過餘生，曾經把這塊土地指給丹尼斯看，告訴他那就是我未來墓穴的所在。那天晚上，我們在屋外閒坐聊天，一邊眺望遠山，丹尼斯突然說自己也想葬在那裡。從那以後，我們再開車進山，他就會經常提議我們開遠點兒，開到墓地那裡去。有一次我們為了尋找野牛的蹤跡而進山露營，在午後徒步翻山越嶺，到近處去察看這片土地。這裡風景特別好，我們在落日的餘暉中可以同時望見肯亞山和吉力馬札羅山。丹尼斯在草地上躺下，一邊吃橘子一邊說自己很願意葬在這裡。我為自己選的墓址地勢更高一些，但從這兩個地方向東眺望，都能看見森林中央我的房子。或許，明天我們就能回到那裡，永遠在家裡相聚了——當時我心裡這樣想著，完全忽視了「人總有一死」的自然規律。

  古斯塔夫·莫爾一聽說丹尼斯的死訊，就從自己的農場匆匆趕到我家，撲了個空之後又跑來奈洛比找我。過了一會兒，休·馬丁也到了，我們三人聚在一起。我把丹尼斯的遺願和山間那處墳地告訴他們，他們就給沃伊的人打了電報。那邊在我返回農場之前就發來了回音，說第二天一早會把丹尼斯的遺體送上火車，當天中午就可以在山上舉行葬禮。所以在此之前我務必得把丹尼斯的墓穴準備好。

  古斯塔夫·莫爾陪我一起返回農場，當晚就住那裡，第二天一早又幫我料理相關的事情。我們必須趕在天亮前起程上山，選好墓址，及時把墓穴挖好。

  雨下了整整一夜，翌日清晨我們出發的時候，外面還是淅淅瀝瀝的。路上的車轍積滿了雨水。上山的這段路像在雲中穿行，我們看不見左側懸崖下的平原，也看不見右側的山坡和山峰。幾個僕人坐著卡車跟在身後，雖然兩車只相距十幾碼，但我們完全看不見他們的身影。我們開得越高，霧氣越濃，路牌顯示我們腳下就是禁獵區，於是我們又往前開了幾百碼便下了車，把卡車和僕人留在路邊，我們找到合適的地點之後再來叫他們。清晨凜冽的空氣凍得人指尖生疼。

  墓穴的選址不能離公路太遠，地勢也不能太陡，否則卡車開不進來。起初我們並肩走了一陣子，一路議論著這場大霧，然後在岔路口分手，各自沿著小徑走去，幾秒鐘後就看不見彼此了。

  廣袤的山野在我身邊勉強露了露臉，隨即被大霧遮蓋無蹤。山裡的天色類似北歐的陰雨天，法拉背著濕漉漉的步槍走在我身邊，他擔心我們會撞上一群野牛。沿途的景物冷不防從霧氣里冒出來，大得詭異。灰色的野橄欖叢和一人多高的草叢都濕漉漉地滴著水，散發出濃郁的芬芳。我雖然穿了雨衣雨靴，但身上還是很快就濕透了，好像一直在涉水而行。山間萬籟俱寂，不過雨勢偶爾轉大，四面八方就傳來耳語一般的沙沙聲。有一次濃霧突然分開，我的眼前出現了一片靛藍色的土地，仿佛一大塊青石板——那一定是遠處一座巍峨的山峰。片刻之後霧氣四合，眼前又是一片灰濛濛的雨色。我走啊走，終於住了腳。現在我們一籌莫展，只有等待天氣轉晴。

  古斯塔夫·莫爾大聲呼喚了三四次才確定了我的位置，他循聲走來，臉上和手上都是雨水。他說我們已經在大霧裡轉了快一個鐘頭，如果現在還不能確定位置，就趕不及在葬禮前挖好墓穴了。

  「但我連自己在哪兒都分辨不出來，」我說，「我們不能把他葬在四面背山的地方，那就看不見外面的風景了。再等等吧。」

  我們在高草叢中默默佇立，我抽了一根煙。就在我扔掉菸蒂的一剎那，霧氣突然淡了幾分，天地間出現了蒼白陰冷的亮色，十分鐘後我們就看清了自己身處何方。平原在我們眼前鋪開，我看到上山時的那條來路從山脊間蜿蜒而來，從我們腳下經過，又蜿蜒而去。南方的天際流雲變幻，隱約露出了吉力馬札羅山暗青色的山麓。我們又向北望去，這時天光大盛，一道蒼白的日光從空中斜射而下，為肯亞山肩鍍上一道閃亮的銀邊。我們突然發現，就在腳下東方的近處，有一個小紅點夾在一片灰綠之中，那是我家屋頂的紅瓦掩映在森林之中。我們不必再往深處走了，腳下就是最合適的地點。片刻之後雨又大了起來。

  從我們站的位置往坡上走大約二十碼，有一個天然形成的狹長平台。我們在那裡用羅盤察看了方向，標出了坐東朝西的墓穴，然後叫來僕人用大砍刀清理雜草，挖開潮濕的泥土。莫爾帶了一些人去給卡車鋪路，便於它從山路開到墓穴這邊，因為泥地太濕滑，他們得先把地面整平，再砍一些灌木枝鋪在地上。不過這片山坡太陡峭，我們沒辦法把路一直修到墓穴旁邊。直到此刻以前，山里都是靜悄悄的。隨著僕人開始動手工作，我聽見四面開始傳來陣陣迴響，應答著鐵鍬鏟動的聲音，像一隻小狗的吠叫。

  陸續有幾部小汽車從奈洛比開上山來，我們派了一個僕人給他們指路，因為在廣闊的山野間很難注意到在灌木叢里挖墓穴的一小群人。奈洛比的索馬利亞人也來了，把騾車留在山路上，三五成群慢慢往山上走，邊走邊以索馬利亞人的方式默哀：似乎要把腦袋全部包起來，遁世而去。丹尼斯的朋友們得知他的死訊，紛紛從奈瓦沙、吉爾-吉爾、埃爾門泰塔趕來，車身上因為長途疾駛而濺滿泥漿。此刻天更亮了，恩貢山脈的四座主峰的輪廓在頭頂漸漸清晰起來。

  剛過中午，車子載著丹尼斯的靈柩從奈洛比出發，沿著他在坦噶尼喀的狩獵路線，從濕滑的泥濘中慢慢開來。車子在最後一處陡坡前停下，人們把狹長的棺木抬出來扛在肩上，棺木上蓋著國旗。棺木落入墓穴的那一刻，山川草木一時容色盡改，靜靜化為葬禮的背景；肅立的群山完全了解我們為何聚在此地，片刻之後就將儀式承擔了起來。這是它們與丹尼斯的默契，我們這群人只不過是風景中微不足道的看客。

  丹尼斯親自走過非洲高原上所有的道路，他比其他任何一個白人都了解這裡的風土和季候、草木和野獸。他觀察過高原上的陰晴變幻，觀察過這裡的居民，觀察過白晝的流雲和暗夜的星辰。不久前，就在這片山巒之間，我還見到他沒戴帽子，舉著雙筒望遠鏡，在午後的陽光下極目眺望非洲的土地，觀察著土地上的一草一木。他把這片山野珍藏於眼中和心底，為它打上自己的烙印，讓它成為生命的一部分。現在，非洲也接納了他，這片土地也將把他改變，把他化為自己的一部分。

  我聽說奈洛比的大主教不願意上山，因為覺得時間太倉促，來不及為這片土地祝福[8]。不過有一位牧師出席主持了葬禮，但他說的那套詞兒我從來沒聽過。牧師的嗓音在曠野中聽起來又細又脆，仿佛山間的鳥鳴，我覺得丹尼斯一定巴不得儀式趕快結束。最後，牧師用《詩篇》中的一句作結：「我要向山舉目。」[9]

  其他白人離開後，我跟古斯塔夫·莫爾又在墓前坐了一會兒。等我們也離開了，那些穆斯林才走上前去，在墓旁祈禱。

  丹尼斯過世後，曾經隨他一起遊獵的幾個僕人陸續來到我的農場。他們沒有吐露來意，也對我一無所求，只是背靠著房子的外牆坐下，雙手垂下，手背貼地。大部分時間他們都很沉默，與土著人平常的習慣大不相同。馬里姆和薩爾·西塔來了，他們是丹尼斯驍勇、機敏、無畏的扛槍人和追獵手，是他狩獵時的左膀右臂。兩人曾與威爾斯親王一同出獵，多年後親王還對他們念念不忘，說這兩個人一旦同行，真可謂所向無敵。現在，偉大的追獵手失去了前進的目標，呆坐在那裡，一動不動。丹尼斯的司機卡努西亞也來了，一個身材瘦削的吉庫尤小伙子，眼睛如猿猴般機警；他曾在坑坑窪窪的原野中開過上千英里，現在卻倚坐在我的屋外，像一隻被關進籠子的猴子，滿面哀傷、渾身打戰。

  丹尼斯的索馬利亞僕人伯萊亞·伊薩也從奈瓦沙趕到農場，他隨丹尼斯去過兩次英國，在那裡念過書，學了一口溫文爾雅的倫敦腔。幾年前，丹尼斯和我還到奈洛比出席了伯萊亞的婚禮，那真是一場盛大的儀式，足足辦了七天七夜。那時，這位旅人和學者再度回歸了祖先的傳統，穿著一身金色的長袍，雙膝跪地迎接我們，隨後為我們跳起狂野的劍舞，顧盼之際頗有沙漠亡命之徒的雄姿。伯萊亞也上山瞻仰過主人的墓地，在墓旁坐了很久；他回來之後就不太說話了，很快也像其他人一樣倚著牆根坐下，雙手垂下，把手背貼在地上。

  法拉走到屋外，站在那裡和弔唁者攀談。他自己的神色也很嚴峻。「如果老爺還在的話，哪怕您要離開非洲，情況或許也不會這麼糟。」他對我說。

  丹尼斯的僕人們在農場待了大概一周，然後陸續離開。

  我經常開車去山裡看望丹尼斯。他的墓離我家的直線距離不超過五英里，但開車過去就要繞上十五英里。那裡的海拔比我的房子高一千英尺，空氣清寒如水；摘下帽子，輕風就吹起你的頭髮；山上白雲悠悠，自東而西緩緩經過峰頂，在起伏的大平原上投下變幻不定的陰影，又在大裂谷上空消散。

  我在雜貨店裡買了三英尺白布，土著人稱之為「美國粗布」。在法拉的幫助下，我在墓地後方的山坡上立起了三根長杆，把白布釘在上面，這樣我從家裡就能辨認出墓穴的確切位置。它像一個小白點飄搖在一片碧山之中。

  長雨季降水豐沛，我擔心瘋長的野草蓋住墳墓，以後就不好找了。我們找了一天時間，把車道上所有的白石頭都收集起來(就是卡羅門亞費了一番力氣才堆在我門外的那些)，裝在廂型車裡拉上山。我們清理掉墓穴周圍的雜草，把石頭擺成一個方形的標誌；以後我們再也不用擔心找不到這塊地方了。

  我經常到丹尼斯的墳上去，每次都會帶上家裡的土著僕人，所以他們很快就熟悉了這裡的地形，可以為前來瞻仰的人指路。僕人們還在附近的樹叢里搭了一間小涼棚。夏天，丹尼斯的朋友阿里·賓·薩利姆酋長從蒙巴薩趕來弔唁，按照阿拉伯人的習俗伏在墓上痛哭了一場。

  這一天我又來到墓地，恰好休·馬丁也在，我倆坐在草地上聊了很久。丹尼斯的去世讓休·馬丁悲慟欲絕。如果還有誰能在他古怪的遁世生涯中占有一席之地，那麼這個人無疑就是丹尼斯。典範是一種奇怪的東西，你從來也想不到休·馬丁會把什麼人當作典範，更想不到失去這個典範會對他產生如此致命的影響，仿佛切除了一個重要的器官。但自從丹尼斯去世後，他見老了，也變了很多，臉上生斑，形容憔悴。不過他仍然很平和，笑嘻嘻的模樣像一尊彌勒佛。似乎他知道什麼隱秘的歡樂，所以才感到心滿意足。那天他告訴我，他在一天夜裡忽然想到了最適合丹尼斯的墓志銘。我想他大概引用了某位古希臘作家的話，因為他先用希臘語說了一遍，然後又譯成了英語好讓我聽得懂。這句話是這樣的：「冥淵之火席捲我的骨灰，但我毫不在乎。此刻我已得安眠。」

  後來，丹尼斯的哥哥溫奇爾西伯爵在墓前立了一塊方尖碑，碑上的銘文引自《古舟子詠》，這是丹尼斯生前非常推崇的一首詩，丹尼斯念給我聽以前，我從來沒有聽說過。我記得第一次聽他說起，是在參加伯萊亞婚禮的路上。我沒親眼見過這塊方尖碑；它是在我離開非洲之後才立的。

  英國也有一座獻給丹尼斯的紀念碑。伊頓公學[10]的同窗為了紀念他，在母校草坪中央的小河上捐建了一座石橋，一側橋欄刻著丹尼斯的姓名和在伊頓就學的日期，另一側橋欄上刻著如下字樣：「獻給運動場上的健兒，摯友立。」

  他生命的軌跡始於柔美的英倫小河，終於巍峨的非洲青山，看似半生飄搖無依，其實那只是人們的錯覺，變幻的不過是周圍的風景而已。弓弦從伊頓橋上釋放，箭矢凌空畫出一道軌跡，射中恩貢山頭的方尖碑。

  我離開非洲以後，古斯塔夫·莫爾在信中提到丹尼斯墓旁發生了一件奇事，他寫道：「馬塞人向恩貢的地區長官報告說，他們在破曉與黃昏之際經常見到獅子在芬奇-哈頓的墓前出沒。一頭雄獅和一頭雌獅會在墓前的草地上或站或臥，久久不去。有些去卡賈多的印度人坐卡車路過時也見過這兩頭獅子。你離開以後，墳墓四周的土地都被剷平，成了一個大平台，我猜這片平地多半成了獅子休憩的好地方，它們可以從這裡俯瞰平原、牛羊和野獸。」

  獅子來到丹尼斯的墓前，把他的墳墓變成了一塊佇立在非洲的紀念碑，這安排真是再合適不過了。「墓草長新，永留追憶。」[11]我想起特拉法爾加廣場上的納爾遜勳爵[12]紀念碑，他碑上的那幾頭獅子也只不過是青銅雕鑄的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