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五 別了，農場!

  「眾神與世人啊，我們皆受欺瞞!」[1]

  艱難時日

  我的農場地勢較高，本來不太適合種咖啡。寒冷的月份里，有些低洼的田塊甚至會結霜，第二天清早你就會發現咖啡樹上的嫩芽和新掛的漿果凍成了灰黑色的一團，很快就會爛掉。平原上又會吹來狂風，即使年景不錯，我們農場的畝產量也比不上地勢較低的錫卡、基安布等地，那裡的海拔只有四千英尺。

  而且恩貢地區乾燥少雨。我們遭遇過三次旱災，一年到頭下不了幾滴雨，農場的境況很不好。有一年下了五十英尺的大雨，我們收了八十噸咖啡，另一年下了五十五英尺，我們收了將近九十噸；但我們還遇到過兩次壞年景，有一年只下了二十五英尺，另一年只有二十英尺，這兩年的咖啡產量只有十五六噸，那段日子農場損失慘重。

  與此同時，咖啡的價格也連連下跌：起初一噸咖啡能賣一百英鎊，現在只能賣六七十鎊。農場的日子漸漸艱難起來，我們無力償還債務，甚至沒有錢維持咖啡園的日常運營。我家鄉那些在農場入了股的親人和朋友紛紛從丹麥來信叮囑我說，眼下只剩下一條路了，就是把農場賣掉。

  為了拯救農場，我想過無數辦法。有一年我試著在閒田上種亞麻，這個工作本身很有趣，但對技術和經驗的要求都不低。那時農場裡有一位比利時難民給我當參謀，問我打算種多少，我說三百英畝，他立刻驚叫著反對：「夫人!這是不可能的!」他表示種五畝十畝還管得過來，再多就不成了。但十畝亞麻根本解不了農場的燃眉之急，所以我最後決定種它一百五十畝。亞麻開花的時候，田裡一片清澈的蔚藍，宛如人間仙境。亞麻纖維又細又韌，泛著微光，摸起來有種滑膩膩的感覺，世上再沒有什麼產品比亞麻製品更讓人心生歡喜了。看著亞麻一包包運走，你的心也隨之遠去，仿佛已經看到它們被做成了床單和睡袍。但由於缺乏持續的監督和指導，我們沒辦法讓吉庫尤人在短期內精準地掌握採收、漚麻和打麻的訣竅，到頭來這番嘗試以失敗告終。

  那些年，肯亞的農場主都在想盡辦法擺脫困境，但成功的人寥寥無幾。住在恩喬羅的英格麗德·蘭斯特朗運氣很好，最終迎來了柳暗花明的日子：她在這片土地上辛苦耕耘了十二年，種過菜，養過豬和火雞，還種過蓖麻和大豆，但這些努力全部失敗了，她還為此掉過不少眼淚。不過到我離開肯亞的時候，她種的除蟲菊作為一種殺蟲劑原料在倫敦賣了個好價錢，終於為她的家人和她自己保住了農場。但我沒有這樣的好運氣，所有的嘗試全都失敗了。當旱情與阿西平原的狂風同時來襲，農場裡的咖啡樹全都枯黃凋萎；有一些田塊還飽受薊馬和蝽象之害。

  

  為了提高畝產量，我們還試過往田裡施糞肥。我從小受到歐洲農業觀念的薰陶，始終覺得不施肥就種出莊稼的想法簡直荒唐。佃農們聽說這個計劃後紛紛主動幫忙，從自家的牛欄羊圈裡收集了不少陳年積糞。那些糞料早就成了極細的泥粉，很好處理。我們又在奈洛比買了幾具只用一頭牛就能拉的小號犁，在兩排咖啡樹叢之間犁一條溝。因為樹叢間距很窄，手推車進不去，農場的婦女就把一袋袋肥料背進去，撒到犁溝里，一棵樹剛好施一袋肥。然後我們再讓牛拉著犁走一遍，用土把糞肥蓋上。看到大家都幹得熱火朝天，我心裡很快活，一心指望糞肥發揮奇效。但後來誰也沒看出來有什麼效果。

  真正的難處還是沒有資金。接管農場之前我的錢就花得差不多了，而農場每年的收入只夠餬口，所以我們負擔不起大刀闊斧的改革。我在非洲的最後幾年，捉襟見肘的窘狀已成常態。

  我也想過，假如資金充足，我就不種咖啡了，把所有樹苗都砍掉，在農場裡種一片森林。非洲的樹長得特別快，你從育苗所里取回十二株一箱的樹苗，在雨里種下，不出十年你就可以在桉樹和金合歡樹林裡愜意地漫步了，到時候不管是木料還是木柴，在奈洛比都不愁賣不出個好價錢。而且種樹是高尚的事業，多年後回想起來仍然會讓你心滿意足。農場本來有一大片原始森林，可惜在我接手農場之前就賣給了印度商人，被砍伐一空。農場處境艱難的時候，我也砍過加工廠周圍的樹林給蒸汽機做燃料，後來我總會想起那片高大偉岸、綠蔭搖動的樹林，此事是我平生最大的遺憾。但凡農場的收入有點盈餘，我就會買幾株桉樹苗種上，但種不了太多。照這個速度，種滿幾百英畝得用五十年，到那時農場才能變成一片鳴禽百囀的森林，妥善管理一段時間就可以在河邊建起鋸木廠了。不過，農場佃農的時間觀念與白人不一樣，他們總是樂呵呵地盼著我栽出這片森林，好讓大家都有用不完的柴火，就像以前那些好日子一樣。

  我也計劃過飼養奶牛和經營奶牛場，但我的農場位於東海岸熱病[2]泛濫的疫區，如果要飼養優質奶牛，必須給它們浸浴消毒，這就讓我們難以與北部非疫區的農場競爭。不過我們的優勢在於離奈洛比很近，當天清早開車送牛奶都來得及。我們養過一群品種極佳的奶牛，還在草原上修了一座精緻的浸浴消毒池。可是我們後來不得不把奶牛全部賣掉，消毒池裡長滿雜草，像一座廢棄的空中樓閣倒扣在地底下。此後，每天晚上到了給奶牛擠奶的時候，我都會步行到莫戈家或卡尼努家的牛欄附近去看奶牛，聞著奶牛的甜香味兒，我心裡又生出開牧場的渴望，燒得我胸口發疼。我在野外騎馬的時候，也會幻想眼前的草地上散布著渾身斑點的奶牛，像一簇簇盛開的花朵。

  時光逐年流逝，這些計劃日漸渺茫，幾不可辨。我現在只求能賣掉咖啡，把農場維持下去，其餘的全都不在乎了。

  我一個人要擔負起整個農場的命運，這是很沉重的責任。農場的土著僕人和白人僱工都指望我承擔他們的驚惶和憂慮，有時我甚至覺得田裡的牛群和咖啡樹也在這麼做。那段時間，似乎農場一切活物與死物達成了一致，把遲來的雨季和漫漫寒夜歸咎於我一個人。就連我在夜裡坐下來讀一會兒書都是不對的。失去農場的惶恐攪得我坐立難安，只好出門散心。法拉明白我心裡的苦楚，但他不贊成我夜裡散步。他向我說起日落後在房子附近出沒的花豹，還經常站在陽台上等我回家，黑暗裡只見一襲白袍隨風飄動。可是我心頭淒涼，根本顧不上害怕豹子。我也知道在夜裡沿著農場的小路亂走毫無用處，但每天晚上還是會像遊魂一樣出門遊蕩，沒有理由，也沒有方向。

  離開非洲的兩年前我回歐洲探親，返回時正值咖啡採收季，在抵達蒙巴薩之前都得不到農場收成的消息。我在船上一直惦記著這件事，身心舒暢的時候，我估計農場能收七十五噸咖啡；一旦身體欠安或者心情低落，我就覺得收個六十噸也就到頭了。

  法拉到蒙巴薩來接我，我不敢直接問他收成如何，先跟他東拉西扯談了好多農場的閒事。夜裡睡覺前，我實在忍不住了，問他今年到底收了多少噸咖啡。索馬利亞人一般都很樂於宣布災難，但此刻的法拉殊無興奮之色，他倚著門站著，表情嚴峻至極，半閉著眼，仰起頭，似乎在咽下滿腹辛酸。他說：「四十噸，姆薩布。」那一刻我明白我們撐不下去了。周圍的世界突然喪失了一切色彩、一切生機，蒙巴薩酒店變得如此黯淡而令人窒息。水泥地面、老舊的鐵床架、破爛不堪的蚊帳霎時變成了這個淒涼世界的象徵，找不到一絲活人的氣息和痕跡。我沒有再和法拉說什麼話，他也不再開口，靜靜走了出去，世上最後一個友善的身影也離我而去。

  不過，心靈的自愈能力的確強大。輾轉到午夜，我突然想起了老努森，如果他還在，肯定會覺得四十噸咖啡畢竟也算有點收成，只是千萬不能悲觀——悲觀才是最致命的惡習!不管怎樣，我馬上就要到家了，我會再一次拐過那條車道。僕人會在家裡等我，朋友會前來拜訪。再過十個小時，我就能坐上疾馳的火車，眺望西南方天穹下恩貢山脈那抹青色的剪影。

  那一年禍不單行，我們又遭了蝗災。據說蝗蟲是從阿比西尼亞[3]飛來的，那裡連續兩年大旱，蝗蟲一路向南遷徙，把沿途植被啃食一空。我們見到蝗蟲之前，受災地區就已傳來各種奇特的傳言：蝗蟲所經之處滿目瘡痍，北部地區的玉米地、麥田和果園幾乎成了一片焦土。移民農場主紛紛派人向南方的農場通報蝗蟲來襲的消息，但即使接到了警告，你能做的也很有限。每個農場都堆起了高高的木柴和玉米稈，隨時準備點火熏蟲，而且給所有的勞工都派發了空桶空罐，讓他們守在田裡，一看到蝗蟲就使勁敲打喊叫，嚇唬它們不讓它們落地。但這些措施只能抵擋一時，因為不管怎麼恐嚇，蝗蟲不可能永遠不落地。每個農場主都希望能把蝗蟲趕到南邊的下一個農場，但它們在驚嚇中飛過的農場越多，落地時就越飢不擇食。我農場的南側是馬塞居留地的大草原，我希望能直接把蝗蟲趕到界河對面。

  鄰近的三四個農場都派了信使警告我蝗蟲即將來襲，但一直也沒什麼動靜，我懷疑這次蝗災是一場虛驚。一天下午，我騎馬經過農場的雜貨店，這家店是法拉的弟弟阿卜杜萊開的，商品挺齊全，農場的僱工和佃農常來光顧。商店設在公路旁邊，店外停著一輛騾車，車裡的印度人見我經過，從車裡站起來揮手喚我，因為他的騾車沒法開到草原上來。

  「夫人，蝗蟲要來了，快回到您的農場去吧。」他待我騎近，說道。

  「很多人都這麼說，但我沒看見蝗蟲，或許情況沒有人們傳得那麼糟。」我答道。

  「請您回頭看看吧，夫人。」印度人說道。

  我回過頭，發現北方的地平線上空籠罩著一片陰影，像著火的鎮子冒出的一道長煙。「一座百萬人口的城市正向晴空吞吐煙霧。」我暗想，還有點像冉冉升起的薄雲。

  「那是什麼？」我問印度人。

  「蝗蟲。」

  騎馬回家的路上，我終於在草原上看見了零零星星的蝗蟲，一共二十來只。我經過農場經理的住處，吩咐他做好迎戰的準備。我們一起回頭向北眺望的時候，天際的黑煙似乎升高了一些。就在我們眺望的那會兒，身邊不時掠過一兩隻蝗蟲，有幾隻直接掉在我們眼前，在地上爬來爬去。

  次日清晨，我推開門，眼前一片陰沉的赭紅色。樹上、草坪上、車道上，一望無際全是這種色調，仿佛夜裡下了一場黏土色的大雪。那是一層密密麻麻的蝗蟲。這時眼前的景象突然開始抖動、破碎——蝗蟲開始移動和升空，幾分鐘後，空氣都隨著蝗蟲振翅而顫動起來，它們要飛走了。

  這一次蝗蟲過境沒給農場帶來太大損失，因為它們只停留了一夜。我們看清了蝗蟲的模樣，體長約一英寸半，棕灰色中帶點粉色，一摸還黏糊糊的。它們竟然把車道旁的幾棵大樹壓斷了，要知道一隻蝗蟲只有零點一盎司重，由此可見它們的數量多麼驚人。

  後來蝗蟲捲土重來，一連兩三個月頻繁來襲。我們很快就放棄了抵抗，也不去嚇唬它們了，因為這是無望的行為，可悲又可笑。有時會有一小股蝗蟲飛到農場來，它們只是掉隊的散兵游勇，匆匆忙忙過境飛走。但有時來的是大部隊，要幾天幾夜才能過完，甚至一連十二小時遮天蔽日。蟲勢最浩大的時候仿佛經歷了一場北歐的暴風雪，蝗群如狂風般尖嘯而來，你的前後左右和頭頂全都是疾速振動的小翅膀，硬邦邦的，像小鋼刀一樣在陽光下閃閃發光，但太陽本身卻被它們的身軀遮得嚴嚴實實。蝗群飛起來是一條長帶，寬度從地面直到樹梢，長帶之外仍有萬里晴空。它們呼嘯著撞在你的臉上，往領口、袖管和鞋子裡亂鑽。讓你心裡又窩火又絕望，讓你噁心欲嘔——那是一種對密集物的恐懼。蝗群昏天暗地地裹住你，弄死一兩隻根本無濟於事。等它們終於飛淨了，像一縷漸淡的黑煙消逝於天際，你的臉上和手上還會殘留著蟲子爬過的噁心觸感，經久不退。

  不管蝗群飛到哪兒，後面都跟著一大群鸛和鶴——一群得意忘形的漁利者，在天空盤旋窺伺著，蝗群一旦降落，它們也會緊跟著落下來，在田地里橫衝直撞，興高采烈地大吃大嚼。

  有時蝗蟲也會在我的農場停留，但不會對咖啡種植園造成多大破壞，因為咖啡葉像月桂葉一樣堅硬，蝗蟲嚼不動，頂多壓倒一些咖啡樹。

  但玉米田的情況就很悽慘了。群蝗過境後，地上只剩幾根掛著枯黃葉片的斷莖。河邊的花園在我們的精心灌溉下本來四季常青，現在卻變成了一個大垃圾堆，鮮花、蔬菜和香草蕩然無存。佃農的自留地更是一片焦土，蝗蟲幾乎把田塊翻了個底朝天，泥土裡都是蝗屍，好像這就是地里唯一的收成。佃農木立在田裡，目送蝗群離開，那些辛辛苦苦侍弄自留地的土著老婦傷心得以頭搶地，衝著最後一道變淡的黑煙揮著拳頭。

  大部隊過境之後，留下無數死蝗蟲。它們本來停在公路上，大大小小的貨車直接從它們身上碾過，在地上清清楚楚留下兩道蟲屍組成的車轍，像一條鐵軌延伸到天邊。

  蝗蟲已經在泥土中產了卵，翌年雨季過後就會孵出棕黑色的幼蝗。它們還不會飛，只能在地上爬動，但已經可以把行進途中的一切植物全部啃食乾淨。

  我手頭沒錢了，也沒有能變賣的東西，只好把農場賣掉。買主是奈洛比的一家大公司，他們覺得農場地勢太高，不適合種咖啡——其實他們根本就沒打算種東西，而是想把咖啡樹砍光，給土地分塊，鋪上道路，等到奈洛比向西擴張到這裡，就把地塊賣給建築公司。這項計劃在當年底便開始實施。

  即使到了這一刻，如果不是發生了一件事，我仍不覺得自己應該放棄農場。樹上沒成熟的咖啡漿果仍然屬於農場的舊主人，或者說屬於擁有第一抵押權的銀行，最早也要到五月才能採摘、加工，然後才能運走，在此之前我仍然可以留在農場打理事務。日子一天天過去，似乎一切如常。我一直盼望著能有轉機出現，好讓一切復歸原樣，畢竟世事的發展常常出人意料。

  此後，我的農場生涯進入了一個奇特的階段。萬事萬物都在揭示著同一個真相：農場已不再屬於我。但那些理解不了農場為何易主的佃農一直對這個真相視而不見，因此它就對農場的日常生活毫無影響。從這時開始，我每時每刻都在學習活在當下的藝術，或者說活在永恆里的藝術，因為對永恆而言，當下發生的種種完全無關緊要。

  奇怪的是，當時我竟一點也沒想過要放棄農場或離開非洲。身邊的人都告訴我這是唯一的出路，他們都是很明智的人。每一次郵車送來故鄉的來信，信里都在向我強調這一點。但我渾然不覺，仍然深信我將埋骨於非洲。其實這種執念既無事實可據，也無情理可循，只是我已心力交瘁，無法想像還有別的可能。

  那幾個月里，我暗自醞釀出了一種心態，或者說一種戰略，以此對抗命運以及我身邊那些與它共謀的幫凶。我想：從此以後，我要在無關緊要的瑣事上避免牽扯，少惹麻煩；今後的每一天，不管是口頭論爭還是文字上的糾紛，我都願意讓步，讓對手得逞，因為最終的勝利者必然是我，我會保住農場，保住農場上的居民。我想：我絕不能失去這一切——我無法想像竟有這種可能。

  就這樣，我成了最後一個醒悟自己即將離開的人。當我回憶自己在非洲度過的最後一段歲月，我發現那些無生命之物早已明白我要離開。山巒、森林、草原、溪流、微風，它們都比我先意識到分別在即。當我第一次向命運低頭，為出售農場而討價還價，一草一木對我的態度就已悄然改換。在那一刻之前，我還與這片風景血脈相連，乾旱是我的一場高燒，繁花盛開的草原是我的一襲裙衫。但如今，這片土地離我而去，它後撤了幾步，讓我清晰地窺見了它的全貌。

  雨季前夕的青山也是這樣。晚上，你凝視著它們，它們突然動了起來，向你袒露著心扉；山巒的輪廓和色彩都活靈活現，似乎要將一切盡數奉獻給你，你覺得自己可以從家裡徑直跨上那片翠綠的山坡。你覺得，如果有一隻藪羚正在山間上漫步，你就能看見它扭頭投來的目光，看見它耳尖的顫動；如果有一隻小鳥棲在灌木的嫩枝上，你就聽得見它的鳴唱。三月間的山野這種縱情的姿態意味著雨季將至，但對我而言，它意味著離別。

  以前我也見過別處的風景向我敞開心扉，但我已忘記了這一幕的意義，只是覺得這片山野從未如此可愛動人：光與影平分秋色，一彎虹彩橫貫天穹。似乎只憑這段回憶，就能讓人一生歡樂。

  我和其他白人在一起的時候，比如奈洛比的律師、商人，或者為我提供旅行建議的朋友，我總有一種奇怪的隔膜感，有時甚至化為生理上的不適，讓我喘不過氣。我覺得自己是人群中唯一理智的人，但偶一閃念的時候我也意識到，假如我是人群中唯一的瘋子，那種感覺也未必與現在有什麼不同。

  土著人的靈魂遵循著樸素的現實主義，他們早就看透了現狀，也對我的心態了如指掌，好像我親口對他們坦白過，或者寫成書給他們看過。但他們依然指望從我這裡尋求慰藉和支持，沒有一個人試著為自己安排未來。他們千方百計想把我留在農場，還偷偷告訴我他們想了不少主意。出售農場的手續辦完後，他們每天從凌晨開始就圍坐在我的房子外邊，直到夜半才散去；而且他們並不打算和我交談，只是關注著我的一舉一動。信徒追隨領袖也經常有如此矛盾的時刻：信徒明明了解領袖的每一個弱點、每一次失敗，對他沒有神化的幻想，但仍然心甘情願追隨在他身後，似乎命里只有這一條路可走。羊群對牧童的態度也是這樣：它們對環境和天氣的了解何止比牧童深刻千百倍，但它們仍然甘願追隨在牧童身後，哪怕一直走入深淵。吉庫尤人對上帝和魔鬼的了解比我更深刻，對眼下的情勢也看得更清楚，但他們依然會來我的房子四周安坐，等待我的指令；說不定彼此之間還在討論我驚人的無知和無能。

  你也許覺得，看到這些人徘徊在附近，而我對他們愛莫能助，這種感受會讓我不堪重負。但事實並非如此，這種陪伴讓我們彼此都感受到一種奇妙的慰藉與解脫，直到我們分別的那一刻。我與土著人的相互理解是那樣深刻，無法以常理揣度。這幾個月里，我常常想起兵敗莫斯科的拿破崙，人們總覺得他眼睜睜地看著麾下大軍在身邊掙扎死去，一定忍受著極大的痛苦。但假如沒有他們，拿破崙很可能早就當場倒地身亡了。夜裡，我一分一秒地數著時間，等待著吉庫尤人再次出現在我家門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