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5

  有一個附帶的情況，那就是他在談話中偏愛某些字眼、某些形容詞，而且往往在發音上有意強調，以一種很特別的，顯得過於刻意、著力也略嫌太過的方式，把每一個音節讀得很清楚，最末的音節則拖得很長(比如不說figure，總用visage[116]來代替，v、s和g都發音特別有力，仿佛是從他此刻張開的手心中迸發出來的)，這種發音方式，恰恰對應著他在散文中遣詞造句的方式，他愛把喜歡的詞放在突出的位置，前面有所謂的空白，而這些按文句總體韻律精心安排的詞，讀者必須注意到它們的時值，才能感受到它們的節奏。在貝戈特的說話中，卻覺察不到他本人和別的作家作品中的那種閃光點，那種每每使這些詞在文句中變得熠熠生輝的閃光點。這大概是因為它來自極為幽深的所在，當我們在談話中向別人開放，從而在某種程度上向自我關閉之時，它無法把光亮帶到我們的話語上來。就這一點而言，他的文章比他的說話更頓挫有致，更有語調感：這種無關文體美的語調，與最隱秘的自我密不可分，因而作者本人也未必意識得到。當貝戈特在寫作中進入自由揮灑的境界時，正是這種語調使他筆下那些看似毫無意義的詞句有了節奏的律動。這種語調在文章中並未特地註明，全無標記可尋，然而它是詞句所固有的，你不能換一種方式去讀這些詞句，這是作家身上稍縱即逝卻又最深刻的東西，它印證了他的真性情，我們能透過峻刻的筆觸看到內心的溫柔，透過佻薄的行文看到細膩的情感。

  在貝戈特的說話中隱約可見的某些發音特點，並非他所專有，我稍後認識他的弟妹後，在他們身上更明顯地看到了這些特點。歡快的語句，最末幾個詞會吐字很突然，有種嘶啞的味道，憂傷的語句末尾，則聲音微弱，給人一種有氣無力的感覺。斯萬從小就認識這位大師，他告訴我說，當年貝戈特和他弟妹們一樣，從興奮得無法自已的大聲叫喊，到愁緒難以排遣的喃喃低語，都帶著這種鈐有家族印記的聲調變化，兄弟姐妹一起在客廳里玩耍時，在時而震耳欲聾時而低聲細語的聲浪中，貝戈特的聲音總聽得很清楚。出自任何人之口的聲音，無論怎麼特別，總是轉瞬即逝，人一走就消失的。但貝戈特家族則不然。雖說我們難以明白，比如說《工匠歌手》中，作曲家何以能聽著鳥兒鳴囀就譜出曲子來？然而貝戈特確實把那種拖長的語音，把欣喜時一遍又一遍的歡叫，或憂傷時綿綿不盡的吁嘆，都轉換成文字，在他的散文中保存了下來。在他的書里，句末鏗鏘的音調反覆出現，猶如歌劇序曲曲終時那般欲罷不能，在樂隊指揮放下指揮棒之前，最後那幾個和弦已經重複了好幾次。我後來注意到，這些句末的音調有一種意味，和貝戈特家族富有銅管樂色彩的語音恰好是呼應的。不過就貝戈特而言，他把這種人聲銅管樂帶進作品中以後，就下意識地不再在說話中使用它們。從他開始寫作之日起——我認識他在那以後，情形更其如此——銅管樂色彩就從他的嗓音中消失了。

  這些年輕的貝戈特——未來的作家及其兄妹們——未必比別的年輕人出色，那些更為文雅、更有才情的年輕人，會覺得貝戈特這家子人吵吵嚷嚷，甚至有點粗俗，開玩笑不知分寸則是這家人特有的既自負又傻氣的做派。然而天分，甚至了不起的天才，並不來自優於他人的智力因素或社交修養，而來自改造、轉換這些智力因素的能力。要把電燈泡用來加熱液體，所需要的不是亮度特大的燈泡，而是能不射出光線，讓電能轉換成熱能而不是光能的燈泡。要在空中翱翔，所需要的不是功率特大的發動機，而是能讓運動範圍不囿於地面，能把往前行進變為豎直向上、把水平速度轉換成升力的發動機。作品中橫溢的那些作家，未必生活在最高雅的環境裡，也未必是咳唾成珠、博學強記之士，他們只是有一種特殊的能力，能驟然間不再為自己而生活，把自己的人格力量當作一面鏡子，讓生活在其中映照出來——儘管這樣的生活可能從世俗的觀點，甚至在某種意義上說從智力的觀點來看，都是非常平庸的。天才，在於映照的能力，而不在於被映照對象的內在品質。青年貝戈特讓讀者看到了自己度過童年時代的那個品位不高的客廳，以及在那兒和兄弟們不很有趣的談話，而從他這麼做的那一天起，他就已經高於那些更風趣、更高雅的朋友了。那些朋友乘坐豪華的羅爾斯-羅伊斯回家，對貝戈特家的粗俗頗有微詞之際，貝戈特靠著他那看上去不起眼，但終於騰空而起的發動機，飛越了他們的上空。

  他講話時的另一些特點，並不是和家庭成員，而是和同時代的某些作家共通的。更年輕一些的作家，起先都想撇清，聲稱和他沒有任何相承關係，但這種關係卻在他們不經意間表露出來，一樣的副詞，一樣的介詞，都是他平時喜歡一用再用的，一樣的遣詞造句，一樣的沖淡而迂緩的語調——這是對上一代作家雄辯、圓熟的語言風格的反撥。這些年輕人也許(我們下面會看到情況確實如此)並不認識貝戈特。可是他的思維方式對他們有著潛移默化的影響，在他們筆下引發了句式和語調的變化，而那是與觀念的創新有必然聯繫的。對這種聯繫，下文還會做進一步的解釋。如果說貝戈特在文體上並無師承的話，他的話語方式卻深受一個老同學的影響，他不知不覺地在談話中模仿這個談鋒極健的老同學，而此人才華並不如貝戈特，從未寫過真正出色的作品。所以，單就敘述手法的獨創性而言，貝戈特只算得上一個學徒，一個用二手貨的作家。然而，就在談吐上受惠於這個朋友之際，貝戈特已經是開一代風氣、充滿創造力的作家了。也許是要和耽於抽象概念與老一套表述方式的前輩作家有所區別，貝戈特想說一本書好的時候，提到的一般都是某個訴諸形象的場景、某個並無理性含義的畫面。「瞧您說的，」他會說，「很好啊!這個圍著橘紅披巾的小姑娘，真的很好。」或者，「可不是!這支軍隊行進在小城街上的場景，寫得真好!」他的文體，與時代並不完全合拍(而且他有一種法國情結，不喜歡托爾斯泰、喬治·艾略特、易卜生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他讚揚一種文體常用「柔和」這個詞。「可我，在夏多布里昂的《阿達拉》和《朗賽傳》里，還是更喜歡《阿達拉》，我覺得它更柔和。」他說這話，就像醫生聽病人抱怨說喝了牛奶胃不舒服，回答病人說：「可它挺柔和的。」確實，貝戈特的文體中有一種和諧之美，跟古人稱頌的某些演說家庶幾近之，但現代語言不講究這一點，我們習慣於現代語言，也就難以領略此中的情趣了。

  人家稱讚他作品中的某些篇章時，他會靦腆地笑著說：「我覺得這寫得比較真實、比較準確，大概還有用吧，」但這只是謙虛，正如有人稱讚一位女士裙子漂亮或女兒可愛時，她回答說「它挺合身」或「她性格很好」。然而，建築師的本能在貝戈特身上根深蒂固，他不可能不知道，唯一能表明他建造的東西有用、真實的，就是他的作品首先給自己，而後給別人帶來了歡樂。可是多年以後，他的才思枯竭了，每當寫出一部自己並不滿意的作品，本該付之一炬卻又不捨得，還是拿去發表的時候，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對自己說：「不管怎麼說，寫得還相當準確，為國家想想，也不至於全無用處吧。」以前對崇拜者柔聲說這些話，是略有心計的謙虛，到頭來在心底對自己這麼說，卻透著一種內心紛擾的驕傲。對早期作品的輝煌來說大可不必的謙辭，對晚期作品的黯然而言，成了聊以自慰的浮詞。

  當年他對文學作品的鑑賞眼光近於苛刻，對自己的東西也務求夠得上「很柔和」的評價，因此多年來一直被看作一個無病呻吟、流於雕琢而不出成果的作家。其實他的作品之所以有力，其奧秘就在於這種鑑賞眼光，因為，習慣既造成個人的性格，也造就作家的風格。倘若一個作家屢屢滿足於按某種現成套路來表達思想，用不了多久他就為自己的才能設定了一道從此難以逾越的藩籬，這就像一個人在抑制不住享樂、懶惰的誘惑，害怕吃苦受累的同時，已經為自己的人品勾勒出行止有虧的概貌，並劃定了德行操守的限度。

  雖說我是在後來才看出作家和普通人之間的許多共通之處，最初在斯萬夫人府上見到貝戈特時，我委實不相信我面前的這位先生就是貝戈特，就是我驚為天人的大作家，但或許這也算不上是多大的過錯，因為連他自己也不相信(就這個詞的本義而言)自己。若不是不相信自己，他何至於對那些社交場中人物如此殷勤(按說他並不愛趕時髦呀)，又何至於對才識遠不如他的文人、記者這般熱忱呢？誠然，現在他從別人的讚揚中知道了自己是有天才的，而與之相比，社會地位和官職都是算不了什麼的。他知道了自己有天才，但是他還是不相信自己，依然對那些平庸的作家做出謙恭的樣子，為的是不久以後能當上法蘭西學院院士，而其實，法蘭西學院也好，聖日耳曼區也好，都跟貝戈特著作中一以貫之的永恆精神毫不相干，正如它們跟因果律和天主的信念毫不相干一樣。這他也知道，但就像有偷竊癖的人知道偷東西不好，卻管不住自己的手。這個蓄著山羊鬍子的翹鼻子男人，自有雅賊席間偷餐叉的本領，在他向覬覦已久的院士交椅，向若干張選票在握的某位公爵夫人挪動挨近之際，鄙夷這般狗苟蠅營的人，根本覺察不到他有所動作。他只成功了一半。在聽他說話時，我們會聽到兩個不同的貝戈特，時而是真實的貝戈特，時而是另一個自私的、有野心的，為了讓人看重自己，只想著談論一些顯要、權貴或有錢人的貝戈特，而在他的著作中，當他真正是他自己時，卻曾滿懷深情地向我們描述過，窮苦人的純潔如何像一眼清泉那般可愛。

  至於德·諾布瓦先生暗示過的其他那些醜行，那種近於亂倫的情愛(據說其中還有錢財上的貓膩)，它們顯然都與貝戈特最近那幾本小說的價值取向南轅北轍。那些小說的字裡行間，處處可見作者對美好事物執著而痛苦的思考，主人公哪怕一丁點兒的歡樂，也無不蒙上這樣一層陰影，而當讀者感染上這種憂鬱的情緒以後，最安適的生活也會讓他覺得難以忍受。然而，即便這些醜行在貝戈特身上都能坐實，我們也不能因此斷言他的文學創作是說謊、他的藝術敏感是作秀。按照病理學的觀點，某些相似的病症，其病理機制全然不同，有的是血壓過高、分泌過多所致，有的卻是血壓偏低、分泌不足引起的；同樣，行為不檢既可能是過于敏感所致，也可能是不夠敏感造成的。也許，道德問題只有在真正道德淪喪的生活中才會更嚴峻地凸現出來，令人感到焦慮和不安。對這一問題，藝術家並不從他個人生活的層面來給出回答，而是給出一個具有普遍意義和文學色彩的回答——對他來說，唯有文學中的生活才是他的真實生活。品格端方的教堂聖師，往往還得經歷世間的磨難，品嘗罪孽的滋味，方能最終修得聖潔之身；同樣，大藝術家的無德無行，往往並不妨礙他從中構想人人適用的道德準則。作家在生活中的種種醜行(或者僅僅是不足之處、可笑之事)，孟浪荒唐的談吐、女兒的輕浮、妻子的不貞、本人的失檢，這些都是他每每在文章中痛斥的現象，但他決不會因此改變自己的生活方式，瀰漫在周遭的惡俗情調也不可能有所改變。這種對比，在貝戈特的時代要比以前更為醒目，這是因為，一方面隨著社會的日趨腐敗，道德觀念變得愈來愈高尚；另一方面公眾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了解作家的私生活了。有些夜晚，我當年在貢布雷不勝仰慕的這位作家會在劇場中露面，他坐在包廂后座，而和他同時出現在包廂里的其餘那幾位，不啻對他在最新作品中所持觀點的一種極其可笑，或者說極其可悲的諷刺，一種恬不知恥的背叛。我聽到的說法，對貝戈特有褒有貶，可以說是莫衷一是。他的一位近親舉證斥責他絕情，有位陌生人卻說了一件事(由於貝戈特本人無意為人所知，越發令人感動)，表明他其實心腸很軟。他對妻子很冷漠。但是有一回他夜宿小鎮旅店，卻徹夜陪在一個跳河輕生的窮苦女人床邊，臨動身時，特地留給店主一筆錢，叮囑他別攆走那女人，好好照料她。也許，在貝戈特身上，那個留著山羊鬍子的男人正演變為大作家，在這一過程中，他的個人生活日漸淹沒在他想像出來的形形色色生活之中，他覺得自己無須再去承擔任何具體的責任，因為，它們已經被想像種種別的生活的責任所取代。與此同時，由於他想像他人情感時感同身受，遇到要和一個不幸(至少是此刻受著痛苦煎熬)的人相處時，他就不是站在自己的立場，而是設身處地把自己想作這個遭遇不幸的人兒。從這一立場出發，他受不了那些不顧他人痛苦，一味盤算個人蠅頭小利的人，他們的說話讓他反感。這樣一來，他招來了理所當然的怨恨，也贏得了銘記心頭的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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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這個人真正喜愛的，其實是某些意象，是用文字(猶如製作首飾匣里的細密畫那樣)來構想和描繪這些意象。如果有人送他一件不值錢的小東西，而這件小東西恰恰引發了他的某些聯想，他會一遍又一遍地表示他的謝忱。但對貴重的禮物，他卻會毫無表示。倘若有一天他得出庭為自己辯護，他大概也不會考慮怎樣措辭能給法官留下一個好印象，他想要表達的只怕仍是一些法官肯定無法窺見的意象。

  在吉爾貝特父母家第一次見到貝戈特時，我告訴他，我前不久剛看了拉貝瑪演的《菲德爾》；他對我說有一場戲裡拉貝瑪舉手齊肩，在舞台上凝立不動——這是全場掌聲最熱烈的場景——這時拉貝瑪以其卓越的演技再現了古典傑作的意蘊，而這些傑作想必是她不曾見過的，例如奧林匹斯聖殿中楣的間飾上有著這個姿勢的赫斯珀里得斯[117]，以及古老的厄瑞克修姆神廟[118]的那些美麗聖女。

  「這可能是一種直覺，我想她去過那些博物館。探究這一點是挺有意思的(探究是貝戈特慣用的一個詞，很多年輕人沒見過他，但仿佛受了遠程催眠術的影響，說起話來也像他一樣愛用這麼個詞兒)。」

  「您是指女像柱？」斯萬問。

  「不，不，」貝戈特說，「除了她向厄諾娜[119]袒露心中激情的那場戲，也就是她姿勢很像凱拉美科斯的赫蓋索墓碑雕像[120]的那場戲，她整個兒讓人想起的是一種更為古老的藝術。我剛才提到古代厄瑞克修姆神廟的少女像柱，我承認那也許跟拉辛的戲劇沒什麼相干，可是《菲德爾》已經有那麼豐富的內涵……再添一點兒……哦，再說，六世紀那位可愛的菲德爾有多美，垂直的胳膊，大理石般的鬈髮，對，她想必從中汲取了靈感，這真是了不起。比起今年出的好些所謂古典著作來，拉貝瑪的古典味兒要濃得多。」

  對這些古老的雕像，貝戈特在一本書里寫下過著名的頌詞，因此他此刻說話的含義，我心領神會，而且心裡添了一個喜歡拉貝瑪表演的理由。我努力回想拉貝瑪的那場戲，還記得起她舉手齊肩的形象。我對自己說：「這就是奧林匹斯的赫斯珀里得斯；這就是雅典衛城美妙陵墓雕像的姐妹；這就是崇高的藝術。」但拉貝瑪在台上的姿勢所蘊含的美，貝戈特要是能在我看演出前告訴我，那有多好。那樣的話，當拉貝瑪的造型確確實實在我眼前，當正在發生的場景還有著全部真實性的那時候，我就能從中提取出古代雕像的概念了。而現在，對那個場景中的拉貝瑪，我保留的只是一種無可變更的記憶，那是一個很單薄的圖像，缺乏實時實地作為它的底蘊，因而無從往深處探究，無從切實地從中得到一個新的東西，對這個圖像的任何解釋都已無法得到客觀的證實或認可，這個圖像也就無法被追加新的解釋了。斯萬夫人想加入我們的談話，便問我吉爾貝特有沒有想到讓我讀一讀貝戈特評論《菲德爾》的小冊子。「我有個粗心的女兒，」她對貝戈特說。貝戈特謙虛地微微一笑，說那東西沒多大意思。「瞧您說的，這部小作品，這本tract[121]，寫得迷人極了，」斯萬夫人這麼說，是盡沙龍女主人的職責，是讓人知道她讀過這本小冊子，也是她不喜歡一味恭維貝戈特，而要在他寫的東西中做個選擇，對他有所引導。其實，她對他是給了啟發的，不過她自己並不知道那是怎樣的啟發。不過說到底，斯萬夫人沙龍的優雅，貝戈特作品的某一側面，這兩者之間確乎有著種種聯繫，對今天的老人而言，也許不妨說它們是互為詮釋的。

  我在興頭上，一個勁地說著我看戲的印象。貝戈特往往並不贊同我的看法，但還是耐心地聽著我往下講。我告訴他我喜歡菲德爾舉起手臂時那綠瑩瑩的光線。「哦!布景師聽您這麼說會很高興，他是個很出色的藝術家，我會轉告他的，他對這樣的燈光處理很得意呢。可我得說，我並不很喜歡，整個舞台藍蒙蒙的一片，可憐的菲德爾站在那兒，就像水族缸里的珊瑚枝。您會說這是營造悲劇那種超塵脫俗的氣氛。說得沒錯。不過，要是換成一出發生在奈普頓[122]宮殿的戲，那會更合適些。我知道，戲裡有央求奈普頓報仇[123]的台詞。哦，我並不指望有人老想著波爾-羅雅爾[124]，可是拉辛寫的畢竟不是海洋生物的愛情。話說回來，這是我朋友的主意，確實很有效果，也挺漂亮。這不，您就喜歡這光線，您也明白，呃，我倆在這一點上是一致的，他的主意有點離奇，呃，可還是挺聰明的。」貝戈特的看法即便像這樣與我不同，也絕不會打住我的話頭，讓我待在那兒發愣——就如德·諾布瓦先生於我。並不是說貝戈特的見解不如前任大使高明，情況正相反。在辯駁的過程中，一個有真知灼見的想法，或多或少會使對方受到它的感染。作為智力活動全部價值的組成部分，它越過眾多相近的觀念，楔入並融入對方的頭腦，而對方藉助於那些相近的觀念，又扳回一些局面，補充並修正自己的想法；因此，最後的結論在某種意義上說是辯論雙方的共同成果。只有那些確切地說算不上思想的東西，那些無所依傍，在對方腦子裡找不到任何支點，找不到可容棲身之處的所謂思想，才會讓對方——與純粹的虛無在搏鬥的對方——感到無從應答。德·諾布瓦先生(有關藝術)的論點是無可辯駁的，因為它們給人一種不真實的感覺。

  看貝戈特並不排斥我的不同看法，我就坦率地告訴他，這些看法曾被德·諾布瓦先生嗤之以鼻。「他是個頭腦簡單的老頭，」貝戈特對我說，「他還以為面前是塊松糕，或者是條墨魚呢，所以一個勁地啄您。」——「怎麼!您認識諾布瓦？」斯萬問我。——「哦!這老頭有股讓人討厭的霉味兒。」斯萬夫人插進來說，她對貝戈特看人的眼光信任有加，再說她大概也怕德·諾布瓦先生對我說了她什麼壞話，「那天吃過晚飯，我想和他聊聊，可也不知道他是上了年歲呢，還是吃飽了沒消化，我覺得他腦子很糊塗。看來真得讓他服點興奮劑!」——「可不是，」貝戈特說，「他得時時顧著閉上自己那張嘴才行，要不然，等不到晚會結束，藏在襯衫襟飾和白背心當中的那點蠢話早就說光了。」——「我覺得貝戈特和我妻子都太苛刻了。」斯萬說，他在家裡充當的是通情達理男人的角色。「我承認，諾布瓦不會使你們很感興趣，不過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斯萬喜歡採擷生活中的美)，他還挺有意思，是個挺有意思的情人。在羅馬使館當秘書那會兒，」他往旁邊看了看，確准吉爾貝特聽不到才接著往下說，「他在巴黎有個情婦。他愛她愛得發狂，想方設法每星期回兩次巴黎，就為和她待上兩個鐘頭。那女人端的是又聰明又迷人，可現在是老太太囉。那段時間他還有好些別的情婦。換了我，要是我愛的女人住在巴黎，而我待在羅馬，我准得瘋了。那些情緒容易激動的男人，應該去愛，照普通平民的說法，夠不上他們的女人，這樣，他心愛的女人就會出於利害得失的考慮，事事都聽從他們。」這當兒，斯萬覺著了這話我也可以用在他和奧黛特身上。他對我來了氣；因為，即使很優秀的人物，即使在看似和你一起翱翔於生活之上的時刻，事關面子他們畢竟還是斤斤計較的。但他的不快只在心神不定的目光中有所流露。當時他對我什麼也沒說。這並不奇怪。當年拉辛，照一則逸聞的說法——故事可能是後人編排的，但類似的事情在巴黎的生活中日復一日地重演著——那天晚上拉辛在路易十四面前提到斯卡隆[125]，這位世上最有權勢的國王當場對他什麼也沒說。第二天，拉辛就失寵了。

  但凡理論總需要完整的闡述，於是斯萬在片刻的不快，在擦拭單片眼鏡的鏡片過後，對自己的思想做了補充，他的這番話日後在我的記憶中有如預言一般珍貴，可我當時什麼也沒意識到。「這種愛情的危險性，在於女人的馴順一時間平息了男人的嫉妒，但與此同時，卻使嫉妒升了級。到頭來他會讓情婦生活得有如女囚，日夜亮著燈生怕她逃跑。結局往往是悲劇。」

  我把話頭拉回到德·諾布瓦先生身上。「他這人您信不得，老是講人家壞話。」斯萬夫人對我說，聽這口氣好像德·諾布瓦先生真說過她的壞話，斯萬以一種責備的神氣瞧著她，仿佛是不讓她再講下去，這就更讓人覺得確有其事了。

  吉爾貝特已經讓人催了兩次，叫她去換衣服準備出門，可她依然坐在父母中間聽我們交談，腦袋撒嬌地靠在父親肩上。乍一看，這個姑娘和她母親毫無相像之處，斯萬夫人的頭髮是深色的，吉爾貝特卻是一頭淺發，皮膚依稀閃著金色的光亮。但稍一細看，便能在吉爾貝特身上認出她母親的面容——例如，仿佛由一位看不見摸不著的雕刻家用雕刻刀果斷、利索刻出的那個鼻子，這位不可見的藝術家用這把雕刻刀，業已塑造了好幾代人的面貌——和表情、動作；若以另一種藝術做比喻，她就像一幅畫得有些離譜的斯萬夫人的肖像，畫家塗抹色彩一時興起，把她畫成了正要赴化裝晚宴的威尼斯女人。她不僅戴上了金黃色的假髮，而且肌膚上連一丁點兒的深顏色都不讓留下；除盡深色的肌膚，仿佛顯得更裸露，而一無遮攔地照射這裸露的肌膚的，正是內心的陽光，於是，這就不再是外表的化妝，而是近乎脫胎換骨了。吉爾貝特看上去像在扮故事中的某種動物，或是神話中的某個人物。亮里透紅的皮膚來自父親，似乎造物主在創造吉爾貝特時，面對如何一點一點重塑斯萬夫人的問題，手邊可用的材料卻只有斯萬先生的皮膚。造物主把這材料運用得盡善盡美，猶如一個中世紀的能工巧匠，刻意在精美的製品上留下了木料的紋理和節疤。在吉爾貝特的臉上，複製得惟妙惟肖的奧黛特的鼻子邊上，皮膚相繼隆起，一絲不苟地重現了斯萬先生點綴面容的那兩顆痣。坐在斯萬夫人旁邊的，是她的一個新品種，猶如紫丁香旁邊的一株白丁香。但這並不是說，兩種不同的相像之間就有了一條涇渭分明的分界線。有時吉爾貝特笑起來，你會在這張酷似母親的臉上，看到父親的那張鵝蛋臉，仿佛有人將這兩張臉放在一起，想看看混合的效果；鵝蛋臉如同胚胎成形那般，漸漸變得清晰，呈橢圓形伸展、膨脹，少頃便消失不見了。吉爾貝特的眼睛裡，有她父親坦誠的目光；她當初把仿瑪瑙的彈子給我，對我說「留著做個紀念吧」，那雙眼睛裡閃動的就是這樣的目光。但是，只要有人問起她剛才或頭幾天在做什麼，在這雙眼睛裡看見的就是尷尬、猶豫、躲閃、沮喪的神情，以前斯萬問奧黛特去了哪兒，奧黛特回答斯萬時說了謊，她的眼神就是這樣。但當年傷心欲絕的情人如今成了小心謹慎的丈夫，瞧見妻子這眼神他馬上會把話頭岔開了。在香榭麗舍公園玩的那會兒，每當看見吉爾貝特的這種眼神，我心裡就不踏實。不過在大部分情形，我是多心了。對吉爾貝特而言，這眼神——至少是這眼神吧——來自母親身上的遺傳，僅此而已。當吉爾貝特要去學校，或者得回家上鋼琴課的時候，她瞳孔里露出的眼神，正是從前奧黛特白天接待了某個情人，或者急著要去赴一次幽會，卻又藏藏掖掖生怕斯萬知道時的眼神。就這樣，我看見了斯萬先生和斯萬夫人的兩種性格、氣質在這個梅呂齊娜[126]身上蕩漾，涌動，此起彼伏地交相疊印。

  當然，一個孩子總是像父母的。不過，孩子所繼承的父母的優缺點，往往搭配得很奇怪，在父母一方身上看似不可分的兩個優點，到了孩子身上會只剩下一個，而且和父母另一方某個看似扞格的缺點搭配在一起。精神層面的優點物化為幾難相容的相貌缺點，差不多成了子女與父母如何相像的一條規律。兩姐妹中，一個有父親令人驕傲的身形，頭腦卻像母親一樣褊狹；另一個，內秀得自父親，世人看到的卻是得自母親的相貌，母親碩大的鼻子、癟陷的胸部，乃至說話的聲音，都給女兒的稟賦罩上了一層外衣，全無人們想見的精緻優雅。反正兩姐妹都有充分的理由說自己最像父親或母親。沒錯，吉爾貝特是獨生女，但是至少有兩個吉爾貝特。兩種稟性分別得自父親和母親，在她身上混合了；非但混合，它們還時時在爭奪她——這樣說還是不夠確切，會讓人以為在這過程中，有第三個吉爾貝特由於受到那兩個吉爾貝特爭奪而痛苦。其實，吉爾貝特輪流是這一個或那一個，每一時刻只是其中的一個，也就是說，當她是較不好的吉爾貝特時，她並不會因此感到痛苦，因為較好的吉爾貝特暫時還不存在，根本無從瞧見這德行。同樣，較不好的那個也心安理得地享受著那些格調不高的樂趣。當較好的吉爾貝特懷著父親的心胸說話時，她的識見讓人樂於和她一起，去做一件既有意義也能獲益的事情，你這麼告訴了她，可就是事情要拍板的當兒，輪到她母親的脾性上場了；和你搭腔的是這個時分的吉爾貝特。她褊狹的思路和狡黠的傻笑，都叫你失望而慍怒——就像發現面前的人突然被調了個包那般困惑而驚訝——而這種思路、這種傻笑，吉爾貝特卻是安之若素，因為它們正出自此時此刻的她。兩個吉爾貝特的差別，甚至可以大到讓人暗自發問(不過問了也是白問)，自己到底哪兒得罪她了，她居然一下子就變了嘴臉。她自己提出的約會，非但到時候不去，事後也不打個招呼，而且，甭管她究竟是出於什麼原因臨時改變了主意，她隨後就完全變了個樣兒，讓你覺得自己就像《雙胞胎》[127]里認錯孿生兄弟的劇中人那樣出了洋相，她一旦覺著自己被人錯認卻又不想做任何解釋，因而向你使起性子來，那也只是因為你面前的她並非原先彬彬有禮表示要見你的那個她。

  「好啦，去吧，別讓我們等你了。」她母親對她說。

  「我在爸爸旁邊挺好的，我還要待一會兒。」吉爾貝特邊說邊把腦袋藏進父親的臂彎里，斯萬用手指溫柔地捋著她金黃色的頭髮。

  斯萬這類的男人長期生活在愛情的幻想中，他們眼看眾多的女人受惠於己，卻聽不到她們一聲感激的話語，看不到一個深情的表示；而在子女身上，他們相信自己感覺到了一種親情，這種體現在名字上的親情，能使生命在他們身後仍得以延續。有一天這世上會沒有夏爾·斯萬，但仍有一位斯萬小姐或娘家姓斯萬的某某夫人，她依然愛著已經遠去的父親。此刻，斯萬說不定已經在擔心女兒的這份愛太深太濃了呢，他充滿柔情地對吉爾貝特說：「你真是個乖女兒。」當我們知道一個人必定要在我們身後繼續活下去，擔心他或她對自己的感情過於深摯之時，我們的話音是會這麼充滿柔情的。他不想讓人覺出他內心的激動，便加入進來一起談論拉貝瑪。他對我講起拉貝瑪的台詞——用的是一種冷漠的、無所謂的口吻，仿佛要和自己所說的話保持距離——要我注意她對厄諾娜說「你一定知道!」[128]時的語調是多麼準確細膩、多麼惟妙惟肖，其中自有一種讓人意想不到的魅力。他的話有道理：拉貝瑪說得確實既清楚又明白，我崇拜拉貝瑪，心心念念想為此找到無可辯駁的理由，按說這一下我的心愿實現了。可是不然，恰恰因為它太清楚、太明白了，我反而感到不滿足。拉貝瑪的語調如此美妙，台詞的含義乃至弦外之音又是如此明顯，倒像它本來就在那兒，每個有靈氣的女演員都可以得到它似的。這樣念台詞是很高明，但又好像只要細細揣摩，任誰都能想到這個點子上去。當然，它畢竟是拉貝瑪發現的，可是，當我們在談論發現某樣東西，而這種所謂發現跟現成地接受並沒有區別，而且，既然這樣東西別人也能得到，實際上它就跟當初的這個人並沒有關係，這時我們還能用發現這個詞兒嗎？

  「喲，今天您一來，談話檔次就高了!」斯萬對我這麼說，像是在向貝戈特表示歉意似的；斯萬沿襲蓋爾芒特府上的習慣，接待大藝術家一如招待熟朋友，主人只顧盡心讓大家吃好、玩好，要是在鄉間就加上運動好。「這不，我們大談其藝術。」斯萬說。——「這挺好，我就喜歡這樣。」斯萬夫人說這話時，朝我投來感激的一瞥，這既是出於好心，也是因為她當年嚮往層次較高的談話，至今餘興尚濃。接下去，貝戈特就和別人交談，和吉爾貝特談得最多。我方才居然把我的所思所感一股腦兒向他傾訴了出來，這種無拘無束的態度連我自己都感到吃驚，這種態度其實跟我多年來養成的習慣有關，這些年(在那些無以勝數的孤零零獨自看書的時刻，他對於我來說不啻我自己最好的那部分)我已經習慣了對他真誠、坦率和信任，所以當他出現在我面前時，我不覺得是在跟一位初次見面的客人交談，不覺得侷促和膽怯。然而，正因為如此，我就特別在意自己留給他的印象，我總以為他會看不起我的這些想法，這種憂慮並不是今天才有，它可以追溯到我剛開始讀他的書，在貢布雷花園裡的那會兒。也許我該提醒自己，既然在聽任思緒放鬆的情況下，我一方面對貝戈特的作品心馳神往；一方面又在劇場裡感覺到一種莫名的失望，二者都是發自內心的，那麼，這兩種本能的反應想必並不是互不相干，而是有共同規律的；我讀他的書而心嚮往之的這位長者，應該不會對我的失望，對我無法解釋這失望的惶惑感到非常陌生，感到不屑一顧。因為我想，我的領悟力(intelligence)應該是一種——抑或這東西本來也就只有一種，天下人之於它，猶如同一寓所的房客之於寓所——一種這樣的領悟力，各人自不同的身軀注目於它，好比劇場中人各有座，舞台卻只有一個。誠然，我心心念念想要弄清楚的那些問題，未必是貝戈特平日在書中探討的問題。但是，如果他和我，我們共有的是同一種領悟力，那他在聽我解釋自己的想法時，一定會回想起這些想法，喜歡它們，微笑著傾聽它們。而且，無論我設想他在做什麼，想必他會讓心靈的慧眼注視著領悟力的另一組成部分——與曾在他的作品中留下痕跡的、我據以想像過他整個精神世界的那部分全然不同的另一部分。神父有最豐富的心靈體驗，對並非身經的罪愆就最能原諒；同樣，天才有最豐富的悟性經驗，對與自己著作的基本觀念赫然對立的觀念就最能理解。這些都是我本該想到的(不過，想到了也並不怎麼叫人愉快：才情出眾之人的好意，到頭來只會引起平庸之人的不解和敵意。而大作家在他的作品中顯示的情誼，即便讓我們感到高興，這高興也是有限的；一個我們不曾考慮她是否聰明而身不由己愛上的女人，會以她的敵意使我們痛苦，那種高興的程度，遠非這種痛苦可比)。這些都是我本該想到的，可是我沒想到，我因此覺著自己在貝戈特眼裡一定顯得很蠢；卻不料吉爾貝特湊在我耳邊輕聲說：

  「我真是太高興了，您把我的老朋友貝戈特給迷住了。他對媽媽夸您絕頂聰明呢。」

  「我們去哪兒？」我問吉爾貝特。

  「哦!去哪兒都行，您是知道的，對我來說……」[129]

  自從發生了她祖父忌日的那件事以後，我就一直在尋思，吉爾貝特的性格，是否跟我想的並不一樣。她的那種審慎、那種沉靜、那種始終如一的溫良恭順，背後是否恰恰隱藏著恣肆奔放的慾念，她只是出於自尊，不想讓人覷見它們罷了，而當它們偶或受到壓抑，她驟起反抗之際，它們還是會靈光一現的。

  因為貝戈特和我父母住在同一個街區，我們就一同回家；馬車行駛途中，他和我談起我的身體：「斯萬夫婦告訴我，您的身體不大好。對此我感到很遺憾。不過我也並不感到太遺憾，因為我看得出，您有一種思考的樂趣，對您和所有品嘗過這種樂趣的人來說，這可能是更為要緊的。」

  唉!貝戈特說的話，我感到實在對我不合適；我這人就怕思考，深入的思考讓我望而生畏，對我來說，最開心的就是悠遊自在到處閒逛的時候；我覺得我在生活中所想望的，都是些純粹物質的東西，對智力活動我是敬而遠之的。要說樂趣，我既辨別不出它們的不同來源，也說不清它們到底濃不濃、持久不持久。所以我在回答貝戈特的時候，心想我巴望過的大概就是那樣一種生活吧，一要可以和德·蓋爾芒特公爵夫人來往；二要聞得到香榭麗舍那座廢棄小亭里的氣息，那股讓我想起貢布雷的陰涼氣息。我沒敢向貝戈特說，這樣的生活理想跟思考的樂趣根本就沾不上邊。

  「不，先生，我沒有什麼思考的樂趣，我想要的並不是這個，這究竟是什麼味道，我只怕都說不上來呢。」

  「您真這麼想嗎？」他說，「嗯，您聽我說，我相信您最喜歡的就是這個，我想應該如此，不會錯的。」

  他的話我並沒當真；但我高興起來，不那麼侷促了。德·諾布瓦先生說的那番話，讓我感到以前那些充滿憧憬、遐想和自信的時刻純粹是主觀臆想的、完全不真實的。而按貝戈特——他看來很了解我的情況——的說法，被我自己所忽略的病徵恰恰是猶豫不決和自暴自棄。尤其是他說德·諾布瓦先生的那些話，讓那位先生對我的判決(我原以為那是無可變更的)不再那麼沉重地壓在我心頭了。

  「您身體好些了嗎？」貝戈特問我，「誰在給您看病？」我告訴他是戈達爾給我看的病，往後大概也是他吧。「他怎麼能看您的病!」他說，「他的醫術如何，我不了解。但我在斯萬夫人府上見過他。此人是個笨蛋。有人說笨蛋也能當個好醫生，我可不相信；退一步說，就算是這樣，那麼碰上病人是藝術家、聰明人，他也就當不成好醫生了。像您這樣的人，要有對路的醫生，甚至要有專門的食譜和藥劑。戈達爾會讓您覺得厭煩，這樣一來治療就無法奏效。再說，對您的治療，不能混同於一般的治療。聰明人的病因，有四分之三在於他們的智力活動。當醫生的，起碼得明白這一點。您想想，戈達爾怎麼治得好您的病呢？他想得到的，無非就是消化不良，就是胃功能障礙，他根本想不到讀了莎士比亞會……所以他對您做的診斷肯定是不正確的，平衡被打破了，那個浮沉子始終是浮起的。他的診斷是胃擴張，無須再做任何檢查，診斷已經寫在了他的眼睛裡。這您也能看得見，它在夾鼻眼鏡後面閃爍著呢。」聽他這麼講話，我覺得很累，我自作聰明地思忖：「胃擴張不會在戈達爾教授的夾鼻眼鏡背後閃爍，就像蠢話不會藏在德·諾布瓦先生的白背心裏面一樣。」可貝戈特在接著往下說：「我想還是給您推薦迪·布爾邦大夫吧，他非常聰明。」——「他是您的大作的熱心讀者。」我說。我看出貝戈特早知道了，我也由此明白了一個道理，就是互有好感的人總是很快就會走到一起的，真正的不相識的朋友是少而又少的。貝戈特說戈達爾的這些話，跟我原先想的完全相反，所以我很吃驚。我不在乎自己的醫生是不是叫人討厭；我指望他能靠一種我不明就裡的本事，在檢查我的臟腑的時候，就我的健康狀況做出無可置疑的權威論斷。我並不要求他憑藉自己的智力(在這方面，我也許可以彌補他的不足)來試圖理解我的智力活動，在我看來智力本身並無意義可言，它只是一種可以用來探知外界事物真相的手段而已。聰明人的飲食方式是否得有別於傻瓜，對此我頗為懷疑，我更容易接受的倒是後面那些人的飲食方式。「有個人確實需要有個好醫生，那就是我們的朋友斯萬。」貝戈特說。我問斯萬先生是不是病了，貝戈特回答說：「他呀，娶了個風塵女子，就此不得安生，想著那些不願接待他妻子的女人，還有那些跟他妻子睡過覺的男人，他的嘴角就耷拉了下來。下次您留心看看，他回家瞅見客廳里那些客人的當口，眉頭皺得有多緊。」貝戈特會在一個並不熟悉的人面前這樣說自己朋友的壞話，而且是多年來一直把他奉為上賓的朋友，這使我感到很意外，同樣，他在斯萬家和他們夫婦倆說話時用的那種近於溫柔的語氣，也讓我覺得很不習慣。的確，我聽見貝戈特對斯萬說的那些動聽的話，一個比如說像我姑婆那樣的人，是不可能說出口的。姑婆即便對自己喜歡的人，也愛說些不中聽的話。可是當這些人不在場時，她決不會說任何不能讓他們聽見的話。沒有哪個社交圈，比我們貢布雷的那個社交圈更不像上流社會了。斯萬的社交圈已然向上流社會，向波瀾起伏的大海靠近了一些。它還不是大海，但已是潟湖[130]了。「這些話到你我為止。」馬車到了家門口，貝戈特在我下車時對我說。換在若干年以後，我會回答說：「我一個字也不會說出去。」這是上流社會的套話，對方講了人家壞話，你這麼說是虛應故事，讓他覺得放心。我本該這麼回答貝戈特的，按社交場合的規矩，好些話都是現成的，你照說就行。可那時我還不懂該怎麼說。而要是讓姑婆遇上這種場合，她準會說：「您既然不想讓我說出去，那幹嗎要對我說呢？」當然，這麼回答的人有孤僻、乖戾之嫌。我不是那樣的人：我欠了欠身，沒作聲。

  一些在我眼裡儼然是龐然大物的文人，為能結交貝戈特，苦苦攀附多年只攀了個文字上的泛泛之交，貝戈特出了書房就想不起他們。而我卻毫不費事地一下子躋身於這位大作家的朋友之列，這就好比很多人在排隊，能買到的只是些位置不佳的票子，我卻獲准從一條寫著「閒人止步」的通道進了劇場，坐在了最好的位子上。斯萬讓我進入這條通道，也許就像一個國王把子女的朋友請進王室包廂或王家遊艇，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吉爾貝特的父母猶如那位國王，把女兒的朋友請到家裡，讓他們置身於自己所擁有的珍貴的藏品，以及更為珍貴的私誼中間。但當時我心想——沒準還想對了——斯萬對我這麼好，間接是他想對我父母好的緣故。我記得在貢布雷那會兒聽說過，斯萬見我挺崇拜貝戈特，就向我父母提議帶我去他家吃晚飯，可他們沒答應，說我還太小，說話不知輕重，不宜出門做客。我父母在有些人，而且往往是在我認為最了不起的那些人心目中的形象，大概是跟我對他們的印象全然不相干的，所以當初粉衣女郎把父親說得那麼好，我只覺得他根本承當不起[131]。現在的情況則是，我巴望父母能明白，我適才收受的禮物有多珍貴，我但願他們能對這位慷慨殷勤的斯萬先生送給我，或者不如說送給他們的禮物表示謝忱。儘管斯萬看來並沒有意識到這份禮物的珍貴，一如盧伊尼壁畫上金髮鉤鼻的東方博士[132]那般可愛，而那位博士，早就有人發現活脫脫就是個斯萬先生。

  回到家裡，我來不及脫外套，就忙著把斯萬給我的這份厚意大聲告訴父母，只盼他們也能像我一樣感動，果斷地做出答謝斯萬夫婦的重大決定，可惜他們好像對斯萬這麼做並不怎麼看重。「斯萬把你介紹給貝戈特了？介紹得好啊，你結交大人物了!」父親大聲揶揄說，「這下夠過癮了吧!」唉，偏偏我又說了貝戈特不喜歡德·諾布瓦先生。

  「那當然!」父親馬上說，「這就表明他判斷失當、心術不正。孩子啊孩子，你本來就容易犯渾，現在眼看你愈來愈不像話，我心裡真不好受。」

  我常去斯萬家，本來就讓父母覺得心裡不痛快。和貝戈特結識，在他們看來就是第一個錯誤必然的苦果了，那個錯誤是他們一時不檢犯下的，按外公的說法叫失足。我心想，要是再告訴他們，這個看不起德·諾布瓦先生的人居然說我非常聰明，那無疑是給他們的氣惱火上澆油。這不，就拿父親來說，他要是覺著有人，比如說我的一個同學，走上了歧途——就像我現在這樣——偏巧某個讓父親反感的人稱讚此人，那他就會認為，這種讚許恰恰證實了他那令人遺憾的判斷。在他眼裡，此人因此反而罪加一等。我好像已經聽見他在嚷嚷：「沒有什麼好說的，都是一丘之貉!」這使我影影綽綽地感到有一個巨變正在逼近，他這就是在宣稱巨變馬上要降臨我恬靜的生活，想到這兒，我不寒而慄。可是，無論我是不是把貝戈特說我的話講出來，父母心中的印象反正是抹不掉了，既然如此，就讓這印象再壞一點，也沒多大關係。況且，我覺得他們太不公正、太不肯認錯，要讓他們轉變態度回到公正的立場，我不單不存希望，幾乎是不做此想。我在把話說出口的當兒，感覺得到父母聽了我的話會多麼震驚，因為我竟然得到這樣一個人的賞識，這個人把聰明人說成笨蛋，他的舉止為正直的人所不齒，他對我的誇獎雖然我聽著很受用，其實是讓我在歧途上愈走愈遠。所以我在說完前面那些話後，是低聲地、帶著幾分羞愧地說出煞尾那句話的：「他對斯萬他們說，他覺得我非常聰明。」這就像一條中毒的狗在田裡亂啃野草，碰巧那草汁就是它身上毒素的解藥，我剛才說出口的，想不到竟是唯一能消除父母成見的那句話，就這一句話，就讓他們對貝戈特的成見，那任憑我做出多麼雄辯的論證，任憑我把他說得花好桃好都打消不了的成見，消弭在無形之中了。頓時，局勢全然改觀：

  「哦!……他說他覺得你聰明？」母親說，「這讓我很高興，因為他是個很有才華的人。」

  「怎麼!他這麼說了？」父親接口說，「……我並不否認他在文學上的造詣，那是人人敬佩的，讓人惋惜的是他生活上有失檢點，諾布瓦老爹很隱晦地提到過這一點。」父親這麼說的時候，沒有意識到我剛才那句話自有一種魔力，神效所至，無堅不摧，別說貝戈特判斷錯誤，就連他道德敗壞的說法也不攻自破了。

  「哦!親愛的，」媽媽接著父親的話頭說，「何以見得就真是那樣呢？傳言未必可信。德·諾布瓦先生雖說為人挺和氣，但有時候也有些尖刻，尤其是對那些跟他不是一路的人。」

  「這倒是，我也注意到了，」父親說。

  「再說，貝戈特既然說我的兒子好，許多地方我們都該原諒他才是。」媽媽邊說邊撫摸我的頭髮，耽於夢幻的目光久久地停留在我的臉上。

  母親其實在知道貝戈特對我的評價以前，已經對我說過，我有朋友下午來吃點心的時候，可以把吉爾貝特也一起請來。可是我不敢這麼做，原因有二：一是在吉爾貝特家大家只喝茶，而我們家則不然，媽媽執意還要有熱巧克力。我怕吉爾貝特會覺得這很粗俗，從心底里瞧不起我們。另一原因是有個禮儀上的問題，我始終解決不了。我每次到斯萬夫人府上去，她總會問我：

  「您母親好嗎？」

  我在媽媽面前提過幾次，想弄明白萬一吉爾貝特來了，她會不會也這麼問她。在我眼裡，這要比路易十四宮廷里那聲「殿下」的稱呼更為重要[133]。可是媽媽根本不想聽我的。

  「那怎麼行？我又不認識斯萬夫人。」

  「她不也不認識你嗎？」

  「我沒說她認識我。可我們也不一定非得和人家一模一樣呀。我要換個方式來接待吉爾貝特，斯萬夫人是想不到的。」

  但我信不過，寧可不請吉爾貝特來玩。

  離開爸爸媽媽以後，我去換衣服，摸衣袋時冷不丁摸到一個信封，那是斯萬夫人府上的總管在把我領進客廳前遞給我的。現在旁邊沒人。我打開信封，裡面是一張請柬，上面注著我應該把她攙到餐桌跟前的那位女士的姓名。

  就在這段時間裡，布洛克把我對周圍世界的看法給攪亂了。他為我展現了獲得幸福的全新的可能性(但它早晚有一天會變為給人帶來痛苦的可能性)。他非常肯定地對我說，女人最想做的事，其實就是做愛，這跟我去梅澤格利茲那邊散步那會兒的想法，是截然相反的。爾後，他又一次言教身帶地開導我(我很久以後才真正領悟此舉的意義)：他帶我去了一家打炮屋[134]，這是我生平第一次去這種地方。他早就對我說過，在那兒有許多漂亮妞兒等著人去享用。可是這些女人在我的印象中始終是模模糊糊的，直到去了打炮屋，她們的臉才一張張地變得分明起來。我感激布洛克——他給我帶來了喜訊，讓我得知我們的幸福，我們對美的占有和享受，並不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因而是不應該放棄的——這很像感激某位醫生或哲學家，他的樂觀使我們不僅對人世間抱有希望，相信自己能長壽，而且對另一個世界也無所畏懼，相信即便去了那兒，也不會全然與人世隔絕。若干年過後，我已不是幽會屋的生客，這個場所——為我提供了幸福的樣本，讓我得以在女性美的觀念中加入一種無從揆度的成分，它不僅僅是我們所熟知的美的精粹，它是神奇美妙的饋予，是唯一我們無法從自身領受、無法憑邏輯思維得到，只能求之於現實生活的貽贈：那就是鮮活的個人的魅力——對我而言，這個場所完全可以和另一些起源較近而功效相仿的東西，和那些讓我們受益多多的東西(在它們出現之前，我們只能憑藉別的畫家、別的音樂家、別的城市來想像曼坦那[135]、華格納和錫耶納[136]，那種想像是缺乏激情的)相提並論：插圖版的歷史書、交響音樂會和《藝術城市》[137]。但布洛克帶我去的那家打炮屋(他後來有很長一段時間不再去那兒)檔次太低，裡面的姑娘姿色平庸而又難得更換，對我來說既滿足不了舊有的好奇心，也催生不了新萌的好奇心。人家點名要的妞兒，老鴇一概不認識，她手邊現成的儘是些人家不想要的貨色。其中有個妞兒，她在我面前把她吹得天花亂墜，臉上堆著包你滿意的笑容(好像那是件珍品，是盤佳肴似的)說：「她是個猶太妞兒!您不感興趣？」(大概就為這緣故，她管這妞兒叫拉謝爾。)她傻裡傻氣地裝出極度興奮的樣子，指望能就這樣打動我，最後居然像性交達到高潮時那樣喘起氣來：「年輕人，您倒是想想，一個猶太妞兒，會讓您銷魂的呀!哦!」這個拉謝爾我見過，但她不知道。這個褐發的妞兒長得並不漂亮，但看上去不笨，時不時還用舌尖舔舔嘴唇，老鴇把她領去見嫖客，人家跟她搭話時，她放肆地笑著。參差不齊的黑色鬈髮，圍在瘦削的臉蛋四周，猶如中國水墨畫暈染的效果。老鴇不依不饒地纏住我，說她如何聰明、如何有教養，我答應改日一定專程來結交她——我已經給她取了個綽號叫「拉謝爾當從主」[138]。不過，就在我去那兒的第一天晚上，我聽見她臨走時對老鴇說：

  「那麼說定了，明兒我有空，您這兒來了人別忘了叫我。」

  聽著這些話，我無法感覺到這是一個活生生的女人，因為她一下子就被我歸入了某個類型，這類女人都有個共同之處，就是每晚過來瞧瞧，有沒有一個、兩個路易好賺。她只是有時換個說法而已，比如換成「如果您需要我」或者「如果您需要有個人」等。

  那老鴇沒看過阿萊維的歌劇，不懂我為什麼老是說「拉謝爾當從主」。然而，不懂意思並不妨礙她覺得這說法特逗。每回她都樂不可支地對我說：

  「得，今晚就跟『拉謝爾當從主』成個雙怎麼樣？瞧您說得多可樂：『拉謝爾當從主!』哈!這話真妙。我來給您牽個線。您瞧著，包您不後悔。」

  有一次我都下決心了，可她在「接活兒」，另一次是在聽那個髮型師擺布，這個糟老頭兒跟姑娘什麼也不干，就是往她們披散的頭髮上倒生髮油，然後給她們梳頭。雖說有人過來給我沖藥茶，陪我說話，我還是等得不耐煩了。這幾個自稱女工的婆娘，從不見她們去上班，倒是整天泡在打炮屋裡，身份自然比那些姑娘更低；她們半裸甚至全裸著身子，我和她們為時不短的談話因此——儘管談的事挺嚴肅——染上了一層頗有諷刺意味的輕佻色彩。不過為了那些家具的緣故，後來我也就不去這家打炮屋了。起先，我看那老鴇需要家具，就做個人情，把萊奧妮姑媽留給我的幾件家具——其中有一張長沙發——給了她。這些家具我父母嫌家裡放不下，一直堆在儲藏室里，我原本都沒怎麼見過。這會兒在打炮屋，看見它們在供這些女人役用，眼前卻不由得浮現出姑媽在貢布雷的臥室，依稀又聞到那些從美德中散發出來的氣息。然而，這些氣息被眼前這粗暴的場景所玷污，這些家具因我而淪於孤苦無助的境地，備受痛苦的折磨!我此刻的心情，真比眼看一個死去的女人遭受凌辱更為悲憤。我不再去這家打炮屋，那些家具在我心中是活著的，它們在向我哀求，它們有如波斯神話故事中看似沒有生命的東西，裡面囚禁著騷動不安的靈魂，在受著折磨，在祈求解脫。而我們的回憶，往往不是按時間順序逐一呈現的記憶，而是時序錯亂的靈光閃現，因而我直到很久以後才想起，好多年以前，正是在這張長沙發上，我和一位小表妹初涉愛河。當時我不知找哪兒才好，這位表妹出了這個挺懸的主意，趁姑媽出門的一個小時，跟我一起在長沙發上嘗了禁果的滋味。

  我沒聽父母的勸告，把剩下的家具，包括萊奧妮姑媽那套精美的舊銀餐具全都賣了，為的是有更多的錢，可以給斯萬夫人送更多的花。斯萬夫人收到裝滿蘭花的大花籃時，常對我說：「我要是令尊的話，一定會給您找個指定監護人[139]。」將來有一天，我會為賣掉這套銀餐具而感到歉疚，會覺得向吉爾貝特父母獻殷勤遠非另一些樂趣可比，簡直可以說不值一哂，可我當時怎麼想得到呢？我為了吉爾貝特，為了不離開她，甚至決定不去駐外使館任職。促使一個人做出最後抉擇的，往往總是某種持續時間並不長的情緒。吉爾貝特身上有一種奇瑰的東西，那是她固有的，而又從她父母身上流露出來，在她的住所居室閃閃發光，這種令我痴迷到忘卻周圍一切的奇瑰的東西，我簡直無法想像它會離她而去，轉移到另一個人身上。而且，即使轉移了，即使那還是同樣的東西，它對我的作用也會迥然不同。因為，就拿一種病來說吧，病情是會加劇的：隨著年歲的增長，心臟的承受力變弱以後，一種對健康有害的食品哪怕再美味可口，也非得禁食不可了。

  不過，我父母自然指望貝戈特認定我具備的那份智力能有一番驚人的表現。我還沒認識斯萬夫婦的那會兒，總以為自己無心寫作是由於想見而見不到吉爾貝特，心緒不寧的緣故。而在他們家的門向我打開以後，我卻往往剛在書房坐下，就迫不及待地跳起身來向他們家跑去。每次和他們分手回到家裡，看似孤獨的我，思緒依然無法抵擋剛才一連幾小時沉溺其中的那股汩汩不絕的話語之流。儘管只有我一個人，我還是不斷設想出一個又一個能取悅於斯萬夫婦的話頭，玩到意興濃處，我乾脆同時扮演不在場的對話者，自己向自己提一些假想的問題，而所選的問題都是便於自己施展辯才、巧妙作答的。一切都在靜默中進行，但那不是默想，而是對話；在我，這樣的獨處是一種精神上的沙龍生活，左右我所說的話的，不是我本人，而是想像中的對話雙方。我並不覺得我說的就是自己的真實想法，它們只是些隨口而出、不會有反饋的話語，我在其中領略到的樂趣，正是一個吃得太飽，獨自靜靜待著讓食物消化的人所感到的那種滯脹的樂趣。

  要不是我下了決心要像模像樣地寫作，我說不定倒會馬上開始寫了。可既然我是很明確地做了決定，而再過二十四小時(明天是一個空框架，我還沒進去，所以裡面一切都是井然有序的)，我的計劃就可以順順噹噹地付諸實行，那何必選這麼個心情不好的夜晚來開頭呢——遺憾的是，接下去的兩天仍然不是吉日。但我是個懂事的人。幾年都等下來了，如果再等三天就等不了，那豈不太孩子氣啦？我確信三天以後我准能寫出幾頁東西來，所以關於我的計劃我不再對父母提起一個字；我要再耐心等幾天，到時候拿出手頭正寫著的作品去給外婆看，讓她感到安慰，同時也心服口服。可惜，下一天並不是我所熱切企盼於框架外的那個寬舒明亮的日子。過完一天，無非是惰性又延續了二十四小時，也無非是為克服內心的障礙又苦苦掙扎了二十四小時而已。一連幾天過去，事情毫無進展，我已經不指望計劃能立即實現，也不敢再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這上面：我又開始睡得很晚，因為重要工作必定始於某一天早晨(因而頭天晚上必須早睡)的信念有些動搖了。在熱情重新激發之前我先得好好放鬆一下。外婆看我這樣，有一次實在忍不住，責備了我一句。她語氣很溫和，但失望之情形之於色：「怎麼，寫作的事兒你連提也不提了？」我對她滿心怨氣，心想她怎麼看不到我是決心已定、無可改變了？她這麼說對我很不公正，這會使我神經緊張，無法開始工作，結果計劃實行的時間只好往後拖，說不定還得拖很久呢。外婆意識到她的疑問無意中傷了我的自尊心，連忙道歉，把我摟在懷裡說：「對不起，我再也不說了。」為了讓我別泄氣，她語氣肯定地說，哪天我身體好了，馬上就能寫出東西來。

  「再說，」我心想，「我整天泡在斯萬夫婦家裡，貝戈特不也這樣嗎？」在我父母眼裡，我雖說有惰性，但能和一位大作家待在同一個客廳里，也就差不多是在過一種對天才最合適的生活了。可是，以為一個人無須靠自身淬礪，就可以從別人那兒沾來一份才氣，那是完全不切實際的，就好比一個人平時飲食起居全無規律，經常暴飲暴食，卻以為常和哪個醫生一起下個館子，就能不生病了。這種幻想，害了我，也害了我父母，而它最大的受害者卻是斯萬夫人。當我對她說我得留在家裡用功，不能去她家的時候，她那神氣仿佛她看出了我在裝腔作勢，覺得我那麼說既有點傻氣，又有點做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