凋敝的陝北

  明末的內亂，雖遍布全境，但最終釀成大禍的，卻是陝西殺出來的農民軍。陝北的局勢，之所以會弄到那種地步，則既有陝北的特殊原因，也有朝廷方面的原因，即邊政的敗壞。

  中國歷代的農民起義，雖風起雲湧，代代不絕，但細究起來，則有明顯的地域性。就是說，在一般情況下，動亂總是在某幾個區域首先開始，然後才席捲各地。陝北就是其中之一。

  陝西北部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它處於漢民族農耕文明圈與少數民族遊牧文明圈的交匯處。在明代，它的涉及範圍要遠遠大於今天。它北控整個河套地區，西、北則是寧夏、甘肅以及青海，明朝西北的防衛全繫於此。如果陝北出了問題，外族可東渡黃河，進入山西，威脅京畿、中原，也可南進關中平原，再東擊河南，動搖中原。

  也正是因為陝北地處戰略要衝，關係重大，所以明廷也十分重視這裡的防衛。明長城自晉陝交界的河曲附近，一直西延至嘉裕關，全都在明代陝北的境內。沿長城一線，朝廷廣設邊鎮、衛所，駐紮重兵，以北鎮蒙古，西控河西、關隴。因此，兵多可以說是明代陝北的一大特點。

  民悍則是陝北的另一大特點。這裡地處西北，歷來是民族交匯、融合之地。長期的民族融合，加之其他種種因素，養成了此地居民獨特的民風。陝北人性格剛毅、兇悍、爭強好鬥，與中原漢民大不相同。他們往往會鋌而走險，甚至揭竿而起。

  除兵多、民悍之外，貧窮大概也是陝北的又一特點。且不說明代陝北的那些邊緣地區，單就其中心地區黃土高原而言，其自然條件之差，經濟水平之落後，也是到了令人吃驚的地步。黃土高原高低不平，坡陡溝深。更嚴重的是，這裡屬半乾旱地區，嚴重缺水。降水量本就不足，而黃土又蓄不住水。由於地形等方面的因素限制，鑿井取水也十分不易。因此，即使是正常年份，這一地區的用水也十分吃緊，更不用說到了災荒之年了。一旦老天幾個月不下雨，則乾旱必至，而饑荒也就接踵而來了。

  除缺水外，這裡的氣候也很惡劣，其中最嚴重的是農作物生長期短。像懷遠地區，陰曆三月尚未解凍，到九月卻已落雪。像米脂等地，也是「春當種而凍弗解，秋未收而霜已降」。這種氣候是很不適合農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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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山巨壑、地瘠天寒、亢旱少雨等惡劣的自然條件，使這一地區的農業生產水平嚴重滯後。像延安地區，農民不知施肥、灌溉，甚至不壅不耕，因此生產效率很低，即使在豐收年份，畝產也不過數斗。農民極其貧困。

  相對於農業而言，此地的工業和商業更是落後。此地民眾，受傳統影響，絕不輕易從事商業。而本地的手工業水平又極其落後，農作物不能製成貨品，如有絲無綢，有棉無布，有毛皮而不能製成毯氈，即便像斧斤爐鍾之類極簡單之手工業，也要依靠外省人。因此，此地商業貿易全由外地人操縱，本地人只能低價銷售原料，甘受外人的商業剝削，十分貧困。

  像這樣的地區，社會經濟本已十分脆弱，只要稍有天災人禍，便會不可收拾，歷來就屬於難治之地。如果朝廷能派遣得力官員前去撫治，做到政治清明、地方有序的話，則局面尚可勉強維持。但是，明末陝北的吏治卻根本做不到這點。

  陝北一帶，地瘠民窮，交通不便，許多官員都把此地視作畏途，不肯赴任就職。那些在任的官員，也紛紛托關係、找路子，想方設法要調離。因此，明末陝北的許多州縣，都不同程度存在著缺官難補的問題。到了農民起義爆發後，這種情形則更加嚴重。崇禎二年（1629），延安、慶陽、平涼三府的州縣官竟已缺額半數以上，卻又遲遲補不上去。

  從素質而言，陝北地方官也是每況愈下。在正德、嘉靖朝，陝北的地方官尚有不少是進士出身，但至萬曆朝時，這樣的情形就不再存在了。此時的地方官，絕大多數是年老的歲貢或升任的教官，副榜的舉人已不多見，進士出身的則更是鳳毛麟角。即使偶爾有進士出身的官員赴任，也往往如蜻蜓點水，速調他處。有人曾對萬曆、天啟、崇禎三朝陝北寧州、安塞、延川、安定、安化、真寧等六州縣官的出身作過統計，結果是該六州縣一百三十位州縣官，只有五人是進士出身，而舉人、貢生出身的卻占百分之九十五以上。

  這樣的官員結構，是不利於吏治的。在明代，科舉的身份是被十分看重的。像這些舉人、貢生們都是多年場屋失意，沒有進一步晉升的機會，才不得已而去補缺的。這些人年老力衰，日暮途窮，已沒有什麼進取的志向，因此多持得過且過的態度。事實上，朝廷對這些人也不甚重視，甚至會因他們的出身低微而歧視、排擠他們。而地方上的那些豪賈富室，也根本不把這些出身不高、威望不夠的地方官放在眼裡，照樣我行我素，武斷鄉曲，違法犯禁。「官輕俗悍」的局面也就在所難免了。

  既然沒有晉升的機會，又不能得到應有的重視，那麼，這些被放逐到陝北的地方官們自然也就自暴自棄起來，貪污腐化，不問政事，也就是明末陝北地方官的普遍行為了。這對於本已地瘠民窮的陝北，自然是一種災難。

  不過，這僅僅是明末陝北多災多難中的一面而已！明季的陝北，災難不斷，尤其以旱災為最重。在萬曆朝四十八年間，陝北有記載的旱災年份達二十五年。在天啟朝，更是旱災、蝗災不斷。到了崇禎年間，更是年年旱災。如崇禎元年（1628）春夏，陝北滴雨未下，莊稼全被枯死。到了崇禎二年（1629），旱情更加嚴重，延安、慶陽一帶，便是災情最重的地方。此年四月，有一位叫馬懋才的陝北人給崇禎帝上了一疏，描述了陝北的慘狀。

  馬懋才是陝北安塞縣人，天啟五年（1625）進士，備員行人。他先後到過關外、貴州、湖廣等地執行過公務，對各地慘狀比較了解。但他認為，各地情形，「未有極苦極慘如所見臣鄉之災異者！」即最慘烈的是陝北。其實際情形遠遠超出有些大臣所描述的那種「父棄子，夫鬻其妻」、「掘草根以為食、采白石以充飢」之程度。他說：

  「臣之家鄉延安府自去年以來，一年無雨，草木枯焦。八、九月份，百姓爭采山間蓬草而食，其粒像糞糠皮，味苦而澀，食之僅可勉強延以不死。到十月以後，蓬草已無，只得剝樹皮充飢。榆樹皮的味道稍好，所以百姓以此與其他樹皮相雜而食，可稍緩其死。到年終樹皮啃盡，百姓只得掘山中石塊而食。石頭性冷而且味腥，稍稍吃點便覺飽脹，幾天後便腹脹下墜而死。那些不甘餓死的饑民，便開始相聚為盜，搶掠財物。政府也不能禁止。偶爾有被捉捕的饑民，也毫不在乎。他們稱：飢餓而死與為盜而死都是死，與其坐而餓死，還不如為盜而死，因為做強盜而死，猶能做飽鬼！」

  馬懋才接著說：

  「最可憐者，是在延安府安塞城西某處。此地每日必有棄嬰數人，啼哭號泣，呼喊父母，甚至吃食糞土。到次日凌晨，這些棄嬰已無一活者。而新棄者又至也。

  「更可怕的是，孩子以及孤身獨行之人，只要一出城門，便無蹤影。後來發現，城外之人以人骨為薪，煮人肉為食，才知原先失蹤之孩童，都已被吃掉了。那些吃人的人，也於數日之後變得面目赤腫，燥熱而死。因此，遍地死者枕藉，臭氣熏天。在縣城之外，挖了幾個大坑，每坑可埋數百人，被用來收拾骸骨。我到之時，已葬滿三坑，而數里之外來不及掩葬者，又不知有多少了。小縣尚且如此，大縣則可想而知了。」

  最後，馬懋才一針見血地指出：在這種情況下，黎民百姓只能逃亡，成為饑民、流民，最終淪為盜賊。這就是秦中遍地是盜的原因！

  據後來方志的敘述，崇禎朝初期，陝西幾乎年年有大旱：

  崇禎元年，全陝旱災、霜災，陝北尤重，人食蓬蒿。

  二年，陝北又大旱，人相食。

  三年，全陝旱災，米脂縣夏、秋顆粒無收。

  四年，北起榆林，南至延安，大旱。

  五年，陝北大飢，人相食，殭屍遍野。

  六年，全陝旱蝗，耀州、澄城縣一帶，百姓死亡過半。

  ……

  饑荒之年，糧價飛漲。如崇禎二年陝北糧價每石四兩銀子，至三年米脂每石四兩銀子，府谷已漲至每石六兩銀子。崇禎四年，延安等地漲到每石六至七兩銀子，安定等地竟漲至每石十二兩銀子。糧價居高不下，其危害十分嚴重，而拿餉銀購糧的兵卒更是首當其衝了。

  由於陝北駐有重兵，而本地卻沒有多少餘糧可供軍用，所以邊軍供應歷來就是件頭痛的事情。在早期，明政府通過屯田、民運等辦法，尚能勉強維持。但至明中期以後，稅制改革，屯田崩潰，朝廷改用餉銀之制，即由政府撥銀給邊軍，邊軍關餉後在當地購買糧食，這種供應制度很不穩定，受糧價波動的影響很大。

  士卒每月拿到的餉銀就那麼多，如果糧價上漲，就購買不到足夠的糕食充飢。陝北長期大旱，根本無糧供應軍隊，外地如無糧調運進去，軍隊即使有錢，也無處購糧。更何況自萬曆末年以來，朝廷把注意力放在東北，對西北軍隊無暇顧及，陝西諸鎮長期欠餉，士卒根本關不到足額餉銀，入不敷出。到天啟年間，西北士卒已普遍陷入困境，衣不蔽體，食不果腹，甚至到了賣妻鬻子、變賣兵器的地步。

  既然連最起碼的生活都不能維持，軍紀自然就要敗壞，加上將吏的剋扣、虐待，積怨日深，士兵們便開始思變了。聚眾鬧事、結夥潰逃便不可避免了。這些士兵，原本就是職業軍人，家無私產，也沒有什麼謀生本領，除了做強盜外，別無他法。在天啟年間，這種情形已很嚴重，到了崇禎初年，更是發生了大規模的臨陣潰逃、譁變。這些邊軍最終都匯人了農民軍的行列，成了朝廷的掘墓人。

  崇禎帝上台後，還做了一件蠢事，那就是裁驛。裁驛之舉，對本已惡化的陝北局勢，無疑是雪上加霜。

  陝西、山西之間千里有餘，崇山峻岭，交通不便，因此公私都須依賴驛站、驛道。明廷也依照一定的標準予以補貼。在晉陝一帶，有相當多的民眾依賴驛站生存，他們雖度日艱辛，但也還算有一個固定的飯碗。

  不過，至崇禎帝上台後，突然有一個裁驛之舉。有一位名叫劉懋的兵科給事中向崇禎帝提出建議，要求裁撤驛站，節省費用。崇禎帝本就對驛傳系統中的腐化深有不滿，計劃痛革，劉氏之舉，正合己意，便於崇禎二年（1629）五月正式議裁，變革萬曆以前的舊章，重新規定驛傳章程，並裁撤了一大批驛站，每年大概能省下六十餘萬兩白銀。

  裁驛之舉是針對全國的，但受影響最大的是陝晉之地。許多藉此生存的民眾，從此失去了謀生的來源，最終投到了農民軍的行列。如明末農民軍首領李自成，就是其中的一員。

  也正是因為裁驛之舉影響面很大，所以當時有很多官員對此堅決反對。被裁之人都把仇恨集中到劉懋身上，呼其名而詛咒之。圖其形而叢射之。劉懋受此刺激，不久便鬱郁而死。他的棺木運到山東後，再也沒有人肯運，以致於只能寄存旅舍，經年不得歸葬家鄉。

  後來也有不少人認為，崇禎帝此舉，得不償失。更有人認為，崇禎帝沒有能理解祖宗設立驛站之意。他們說，祖宗設立驛站，就是為了控制年輕力強之人，使他們肩挑背負，耗其精力，銷其歲月，糊其口腹，而不能惹是生非。崇禎帝卻未能知其妙用，而刻意裁削，真是驅民為盜。

  平心而論，崇禎帝改革驛遞、節省國用，原本也無大錯，事實上明末驛遞，也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問題在於，崇禎帝此舉，過多地考慮了朝廷的利益，而置百姓利益於不顧。說到底，像驛遞之類的衰敗，其根本原因在於權勢者，百姓並不是獲利者，甚至往往是直接受害者。他們沒有義務也沒有能力來承擔這一責任。然而，在現實中，百姓卻幾乎沒有例外地總是為那些並不是由他們造成的過錯而付出慘重的代價。

  明末朝廷的舉措，基本上都是如此。百姓們被逼到了無路可走的地步，也只有走官逼民反的絕路，作最後的一搏！

  因此，明末的大動盪爆發於陝西，並最終導致了王朝鼎革、外族入侵，這固然有陝北方面的特殊因素，但最根本的癥結正是在中央王朝。即使陝北不亂，其他地方同樣會亂，並最終也會釀成大動盪。因為像明末這樣的政局，已沒有不亂的理由！也只有通過一次大動盪的洗滌，中國才會重新出現由亂至治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