頹靡的士風

  之所以講明末的文官階層要對明朝的滅亡負責，是因為他們作為當時實際統治全國的精英階層，不僅沒有有效地應對明末的局面，扭轉其崩潰之勢，反而起了反作用，加快了明朝的滅亡。

  大明帝國，雖說由皇帝一人獨統，但實際上，即使是能力最強的皇帝，也無法做到事無巨細，樣樣過問。真正統治大明帝國的，還是那一班文官。因此，作為帝國實際統治者的文官集團，其能力、效率、責任心等方面的好壞，直接影響到帝國統治的局面。

  遺憾的是，明末文官集團的表現，實在是令人失望。

  自張居正之後，文官集團已無法與皇帝進行有效合作（這當然也有皇帝方面的原因），雙方關係屢屢發生危機，直接影響到了朝廷的統治能力。同時，其自身內部也無法精誠團結，通力合作，反而陷入長期分裂，門戶森然，黨爭不斷，爭權奪利，到天啟年間竟發展到互相殘殺、血肉橫飛的慘痛地步。崇禎帝即位後，誅殺魏忠賢等權閹，清洗閹黨，雖大快人心，但本質上也是文官內部鬥爭的另一形式。經過幾十年的激烈鬥爭，文官集團已是元氣大傷。更嚴重的是，崇禎帝清除了所謂閹黨之後，文官集團原已形成的這種風氣仍未有絲毫改變，相互傾軋、爭權奪利的內部鬥爭並沒有停止，仍是相當激烈。朝廷的高級官員，能超然於外而潔身自好的，可以說是寥若晨星。

  

  依崇禎帝的本意，是要嚴禁植黨，根除黨爭的，但奇怪的是，黨禁越嚴，黨爭卻反而越演越烈。

  本來，崇禎帝在清洗閹黨之後，曾任命了以韓鑛為首的東林內閣。但至崇禎三年（1630）春，韓鑛被罷，李標、成命基等也先後被罷歸，錢龍錫竟被逮問。東林內閣解體後，內閣遂被周延儒、溫體仁掌握。

  崇禎朝的黨爭，導火線是崇禎元年（1628）底的廷推內閣。當時身為禮部右侍郎的東林黨人錢謙益，入閣呼聲很高，並被會推人選。這引起了同樣想急於入閣的吏部尚書溫體仁、吏部侍郎周延儒的不滿，他們先是放風說錢謙益操縱了會推，繼而又翻出天啟元年（1621）浙江鄉試的科場舊案，成功地使崇禎帝輕信錢謙益的人品有問題，而且有植黨嫌疑，最終導致錢謙益丟官，並同時取得了崇禎帝對自己的信任。事實上，真正植黨的倒是周、溫等人。

  由於在錢謙益入閣問題上占了上風，取得了皇帝的信任，周延儒於崇禎元年十二月、溫體仁於次年六月先後入閣，前者還擔任了內閣首輔之要職。

  周、溫兩人入閣以後，自然也不會免俗，紛紛培植自己的圈子，鞏固地位。不久，這兩位剛剛還進退一致的同黨，竟發生了矛盾，再次掀起了黨爭高潮。

  原來，溫體仁雖經周延儒之助而得以入閣，但入閣之後，位居周延儒之下，總覺得不能滿足，於是便想取而代之。當然，溫體仁在表面上是不會露出絲毫聲色來的。

  周延儒也不是沒有把柄。如他的姻親陳於泰（宜興人，與周為同鄉）被點為殿試第一；他引用的人，如登萊巡撫孫元化，恰恰在這時出了大事；他的家人被破例提升，且在原籍有種種不法行為而激起民變等等；甚至還有傳言說他受了陝西義軍首領神一魁的巨賄。一時輿論大嘩，紛紛上書攻擊周延儒，倒周的呼聲越來越高。這些行為，或多或少地得到了溫體仁的暗中支持。

  溫體仁支持倒周，除了想取而代之外，也有其他的矛盾。如在用人方面，周延儒還不像溫體仁那樣，毫無原則。如溫體仁與吏部尚書王永光，想重新起用逆案中的王之臣，周延儒明確反對，並對崇禎帝說：如王之臣能用，則崔呈秀也可平反了。於是崇禎帝打消了這一念頭。而溫體仁當然要對周延儒產生不滿。由此也可看出兩人之間的一些差別。

  不過，在攻擊周延儒的浪潮中，也有人上疏為周延儒辯護並攻擊溫體仁。如兵部員外郎華允誠就是如此。華允誠之疏首先指出：

  「廟堂不以人心為憂，政府不以人才為重；四海漸成土崩瓦解之形，諸臣有角戶分門之念。」

  華允誠的意思是，局勢已至如此，朝廷仍是這種樣子，怎麼得了！然後他筆鋒一轉，指責溫體仁干預吏部之權，提拔同鄉閔洪學接替王永光擔任吏部尚書、黨同伐異等罪狀，給了溫體仁一點顏色。

  但溫體仁並未就此罷休。當時與溫體仁關係密切的宣府監視太監王坤，以陳於泰之事狠狠參了周延儒一本。像太監參劾內閣首輔，本來就不成體統，也史無前例。因此，朝廷上下多為周延儒辯護。周延儒身處困境，便求助於溫體仁，希望他能出面說句公道話。溫體仁當然不會援手，反而唆使其黨羽陳贊化彈劾周延儒，羅織其罪名。吃了暗虧的周延儒，最終於崇禎六年（1633）六月被趕下了台。溫體仁也就當仁不讓地做了首輔，並一做就是四年。當時朝廷上下都討厭溫體仁，紛紛上書要求重新召回卸職的閣員何如寵，可惜何如寵堅決不肯應召，從而讓溫體仁順利得手。

  溫體仁此人，工於心計，不露聲色，精通權術，十分了得。自以為英明無比的崇禎帝，被他玩於股掌而不知，竟說他「純忠亮節」。正是在崇禎帝的寵信之下，溫體仁把他的權術發揮得爐火純青，於不動聲色中，把他不喜歡的那些大臣們，一一予以打擊。

  最典型的例子是打擊文震孟。文震孟以正直、才卓而聞名。在他以少詹事的身份擔任皇帝的日講官時，就以敢講、能講而深得好感。崇禎八年（1635），文震孟以禮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入閣，參預機務。作為首輔的溫體仁，對這一任命並不歡迎，但他表面上卻裝模作樣，極力與文震孟搞好關係。每次擬旨，溫體仁都要找文震孟商量，有所改動也一概聽從。因此此文震盂競覺得溫體仁相當不錯，連說：

  「溫公相當謙虛，怎麼都說他奸呢？」

  深知溫體仁本性的大學士何吾騶好意提醒說：

  「此人機深，不可輕信！」

  果然，時間稍長，溫體仁就故意設下圈套讓正直的文震孟鑽。溫體仁先唆使吏部尚書謝升彈劾御史許譽卿營求高官，因為這位許御史曾以中都鳳陽失守而重參過溫體仁，溫體仁自然要還以顏色，然後便在謝升的奏疏上故意降低處罰程度，擬旨貶謫。深知皇帝性格的溫體仁當然知道皇帝不會如此輕易放過，必定要加重處罰，發回重擬，而耿直的文震孟也肯定要幫許譽卿說話、辯護。這樣一來，文震孟就會與皇帝發生對立，撞到槍口上。

  不出溫體仁所料，崇禎帝果然認為原定處罰太輕，退回票擬要求內閣重議。溫體仁隨即提高了處罰程度，將許譽卿削職為民。耿直的文震孟自然不會同意，當即與溫體仁發生了頂撞。溫體仁則以帝意之名堅持己見。幾天後，聖旨傳下，許譽卿果然被削籍為民，文震孟則憤憤不平。

  溫體仁接著走了第二步。他向皇帝密報說，文震孟到處講，言官（指許譽卿）被罷是光榮之事，這分明是諷刺皇上您賞罰不公等等。崇禎帝哪裡能受得了這種氣，一怒之下，罷了文震孟的官。文震孟入閣僅三個月，就被趕下台，創了崇禎朝的記錄。大學士何吾騶也受到牽連，被罷了官。溫體仁一箭雙鵰，一下趕走了兩個政敵。

  溫體仁心機很深，手段老辣。當時曾有人這樣描述溫體仁的伎倆：如果他要推薦某人，一定囑咐他人先出來提名，自己則跟附其後，暗處使勁，顯得其正大無私。如果他要排擠某人，則故意予以寬假，但一定設下圈套，讓皇帝發怒生氣，從而改重處罰，他自己還落得人情。此法屢試不爽。從文震孟被罷免之事，可知此言不誣。

  當時也不是沒有人奮起彈劾溫體仁的。朝臣如劉宗周、許譽卿，宗藩如唐王朱聿鍵，勛臣如撫寧侯朱國弼，布衣何儒顯等等，都先後彈劾過溫體仁，但都受到了處罰。更有一位名叫楊光先的千戶，先準備好棺材，然後上書彈劾溫體仁，結果被崇禎帝下令打了八十大板，遣戍遼西。

  自恃英明的崇禎帝，之所以如此倚信溫體仁，一方面固然是因為崇禎帝自己的性格及用人方式，另一方面也確實是與溫體仁權術手段的高超有關。

  不過，溫體仁雖如此工於心計，精通權術，但最終還是露出馬腳。他忘了別人也會以其人之道還治其身。

  崇禎十年（1637），溫體仁接到常熟奸民張漢儒狀告其死敵錢謙益、瞿式耜鄉居不法的狀子後，如獲至寶，便想藉機置之於死地，擬旨逮錢、瞿兩人下詔獄嚴刑追查。沒想到一向清高的錢謙益情急之下竟求助於太監曹化淳，請其援手。獲悉這一情節後，溫體仁立即上書崇禎帝，要求追治曹化淳之罪，卻忘記了崇禎帝當時與太監的關係。崇禎帝接到其疏後，竟示之於曹化淳。曹化淳惶恐之極，竭力辯白，並最終弄清了原委，稟報了崇禎帝。深受蒙蔽的崇禎帝，一氣之下，下令枷死了張漢儒，罷免了溫體仁。聖旨傳出，據說北京城中歡聲雷動。回到老家浙江烏程縣的溫體仁，氣急攻心，很快就病死了。

  溫體仁之後，朝廷黨爭也一直沒有停止過。這種文官內部的鬥爭，到後來幾乎就變成了爭權奪利的代名詞。在這種情形之下，統治帝國的這些大臣們又有多少精力去處理朝政、應對時局呢？更何況他們本身的能力原本就平庸不堪。

  明季文官的普遍無能，可以說是到了令人難以理解的地步。三言兩語也說不清，這裡僅以內閣為例。

  內閣是當時最高決策機構，朝廷大事，基本上先由此決策，再由皇帝定奪認可後即付諸實行。按理說，進入內閣的大臣應該個個是精明能幹之人，才不枉擔此重任。然而，縱觀崇禎朝閣臣，真正具有幹練之才的並不多見。

  閣臣的選拔，雖需一定的程序和條件，但真正的決定權還是掌握在皇帝手中。崇禎帝選拔閣臣，一度曾以抓鬮之法來決定人選，把這種大事視作兒戲。後雖棄之不用，但崇禎帝的個人傾向仍是決定性的。現在看起來，被崇禎帝看中而選入內閣的，似乎也沒有幾個真才實學之人。

  如在崇禎帝即位之初，通過抓鬮被選入閣的閣臣周道登，就是一個令人哭笑不得的人物。某日，崇禎帝御經筵，問他道：

  「『宰相須用讀書人』當作何解？」

  周道登竟回答說：

  「容臣等到閣中查明回奏。」

  對這種迂腐之言，崇禎帝開始十分不悅，到後來也只好一笑了之。他接著又問：

  「近來諸臣奏疏中，總有『情面』兩字。何謂情面？」

  周道登竟又答道：

  「情面者，面情之謂也。」

  這種回答，竟然出自堂堂閣臣之口，令崇禎帝哭笑不得，就連邊上的太監都忍不住笑出聲來。

  再如稍後的另一位閣臣鄭以偉，據說是過目不忘，學問很好，但就是不會票擬。對此，他自己也很著急，曾自嘆道：

  「我記誦萬卷，卻窘於數行（指票擬），竟要被後進所看不起！」

  他有一次甚至把奏疏中的「何況」兩字，誤以為是人名，竟在票擬中隨手寫道：

  「何況著按、撫提問。」

  直到崇禎帝改正發回後，他才恍然醒悟。

  這種成為一時笑談的書呆子行為，當然只是少數。但當時閣臣之選，多重翰林、進士，卻也是實情。這些人雖有文學之才，但不諳政務，不熟吏事，很難有經世作為，更枉談因時應變以濟時艱了。這確實是當時閣臣普遍存在的問題。

  像周延儒，狀元出身，出道很早，在當時也算得上一個才子。他在入閣前入閣後也都拿不出什麼有效的辦法來應對時局，除了揣摩帝意迎合討好外，好像也沒有特別之處。再如在閣長達八年而且做了四年首輔的溫體仁，更是個無能之輩，而恰恰是這種庸才，卻能長居高位。

  溫體仁不僅無能，而且還在皇帝面前以無能為榮。當崇禎帝召他詢問兵餉諸事時，他竟然說：

  「臣原先以文章待罪禁林，皇上不知臣笨而把臣拔到這個位置上。盜賊越來越多，真是萬死不能塞責。然而臣雖愚笨無知，但票擬時卻不說假話。兵餉之事，只有靠聖明裁決。」

  溫體仁身居如此要職，竟然以愚笨為藉口，把軍政職責推得乾乾淨淨，而崇禎帝竟然不治其罪，不去其位，反而覺得溫體仁笨得可愛，笨得忠誠。說穿了，就是因為溫體仁在說自己笨的同時，襯托出了崇禎帝的英明，崇禎帝聽了十分舒心。在舒心之餘，崇禎帝大概也覺得有自己這麼英明的皇帝，大臣稍微笨一點，也無妨大局。

  溫體仁所引用的同類，也大都是平庸之輩。對內閣中的溫體仁、王應熊、吳宗達三人，當時有一段民謠，專門予以諷刺，民謠稱：

  「內閣翻成妓館，烏歸、王巴、篾片，總是遭瘟。」

  溫體仁是烏程人，王應熊是巴縣人，所以取其籍貫諧音，分別被名之為烏歸、王巴，而吳宗達也因無所作為，被人譏之為篾片。事實上，這種說法也沒有冤枉他們。溫體仁等人在閣之時，內亂外患加劇，尤其是農民起義軍越演越烈，而他們不僅未曾有什麼大的建樹，反而誤事壞事不斷。

  如在崇禎七年（1634），當時農民軍已遍布各地，形勢相當危急，而身居相位的溫體仁竟對山西巡撫吳甡說：

  「流賊，癬疥疾，不足憂也！」

  但是，就在一個多月後的崇禎八年（1635）正月，農民軍竟火燒了中都鳳陽和皇陵，天下震動。溫體仁對形勢判斷的水平，由此可見！

  又如崇禎九年（1636）九月對盧象升的調動，也可以充分說明溫體仁的為官之道。當時中原戰場的形勢，一度曾十分有利於朝廷。但就在此時，鎮壓農民軍最得力的前線大將盧象升，竟被召入援京師，從而給農民軍以極好的喘息機會。更不可思議的是，盧象升旋即又被改調為宣（府）大（同）、山西總督，負責他很不熟悉的邊事。盧象升的調離，使農民軍失去了一個強勁的對手，而朝廷的剿滅局面也因此而日陷困境。盧象升的調動，名義上雖是由崇禎帝主持，實際上卻是由溫體仁操縱。溫體仁不滿盧象升不為己所用，又忌其功高，於是明知其不習邊事，卻仍力推盧象升出任邊塞，使之身置重地，只要稍有閃失，便可任意治罪。最後盧象升戰死邊關，朝廷也失去了一位不可多得的將帥。

  像這種內耗，在崇禎朝可以說是比比皆是。大明朝步步潰退以致後來滅亡的原因，與其說是外患與內亂，還不如說是朝廷本身。而文官集團對此是要負相當的責任的。像上述的這些內耗，嚴重地影響了文官集團的精誠團結和統治能力，使其根本無法來應對時局，挽救危機。

  文官集團之所以會出現這樣的局面，原因自然很多，但最主要的一條就是原先約束該集團的倫理道德——在某種程度上而言這也是該集團用以立身處世、統治天下的根本武器——在新的形勢下淪喪了。道德淪喪，導致文官私慾橫流，普遍腐化；而文官不顧一切追求私利，反過來又在更大程度上瓦解道德，造成更普遍的腐敗。如此之惡性循環，最終使局面發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所以顧炎武說：「士大夫之無恥，謂之國恥。」

  明末文官集團的腐敗，真是觸目驚心！真難想像這些自幼誦讀聖賢書的精英們，怎麼會淪落到這種地步？對這種情況，崇禎帝在登基伊始就十分清楚。他曾明確提出「文官不愛錢」之語，要求文官自律戒貪。對此，戶科給事中韓一良一針見血地發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說：

  「皇上要求文官不愛錢，但現在的世局，何處不是用錢之地？何官不是愛錢之人？皇人亦知文官不得不愛錢，原因很簡單，因為這些文官本來就是以錢晉官，做官之後自然要把本錢撈回來！」

  韓一良接著就毫不客氣地揭露當時的官場風氣。他說：

  「據臣所聞見，要謀得一督撫之位，至少須用銀五六千兩；而道府之美缺，也非用兩三千兩白銀不可。以致於州縣及佐貳之缺，也各有定價；舉監及吏承之優選，俱以賄成，而吏部之始進可知矣。像科道之官、館選之進，半數也是靠錢通關節而獲得的。」

  韓一良還以自己為例，來說明當時官場賄賂公行的情形。他毫不掩飾地說：

  「臣是從做縣官起步的，現居言路做給事中。對官而言，縣官是行賄之首，而給事則是受賄之魁。現在只要一提蠹民搜刮，則全歸罪於州縣官之不廉。然而州縣官又如何能廉？！他們俸薪才多少？而開支卻不少！上司票取、書儀、歲送、薦謝之費等等，無不要錢。近來則發展至每遇考滿朝覲，動輒三四千兩白銀。這些銀子不會從天而降、自地而出，州縣官能清廉嗎？科道上的官員稱之為開市。臣於二月之內就辭謝書儀五百餘兩。像臣這樣交結不廣的人尚且如此，其他人就可想而知了！」

  韓一良敢於直陳其事，自然難得，崇禎帝不久便提拔他做右僉都御史。不過，文官集團的腐敗，卻絲毫沒有改觀，反而是愈演愈烈。到崇禎六年（1633），崇禎帝在文華殿召見群臣時，又提到了官場的腐敗行為。他說：

  「吏、兵二部，用人根本，近來弊竇最多。未用一官，先行賄賂，文武俱是一般。近來聽說被選官員動輒要借京債若干，一旦赴任，便要還債。這債出在何人身上？還不是要靠盤剝小民。這樣怎麼能選到好官？選拔的官員又怎麼會愛吾百姓？」

  崇禎帝心裡十分清楚官場積弊，但對這種普遍腐敗卻無能為力。所以有人在長安門貼上一首詩謠，來諷刺當時的腐敗風氣。詩云：

  督撫連車載，京堂上斗量。

  好官昏夜考，美缺袖中商。

  官員選拔在這樣的氛圍中進行，則整個文官集團難免要散發出嗆人的銅臭味。靠錢謀得職位的平庸之輩們，最關心的自然是如何撈錢。他們不僅要撈回本錢，而且還要為進一步的升遷準備更多的資金。相比之下，像報效朝廷社稷之類的「瑣事」，則顯得無足輕重了。

  據說崇禎帝後來自縊身亡而被陳屍禁門之外時，農民軍的軍師宋獻策與李岩偕行散步，見兩位僧人在為崇禎帝誦經禮懺，而明朝降臣卻繡衣怒馬，叱道而過，惟恐避之不及，毫無故臣慘戚之意。李岩對此大惑不解，便問宋獻策道：

  「何以紗帽（指官員）反不如和尚？」

  宋獻策不屑一顧道：

  「此等紗帽原是陋品！」

  李岩仍是不解，又問道：「明朝科舉取士，制度周備，為什麼到了國家多事之秋，卻不見多少報效之人？」對此，宋獻策作了一段精闢的回答：「明朝國政，誤在重製科，循資格，所以到了國破君亡的時候，鮮見忠義之臣。

  「滿朝公卿，哪一個不享朝廷的高爵厚祿？以致一旦君父有難，各思自保。那些做官不久的人就會說，我這功名實非容易，二十年寒窗辛苦，才博得一頂烏紗帽上頭，一事未成，哪有即死之理？這說明科舉之不得人也。那些舊任老臣則又說，我官居極品亦非容易，二十年仕途小心翼翼，才熬到這一地位。大臣又非我一人，我即獨死無益！這說明資格之不得人也。這兩種人都認為功名是自己苦熬而得，所以全無感戴朝廷之意，也難怪他們棄舊事新而漫不相關了。可見如此用人，本來就不顯朝廷待士之恩。而朝廷卻責其報效，不是痴人說夢嗎？

  「而那些依仗權勢、通過情面而被提拔的官員，驕慢貪婪，孝悌尚且不能，怎能指望忠義？那些夤緣而進的富豪子弟，既然花了本錢，自然要撈錢贏利，哪裡還能顧得上忠義？

  「這就是近來朝廷取士之大弊也。」

  宋獻策與李岩的對話，是否真有其事，不得而知。但上述的分析，真可以說是一針見血！作為當時朝廷的中堅、社會的精英，文官集團要對晚明的悲劇負絕對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