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賴就賴、能欠就欠的財政

  朝廷上下都需要用錢，而朝廷財政又拿不出足夠的錢。拖到後來，辦法只有兩個：一是加征，一是拖欠。

  

  當時已普遍用銀，且輔之以錢，初看起來似乎已有貨幣制度，但實際上並非如此。現代政府，如財政出現了巨額虧空，尚可以通過貨幣貶值的手段來轉嫁負擔，即通過多發行貨幣，貶值貨幣，來解決或緩和財政壓力，也就是通常所說的通貨膨脹。但這種手段在明代卻不行。因為明代的主要貨幣雖是白銀，卻並非銀幣。流通中的白銀價值，基本上是其本身作為貴金屬所擁有的價值，而不是朝廷通過銀幣發行所規定的價值，朝廷對貨幣價值的干預力很小，更無法使用通貨膨脹的手段來達到上述的目的。朝廷雖也發行制錢，但一來是數量太少，不是主要貨幣，二來制錢用銅製作，加上手工，價也不菲，因此其作用不大。這說起來也十分奇怪，因為當時在中國流通的白銀，無論是其數量還是地位，都已不同一般，卻始終沒有形成以銀為本位的貨幣制度。而在同時代的其他國家，如歐洲諸國，卻相繼出現了。

  這樣的貨幣制度，使當時朝廷的虧空變得十分棘手。因為朝廷的虧空，就如一個家庭一樣，虧一分即是一分，是實實在在的虧，除非拿實實在在的銀子來補足，否則別無他法。在這一點上，這種虧空與後來的赤字很不一樣。

  朝廷財政在這種虧空狀態下，根本無錢正常支出，那只有拖欠。說難聽一點，就是能賴就賴，能欠即欠。堂堂天朝，做到這種分上，實在讓人難堪。

  明末朝廷的拖欠，實際上到了驚人的地步。像前述的水利興修之類的開支，根本無人顧及，並且還算不上拖欠。而有些說起來實在是不能拖欠的款項，朝廷竟也能照樣拖欠。

  宗室的宗祿，說起來根本就不能拖欠，因為這不僅涉及到朝廷的面子，而且那些領宗祿的人，都是皇帝的至親，在從前，事實上也不太敢欠。但到明末，朝廷也照欠不誤。到後來，經常出現宗祿無法正常兌現的現象。如慶王府，據說到了崇禎六年（1633）才領到萬曆二十六年（1598）的宗祿。代王脈下的一些子孫，竟也八年未領祿米，而靈邱王的部分祿米，竟有缺五十年而沒有支到的。這種情形到後來已相當普遍。當然，這與宗室人口急劇膨脹也有關係，但財政困難卻是最根本的原因。

  朝廷還大欠軍餉。明末，各鎮士兵、軍官都依靠月餉生活，一個月不發餉，則其生活來源就會發生困難。當時朝廷的邊餉，主要有民運銀和京運銀兩項。邊軍各鎮主要依此為生。但到明季，這些邊餉無法如額到位，拖欠十分嚴重。如從萬曆三十八年（1610）至天啟七年（1627）十八年中，僅京運銀一項，朝廷累計拖欠各鎮多達九百多萬兩白銀。尤其從萬曆四十六年（1618）起，拖欠日益嚴重，至天啟末，拖欠數到了驚人的地步。

  由於朝廷拖欠，士兵根本無法如期關餉。天啟年間，像固原、延綏、寧夏三鎮，經常是數月無餉，經年無餉。像邊遠諸堡，甚至有三年領不到餉的。至崇禎元年（1628），陝西鎮的兵餉竟積欠多達三十個月。至崇禎二年（1629），延綏、寧夏、固原欠餉竟達三十六個月。士兵生活無法維持，導致了大規模的譁變從亂。

  上述兩項，僅是典型的例子，其他類似的情形更是比比皆是。這樣的拖欠，不僅使朝廷許多功能實際喪失，誤事壞事，更重要的是，朝廷的形象、威信也由此掃地，顏面無存，嚴重影響了人心，朝廷的凝聚力也逐步喪失。試想，連這種基本費用都無法開支的朝廷，又會有多少人真心實意地為它賣命，而能不懈怠應付，甚至不起異心，另謀活路？

  話又說回來，朝廷雖能用拖欠暫時應對困難，但有些費用卻如燃眉之急，無法不予支出。像在遼東前線的用兵，如不籌軍餉，那麼部隊就無法上前線，士兵也不會去拼命，皇太極的鐵騎也就會長驅直入，那當然不行。朝廷官員為了籌餉，也就只能在加征上動腦筋，即提高稅率。

  加派的手段雖不常用，事實上也確實不能常用，但在明朝的歷史上還是有先例的。如在嘉靖二十九年（1550），俺答犯京師，朝廷興兵防禦，京師和各邊的軍餉，驟增至近六百萬兩，一時國庫支絀，於是有加派田賦一百二十萬兩之議。但這次加派，僅限於南畿和浙江等富裕之區，而且也是臨時性質，事過即罷。在此以後，雖有地方官吏私自加派之舉，但朝廷卻沒有在全國境內加派。

  至萬曆末年，遼東邊患興起後，仗越打越大，時間越拖越長，朝廷財政入不敷出，而萬曆帝也不肯支出內帑充軍費。無奈之下，朝臣只能議增田賦。從萬曆四十六年（1618）起，朝廷連續三年加派田賦，累計每畝增加了白銀九厘，全國增加田賦收入約五百二十萬兩。由於地方截留他用或拖欠等緣故，朝廷實際每年可增收入三百五十萬兩左右。由於這筆錢用於遼東戰事，因此被稱為遼餉。

  因遼餉仍不足軍用，天啟年間又提高關稅、監課及雜項的徵收率，約能每年增加收入二百四十萬兩。與遼餉相加，朝廷能增加收入七百六十萬兩。除拖欠、蠲免、截留之外，實際能收到五百萬兩左右。

  這種加派，真是空前絕後。當時朝廷的正常收入，應在一千五百萬兩左右。而在短短的幾年中，朝廷竟加派至七百五十萬兩左右，增加了近一半。從萬曆末年至天啟七年（1627）的前後九年中，朝廷通過加派，實征了近四千萬兩白銀。而且，這種加派，在方法上也很成問題。如雜項，本身就是正賦之外的搜刮，具有加派性質，至此竟在加派上再加派，實在說不過去。又如，加派依全國統一標準進行，根本無視地區之間的貧富區別，對原本貧窮的地區實在是雪上加霜，西北弄成後來的局面，就與此有很大關係。

  按理說，萬曆、天啟年間的加派，已是到了不能復加的地步。但至崇禎年間，朝廷竟又連加了四次。崇禎三年（1630），兵部尚書梁廷棟請增田賦，朝廷便於原先的九厘之外，每畝復增了三厘，稱為「新餉」，全國共增田賦銀一百六十五萬兩。到了崇禎八年（1635），總督盧象升又請增餉，朝廷便決定加征「助餉」。到了崇禎十年（1637），兵部尚書楊嗣昌又要求加征「剿餉」，每條銀一兩加銀三分。到崇禎十二年（1639），楊嗣昌又提議加征「練餉」，每畝一分，總額達七百餘萬兩。這種加派，無論是數量還是頻率，都是令人瞠目結舌的。

  這些加派中的絕大部分，最終還是要落在一般的納稅戶頭上。具有優免特權的那些縉紳大戶，仍會像逃避正稅那樣，逃避這種加派。這樣一來，本已十分不穩定的納稅階層，更是陷入了絕境。明朝廷的這種做法，無異是飲鴆止渴。

  對這種急功近利的做法，早在崇禎二年（1629）就有人提出了嚴厲的批評。當時仍在順天府尹任上的劉宗周，就對朝廷的做法很不滿。他在給崇禎的奏疏中指出：

  「陛下勵精求治，宵旰非寧，朝令夕考，或許會太平立致！」

  接著，劉宗周筆鋒一轉，毫不客氣地批評道：

  「然而，程效太急，不免見小利而慕近功。」

  劉宗周依次列出崇禎帝為政太急、急功近利的兩個方面：

  「一是遼事。當時天下正是三空四盡之時，而朝廷卻竭天下之力以養飢軍，而軍愈驕；聚天下之軍，以冀一戰解決問題，然而戰期遙遙。這是汲汲於近功的表現。」「二是理財。一味掊克搜刮者為循吏，而撫字之政絕；上級僅以催征為考課，而原先的黜陟之法亡，赤子百姓無寧歲！而又嚴贓吏之誅，自執政之下，坐重典者十餘人，然而貪風依然如故。這些都是規於小利的表現。」

  劉宗周的看法可謂是一針見血。當時朝廷的做法，只顧眼前，而絲毫不計後果，不要說治本，就是連標也棄而不顧。

  既然最高當政者如此，那麼下面的官員就更是肆無忌憚了。既然朝廷要的只是錢，為了錢，大明朝的基本原則都可以棄之一邊，那麼地方官當然就是無所不用其極了，更何況他們還要撈足自己的那一份呢。到最後，有些地方官竟用帶徵、預征之類的極端手段來榨取搜刮。

  所謂帶徵，就是把歷年的欠賦積附於當年的正賦和加派之上。一起徵收。所謂預征，就是預先徵收來年甚至幾年的賦稅。每年的正賦帶加派，已是極重的負擔，至此竟又要在此基礎上，再加重壓，再加上諸如賦稅不均、災荒不斷、貪污私飽等等因素，底層的民眾哪能堪此重負？！

  早在崇禎元年，戶科給事中瞿式耜就上言直指其弊。他說：

  「計海內用兵已達十年了，其間無事不取之於民間，而郡縣催科苛政，也無一事不入考成。在地方任職的官員，只求征輸無誤，以保全自己的功名，又有誰為皇帝體恤那些黎民百姓呢？」

  瞿式耜接著又描述了百姓在重賦之下的慘景。他痛心疾首地寫道：

  「每當催征之期一到，征新比舊的差役四馳，而那些不能按期交納的百姓，被杻系枷鎖，不絕於道；復又被鞭笞拶打，叫徹堂皇。至於那些濱水荒坡、不毛山地，其正供賦稅本來就難以完成，現今又一概增征新餉，倍之又倍。不堪重負的百姓，只能賣子鬻妻，逃亡他鄉。而遺留下來的逋欠，又被加之於其宗族、親戚頭上……」

  瞿式耜進而又指出，由於加派過重，逋欠日久，所以每當催征之期，新征舊欠，層累而上，弄得百姓耳目亂，手足忙，心計也惶惶不定：如果補交舊欠吧，卻擔心負責新征的差役敲比；如果交納新征吧，則又擔心負責催舊的差役來敲比。

  瞿式耜這份奏疏所描述的情形，尚是崇禎元年的情形。到了崇禎後期，隨著加派的不斷，底層百姓的處境更是慘烈。不堪重負的農民，大批逃亡，其負擔卻被轉嫁到未逃者的頭上，又引起更大規模的逃亡。這樣越逃越多，最終導致了農村經濟的凋敝，而朝廷也由此而失去了賴以生存的納稅源。

  在天啟七年（1627），浙江文人吳應箕曾在信中詳細描述了河南農村地區的這種情形。當時他途經河南真陽（今正陽），出城四十里，舉目遠望，都是黃茅白草，一片荒涼，棄耕拋荒已非短期。吳應箕十分驚奇，並問轎夫道：

  「此縣東南西北，田地荒蕪都是如此嗎？」

  轎夫答道：

  「像這樣的十有八九。息縣（今息縣）較好，然也有十之四五的田地像這種樣子。」

  吳應箕到了驛站後，見有老人、差役，便又問道：

  「剛才所見一路荒蕪之田，難道沒有差糧嗎？」

  數人同聲回答道：

  「這些田地原本膏腴之業，怎麼會沒有差糧呢？」

  再問：

  「何以不耕？」

  對道：

  「無牛！」

  又問：

  「何以無牛？」

  則又答道：

  「多被盜賣出境，無牛所以無佃。此是原因之一。另外，本縣馬戶差役苛急，被報之人，不堪苦役，因此先賣牛棄其地，時間一長連人也逃走了。人戶逃跑，則田無主人，所以棄耕。但人雖去而稅糧仍在，則坐賠於本戶，如戶不堪賠，則又坐賠於本里，或坐賠於親戚。這些被坐賠牽連之家，家境稍富者尚能代之補交，而貧窮者無力賠償，則也只能棄戶而逃。這就是村落為墟、田畝盡廢的緣故。」

  吳應箕又問道：

  「像這樣有田而棄逃之家，為什麼不在走時把田地賣掉，卻寧願拋荒呢？」

  當地人回答說：

  「正是因為有了田地，才為差役所苦，現在這些坐賠者正苦於棄之而不得。何況受此拋荒之田，則這些田地的賦役也隨之而來，哪能受得了？！正由於此，才會相率而逃，相率而荒，日甚一日，弄到今天這樣的地步！」

  更有意思的是下面的這些對話。吳應箕覺得這種情況地方官員應該設法解決，並又問道：

  「難道沒有人把這種情況稟告縣官嗎？」

  當地人則回答說：

  「此縣縣令多屬貢舉出身，日暮途窮，難有晉升的機會，因此多以貪得為念。而且衙門弊多，這些官員也自知無力去其積弊，因此日操鞭撲，設法扳坐，只求糧完，哪有工夫去顧及人戶之逃、田畝之荒呢？甚而至於有告理者反遭毒打，所以百姓雖怨聲載道，但都不敢出聲。」

  吳應箕這位書生竟又天真地問這些當地人：此處為通衢，經常有布道巡撫之類的高級官員經過，難道他們就沒有問起過這些情況嗎？當得到否定的回答後，吳應箕尚覺得甚為遺憾。

  吳應箕真是書生之見。當時的朝廷上下，又有誰不知底層的這種真實情形。就連崇禎皇帝本人也清清楚楚。他在即位時，就曾說過這樣的話：

  「加派之徵，勢非得已，近來有司復敲骨吸髓以實其橐！」

  其實，地方官員這種利用加派中飽私囊的事，固然應該指責，但口口聲聲愛民恤民的崇禎帝自己，不也是明知底層之苦，而照樣屢屢加派，同時卻又惜財如命，不肯輕出其內帑嗎？其手下臣僚們，又能好到哪裡去呢？

  當然，這並不是為那些百官開脫罪責，事實上，明末的文官階層確實也應為明末的劇變承擔責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