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空蕩蕩的國庫

  朝廷的財政狀況，是一個晴雨表，能直接反映出政局的好壞。

  崇禎帝接位時，朝廷的財政已呈崩潰之勢。這當然不是崇禎帝的錯。其實，早在萬曆初年張居正當政時，朝廷的財政已很難支撐。幸虧張居正這位理財能手，竭盡全力，才初步扭轉了急劇惡化的財政局勢。到張居正逝世時，中央與地方的財政尚有不少盈餘。也正是有這些盈餘，朝廷才經得起萬曆帝這麼多年的折騰。而張居正之後，朝廷的財政局勢又重新呈每況愈下之勢，至萬曆後期已很難扭轉。

  請記住ʙᴀɴxɪᴀʙᴀ.ᴄᴏᴍ網站，觀看最快的章節更新

  至天啟年間，朝廷的財政更加惡化。崇禎帝即位時，無論是中央還是地方的財政，都已到了崩潰的地步。上上下下都嚷缺錢。

  那麼，大明朝到底有沒有窮到這種地步呢？如果確實窮到了這種地步，那麼到底是什麼原因造成的呢？

  按理說，明朝從中葉開始，商品經濟發展，農業、手工業的生產力水平提高，人口增多，無論從哪個方面而言，帝國的經濟實力和規模，都要超過以前。在這種情況下，朝廷的財政不僅沒有改善，反而每況愈下，弄到崩潰的地步，真令人百思而不得其解。

  要說清這個問題，就必須了解明朝賦稅體制的前後變化。

  明代前期，朝廷的財政收入，基本上是以本色（如米、布等實物）為主，再輔之以勞役徵發。這與朱元璋的立國思想是分不開的。依朱元璋的初衷，大明朝應該是一個大家庭。以農為本當然是大前提。天下的臣民，都立足於土地，男耕女織。朝廷則對天下的土地和戶口進行直接而又嚴密的控制，保證財政行為的連續性。財政的基本原則和內容，可以說既簡單又穩定，那就是土地所有者按稅則交納實物，成年男丁承擔大量的徭役。在貨幣經濟不發達的明代前期，這種以小農經濟為基礎的財政體系，雖有這樣或那樣的問題，但基本上還能維持。

  但至明中期開始，這種體制隨著社會經濟結構的變化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正統元年（1436）開徵的金花銀，把南方諸省四百萬石米麥改折成白銀徵收，開了實物賦稅向貨幣賦稅過渡的先河。從此以後，貨幣賦稅的比重越來越重。至萬曆初張居正全面推行一條鞭法，更使賦稅徵收全面貨幣化，勞役徵發的比例也大大降低。明後期的財政體制已逐步轉化為貨幣財政體制。簡而言之，朝廷從前所征的實物、所役的勞力，現在大部分改成徵收貨幣。

  這種財政體制上的轉化，本身並沒有什麼問題。如果轉變得好，也不應出什麼問題。但問題恰恰是，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這種轉變沒有能夠取得成功。說得白一點，就是舊體制下原有的優勢在轉變中失去了，而新體制卻沒有解決好舊體制下原本存在的問題，更沒有發揮出應該具有的優勢及其效用。

  朝廷的財政要不發生危機，至少要能做到兩點：一是要把該收的錢如數收繳上來，二是要做到收支基本平衡。而明後期的財政恰恰在這兩個關鍵問題上都出了問題。

  要能把朝廷該收繳的錢都如數收上來，環節當然很多，但最基本的就是要有穩定的納稅人，就是說，該交納賦稅的人要願意交納而且要交納得起才行，同時還要保證交上來的錢能如數流入國庫，不被貪污挪用。

  在當時的那種條件下，土地是最大的一宗財產，自然也是朝廷徵稅的主要對象。而從明中葉開始，土地占有關係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那就是土地兼併的趨勢越演越烈。土地越來越集中到社會中的少數人手中，廣大的自耕農、甚至中小地主紛紛喪失土地，淪為無地的佃戶。顧炎武曾說過，明末江南之民，有田者僅十分之一，其餘的都只能靠租佃為生。

  且不論破產的農民對社會造成的種種嚴重後果，單就賦稅徵收而言，土地兼併就給朝廷造成了毀滅性的危害。道理很簡單，因為那些占有大量土地的人，多為縉紳地主，他們本來就享有優免的特權，更何況還要通過種種不法手段來無限擴大這種特權，逃避賦役。

  本來，明初朝廷為體恤官紳文人，規定對那些現任或退休的官員，以及取得各種科舉資格的如舉人、監生或府州縣學生，即有可能或即將步入仕途的那些准官員，給予徭役方面的一些優惠，視等級不同而各有減免。但這種照顧是有範圍的。後來雖有所擴大，但仍有限制，並非無限。沒想到這一特權在明中後期卻被無限濫用，以致成為頑疾而無法根治。

  這些人物，都是有身份的豪戶，他們占有大量土地，卻通過優免特權和種種不法手段，逃避賦役。而地方官員一般也不敢在太歲頭上動土，更何況這些地方官吏與這些特權人物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呢！像海瑞敢動徐階這樣的例子，可以說是很少見的。

  特權階層逃稅，那麼沒有特權的小戶就必須承擔原本不應該由他們承擔的那部分稅糧，而事實上他們又承擔不起。他們要麼遠走他鄉，要麼聰明一點，把自己的田產投獻給那些特權戶，向他們交租，因為租額畢竟要比那些賦稅稍稍輕一點。這樣一來，更是惡性循環。

  吏治的腐敗也是朝廷財政敗壞的另一重要原因。明末官場的貪污之風十分猖獗。朝廷上下，普遍腐敗。京官壓榨地方官，地方官則又壓榨百姓，羊毛出在羊身上，倒霉的是百姓和朝廷。若論法定的年俸，明末的官員個個應該清貧，至少不會富裕，但實際上，明末的官員，絕大多數人的日子過得相當不錯。錢從哪裡來，當然是通過貪污等不法手段，把本應流入國庫的錢放到自己袋中。以致崇禎帝多次哀嘆，要是武臣不怕死、文官不愛錢，事情就好辦了。

  其實，崇禎帝還該加上一句，那就是皇帝也應該不愛錢。事實上，從其祖、其兄，再到他自己，似乎沒有皇帝不愛錢。皇室的經濟欲求依憑特權地位而日益惡性膨脹，也是敗壞朝廷財政的重要原因。

  從表面來看，皇帝及其親屬似乎沒有必要去參與這些掠奪行為，因為皇帝從理論上講擁有王朝的一切。而實際上，當時的財政體制，還是對皇室和朝廷有所區別的。一般來說，供朝廷開支的賦稅，歸戶部、工部、太僕寺、光祿寺分別掌管，其中主要是戶部的太倉銀庫；而供皇室開支的收入，如礦冶關榷之稅及前述的金花銀，則流入內承運庫。兩者之間雖有聯繫，但在習慣上還是有所區別的，即皇室收支和朝廷收支都具有相對的獨立性。

  到明中後期，皇室首先在分配領域極度擴大自己的直接利益。大規模分割和侵吞財富，而且往往是以公然掠奪的方式實現的。如萬曆皇帝，為了擴大皇室財源，公然派遣以宦官為首的礦稅監使，赴全國各地掠奪財富，最終激起民憤，引起了不少地方的動盪。

  皇帝把錢拿去後，也絕不肯輕易拿出來。按照慣例，皇室收入（內帑）與朝廷收入（主要是太倉銀）雖各有用途，但在特殊情況下，二者之間還是可以互相支持、流動的。而從萬曆帝開始，皇室絕不肯拿出錢來支持朝廷。像在萬曆年間，先後用兵朝鮮、寧夏、播州，軍費開支巨大，而萬曆帝卻始終無動於衷，不肯拿內帑出來應急。至萬曆帝臨死前，遼東的仗打得節節敗退，急需軍費支撐，而太倉卻無銀可支。即使在這種情況下，萬曆帝仍不理睬大臣們的哀求，就是不出內帑中的一絲銀子。有位膽大的戶部官員，一度截流了一筆金花錢急充軍費，萬曆帝知道後龍顏大怒，嚴令戶部立即補足。至於軍費短缺，似乎與他無關，反正他的錢是不能動的。

  不僅皇室的錢不能動之分毫用於朝廷，更嚴重的是，皇室反過來還要朝廷為其支付巨額開支。像萬曆皇帝，似乎在賭著氣用錢。太子成婚、諸王冊封、乾清官修建等，萬曆帝用掉了朝廷上千萬兩銀子，把國庫中的銀子幾乎用得乾乾淨淨。到了天啟帝時，皇室還進一步掠奪地方庫存，把各地原先的小家底掏得乾乾淨淨。到崇禎帝時，這種局面仍沒有絲毫改變。自詡是一心為國為民的崇禎帝，在錢的問題上，竟跟其祖萬曆帝一模一樣，死守著他那份內帑，不肯輕易拿出來。

  除上述人為原因外，明末的災荒似乎也特別多，許多地方幾乎是無年不災，而朝廷根本無法組織有效的救濟，承擔應該承擔的責任。災民們連生計都無法維持，更談不上恢復生產，交糧納稅了。

  順便說一句，這些災荒雖有自然界的原因，但最根本的還是人為因素。例如，在當時這樣的農業社會中，水利是命脈。政府最重要的職能之一也是維持和組織水利事業。在明初以實物和徭役徵發的財政體制之下，各地的水利事業尚能維持。在費用方面，基本上由中央財政、地方財政分攤，而百姓則出勞力。明中期以後，這一套水利原則就無法維持了。如黃河，原先規定三年一小挑，五年一大挑，定期疏浚。但至萬曆以後，黃河利就無法維持了，導致河床淤積越來越厚，河堤經常決口，造成了嚴重損失。又如江南地區，水利更為重要。只要稍有懈怠，立即就有水旱之虞，重則江河決堤，輕則農業生產受到影響。但在明末，江南水利也處於失修狀態，水旱災不斷。

  水利重要與否，應該是每個官員都能明白的簡單問題，但水利仍連年失修。原因很簡單，那就是經費不足。朝廷不肯出錢，地方無錢可出，豪紳大戶更不肯破財，而廣大的百姓，也不會像以前那樣白白出力。況且，百姓即使肯出力，也無處出力，因為政府不進行有效的組織。

  當時也不是沒有人提出過這些問題，但一談到錢字，就沒有人肯出頭了，連崇禎帝也是如此。如在崇禎初年，給事中黃承吳就當面向崇禎帝指出：

  「東南水患不斷，都是因為水利失修。」

  崇禎帝立即問道：

  「水利為何不修？」

  大學士周道登、錢龍錫回答說：

  「水利是東南第一大事。但修理需要錢糧。」

  崇禎帝一聽要錢，立即沉默不語，過了好久才轉彎抹角地說：

  「要修水利，可否擾民？」

  意思很明白，要出錢，只有向百姓要，取之於百姓卻又會擾民，那就乾脆不修。對朝廷最重要的財源之地東南地區的命脈之事，連崇禎帝都是這種態度，其他的人就可想而知了。

  朝廷的財政收入日益惡化，而開支卻日見增多，收支就很難平衡了。

  自萬曆朝以來，朝廷的開支越來越多，本已不足的財政收入根本無法應付。

  軍費開支是最大的一項。萬曆朝打的韓戰，先後用掉上千萬兩白銀，其他如寧夏、川貴等平亂，雖是小敲小打，也動輒百萬兩。至萬曆後期，遼東之戰越打越大，從此以後，變成了一個無底洞，越填越深，至崇禎朝時，已不知填進去了多少。而雪上加霜的是，天啟末年西北戰火燃起，朝廷又要於東北之外，再往西北扔錢，而且隨著戰爭規模的不斷擴大，軍費開支也越來越大。

  皇室開支則是另一大項。自萬曆、天啟以來，皇室大事不斷，萬曆帝、天啟帝用掉的錢，可以說是天文數字。其他一些開支，也很可觀。如八年中接連死了三個皇帝，喪葬費就是一筆大數字。不過，最經常的巨額開支還是宗室。到了明末，宗室人數已達六十萬，其所需宗祿就超過兩稅的收入，朝廷財政根本無法承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