壯大的農民軍

  崇禎七年（1634）十一月，崇禎皇帝曾作了一次較大的人事調整，那就是把陳奇瑜撤職查辦，代之以洪承疇。

  陳奇瑜在漢中因撫局失敗而放跑農民軍主力以後，崇禎皇帝並沒有立即查辦陳奇瑜，反而繼續支持陳奇瑜，撤辦那些被陳奇瑜指責為破壞撫局的陝西方面官員，如李嘉彥（寶雞知縣）、練國事及士民五十餘人，並派遣李喬代替練國事出任陝西巡撫。

  崇禎帝之所以這樣做，一方面是希望陳奇瑜能將功補過，重新扭轉戰局；另一方面，說實在的，也是因為他根本沒有認識到農民軍脫離漢中險境後，能如此迅速發展，把局面攪成這種樣子。

  隨著陝西局面的惡化，以及給事中顧國寶和御史傅永淳等不斷彈劾陳奇瑜的主撫誤事，崇禎帝終於發現陳奇瑜惹下了多大的麻煩。當時，陝西方面的官員對陳奇瑜意見最大，認為陳奇瑜不僅做事不力，貽害陝西地方，而且還反過來指責陝西方面的官員，使不少陝西官員士紳受到處罰。因此，陝西方面的言論大有置陳奇瑜於死地而後快之勢。

  不知這些陝西方面的人士當時有沒有想到，陳奇瑜這個外省人，雖貽誤戰機，給陝西惹下麻煩，但農民軍中的絕大多數，都是陝西人。說到底，還是陝西人給陝西惹下了麻煩。

  在各方壓力之下，崇禎帝決心臨陣易帥，下令逮捕陳奇瑜，同時任命洪承疇出任兵部尚書，持尚方寶劍，總督晉、陝、豫、川、楚諸省軍務，全面負責圍剿農民軍之事。延綏、寧夏、甘肅三邊的防務，仍由其負責。

  洪承疇當時已是崇禎帝在西北的王牌。在起用陳奇瑜時，朝廷曾考慮過調用洪承疇負責剿「賊」事業，但因西北邊防事重，不能輕易換人才作罷。崇禎七年（1634）五月，後金攻人宣大一線，洪承疇匆匆赴邊作戰，至閏八月才回師陝西，投入對農民軍的作戰。沒想到在這節骨眼上，西寧（今青海西寧）發生兵變，叛軍殺州官，逐守道，鬧得很兇。洪承疇只得親赴西寧平亂。他這一走，本已空虛的陝西，更是擋不住農民軍的攻勢，弄得農民軍盡占關隴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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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定西寧兵變以後，洪承疇重回圍剿農民軍的前線，但此時農民軍已逸出陝西，湧向河南，中州形勢十分危急。

  崇禎八年（1635）正月，崇禎帝詔令洪承疇率兵東出潼關，督各路兵馬，在河南境內撲滅農民軍。

  為了支援洪承疇，崇禎帝調集各地兵馬近八萬人，進入河南地區。除此以外，歸洪承疇統一指揮的還有當時已在的左良玉、陳治邦、喬國柱、張嶷、陳永福各部。不久，又有張全昌、曹文詔、秦翼明等部，以及從遼東調來的祖寬、鄧圮等部進入河南參戰。

  除調兵遣將之外，朝廷還破例大發糧餉。崇禎帝拿出內帑二十萬兩，戶部備餉七十八萬餘兩，另留湖廣新餉十三萬兩，四川新餉二萬兩，以供軍用。

  崇禎帝此次可謂是用盡了全力。他嚴令洪承疇必須在六個月內肅清農民軍於河南。

  在這種大兵壓境的情況下，農民軍是如何應對的呢？

  據說，農民軍主力在崇禎八年（1635）正月初，就已移至滎陽（今河南滎陽，位於鄭州之西），並召開了著名的「滎陽大會」，商討應對之策。

  在滎陽參加會議的是所謂「十三家七十二營」。所謂「十三家」，即老回回、闖王、革里眼、左監王、曹操、改世王、射塌天、八大王、橫天王、混十萬、過天星、九條龍、順天王等。「十三家」可以說是當時河南境內的農民軍主力。

  據說，當時各家首領已偵知朝廷大兵壓境，所以坐下來商討對策。老資格的老回回首先提出：

  農民軍應該進入山西地區，以避鋒芒。

  張獻忠（八大王）一聽，立即反駁說，這是膽怯之舉，並譏笑老回回。老回回很生氣，與張獻忠爭執起來。這時李自成趕緊出面調解，並說了一段後來很是著名的話。他慷慨激昂地說：

  「匹夫尚可奮臂爭先，何況我們有十萬之眾！？現在我們的兵力是官兵的十倍，即使關寧（山海關、寧遠）鐵騎開來，對我們也是無能為力。眼下之計，只有分兵出擊，各部分頭殺掠，能否奏效則聽命於天。」

  眾頭目一聽，齊聲贊同。於是各部抓閹，確定進兵路線。依次是：

  革里眼（賀一龍）、左監王向南，抵擋湖廣之兵；

  橫天王、混十萬（馬進忠）向西，迎擊陝西之兵；

  曹操（羅汝才）、過天星（惠登相）分屯滎陽、汜水之間，防守黃河一線，防禦開封、歸德、河南、汝州諸府之兵；

  闖王高迎祥、張獻忠東向出擊；

  老回回（馬守應）、九條龍等作為機動部隊，策應各部；

  後又擔心橫天王、混十萬敵不住陝西過來的洪承疇諸部，便又以射塌天、改世王作其後盾。

  於是，眾頭目於正月壬子日，殺牛馬祭天誓師，約定所獲金帛子女均分，然後分頭出擊。

  這一史料的作者，是江南名士吳偉業。吳偉業雖是明末清初人，但始終沒有真正接觸過農民軍。不過，他倒是撰寫了一本專記陝西農民軍的書，名叫《綏寇紀略》。上述的記載，就是出於此書，併入了《明史》，影響很大。

  不過，如果參照一下當時農民軍的水準和一貫做法，那麼，這樣一個有模有樣的軍事會議，是否真的召開過，就很值得懷疑！

  不少人認為，這次會議根本就不存在，上面的記載只是個附會。具體的理由有這樣一些：

  按理說，像吳偉業這種當時與農民軍毫不相干的人，都能把此事了解得清清楚楚，那麼，當時在前線的朝廷將領們也應知道此事。但奇怪的是，當時的河南巡撫玄默（後著有《剿賊圖記》）、河南巡撫御史金光宸（崇禎七年底至九年春在任，後著有《兩河封事》）、以及當時的兵部尚書張鳳翼（後也把任職期間的有關軍務的題本編成《樞政錄》一書）等，都沒有提到此事。既然連吳偉業都能知道，那麼他們為什麼反而不知道？

  從時間上來看，滎陽大會也有問題。據稱，滎陽大會結束於「壬子」日，這一天應該是崇禎八年正月初一日（公元1635年2月17日）。由此可知大會應該是在崇禎七年十二月底召開的。但史料表明，農民軍入滎陽是崇禎八年正月初的事，攻克滎陽是在正月初六日。正月初一尚沒有到達滎陽的農民軍，又怎麼能開滎陽大會？

  從會議背景來看，滎陽大會也不能成立。按照吳偉業的說法，農民軍之所以要召開會議，是因為他們已獲悉了朝廷即將向河南徵調關寧、天津等地精銳之師的消息。但根據當時朝廷的機要來看，崇禎帝接到給事中常自裕奏章的時間，以及兵部（尚書張鳳翼）議兵、戶部（尚書侯恂）議餉的時間，都是在崇禎八年正月上旬、中旬。而皇帝最終批准的時間，是正月二十三日，那時鳳陽城早被農民軍攻陷了。既然是八年正月下旬才確定下來的，而且又是當時最為機密的軍事方案，農民軍又怎麼能在崇禎七年十二月底偵知？

  另外，後來農民軍各部的實際攻擊方向，與滎陽大會上議定的分兵安排，也大有出入。如按會議決定，橫天王、混十萬本應迎擊從陝西殺來的洪承疇諸部，但實際上這些部隊後來卻南下攻到了汝寧府的上蔡等地，然後又向東攻擊南直隸潁州府境（今安徽阜陽地區）。又如本應南下抵擋湖廣之兵的革里眼，以及本應策應各部的老回回、九條龍等部，後來也攻到了今安徽境內，其中老回回部又於二月間殺向了湖廣的麻城。再如曹操、過天龍等部，本應留在滎陽、汜水等黃河一線，拖住河南的官兵，但這支農民軍後來並沒有留在河南，而是南下殺入南直隸的廬州、安慶府，攻打霍山（屬廬州府，今安徽英山）、英山（屬廬州府，今安徽霍山）、太湖（屬安慶府，今安徽太湖），然後進入湖廣境內，攻破羅田（今湖北羅田）。由此可見，除了闖王等部東擊之外，農民軍各部實際的作戰路線，與滎陽大會的所謂定向分兵進擊的方案，根本不符。

  因此，可以肯定地說，吳偉業所記的滎陽大會，是漏洞百出。其實，如果仔細分析一下當時河南的情況，就會發現，雲集河南的農民軍，無論開不開那個大會，都只有一條路可走，那就是向東南方向挺進。

  原因很簡單，就是其他的去路皆已被重兵堵死。向西推進肯定不行，因為洪承疇諸部足以讓他們心驚肉跳。往西南也不行，因為盧象升等人才把湖廣鄖、襄地區的農民軍逼到了河南。那麼往北呢？更不行！因為左良玉的部隊守在新安、澠池一帶，張全昌、曹文詔所帶的山西兵，也由北往南進軍。農民軍最怕的就是左良玉、曹文詔等人。往東北方向，農民軍則更是無路可走，因為最精銳的關寧鐵騎、天津兵正是從這個方位的畿南、山東開過來。

  因此，農民軍只有向南、向東南方向挺進，進入河南東部、東南部，以及南直隸的鳳陽、廬州、安慶等地。相對而言，朝廷在這一帶的防守力量，要薄弱得多，活動的餘地也大。正是因為如此，河南地區的各路農民軍才要一齊殺向東南。

  如果從農民軍當時的構成、素質和作戰的習慣方法來看，滎陽大會之類的說法，也是不太實際的，說得難聽些，是過高地估計了農民軍的檔次。

  說到這裡，就有必要再來回顧一下農民軍的一些基本情況。

  陝西的動亂，雖開始較早，但最早發難的幾乎都是些饑民。這些饑民，參加動亂的最基本、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因為生活困難，活不下去。因此，農民軍在開始時，無論是組織方面，還是戰鬥力，都很幼稚，遇到戰鬥力強的正規官兵，還不是對手。

  不久，隨著邊兵、邊盜等人員的加入，農民軍的性質發生了變化。邊兵、邊盜本已有之，雖人數不眾，但戰鬥力很強。崇禎二年（1629）十月，由於後金軍隊大規模入侵，崇禎帝急令各地勤王。山西巡撫耿如杞和總兵張鴻功，率五千人人衛勤王，陝西三邊總督楊鶴、陝西巡撫劉廣生和甘肅巡撫梅之煥也遣五鎮總兵吳自勉、尤世祿、楊麒、王承恩和楊嘉謨等率兵一萬八千人赴援京畿。耿如杞的部隊在北京附近譁變，一鬨而散，逃回山西。延綏總兵吳自勉率領的榆林兵，也在中途逃歸。甘肅入援部隊在金縣也發生譁變。這些士兵，不少都加入了農民軍。這些邊兵的入伙，加上先前已經加入農民軍的逃兵等人員，大大加強了農民軍的戰鬥力。

  儘管如此，農民軍還是處於劣勢。陝西境內的農民軍雖一時風起雲湧，人數眾多，但相互之間並沒有統一的組織。民間流傳著的《水滸》故事和戲曲，當時也是農民軍汲取知識的主要來源。因此，此時的農民軍，還處於低水平的層次上。

  農民軍在崇禎三年（1630）春進入山西，尤其是在崇禎六年（1633）冬渡過黃河、殺入河南後，情況開始有了很大變化。如果用一句話來加以概括，那就是「流寇主義」迅速發展。

  戶部主事張縉彥，曾在崇楨十一年（1638）上疏談到了他對農民軍的看法。他認為：

  「賊之得勢在流，而賊之失勢在止；賊之長技在分，而賊之窮技在合；賊之乘時在夏秋，而賊之失時在冬春；賊之得計在以塘馬戰而老營避，在以火光近而真營遠，賊之失計在行營不知備，截殺不相救。」

  張縉彥依據其親身經歷，精闢地論述了他對兵情賊勢的看法。

  具體而言，渡河後的農民軍的「流寇主義」，主要表現在這樣幾個方面：

  不建立根據地或政權，到處流動作戰，流動不居。農民軍的一切人員都隨營流動，歸附的饑民也人農民軍，婦女也是乘馬以從。因此，號稱有數千或上萬人的一營農民軍，能打仗的實際上只占一小部分，而大部分則是老弱婦女之類的人。在戰鬥不順利時，被官軍衝散、俘殺的，也往往是後者。真正的戰鬥人員卻往往能伺機逃逸，不太容易被俘殺。這也是官軍屢報大捷，而農民軍精銳仍在的主要原因。

  農民軍通常是以一大股一大股的形式活動的。一大股往往被稱作一營或數營，每營有一頭目，其名稱不一。有的稱掌盤子，意思是管營子，下面設總管、掌家或管隊等職。有的營稱總頭目，下面設頭目。隨著農民軍人數的增多，不少營達到幾萬人，其組織形式也隨之改變。有的營被分成若干哨，分設大領哨、領哨、大哨頭和哨總等職。有的營則將管隊分成老管隊、小管隊、管隊三級。也有的營則分成老掌家、大掌家和小掌家。

  農民軍還設置老營，來安頓家屬，管理糧食、器械、旗幟等軍需品。每逢戰事，農民軍往往讓老營遠遠避開，以免受到敵軍的衝擊，損失家屬和輜重。有些農民軍還把依附的饑民分成若干專業隊。一般而言，農民軍對願從者一律不殺，有手藝者分別被編入各類專業隊。

  由於流動作戰的需要，農民軍很注重騎兵即塘馬。作戰時，騎兵擔任主要的攻擊任務。每一騎兵都有二三匹戰馬，輪流換乘，終日疾馳，猶如急風驟雨。撤退時，騎兵的速度也很快。塘馬強大的機動性和靈活性，往往令馬少步多的官軍措手不及，處於被動。

  農民軍各營之間，時分時合，各自為戰。早期在陝西時，農民軍尚處於一夥一夥的自發形式，數目眾多，相互之間的關係也很鬆散。因此，朝廷也很難弄清楚其具體的情況。進入山西後，一度有王自用（紫金梁）等所謂的首領，但這些首領實際上也名不副實，絕不像有些人理解的那樣，擁有很大的權威。

  農民軍從山西突圍後，這種分散性進一步加強了。有些營是單獨行動，有些營則採取臨時的合營關係，但很不穩定。渡河後的農民軍，甚至連一個名義上的領袖都沒有。高迎祥雖有相當大的號召力，但各營並沒有正式推選他做首領。他之所以有號召力，是因為實力較強、人緣不錯。

  不過，到了崇禎八年（1635）春，農民軍已出現了比「營」更大的一種組織形式，即「家」。據說在河南滎陽開會時，就有「十三家七十二營」的稱謂。自此以後，「十三家」就成為流寇的通稱。「家」的出現，表明農民軍開始出現合股之勢，並最終形成了李自成、張獻忠兩支農民軍主力。

  正是由於這些特點，後人甚至是當時的人，包括與他們作戰的朝廷將帥，都無法真正掌握農民軍的詳情。其中最令朝廷頭痛的，就是那些農民軍的頭目。

  那些頭目們，本是社會最底層的人員，在平時實在是上不了台面，要不是造反，根本沒人會提起他們。但偏偏是這些本不起眼的小人物，還要學《水滸》中的英雄，起那些讓人弄不清的名號。況且這些名號，也不是某一人的專利，因為一旦原用某一名號的人死了，還會有新人頂用。再加上那些頭目的人數本就很多，幾達百人，情形就更複雜了。

  當然，現在能勉強弄清楚的，還是不少。自崇禎六年（1633）至崇禎九年（1636）秋的主要農民軍首領，大概有這樣一些：

  高迎祥：號闖王，崇禎八年（1635）七月擁有部眾七萬，十一月增至十二萬。

  高應登：號闖天王（撞天王），崇禎八年（1635）十一月擁有部眾約十七萬。

  拓先齡：號一字王，崇禎八年（1635）十一月與張獻忠等部一起，擁有部眾二十萬。

  拓養坤：號蠍子塊（或稱劉哲，亦號蠍子塊），崇禎八年（1635）十月擁有部眾三萬，崇禎九年（1636）發展最速，部眾最多，人數在高迎祥之上。

  張胖子：號整齊王，崇禎八年（1635）一月，擁有四股部眾，大約數萬人。

  馬守應：號老回回（或雲老回回是馬守玉），崇禎七年（1634）擁有萬餘人，崇禎八年三月增至數萬。

  張獻忠：號八大王，崇禎八年（1635）三月擁有部眾數萬。

  搖天動：姓名不詳，崇禎八年（1635）五月擁有部眾數萬。

  羅汝才：號曹操，崇禎八年（1635）後擁有部眾數萬。

  馬進忠：號混十萬，崇禎九年（1636）擁有部眾數萬。

  李養純：號四天王，或張四天王，崇禎九年（1636）擁有部眾數萬。

  李自成：號闖將。高迎祥死後數載才承襲闖王名號，崇禎八年（1635）七月擁有部眾七萬。

  混天王：姓名不詳，崇禎七年（1634）七月擁有部眾數萬，崇禎九年（1636）一月誅死。

  惠登相：號過天星，後降官軍。

  劉國能：號闖塌天，後降官軍。

  張大受：號滿天星。

  張一川：號掃地王（或雲李靖也稱掃地王）。

  藺養成：號亂世王。

  賀一龍：號革里眼。

  許可變：號改世王。

  李萬慶：號射塌天，後降官軍。

  賀錦：號左金王。

  王國寧：號興世王。

  薛仁貴：原名不詳。以旗幟俱用白色，故名，軍中稱「白袍將軍」。崇禎九年秋誅死。

  此外，主要首領尚有混世王、整世王、九條、順天王、太平王、靖天下、瓦背王、爬天王、紫微星、蛤蜊圓諸人，姓名不詳。還有張妙手、賀雙全，無名號。

  次要首領大約有：

  草上飛、抓山虎、雙翼虎。以上諸人被擒，姓名不詳。

  鎮山虎、一隻虎、滿天飛、克天虎、鑽天鷂、五條龍、小天王、烏風鬼、黑旋風、黑殺虎、飛山虎、鬼見愁。以上諸人被戮，姓名不詳。

  闖虎、黃虎、白虎、頭神、紫金梁（不是前面提到的王自用）、黑蠍子，姓名不詳。

  許文衡、王九仁、王成龍、祁總管，無名號。

  留在山西沒有南渡黃河的，則有王剛、王之臣、通天柱、掌世王、翻山動、領兵王、姬關鎖等。另有高加計號「顯道神（或險道神）」，劉浩然號「鄉里人」，賀宗漢號「活地草」，三人聲勢很大。

  上述六十餘人，肯定不是全部。除了這些「巨首」之外，肯定還有更多的小頭目。即使是「巨首」之間，實力懸殊也很大。多的達十萬以上，而少的只有數千人。

  到崇禎九年（1637）秋，農民軍的情況發生了很大變化。有些首領走向了沒落，如張妙手、賀雙全等人。有些則能始終保住地位，如惠登相、張大受、馬進忠、賀錦、賀一龍、李萬慶、橫天王等。有些則能繼續發展，如高迎祥、張獻忠、拓養坤、馬守應等。有些則倏興倏衰，如高應登、拓先齡等。當然，也有在此期間才開始發展壯大而獨稱勁旅的，那就是李自成。關於李自成和張獻忠的情況，留在後面專門介紹。

  回顧了農民軍的基本情況後，就不難發現，滎陽大會有虛構、誇大的成分。事實上，崇禎八年（1635）春，農民軍正是在官軍的強大壓力下，才依據當時的具體情形，利用流動作戰的故伎，一齊殺向了官軍防守薄弱的東南方向。

  不過，農民軍這次的攻擊方向，算是選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