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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步入深淵的內亂

2024-10-09 05:49:10 作者: 夏維中

  儘管崇禎帝即位伊始,就面臨著皇太極的嚴重挑戰,而且最終也是由清朝替代明朝,入主中原,但把崇禎帝逼上煤山的,卻是明朝自己的臣民,即從黃土高坡上殺下來的李自成及其同夥。

  崇禎帝登基後,一直把注意力集中在遼東,全力對付皇太極及其後金,對帝國內部存在的嚴重危機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他總認為只要解決了遼東的問題,其他的問題就會迎刃而解,至少不會像遼東問題那樣棘手。

  其實,崇禎帝是弄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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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過長期的折騰,帝國猶如一座即將傾圮的大廈,充滿危機。朝廷的財政經濟風雨飄搖,入不敷出。各種名目的加征加派,使百姓負擔不斷加重;天災人禍的接踵而至,更是雪上加霜。官僚集團的普遍腐敗、無能,也進一步激化了矛盾。在這種情形之下,社會雖尚能勉強維持,但已處崩潰之邊緣,猶如一個火藥桶,隨時都有爆炸的可能。

  矛盾最激化、危機最嚴重的是陝西、山西等邊遠省份。這些地區,自然條件本來就很差,即使是風調雨順,也只能是勉強維持溫飽,更不用說是連年災荒了。崇禎即位前後,那裡正逢大旱,百姓無以為生,紛紛為盜為寇。而此地的民風,一向也是驍勇好鬥,加上邊兵邊寇的推波助瀾,很快就演變成了一場人口眾多、範圍廣泛的大起義,局勢一發而不可收拾。

  陝西的動亂,早在天啟末年就有明顯的跡象。新即位的崇禎帝,由於忙於應付遼東戰事,無暇顧及。而陝西的地方官,也拿不出有力的手段來應對,甚至隱瞞實情,給人以陝西太平無事的錯覺。

  崇禎元年(1628)年底,陝西境內動亂已成燎原之勢。朝廷驚呼陝西「流賊大起」。

  崇禎二年(1629),朝廷對陝西地方大員進行改組,命楊鶴總督三邊軍務,捕流賊。

  楊鶴主張用「撫」的手段來解決流賊問題,但也有人主張用「剿」即用武力壓服來解決問題。至崇禎四年(1631),崇禎帝原則上仍同意以「撫」為主、以「剿」輔之的辦法解決陝西、山西的問題。他說「寇亦我赤子」,並派御史吳甡帶帑金十萬赴陝西賑濟。督師楊鶴也一度成功地招降義軍首領神一?魁。

  但楊鶴的招撫政策並沒解決根本問題,陝西等地的局勢更加嚴峻。崇禎帝下令逮捕楊鶴。崇禎五年(1632),楊鶴被謫戍袁州衛。此後,崇禎帝調整策略,改「撫」為「剿」,任命主剿派、原延綏巡撫洪承疇升任陝西三邊總督,四面圍堵,暫時平息了陝西的義軍。

  崇禎六年(1633)春,鑑於山西局勢的惡化,崇禎帝任命原臨洮總兵曹文詔節制山西、陝西諸路兵馬,討伐山西境內的「流賊」,限三月完成。

  經過一番激戰以後,農民軍於此年年底成功地渡過黃河,突破曹文詔等人的包圍圈,進入了以鄖陽(今湖北鄖縣)為中心的陝西、河南、四川、湖廣等幾省交界之地。崇禎帝所謂「三月平賊」的計劃徹底破產。

  仗越打越大。崇禎帝於崇禎七年(1634)初任命原延綏巡撫陳奇瑜為兵部右侍郎,總督陝西、山西、河南、湖廣、四川諸省軍務,賦以全權,圍剿從陝晉逸出之敵。

  但這位被崇禎帝寄予厚望的陳奇瑜,在圍剿即將大功告成之際,竟上了農民軍的當,讓農民軍輕易逸出包圍圈,形勢陡然緊張。崇禎帝大怒之下,下令撤職查辦,並於此年的十二月任命洪承疇為兵部尚書,出任五省總督,同時,從全國各地調撥精兵,試圖於半年之內把李自成等人消滅在河南。

  面對朝廷的兇猛圍剿之勢,崇禎八年(1635)正月,農民軍「十三家七十二營」將領在河南匯集,其中高迎祥、張獻忠率領的一支,直奔明朝中都鳳陽殺去,並很快占領了鳳陽,放火燒掉了明太祖朱元璋父母的皇陵和龍興寺,並打出了「古元真龍皇帝」的旗號,徹底與朝廷撕破了臉皮。

  鳳陽之變,朝野大震。從此以後,沒有人再敢輕視這支土頭土腦的農民軍了。鳳陽之變,同時也標誌著帝國的內亂已發展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遼東的外患,與中原的內亂,在崇禎帝心目中,已擺到了同等重要的位置了。

  鳳陽之變後,農民軍內部分裂。李自成隨高迎祥殺向河南,回陝西。張獻忠則下廬州、安慶,經湖廣殺回陝西。農民軍不僅成功地粉碎了官軍的圍堵,而且還發展了力量,斬殺了曹文詔等朝廷的著名將領。

  為了鎮壓農民軍,朝廷先後任命朱大典為漕運總督,巡撫鳳陽;盧象升為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理直隸、河南、山東、四川、湖廣五省軍務等,調集各路精兵,與洪承疇等一起進行圍堵。自崇禎八年(1635)底至崇禎九年(1636)初,洪承疇、盧象升等率官兵與農民軍在陝西、中原展開大戰,並於崇禎九年(1636)七月中旬成功地斬殺了農民軍的首領之一高迎祥。

  高迎祥戰死後,農民軍一度處於低潮。但時隔不久,農民軍在張獻忠、李自成的領導下再次掀起反叛浪潮,農民起義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可憐的崇禎帝,至此已是精疲力竭了。關外,皇太極於此年四月在瀋陽登基建國,虎視眈眈,已令崇禎帝焦頭爛額。而在這緊急關頭,後院又偏偏起火,從陝晉開始的農民起義,竟越演越烈,勢成燎原。這無疑是給崇禎帝及其朝廷在背上插了一刀。

  外患內亂,令一直自視為中興之主的崇禎帝,終於低下了孤傲的頭顱,於崇禎八年(1635)十月下達了「罪己詔」,跨出了令人難堪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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