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鶴撫陝政策的失敗

  崇禎即位時，天下已逞亂象，不再太平。

  早在天啟元年（1621）九月，四川永寧土司奢崇明就發動叛亂。次年二月，貴州水西土司安邦彥也反叛，策應奢崇明，西南大震。直到崇禎初年，朝廷在吃盡苦頭後才算把叛亂平息下去。

  在福建等東南沿海地區，也不安寧。先是荷蘭殖民者占據澎湖列島，騷擾沿海。後經朝廷反擊，荷蘭人才退出澎湖，但仍盤踞台灣。更嚴重的是，在萬曆末期福建沿海已形成了不少海商集團，他們亦盜亦商，擁有武裝，勢力強大，朝廷奈何不得。至天啟年間，鄭芝龍等人的海商集團，幾乎在沿海地區經營著一個海上王國，根本不受朝廷的約束。直到崇禎初，鄭芝龍才名義上接受朝廷的招安，暫時不與朝廷作對。這些海盜雖搖身一變成了官軍，但朝廷仍是無法真正節制。

  儘管川黔、福建有這樣那樣的麻煩，但至崇禎初算是基本解決了，至少在名義上算是解決了。崇禎帝對此甚至有些洋洋得意。其實，崇禎帝及朝廷的許多官員都忽視了一個嚴重的問題，即北方地區的不安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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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在天啟二年（1622）的五月，山東就爆發過徐鴻儒的叛亂。這場叛亂雖由於組織者的失誤很快就被朝廷鎮壓了下去，但仍是一個大的凶兆。山東與京畿近在咫尺，竟出了這樣的大漏子，而且徐鴻儒用的手段也是令朝廷最為頭痛的民間宗教，即白蓮教，足見民心的不穩定及北方社會問題的嚴重。

  由於徐鴻儒之亂很快被壓服，山東的局勢也暫時被穩住，朝廷認為北方大概不會再出問題。其實，就在山東被壓服的同時，西北的動亂已在醞釀之中，並漸見端倪了。

  陝西的民變，實際上從天啟五年（1625）就開始了。但那時的民變，規模較小，其行為也只是邀路行劫，打家劫舍，還沒有發展到攻城殺官的地步。因此官府往往也只把它視作一般的治安問題，不太注意。但至天啟七年（1627），恰恰就是這些小規模的民變，漸成燎原之勢，把陝西攪得天翻地覆。

  首先動亂的是澄城縣，領頭的據說是一位名叫王二的人。只要看看此人的名字，就知道他是位底層的窮人。正是這位差不多連名字都沒有的底層人，把陝西的反叛之火點了起來。

  這年陝西大災，米貴民飢，而西安府澄城縣的縣官張斗耀卻不顧百姓死活，又嚴催賦稅。此年三月，王二便邀幾百名窮苦人，用墨塗面，聚集山上。王二大喝一聲道：

  「誰敢殺張知縣？」

  眾人一齊喊道：

  「我敢殺！」

  於是，這群饑民，便在王二的率領下，打下了縣城，處死了張斗耀，然後聚集在洛河以北的山上，占山為王。他們飄忽不定，四處出擊，先後攻掠到蒲城、韓城、宜君等縣。官軍奈何他們不得。

  在王二之後動手的是綏德州府谷縣的王嘉胤。府谷緊貼長城，在陝北東北角，也是最窮最苦的地區。王嘉胤始僅是搶掠富室，後迫於朝廷壓力，走投無路，才嘯聚為亂。

  王嘉胤闖出名聲之後，王二便率他的那伙人往北流徙，與王嘉胤會合，聚集在延慶的黃龍山，與官軍對抗除王二、王嘉胤之外，陝西各地的饑民也紛紛動手，形成了幾股重要的力量。在崇禎元年（1628），陝西境內主要有這樣幾股力量：

  漢南王大梁，階州周大旺，宜川王左掛、飛山虎、大紅狼、苗美，安塞高迎祥，洛川黑煞神，延川王和尚、混天王，慶陽韓朝宰等等。

  到了崇禎二年（1629），情形就更嚴重了。此時的陝西，不僅亂民的數量和活動區域大大增加，而且亂民的結構也發生了變化。

  用當時的話講，就是「陝西飢，流賊大起」。據當時地方官員的報告，除上述澄城、府谷、西安、榆林、延安諸地外，洛川、淳化、略陽、清水、成縣、韓城、宜君、中部、石泉、宜川、綏德、葭耀、靜寧、安化、固原、寧羌、延川、米脂、青澗、安定等地都遭到變民劫掠。像鄜、延、宜、雒等地，更是變民往來聚集的淵藪。甚至已有陝西的「流賊」出境活動。

  從亂人員的結構也日趨複雜。原先參加動亂的，絕大多數是當地的饑民，即「土寇」，作戰能力不是很強。至此，則有不少新生力量加入進來了。當時有人分析，從亂之人主要為「土賊」、「邊賊」、「回賊」、「礦賊」和饑民。也有人認為，「流賊」主要由叛卒、逃卒、驛卒、饑民、難民、響馬等類組成。總之，參加民變的人員已不再是純粹的饑民了。

  由於新生力量的加入，這些原本不起眼的「流寇」實力大增。尤其是那些邊軍，原本是朝廷的官軍，都是些職業軍人，武器、馬匹齊備，戰鬥力很強。不少「流賊」的首領，都是邊兵出身。他們具有戰鬥經驗，熟悉地理形勢，性格強悍豪放，很有號召力。

  陝西的動亂如火如荼，終于震動了京師。崇禎皇帝也開始關注這個問題了。

  在饑民紛紛起事之初，陝西的地方大吏，如陝西巡撫胡廷宴、延綏總兵岳和聲等，都是持敷衍應付的態度。像胡廷宴，能力有限，年歲已老，很不願意聽到下屬呈報那些打打殺殺的事情。他說，這只不過是饑民鬧事，待明年春後糧食續上以後自然就會平息。沒想到動亂不僅沒有平息，反而是愈演愈烈。

  崇禎二年（1629），陝西頻頻告急，朝廷再也不能無動於衷。於是，崇禎帝命廷推一位總督陝西全省事務的大員，來處理陝西的危急局面。結果左副都御史楊鶴被推舉擔此重任。

  這位楊鶴，是湖南武陵（今常德）人，萬曆三十二年（1604）的進士，至崇禎元年（1628）才被提拔為左副都御史。他看到時局危急，便上疏說他那一套圖治之言，主張休兵養民，培養元氣，說得頭頭是道。他這麼一出頭，正巧趕上了好時候。當時三邊總督武之望已死，陝西民變正熾，朝廷上下視之畏途，沒有人肯去攬這檔子事。既然楊鶴有圖治之策，大家便一致推薦他去陝西。

  楊鶴其實是一個「素有清望，然不知兵」的典型文官，哪裡懂什麼軍事！但正是這樣一位不懂武略的文臣，卻被委以重任。崇禎帝特意召見他，問他此番前往，有何方略。楊鶴只是回答：

  「清慎自持，撫恤將卒而已。」

  意思是自己做清官，同時撫恤邊軍，並沒有什麼新意。崇禎帝命他出任兵部右侍郎總督陝西三邊軍務，全權處理陝西軍務。同時罷免胡廷宴、岳和聲的巡撫之職，任命劉廣生為陝西巡撫，張夢鯨為延綏巡撫，協助總督楊鶴。

  起用楊鶴，說明崇禎帝當時仍對陝西的局勢很有信心，認為這群饑民，只要略加撫勸，再予之恩惠，就會平息下來。而且，當時的崇禎帝也別無他法，遼東的戰事，已弄得他焦頭爛額，他不僅無銀無兵去增援陝西，甚至還想從陝西抽調邊兵來對付後金。因此，他除了能給楊鶴浩蕩皇恩外，實在也拿不出別的什麼來。

  楊鶴匆匆趕赴陝西，夢想立下奇功。但陝西的局勢，實際上已很難扭轉了。

  楊鶴的具體辦法，一是招撫，二是救濟。通過撫賑，使這些從亂的流民重新返回家鄉，安定下來。用他的話說，就是：

  朝廷大兵大疫，公私交罄，加派頻繁，百姓小民元氣大傷。遼東黔蜀的兵事，喪師失律，暴骨成丘，封疆之元氣大傷。縉紳結黨爭權，彼此傾軋，而逆閹乘機誅殺君子善類，士大夫之元氣大傷。就像重病初起，百脈尚沒有調和，風邪易入，急當培養。

  他還對崇禎帝的許多做法提出不同的意見和具體的建議。他說：

  陛下事事勵精，臨軒面質。但閣臣大吏，未必事事都知，有問必答；而六部諸臣，也未必能事事皆做，有求必應。這樣一來，陛下卻又要發怒生氣。因此，臣以為這些做法過分了。現今一切民生國計，吏治邊防，應該參照祖宗的成法，委任責成。寬嚴相濟，圖之以漸，鎮之以靜，何慮天下能不太平？

  楊鶴的意思，就是朝廷經過這麼多的折騰，已是元氣大傷，猶如一個久病初愈的人，應慢慢恢復元氣，不能急於求成，更不能過於折騰。一句話，就是要崇禎帝不能急躁，慢慢理順關係。

  乍聽起來，話說得有些道理。但真要做起來，就不會這麼輕巧了。

  楊鶴赴任陝西後，便想用招撫和救濟相結合的手法來對付農民軍。在總督陝西三邊任內，楊鶴致力於招撫，而不太願意動武。用他的話說，就是：糧餉用之於剿，就一去不返，況且殺人太多，也傷和氣。還不如用之於撫，救活一人就是得一條性命。盜息民安，功德無量。楊鶴及其部下在兩年多的時間內，先後用招撫的辦法，招降了十餘支農民軍。具體情況如下：

  王子順、張聖述、姬三兒因戰敗而在延川向延安知府張輦、都司艾穆投降。

  王左掛率二百餘人在米脂、清澗向總兵杜文煥投降。

  苗登雲、苗登霧在鐵葉嶺向總兵杜文煥投降。

  小紅狼、一丈青、龍江永、掠地虎、郝小泉等在延綏一帶向總督楊鶴、巡撫劉廣生投降。

  王嘉胤在靖邊向洪承疇、杜文煥投降。

  田近庵、獨行狼、上天龍等投降楊鶴。

  拓先齡向榆林道張福臻投降。

  金翅鵬、過天星向張福臻投降。

  獨頭虎率數千人向雒川知縣劉三顧投降。

  劉道海、白柳溪率數千人在慶陽接受朝廷的招撫。

  點燈子率五千餘人在清澗投降官軍。

  神一魁、孫繼業、茹成名率頭目六十餘、兵卒四千餘人，在寧州接受楊鶴招撫。

  施冷庵在慶陽接受招安。

  兩支義軍分別在宜雒、延長向陝西巡撫練國事、御史吳甡求撫。

  滿天星、不沾泥、雲交月、間山虎、陳龍等率萬餘人分別在西川、榆林等地向洪承疇、張應昌、王承恩、侯拱極投降。

  點燈子部卒七百餘人在稷山向曹文詔投降。

  闖王虎、金翅鵬在宜川向王承恩投降。

  草上飛在宜君、同官敗降。

  趙四兒率萬人在鄜州一帶投降張全昌。

  張獻忠率兩千餘人投降洪承疇。

  饑民、邊兵近一萬五千人在慶陽向楊鶴投降。

  混天猴等率千餘人在甘泉向洪承疇投降。

  上天龍、馬老虎、獨行狼率兩千餘人在鄜州向楊鶴、洪承疇投降。

  郝臨庵、劉六向慶陽道周自強投降。

  上天猴、混天猴、曹操、飛虎、李仁友率兩千人在宜川向楊鶴投降。

  譚雄在安塞乞撫。

  張獻忠、羅汝才、李自成在延安等地向洪承疇投降。

  從楊鶴等人招撫的記錄來看，幾乎所有的義軍首領都曾向朝廷投降過，或接受過招撫。而且被招撫的人數也不算少。那麼，陝西的亂民怎麼會越撫越多呢？

  應該承認，楊鶴在陝西的招撫工作做得相當賣力。平心而論，楊鶴也算得上一個既有責任心又有同情心的不錯的官員。他的工作也起到了一定的效果，他本人曾先後兩次成功地招降了大批義軍。

  第一次在崇禎三年（1630）六月前後，楊鶴在承受王嘉胤攻掠延安、慶陽的巨大壓力之下，隱匿軍情，堅決招撫，成功地讓王左掛及其部眾小紅狼等投降朝廷。楊鶴給他們免死牌，把他們安置在河曲、延綏一帶。

  第二次是在崇禎四年（1631）四月，楊鶴在取得朝廷同意後，成功招撫了當時打得最凶的義軍之一神一魁（其兄神一元此時已戰死）。這次行動，不僅化解了慶陽之圍，而且還一度扭轉了陝西等地的不利局勢，招降了一大批義軍首領，並斬殺了王嘉胤。

  也正是因為如此，崇禎帝及一批朝廷官員也曾支持楊鶴的招撫政策。像新任陝西巡撫練國事、職方郎中李繼貞等都曾在崇禎四年（1631）上書朝廷，要求招撫。崇禎帝也於此年的正月，利用在文華殿召對內閣、九卿、科道及入覲兩司官的機會，特意面召山西按察使杜喬林和陝西參政劉嘉遇，詢問山西、陝西的剿撫詳情。杜喬林說：

  山西河曲王嘉胤部氣勢凶熾，官軍打得很不順手，現在前線兵力不足，而且嚴重缺餉，非大量增兵加餉不可。

  杜喬林說的是實話，當時王嘉胤部在河曲打得很兇。崇禎帝轉而又問劉嘉遇。劉嘉遇說得很悲觀。他說：

  兵餉不足，因此難以剿滅。而且賊寇見官兵實力不足，更是散後復聚，降後復叛。

  劉嘉遇的意思，仍是要朝廷增兵加餉，以武力剿滅，言外之意則是不太贊成招撫。崇禎帝聽後，有點不以為然，便說：

  「寇亦我赤子，宜撫之。」

  崇禎帝之意，就是說這些叛賊也是我大明朝的赤子臣民，應該招撫，不要趕盡殺絕。既然皇帝也這麼說，劉嘉遇趕緊改口附和道：

  現在用的正是招撫之策！

  崇禎帝接著便派御史吳甡帶帑銀十萬兩前往陝西賑濟。而且在楊鶴上書請求招撫神一魁時，他也明確答覆道：

  「剿逆撫順，諭旨屢頒。」

  「楊鶴相機招安，允協朕意。」

  不幸的是，崇禎帝後來在嚴辦楊鶴招撫失職之罪時，似乎忘記了他自己曾說過這些話。

  就在楊鶴慶幸自己成功招撫神一魁、斬殺王嘉胤之時，形勢發生了逆轉。崇禎四年（1631）七月，神一魁在其部眾的挾持下，降而復叛，重操舊業。王嘉胤的舊部也沒有因王嘉胤的戰死而潰散，而是在新首領王自用（紫金梁）的領導下，在山西重振旗鼓。至此，山西「三十六營」群哄而起，如闖王高迎祥、老回回（馬守應）、曹操（羅汝才）、八大王張獻忠、過天星（惠登相）、掃地王、整齊王、闖將李自成、蠍子塊（拓養坤）、邢紅狼、闖塌天（劉國能）、射塌天（李萬慶）、閻正虎、一字王、亂世王、混世王等首領，擁兵二十萬，與楊鶴作對。一度好轉的晉陝形勢此時又是急轉直下，一塌糊塗。

  楊鶴頂不住了。

  他給朝廷上了一份名為《微臣萬苦堪憐事》的奏疏，哀嘆自己已是「焦頭爛額」，「賊平無日」。

  對楊鶴招撫政策早已不滿的朝廷官員，揣摩到崇禎帝此時的心理變化，紛紛上書指責楊鶴。有位叫謝三賓的御史，最為刻薄。他上疏朝廷，提出了幾個令楊鶴非常難堪的問題。其中之一就是：

  既然楊鶴說慶陽撫局（指招撫神一魁部）已成，降賊遣散俱盡，為何李老柴、獨行狼攻陷中部？難道他們是從天而降的嗎？

  謝御史的這番話打動了崇禎帝。他立即命當時在陝西的巡撫御史吳甡匯報前線情形。這位不久前還帶著崇禎帝所給的十萬白銀前往山西賑濟，以協助楊鶴招撫的吳甡，此時卻一口咬定楊鶴主撫誤國，並說：

  為今之計，只有調兵措餉，南北會剿，殲滅賊首，招撫餘眾，秦地才有可救的餘地。

  崇禎帝接到吳甡的奏疏後，便立即下令逮捕楊鶴，翻臉不認舊帳。他說：

  「楊鶴總制全陝，何等事權，乃聽流寇披猖，不行撲滅，塗炭生靈，大負委任，著革了職，錦衣衛著的當官旗，扭解來京究問。員缺推堪任的來用。練國事姑著降三級，戴罪剿賊自贖。如仍玩縱，定行重治不宥。」

  可憐的楊鶴，此時竟然還口口聲聲說，他是奉詔招撫，而且也是剿撫並用，有功無罪。他沒想到此時提這些舊帳，實在是揭了崇禎帝的短，讓當時自我感覺良好的崇禎帝下不了台。第二年，崇禎帝竟下令將楊鶴謫戍袁州。要不是崇禎帝當時要用他的兒子楊嗣昌，楊鶴可能連命都保不住！即使後來楊嗣昌成了朝廷的主要大將之一，並言辭卑恭地懇求崇禎帝寬恕他的父親時，崇禎帝卻仍耿耿於懷，不願給楊嗣昌這個人情，可見崇禎帝對楊鶴的成見有多深。

  有意思的是，這位楊鶴，在魏忠賢掌權時，就因為禍從口出而被削職，此次復出後又因觸到了崇禎帝的痛處，被加重了處罰。足見這位湖南籍的書呆子確是本性難改，在官場上混了多少年後仍不明白這樣的簡單道理，即無論是魏忠賢，還是崇禎帝，都不願意聽不順耳的話。

  其實，楊鶴真是有點冤枉。從楊鶴的下場及招撫的失敗，不難看出當時朝廷存在的種種問題。招撫的失敗，並不能完全怪罪楊鶴一人。

  招撫的失敗，首先是因為楊鶴沒有足夠的經濟實力。

  招撫叛民，說穿了就是要有足夠的錢。陝西的叛亂，開始時主要是經濟原因，老百姓是因為天災人禍，無以為生，才鋌而走險的。朝廷現在要他們放下武器，重做良民，就須解決他們的吃飯問題。

  但崇禎帝及其朝廷根本無法提供足夠的資金。崇禎二年（1629），崇禎帝開恩，令陝西巡撫劉廣生留雜項遼餉銀一萬四千兩，就地賑濟。區區萬餘兩銀子，自然不足開銷，因此劉廣生要求增加款項，而崇禎帝卻不肯再拿出錢來了。到了崇禎四年（1631），崇禎帝破天荒拿出了他自己的內庫銀十萬兩，令吳甡赴陝西延長賑濟。當時延長縣城正被亂民圍困著，不過當同知趙鶴宣布朝廷放賑的消息後，城圍立解，亂民們都拿著賑金回家去了。當時米脂縣參加造反的人數占全縣總人口的百分之七十，但聽到朝廷賑濟的消息後，也紛紛返鄉，等著朝廷來賑濟。這樣的情形，在鄰縣也曾出現過。

  難堪的是，朝廷不願意也拿不出更多的錢來救濟。吳甡的十萬兩白銀，遠遠不夠。當時陝西的米價是七錢白銀一斗，如每人分得一兩，則最多可支撐五十天。即使十萬兩白銀全都到了百姓手中，至多也只能支撐十萬百姓五十天的生活。而當時陝西的情形，已慘到了十室九空人相食的地步，十萬白銀只能是杯水車薪。吳甡在延綏十九縣間散掉十萬白銀後，發覺就像在一池水中放了一撮鹽，起不到多大作用。

  即使是那些已經投降的亂民，朝廷也無足夠的資金來安置他們，保證他們不再次叛亂。被招撫的人員，隨撫隨叛，越撫越多。楊鶴多次請求朝廷增加賑濟的力度，安頓好這些災民亂民，而朝廷卻無力做到。就連近在咫尺的秦中地區，甚至也不願安頓流民，恐引狼人室，更勿論其他地方了。當時真正憂國憂民者，為數不多，沒有多少人有長遠目光，能通盤考慮陝北的問題。多數人認為，陝北的動亂，只是陝北的事，跟自己關係不大。沒想到，陝北的亂民，後來演變成強大的農民武裝，殺出秦界，殃及了大半個帝國。

  如果在陝北剛開始動亂時，帝國上下能齊心協力、全力以赴的話，事情決不至於弄到後來的那種地步，付出的代價或犧牲的利益也決不會這麼大。遺憾的是，當初能這樣想的人又有幾個呢？

  楊鶴撫秦的失敗，另一個原因是沒有足夠的兵力。要保證招撫政策的順利實行，必須有足夠的軍事力量作保證，一來起彈壓威懾作用，二來也能在招撫無效時用武力解決那些鐵了心造反的骨幹分子。可是，楊鶴作為三邊總督，手上卻沒有足夠的軍隊。

  儘管楊鶴力主招撫，但也深知軍隊的重要。面對風起雲湧的遍地義軍，手中無像樣軍隊的楊鶴深感不便。崇禎三年（1630），當王左掛、苗美率部攻打韓城時，楊鶴竟無將可點，無兵可調，只得命當時任參政的洪承疇率領臨時湊起來的部隊匆匆上陣，勉強解圍。在此以後，楊鶴幾次上書崇禎帝，要求把當時調赴京師守衛的延綏、寧夏、甘肅、固原、臨洮諸鎮邊兵重新調回，還鎮西北。當時崇禎帝正被後金的入侵搞得焦頭爛額，哪裡肯把西北的部隊放回去。楊鶴無奈之下，只得再請崇禎帝起用前總兵杜文煥，督延綏、固原的三千官兵。這次崇禎帝倒同意了，但仍沒有改變陝西糧餉不足、兵力過弱的局面。

  撫則缺銀少糧，剿則無兵無餉，楊鶴兩手空空，能幹些什麼呢？

  楊鶴撫秦的失敗，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官僚體系內部的不一致甚至是不團結。在朝廷中，本就存在主剿和主撫兩派，難以統一。甚至連崇禎帝本人，也是搖擺不定。在晉陝前線，同樣也存在主剿主撫兩派，具體操作不能一致，嚴重影響了整體局勢。

  如與陝西相鄰的山西當局，在對待農民軍的手段上，就與主持陝西的楊鶴有很大不同，更多的是採取討伐政策。

  山西與陝西有一千多里的相鄰地帶，中間僅有一線黃河相隔。兩省的許多情況都很相似。陝西的動亂，很快也影響到了山西。山西北部的大同，屬「九邊」之一，駐紮著部隊。因長期缺餉，這些部隊就成了不安分的飢兵。崇禎二年（1629），山西巡撫耿如杞率山西兵馬趕赴京師勤王，因糧餉不足，駐地頻換，部隊發生譁變，紛紛逃回山西。這批潰卒後來成為山西動亂的主要成分之一。

  但真正把山西攪亂的還是從陝西來的農民軍。崇禎三年（1630）春天，陝西的農民軍由於種種原因，開始渡過黃河，進入山西。此年的三、四月間，老回回馬守應、八金剛、王子順、上天猴等部渡過黃河，分兵兩路進入山西西北部。十月，攻占了山西省西北部的重鎮河曲，控制了黃河渡口。除此以外，陝西農民暴動的另外幾支主力如王嘉胤、羅汝才、張獻忠、李自成等，亦先後率部進入山西。他們與山西的義軍會合一處，聲勢浩大。當時就有人說：

  「開始時為寇山西的，多為陝西人。現在作亂山西的，則一半是山西人了。亂起之初的二、三月間，響應的山西人不過十之一，六、七月間，從賊之人十之二三，至今冬，從賊而起者十之五六矣。」

  對於山西之亂，地方當局主張以武力壓服。當陝西之眾殺入山西時，山西巡撫仙克謹立即移鎮汾州，指揮阻擊。剛從陝西寬鬆撫局中逸出來的王子順等，對強硬的仙克謹恨之入骨，並用重賄買通山西人氏，刺殺仙克謹，仙克謹身受重傷。此後接任的巡撫，也都力主剿殺，並與陝西主戰派合作除掉了王嘉胤。

  不僅山西的做法與楊鶴在陝西的撫局不一致，即使是楊鶴的手下，也有不執行楊鶴政策而暗中主殺的。如楊鶴起用的前寧夏總兵杜文煥，曾在寧夏以兇悍好鬥而聞名，心狠手辣，因此他在剿撫問題上，與楊鶴就有很大分歧。他接手後，力主武力解決。他曾以提督身份率兵猛攻河曲的王嘉胤，試圖一舉殲滅。沒想到另一支農民軍神一元攻陷寧塞，殺掉了杜文煥一家多口，以報復杜文煥。杜文煥這才解河曲之圍，率兵匆匆趕往寧塞。

  楊鶴的另一位手下大將洪承疇，在剿撫問題上與楊鶴也不一致。這位原為參政的洪承疇，幾次殺降，毒辣之至。崇禎四年（1631）四月，巡撫洪承疇令守備賀人龍等設酒宴犒勞降卒，等降卒入室時伏兵四起，殺掉了三百餘人。這種舉措，洪承疇後來還重複了幾次。

  當然，當時殺降的並不是洪承疇一人，還有不少其他的將領也做過這種醜惡之事。如崇禎三年（1630），巡按御史李應期在綏德殺掉了已經投降的義軍領袖苗美、左掛子（即王左掛）。崇禎四年（1631），還是這位李應期，又在榆林殺害了已經接受招撫的義軍首領王子順等。

  作為朝廷的命官武將，竟干出殺俘這樣背信棄義的缺德事，使朝廷的信譽一落千丈。吃了苦頭的農民軍，生怕再上朝廷的當，不再肯接受招撫了。對於這種做法，不少人曾提出過不同看法。如費密就說過：

  「諸路叛賊雖是奸人思亂，但開始時也是為饑荒所迫，勢急思逞。其中希望朝廷招撫返鄉的也占十之八九。後陝西總督某（指洪承疇）招撫數千人，某日遣降卒樵採，去其弓矢，發兵數千人圍殺。降卒見狀，紛紛拔木舉石，奮起反抗，突圍而出。從此以後，民軍絕了投降之心。」

  費密之言，很有道理，只是把殺降的責任歸在洪承疇一人身上了。

  順便講一句，最終導致楊鶴下台的神一魁的降而復叛，也是因為殺降。神一魁投降後，楊鶴等令神一魁於耀州誘殺另一支義軍首領、當時已降的茹成名，從而引起了神一魁部下的猜疑，最終挾持神一魁重新反叛。

  由於上述各種各樣的因素，楊鶴的主撫政策最終失敗。他自己也落得個悲慘下場。朝廷上下幾乎沒有人為他辯解開脫。倒是他的老部下洪承疇，還不忘舊情，替他上了一疏，說當時主撫，也是「時勢不得不然」，要皇帝抬手放他一馬。不過崇禎帝此時根本聽不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