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爭：崇禎最忌憚的事

  不幸的是，崇禎帝根本聽不進此類勸告。在他看來，局面之所以惡化至如此地步，吏治是首要原因。要整頓吏治，大概也只有通過重典，別的辦法沒有什麼用。因此，當這年年底有一位叫吳甡的山東御史提出利用崇禎二年（1629）的京察，進一步對閹党進行清算時，崇禎帝立即採納了他的主意。

  山東御史吳甡上疏說：

  「京察就近在眼前了，因此十分擔心魏氏余奸利用京察，矇混過關。這些余奸的所作所為，已超出了考功之法的範圍，也不是考功之法所能定奪的。因此有必要先令部院科道，把魏氏黨羽的罪名，清理一遍，先行懲處之後，再開始正常的京察。」

  吳御史的意思，就是先要把魏氏集團的成員或與之有關的官員的舊帳先清一清，該處理的先行處理，不要與正常的京察混在一起。這樣一來，許多官員勢必要被京察前的清算所打擊，連京察的機會也沒有，其打擊面是相當大的，朝廷的動盪也在所難免。

  崇禎帝採納了他的意見，認為此舉不失是改變朝廷政治的一條出路。在崇禎帝看來，帝國的局面，經過他一年多的苦心經營，理應有中興的跡象，至少也應有所改觀，但實際上並非如此，仍多有掣肘，積重難返。原因到底是什麼呢？他仍認為是吏治。因此，他便想借京察之機徹底整肅一番，且選定魏、崔集團的成員或有關聯的那些人為目標，當時他也只能選此為目標。

  崇禎二年（1629）正月二十四日，主意已定的崇禎帝召閣臣韓鑛、李標、錢龍錫及吏部尚書王永光到文華殿。崇禎帝給他們交待了任務。他明確表示要追究天啟時那些附逆人員的罪行。為了確定證據，他發下當時那些有關給魏忠賢建祠稱頌的奏疏，要求上述四人與左都御史曹於汴在內閣秘密評閱，確定名單，分定罪行，並再三叮囑，不許讓中書舍人之類的人員參預。至於具體的範圍和依據，崇禎帝說：

  「如事本為公而勢非得已，或素有才力而隨人點綴，須當原其初心，或可責其後效。惟是首開諂附，傾陷擁戴，及頻頻頌美，津津不置，並雖未祠頌而陰行贊導者，據法依律，無枉無徇。」

  崇禎帝的話說得很漂亮，意思是只懲處那些骨幹成員，而對那些附和之人，則不予追究。但具體執行起來，不可能如此，而且崇禎的真實想法，也不像說得那樣好聽。

  首輔韓鑛、內閣大學士錢龍錫等都不太同意皇帝這種大興刑獄的做法，因此在開始時僅列了四五十位眾所周知的名單，上交皇帝。

  

  當時不少人，甚至包括皇帝本人在內，都認為韓鑛、錢龍錫這樣做，是怕結怨太多。這當然是一個原因。但更重要的，恐怕還是這兩位熟諳朝政的大臣，不想因此再次造成文官集團的動盪。試想：魏氏擅權時，真正能不與魏忠賢發生關係的大概只有兩種人，一種就是東林黨中的那批人物，另外一種或許就是魏忠賢等人用不著、看不上的人物。真正能像東林君子那樣不顧身家性命而去抗爭的人畢竟是少數！大部分人還是去迎合、應付，這也是文官集團的一種傳統、性格。除那些心懷不軌、藉機往上爬的人外，大部分迎合魏忠賢的文官，也不見得有多大罪惡。讀書人總想功成名就，希望在仕途中混出點名堂來，真正能看破名利的又有幾個！更何況魏忠賢當時臉上並沒有刻上大奸大惡之類的字樣，反而是當時的「聖人」，皇帝的寵臣，他所做的事情，也都是以皇帝的名義去做的。若真論起來，最大的附逆者應該是天啟皇帝！

  崇禎帝早已忘了當初進宮接受皇兄遺命時，口口聲聲稱譽魏忠賢勞苦功高的情景；也忘了他剛即位時對魏忠賢的態度。當然，也有人說崇禎帝是迫於形勢，故作姿態，為的是日後翦除魏逆，這足以見其英明之至。那麼試問：崇禎位尊天子，尚且迫於形勢，故作姿態，而地位低得多的群臣是否也可以如此呢？崇禎帝這樣做是英明之至，而群臣們這樣做就是附逆，這就是無情的宮廷政治邏輯！

  這樣說並不是不分是非，一概而論。事實上，天啟朝時確實有一幫無恥之徒，通過種種不齒手段，希圖僥倖。這些人應該受到懲處，付出代價。但崇禎帝打擊的範圍，遠不止這些人。因此，當他看到韓鑛等上交的名單時，大為不滿，下令再議。

  韓鑛等人只得再議。在增加了數十人後，又把名單交給了皇帝。

  這次崇禎帝被激怒了。他明令韓鑛等人，以「贊導」、「擁戴」、「頌美」、「諂附」為目，分類擴大範圍，增加人數。他氣呼呼地說：

  「魏忠賢小小一位宮內宦豎，如沒有外廷助虐，何能到這種地步？另外，那些追隨他的內廷黨羽，也要列入。」

  崇禎帝說這話時，大概沒有想到他在幾年後竟又重用宦官，最信任宦官。韓鑛不服，不軟不硬地頂了一句：

  「外廷不知內事！」

  崇禎帝立即斥責道：

  「豈皆不知？特畏任怨耳。」

  意思是你韓鑛對內廷之事，豈能事事不知？只不過是怕招惹是非怨恨罷了。

  到了二月初九日，崇禎帝又把韓鑛等人召入便殿。韓鑛等見桌上放著一個黃袱包，內裝許多奏疏。原來，崇禎帝竟不辭辛苦，把那些紅本奏疏親自翻出，要韓鑛等依此紅本一一取錄入案。韓鑛見狀，大吃一驚，知道皇上是想藉此大興株連，便立即推託說：

  「臣等職在調旨，三尺法非所習。」

  意思是我不熟悉刑名，勝任不了這項工作。崇禎帝便又把吏部尚書王永光召進來詢問，王永光據實回答說：

  「吏部只習考功法，不習刑名。」

  王永光講的是實話，他雖是吏部尚書，但只習考功法，同樣不習刑名，意思是他本人也與韓鑛一樣，不能勝任。王永光的態度之所以也不積極，是因為他自己正被言官彈劾，說他是「陰附閹黨」。在這種情況下，他能積極嗎？崇禎帝所定下的標準中的那條「雖未祠頌而陰行贊導者」，真是可以無限發揮：即使你未參加祠頌，也可以把你歸入「陰行贊導」之列，因為「陰行贊導」的範圍實在太大了。除了那些公開跳出來反對魏氏的英雄外，其他人大概都屬於廣義上的「陰行贊導」的範圍！王永光就是吃了這個虧！

  既然韓鑛、王永光都這樣異口同聲，崇禎帝也不好再深究下去了。於是他又詔令刑部尚書喬允升、左都御史曹於汴兩位懂刑名的大員加入，負責定罪。

  韓鑛等人此時只好遵旨從事，逐一審看奏疏原本、紅本，並根據吏部、都察院兩位長官開進的官員名單及具體事跡，互相參照對比，再按照皇帝欽定的名目分類抄錄，列出名單，酌情擬議，最後由刑部尚書依據律例，各附本款。

  到二月二十六日，皇帝再次召見內閣、部院大臣，把原本、紅本中未列入的六十五人名單發下，令入案中。皇帝還欽定逆案中各類人等的量刑標準，依次是：謀大逆，判處凌遲；首犯、首逆、同謀、黨孽，判處斬首；逆孽，判處充軍；頌美，判處罷職為民等等。崇禎帝做事十分仔細，他竟發現漏了來宗道、張瑞圖和賈繼春。他便責問道：

  「張瑞圖、來宗道為何不在逆案？」

  韓鑛立即回答：

  「張瑞圖、來宗道沒有實狀。」

  意思是這兩位沒有什麼具體證據。但崇禎帝立即反駁道：

  「張瑞圖擅長書法，為魏忠賢所愛；來宗道為崔呈秀的父親請恤典時，奏疏中有『在天之靈』之語，難道不是證據嗎？」

  崇禎帝又問道：

  「賈繼春為何沒入逆案？」

  賈繼春就是那位在楊漣等人力主移宮後提出要善待李選侍的御史。韓鑛回答說：

  「賈繼春當時請善待李選侍，不失厚道。後雖有所改口，令人稍覺反覆，但持論也有可取之處。」

  崇禎帝隨即說了一句：

  「惟反覆，故為真小人！」

  在崇禎帝的親自過問下，這三位漏網之魚也被補進逆案。

  就在這個月，崇禎帝的長子慈烺出生。這當然是件大喜事，崇禎帝依例大赦天下。但逆案中的人物似乎沒有沾到一絲喜氣。定案工作仍在有條不紊地進行。

  三月十五日，韓鑛等呈上了逆案名單及其事跡、按律擬定的罪名。隨後南京確定的逆案材料也報到北京。三月十九日，朝廷正式公布《欽定逆案》。崇禎帝告諭廷臣道：

  「豎逆魏忠賢，狷狡下材，備員給使，傾回巧智，黨籍保阿，初不過窺顰笑以市陰陽，席寵靈而饕富貴。」

  像這樣一位原本只是為「市陰陽」、「饕富貴」的「下材」、「給使」之類的宮內宦官，何以有後來那種權傾朝野的局面？用崇禎帝的話，就是「使庶位莫假其羽翼，何蠢爾得肆其毒」。

  崇禎帝把原因歸結到外廷官員的身上。他說：

  「乃一時外廷朋奸有徒，實繁有徒。或締好宗盟；或呈身入幕；或陰謀指授，肆羅織以屠善良；或密策合圖，扼利權而管兵柄。甚至廣興祠頌，明效首功，倡和已極於三封，稱謂浸擬於亡等。誰成逆節，致長燎原？」

  因此便有《欽定逆案》，以示懲處！崇禎帝的話說得一點不錯，如果沒有外廷這麼多人追隨魏忠賢，助紂為虐，魏忠賢是不可能權傾朝野的。但他不知想過沒有，當時天下的官員又為什麼要去追隨魏忠賢呢？魏忠賢又是如何能一步步登天的呢？這樣一位一手遮天、無所不能的大奸臣，怎麼在新皇帝上台後僅憑一紙詔書就可讓他命歸黃泉呢？魏氏擅權的根本原因，就是朝廷體制方面存在著漏洞，這位大奸臣的最大後台，就是皇權本身！

  《欽定逆案》對朝廷官員進行了一場大甄別、大清洗。除魏、客兩位依「謀反大逆律」磔死之外，又分六等：

  「首逆同謀」六人：崔呈秀、魏良卿、侯國興，加上太監李永貞、李朝欽、劉若愚，依謀大逆減等論斬。

  「結交近侍」十九人：劉志選、梁夢環、倪文煥、田吉、劉詔、孫如洌、曹欽程、許志吉、薛貞、吳淳夫、李夔龍、田爾耕、許顯純等等。其中只有一位級別很低卻能躋身此列的，就是那位提議要把魏忠賢與孔子並祀的監生陸萬齡。依照諸衙門官吏與內官互相交結、泄露事情、夤緣作弊而扶同奏啟者俱為諂附之例律，這些人被判以斬首，秋後處決。

  「結交近侍次等」十一人：魏廣微、徐大化、周應秋、霍維華、張訥、閻鳴泰、李魯生、楊維垣、潘汝楨、郭欽、李之才（孝陵太監）。依照交接近侍官員引名之例律，減等充軍。

  「逆孽軍犯」三十五人：其中魏家占了八人。這些人都是武官和擔任武官職務的太監。全部充軍。

  「諂附擁戴軍犯」十五人：全是內監，判處充軍。

  「結交近侍又次等」一百二十九人：像馮銓、顧秉謙、張瑞圖、來宗道等等。此等人數最多，都依交接近侍官員引名之例律，減二等，坐徒三年，納贖為民。

  「結交近侍減等」（又稱「末等」）四十四人：像黃立極、施鳳來、楊景辰等。對這些人處罰最輕，僅依照考察不謹例，冠帶閒住。人們往往不把此等與前述六等相提並論。

  另有魏忠賢親屬及內官黨附者五十餘人。

  對《欽定逆案》到底如何看，歷來說法不一。但大部分人都認為這是崇禎帝「除惡務盡」的殺手之著，英明之至。在具體操作上，則有不少分歧。有人說太過了，有人卻說還有漏網之魚。有人說某某不應入案，處罰也太重，有人卻說不僅該入，而且等級還應提高，處罰更應加重。如此種種，不一而足。

  其實，《欽定逆案》該不該這樣去辦，以及該不該在這種時候辦，本身就成問題。對魏忠賢及其集團的清算無疑是肯定的，換了別人做皇帝也是如此。問題在於，這樣大範圍的清算是否適宜，朝廷能否承受得起文官集團這樣的動盪和分裂。如果崇禎帝換一種做法，在把逆案迅速定下來的同時，不要過分興刑獄，縮小打擊面，以換取朝廷政治的安定團結，集中精力，上下一致，處理大事急事，結局可能會好一些。

  現在再來看看這份《欽定逆案》的名單，也確實讓人感到有點不倫不類。這麼龐大並且長期把持朝政的叛逆集團，其領導人一位竟是大字不識幾個、出身底層市井之徒的太監魏忠賢，另一位則是因為奶水充足而湊巧選人宮中做奶娘的農村婦女。一位不男不女的太監、一位鄉村老婦，竟能領導這麼多的大學士、部院大臣之類社會上層分子，這本身就值得深思。如果把天啟帝作為這個集團的主犯，反而會更合適一點。事實上客、魏靠的就是他和他的皇權。那麼，天啟帝造誰的反、謀誰的逆？難道造他自己的反、謀自己的逆？當然不是！邏輯上也說不通。因此，說到底，還是朝廷的體制方面存在根本問題！

  崇禎帝當然不會十分明白這個問題，也不可能從根本上改變這種體制。但有一點他當時就能做到，那就是依靠自己的努力，避免體制方面的不足和後果，最大限度地調整理順關係，發揮出體制的最大能量，去應對危局。

  不過，崇禎帝的做法，似乎並不是如此。這或許有客觀條件方面的因素，但也有他本人的主觀原因。也正因為如此，弄到後來，連崇禎帝自己都不敢相信、更不能理解這樣的局面：即位以來，朕那樣辛苦勤政，而局面卻無一點起色，反而越弄越糟。

  崇禎帝即位之初，對宦官擅權最為痛恨，嚴懲不貸。沒想到不久以後，他又走上了依憑宦官的舊路，其程度雖比不上其皇兄，但在整個明朝中也是數得上一流的。

  崇禎帝即位之後，嚴禁大臣結黨，並屢屢痛懲，沒想到卻是越禁反而黨爭越烈，而且他本人似乎也在其中起了很大作用。

  崇禎帝即位伊始，便口口聲聲說要重用人才、選拔人才，為什麼弄到後來卻是朝署之中烏合之眾甚多？除了開國皇帝太祖之外，本朝還沒有哪位皇帝如此重懲過文武百官。真是貶殺愈多，吏治越壞，局面愈糟。

  這種理想與現實的衝突、矛盾，始終貫穿於崇禎帝執政的十七年中。除了客觀因素的作用外，崇禎帝自己應該負多大的責任呢？

  在欽定逆案之後，朝廷經過了一段大清洗的動盪時期，最終總算初步穩定下來。

  當時韓鑛任首輔，李標、錢龍錫等任大學士，所以便有「東林內閣」之稱。東林內閣執政時期，朝廷諸事尚能勉強維持。儘管崇禎帝是急於事功，舉措常有失誤，但因有老成持重的韓鑛及其群輔們的輔佐，在一些大事的處理上，還算妥當，朝廷仍能相對平穩。

  不過，隨著外敵內亂的不斷加劇，崇禎帝的毛病竟又重犯，而且犯得極不是時候。在滿洲軍隊於崇禎二年（1629）十一月突破長城防線，威脅京畿的關鍵時刻，這位自命不凡的崇禎帝，竟然沒有識破滿人從《三國演義》中學來的反間計，逮捕了遼東前線的總指揮袁崇煥，並按照他自己的邏輯，判處袁崇煥極刑，導演了一幕千古奇冤。

  袁崇煥之事一發，朝廷政局陡然逆轉。周延儒於此年十二月以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的身份參預機務，進入最高決策層。大學士錢龍錫卻於此月被罷免。崇禎三年（1630）正月，首輔韓鑛被罷免。三月，另一位大學士李標緻仕。六月，溫體仁入閣。不久，周延儒被任命為首輔，原先接替韓鑛出任首輔的成基命被罷免。至此，東林內閣徹底解體。

  袁崇煥之事，影響如此之大。那麼事情的經過又是怎樣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