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閣大換血

  首輔李國在此年五月致仕。他是魏忠賢的同鄉，能入閣多少沾了點魏忠賢的光，別人一般也是這樣想的。但李國做事，尚有分寸，每持正論。他繼黃立極出任首輔五個月，日子極為難過。朝廷對魏忠賢集團的清算愈演愈烈，而他卻是天啟舊臣，靠魏忠賢提攜才人了閣，因此有些話也說不出口。到五月初，他見事已不可為，便上疏乞歸，返鄉不久後就去世。臨去職前，他推薦了韓鑛、孫承宗這兩位帶有東林色彩的大臣代替他。

  李國去職後，來宗道出任內閣首輔。這位來宗道與魏忠賢的關係也說不清楚。他做事詭秘，為人圓滑。在魏忠賢時代，他與另一位內閣大學士楊景辰出任過《三朝要典》的副總裁，而到崇禎帝要毀該書時，他也舉雙手贊成。他對東林一案的平反，態度不是很積極。他曾笑著對倪元璐說：

  「你這人也真是多事！按照成例，像你這樣的翰林編修，只是香茗一杯而已。」

  意思是怪倪元璐為東林出頭，是過於多事。因此當時朝野給了來宗道一個「雅號」，稱他是「清客宰相」。當時朝廷的氣氛，自然容他不得。東林派的官員，紛紛上疏彈劾。來宗道便與楊景辰一起，在六月被罷免。

  也就是在這個月，魏忠賢原先的兩位干將魏秉謙、馮銓被削籍。這兩位干將在魏忠賢擅權時，便因內部矛盾，卸職不干，至此也被處罰。另一位干將許顯純也在此時被斬首。據說在會審許顯純時，後來成為大思想家的黃宗羲，乘隙上去用鐵錐狠狠地刺了一錐，算是為自己慘死在許顯純手裡的父親黃尊素報了一錐之仇。

  來宗道下台後，劉鴻訓實際上就是內閣的當權派。這位劉鴻訓做事剛正果斷。他利用當時朝廷的局勢，毅然罷斥楊維垣、李恆茂、楊所修、孫之獬、阮大鋮等人，據說是人心大快，但也引起了對手的仇恨。到了十月份，劉鴻訓竟被趕下了台，落得個充軍戍邊的慘局。

  劉鴻訓在開始時深得崇禎帝的欣賞，也多次給崇禎帝出謀劃策，所以他的對手一時也奈何他不得。但到了十月份，他最終還是被對手抓住了把柄。

  劉鴻訓栽在一件可大可小的事情上，說起來也是夠冤的。

  當時惠安伯張慶臻被命總督京營，但在皇帝給他的詔書中竟有「兼轄捕營」這樣的內容。按朝廷成例，總督京營者不得兼轄巡捕軍，免得兵權過於集中。因此上述的任命是嚴重違制行為，有一位名叫鄭其心的提督立即向皇帝提出非議，認為這是不洽適的。

  

  崇禎帝很生氣，立即要追究責任。當然他不會追究自己的責任。雖然詔書是以他的名義下的，但事實上卻由內閣預先起草好的。皇帝總攬天下大事，日理萬機，像京營總督不能兼轄巡捕軍這樣的瑣事，他很有可能就不太清楚，這也情有可原。但對內閣及兵部而言，這樣的事就是大錯誤了。官已做到大學士這份兒上，就應該知道這些具體規定，絕不應該出錯。現在出了這樣的錯誤，說輕一點是疏忽，說重一點則是難以開口的大問題了，因為這涉及到京師的兵權。

  處理的結果是一位叫田嘉壁的中書舍人，被逮捕下獄，罪名是妄改敕語。這多少有點冤枉，這位中書舍人縱有天大的膽子，也不敢妄改這樣的文件，而且中書舍人也只是負責謄寫，即使想改，恐怕也無從改起。這一點明眼人一看即知。

  劉鴻訓的對手們自然也知道這點。他們立即抓住這一把柄，猛攻劉鴻訓。給事中李覺斯上疏說：

  「此事由兵部擬稿，再送內閣輔臣審定，中書舍人繕寫。因此僅處理中書舍人一人，不合情理。內閣和兵部也應追究責任！」

  多疑的崇禎帝仔細一想，此言也有道理，便親自趕到便殿詢問那些內閣大學士，到底是怎麼回事。大學士們個個說不知道。崇禎帝不禁大怒，令廷臣劾奏。這樣一來，朝廷就像炸開了鍋，熱鬧非凡。

  李覺斯立即上書，說劉鴻訓接受了惠安伯張慶臻的賄賂。御史吳玉也上疏說妄改敕書一事，是由劉鴻訓一手操縱的。細心的崇禎帝則去查閱內閣的有關文書，發現在兵部呈進內閣的揭帖原件上，清清楚楚地寫著劉鴻訓的批語：「批西司房。」這說明劉鴻訓是看過這份文件的，並明確批示把這份揭帖下到西司房（即制敕房）去的。崇禎帝立即下令內閣說：

  「事情已十分明白。內閣立即拿出處理的意見來！」

  內閣這下子慌了，全體大學士馬上合奏申辯，但崇禎帝此時已聽不進了。他立即下令，大學士劉鴻訓撤職削籍，謫戍代州，最後死在戍所。兵部尚書王在晉削籍，惠安伯張慶臻因是世襲之臣，被停祿三年，以示處罰。

  此案多少有點糊塗帳的味道。劉鴻訓即使有罪，也不至於要被處罰到這種地步。崇禎帝的這種做事風格，也令人不敢恭維。他大概是害怕廷臣結黨營私，所以只要稍有跡象，便立即痛下殺手。這種做法，正好被劉鴻訓、王在晉的對手所利用。

  當時崇禎帝的心境很不好。他本以為像自己這樣英明的君主，即位後用不了多久就可以扭轉乾坤，實現中興。可現實中的許多事情，並不像他想像得那樣簡單。壞消息要比好消息多得多。遼東發生兵變，浙江發生海嘯，陝西的饑民鬧起了事。到九月份。京師又發生了地震。而去年的十月，南京就發生過地震。即位僅一年，南北二京就都震了一次，這莫非是什麼不祥之兆？因此，崇禎帝就更加謹慎從事，尤其對於吏治，更是盯得緊，不想讓朝廷再出現以往那種結黨營私的局面。

  不過，當時朝廷的形勢，加上崇禎帝自己的為政作風，黨爭的局面在所難免。到十一月，朝廷又發生了一件大事。

  當時崇禎帝下令廷推閣臣。廷臣推舉了吏部侍郎成基命、禮部侍郎錢謙益以及鄭以偉、李騰芳、孫慎行、薛三省、盛以宏、羅喻義、王永光等十二人，錢謙益名列第二。錢謙益是常熟人，人稱「東林浪子」，當時很有些聲望，一般都認為他入閣應沒有問題。沒想到未能入圍、心中不滿的吏部尚書溫體仁、侍郎周延儒，猜測到崇禎帝對這一廷推結果有懷疑，便謀劃攻擊這些人中最具東林色彩的錢謙益，阻止他入閣。

  溫體仁突然上疏，揭發錢謙益在天啟二年（1622）主持浙江鄉試時，曾關節受賄，人品不佳，不應入閣。這一疏，真可以說是毀了錢謙益的前程。

  這件事說起來還真有點冤枉了錢謙益。當時他主持的浙江鄉試，確曾發生過舞弊行為，舞弊者已被懲處，主持鄉試的錢謙益雖不知情，但因失察之過，也被奪俸兩年。本來此事已過了七年，世人也已淡忘。而老謀深算的溫體仁此時突然重提此事，就是為了迎合崇禎帝肅清吏治、嚴懲貪官的想法，擊中了要害。

  這一招果然厲害！崇禎帝在第二天就召集閣部科道大員進文華殿，並令當事人溫體仁、錢謙益到場對質。

  錢謙益根本就沒有思想準備。到了皇帝面前，他雖想竭力與溫體仁爭辯，說清問題，但似乎言辭頗益，底氣也不足。而早已精心準備的溫體仁，此時卻口若懸河，言如泉涌。他慷慨激昂地說：

  「我職非言官，本來不應該在此多說。而且這次會推閣臣，我也沒有入選，就更應避嫌，不能說三道四。但是，在這種關係到宗社安定的選官枚卜大典舉行之際，朝廷上下竟無一人站出來，揭發錢謙益結黨納賄的醜行！我實在不忍心皇上孤立於上，被人矇騙，因此不得不說！」

  這一番肺腑之言，說得崇禎帝連連稱是。崇禎帝環視群臣，要他們表態。大部分大臣都說錢謙益無罪，幫他說話，只有周延儒幫著溫體仁。他說：

  「田千秋（指科場案中那位作弊的舉子）關節是真！」

  大學士錢龍錫等人則說：

  「關節實與錢謙益無干！」

  崇禎帝立即插話道：

  「關節既真，他為主考，如何說不是他？」

  有一位叫章允儒的吏科給事中爭辯最力。他指責溫體仁說：

  「溫體仁你是熱衷大學士的位置，才會揭發錢謙益的。如果錢謙益應當懲處，你早就應該揭發，怎麼要等到今天！」

  溫體仁馬上反駁道：

  「在此以前，錢謙益只不過是個閒曹輕職，問題不大，所以就沒有揭發，而現在揭發他，正是因為他要入閣，關係重大，目的是要朝廷謹慎用人。如果真要像章允儒說的那樣，在此以前就打擊他，那才真叫黨同伐異呢！」

  章允儒不服，又影射溫體仁道：

  「黨同伐異之說，是小人陷害君子的藉口，天啟朝之事可鑑！」

  此時崇禎帝已經不耐煩了，大發脾氣，下令把田千秋的那份弊卷拿上來，責問錢謙益作弊是否屬實？作弊當然屬實，白紙黑字俱在。問題在於錢謙益並未直接參與，而僅僅是失察，兩者之間有本質上的區別。但崇禎帝認為，只要你錢謙益承認天啟二年（1622）浙江鄉試確有科場案就行了，至於上述的本質區別，他就不必深究了。面對皇帝這樣的邏輯，錢謙益還有什麼話可講，只好認罪。既然認罪，崇禎帝更覺得他的判斷是正確的。

  崇禎帝至此連喊僥倖，慶幸自己明察秋毫，英明果斷，沒讓錢謙益這樣的人進了內閣。他大發感慨道：

  「要不是溫體仁，朕幾乎就要犯下大錯！」

  他越想越氣，因為對錢謙益這種人，竟還有這麼多人為其如此出力。他叱令把那位叫得最凶的章允儒逮捕下獄，並嚴厲譴責了那班不識大體的群臣。

  周延儒不失時機地向皇帝進言：

  「會推的做法，表面上看起來公正，實際上作主的只有一二人而已。其他的人都不敢亂講話，否則就會招來麻煩。況且田千秋之案已有定論，不必再費口舌。」

  周延儒的話，猶如火上澆油。崇禎帝在當天就決定罷掉錢謙益的官，回籍聽勘，最後的處罰是坐杖論贖。田千秋更是倒霉，原已判充軍，才遇大赦，沒想到又進班房再審，最後丟了性命。為錢謙益辯護的人，除上述的章允儒外，其他如給事中瞿式耜、御史房可壯等人，都坐了與錢氏結黨之罪，被分別處罰。

  溫體仁、周延儒兩人略施小計，就讓崇禎帝上了當，從而把當時正得意的東林黨人打得大敗。

  崇禎帝的本性，此時已開始暴露出來。儘管他登基以來，為政勤奮、辛苦，很有責任心，但他的許多致命弱點也越來越明顯：他性格多疑、武斷，甚至剛愎自用，聽不得不同意見，缺乏良好的政治判斷力，也不熟諳帝王的駕馭之術，除了罷官殺人之外，也沒有什麼有效手段控制局面。此時的他還只是聽信溫體仁罷免了錢謙益，上了一次小當。一年多後，他竟上了滿洲人的大當，把自己最得力的遼東主將親手殺掉。

  既然這次廷推沒有結果，崇禎帝便任命剛剛還朝的韓鑛出任了內閣首輔。

  韓鑛屬於東林派的官員，但處事溫和老成。在天啟年間，他曾出任過首輔，後因與魏忠賢集團不和，便辭職引退。崇禎元年（1628）五月，崇禎決定重新起用韓鑛。此時韓鑛才到京復職，便被任命為首輔。

  韓鑛到京時，正逢大學士劉鴻訓被重譴，韓鑛立即上疏申救，但崇禎帝沒有給他面子。當時有御史，如毛九華、任贊化因不滿溫體仁攻訐錢謙益的做法，上疏攻擊溫體仁。崇禎便再召內閣及九卿諸大員質詢。溫體仁竭力攻擊毛九華、任贊化是錢謙益的私黨，崇禎帝同意這種看法。崇禎帝秉燭召韓鑛至內殿，嚴加訓導說：

  「進言者不憂國而植黨，當重繩以法！」

  韓鑛在退朝後立即上了一疏，勸誡崇禎皇帝。他說：

  「做臣子的不可以植私黨以事君主，但做君主的，也不可以隨便以私黨之類的名目來懷疑大臣。貶黜獎拔，應根據大臣的才品高下、朝事修廢而定。如果朝堂官府，戈矛妄起，畛域橫分，則不是朝廷宗社的福祉！」

  韓鑛的意思，就是要皇帝不要動輒疑神疑鬼，不信任大臣，更不要偏聽偏信，主觀臆斷，隨便貶黜升遷官員，而應該根據正常的考核原則和手段來定奪。否則，不僅不能消除大臣植黨營私的惡習，反而會引起文官的分裂，於朝政不利。

  韓鑛一向以老成持重而聞名。他對朝廷政治體制及其本質的理解和領悟，自然要比年輕的皇帝精深得多。他深知，只有加強文官之間、文官與皇帝之間的相互理解、合作和信任，同舟共濟，方能有希望渡過朝廷面臨的重重難關。如果再這樣吵鬧下去，不僅不會有結果，反而只會於事無補，雪上加霜，使艱難的步履在沼澤中越陷越深。後來的局面，證明韓鑛的看法是十分有見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