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一個倪元璐

2024-10-09 05:48:35 作者: 夏維中

  大明帝國步人崇禎時代,面臨著許多嚴重的困難,真可說是到了百廢待興的關鍵時候。這裡仍先說中央朝廷政治,其他如外敵、內亂等,留在後面再論。

  魏忠賢等人雖在肉體上被徹底消滅,他的骨幹黨羽們也被紛紛削職懲處,但魏忠賢的陰影仍籠罩在朝廷之上。朝廷對魏氏集團的清算,到底要做到什麼地步,仍是亟待解決的大問題。

  原先與魏忠賢有些瓜葛的人,此時仍有不少位居要職。他們此時的目的很明確,就是讓魏忠賢一案到此為止,不要再深挖下去了,表面上說是穩定人心,實際上還是怕牽連自己。為了達到這一目的,他們一方面大造輿論,另一方面也竭力阻止東林黨人的復出。他們深知,只要東林黨人復出,朝廷局面就會立即改觀。因為東林黨人吃魏忠賢的虧太大了,復出後肯定還要繼續深究,而且肯定要牽連到與魏忠賢有瓜葛的朝中大臣。

  那位首先跳出來彈劾崔呈秀的雲南道御史楊維垣,此時就力主魏案到此結束,同時竭力阻止東林黨人復出。用他的話來說,就是東林黨人與魏忠賢、崔呈秀等人也差不多,都是「邪黨」。不能因為魏忠賢主持局面、迫害過東林黨人,就能證明東林黨人不是奸黨。東林黨這個前朝欽定的案子不能翻!

  對魏忠賢之流,此時大概已沒人會笨到去幫他們講話的地步。事情明擺著,誰講誰沾腥,魏逆爪牙之類的帽子正愁沒人去戴!但對東林黨人,情形就不同了。被迫害致死的骨幹分子前後也只有十幾位,而大批被打擊的東林黨人雖都被削職,但人還在,心也未死。雖然此時他們還沒有重大的發言權,但他們的許多同情者自然會為他們出頭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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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崇禎元年(1628),終於有一位叫倪元璐的京官出頭為東林黨人說話了。

  倪元璐,浙江上虞人,天啟二年(1622)壬戌科進士,被授翰林院庶吉士。崇禎即位後,升為編修。這位倪編修看不慣楊維垣的這種做法,便給崇禎帝上了一疏,為東林黨辯護。他說:

  「今世界已清,而方隅未化;邪氛已息,而正氣未伸。」

  這兩句話擲地有聲,畫龍點睛。然後筆鋒一轉,指出東林黨人與魏忠賢、崔呈秀的本質區別:

  現在攻擊崔、魏者,都把他們與東林並稱為邪黨。如果稱東林為邪黨,那麼魏、崔之流又算什麼?魏、崔既是邪黨,那麼抗擊魏、崔的東林豈能算作是邪黨?東林是天下才藪,錯在過於刻薄,但絕不是狂狷邪黨。

  倪元璐接下來的話,對有些人就不那麼中聽了。

  他說,讀書人處世立身,寧可矯激,也不能忘廉恥。如果以「假借」、「矯激」為大錯,那麼就會有人公然背叛名義,忘卻廉恥,所以會有天啟年間那種天下為魏、崔歌功頌德的場面。而大家還自我安慰,說什麼「無可奈何,不得不然耳」。正是這種無可奈何、不得不然之心,造成了天啟年間無所不為的局面。現在朝廷竟能原諒這些隨波逐流之輩,卻不肯替那些剛正不阿的東林黨說句公道話!

  最後,這位倪編修竟敢點出別人不敢說出的關鍵,把話說白了:

  經過天啟大獄,倖存下來的東林黨人實在難得。皇帝多次說要酌情起用這批人,而「當事者」卻不肯為東林黨人翻案,不肯讓他們復出。這種做法是怕東林黨人復出後報復嗎?!如果有這樣的想法,則我認為是過慮了。那些借東林之案而媚崔、魏的人,近來已紛紛落敗,難道還要等到東林黨人復出後來報復!?那些原本不附崔、魏,並為擊敗崔、魏出過力的入,實在是難能可貴。對這些人,即使東林黨想要報復,也報復不到!

  倪元璐的膽子是夠大的!他竟敢第一個跳出來,為東林黨這樣的欽定逆案公然翻案。讓人聽了心驚膽戰。

  崇禎帝當時看了他的奏疏後,就不太高興。

  此時的崇禎帝,正為自己一舉粉碎崔、魏集團的英明果斷而沾沾自喜,天下臣民也是讚頌不已,而這位倪編修竟說什麼現在是「方隅未化」、「正氣未伸」,大有藐視明主之意,這還了得。崇禎帝被潑了一頭冷水,當然很不高興。他給倪編修的奏疏下了一個結論,說是「持論未當」,並批評倪元璐說:

  「朕屢屢下旨,秉公斟酌,起用官員,有什麼『方隅未化』、『正氣未伸』?!」

  崇禎帝這樣的態度,也自有他的道理。皇兄天啟帝臨終前諄諄叮囑,要他重用魏忠賢之流。而自己卻在皇兄屍骨未寒之際,把魏氏之流一網打盡。在他看來,已是不易,再搞下去,範圍不僅越來越大,涉及的人也勢必越來越多。更麻煩的是,魏忠賢所做的事,都是借天啟帝的名義,現在用魏忠賢等人去充當替罪羊,還勉強過得去,但要再深究下去,天啟帝大概也脫不了干係。別人就要說閒話了。況且,在崇禎帝眼裡,東林黨人也算不上什麼好東西。

  正因為如此,崇禎帝此時不太願意再有大舉措。對東林黨人,他不願予以徹底平反,僅是免去仍然欠著的「贓款」,釋放被株連的家屬。對那位很有可能是受東林餘孽指使而出面攻擊首輔黃立極的山陰籍監生胡煥猷,崇禎帝也下令把他除名,以示警戒。在崇禎元年(1628)正月,崇禎帝還下令冊封天啟帝的皇后為懿安皇后,也多少有點安撫未亡人的意思。

  倪元璐的奏疏還令許多人不安。在當時朝廷之中,許多人都與魏忠賢集團多少有點瓜葛。「九千歲」,大家都跟著喊過,「生祠」,大家也都去拜過,不少人甚至還走過魏忠賢等人的路子,這叫做「無可奈何,不得不然」。現在事情過去了,一切往前看,不要再糾纏這些說起來令人難堪的往事了,大家相安無事算了。這是當時許多人的共同想法。而倪元璐竟又重提舊事,這不是挑起事端,破壞朝廷的安定團結、同舟共濟嗎?所以很多人開始感到不安。大學士施鳳來給皇帝擬旨時,第一條就稱倪元璐「持論未當」。楊維垣更是上疏指責倪元璐說:

  「詞臣(指倪氏)持論甚謬,生心害政可虞!」

  這位楊維垣也是犟脾氣,後人對他的評價不高,就是因為他在這方面的表現。魏忠賢時代,是他力主修《三朝要典》,把東林黨人徹底打倒。崇禎上台後,他又首劾崔呈秀,高舉倒魏旗幟。現在他又跳出來,要維持舊局。當時朝中,與魏忠賢有瓜葛的大有人在,而他卻偏偏要跳出來出頭,招來一身是非。他的所作所為,固然考慮到他自身的利益,但也與他的性格有關。大概正因為如此,當後來清軍攻破南京時,這位當時已是被人不屑一顧的魏氏餘孽,竟也自殺為朝廷盡忠!他的表現並不比那些正人君子差,甚至還比其中的一些好。你說他是忠臣還是奸臣?說不清!

  偏偏倪元璐也是犟脾氣。他不服!他竟再次上疏抗爭。在他的第二疏中,倪元璐筆鋒犀利,用詞刻薄,把歷史老帳全給抖了出來,弄得許多人下不了台,真有點罵人揭短、打人上臉的味道。

  倪元璐的第二疏內容過多,不能一一列出。這裡只能擇其要者,錄出一二。

  倪元璐很聰明,他首先聲明上次的奏疏是針對楊維垣而發,言下之意就是說並不是針對皇帝的,他也不敢。然後他開始逐條反駁:

  聖上說「分別門戶,已非治征」、「化異為同」、「天下為公」。而第一個提出孫黨、趙黨、熊黨、鄒黨之說的正是楊維垣。因此,「陛下於方隅無不化,而維垣實未化;陛下於正氣無不伸,而維垣不肯伸。」

  楊維垣指責我盛讚東林,理由是東林曾推選過李三才,也擁護過熊廷弼。殊不知東林中也有力擊魏忠賢的楊漣、首劾崔呈秀的高攀龍之類的人物!魏氏窮凶極惡,楊維垣竟口口聲聲稱「廠臣公」、「廠臣不愛錢」、「廠臣為國為民」,那麼東林人推選李三才,則何罪之有?至於熊廷弼行賄之說,實是魏忠賢用來誣陷清流,迫害楊漣、左光斗的藉口,天下無人不知,而楊維垣猶因循舊說!

  楊維垣指責我盛讚文震孟。文震孟忤璫(指魏忠賢)削奪,「破帽策蹇,傲蟒玉馳驛」,確實令人敬佩。試觀數年來,「破帽策蹇」的氣節之士,與那些孜孜求利之徒,孰榮孰辱,不辯自明。正是那些不願「破帽策蹇」之輩,競相歌功頌德,倡建生祠;也正是那些希望「蟒玉馳驛」之徒,口呼「九千歲」而能恬不知恥。

  楊維垣指責我盛稱鄒元標。如果說他在京城講學之舉有錯則可,如果說他講學是別有用心則不可。當時魏忠賢驅逐諸人,毀廢書院,目的正是鉗制學士、士大夫之口,恣行不義。正是從鄒元標被以「偽學」之名驅趕出京以後,魏忠賢才以真儒自命。國子監內,魏忠賢儼然與孔子平起平坐。如果鄒元標等人仍在,能如此嗎?

  楊維垣駁斥我「假借」、「矯激」。當初魏、崔得道時,個個任真率性,頌德建祠,如果有一人敢「假借」、「矯激」,而能不頌不建,局面或許會有所改觀。

  楊維垣竟然說什麼,真小人到其惡貫滿盈時,自然就可攻而去之。我認為這不是長久之計。如果要等到惡貫滿盈,那壞事已做絕,即使翦除,不也太晚了嗎?即使像崔、魏之流,惡貫滿盈已非一日,如果不遇聖明之主,誰能翦除!

  楊維垣還始終以「無可奈何」為那些替魏忠賢頌德建祠者開脫,我認為這也說不過去!如果只有崔呈秀一人獻媚稱臣於魏忠賢,魏忠賢能成這樣的氣候嗎!?如果魏忠賢以武力挾持諸臣叛逆造反,諸臣亦能以「無可奈何」而靡然從之嗎!?

  楊維垣還說什麼,今日之忠臣,不應當以反不反崔、魏作為標準,我認為就應該以此為標準。只有通過崔、魏之案,才能確定人品。因此東林之人,反對崔、魏而遭迫害者,當然是正人君子。即使是那些攻擊過東林,但因不附崔、魏而遭貶被逐之人,也可算是正人君子!楊維垣不以崔、魏定邪正,是因為他不敢這樣做!

  最後,倪元璐提綱挈領地說,東林得罪魏逆最深,受到的迫害最酷。時至今日,應當體諒他們被殺被壓之苦,而不應當抓住他們的小節不放。魏忠賢之流曾以貶殺東林為首功,而東林黨人今天竟然與魏忠賢之流一樣,同為邪黨惡逆,這算什麼邏輯?倪元璐大聲疾呼:

  「人才不可不惜,我見不可不除,眾郁不可不宣,群議不可不集。」

  倪元璐之疏,撕開了臉面,把該說的都說了出來。崇禎帝當時尚不想依倪元璐的辦法去擴大打擊範圍。如果依倪編修的嚴格標準,那麼在魏忠賢當權時在台上的官員,大部分都脫不了干係,要是個個嚴查,打擊面自然很大,人事變動就相當劇烈。因此,崇禎帝也就遵從那些穩健派官員(大多是與魏氏有些瓜葛的人)的意見,表達了他不想進一步擴大打擊面的想法。他做出批示,說:

  朕總攬人才,公正清明,你們這些大臣,同舟共濟吧,不要再互相攻擊,糾纏於門戶之見了。

  但既然開了口子,想壓下去就不太容易了。繼倪元璐之後,又有一位叫瞿式耜的官員,上了一疏,為東林黨鳴不平。瞿式耜,常熟人,萬曆四十四年(1616)進士,當時官居戶科給事中。他在此疏中,大言他有「六不平」,對往事大發議論,要求把清算運動推動下去。這在當時代表著一種政治呼聲。

  政治運動一經開始,便會層層深入,剎不住車,想擋也擋不住。既然崇禎帝倒掉了魏忠賢集團,那麼許多與魏忠賢有關的人和事,就得重新評價。既然魏忠賢是十惡不赦之徒,那麼反對魏忠賢而遭貶殺的那批人就要平反覆出。只要案子一有鬆動,而有人能為他們講話,或有人復出,自然又要牽動一片,繼續造成人事上的變動。原先遭打擊的人越來越多地復出,原先在台上的人則自然要被貶被罷,而這種人事變動又會推動運動的繼續深入。因此,在魏忠賢剛倒台時,像楊維垣之類還是倒魏的功臣,但隨著運動的深入,楊維垣之流最終成為了運動的對象,淪為魏氏的黨羽或倒魏運動的絆腳石,從而被清除出局。

  不知崇禎帝是否清楚這一點。不過他的態度不久便有了改變。至崇禎元年(1628)三月,崇禎帝下令追恤天啟時遭冤屈陷害而被迫害至死的諸臣,像楊漣、左光斗、魏大中、周順昌等被魏忠賢直接逮捕迫害而死的,都被平反昭雪。而像馮從吾、鄒元標、高攀龍等被魏忠賢貶削的舊臣,也都有贈恤。那位敢說敢講的編修倪元璐出了大名,崇禎帝也沒有過分追究。在當時的氛圍中,這無疑是一個鼓勵。

  當時力主調和並阻止給東林黨人平反的內閣大學士施鳳來、張瑞圖,至此也被罷免。出頭攻擊他們的是御史羅元賓。這位羅御史措詞激烈地說,施、張兩位,身為大學士,卻在魏忠賢擅權之時,貪圖高位,一味遷就迎合,讓魏氏為所欲為:賞公封爵,頌德建祠,誅殺削奪,無惡不作。這實在是誤國徇私!施、張兩位坐不住了,要求辭職,崇禎帝立即同意。這兩位閣臣的去職,更有利於運動的深入。

  到了四月下旬,那位出了大名的倪元璐,再次出頭,上疏要求崇禎帝焚毀那部給東林集團定性的《三朝要典》。這又是一個驚人之舉!

  《三朝要典》的內容包括萬曆後期的梃擊案、泰昌時期的紅丸案及天啟即位之際的移宮案。魏忠賢通過《三朝要典》的編修和刊印,不僅給東林黨人定了性,為其貶殺東林黨人提供了歷史和現實依據,而且還把自己大大美化一番。當時為了奉承魏忠賢,有人竟把魏忠賢抬高到與孔子一樣,同是聖賢,列舉的理由就是魏忠賢殺東林、修《三朝要典》,與孔子誅少正卯、編《春秋》可以相提並論。此說雖荒唐,但也足見《三朝要典》的分量。現在魏忠賢既敗,東林人要徹底翻案,就必須搬掉這塊絆腳石。倪元璐是聰明人,所以提出毀掉《要典》。

  問題在於要毀《要典》,談何容易?天啟皇帝曾為這部書御製了序言,給定了性。《實錄》中有關三案問題的記述上,全都參照了《要典》。更重要的是,主張修《要典》、參與修《要典》的當事人,不少仍在位,當時的內閣大學士來宗道、楊景辰就是天啟朝編修《要典》的副總裁。

  因此,當倪元璐提出毀《三典》時,大學士來宗道趕忙票擬聖旨道:

  「所奏關係重大,著禮部史館諸臣詳議具奏。」

  崇禎帝看了不太滿意,便筆一揮,添了一句:

  「聽朕獨斷行。」

  這句話已有明顯的傾向性,所以禮部與史館諸臣商量的結論也就不難預料。就像來宗道這樣的當事者,見風向已變,也竟然要求毀掉此書。當時只有兩人公開站出來反對。一位是翰林院的侍讀孫之獬,一位是協理京營戎政兵部尚書霍維華。

  孫之獬當時跑到東閣,力主不能毀《要典》。話說得相當難聽:

  「皇上同枝繼立,非有勝國之掃除,何必如此心狠手辣?於祖考則失孝,於熹廟則失友。」

  孫之獬的話分量很重,意思也很明白:崇禎皇帝你是以兄終弟及的身份繼位的,即位前你也是天啟帝的臣民,即位後更應心存感念,你何必如此心狠手辣,在皇兄屍骨未寒之際,竟要毀掉《要典》這部由天啟帝欽定的傳世之作,叫天啟帝顏面何存?

  當時孫之獬情緒很激動,說完之後失聲痛哭,響徹殿廷內外。而且他立即要求辭職,不幹了!這位孫之獬或許是通過此事看穿了世事的多變。清軍入關後,他降了大清,最後入了《明史·貳臣傳》。

  霍維華也力主不可毀《要典》,不過不像孫侍讀那樣激動。其實,當時與《要典》有染的在朝官員,大有人在。像前述的兩位大學士,像這位霍維華,都是《要典》修撰的「功臣」,因此也實在用不著像孫之獬這位侍讀那樣大出風頭,痛哭流涕,弄得貽笑後世。不過,在那種大氣候下,孫之獬竟敢如此出頭,且不論其動機如何,單憑其勇氣而言,也是難能可貴的。

  崇禎帝倒沒有深究孫之獬,只是讓他解職回鄉,儘管請求嚴懲孫之獬的不乏其人。當時崇禎帝面臨的最大難題,就是如何做到既要把運動向前推,又要不太傷了皇兄天啟帝的面子。孫之獬的話雖然偏激,但也有幾分道理。到了五月上旬,崇禎帝終於下定了決心,下令銷毀《三朝要典》。不過他出言仍相當謹慎,說天啟帝「止慈止孝,炳若日星」,不過這些光昭盛美的「功績」,已載於《實錄》,不必再用《三朝要典》這樣的書來重複,因此《要典》也就沒有存在的必要了,毀掉算了。這些當然都是廢話,但又不得不說。最重要的也並不是這些,而是後面的幾句話:

  「自今以後,官方不以此事定臧否,人材不以此書定進退,惟是三朝原無遺議,紹明前烈,注意編摩。諸臣各宜捐去成心,勿滋異論,務衷朕清平之治。」

  此話一出,套在東林黨人頭上的緊箍咒便失去了效力,等於給東林黨人徹底平了反。東林黨人大批覆出立即變成可能。至於崇禎帝所說的「諸臣各宜捐去成心,勿滋異論」之類的客氣話,則恐怕就是一廂情願了。復出後的東林黨人,能放過那些魏氏舊黨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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