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美人不愛江山，三十年不出宮

  萬曆帝選擇的辦法就是消極對抗，不與文官進行合作。

  他從萬曆十三年（1585）起，就再也沒有踏出皇宮一步，直到他駕崩後被抬著去定陵，前後達三十餘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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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雖是這個帝國的皇帝，卻不大想承擔他應承擔的責任和義務。他寧願待在宮中，與宮女、太監們廝混，喝酒作樂，醉生夢死，用自己的方式享受人生，也懶得理會宮外的文官，幾乎到了天塌下來他也可以不管的地步。

  他幾乎不見朝臣，即使像首輔之類的文官首領也很難見到他。大臣的奏章大多「留中」，不做任何處理。甚至連帝國最神聖莊嚴的廟祀，萬曆帝也不親祭，而是派員代祭。帝國的政治中樞機構實際上處於半停頓狀態。

  他的這種做法，自然引起了大臣的不滿，他們紛紛提出批評。萬曆十八年（1590）春正月，有一位名叫雒於仁的大理寺評判，上了一個措詞激烈的奏章，痛斥萬曆帝「聖體違和」的病因，就是酒色財氣：

  「我在朝做官已一年有餘，僅朝見過皇上三次。此外只聽說聖體違和，一切皆免。郊祀廟享，遣官代行，政事不親自處理，講筵也停止了很久。我知道陛下之病，是有病因的。我聽說嗜酒則腐腸，戀色則伐性，貪財則喪志，尚氣則戕生……」

  接著，這位大理寺評判一一列出萬曆帝嗜酒、戀色、貪財、尚氣的事實，毫無遮攔，淋漓盡致，把萬曆帝罵得是體無完膚，也罵出了當時不少大臣的心裡話。萬曆帝自然十分震怒，要嚴辦這位膽大妄為的評判。幸虧有申時行從中全力調和，這位評判才保住了性命。

  首輔申時行的日子已越來越難過。儘管他竭力調停皇帝與文官之間的緊張關係，竭力維護文官間的信賴和團結，但這種做法已越來越不起作用。至萬曆十九年（1591），申時行最終因立儲問題而不得不離開相位。

  本來，在萬曆十八年（1590）春，申時行已與萬曆帝就立儲問題達成了默契。萬曆帝當時曾表示，假如朝臣能不再就此事繼續打擾他的話，他準備在兩年後冊立常洛為太子，否則，就要繼續推遲。申時行認為皇帝能做這樣的讓步，也算是有了交待，因此他要求朝臣不要再在這件事上刺激皇帝，以免弄巧成拙。沒想到第二年就有一位叫張有德的工部主事，又舊話重提，惹得萬曆帝十分生氣。而大學士許國、王家屏竟也順勢舉疏，要求皇帝兌現前諾。可能是為了增加分量，他們竟然把申時行的大名列在首位，而申時行本人對此並不太知情。在得知皇帝的態度後，申時行給皇帝上了密疏，說明情況。不想此舉引起了軒然大波。激進的文官指責申時行表面上佯附群臣請立之議，暗中卻又和皇帝勾勾搭搭，極不誠實。申時行有口難辯，終於在萬曆十九年（1591）秋九月致仕。

  申時行的下台，給朝廷造成的後果是相當嚴重的。申時行在任之時，朝野幾乎一致認為他過於聽從皇帝，而不能大有作為。很少有人能真正體會到申時行的良苦用心。申時行所起的微妙作用，直到他罷職之後，才逐漸為人所知。申時行的繼任者，已根本無法像申時行那樣，左右逢源，維持朝廷的基本局面了。

  申時行下台前，文官之間的矛盾已開始尖銳。申時行下台後，更是愈演愈烈。到萬曆二十一年（1593）春天，王錫爵被重新任命為首輔。當時萬曆帝計劃同時冊封常洛、常洵兩子為王，表面上不偏不倚，實際上還是不想立長子常洛為太子。這一做法引起大嘩，許多文官紛紛反對，新任首輔的王錫爵夾在中間，備受攻擊。最後，儘管萬曆帝暫時放棄了這樣的念頭，但文官的分裂已不可避免。

  在這一年的京察中，當時已掌握相當權力的吏部員外郎顧憲成，與吏部尚書孫鑨、考功郎中趙南星一起，操縱吏部，把那些與內閣成員關係密切的官員儘量罷免。顧憲成等人的做法，實際是對閣臣不滿的體現，弄得剛剛回朝的首輔王錫爵很是下不了台。這種水火不相容的做法，挑起了黨爭，結果是王錫爵罷職，而顧憲成之流也被撤職，朝廷從此不得安寧，再也沒有申時行時代的那種局面了。

  韓戰的爆發，也加速了明帝國的衰落。萬曆二十年（1592），日本的豐臣秀吉悍然發動對朝鮮的侵略戰爭。明朝作為宗主國，自然出兵援助。至萬曆二十二年（1594）九月，中日雙方簽訂了第一次停戰和議。但至萬曆二十五年（1597），豐臣秀吉又重啟戰火，明朝則再次出兵增援，但起初打得並不順手。幸虧豐臣秀吉於次年七月病死，戰局才開始有利於明朝。到年底，日軍基本上被擊退。韓戰前後長達七年，明朝喪師數十萬，糜餉數百萬，大大消耗了本已不強的國力。

  其他如播州楊應龍之亂、寧夏哱拜之亂，也給明朝帶來了不少麻煩。而當時尚不太受朝廷重視的努爾哈赤，也已在東北迅速崛起。

  邊疆的安定與否，歷來是中原王朝政局的晴雨表。大明朝的亂相，由此而漸見端倪。

  財政匱乏的壓力，也越來越沉重。張居正死時，曾給朝廷留下一筆不小的國庫積累，國家財政尚能應付。但至萬曆親政後，朝廷開支日增，而收入卻不見增。像寧夏用兵，耗費一百八十萬兩白銀；朝鮮之役，軍費開支七百八十餘萬；播州用兵，也用掉近二百萬兩。這還僅僅是軍費開支。除此之外，皇室及宗藩的開支也是相當驚人的。萬曆帝為自己修建陵墓，花掉了朝廷一大筆銀兩。皇長子常洛及諸王子冊封、冠婚用掉了九百多萬兩，另加袍服之費二百七十餘萬兩。此外，宗室人口的激增（至萬曆四十年已達六十餘萬），使朝廷每年要耗費大量祿米和開支。像這樣的巨額開支，朝廷是無論如何難以承擔的，國家財政也必然難以為繼了。

  不知出於何種原因，萬曆帝似乎不太把這種事情放在心上。他依舊出手不凡，照用不誤。如萬曆二十七年（1599），他以諸皇子婚娶為由，要求從太倉銀庫（國庫）取用白銀兩千四百萬兩。這對於當時的朝廷財政而言，幾乎就是一個天文數字。戶部自然難以滿足。萬曆帝見此，竟盡遣宦官到各省核查積銀，頗有點不刮盡天下財物決不罷休的架勢。此前，萬曆帝向全國派遣稅監、礦使，搜括財物的做法，就已經鬧得沸沸揚揚。至此，他竟又變本加厲，最終導致了全國範圍內的大動盪。更令人不解的是，萬曆帝把這些錢財斂於內廷，不肯與朝廷分享絲毫。對朝廷的財政危機，他簡直就是視而不見，似乎與他毫無關係！

  皇帝既然如此，大臣們也自然要為自己的生計考慮。萬曆後期的吏治，敗壞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這一時期的各級官員，似乎很少有不謀私利的。有些官員所積下的巨額財富，令人瞠目結舌，很難與他們每年幾十兩或至多幾百兩的俸祿聯繫起來。像出身貧寒且在當時甚至在今天，都可以被認為是清廉之至的東林黨魁顧憲成，在其兄弟分家時，尚獲得數千畝的田產。世風日下的程度由此可見。既然皇帝、大臣們的日子是如此好過，那麼，天下百姓日子的難過，也就可想而知了。

  皇帝與大臣之間、大臣與大臣之間的衝突仍在繼續進行，而且愈演愈烈。

  萬曆皇帝仍然是我行我素。除了拼命用錢同時拼命撈錢之外，他似乎對朝政越來越沒有興趣，藉口當然還是「聖體違和」。可仍有一些大臣，不思體恤，不知深淺，竟然還喋喋不休，說些皇帝決不想再聽的事情。萬曆二十八年（1600）十月，給事中趙德完就給萬曆帝上了一疏，煞有其事地說什麼鄭貴妃預謀在多病的皇后駕崩後，自立為後，並立其子常洵為太子等等。萬曆帝最不願意聽的就是這件事，自然不免龍顏大怒，命下詔獄，廷杖一百，開除官職，永不錄用。

  大概是群臣十餘年的不懈鬥爭，再加上趙德完挨的一百大棍，萬曆帝終於在萬曆二十九年（1601）的十月進行了正式冊封。皇長子常洛最終被立為了皇太子，同日被封的還有福王常洵（封地洛陽）、瑞王常浩（封地漢中）、慧王常潤（封地漢中）、桂王常瀛（封地衡州）。既然是冊封這樣的盛典，而且還要成婚，萬曆帝自然不會過分精打細算，他早就提前向戶部提出了兩千四百萬兩白銀的預算作為開支。可惜戶部拿不出這筆款項，所以最後還算節儉，只用了一千多萬。為這事皇帝還對戶部有點意見，並派宦官到各地查帳，看看是否真的是沒錢。大概是萬曆帝對戶部官員的斂財能力不太滿意，所以他不得不加派稅監、礦使分赴各地，開闢財源，弄得十分不成體統。

  或許是萬曆帝看透了朝廷這幫人物，而一心想在自己活著的時候多為子孫，尤其是他最寵愛的福王謀點產業，免得在他死後受苦。沒想到他的這種做法，恰恰是動搖了大明朝的根基，最後禍及子孫。那位受他百般寵愛的福王常洵，後來在洛陽成為李自成的刀下鬼時，不知能否想通其中的因果關係。

  傷透了心的萬曆帝，在此以後更是心灰意懶，不理朝政。就連朝廷最重要的人事安排，他也懶得過問。而部院主管大臣之類的任命，又非要皇帝欽命不可，否則，也只能空缺。到萬曆三十四年（1606），大學士沈鯉等就向皇帝訴苦說，吏部尚書已缺三年，左都御史亦缺一年，刑部、工部只有一位侍郎兼理，兵部則尚書、侍郎全缺，禮部僅存一侍郎，戶部也只有一位尚書。總計部院堂上官三十一位，竟缺了二十四個。如果去掉那些在職不謀事的，幾乎就是無人理政。對此，萬曆帝仍是不聞不問。到最後幾年，像內閣這樣最重要的機構，竟也只有首輔方從哲一人，成了光杆司令。這樣的朝廷，怎麼還能指望它有什麼作為。

  朝廷的統治能力下降，還不僅如此。更嚴重的是，朝廷官員之間的派系鬥爭至此也越演越烈，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

  東林黨是萬曆後期黨爭的主角。在張居正統治期間，後來成為東林黨魁的青年官員鄒元標，就上疏攻擊張居正，說他不丁父憂，名為奪情，實則貪位。張居正以後，又有一批年輕官員，像顧憲成、顧允成、高攀龍等等，在朝中互相呼應，干預朝政，並小成氣候。在萬曆二十一年（1593）的京察中，顧憲成等人操縱吏部，罷免了一大批與內閣關係密切的官員，激化了矛盾，並最終導致了自己的下台。

  此後，朝中大權被浙江人沈一貫、方從哲等掌握，人稱「浙黨」。但顧憲成等人也不甘寂寞。他們以無錫東林書院為中心，以講學求道為名，裁量人物，諷議朝政，以天下清流自居，名動天下。顧憲成之流及其後繼者，後來被魏忠賢扣上了「東林黨」這一大名。

  起初，東林黨人大多尚能稱得上正人君子。他們希望重建道德權威並通過道德手段解決當時的一系列危機。這種激進的道德主義旗幟，加上東林黨人本身的人格魅力，在開始時猶如一陣新風，給人帶來了希望。但道德的力量，並非無限，它需要有一套合理而有效的制度與之相配套。而且，任何個人或集團都有雙重性格，在道德和利益之間搖擺不定。只有實現了相對的利益，才能談得上道德。除了極少數聖人，絕對的道德主義是註定要失敗的。道德還會常常成為政治鬥爭的工具、黨同伐異的武器。許多人借道德之名，謀自身利益，並以道德去約束別人，放縱自己。至於他們自己到底相信多少，又去做了多少，只有他們自己知道了。

  開始的東林黨人，就是一些絕對的道德理想主義者。但當他們的組織一旦成為有影響力的政治團體時，其性質就開始發生了變化。東林黨的許多行為，實際上就是黨爭行為，其動機也未必像他們自己當初所標榜的那樣堂皇，更多時候黨派利益要顯得重要得多。他們在野時，對當權者樣樣看不順眼，動輒口誅筆伐；而當他們得勢時，也同樣拿不出切實有效的治國手段來。更嚴重的是，東林黨到後來雖聲勢浩大，實則魚目混珠，不僅招忌，而且也為其對手提供了不少口實。後來的血光之災，其實已於此時埋下了因果。

  東林黨的主要對手是浙黨，以及依附於浙黨的齊黨、楚黨、宣黨。兩派在一切問題上似乎都要針鋒相對，並互相傾軋。浙黨沈一貫任首輔時，東林黨雖居下風，但顧憲成等人仍團結一大批志同道合者，影響朝廷，甚至出位論政。至萬曆三十九年（1611），東林黨人借京察之名，聯合吏部尚書孫丕揚，逐斥浙黨諸人，掌握了主動。但不久浙黨方從哲入閣，浙黨又進入反攻狀態。到萬曆四十五年（1617）京察時，方從哲已居首輔，浙黨勢力進一步加強，東林黨人被紛紛罷免。雖然不久後東林黨人又在天啟初期占了絕對優勢，可是，魏忠賢及其黨羽的屠刀，很快就要架到他們的脖子上了。

  大明朝就是在這樣的吵鬧聲中被動搖了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