遺孤努爾哈赤的崛起

  儘管逼死崇禎帝的是李自成，但最終建立起新王朝的是滿族人，即女真人。

  在明王朝相當長的時期內，外族的威脅主要來自蒙古。遼東的滿族還基本上構不成威脅。出乎意料的是，恰恰是遼東的這一不起眼的民族，最終入主了中原，在明帝國的廢墟上建立起了強大的清帝國。

  滿族的興起和強大，正是在萬曆朝。萬曆朝在遼東問題上的嚴重失策，以及萬曆朝中央政權的式微，是導致後來滿族入主中原的直接原因。

  洪武初期，明朝不斷用兵東北，打擊北元殘餘勢力，設置遼東都指揮使司（簡稱遼東都司），以遼陽（今遼陽市）、廣寧（今遼寧北鎮縣城）、開元（今開元縣城北之老城鎮）為中心，下轄衛所，建立起以軍統政、軍政合一的體制。永樂年間，明朝又在黑龍江西來支流亨滾河（今在俄羅斯境內，名阿姆貢河）口對面的奴爾干，設立奴爾干都司，以鎮撫女真等少數民族各部，護送朝貢。但至宣德（1426-1435）以後，奴爾干都司已名存實亡。明朝在女真各部也廣設羈縻衛所，授其頭人、首領為都督、都指揮、指揮、千百戶、鎮撫等官職，由其各統其部，分而治之，互相牽制。

  明廷在東北的做法，一方面是想借適度的軍威保持對女真的彈壓之勢，另一方面又通過授以官銜、給予貿易優惠（互市）等恩惠手段，來籠絡住女真各部的首領，並由此間接控制住其所屬各部。這一統治模式的關鍵，在於能否控制住女真首領。每年的冬天，明朝官軍往往借「燒荒」的名義，深入女真各部，接見各部首領，賞賜各種物品，讓他們在感受浩蕩皇恩的同時，誠心誠意地替天朝出力，護邊安疆。不難看出，明朝對女真各部的統治，能否有效維持，一方面取決於朝廷派駐東北的長官能否熟練而有效地行使這套駕馭之術，另一方面，也要取決於女真部落能否長期安於現狀，有沒有建功立業的遠大抱負。因此，其基礎是十分脆弱的。

  至萬曆年間，這兩個方面恰恰都出現了問題。長期經營東北的遼東總兵李成梁，舉措屢屢失當。而此時的女真族，也正好出了個野心勃勃、才華出眾的努爾哈赤。

  李成梁，長期任遼東總兵一職，替朝廷經營東北。他是個名副其實的「東北王」。遼東的財政，他幾乎完全壟斷。軍貲、馬價、鹽課、市賞之類，也由他一人說了算。其中到底有多少入了私囊，更是無人說得清。全遼東的商民之利，他也盡籠入己。由於經濟實力雄厚，他就有條件用重金結交朝廷要人權臣，禮送得重，交情自然就深。那些要人權臣，便個個誇他好。就連萬曆皇帝，也對他另眼相待。他的兒子個個得以封官，李如松、李如柏、李如楨、李如樟、李如梅，都是總兵官，其他如李如梓、李如桂、李如梧、李如楠也官封參將，可謂是一門虎將。他的部將，也多是私人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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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遼東，李成梁幾乎建起了一個獨立王國。遼東總兵這個職位，好像就是專為他設置的。一旦換了別人，就難以勝任。如在萬曆十九年（1591）至萬曆二十九年（1601），李成梁一度被調離此職，但其影響力仍是如此的根深蒂固，以致於他的繼任者根本無法真正行使職權。十年之中，遼東換了八帥。無奈之中，朝廷大概也看出了遼東問題的癥結，認識到了李成梁在東北的法力，加上其子李如松當時又是朝鮮戰場上的主帥之一，便不得不又在萬曆二十九年（1601），乾脆重新任命他為遼東總兵。當時的李成梁，已是76歲的高齡了。現在看來，明廷在遼東的這種體制，不可避免地使遼東的局面過分依賴於一人。萬曆時的遼東，可以說是成也李成梁，敗也李成梁。

  努爾哈赤，姓愛新覺羅，嘉靖三十八年（1559）出生在建州女真蘇克素護部的寧古塔穆昆。其祖父名叫場（或譯覺昌安）、父親名他失（或譯作塔失、塔克世），雖不是顯赫的氏族貴族，但也大概是指揮使一級的頭目。努爾哈赤十歲喪母，因受繼母虐待，十九歲那年（萬曆五年，1577）就分居另過，自立門戶。

  萬曆十一年（1583），李成梁帶兵進剿建州右衛阿台部時，竟誤殺了當時與朝廷關係不錯的叫場和他失父子兩人。一下子失去了祖父、父親兩位親人的努爾哈赤，自然是悲痛欲絕。或許是出於內疚，李成梁父子此後一直比較偏袒努爾哈赤。在善後處理中，努爾哈赤得到了明朝的敕書二十道、馬二十匹，同時世襲其祖父的頭銜，被承認是建州左衛的頭目之一。

  萬曆十一年（1583）五月，努爾哈赤起兵，開始了統一建州女真的戰爭。到萬曆十七年（1589），努爾哈赤最終完成了對建州女真各部的統一，並一躍成為東北最為強大的女真領袖之一。

  對努爾哈赤的崛起及其威脅，明朝並沒有清楚的認識。之所以會造成這樣的局面，原因固然很多，但其中有兩點尤為重要。一是朝廷明顯受到遼東前線官員的誤導。對努爾哈赤，李成梁先是扶持、縱容。當其崛起後，李成梁又產生畏懼之感，不敢採取斷然措施，甚至還夢想借其力量安定女真，以致坐失良機。二是努爾哈赤也對朝廷極表「忠順」，決不得罪朝廷，騙得了信任。到萬曆十七年（1589），朝廷竟授予努爾哈赤建州左衛都督僉事一職。萬曆十八年（1590），努爾哈赤第一次進京朝貢。萬曆二十三年（1595），朝廷加爵努爾哈赤，授龍虎將軍。萬曆二十五年（1597），努爾哈赤第三次到北京朝貢。

  努爾哈赤在統一建州女真後，開始了對其他女真各部的吞併戰爭。當時的形勢也對其十分有利。在李成梁離開遼東的十年中，遼東主帥竟先後換了八次，根本無法對東北進行有效控制。韓戰的爆發、中央朝政的混亂和懈怠等等，也使得朝廷根本無暇顧及東北。到萬曆三十年（1602）後，朝廷已開始逐步意識到了努爾哈赤的威脅，但此時的努爾哈赤，已是尾大不掉了。

  當熊廷弼於萬曆三十六年（1608）任遼東經略時，已明顯感到了努爾哈赤的威脅，而且認為這種威脅不可能在短時間解除。因此，他主張朝廷與努爾哈赤進行談判，必要時可做出一些讓步，以爭取時間加強遼東防務。這在當時不失是可行之策，但對於許多住在北京的官員們來說，卻絕對不能接受。在他們看來，熊廷弼作為堂堂遼東經略，竟然要與努爾哈赤妥協，天朝顏面何在！因此，他們群起而攻之，不僅熊廷弼的計劃被否決，連熊廷弼本人也被召回。他的繼任者便對努爾哈赤採取了一系列所謂的強硬對策，試圖予以壓服。

  但這時的努爾哈赤已不再像從前那樣恭順了。他於萬曆四十四年（1616）在赫圖阿拉（今遼寧新賓縣老城）即汗位，國號大金，建元天命。萬曆四十六年（1618）四月，他以「七大恨」誓師討明，出兵攻占明軍在東北的重鎮撫順，並擊敗其援軍，明軍損失慘重。

  至此，朝廷才如大夢方醒，倉促應戰。

  萬曆帝這下子有點著急了。

  他急命老將楊鎬任兵部左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經略遼東。楊鎬匆匆調兵遣馬，組建起一支遠征軍。可出兵需軍餉，但國庫空虛，又實在拿不出錢來，因此就有人請求萬曆帝發「內帑」應急。當時萬曆帝在內廷積下的錢遠遠超過軍餉所需；但他堅決不肯拿出分毫。大臣們只得向南京戶部借支，並刮盡天下庫藏積余。拖到八月份，軍餉仍然不足，又有人提出挪用天下田賦稅銀應急，萬曆帝仍然不肯，因為這裡面有他自己的一份。不得已，朝臣又提出加征田賦，這次萬曆帝卻很爽快地答應了。當時朝中官僚機構已嚴重缺員，內閣僅存首輔方從哲一人，許多部院主管大臣位置空缺，根本無法應付大規模戰爭，以致方從哲急得要辭職。在這種情形下，大軍出征的結果如何，是很難預料的。

  萬曆四十七年（1619）春正月，楊鎬在朝廷的嚴令下，決定分四路出兵，號稱四十餘萬大軍。具體布置如下：

  北路軍。在開原、鐵嶺一線，由開原總兵馬林為主將，從三岔兒堡出邊，攻敵之北面。葉赫部出兵萬人，也歸馬林指揮。

  西路軍。在瀋陽一線，由山海關總兵杜松為主將，從撫順出邊，攻敵之西面。

  南路軍。由遼東總兵李如柏為主將，從鴉鶻關出邊，趨清河（清河在今本溪附近，當時已失），攻敵之南面。

  東路軍。在寬甸一線，由遼陽總兵劉為主將，從涼馬佃出邊，會合由姜弘立率領的朝鮮兵，攻敵之東面。

  楊鎬自己坐鎮遼陽指揮。他要求四路大軍在三月初二會師於二道關，合營後再向努爾哈赤的都城赫圖阿拉（興京）進軍。

  這種戰略部署，看起來無懈可擊，但細究起來，實際上是書呆子式的紙上談兵，沒有不敗的道理。

  首先，主帥楊鎬本人就無能力指揮這場大戰。楊鎬雖在官場三十餘年，但實際上大部分時間是忙於周旋，在軍事指揮上並沒有多少真才實學。他早年在朝鮮戰場上就以無能著稱。身為遼東經略，他當時是外不知努爾哈赤方面的敵情，內不清自己手下將領的詳情。任命他做遼東前敵總指揮，一開始就是大失策。

  其次，四路出擊，乍看起來可令努爾哈赤腹背受敵，四面楚歌，但到真正實施起來，就會破綻百出。朝廷的軍隊原是臨時拼湊起來的烏合之眾，戰鬥力不強，只能以數量上的優勢取勝，但分兵之後，數量優勢就不復存在。而且，當時正值東北早春嚴寒，軍隊進退不便，加上各路指揮之間關係不和，信息不通，根本談不上什麼協同作戰。

  相反，努爾哈赤對明朝各路大軍的兵力分布、進軍路線、會師日期、指揮人員等等，了解得清清楚楚。他以逸待勞，依靠其天時地利，集中兵力，實施各個擊破。

  戰役開始後，努爾哈赤首先集中六旗兵力，在薩爾滸山（撫順東南）擊破了山海關總兵杜松的西路軍；隨後迅速回師向北，再擊開原總兵馬林的北路軍。楊鎬得知西、北兩路軍慘敗，急令東、南兩路軍隊停止前進。但此時東路軍已深入敵境一百五十公里。努爾哈赤利用明軍之間消息不通的弱點，佯扮成杜松的軍隊，騙開東路軍的營門，大敗東路軍，遼陽總兵劉戰死。最後，四路明軍只有李如柏的南路軍安全撤退。這就是著名的薩爾滸戰役。從此，明廷在東北已毫無軍事優勢可言，不得不進入戰略防禦階段。

  薩爾滸戰役的大敗，除了明朝軍事部署上的失誤外，還與朝廷內部黨爭激烈、任人唯親、政治混亂密不可分。楊鎬自韓戰以來，一再損兵折將，卻仍能被任命為遼東經略，究其原因，就是因為他與沈一貫、方從哲等浙黨有良好的個人關係。不少人曾反對任命楊鎬，認為他實非將才，難當如此重任，但方從哲仍堅決支持楊鎬。而這位楊鎬到達遼東後，不僅顯示出其軍事上的無能，而且也不能做到以德服人，共赴患難。無才已是不能容忍了，但如果能有德行加以彌補，那還有點希望。如果既無才又無德，那就難以收拾了。楊鎬就是屬於這樣的人物。

  楊鎬到達前線後，對四路大軍將領一開始就搞厚此薄彼。當時的遼陽總兵劉，最是驍勇善戰，但由於與楊鎬關係不和，受到打擊報復，被派往東路，孤軍深入，簡直就是讓他去送死。這一點，據說就連當時協同他作戰的朝鮮軍元帥姜弘立也看了出來。他曾問劉：

  「然則東路兵甚孤，老爺何不請兵？」

  劉回答道：

  「楊爺與俺自前不相好，必要致死，咱亦受國厚恩，以死自許。」

  到後來，劉也真的戰死，以身報國，不知他的死有沒有解了楊鎬的心頭之恨。

  不過，楊鎬對於該照顧的將領，也十分照顧。如南路軍將領、遼東總兵李如柏是李成梁的公子，在戰事危急時，他不去全力救應，反而全軍撤退。事後楊鎬對他不僅不予追究，而且還全力保護。李成梁的另一位公子李如楨，在當時被派至遼東，駐防其老家鐵嶺。而作為鐵嶺主將的李如楨，卻先是把自己的家人遷出鐵嶺，後又竟然返回瀋陽。當努爾哈赤的軍隊圍攻鐵嶺時，他在瀋陽擁兵不救，導致了鐵嶺的失守。對於這樣一位將領，楊鎬也能寬厚待之。可見楊鎬待人處事，也真是涇渭分明。

  薩爾滸之役後，努爾哈赤乘勢反擊，攻城略地，遼東局勢不斷惡化。楊鎬這樣的人物看來是難以應付了，朝廷於是改命熊廷弼以兵部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經略遼東。熊廷弼到遼東後，整頓軍隊，彈劾敗將，造戰車，治火器，浚濠繕城，積極布防，法嚴令行，很快取得效果，扼制住了努爾哈赤的攻勢。楊鎬最後也因敗績被下詔獄論死，一時遼東為之一振。

  當時的朝廷內外，人人都知道熊廷弼是個能臣，他去遼東肯定能扭轉局面。同時，朝廷上下也深知，像熊廷弼這樣的人，也只能在萬不得已時才能使用。熊廷弼性格剛烈，恃才傲物，且不大參與當時的黨爭，不交結權臣，對各路神仙都不買帳。對這樣的能臣，東林黨人不喜歡，浙黨、閹黨也不喜歡。因為他掌權以後，誰的日子都不好過。當局勢危急時，尚可以利用他去應對危局，也只得容忍他的脾氣，但一旦局勢得以穩定，那就誰也容不得他了。到了萬曆四十八年（1620）十月，熊廷弼就被罷免，改由袁應泰出任遼東經略。熊廷弼在遼東的心血也盡付諸東流。

  熊廷弼不是不知道自己經略遼東所面臨的困難。在赴遼東之前，他曾向朝廷提出了自己的憂慮，請求朝廷給足糧食，予以時日，「毋中格以沮臣氣，毋旁撓以掣臣肘，毋獨遺臣以艱危，以致誤臣、誤遼，兼誤國也。」一句話，就是要求朝廷給予全力支持。明知不可能，卻還在痴人說夢，由此可見熊廷弼此人的天真。他總以為遼東局勢到了這樣的地步，朝廷總不至於還像以前那樣待他。沒想到他的結局仍像前一次經營遼東一樣，稍有起色即被罷免召回，他更沒想到在數年之後，他又被起用，並且最終成了黨爭的犧牲品，弄得身首異處，死無葬身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