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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奇怪的是，這些人物在私人談話中是懷疑主義者、肉慾主義者、虛無主義者、無政府主義者，而一朝有所行動的時候立刻會變成偏激狂。最風雅的人，才上了台就一變而為東方式的小魔王；他們染上了指揮一切干涉一切的癮：精神上是懷疑派，天生的氣質卻是極端的專制。拿到了強有力的中央集權的機構——那是當年最偉大的專制君主[151]一手建立的——他們就忍不住要加以濫用了。結果是產生了一種共和政體的帝國主義，近年來又接種似的加上一種無神論的舊教主義。

  在某一個時期內，一般政客只想統治物質——財產，他們差不多不干涉精神方面的事，因為那是不能變成貨幣的。而那些優秀的人也不理會政治，不是政治高攀不上他們，就是他們高攀不上政治。在法國，政治被認為工商業的一支，生利的，可是不大正當的。所以知識分子瞧不起政客，政客也瞧不起知識分子。——可是近來政客和一班腐敗的知識階級始而接近，終於勾結了。一個簇新的勢力登了台，自稱為對思想界有絕對的支配權：那便是些自由思想家。他們和另一批統治者勾結起來，而這另一批統治者也認為他們是專制政治的完美的工具。他們主要的目的不在於打倒教會，而在於代替教會，事實上他們已經組成一個自由思想的教會，和舊有的教會一樣有經典，有儀式，有洗禮，有初領聖餐，有宗教婚禮，有地方主教會議，有全國主教會議，甚至也有羅馬的總主教會議。這些成千累萬的可憐蟲非成群結隊就不能「自由的思想」，豈非可笑之尤！而他們所謂的思想自由，其實是假理智之名禁止別人的思想自由：因為他們的信仰理智，有如舊教徒的信仰聖處女，全沒想到理智本身並不比聖處女更有意義，而理智真正的根源是在別處。舊教教會有無數的僧侶與會社，潛伏在民族的血管里散布毒素，把一切跟它競爭的生機都加以殺害。現在這反舊教的教會也有它的死黨，有虔誠的告密者，每天從法國各地繕成秘密報告送到巴黎總會，由總會詳細登記。共和政府暗中鼓勵這些自由思想的信徒做間諜工作，使軍隊、大學、所有的政府機關都充滿著恐怖；政府可不覺得他們表面上似乎為它出力，暗地裡卻在慢慢地篡奪它的地位，而政府也漸漸走上「無神論的神權政治」這條路，不比巴拉圭的那些耶穌會政權更值得羨慕[152]。

  克利斯朵夫在羅孫家見過這一派的教會中人。他們都是一個比一個瘋狂的拜物教徒。目前，他們因為把基督從神座上摔了下來而大為高興。打爛了幾個木偶，他們便以為已經摧毀了宗教。還有一班人，把聖女貞德和她童貞女的旗幟從舊教手裡奪過來，把聖女貞德獨占了。新教會中一個教士，和舊教會的信徒作戰的將軍，發表了一篇反教會的，頌揚古高盧民族領袖范爾生依多利克斯的演說，同時一班自由思想的人給這位平民英雄立了一座像，認為他是法蘭西對抗羅馬（羅馬教會）的第一人[153]。海軍部長為了整肅艦隊，氣氣舊教徒，把一條巡洋艦命名為「歐納斯德·勒南」[154]。另外一批自由思想家則努力於淨化藝術的工作。他們把十七世紀的古典文學加以消毒，不許有上帝這個名詞褻瀆拉·封丹的《寓言》。便是在古代音樂里，他們也不許有神的名字存在。克利斯朵夫聽見一個老年的激進黨員——歌德說過：老年人而做激進黨員是瘋癲之尤——因為人家膽敢在一個通俗音樂會裡排入貝多芬頌揚宗教的歌而大為憤慨，一定要人家把詞句更改過。

  還有一班更激進的分子，要求把一切宗教音樂和教授宗教音樂的學校加以取締。一個在當時那群不懂藝術的人中被認為鑑賞力極高的美術司長，竭力解釋說，對於音樂家至少得教以音樂，因為「你派一個兵到軍營里去的時候，你總得逐步逐步教他如何用槍，如何放射。年輕的作曲家的情形也是一樣，腦子裡裝滿了思想，可是沒法安排」。然而這種解釋是白費的：他對於自己的勇氣也有點吃驚，所以每一句都得附帶聲明：「我是一個老自由思想家」，「我是一個老共和黨人」，才敢接下去宣稱：「我不問班爾葛蘭西的作品是歌劇是彌撒祭樂，只問是不是人類藝術的產物。」——但對方用著專斷的邏輯回答這個「老自由思想家」，「老共和黨人」說：「音樂有兩種：一種是在教堂里唱的，一種是在教堂以外唱的。」前者是理智與國家的仇敵；為了國家的利益，非取締不可。

  要是這些混蛋後面沒有一班真有價值而和他們一樣——或許更甚——狂熱的理智信徒做後盾，那麼他們還不過是可笑而不致有多大危險。托爾斯泰曾經提到控制宗教、哲學、藝術和科學的「傳染病一般的影響」，這種「荒謬的影響，人們只有在擺脫之後才會發現它的瘋狂，在受它控制的時期內始終認為千真萬確，簡直毋庸討論」。例如對於鬱金香的瘋魔[155]，相信巫祝，誤入歧途的文學風氣等等。理智的宗教也是這種瘋狂之一。而且從愚蠢的到有知識的，從眾議院的獸醫到大學裡最優秀的思想家，全染上了這種瘋狂。而大學教授的入迷比愚夫愚婦的入迷更危險：因為這種瘋魔在沒有知識的人還容易和一種愚妄的樂天氣息相混，從而減少瘋魔的力量；知識分子的生命力可是被瘋狂束縛住了，同時，偏激的悲觀主義又使他們明白天性和理智是根本牴觸的東西，所以更熱烈地支持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正義」、抽象的「真理」，跟惡劣的天性鬥爭。這種態度骨子裡就是加爾文派，詹森派，雅各賓黨的理想主義[156]，就是那個古老的信念，以為人類的邪惡是不可救藥的，只能夠、也應當由受到理智感應的——就是得到神靈啟示的——選民，憑著他們的高傲來消滅那種邪惡。那真是地道的法國人中的一種，代表聰明而不近人情的法國人。他像塊石子，像鐵一般硬，什麼都鑽不進去；而他碰到什麼就砸破什麼。

  克利斯朵夫在亞希·羅孫家和這一類瘋狂的理論家一談之下，完全給攪糊塗了。他對於法國的觀念也動搖了。他依著流行的見解，以為法國人是個冷靜的、容易相處的、寬容的、愛自由的民族。不料他發現了一批狂人，沒頭沒腦地死抓著抽象的觀念和邏輯，為了自己的任何一套三段論法，老是預備把別人做犧牲品。他們嘴裡一刻不停地說著自由，可是沒有人比他們更不懂自由、更受不了自由的。無論哪裡，你找不到比他們更冷酷更殘暴的專制脾氣，而這種專制純粹是為了理智方面的瘋魔，或者是為了要表示自己永遠是對的。

  一個黨派如此，所有的黨派無不如此。只要越出了他們政治的或宗教的欽定程式，越出了他們的國家或省份，越出了他們的團體和他們狹隘的頭腦，那就不管是在這方面的還是在那方面的，他們便一律不願意看見。有一班反對猶太人的，痛恨一切有錢人的人，因為恨猶太人，就把自己所恨的人都叫做猶太人。有些國家主義者恨——逢到他們心地慈悲的時候是瞧不起——一切別的國家，便在本國之內把跟他們意見不合的人統稱為外國人、叛徒、賣國賊。有些反對新教的人，相信所有的新教徒都是英國人或德國人，恨不得把他們一齊逐出法國。有些西方人，對於萊茵河以東的，無論什麼都要排斥；有些北方人，對於洛阿河以南的，無論什麼都表示唾棄；有些南方人，認為洛阿河以北的都是野蠻的；還有以屬於日耳曼族為榮的，以屬於高盧族為榮的；而一切的瘋子中最瘋的，還有那些「羅馬人」，以他們祖先的敗北為榮；還有布勒塔尼人、洛蘭人……，總而言之，各人只承認自己的一套，「自己」簡直是個貴族的頭銜，絕對不答應別人跟自己不一樣。對於這種民族是無法可想的：你跟他們講什麼理，他們都不理會。他們天生是要燒死別人，或是被別人燒死的。

  克利斯朵夫心裡想，這樣一個民族幸虧採用了共和政體，使那些小型的暴君可以你消滅我、我消滅你。可是其中要有一個做了主的話，恐怕誰也沒有多少空氣可以呼吸了。

  他不知道凡是多議論的民族自有一種德行來救他們——就是矛盾。

  法國的政客就是這樣。他們的專制主義被無政府主義沖淡了，他們永遠在兩個極端之間搖擺。要是他們在左邊靠思想界的偏激狂作依傍，那麼在右邊一定靠思想界的無政府主義者作依傍。因此我們可以看到一大批玩票式的社會主義者，獵取權位的小政客，他們在仗沒有打勝以前絕不參加作戰，可是追隨在「自由思想」的隊伍後面，每逢它打了一次勝仗，便一齊撲在打敗的人的遺骸上面。擁護理智的人並非為了理智而努力……「理智啊，這不是為了你」……乃是為那些國際化的漁利主義者；而他們興高采烈地踐踏本國的傳統，摧毀一種信仰，也並非為了要代以另一種信仰，而是要把他們自己填補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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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此，克利斯朵夫又碰到了呂西安·雷維–葛。他得悉呂西安是社會黨員的時候並不怎麼驚奇，只想到社會主義一定是有了成功的希望，呂西安才會加入社會黨。他可不知道呂西安神通廣大，在敵黨中同樣受到優待，並且跟反自由色彩、甚至反猶太色彩最濃的政客與藝術家結為朋友。

  「你怎麼能容留這等人物在團體裡的？」克利斯朵夫問亞希·羅孫。

  羅孫回答說：「噢！他多有才幹！而且他為我們工作，他毀壞舊世界。」

  「不錯，他是在毀壞，」克利斯朵夫說，「他毀壞得那麼厲害，我不知道你們將來用什麼來建設。你有把握留下的梁木足夠建造你們的新屋子嗎？蛀蟲已經鑽進你們的建築工場了。」

  然而社會主義的蛀蟲不止呂西安一個。社會黨的報紙上充滿著這些小文人，這些「為藝術而藝術」的傢伙，裝點門面的無政府主義者，把所有的進身之階都霸占了。他們攔著別人的路，在號稱民眾喉舌的報紙上，長篇累牘地宣傳他們那套頹廢的風雅論調，以及「為生存的鬥爭」。他們有了位置還不夠，還得有榮譽。急急忙忙趕造起來的雕像，頌讚石膏天才的演說，其數量之多超過任何一個時代。一班以捧場為業的人，按期舉行公宴來祝賀自己黨派中的偉人，不是祝賀他們的工作，乃是祝賀他們的受勛：因為這才是他們最感動的。美學家、超人、外僑、社會黨的閣員，都一致同意，受到拿破崙創立的勛位[157]是應該慶賀的。

  羅孫看到克利斯朵夫的詫異不由得笑開了。他並不以為這個德國人把他黨里的人批評得過於苛刻。他自己和他們單獨相處時也毫不客氣。他們的胡鬧與狡猾，他比誰都明白，但他照舊支持他們，因為要他們支持自己。他私下固然會用著輕蔑的詞句談論民眾，一登講壇卻立刻變了一個人。他提高了嗓子，逼尖著聲音，帶點兒鼻音，每個字都咬得清楚有力，很莊嚴的，一會兒用顫音，一會兒咩咩的像羊叫，做著大開大合，有點抖動的手勢，像翅膀一樣：活脫是個第一流的戲子。

  克利斯朵夫想弄個明白，羅孫對他的社會主義究竟相信到什麼程度，顯而易見，骨子裡他是完全不信，他懷疑主義的氣息太重了。但他有一部分的思想是相信的。雖然他明知不過是一部分——並且還不是頂重要的一部分——他可把自己的生活與行為都根據了這一點來安排，因為這樣對他更方便，這信仰不但跟他的實際利益有關，並且牽涉到他生存的興趣，生存與行動的意義。他的相信社會主義是把它當做一種國教的——大多數的人都是過的這種生活。他們的生命不是放在宗教信仰上，就是放在道德信仰上，或是社會信仰上，或是純粹實際的信仰上——信仰他們的行業、工作、在人生中扮演的角色——其實他們都不相信。可是他們不願意知道自己不相信：為了生活，他們需要有這種表面上的信仰，需要有這種每個人都是教士的公認的宗教。

  羅孫還不是頂要不得的一個。黨裡頭拿社會主義或激進主義做工具的人不知有多少——簡直說不上是為了野心，因為他們的野心也是目光太短，只限於立刻撈錢和重新當選。那些人仿佛真相信有個新社會似的。也許他們從前是相信的。但事實上他們只爬在垂死的社會身上，靠它來養活自己。短視的機會主義替享樂的虛無主義當差。未來的社會福利，為了眼前的自私而被犧牲了。因為要博取選民的歡心，人們把軍隊肢解了，還恨不得把國家都瓜分了。他們所缺少的絕不是聰明：大家很知道應該怎麼做，可是因為太費力而不去做。人人都想以事半功倍的方式安排自己的生活。上上下下的道德信條都是一樣：花最少限度的氣力博取最大限度的快樂。這種不道德的道德，便是政治混亂的社會中唯一的綱領。政府的領袖們做出無政府的榜樣，政策是亂七八糟的，同時追求著十幾隻兔子，結果是一隻一隻地放棄了：外交部在主戰，陸軍部在高唱和平，還為了肅軍而破壞軍隊，海軍部長挑撥兵工廠工人，軍事教官宣傳非戰論，此外是一班業餘性質的軍官、業餘性質的推事、業餘性質的革命黨員、業餘性質的愛國分子。政治風紀是普遍地解體了。人人希望國家給他們職位、養老金、勛位，國家也的確不忘記敷衍它的顧客，把大家眼紅的榮譽和差事贈送當權的人的兒子們、侄子們、侄孫們、奴僕們。議員投票表決增加自己的俸給。國庫、職位、頭銜，國家所有的資源都被揮霍濫用了。上面既然有了這種榜樣，下面就像悽厲的回聲一般發生許多怠工的現象：小學教員教人反叛國家，郵局職員焚燒電信，工人把砂土和金剛砂放在機器的齒輪里，造船所工人搗毀造船所，焚燒船舶，工人大規模地破壞自己工作的成績——不是損害有錢的人，而根本是損害社會的財富。

  最後，一班優秀的知識階級認為一個民族這樣地自殺於法於理均無不合，因為人類愛怎樣追求幸福就可怎樣追求，那是他神聖的權利。一種病態的人道主義把善與惡的區別給取消了，認為罪犯是「不負責任的，並且是神聖的」，應該加以憐憫。它對罪惡完全表示妥協，把社會交給它擺布。

  克利斯朵夫心裡想：

  「法國是被自由灌醉了。它發了一陣酒瘋之後，不省人事地昏了過去。將來醒過來的時候，恐怕它已經給關在牢里了。」

  對於這種籠絡群眾的政治，克利斯朵夫最氣惱的是，那些最可惡的強暴的手段，竟是一班胸無定見的人很冷靜地干出來的。他們那種游移不定的性格，和他們所做的或允許人家做的粗暴的行為，實在太不相稱了。他們身上似乎有兩種矛盾的元素：一方面是惶惑無主的性格，對什麼都不信；一方面是喜歡推敲的理智，什麼話都不願意聽而把人生攪得天翻地覆。克利斯朵夫不懂那些心平氣和的布爾喬亞，那些舊教徒，那些軍官，怎麼受盡了政客的欺侮而不把他們摔出窗外。既然克利斯朵夫什麼都不能藏在肚裡，羅孫便很容易猜到他的思想。他笑著說：

  「當然，要是碰到了你跟我，他們的確是要被摔出去的。可是跟他們，絕沒有這個危險。那都是些可憐蟲，沒有勇氣下什麼決心，唯一的本領只有回罵幾句。那些智力衰退的貴族，在俱樂部里混得糊裡糊塗了，只會向美國人或猶太人賣俏，並且為了表示時髦，對於人家在小說和戲劇中給他們扮的那種可恥的角色，覺得挺有意思，還要把侮辱他們的人請去做上賓。至於容易生氣的布爾喬亞，他們什麼書都不讀，什麼都不懂，不願意懂，只會平白地把一切批評得一文不值，話說得很尖刻，實際上一點兒效果都沒有——他們只有一宗熱情：就是躺在錢袋上睡覺，痛恨擾亂他們好夢的人，甚至也痛恨那些做工的人；因為呼呼睡熟的時候有人動作，當然是打攪他們的！……如果你認得了這一班人，你就會覺得我們是值得同情的了……」

  然而克利斯朵夫對這些人那些人同樣地不勝厭惡；他不承認因為被虐待的人卑鄙，所以虐待人家的人的卑鄙就可以得到原諒。他在史丹芬家時常遇到那種有錢的、無精打采的，正如羅孫所形容的布爾喬亞：

  ……愁容慘澹的靈魂，

  沒有毀謗，也沒有讚揚……

  羅孫和他的朋友們不但十拿九穩地知道自己能支配這些人，並且十拿九穩地覺得自己盡有權利對他們為所欲為：這理由克利斯朵夫是太明白了。羅孫他們並不缺少統治的工具。成千成萬沒有意志的公務員，閉著眼睛由著他們指揮。諂媚逢迎的風氣；徒有其名的共和國；社會黨的報紙看到別國的君主來聘問就大為得意；奴才的精神，一見頭銜、金錢、勳章，就五體投地：要籠絡他們，只消丟一根骨頭給他們咬咬，或是給他們幾個勳章掛掛就得了。要是有個王肯答應把法國人全部封為貴族，法國所有的公民都會變成保王黨的。

  政客們的機會很好。一七八九年以來的三個政體：第一個被消滅了；第二個被廢黜了，或被認為可疑；第三個志得意滿地睡熟了[158]。至於此刻方在興起的第四個政府[159]，帶著又嫉妒又威脅的神氣，也不難加以利用。衰微的共和政府對付它，就跟衰微的羅馬帝國對付它無力驅逐的野蠻部落一樣，用著招撫改編的方法，而不久他們也變了現政府最好的看家狗。自稱為社會主義者的布爾喬亞閣員，很狡猾地把工人階級中最優秀的分子勾引過來，加以併吞，把無產階級黨派弄成群龍無首，沒有領袖的局面，自己則吸取平民的新血液，再把布爾喬亞的意識灌輸給平民算做回敬。

  在布爾喬亞併吞平民的許多方式中，最妙的一種是那些平民大學。那是「無所不通」的知識雜貨鋪。據課程綱要所載，平民大學所教的「包括各部門的知識，物理方面的，生物方面的，社會學方面的：天文學，宇宙學，人類學，人種學，生理學，心理學，精神分析學，地理學，語言學，美學，倫理學……」，花樣之多，便是皮克·特·拉·米蘭多拉[160]那樣的頭腦也裝不下。

  當然，平民大學初辦的時候的確有一種真誠的理想，有個偉大的願望，想把真、美、善普及大眾。現在某些平民大學也還存著這個理想。工人們做了一天工之後，跑來擠在悶塞的講堂里，表示他們求知的渴望勝過了疲勞：這是何等動人的景象。但人們又怎樣地利用他們！除了少數聰明而有人性的真正的使徒，用意極好而不善於應付的善良的心以外，多多少少全是一班愚妄的、饒舌的、玩手段的傢伙，沒有讀者的作家，沒有聽眾的演說家，教授，牧師，鋼琴家，批評家，拿自己的出品把民眾淹沒了。各人都在推銷自己的貨物。最能叫座的自然是那些賣膏藥的，那些玄學大師，搬出許許多多老生常談，末了再歸結到一個社會的天堂。

  極端貴族的唯美主義，例如頹廢派的版畫、詩歌、音樂，也在平民大學裡找到了出路。大家希望平民對思想界發生一些返老還童的作用，促成民族的新生。可是人們一開頭先把布爾喬亞所有雕琢纖巧的玩意兒，像疫苗似的種在平民的血里！而平民也不勝貪饞地吸收進去，並非為了喜歡，而是因為那些都是布爾喬亞的東西。克利斯朵夫有一次跟著羅孫太太到一所平民大學去，在迦勃里哀·福萊的美妙的歌和貝多芬晚期的一闋四重奏之間，聽他對著平民彈奏德彪西。他自己對貝多芬晚年的作品還是經過了許多年，趣味與思想起了許多變化方始了解的。這時他不禁懷著憐憫的心問一個鄰座的人：「你竟懂得這個嗎？」

  那位鄰人立刻把脖子一挺，像一隻發怒的公雞似的，回答說：「當然！幹嗎我就不能像你一樣地了解？」

  為了證明他的了解，他更用著挑戰的神氣望著克利斯朵夫，哼著一段賦格曲。

  克利斯朵夫吃了一驚，趕緊溜了，心裡想這些畜生竟把民族的生機都毒害了，哪裡還有什麼平民！

  「你才是平民！」一個工人對一個想創辦平民戲院的熱心人說，「我嗎，我可是跟你一樣的布爾喬亞！」

  一個優美的黃昏，軟綿綿的天空罩在黑洞洞的都城上面，像一張強烈的色彩已經黯淡的東方地毯。克利斯朵夫沿著河濱大道從聖母寺往安伐里特宮走去。夜色蒼茫中，大寺上面的兩座鐘樓仿佛摩西在戰爭中高舉的手臂。小聖堂頂上的金箭，帶著神聖的荊棘，高聳在萬家屋舍之上[161]。對岸，羅浮宮的窗子在夕照中閃出最後的微光，還顯得有點兒生氣。安伐里特廣場的盡頭，在威嚴的壕溝與圍牆後面，在氣概非凡的空地上，陰沉的金色穹窿高懸在那裡，仿佛一闋交響樂，紀念那些年代久遠的勝利。高崗上的凱旋門，像英雄進行曲似的，替帝國軍團的行列開路。

  克利斯朵夫忽然覺得這些很像一個已經死了的巨人，在平原上伸展著巨大的四肢。他心驚肉跳，停了下來，悵然望著這些奇大無比的化石，想起那個已經絕跡的，地球上曾經聽見過它腳步聲的傳奇式的種族——安伐里特的穹窿好比它的冠冕，盧浮的宮殿好比它的腰帶，大寺頂上無數的手臂似乎想抓握青天，拿破崙凱旋門的兩隻威武的腳踏著世界，而如今只有一些侏儒在它的腳跟底下熙熙攘攘。

  克利斯朵夫雖然自己不求名，卻也在高恩和古耶帶他去的巴黎交際場中有了點小名氣。他的奇特的相貌——老是跟他兩位朋友之中的一個在新戲初演的晚上和音樂會中出現——極有個性的那種醜陋，人品與服裝的可笑，舉止的粗魯、笨拙，無意中流露出來的怪論，琢磨得不夠的，可是方面很廣很結實的聰明，再加高恩把他和警察衝突而亡命法國的經過到處宣傳，說得像小說一樣，使他在這個國際旅館的大客廳中，在這一堆巴黎名流中，成為那班無事忙的人注目的對象。只要他沉默寡言，冷眼旁觀，聽著人家，在沒有弄清楚以前不表示意見，只要他的作品和他真正的思想不給人知道，他是可以得到人家相當的好感的。他沒法待在德國是法國人挺高興的事。特別是克利斯朵夫對於德國音樂的過激的批評，使法國音樂家大為感動，仿佛那是對他們法國音樂家表示敬意。其實他的批評是幾年以前的，多半的意見現在已經改變了：那是他從前在一份德國雜誌上發表的幾篇文章，被高恩把其中的怪論加意渲染而逢人便說的。大家覺得克利斯朵夫很有意思，並不妨礙別人，又不搶誰的位置。只要他願意，他馬上可以成為文藝小圈子裡的大人物。他只要不寫作品，或是儘量少寫，尤其不要讓人聽到他的作品，而只吸收一些古耶和古耶一流的人的思想。他們都信守著一句有名的箴言，當然是略微修正了一下：

  我的杯子並不大；……可是我……在別人的杯子裡喝。

  一個堅強的性格，它的光芒特別能吸引青年，因為青年是只斤斤計較於感覺而不喜歡行動的。克利斯朵夫周圍就不少這等人：普遍都是些有閒的青年，沒有意志，沒有目的，沒有生存的意義，怕工作，怕孤獨，永遠埋在安樂椅里，出了咖啡館，就得上戲院，想盡方法不要回家，免得面對面看到自己。他們跑來，坐定了，幾個鐘點的瞎扯，盡說些無聊的話，結果把自己攪得胃脹、噁心，又像飽悶，又像飢餓，對那些談話覺得討厭極了，同時又需要繼續下去。他們包圍著克利斯朵夫，有如歌德身邊的哈巴狗，也有如「等待機會的幼蟲」，想抓住一顆靈魂，使自己不至於跟生命完全脫節。

  換了一個愛虛榮的糊塗蛋，受到這些寄生蟲式的小嘍囉捧場也許會很喜歡。可是克利斯朵夫不願意做人家的偶像。並且這些崇拜他的人自作聰明，把他的行為看作含有古怪的用意，什麼勒南派、尼采派、神秘派、兩性派等等，使克利斯朵夫聽了大為氣憤。他把他們一齊攆走了。他的性格不是做被動的角色的。他一切都以行動為目標：為了了解而觀察，為了行動而了解。他擺脫了成見，什麼都想知道，在音樂方面研究別的國家別的時代的一切思想的形式和表情的方法。只要他認為是真實的，他都拿下來。他所研究的法國藝術家都是心思靈巧的發明新形式的人，殫精竭慮，繼續不斷地做著發明工作，卻把自己的發明丟在半路上。克利斯朵夫的作風可大不相同：他的努力並不在於創造新的音樂語言，而在於把音樂語言說得更有力量。他不求新奇，只求自己堅強。這種富於熱情的剛毅的精神，和法國人細膩而講中庸之道的天才恰好相反。他瞧不起為風格而求風格。法國最優秀的藝術家，在他眼裡不過是高等的巧匠。在巴黎最完美的詩人中間，有一個曾經立過一張「當代法國詩壇的工作表，詳列各人的貨物、出品或薪餉」，上面寫的有「水晶燭台，東方綢帛，金質紀念章，古銅紀念章，有錢的寡婦用的花邊，上色的塑像，印花的琺瑯……」，同時指出哪一件是哪一個同業的出品。他替自己的寫照是「蹲在廣大的文藝工場的一隅，綴鋪著古代的地毯，或擦著久無用處的古槍」——把藝術家看作只求技術完滿的良工巧匠的觀念，不能說不美，但不能使克利斯朵夫滿足。他一方面承認他職業的尊嚴，但對於這種尊嚴所掩飾的貧弱的生活非常瞧不起。他不能想像一個人能為寫作而寫作。他不能徒託空言而要言之有物。

  我說的是事實，你說的是空話……

  克利斯朵夫有個時期只管把新天地中的一切儘量吸收，然後精神突然活躍起來，覺得需要創作了。他和巴黎的格格不入，對他的個性有種刺激的作用，使他的力量加增了好幾倍。在胸中泛濫的熱情非表現出來不可，各式各種的熱情都同樣迫切地要求發泄。他得鍛鍊一些作品，把充塞心頭的愛與恨一齊灌注在內；還有意志，還有捨棄，一切在他內心相擊相撞而具有同等生存權利的妖魔，都得給它們一條出路。他寫好一件作品把某一股熱情蘇解——有時他竟沒有耐性完成作品——又立刻被另外一股相反的熱情卷了去。但這矛盾不過是表面的：雖然他時時刻刻在變化，精神是始終如一。他所有的作品都是走向同一個目標的不同的路。他的靈魂好比一座山：他取著所有的山道爬上去；有的是濃蔭掩蔽、迂迴曲折的；有的是烈日當空、陡峭險峻的；結果都走向那高踞山巔的神明。愛、憎、意志、捨棄、人類一切的力興奮到了極點之後，就和「永恆」接近了、交融了。所謂「永恆」是每個人心中都有的：不論是教徒，是無神論者，是無處不見生命的人，是處處否定生命的人，是懷疑一切，懷疑生亦懷疑死的人——或者同時具有這些矛盾像克利斯朵夫一般的人。所有的矛盾都在永恆的「力」中間融合了。克利斯朵夫所認為重要的，是在自己心中和別人心中喚醒這個力，是抱薪投火，燃起「永恆」的烈焰。在這妖艷的巴黎的黑夜中，一朵巨大的火花已經在他心頭吐放。他自以為超出了一切的信仰，不知他整個兒就是一個信仰的火把。

  然而這是最容易受法國人嘲笑的資料。一個風雅的社會最難寬恕的莫過於信仰，因為它自己已經喪失信仰。大半的人對青年的夢想暗中抱著敵視或訕笑的心思，其實大部分是懊喪的表現，因為他們也有過這種雄心而沒有能實現。凡是否認自己的靈魂，凡是心中孕育過一件作品而沒有能完成的人，總是想：

  「既然我不能實現我的理想，為什麼他們就能夠呢？不行，我不願意他們成功。」

  像埃達·迦勃勒[162]一流的，世界上不知有多少！他們暗中抱著何等的惡意，想消滅新興的自由的力量；用的是何等巧妙的手段，或是不理不睬，或是冷嘲熱諷，或是使人疲勞，或是使人灰心，或是在適當的時間來一套勾引誘惑的玩意兒……

  這種角色是不分國界的。克利斯朵夫因為在德國碰到過，所以早已認識了。對付這一類的人，他是準備有素的。防禦的方法很簡單，就是先下手為強。只要他們來親近他，他就宣戰，把這些危險的朋友逼成仇敵。這種坦白的手段，為保衛他的人格固然很見效，但對於他藝術家的前程絕不能有什麼幫助。克利斯朵夫又拿出他在德國時候的那套老辦法。他簡直不由自主地要這麼做。只有一點跟從前不同：他的心情已經變得滿不在乎，非常輕鬆。

  只要有人肯聽他說話，他就肆無忌憚地發表他對法國藝術界的激烈的批評，因之得罪了許多人。他根本不想留個退步，像一般有心人那樣去籠絡一批徒黨做自己的依傍。他可以毫不費力地得到別的藝術家的欽佩，只消他也欽佩他們。有些竟可以先來欽佩他，唯一的條件是大家有來有往。他們把恭維這回事看作放債一樣，到了必要的時候可以向他們的債務人，受過他們恭維的人，要求償還。那是很安全的投資——但放給克利斯朵夫的款子可變了倒帳。他非但分文不還，還沒皮沒臉地把恭維過他作品的人的作品認為平庸譾陋。這樣，他們嘴裡不說，心裡卻懷著怨恨，決意一有機會便如法炮製，回敬他一下。

  在克利斯朵夫做的許多冒失事中間，有一樁是跟呂西安·雷維–葛作戰。他到處遇到他，而對於這個性情柔和的、有禮的，表面上完全與人無損，反顯得比他更善良，至少比他更有分寸的傢伙，克利斯朵夫沒法藏起他過於誇張的反感。他逗呂西安討論，不管題目如何平淡，克利斯朵夫老是會把談鋒突然之間變得尖銳起來，使旁聽的人大吃一驚。似乎克利斯朵夫想出種種藉口要跟呂西安拼個你死我活，但他始終傷不到他的敵人。呂西安機靈之極，即使在必敗無疑的時候，也會扮一個占上風的角色；他對付得那麼客氣，格外顯出克利斯朵夫的有失體統。克利斯朵夫的法文說得很壞，夾著俗話，甚至還有相當粗野的字眼，像所有的外國人一樣早就學會而用得不恰當的，自然攻不破呂西安的戰術了。他只是憤怒非凡地跟這個冷嘲熱諷的軟綿綿的性格對抗。大家都派他理屈，因為他們並看不出克利斯朵夫所隱隱約約感覺到的情形：就是說呂西安那種和善的面目是虛偽的，因為遇到了一股壓不倒的力量而想無聲無息地使它窒息。呂西安並不急，跟克利斯朵夫一樣等著機會：不過他是等機會破壞，克利斯朵夫是等機會建設。他毫不費力地使高恩和古耶對克利斯朵夫疏遠了，好似前次使克利斯朵夫慢慢地跟史丹芬家疏遠一樣。他使他完全孤立。

  其實克利斯朵夫自己也在努力往孤立的路上走。他叫誰都對他不滿意，因為他不屬於任何黨派，並且還進一步反對所有的人。他不喜歡猶太人，但更不喜歡反猶太的人。這班懦怯的多數民族反對強有力的少數民族，並非因為這少數民族惡劣，而是因為它強有力。這種妒忌與仇恨的卑鄙的本能使克利斯朵夫深惡痛絕。結果是猶太人把他當做反猶太的，而反猶太的把他當做猶太人。藝術家則又認為他是個敵人。克利斯朵夫在藝術方面不知不覺把自己的德國脾氣表現得特別過火。和某種只求感官的效果而絕不動心的巴黎樂派相反，他所加意鋪張的是強烈的意志，是一種陽剛的、健全的悲觀氣息。表現歡樂的時候又不講究格調的雅俗，只顯出平民的狂亂與衝動，使提倡平民藝術的貴族老闆大起反感。他所用的形式是粗糙的，同時也是繁重的。他甚至矯枉過正，有意在表面上忽視風格，不求外形的獨創，而那是法國音樂家特別敏感的。所以他拿作品送給某些音樂家看的時候，他們也不細讀，就認為它是德國最後一批的華格納派而表示瞧不起，因為他們是一向討厭華格納派的。克利斯朵夫卻毫不介意，只是暗中好笑，仿著法國文藝復興期某個很有風趣的音樂家的詩句，反覆念道：

  …………

  得了吧，你不必慌，如果有人說：

  這克利斯朵夫沒有某宗某派的對位，

  沒有同樣的和聲。

  須知我有些別人沒有的東西。

  可是等到他想把作品在音樂會中演奏的時候，就發現大門緊閉了。人們為了演奏——或不演奏——法國青年音樂家的作品已經夠忙了，哪還有位置來安插一個無名的德國人。

  克利斯朵夫絕對不去鑽營。他關起門來繼續工作。巴黎人聽不聽他的作品，他覺得無關重要。他是為了自己的樂趣而寫作，並非為求名而寫作。真正的藝術家絕不顧慮作品的前途。他像文藝復興期的那些畫家，高高興興地在屋子外面的牆上作畫，雖然明知道十年之後就會蕩然無存。所以克利斯朵夫是安安靜靜地工作著，等著時機好轉，不料人家給了他一個意想不到的幫助。

  那時克利斯朵夫正躍躍欲試地想寫戲劇音樂。他不敢讓內心的抒情成分自由奔放，而需要把它限制在一些確切的題材中間。一個年輕的天才，還不能控制自己，甚至不知道自己的真面目的人，能夠定下界限，把那個隨時會溜掉的靈魂關在裡頭當然是好的。這是控制思潮必不可少的水閘——不幸克利斯朵夫沒有一個詩人幫忙，他只能從歷史或傳說中間去找題材來親自調度。

  幾個月以來在他腦中飄浮的都是些《聖經》里的形象。母親給他作為逃亡伴侶的《聖經》，是他的幻夢之源。雖然他並不用宗教精神去讀，但這部希伯來民族的史詩自有一股精神的力，更恰當地說是有股生命力，好比一道清泉，可以在薄暮時分把他被巴黎煙燻塵污的靈魂洗滌一番。他雖不關心書中神聖的意義，但因為他呼吸到獷野的大自然氣息和原始人格的氣息，這部書對他還是神聖的。誠惶誠恐的大地，中心顫動的山嶽，喜氣洋溢的天空，猛獅般的人類，齊聲唱著頌歌，把克利斯朵夫聽得出神了。

  在《聖經》中他最嚮往的人物之一是少年時代的大衛。但他心目中的大衛並非露著幽默的微笑的翡冷翠少年，或神情緊張的悲壯的勇士，像韋羅基奧與米開朗琪羅表現在他們的傑作上的：他並不認識這些雕塑。他把大衛想像做一個富有詩意的牧人，童貞的心中蘊藏著英雄的氣息，可以說是種族更清秀、身心更調和的，南方的齊格弗里德。因為克利斯朵夫雖然竭力抵抗拉丁精神，其實已經被拉丁精神滲透了。這不但是藝術影響藝術，思想影響藝術，而是我們周圍的一切——人與物、姿勢與動作、線條與光——的影響。巴黎的精神氣氛是很有力量的，最倔強的性格也會受它感化，而德國人更抵抗不了：他徒然拿民族的傲氣來驕人，實際上是全歐洲最容易喪失本性的民族。克利斯朵夫已經不知不覺感染到拉丁藝術的中庸之道、明朗的心境，甚至也相當地懂得了造型美。他所作的《大衛》就有這些影響。

  他想描寫大衛和掃羅王的相遇，用交響詩的形式表現兩個人物[163]。

  在一片荒涼的高原上，周圍是開花的灌木林，年輕的牧童躺在地下對著太陽出神。清明的光輝、大地的威力、萬物的嗡嗡聲、野草的顫動、羊群的鈴聲，使這個還沒知道負有神聖使命的孩子引起許多幻想。他在和諧恬靜的氣氛中懶洋洋地唱著歌，吹著笛子。歌聲所表現的歡樂是那麼安靜，那麼清明，令人聽了哀樂俱忘，只覺得是應該這樣的，不可能不這樣的……可是突然之間，荒原上給巨大的陰影籠罩了，空氣沉默了，生命的氣息似乎退隱到地下去了。唯有安閒的笛聲依舊在那裡吹著。精神錯亂的掃羅王在旁邊走過。他失魂落魄，受著虛無的侵蝕，像一朵被狂風怒卷的、自己煎熬自己的火焰。他覺得周圍是一片空虛，自己心裡也是一片空虛：他對著它哀求、咒罵、挑戰。等到他喘不過氣來倒在地下的時候，始終沒有間斷的牧童的歌聲又那麼笑盈盈地響起來了。掃羅抑捺著騷動不已的心緒，悄悄地走近躺在地下的孩子，悄悄地望著他，坐在他身邊，把滾熱的手放在牧童頭上。大衛若無其事地掉過身子，望著掃羅王，把頭枕在掃羅膝上，繼續唱他的歌。黃昏來了，大衛唱著睡熟了，掃羅哭著。繁星滿天的夜裡又響起那個頌讚自然界復活的聖歌和心靈痊癒以後的感謝曲。

  克利斯朵夫寫作這一幕音樂，只顧表現自己的歡樂，既沒想到怎麼演奏，更沒想到可以搬上舞台。他原意是想等到樂隊肯接受他的作品的時候在音樂會中演奏。

  一天晚上，他和亞希·羅孫提起，又依著羅孫的要求，在鋼琴上彈了一遍，讓他有個概念。克利斯朵夫很詫異地發覺，羅孫對這件作品竟非常熱心，說應該拿到一家戲院去上演，並且自告奮勇要促成這件事。過了幾天，羅孫居然很認真地幹起來，使克利斯朵夫更覺得奇怪；而一知道高恩、古耶，甚至呂西安·雷維–葛都表示很熱心，他不但是詫異，簡直給搞糊塗了。他只能承認他們為了愛藝術而把私人的嫌隙丟開了：這當然是他意想不到的。在所有的人中，最不急於表現這件作品的倒是他自己。那原來不是為舞台寫的，拿去交給戲院未免荒唐。但羅孫那麼懇切，高恩那麼苦勸，古耶又說得那麼肯定，克利斯朵夫居然動心了。他沒有勇氣拒絕。他太想聽聽自己作的曲子了！

  因為羅孫，什麼事都輕而易舉。經理和演員都爭先恐後地巴結他。碰巧有家報館為一個慈善團體募捐想辦個遊藝大會。他們決定在遊藝會裡表演《大衛》。一個很好的管弦樂隊給組織起來了。至於唱歌的，羅孫說已經找到了一個理想的人物來表現大衛。

  大家便開始練習。樂隊雖然脫不了法國習氣，紀律差一些，可是第一次試奏的成績還算滿意。唱掃羅王的角色嗓子有點疲弱，卻還過得去，技術是有根底的。表演大衛的是個高大肥胖、體格壯健的美婦人；但她聲音惡俗、肉麻，帶著唱通俗歌劇的顫音，和咖啡館音樂會的作風。克利斯朵夫皺著眉頭。她才唱了幾節，他已經斷定她不能勝任了。樂隊第一次休息的時候，他去找負責音樂會事務的經理，那是和高恩一同在場旁聽的。他看見克利斯朵夫向他走過來，便得意揚揚地問：「那麼你是滿意的了？」

  「是的，」克利斯朵夫說，「大概不至於有什麼問題。只有一件事不行，就是那個女歌唱家。非換一個不可。請你客客氣氣地通知她，你們是攪慣這一套的……你總不難替我另外找一個吧？」

  那位經理不由得愣住了，望著克利斯朵夫，似乎疑心他是開玩笑。

  「噢！你這話是不可能的！」

  「為什麼不可能？」克利斯朵夫問。

  經理跟高恩倆對了眼睛，神氣很狡猾：「她多有天分！」

  「一點兒天分都沒有。」克利斯朵夫說。

  「怎麼沒有！……這樣好的嗓子！」

  「談不到嗓子。」

  「人又多漂亮！」

  「那跟我不相干。」

  「可是也不妨事啊。」高恩笑著說。

  「我需要一個大衛，一個懂得唱的大衛；不需要美麗的海倫。」克利斯朵夫說。

  經理好不為難地搔搔鼻子：「那很麻煩，很麻煩……可是她的確是個出色的藝術家——我敢向你擔保。也許她今天不大得勁。你再試一下看看。」

  「好吧，」克利斯朵夫回答，「可是這不過是白費時間罷了。」

  他重新開始練習。情形可是更糟。他幾乎不能敷衍到曲子終了：他煩躁不堪，指點女歌手的口氣先是還冷冷地不至於失禮，慢慢地竟直截了當，不留餘地了。她花了很大的勁想使他滿意，對他裝著媚眼乞憐，只是沒用。看到事情快要鬧僵，經理就很小心地出來把練習會中止了。為了沖淡一下克利斯朵夫給人的壞印象，他趕緊去和女歌手周旋，大獻殷勤。克利斯朵夫看了很不耐煩，神氣專橫地向他示意叫他過來，說道：

  「沒有什麼可商量的了。我不要這個人。我知道人家心裡會不舒服；可是當初不是我挑的。你們去想辦法吧。」

  經理神氣很窘，彎了彎腰，滿不在乎地回答：「我沒有辦法。請你跟羅孫先生去說吧。」

  「那跟羅孫先生有什麼相干？我不願意為這些事去麻煩他。」

  「他不會覺得麻煩的。」高恩帶著俏皮的口氣說。

  接著他指了指剛從門外進來的羅孫。

  克利斯朵夫迎上前去。羅孫一團高興地嚷著：「怎麼？已經完啦？我還想來聽聽呢。那麼，親愛的大師，怎麼樣？滿意不滿意？」

  「一切都很好，」克利斯朵夫回答，「我不知道向你怎麼道謝才好……」

  「哪裡！哪裡！」

  「只有一件事不行。」

  「你說吧，說吧。咱們來想辦法。我非要使你滿意不可。」

  「就是那個女歌唱家。咱們自己人，不妨說句老實話，她簡直糟透了。」

  滿面笑容的羅孫一下子變得冷若冰霜。他沉著臉說：「朋友，你這個話真怪了。」

  「她太不行了，太不行了，」克利斯朵夫接著說，「沒有嗓子，唱歌沒有品，沒有技巧，一點兒才氣都沒有。幸虧你剛才沒聽到！……」

  羅孫的態度越來越冷了，他截住了克利斯朵夫的話，聲音很難聽地說：「我對特·聖德–伊格蘭小姐知道得很清楚。她是個極有天分的歌唱家，我非常佩服的。巴黎所有風雅的人都是跟我一樣的見解。」

  說罷，他轉過背去，攙著女演員的手臂出去了。正當克利斯朵夫站在那兒發呆的時候，在旁看得挺高興的高恩，過來拉著他的胳膊，一邊下樓一邊笑著和他說：「難道你不知道她是他的情婦嗎？」

  這一下，克利斯朵夫可明白了。他們想表演這個作品原來是為了她，不是為了克利斯朵夫，怪不得羅孫這樣熱心這樣肯花錢，他的嘍囉們又這樣上勁。他聽高恩講著那個聖德–伊格蘭的故事：歌舞團出身，在小戲院裡紅了一些時候，就像所有她那一流的人一樣，忽然雄心勃勃，想爬到跟她的身份更相當的舞台上去唱戲。她指望羅孫介紹她進歌劇院或喜歌劇院，羅孫也巴不得她能成功，覺得《大衛》的表演倒是一個挺好的機會，可以叫巴黎的群眾領教一下這位新悲劇人才的抒情天才，反正這角色用不到什麼戲劇的動作，不至於使她出醜，反而能儘量顯出她身段的美。

  克利斯朵夫聽完了故事，掙脫了高恩的手臂，哈哈大笑，直笑了好一會兒。最後他說：

  「你們真叫我受不了。你們這些人都叫我受不了。你們根本不把藝術放在心上。念念不忘的老是女人，女人。你們排一出歌劇是為了一個跳舞的，為了一個唱歌的，為了某先生或某太太的情人。你們只想著你們的醜事。我也不怪你們：你們原來是這樣的東西，那麼就這樣混下去吧，擠在你們的馬槽里去搶水喝吧，只要你們喜歡。可是咱們還是分手為妙：咱們天生是合不攏來的。再見了。」

  他別了高恩，回到寓所，寫了封信給羅孫，聲明撤回他的作品，同時也不隱瞞他撤回的動機。

  這是跟羅孫和他所有的徒黨決裂了。後果是立刻感覺得到的。報紙對於這計劃中的表演早已大肆宣傳，這一回作曲家和表演者的不歡而散又給他們添了許多嚼舌的資料。某個樂隊的指揮，為了好奇心，在一個星期日下午的音樂會中把這個作品排了進去。這幸運對於克利斯朵夫簡直是個大大的厄運。作品是演奏了，可是被人大喝倒彩。女歌唱家所有的朋友都約齊了要把這個傲慢的音樂家教訓一頓；至於聽著這闋交響詩覺得沉悶的群眾，也樂於附和那些行家的批判。更糟的是，克利斯朵夫想顯顯演奏家的本領，冒冒失失地在同一音樂會裡出場奏一闋鋼琴與樂隊合奏的幻想曲。群眾的惡意，在演奏《大衛》的時候為了替演奏的人著想而留些餘地的，此刻當面看到了作家就儘量發泄了，何況他的演技也不盡合乎規矩。克利斯朵夫被場中的喧鬧惹得心頭火起，在曲子的半中間突然停住，用著挖苦的神氣望著突然靜下來的群眾，彈了一段瑪勃洛打仗去了[164]，然後傲慢地說道：「這才配你們的胃口。」說完，他站起身來走了。

  會場裡頓時亂鬨鬨地鬧了起來。有人嚷著說這是對於聽眾的侮辱，作者應該向大家道歉。第二天，各報一致把高雅的巴黎趣味所貶斥的粗野的德國人罵了一頓。

  然後是一片空虛，完全的、絕對的空虛。克利斯朵夫在多少次的孤獨以後再來一次孤獨，在這個外國的，對他仇視的大城裡，比什麼時候都更孤獨了。可是他不再像從前一樣地耿耿於懷。他慢慢地有點兒覺得這是他的命運如此，終身如此的了。

  他可不知道一顆偉大的心靈是永遠不會孤獨的，即使命運把他的朋友統統給剝奪了，他也永遠會創造朋友。他不知道自己滿腔的熱愛在四周放出光芒，而便是在這個時候，他自以為永遠孤獨的時候，他所得到的愛比世界上最幸福的人還要豐富。

  在史丹芬家和高蘭德同時學鋼琴的，還有一個年紀不滿十四歲的女孩子。她是高蘭德的表妹，叫做葛拉齊亞·蒲翁旦比，皮膚黃澄澄的，顴骨帶點粉紅，臉蛋很飽滿，像鄉下人一樣的健康，小小的鼻子有點往上翹，闊大的嘴巴線條很分明，老是半開半合的，下巴很圓、很白，神色安詳的眼睛透著溫柔的笑意，鼓得圓圓的腦門，四周是一大堆又長又軟的頭髮，並不打卷，只像平靜的水波一般沿著腮幫掛下來。寬大的臉盤，沉靜而美麗的目光，活像安特萊·台爾·薩多畫上的聖處女。

  她是義大利人。父母差不多成年住在鄉下，在義大利北部的一所大莊子裡：那邊有的是平原、草場，跟小河。從屋頂的平台上眺望，底下是一片金黃的葡萄藤，中間疏疏落落地矗立著一些圓錐形的杉樹。遠處是無窮盡的田野。四下里靜極了。只聽到耕田的牛鳴，和把犁的鄉下人尖銳地叫喊：「吁嘻！……走呀！」

  蟬在樹上唱，青蛙沿著水邊叫。夜裡，銀波蕩漾的月光底下，萬籟俱寂。遠遠地，不時有些看守莊稼的農人蹲在茅屋裡放幾槍，警告竊賊表示他們醒在那裡。對於矇矓半睡的人們，這種聲音跟在遠處報時報刻的和平的鐘聲並沒什麼分別。過後，又是一片靜寂包著你的心靈，好似一件衣褶寬博的軟綿綿的大氅。

  在小葛拉齊亞周圍，生命似乎睡著了。人家不大理會她。她是在恬靜的空氣中自由自在地長大的。那麼平靜，那麼從容。她性子懶懶的，喜歡東遛遛、西逛逛，沒頭沒腦地盡睡。她會在園子裡幾小時地躺下去。她在靜默中飄飄蕩蕩，好似一隻蒼蠅在夏日的溪水上輕輕拂弄。有時，她無緣無故地突然奔起來，奔著，奔著，像一頭小動物，腦袋與胸脯微微向右邊側著，非常輕靈、自然。她簡直是頭小山羊，就為了喜歡蹦跳而在石子堆里溜滑打滾。她和小狗、青蛙、野草、樹木、種田的人、院子裡的雞鴨，嘮嘮叨叨地說話。她疼愛周圍的一切小生物，也很喜歡大人，可是不像對小東西那麼毫無顧忌。她不大見到外界的人，莊子離城很遠，完全是孤零零的。塵土飛揚的大路上，難得有個滿面正經、拖著沉重的腳步的農夫，或是一個眼睛發亮、臉孔紫銅色的、美麗的鄉下女人，昂著頭，挺著胸，搖搖擺擺地走過去。葛拉齊亞在靜悄悄的大花園裡獨自消磨日子：一個人也不看見，從來不厭煩，對什麼也不怕。

  有一次，一個流浪的漢子闖入冷落的田莊裡想偷只雞。他看見女孩子躺在草地上，一邊哼著一支歌一邊咬著一塊長長的烤麵包，不由得呆了一呆。她安閒地望著他，問他來做什麼。他說：「給我一些東西，要不然我就嚇你了。」

  她把手裡的麵包遞給了他，眼睛笑眯眯地說：「你別嚇人啊。」

  於是那浪人走了。

  媽媽去世了。老爸爸心腸很好，很懦弱，是個世家出身的義大利人。他身子結實，性情快活，人很和善，就是有些孩子氣，完全沒能力管女孩子的教育。老蒲翁旦比的妹子，史丹芬太太，回來參加嫂子的葬禮，看見孩子那麼孤單不由得很揪心，決意帶她到巴黎去住些時候，讓她忘記一下喪母的悲痛。葛拉齊亞哭了，老爸爸也哭了。可是史丹芬太太決定了什麼事，大家只有服從的份兒，沒有人能反抗的。她是一家之中最有決斷的人。她在巴黎自己家裡掌管一切：她的丈夫，她的女兒，她的情夫。因為她對於責任和快樂能兼籌並顧，為人又實際又富於熱情，並且極喜歡交際，在外邊非常活躍。

  移植到巴黎之後，幽靜的葛拉齊亞對著美麗的高蘭德表姊深深地鍾情起來，使高蘭德看了好玩。人們把這個野生的和順的小姑娘帶到交際場和戲院去。大家繼續拿她當孩子看待，她也自認為孩子，其實早已不是了。她頗有些自己藏得很緊而覺得害怕的感情，對於一個人一件東西常常會熱情衝動。她暗中戀著高蘭德，偷她一條絲帶或一塊手帕什麼的。當著表姊的面，她往往一句話都說不出。而在等待的時候，知道就要看到表姊的時候，她又焦急又快活，簡直會渾身顫抖。在戲院裡，要是她先到了而後看見美麗的表姊穿著袒露的晚禮服走進包廂，受到眾人注目的話，葛拉齊亞就滿心歡喜地笑了，笑得那麼謙卑、親切，抱著一腔熱愛。而高蘭德和她一說話，她連心都為之化開了。穿著白色的長袍，美麗的黑髮蓬蓬鬆鬆地散披在皮膚暗黃的肩上，把長手套放在嘴裡輕輕咬著，又閒著沒事把手指往手套里伸進一點，她一邊看戲一邊時時刻刻回頭看著高蘭德，希望她對自己友好地瞧一眼，也希望把自己感到的樂趣分點兒給她，用褐色的明淨的眼睛表示：「我真愛你。」

  在巴黎近郊的森林中散步時，她形影不離地跟著高蘭德，坐就坐在她腳下，走就走在她前面，替她撥開伸在路中間的樹枝，在沒法插足的污泥中放幾塊石頭。有天晚上，高蘭德在花園裡覺得冷了，問她借用圍巾，她竟快活得叫起來——過後卻又難為情，覺得不應該叫的——因為那等於她的愛人和她擁抱了一下，而圍巾還給她的時候又留下了愛人身上的香味。

  也有些她偷偷看著的書，有些詩——因為人家還只給她看兒童讀物——使她感到一種慌亂的甜美的境界。還有某些音樂，雖然人家說她還不能領會而她也自以為不能領會——她可感動得臉色發白，身上出汗。她那時的心情是誰都不知道的。

  除此以外，她只是一個性情柔和的小姑娘：糊裡糊塗的，懶洋洋的，相當貪嘴，動不動就臉紅。有時幾小時的不出聲，有時咭咭呱呱地說個不休。容易哭，容易笑，會突然之間地號慟，也會像小孩子般縱聲狂笑。一點兒毫無意思的小事就能使她樂，使她高興。她從來不想裝作大人，始終保存著兒童的面目。她尤其是心地好，絕對不忍心叫人家難過，也絕對受不了別人對她有半句生氣的話。她非常謙虛，老躲在一邊。只要是她認為美與善的，她無有不愛，無有不欽佩。她往往一廂情願地以為別人有如何如何的優點。

  史丹芬家負責管她的教育，那是已經很落後的了。她跟克利斯朵夫學琴就是這樣開始的。

  她第一次看見他是在姑母家某次賓客眾多的夜會上。跟無論哪種客人合不來的克利斯朵夫，盡彈著一闋沒有完的柔板（Adagio），把大家聽得打呵欠：似乎快完了，又接了下去，使聽的人以為是無窮無盡的了。史丹芬太太非常不耐煩，只是不便發作。高蘭德卻樂死了，覺得這可笑的局面挺有意思，也不怪克利斯朵夫感覺遲鈍到這個地步。她只覺得他是一股力，而那股力使她很有好感，同時也認為很滑稽，但絕不願意為他辯護。唯有小葛拉齊亞被這音樂感動得眼淚都上來了。她躲在客廳的一角，最後她溜走了，因為不願意讓人家發現她的騷動，也因為受不了大家背後拿克利斯朵夫取笑。

  幾天之後，史丹芬太太在飯桌上說要請克利斯朵夫教她學琴。葛拉齊亞聽了心裡一慌，羹匙掉在湯盆里，把湯水濺在她自己跟表姊身上。高蘭德便說她還得先學一學吃飯的規矩。史丹芬太太馬上補充說，那可不能請教克利斯朵夫了。葛拉齊亞因為和克利斯朵夫一同受到埋怨，非常高興。

  克利斯朵夫開始上課了。她身子又僵又冷，手臂膠在身上沒法搬動。克利斯朵夫拿著她的小手校正手指的姿勢，把它們一隻一隻放在鍵盤上時，她竟要軟癱了。她戰戰兢兢，唯恐在他面前彈不好。但儘管練琴練到幾乎害病，使表姊煩躁得叫起來，她當了克利斯朵夫的面總彈得不成樣子：她喘不過氣來，手指不是僵似木塊，就是軟如棉花；她把音彈糊塗了，重音也顛倒了。克利斯朵夫把她埋怨了一頓，生著氣走了。那時她竟恨不得死掉才好。

  他完全沒注意她，只關心高蘭德。葛拉齊亞看了表姊和克利斯朵夫的親密很羨慕。雖然有些痛苦，但她那顆善良的小心畢竟替高蘭德和克利斯朵夫歡喜。她認為高蘭德遠勝自己，所以大家的敬意歸她一個人獨占也是挺自然的。直到後來她必須在表姊與克利斯朵夫兩者之間挑選一個的時候，她才覺得自己的心已經不向著表姊了。她憑著小婦人的直覺咂摸出來，克利斯朵夫看了高蘭德的賣弄風情和雷維–葛的拼命追求非常難過。她本能地不喜歡雷維–葛。而且從她知道克利斯朵夫厭惡他之後，她也厭惡他了。她不懂高蘭德怎麼能把雷維–葛放在和克利斯朵夫競爭的地位而引以為樂。她暗中開始用嚴厲的目光批判高蘭德，一發覺她某些小小的謊話，便對表姊突然改變了態度。高蘭德雖然覺得，可不明白為什麼，以為那是小姑娘的使性。可是葛拉齊亞對她已經失掉信心是毫無疑問的了：高蘭德從一樁小事情上可以感覺到。有天晚上，兩人在園中散步，忽然來了一陣驟雨，高蘭德有心表示親熱，想把葛拉齊亞裹在自己的大衣裡面，免得她淋雨。要是在幾星期以前，葛拉齊亞一定因為能夠偎貼在親愛的表姊懷裡而感到說不出的歡喜，這一回她卻冷冷地閃開了。並且高蘭德說葛拉齊亞所彈的某支樂曲難聽的時候，她還是照舊地彈，照舊地愛好。

  從此她只關心克利斯朵夫。她的柔情使她有種直覺，能體會到他苦悶的原因。而以她那種孩子氣的、多操心的關切，她也把他的痛苦大大地誇張了。她以為克利斯朵夫愛著高蘭德，其實他對高蘭德的關係僅僅是種苛求的友誼。她以為他很痛苦，所以她也為他而痛苦了。可憐她好心竟沒得到好報：表姊把克利斯朵夫惹得冒火了，她就得代表姊受過。他心緒惡劣，借小學生出氣，在琴上改她錯誤的時候極不耐煩。有天早上，克利斯朵夫被高蘭德惹得格外氣惱，在鋼琴旁邊坐下來的態度那麼暴躁，把葛拉齊亞僅有的一些小本領都嚇得無影無蹤：她手足無措，他怒氣沖沖地責備她彈錯音符，更把她駭昏了。他又生了氣，拿著她的手亂搖，嚷著說她永遠沒希望把一個曲子彈得像個樣，還是弄她的烹飪或女紅去吧，她愛做什麼都可以，可是天哪！切勿再弄什麼音樂，彈些錯誤的音叫人聽了受罪！一說完，他掉轉身子就走，課也沒上完。可憐的葛拉齊亞把眼淚都哭盡了，那些難堪的話固然使她傷心，但更傷心的是她一心一意要使克利斯朵夫滿意，結果非但沒做到，反而搞出些糊塗事叫自己心愛的人氣惱。

  後來克利斯朵夫不再上史丹芬家，葛拉齊亞就更痛苦了。她想回家鄉去。這個連幻想都是那麼純潔的孩子，始終保存著樸實清明的心地，住在大都市裡跟騷動狂亂的巴黎女子混在一起非常不慣。雖然不敢說出來，她已經把周圍的人批判得相當準確。但她像父親一樣因為心好，因為謙虛，因為不敢信任自己而很膽小、懦弱。她讓霸道的姑母和慣於支配一切的表姊擺布。雖然按期給父親寫著親切的信，她可不敢告訴他說：「啊！爸爸，把我接回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