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當克利斯朵夫把醞釀巴黎藝術的思想背景逐漸看清楚的時候，他有了一個更強烈的印象：就是女人在這國際化的社會上占著最高的、荒謬的、僭越的地位。單是做男子的伴侶已經不能使她饜足，便是和男子平等也不能使她饜足。她非要男子把她的享樂奉為金科玉律不行。而男子竟帖然就範。一個民族衰老了，自會把意志、信仰、一切生存的意義，甘心情願地交給分配歡娛的主宰。男子製造作品，女人製造男子（倘使不是像當時的法國女子那樣也來製造作品的話）。而與其說她們製造，還不如說她們破壞更準確。固然，不朽的女性對於優秀的男子素來是一種激勵的力量，但對於一般普通人和一個衰老的民族，另有一種同樣不朽的女性，老是把他們往泥窪里拖。而這另一種女性便是思想的主人翁、共和國的帝王。

  由於高恩的介紹，又靠著他演奏家的才具，克利斯朵夫得以出入於某些沙龍。他在那些地方，很好奇地觀察著巴黎女子。像多數的外國人一樣，他把他對兩三種女性的嚴酷的批判，推而至於全部的法國女子。他所遇到的幾種典型，都是些年輕的婦女，並不高大，沒有多少青春的嬌嫩，身腰很軟，頭髮是染過色的，可愛的頭上戴著一頂大帽子；照身體的比例，頭是太大了一些，臉上的線條很分明，皮膚帶點虛腫；鼻子長得相當端正，但往往很俗氣，永遠談不到什麼個性；眼睛活潑而缺少深刻的生命，只是竭力要裝得有神采，睜得越大越好；秀美的嘴巴表示很能控制自己；下巴豐滿，臉龐的下半部完全顯出這些漂亮人物的唯物主義：一邊鉤心斗角地談愛情，一邊照舊顧到輿論，顧到夫婦生活。人長得挺美，可不是什麼貴種。這些時髦女人，幾乎都有一種腐化的布爾喬亞氣息，或者憑著她們的謹慎、節儉、冷淡、實際和自私等等這些階級的傳統性格，極希望成為腐化的布爾喬亞。生活空虛，只求享樂。而享樂的欲望並非由於官能的需要，而是由於好奇。意志堅強，但意志的本質並不高明。她們穿得非常講究，小動作都有一定的功架。用手心或手背輕輕巧巧地整著頭髮，按著木梳，坐的地方老是能夠對鏡自照而同時窺探別人，不管這鏡子是在近處還是在遠處。至於晚餐席上，茶會上，對著閃光的羹匙、刀叉、銀的咖啡壺，把自己的倩影隨便瞅上一眼，她們更覺得其樂無窮。她們吃東西非常嚴格，只喝清水，凡是可能影響她們認為理想的、像麵粉般的白皮膚的菜，一概不吃。

  和克利斯朵夫來往的人中，猶太人相當多。他雖然從認識於第斯·曼海姆以後對這個種族已經沒有什麼幻想，仍不免受他們吸引。在高恩介紹的幾個猶太沙龍里，大家很賞識他，因為這個種族一向是很聰明而愛聰明的。在宴會上，克利斯朵夫遇到一班金融家、工程師、報館巨頭、國際掮客、黑奴販子一流的傢伙——共和國的企業家。他們頭腦清楚，很有毅力，旁若無人，掛著笑臉，貌似豪放，其實非常深藏。克利斯朵夫覺得這些坐在供滿鮮花與人肉的餐桌四周的人物，冷酷的面目之下都隱伏著罪惡的影子，不管是過去的或將來的。幾乎所有的男人全是丑的。女人大體上都很漂亮，只要你不從太近的地方看：臉上的線條與皮色缺少細膩。可是她們自有一種光彩，顯得物質生活相當充實。美麗的肩膀在眾目睽睽之下像鮮花般傲然開放，還有把她們的姿色，甚至她們的醜惡，變做捕捉男人的陷阱的天才。一個藝術家看到了，一定會發現其中有些古羅馬人的典型，尼祿或哈德良皇帝時代的女子。此外也有巴瑪島民式的臉蛋，淫蕩的表情，肥胖的下巴埋在頸窩裡，頗有肉感的美。還有些女人頭髮很濃，卷得厲害，火辣辣而大膽的眼睛，一望而知是精明的、尖利的、無所不為的，比其餘的女子更剛強，但也更女性。在這些女人中，寥寥落落地顯出幾個比較有性靈的。純粹的線條，其來源似乎比羅馬更古遠，直要推溯到《聖經》時代的希伯來族：你看了感到一種靜默的詩意、荒漠的情趣。但克利斯朵夫走近去聽希伯來主婦與羅馬皇后談話時，發覺那些古族的後裔也像其餘的女人一樣，不過是巴黎化的猶太女子，而且比巴黎女子更巴黎化，更做作，更虛假，若無其事地說些惡毒的話，把一雙像聖母般美麗的眼睛去揭露別人的身體與靈魂。

  克利斯朵夫在東一堆西一堆的客人中間徘徊，到處格格不入。男人們提到狩獵的時候那麼殘忍，談論愛情的口吻那麼粗暴，唯有談到金錢才精當無比，出之以冷靜的、嬉笑的態度。大家在吸菸室里聽取商情。克利斯朵夫聽見一個衣襟上綴有勛飾的小白臉，在太太們中間繞來繞去，殷勤獻媚，用著喉音說道：「怎麼！他竟逍遙法外嗎？」

  兩位太太在客廳的一角談著一個青年女伶和一個交際花的戀愛。有時沙龍里還舉行音樂會。人們請克利斯朵夫彈琴。女詩人們氣吁吁的，流著汗，朗誦蘇利·普呂東和奧古斯丁·陶興的詩。一個有名的演員，用風琴伴奏，莊嚴地朗誦一章「神秘之歌」。音樂與詩句之荒唐教克利斯朵夫作嘔。但那些女子竟聽得出了神，露著美麗的牙齒笑開了。他們也串演易卜生的戲劇。一個大人物反抗那些社會柱石的苦鬥，結果只給他們作為消遣。

  然後，他們以為應當談談藝術了。那才令人作嘔呢。尤其是婦女們，為了調情，為了禮貌，為了無聊，為了愚蠢，要談易卜生、華格納、托爾斯泰。一朝談話在這方面開了頭，再也沒法教它停止。那像傳染病一樣。銀行家、掮客、黑人販子，都來發表他們對於藝術的高見。克利斯朵夫竭力避免回答，轉變話題，也是徒然：人家硬要跟他談論音樂與詩歌。有如柏遼茲說的：「他們談到這些問題的時候，那種不慌不忙的態度仿佛談的是醇酒婦人，或是旁的骯髒事兒。」一個神經病科的醫生，在易卜生劇中的女主角身上認出他某個女病人的影子，可是更愚蠢。一個工程師，一口咬定《玩偶之家》[145]中最值得同情的人物是丈夫。一個名演員——知名的喜劇家——吞吞吐吐地發表他對於尼采與卡萊爾[146]的高見。他告訴克利斯朵夫，說他不能看到一張委拉斯開茲[147]——當時最走紅的畫家——的畫而「不是大顆大顆的淚珠直淌下來」。但他又真誠地告訴克利斯朵夫，雖然他把藝術看得極高，但是把人生的藝術——行動，看得更高：要是他能夠挑選一個角色來扮演的話，他一定挑俾斯麥。有時，這種場合也有一個所謂高人雅士。他的談吐可也不見得如何高妙。克利斯朵夫常常把他們自以為說的內容，和實際所說的核對一下。他們往往一言不發，掛著一副莫測高深的笑容：他們是靠自己的聲名過活的，絕不拿聲名來冒險。當然也有幾個話特別多的，照例總是南方人。他們無所不談，可是毫無價值觀念，把一切都等量齊觀。某人是莎士比亞，某人是莫里哀，某人是耶穌基督。他們把易卜生和小仲馬相比，把托爾斯泰和喬治·桑並論，而這一切，自然是為表明法國已經無所不備。他們往往不通任何外國語文，但這一點對他們並無妨礙。聽的人完全不問他們說的是否對的，主要是說些有趣的事，儘量迎合民族的自尊心。什麼責任都可以撩在外國人頭上，除了當時的偶像：因為不論是格里格，是華格納，是尼采，是高爾基，是鄧南遮，總有一個當令的，但絕不會長久，偶像早晚要被扔入垃圾桶的。

  眼前的偶像是貝多芬。貝多芬變了時髦人物，誰想得到？至少在上流社會與文人中間是這樣：因為法國的藝術趣味是像天平秤一樣忽上忽下的，所以音樂家們早已把貝多芬丟開了。法國人要知道自己怎麼想，先得知道鄰人怎麼想，以便採取跟他一樣的或是相反的思想。看到貝多芬變得通俗了，音樂家中最高雅的一派便認為貝多芬已經不夠高雅。他們永遠自命為輿論的先驅而從來不追隨輿論，與其和輿論表示同意，寧願跟它背道而馳。所以他們把貝多芬當作粗聲叫喊的老聾子。有些人還說他或許是個可敬的道德家，但是徒負虛名的音樂家——這類惡俗的笑話絕對不合克利斯朵夫的脾胃。而上流社會的熱心捧場也並不使克利斯朵夫更滿意。倘若貝多芬在這個時候來到巴黎，一定是個紅人，可惜他死了一百年。他的走運倒並不是靠他的音樂，而是靠他的多少帶有傳奇色彩的生活，那是被感傷派的傳記宣揚得婦孺皆知的。粗獷的相貌，獅子般的嘴臉，已經成為小說中人的面目。那些太太對他非常憐愛，意思之間表示，如果她們認識了他，他絕不至於那麼痛苦。她們敢這樣慷慨，因為明知貝多芬絕不會拿她們的話當真……這老頭兒已經什麼都不需要了。因此，一般演奏家、樂隊指揮、戲院經理，都對他表示十二分虔敬；並且以貝多芬的代表資格領受大家對貝多芬的敬意。票價高昂、規模宏大的紀念音樂會，使上流社會能藉此表現一下他們的善心——偶然也能使他們發現幾闋貝多芬的交響樂。喜劇演員，上流社會，半上流社會，共和政府特派主持藝術事業的政客，組織著委員會，公告社會說他們就要為貝多芬立一個紀念碑：除了幾個被人當作通行證用的好好先生以外，發起人名單上有的是那些混蛋——倘使貝多芬活著的話一定會把貝多芬踩在腳下的。

  克利斯朵夫看著，聽著，咬著牙齒，免得說出難聽的話。整個晚上，他全身緊張，四肢抽搐。他既不能說話，也不能不說話。並非為了興趣或需要，而是為了禮貌，為了非說些什麼不可而說話，使他非常難堪。把真正的思想說出來吧，那是不行的。信口胡謅吧，又辦不到。他甚至在不開口的時候也不會保持禮貌。倘使他望著旁邊的人，就是眼睛直勾勾地瞪著人家，不由自主地研究對方，叫人生氣。要是他說話，就嫌語氣太肯定，又使大家——連他自己在內——聽了刺耳。他覺得自己不得其所，而且他既有相當的聰明，能夠感覺到自己把這個環境的和諧給破壞了，當然對自己的態度舉動和主人們一樣氣惱。他恨自己，恨他們。

  等到半夜裡獨自一人走到街上的時候，他煩悶到極點，竟沒氣力走回去了。他差不多想躺在街上，好像他兒時在爵府里彈了琴回家的情形。有時，即使那一個星期的全部存款只剩了五六個法郎，他也會花兩法郎雇一輛車。他急急忙忙地撲進車廂，希望趕快溜走；他一路上在車子裡呻吟不已。回到寓所，上床睡覺了，他還在呻吟……然後又猛地想起一句滑稽的話而放聲大笑，不知不覺做著手勢，把那句話重說一遍。第二天，甚至過了好幾天，獨自散步的時候，他又突然咆哮起來，像野獸一樣……幹嗎他要去看這些人呢？幹嗎要再上那些地方去看他們呢？幹嗎勉強自己去學別人的模樣、手勢、鬼臉，裝作關心那些並不關心的事？他是不是真的不關心呢？一年以前，他絕對不耐煩跟他們來往的。現在他覺得他們又好氣又好笑了。是不是他也多少沾染了巴黎人滿不在乎的脾氣？於是他很不放心地懷疑自己的性格不及從前強了。但實際是相反：他倒是更強了。在一個陌生的環境裡，他精神比較自由得多。他不由自主地要睜著眼睛看人類的大喜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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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且不管他喜歡不喜歡，只要他希望巴黎社會認識他的藝術，就得繼續過這種生活。巴黎人對作品的興趣，要看他們對作者認識的深淺而定。要是克利斯朵夫想在這些市儈中間找些教課的差事來餬口，他尤其需要教人家認識。

  何況一個人還有一顆心，而心是無論如何必須有所依戀的。如果一無依傍，它就活不了。

  克利斯朵夫的女學生中有一個叫做高蘭德·史丹芬，她的父親是個很有錢的汽車製造商，入了法國籍的比利時人；母親是義大利人。她的祖父是英美的混血種，卜居在安特衛普，祖母是荷蘭人。這是一個十足地道的巴黎家庭。在克利斯朵夫看來，像別人看來一樣，高蘭德是個典型的法國少女。

  她才十八歲，絲絨般的黑眼睛對年輕的男人特別顯得溫柔，像西班牙姑娘的瞳子，水汪汪的光彩把眼眶填滿了。說話的時候，那個古怪而細長的小鼻子老是在翕動，亂蓬蓬的頭髮，一張怪可愛的臉，皮膚很平常，搽著粉，粗糙的線條，有點兒虛腫，神氣像只瞌睡的小貓。

  她個子非常小，衣服很講究，又迷人，又淘氣，舉止態度都帶幾分撒嬌、做作、痴騃。她裝著小女孩子的神氣，幾個鐘點的坐在搖椅里晃來晃去。在飯桌上看到什麼心愛的菜，便拍著手小聲小氣地叫著：「噢！多開心啊！……」在客廳里，她燃著紙菸，在男人面前故意做得跟女友們親熱得不得了，勾著她們的脖子，摩著她們的手，咬著她們的耳朵，說些傻話，或是嬌滴滴地說些兇狠的話，說得很巧妙，偶然也會若無其事地說些挺放肆的話，而更會逗人家說這種話——一會兒她又扮起天真的憨態，眼睛挺亮，眼皮厚厚的，又肉感，又狡猾，從眼梢里看人，留神聽著人家的閒話，很快地把粗野的部分聽在耳里，想法吊幾個男人上鉤。

  這些做作，像小狗般在人前賣弄的玩意兒，假裝天真的傻話，對克利斯朵夫全不是味兒。他沒有閒工夫來注意一個放蕩的小姑娘耍手段，也不屑用好玩的心情瞧那些手段。他得掙他的麵包，把他的生命與思想從死亡中救出來。他關心這些客廳里的鸚鵡，只在於她們能夠幫助他達到目的。拿了她們的錢，他教她們彈琴，非常認真，緊蹙著眉頭，全副精神貫注著工作，免得被這種工作的可厭分心，也免得被像高蘭德·史丹芬一類輕佻的女學生的淘氣分心。所以他對於高蘭德，並不比對高蘭德的十二歲的表妹更關切。那是個幽靜而膽怯的孩子，住在史丹芬家和高蘭德一起學琴的。

  高蘭德那麼機靈，絕不會不發覺她所有的風情對他都是白費，而且她那麼圓活，很容易隨機應變地迎合克利斯朵夫的作風。那根本不用她費什麼心，而是她天賦的本能。她是女人，好比一道沒有定型的水波。她所遇到的各種心靈，對於她仿佛各式各種的水瓶，可以由她為了好奇，或是為了需要，而隨意採用它們的形式。她要有什麼格局，就得借用別人的。她的個性便是不保持她的個性。她需要時常更換她的水瓶。

  她的受克利斯朵夫吸引有許多理由。第一是克利斯朵夫的不受她吸引。其次因為他和她所認識的一切青年都不同。形式這樣粗糙的瓶，她還沒有試用過。何況估量各種水瓶各種人物的價值，她天生的特別內行。所以她明白克利斯朵夫除了缺少風雅以外，人非常厚實，那是巴黎的公子哥兒所沒有的。

  跟一切有閒的小姐一樣，她也弄音樂。她為此花的工夫可以說很多，也可以說很少。這是說：她老是在弄音樂，而實際是差不多一無所知。她可以整天地彈琴，為了無聊，為了裝腔，為了求麻醉。有時，她的彈琴像騎自行車一樣。有時她可以彈得很好，有格調，有性靈——只要她設身處地地去學一個有性靈的人，她就變得有性靈了——在認識克利斯朵夫以前，她可以喜歡馬斯內、格里格、多瑪。認識克利斯朵夫以後，她就可以不喜歡他們。如今她居然把巴赫和貝多芬彈得很像樣了（這倒不是恭維她的話）；但最奇怪的是她居然喜歡他們。其實她並不是愛什麼貝多芬、多瑪、巴赫、格里格，而是愛那些音符、聲響、在鍵盤上奔馳的手指，跟別的弦一樣搔著她神經的琴弦的顫動，以及使她身心舒暢的快感。

  在她貴族化住宅的客廳里——鋪著淺色的地毯，正中放著一個書架，供著壯健的史丹芬夫人的肖像，那是個時髦畫家的作品，把她表現得多愁多病，好比一朵沒有水分的花，奄奄一息的眼睛，身子像螺旋般扭做幾段，似乎非如此就不能表現這富家婦珍貴的心靈——大客廳一面全是玻璃門，可以望見蓋滿白雪的老樹，克利斯朵夫發現高蘭德坐在鋼琴前面，反覆不已地彈著些同樣的樂句，聽著幾個柔靡的不協和弦出神。

  「啊！」克利斯朵夫一進門叫道，「貓兒又在打鼾了！」

  「你又來缺德了！」她笑著回答……

  （說著她向他伸出潮膩膩的手。）

  「你聽呀。難道這不美嗎？」

  「美極了。」他口氣很冷淡。

  「你根本沒有聽！你聽一聽行不行？」

  「我早聽到了……老是這一套。」

  「啊！你不是音樂家。」她有點兒惱了。

  「仿佛你搞的這個真是音樂似的！」

  「怎麼！這不是音樂是什麼，請問你？」

  「你自己很明白！我可不能告訴你，說出來是不雅的。」

  「那更要你說了。」

  「要我說嗎？……那是你活該了！……你知道你坐在鋼琴前面做些什麼？你是在調情。」

  「這像什麼話！」

  「一點不錯。你對鋼琴說著：親愛的鋼琴，親愛的鋼琴，跟我說些好話呀，撫摩我呀，給我一個親吻呀！」

  「別說了行不行？」高蘭德半笑半惱地說，「你竟一點兒不顧體統。」

  「我就是不顧體統。」

  「你真是蠻不講理……再說，倘使這真正是音樂的話，我這種方式不就是真正愛好音樂的方式嗎？」

  「噢！我求你，別把這種東西和音樂攪在一起。」

  「可是這就是音樂啊！一個美妙的和弦等於一個親吻。」

  「我沒教你這麼說。」

  「難道不是嗎？……幹嗎你聳肩膀？幹嗎你扯鬼臉？」

  「因為我討厭這種話。」

  「你越說越妙了！」

  「我討厭人家用淫蕩的口吻談論音樂……噢！這也不是你的錯，是你的社會的錯。你周圍那些無聊的人把藝術看做一種特準的淫樂……得啦，別說廢話了！把你的奏鳴曲彈給我聽吧。」

  「不忙，我們再談一會兒吧。」

  「我不是來談天而是給你上鋼琴課的……來吧，開步走！」

  「瞧你多有禮貌！」高蘭德有點兒氣惱了，心裡卻覺得這樣碰一下釘子也痛快。

  她非常用心地彈她的曲子。因為靈巧，所以成績很過得去，有時還相當地好。胸中雪亮的克利斯朵夫暗裡笑著這個淘氣的女孩子「居然這樣伶俐，雖然對彈的曲子一無所感，彈得倒像真有所感」。然而他不免因此對她抱著好感。高蘭德竭力找機會跟他說話，覺得談天比上課有趣得多，克利斯朵夫白白地拒絕，表示他不能回答，因為一說出心裡的話就會得罪她。她卻總有方法使他說出來。而且他的話越唐突，她越不覺得唐突：那對她是種遊戲。精靈乖巧的姑娘知道克利斯朵夫最喜歡真誠，所以她大著膽子跟他一味頂撞，很固執地和他爭論。而兩人爭論完了，一點不傷和氣。

  可是克利斯朵夫對這種沙龍里的友誼絕不會存什麼幻想，他們中間也永遠談不到什麼親密，要不是有一天，高蘭德一半突如其來，一半出於勾引男人的本能而向克利斯朵夫推心置腹的話。

  頭天晚上，她父母在家裡招待賓客。她有說有笑，像瘋子一般大大地賣弄了一番風情。但第二天早上克利斯朵夫去上課的時候，她累死了，形容憔悴，臉色蒼白，頭漲得厲害。她無精打採得連話都不願意說，坐在鋼琴前面有氣無力地彈著，逢到快的段落都脫落了，改了幾次也沒彈好，便突然停下來說：

  「我彈不下去了……對不起……等一會兒好不好？」

  他問她是否不舒服。她回答說「不」。他心裡想：

  「她不大上勁……她有時就是這樣的……雖然可笑，但也不能怪她。」

  於是他提議改天再來，但她一定要留著他：

  「只要一會兒……過一下就會好的……我真胡鬧，是不是？」

  他覺得她的態度不大正常，可不願意問，故意把話扯開去：

  「哦，這是因為你昨天晚上風頭太足了啊！你太辛苦了。」

  她含譏帶諷地笑了笑：「嗯，對你倒是不能這樣說。」

  他老實不客氣笑開了。她又道：「我想你昨天連一句話都沒說。」

  「對。」

  「可是頗有幾個有意思的人呢。」

  「是的，那些多嘴的傢伙，那些才子！在你們這班沒骨頭的法國人中間，我簡直攪糊塗了。他們什麼都懂，什麼都會解釋，什麼都能原諒，可是什麼也沒感覺到。他們幾個鐘點地談著藝術啊，愛情啊，不叫人噁心嗎？」

  「你不喜歡討論愛情，那麼對藝術總該有興趣呀。」

  「這些事用不著討論，要你去做。」

  「要是不能做呢？」高蘭德微微噘著嘴。

  克利斯朵夫笑著回答：「那麼讓別人去做。藝術不是每個人都能搞的。」

  「愛情也是這樣嗎？」

  「也是這樣。」

  「我的天！那我們還有什麼事可做呢？」

  「管家囉。」

  「謝謝吧！」高蘭德惱了。

  她把手放在琴上再來嘗試，可照舊彈不起來，她便敲著鍵盤呻吟道：

  「沒有辦法！……我簡直一無所用。你說得不錯。女人什麼事都做不了。」

  「能夠這樣說已經不壞了。」克利斯朵夫老老實實地回答。

  她望著他，好似小姑娘挨了罵一樣的垂頭喪氣，接著說：「別這麼冷酷啊！」

  「我並不毀謗賢淑的婦女，」克利斯朵夫高高興興地回答，「一個賢淑的女人是塵世的天堂……可是塵世的天堂……」

  「對啦，誰也沒見過塵世的天堂。」

  「我並不悲觀到這種程度。我只說：我，我從來沒見過，可是一定有的。只要有，我就決心去尋訪。但是很不容易。世界上一個賢淑的女子和一個有天才的男人同樣難得。」

  「除了他們以外，其餘的男男女女都無足輕重了嗎？」

  「相反！社會上只看重這一批。」

  「可是你呢？」

  「對於我，這些人是有等於無。」

  「噢，你多冷酷！」高蘭德說。

  「不錯，我有點兒冷酷。但只要能對別人有些好處，也應當有幾個冷酷的人！……倘若世界上不是東一處西一處有幾顆石子的話，更要一團糟了。」

  「你說得對，你很得意你是強者，」高蘭德悲哀地說，「可是對那些不能成為強者的人，尤其是女的，你別太嚴厲啊……你不知道我們的懦弱把我們磨得多苦。你看到我們嘻嘻哈哈，調情打趣，弄些可笑的玩意兒，便以為我們腦子裡空空如也，瞧不起我們。哪知道一班十五歲到十八歲中間的小女人，儘管在社會上交際，出風頭——可是跳完了舞，說完了廢話、怪論，發完了牢騷（人家看見她們笑也跟著笑），當她們對一班混蛋透露了一些心腹，在每個人眼裡想找些光明而找不到之後，夜裡回家，關在靜悄悄的臥室里，給孤獨的苦悶煎熬得撲在地下。啊！要是你能看到她們這個模樣！……」

  「有這樣的事嗎？」克利斯朵夫驚愕地說，「怎麼！你們竟這樣地痛苦嗎？」

  高蘭德一聲不出，可是眼淚湧上來了。她強作笑容，把手伸給克利斯朵夫。他感動地握著：

  「可憐的孩子！既然你們痛苦，為什麼不想法擺脫這種生活呢？」

  「你要我們怎麼辦？簡直無法可想。你們男人，你們可以擺脫，愛做什麼就做什麼。可是我們，我們永遠被世俗的義務跟浮華享樂束縛著跳不出去。」

  「誰限制你們，不許你們跟我們一樣地擺脫一切，干一件你們心愛而又能保障你們獨立的事業——像保障我們的一樣？」

  「像保障你們的一樣？可憐的克拉夫脫先生！你們所謂獨立的保障也不見得怎麼可靠！……可是那至少是你們喜歡的事業。我們可又配做些什麼呢？沒有一件事情使我們感到興趣。是的，我知道，我們現在什麼都參加，假裝關切著一大堆跟我們不相干的事。我們多麼需要能關切一點兒什麼！我跟旁人一樣參加團體，擔任慈善會的工作，到巴黎大學去上課，聽柏格森和於爾·勒曼脫的講演，聽古代音樂會、古典作品朗誦會，還做著筆記，筆記……我自己也不知道記些什麼！……我騙自己，以為這些是我所熱愛的，或者至少是有用的。啊！我明明知道不是這麼回事，我對什麼都不在乎，對什麼都膩煩！……我這樣把每個人的思想老實告訴了你，你可不能瞧不起我。我並不比別的女人更蠢。可是哲學、歷史、科學，究竟跟我有什麼相干？至於藝術——你瞧——我亂彈一陣，東塗西抹，塗些莫名其妙的水彩畫，難道這些就能使一個人的生活不空虛了嗎？我們一生只有一個目的：就是嫁人。可是嫁給那些我跟你看得一樣明白的傢伙，你想是有趣的嗎？唉，我把他們看透了。我沒有你們德國多情女子的那種運氣，會自己造些幻象……噢，太可怕了！看看周圍的人，看看已經結婚的女子，看看她們所嫁的男人，想到自己也得跟她們一樣，讓身心變質，跟她們一樣的庸俗！……我敢說，沒有艱苦卓絕的精神決計受不了這種生活這種義務。而那種精神就不是每個女子都能有的……光陰如流矢，日月如穿梭，一眨眼青春就完了。可是我們心中究竟藏著些美的、好的東西——只是永遠不加利用，讓它們一天天地死滅，結果還得拿去送給我們瞧不起，而將來也要瞧不起我們的蠢貨！……並且沒有一個人了解你！人家說我們是一個謎。那些男人覺得我們乏味、古怪，倒也罷了。女人應該是懂得我們的啊！她們是過來人，只要回想一下自己的情形就得了……事實可不是這樣。她們絕不給你一點幫助。便是做我們母親的也不了解我們，也不真心想認識我們。她們只打算把我們嫁人。除此以外，死也罷，活也罷，都歸你自己去安排！社會把我們完全丟在一邊。」

  「別灰心，」克利斯朵夫說，「每個人的生活經驗都得由自己去體會的。如果你有勇氣，一切都會順利。想法到你的社會以外去找找吧。法國總該有些正派的男人。」

  「有的。我也認識。可是他們多麼可厭！……並且，我還得告訴你：我的社會雖然使我討厭，可是我覺得，此刻我已經跳不出這個社會了。我已經習慣了。我需要相當的享受，相當高級的奢侈和交際，那不能單靠金錢得到，可也少不了金錢。這種生活當然談不到什麼光輝，我知道。可是我很有自知之明，我是弱者……請你別因為我告訴了你許多沒勇氣的話而跟我疏遠。請你用慈悲的心腸聽我說吧。跟你談談，我多麼快慰！我覺得你是強者，是個健全的人：我完全信任你。給我一點兒友誼，你願意嗎？」

  「當然願意，」克利斯朵夫說，「可是我能幫你什麼呢？」

  「只要你聽我說說，給我一些忠告，給我一些勇氣。我常常煩悶得不得了！那時我真不知道怎麼辦。我對自己說：『奮鬥有什麼用？煩惱有什麼用？這個或那個，有什麼相干？不管是誰，不管是什麼！』那真是一種可怕的境界。我不願意掉進去。你幫助我吧！幫助我吧！……」

  她垂頭喪氣，似乎一下子老了十歲。她用著善良的、順從的、哀求的眼睛，望著克利斯朵夫。他答應了她的要求。於是她又興奮起來，笑了，快活了。

  晚上，她照常有說有笑地賣弄風情。

  從這天起，他們之間親密的談話變成有規律的了。他們單獨在一起，她把心裡的願望告訴他。他很費了點心血去了解她，提供意見；她聽著他的勸告，必要時還得聽他埋怨，那副嚴肅與小心的神氣活像一個怪聽話的女孩子：那對她是種消遣，甚至也是一種精神上的依傍；她用感激而風騷的眼神表示謝意。但她的生活一點沒有改變，只是多添了一樁娛樂罷了。

  她一天的生活是一組連續不斷的變化。早上起身極晚，總在十二點光景，因為她夜裡失眠，要到天亮才睡熟。她成天地不做事，只渺渺茫茫地、反覆不已地想著一句詩、一個念頭、一個念頭的片段、談話的回憶、一句音樂、一個她喜歡的臉龐。從傍晚四五點鐘起，她才算完全清醒。在此以前，她總是眼皮厚厚的，面孔虛腫，噘著嘴，不勝睏倦的神氣。要是來了一個像她一樣饒舌，一樣愛聽巴黎謠言的知己的女朋友，她便馬上活躍起來。她們絮絮不休地討論著戀愛問題。對於她們，戀愛心理學是和裝束、秘史、誹謗這幾件事同樣談不完的題目。她們也有一群有閒的青年，需要每天在裙邊消磨兩三個鐘點。這些男人差不多自己也可以穿上裙子：因為他們的談吐思想簡直跟少女的一模一樣。克利斯朵夫的出現也有一定的時間：那是懺悔師的時間。高蘭德當場會變得嚴肅，深思。真像英國的史學家包特萊所說的那種法國少女，在懺悔室里「把她鎮靜的預備好的題意儘量發揮，眉目清楚，有條有理，凡是要說的話都安排得層次分明」。懺悔過後，她再拼命地尋歡作樂。白天快完了，她可越來越年輕了。晚上她到戲院去，在場子裡看到幾張永遠不變的臉便是她永遠不變的樂趣——因為上戲院去的愉快，並不在於戲劇，而是在於認識的演員，在於已經指摘過多少次而再來指摘一次的他們的老毛病。大家跟那些到包廂里來訪問的熟人講別的包廂里的人壞話，或是議論女戲子，說扮傻姑娘的角色「聲帶像變了味的芥子醬」，或者說那個高大的女演員衣服穿得「像燈罩一樣」。再不然是大家去赴晚會。到那兒去的樂趣是炫耀自己，要是自己長得俏的話——但要看日子而定。在巴黎，一個人的漂亮是最捉摸不定的——還有是把對於人物、裝束、體格的缺陷等等的批評修正一番。真正的談話是完全沒有的。回家總是很晚。大家都不容易睡覺（這是一天之中最清醒的時間），繞著桌子徘徊，拿一本書翻翻，想起一句話或一個姿勢就自個兒笑笑。無聊透了。苦悶極了又是睡不著覺。而半夜裡，忽然之間來了個絕望的高潮。

  克利斯朵夫只看到高蘭德幾個鐘點，對於她的變化也只見到有限的幾種，然而他已經莫名其妙了。他思忖她究竟什麼時候是真誠的——是永遠真誠的呢還是從來不真誠的。這一點連高蘭德自己也說不上來。她和大多數欲望無所寄託而無從發揮的少女一樣，完全在黑暗裡。她不知道自己是哪種人，因為不知道自己要些什麼，因為她沒嘗試以前，根本無法知道自己要些什麼。於是她依著她的方式去嘗試，希望有最大限度的自由，冒最小限度的危險，同時模仿周圍的人物，假借他們的精神。而且她也不急於要選定一種。她對一切都敷衍，預備隨時加以利用。

  但像克利斯朵夫這樣的一個朋友是不容易對付的。他允許人家不喜歡他，允許人家喜歡他所不敬重甚至瞧不起的人，卻不答應人家把他跟那些人一般看待。各有各的口味，是的，但至少得有一種口味。

  克利斯朵夫尤其不耐煩的，是高蘭德仿佛挺高興地搜羅了一批他最看不上眼的輕薄少年：都是些令人作嘔的時髦人物，大半是有錢的，總之是有閒的，再不然是在什麼部里掛個空名的人——都是一丘之貉。他們全是作家——自以為是作家。在第三共和治下，寫作變了一種神經病，尤其是一種滿足虛榮的懶惰。在所有的工作中，文人的工作最難檢討，所以最容易哄騙人。他們對於自己偉大的勞作只說幾句很謹慎但是很莊嚴的話。似乎他們深知使命重大，頗有不勝艱巨之慨。最初，克利斯朵夫因為不知道他們的作品和他們的姓名而覺得很窘。他怯生生地打聽了一下，特別想知道大家尊為劇壇重鎮的那一位寫過些什麼。結果，他很詫異地發現，那偉大的劇作家只寫了一幕戲——還是一部小說的節略，而那部小說又是用一組短篇創作連綴起來的，而且還不能說是短篇，僅僅是他近十年來在同派的雜誌上發表的一些隨筆。至於別的作家，成績也不見得更可觀：只有幾幕戲，幾個短篇，幾首詩。有幾位是靠了一篇雜誌文章成名的。又有幾位是為了「他們想要寫的」一部書成名的。他們公然表示瞧不起長篇大著。他們所重視的仿佛只在於一句之中的字的配合。可是「思想」二字倒又是他們的口頭禪，不過它的意義好似與普通的不一樣，他們的所謂思想是用在風格的細節方面的。他們之中也有些大思想家大幽默家，在行文的時候把深刻微妙的字眼一律寫成斜體字，使讀者絕對不致誤會。

  他們都有自我崇拜：這是他們唯一的宗教。他們想叫旁人跟著他們崇拜，不幸旁人已經都有了崇拜的目標。他們談話、走路、吸菸、讀報、舉首、眨眼、行禮的方式，似乎永遠有群眾看著他們。裝模作樣地做戲原是青年人的天性，尤其在那些毫無價值而一無所事的人。他們花那麼多的精神特別是為了女人：因為他們不但對女人垂涎欲滴，並且還要叫女人對他們垂涎欲滴。可是遇到隨便什麼人，他們就得像孔雀開屏一樣，哪怕對一個過路人，對他們的賣弄只莫名其妙地瞪上一眼的，他們還是要賣弄。克利斯朵夫時常遇到這種小孔雀，都是些畫家、演奏家、青年演員，裝著某個名人的模樣：或是梵·狄克，或是倫勃朗，或是委拉斯開茲，或是貝多芬；或是扮一個角色：大畫家，大音樂家，巧妙的工匠，深刻的思想家，快活的夥伴，多瑙河畔的鄉下人，野蠻人……他們一邊走，一邊眼梢里東張西望，瞧瞧可有人注意。克利斯朵夫看著他們走來，等到走近了，便特意掉過頭去望著別處。可是他們的失望絕不會長久：走了幾步，他們又對著後面的行人搔首弄姿了——高蘭德沙龍里的人物可高明得多。他們的做作是在思想方面：拿兩三個人做模型，而模型本身也不是什麼奇人。再不然，他們在舉動態度之間表現某種概念：什麼力啊、歡樂啊、憐憫啊、互助主義啊、社會主義啊、無政府主義啊、信仰啊、自由啊等等，在他們心目中，這些抽象的名詞僅僅是粉墨登場的時候用的面具。他們有本領把最高貴的思想變成舞文弄墨的玩意兒，把人類最壯烈的熱情減縮到跟時行的領帶的作用一樣。

  他們的天地是愛情，愛情是他們專有的。凡是享樂所牽涉的良心問題，他們無不熟悉。他們各顯神通，想出種種新問題來解決。那永遠是遊手好閒的人的勾當：沒有愛情，他們便「玩弄愛情」，特別喜歡解釋愛情。他們的正文非常貧弱，註解卻非常豐富。最不雅馴的思想都加以社會學的美名，一切都扯上社會學的旗幟。一個人滿足惡癖的時候，不管多麼愉快，倘使不能同時相信自己是為未來的時代工作，總嫌美中不足。那是純粹巴黎風的社會主義，色情的社會主義。

  在此專談戀愛問題的小團體中，討論最熱烈的問題之一，是男女在婚姻方面與愛情的權利方面的平等。從前有一班老實的青年，篤厚的、有些可笑的、崇奉新教的——斯堪的那維人或瑞士人——主張男女道德平等：要求男子在結婚的時候和女子一樣的童貞。巴黎的宗教道德學家可主張另外一種平等，淫亂的平等，說女子結婚的時候應該和男子一樣的沾滿污點——這是情人權利的平等。巴黎人在幻想上和實際上把姦淫這件事做得太濫了，已經覺得平淡無味。於是文壇上有人發明一種處女賣淫的新玩意兒——有規律的、普遍的、端方的、得體的、家族化的，尤其是社會化的賣淫。最近出版的一部很有才氣的書，便是對這個問題的權威。作者在四百頁的洋洋巨著中，用一種輕佻的學究口吻，依照經驗派的推理方法，研究「處理娛樂的最好的方式」。那真是自由戀愛的最完美的講義：老是提到典雅、體統、高尚、美、真、廉恥、道德可以說是求為下賤的少女們的寶典。——當時這部著作簡直是《福音書》，為高蘭德和她周圍的人添了不少樂趣，同時成為她引經據典的材料。那些怪論裡頭也有正確的、觀察中肯的，甚至合乎人情的部分，但信徒們的脾氣總喜歡把好處丟在一邊而只記著最壞的。在這個誘人的花壇中，他們所采的老是最有毒性的花，例如「肉慾的嗜好一定能刺激你工作的嗜好」「一個處女肉慾沒有得到滿足就做了母親是最殘忍的事」「占有一個童貞的男子，對女人是養成一個賢慧的母性最自然的準備」「母親對於女兒的責任，是應該用著和保護兒子的自由同樣細膩熨帖的精神，培養她們的自由」「必有一日，少女們和情夫幽會歸來的態度，會像現在上了課或是參加了女朋友的茶會一樣的自然。」

  高蘭德笑著說這些教訓都是極合理的。

  克利斯朵夫卻痛恨這些論調。他把它們的重要性和害處都誇張了。其實法國人太聰明了，絕不會把紙上空談付諸實行的。他們虛張聲勢想學做狄德羅[148]，骨子裡卻是和他一樣，在日常生活中跟布爾喬亞一樣規矩，也和別人一樣膽小。而且正因為他們在實際行動上那麼膽小，才在思想上把行動推到極端。那是種毫無危險的遊戲。

  然而克利斯朵夫不是一個附庸風雅的法國人。

  高蘭德周圍的年輕人中，有一個她似乎最喜歡，而在克利斯朵夫心目中不消說是最可厭的。

  他是那種暴發戶的兒子，攪些貴族派的文學，自命為第三共和治下的貴族。他叫作呂西安·雷維–葛，兩隻眼睛離得很遠，眼神很尖銳，鼻子是往裡勾的，金黃的須修成尖尖的，像畫家梵·狄克的模樣，頭髮已經未老先衰的禿落，但跟他的尊容很相配，說話很甜，舉止瀟灑，又細又軟的手給人家握在手裡仿佛會化掉的。他永遠裝得彬彬有禮、周到細膩，便是對心裡厭惡而恨不得推下海去的人也是如此。

  克利斯朵夫在第一次跟著高恩去參加的文人宴會上已經見過他，雖然沒交談，但一聽他的聲音已經討厭，當時不懂為什麼，到後來才明白。人與人間有霹靂那樣突如其來的愛，也有霹靂那樣突如其來的恨，或者說（為了不要使那些害怕一切熱情的柔和的心靈害怕起見，我們且不用這個他們聽了刺耳的「恨」字），是健康的人的本能，因為感覺到遇見了敵人而自衛的本能。

  在克利斯朵夫面前，他代表那種譏諷與分化溶解的思想，他文文雅雅的，不動聲色的，分解正在死去的上一個社會裡的一切尊嚴偉大的東西：分解家庭、婚姻、宗教、國家，在藝術方面是分解一切雄壯的、純潔的、健全的、大眾化的成分；此外還搖動大家對思想、情操、偉人的信念，對一般人類的信念。這種思想實際只是以分析為樂，以冷酷的解剖來滿足一種獸性的需要，侵蝕思想的需要，那是蛀蟲一般的本能。同時又有一種女孩子的，特別是女作家的癮：因為到了他的手裡，一切都是文學或變成文學。他的艷遇，他的和朋友們的惡癖，對他都是文學材料。他寫了些小說和劇本，很巧妙地敘述他父母的私生活與秘史，還有朋友們的、他自己的；其中有一樁是他跟一個最知己的朋友的太太的秘史：人物的面目寫得極高明，那朋友、那女的，和別的群眾，都被描寫得很準確。他絕不能得到一個女人的青睞或聽了她的心腹話而不在書中披露。照理，這種孟浪的舉動應當使他和「女同志們」不歡。事實可並不如此：她們抗議一下，遮遮面子，骨子裡可並不發窘，還因為給人拿去赤裸裸地展覽而挺高興呢。只要臉上留著一個面具，她們就不覺得羞恥了。在他那方面，這種說短道長的話並不表示他存心報復，也許連播揚醜史的用意都沒有。他不比一般人更壞：以兒子來說不見得是更壞的兒子，以情夫來說不見得是更壞的情夫。在有些篇幅里，他無恥地揭露他父親、母親和他自己的情婦的隱私；同時又有好些段落，他用著富有詩意的溫情談到他們。實際上他是極有家族觀念的，但像他那等人不需要尊重所愛的人；反之，他們倒更喜歡自己能夠輕視的人，因為他們覺得這樣的對象才跟自己更接近，更近人情。他們對於英勇的精神比誰都不了解，「高潔」二字尤其無從領會。他們幾乎要把這些德行認作謊言，或者是婆婆媽媽的表現。然而他們又深信自己比誰都更了解藝術上的英雄，並且拿出倚老賣老的親狎的態度批判他們。

  他和一班有錢的、遊手好閒的、布爾喬亞的墮落的少女最投機。他是她們的一個伴侶，等於一個腐化的女僕，比她們更放肆更機靈，有許多事能夠叫她們艷羨。她們對他毫無顧忌，盡可把這個任所欲為的、裸體的、不男不女的人仔細研究。

  克利斯朵夫不明白一個像高蘭德那樣的少女，似乎性情高潔，不願意受生活磨蝕的人，怎麼會樂此不疲地跟這種人廝混……克利斯朵夫不懂心理學。呂西安·雷維–葛可深通此道。克利斯朵夫是高蘭德的心腹。高蘭德卻是呂西安·雷維–葛的心腹。這一點就表示他比克利斯朵夫高明。一個女人最得意的是能相信自己在對付一個比她更弱的男子。那時不但她的弱點，便是她的優點——她的母性的本能，也得到了滿足。呂西安·雷維–葛看準了這一點：因為使婦人動心的最可靠的方法之一，就是去撥弄這根神秘的弦。再加高蘭德覺得自己相當懦弱，有些不甚體面但又不願革除的本能，所以一聽這位朋友的自白（那是他很有心計地安排好的），她就相信別人原來跟她一樣的沒出息，對於人類的根性不應當過事誅求，因之她覺得很快慰了。這種快慰有兩方面：第一，她不必再把自己認為挺有趣的幾種傾向加以抑制；第二，她發覺這樣的處置很得當，一個人最聰明的辦法是別跟自己彆扭，應當對於沒法克制的傾向採取寬容的態度。實行這種明哲的辦法才不會使人感到一點兒痛苦。

  在社會上，表面極端精練的文明和隱藏在骨子裡的獸性之間，永遠有個對比，使那些能夠冷眼觀察人生的人覺得有股強烈的味道。一切的交際場中，熙熙攘攘的絕不能說是化石與幽靈，它像地層一般，有兩層的談話交錯著：一層是大家聽到的，是理智與理智的談話；另外一層是極少人能夠感到的，是本能與本能、獸性與獸性的談話。大家在精神上交換著一些俗套濫調，肉體卻在那裡說：欲望、怨恨，或者是好奇、煩悶、厭惡。野獸儘管經過了數千年文明的馴化，儘管變得像關在籠里的獅子一般痴呆，心裡可念念不忘地老想著它茹毛飲血的生活。

  然而克利斯朵夫的頭腦還沒冷靜到這個程度：那是要年齡大了，熱情消失以後才能辦到的。他把替高蘭德當顧問的角色看得很認真。她求他援助，他卻眼看她嘻嘻哈哈地去冒險。所以克利斯朵夫再也不遮掩他對呂西安·雷維–葛的反感了。呂西安·雷維–葛對他先還保持一種有禮的、含譏帶諷的態度。他也感覺到克利斯朵夫是敵人，但認為是不足懼的：他只是不動聲色地把他變成可笑。其實，只要克利斯朵夫能對他表示欽佩，他就可以表示友好。但他就得不到這種欽佩，他自己也知道，因為克利斯朵夫沒有作假的本領。於是，呂西安·雷維–葛從完全抽象的思想的對立，不知不覺地轉變為實際的、不露形跡的暗鬥，而暗鬥的目的物便是高蘭德。

  她對兩位朋友完全一視同仁。她既賞識克利斯朵夫的道德和才具，也賞識呂西安·雷維–葛的極有風趣的不道德和聰明，而且心裡還覺得呂西安使她更愉快。克利斯朵夫老實不客氣地教訓她，她用著可憐巴巴的神氣聽著他，使他軟化。她天性還算好的，但因為懦弱，甚至也因為好心而不夠坦白。她一半是在做戲，假裝和克利斯朵夫一樣思想。她很知道像他這種朋友的價值，但她不肯為了友誼做任何犧牲。不但為了友誼，而且為了無論什麼人什麼事，她都不願意有所犧牲。她只挑最方便最愉快的路走。所以她把和呂西安始終來往不斷的事瞞著克利斯朵夫。她像上流社會的女子一樣憑了從小就學會的本領，若無其事地扯謊。憑了這扯謊的本領，她們才能保持所有的男朋友，使他們個個滿意。她替自己辯護說是為了免得克利斯朵夫傷心而不得不如此。其實是因為她明知克利斯朵夫有理而不敢使他知道，也因為她照舊想做她喜歡的事而不要跟克利斯朵夫鬧翻。有時克利斯朵夫疑心她搗鬼，便粗聲大氣地鬧起來。她可繼續裝作痛悔的、誠懇的、傷心的神氣，對他做著媚眼——女人最後的法寶。她想到可能喪失克利斯朵夫的友誼，的確非常難過，所以竭力裝出嬌媚的和正經的態度，居然把他軟化了一些時候。但那是早晚要爆發的。在克利斯朵夫的氣惱裡頭，不知不覺已經有些嫉妒的成分。高蘭德甜言蜜語的籠絡也已經有了一點兒，很少的一點兒，愛的成分。然而他們分裂的時候，來勢反倒因之更猛烈。

  有一天克利斯朵夫把高蘭德的謊話當場揭穿了，老老實實提出條件來：要她在他跟呂西安之間挑選一個。她先是設法迴避這問題，結果卻聲言她自有權利保留一切她心愛的朋友。不錯，她說得對，克利斯朵夫也覺得自己可笑。但他知道他的苟求並非為了自私，而是為了真心愛護高蘭德，非把她救出來不可——即使因之而違拗她的意志也是應該的。所以他很笨拙地堅持著。看到她不回答了，他就說：

  「高蘭德，你是不是要我們從此絕交？」

  「不是的，」她回答，「那我要非常痛苦的。」

  「可是你為我們的友誼連一點兒極小的犧牲都不肯做。」

  「犧牲！多荒唐的字眼！」她說，「幹嗎老是要為了一件東西而犧牲別一件東西？這是基督教的胡鬧思想。你骨子裡是個老教士，你自己不覺得就是了。」

  「很可能，」他說，「在我，總得挑定一個。善跟惡之間，絕對沒有中間地位。」

  「是的，我知道，就為這一點我才喜歡你。我告訴你，我的確很喜歡你，可是……」

  「可是你也很喜歡另外一個。」

  她笑了，對他做著最媚人的眼色，用著最柔和的聲音說：「仍舊跟我做朋友吧！」

  他差不多又要讓步的時候，呂西安進來了，高蘭德用同樣甜蜜的媚眼同樣柔和的聲音接待他。克利斯朵夫不聲不響地看著高蘭德做戲。然後他走了，打定主意和她決裂了。他心裡有些難過。老是有所依戀，老是上人家的當，真是太蠢了！

  回到寓所，他心不在焉地整理書籍，隨便打開《聖經》，看到下面的一段：

  ……我主說：因為錫安的女子狂傲，行走挺項，賣弄眼目，俏步徐行，把腳上的銀圈震動得叮噹作響，所以主必使錫安的女子頭長禿瘡，又使她們赤露下體……[149]

  讀到這裡，他想起高蘭德的裝腔作勢，笑了出來，便心情輕快地睡了。接著他又自以為跟巴黎腐敗的風氣已經同流合污到相當程度，才會讀著《聖經》覺得好笑。但他在床上反覆背著這偉大的惡作劇的審判者的判決，想像這種事要是臨到高蘭德頭上的情景，不禁像孩子般哈哈大笑了一會兒，睡熟了。他已經不再想到他新的鬱悶。多一樁也罷，少一樁也罷……他已經習慣了。

  他照常到高蘭德家上課，只避免跟她作親密的談話。她徒然表示難過、生氣，玩種種花樣，他始終固執著。兩人都不高興了。終於他自動想出理由來減少課程，他也找出藉口來迴避史丹芬家裡的晚會。

  他已經嘗夠巴黎社會的味道，再也受不了那種空虛、閒蕩、萎靡、神經衰弱，以及無理由、無目標、徒然磨蝕自己的、苛酷的批評。他不懂，一個民族怎麼能在這種為藝術而藝術、為享樂而享樂的，死氣沉沉的空氣中過活。可是這民族的確活在那裡，從前有過偉大的日子，此刻在世界上還相當威風；從遠處看，它還能引起人家的幻想。它從哪兒找到它生存的意義的呢？除了尋歡作樂，它又一無信仰……

  克利斯朵夫正想著這些念頭的時候，在路上突然撞見一群叫叫嚷嚷的青年男女，拉著一輛車，裡面坐著一個老教士向兩旁祝福。走了一程，他又看到一些兵拿著刀斧追打一所教堂的大門，門內是一批掛有國家勳章的先生揮舞著桌椅迎接他們。這時他才覺得法國究竟還有所信仰——雖然他不知道是什麼信仰。人家告訴他說，政府與教會共同生活了一百年之後，現在要分離了，可是因為宗教不甘心脫離，政府便憑著它的權力與武力把宗教攆出門外。克利斯朵夫覺得這種辦法未免有傷和氣，但是巴黎藝術家的那種混亂的玩票作風使他膩煩透了，所以遇到幾個人為了什麼公案——即使是極無聊的——而打得頭破血流也覺得痛快。

  他不久又發現這種人在法國為數不少。政見不同的報紙互相廝殺得像《荷馬史詩》中的英雄一般，天天發表鼓吹內戰的文字。固然這不過是叫喊一陣，難得有人真會動手。但也並非沒有天真的人把別人所寫的原則付諸實行。於是就有奇奇怪怪的景象可以看到：什麼某幾個州府自稱為脫離法國啦，幾個聯隊鬧兵變啦，州長公署被焚啦，徵收員收稅要大隊的憲兵保護啦，鄉下人燒了開水保衛教堂啦，自由思想者以自由的名義去攻擊教堂啦，普度眾生的教主們爬在樹上煽動葡萄酒省份去攻擊酒精省份啦。東一處，西一處，幾百萬人摩拳擦掌，嚷得滿面通紅，結果真的動武了。共和政府先是巴結民眾，然後又拔出刀來對付他們。民眾卻是把自己的孩子——軍官與士兵——砍破腦袋。這樣，各人都對別人證明自己理由充足、拳頭結實。你在遠處看，從報紙上看的時候，仿佛又回到了幾個世紀以前去了。克利斯朵夫發現這法蘭西——事事懷疑的法蘭西——竟然是一個偏激若狂的民族。但他不知道究竟在哪方面偏激。為了擁護宗教呢還是反對宗教？為了擁護理性呢還是反對理性？為了擁護國家呢還是反對國家？簡直各方面都是。他們是為了喜歡偏激而顯得偏激的。

  一天晚上，他偶然和一個有時在史丹芬家碰到的社會黨議員交談。雖然不是初次談話，他可絕對想不到這位先生的身份，因為他們一向只談音樂。這一回他才不勝詫異地發覺這位交際家竟是一個激烈政黨的領袖。

  亞希·羅孫是個美男子，留著金黃的鬍子，說話帶著喉音，皮色很嫩，態度很誠懇，外表相當風雅，骨子裡可是粗俗的，有時會不知不覺地流露出村野的舉止：譬如當眾修指甲，跟人說話的時候像平民一樣喜歡扯著別人的衣角，搖著別人的胳膊；他能吃能喝，愛笑愛玩，胃口和興致完全表示他是民間出身，只想掌握權勢；人很靈活，能隨著環境與對手隨時改變態度，說話雖多，可是經過思索的；他懂得聽人家的話，把聽來的當場吸收；既有同情心，資質又聰明，對什麼都感興趣——由於天性，由於社會的薰陶，也由於虛榮心；在某種限度以內他為人規矩誠實，就是說為他的利益用不著不誠實，或是不誠實有危險的時候，他是誠實的。

  他有個相當好看的妻子，高大、勻稱、非常壯健，身腰很美，艷麗的裝束似乎太窄了些，把她肥胖的身體表露得過於明顯；臉龐四周圍著烏黑的捲髮；又黑又濃的大眼睛；下巴微微往上抄起；胖胖的臉蛋很動人，可惜被睒個不停的近視眼和闊大的嘴巴破壞了。她走路的姿態不大自然，顛顛聳聳，像某幾種鳥。說話很做作，但非常殷勤、親熱。她出身是個有錢的經商人家，思想自由，是那種所謂賢淑的女子：凡是上流社會的數不清的責任，她都像奉教一般地信守，另外還履行她自己找來的藝術的與社會的義務：家裡有個沙龍，在平民大學[150]里宣揚藝術，參加慈善團體或研究兒童心理的機構——可並不怎麼熱心，也沒有濃厚的興趣——只是由於天生的慈悲心，由於充時髦，由於知識婦女的那種天真的學究氣，仿佛永遠背著一項功課，非記得爛熟就有失尊嚴似的。她需要干點兒事，卻不需要對所幹的事發生興趣。這種緊張忙碌的活動，有如那些婦女手裡老拿著毛線活兒，一刻不停地搬動著針，似乎救世大業就在這一件毫無用處的工作上。並且她也像編織毛線的女人一樣，有那種良家婦女的小小的虛榮心，喜歡拿自己的榜樣去教訓別的女子。

  那位當議員的丈夫心裡瞧她不起，可是對她很親熱。他是為了自己的享樂與安寧而挑上她的。在這一點上說，他的確挑得很好。她長得很美，他為之挺得意：這就夠了，他再沒別的要求。她對他也沒別的要求。他愛她，同時也欺騙她。她只要他愛著她就算了，也許對於他的私情還覺得相當快慰。因為她生性安靜、淫蕩，完全是後宮中的婦女性格。

  他們有兩個美麗的孩子，一個五歲，一個四歲，她以賢妻良母的身份照顧他們，那種專心致志所表示的親切與冷靜，恰好跟她注意丈夫的政治與活動，注意最新的時裝與藝術表現一樣。在這個環境裡，她把前進的理論、頹廢的藝術、社交界的忙亂，和布爾喬亞的感情，一股腦兒放在一起，成為最古怪的炒什錦。

  他們請克利斯朵夫上他們家去。羅孫太太是個優秀的音樂家，彈得一手好鋼琴，手指輕巧而紮實，小小的頭對準著鍵盤，兩隻手在上面跳來跳去，活像母雞啄食的神氣。她很有天分，比一般法國女子也更有音樂修養，但對於音樂的深刻的意義是像笨蛋一樣完全不關心的。那只是她聽著的，或是背得一點不錯的一組音符、一些節奏、一些微妙的調子罷了。她絕不探求其中的心靈，因為她本身就不需要這個。這位可愛的、聰明的、樸實的，很願意幫助人的太太，對克利斯朵夫像對別人一樣很殷勤。可是克利斯朵夫並不感激，對她也沒多大好感，根本不把她放在眼裡。也許他還不知不覺地責備她，不該明知丈夫胡鬧而甘心情願地和那些情婦平分秋色。在所有的缺點中，俯首帖耳地聽任擺布是克利斯朵夫最不能原諒的。

  他和亞希·羅孫比較親密。羅孫之愛音樂，正如愛別的藝術一樣，方式雖然鄙俗，但很真誠。他愛好一闋交響樂的時候，仿佛恨不得和它睡在一起。他只有一些很淺薄的修養，但運用得很高明；在這一點上，他的妻子對他不無幫助。他對克利斯朵夫發生興趣，是因為看到克利斯朵夫和他一樣是個剛強的平民。並且他很想仔細觀察一下這種怪物——觀察人這件事，他永遠不會厭倦的——打聽一下他對於巴黎的印象。克利斯朵夫直率嚴厲地批評，使他覺得好玩。他看事情也取著相當的懷疑態度，所以能承認對方的批評是準確的。他不因為克利斯朵夫是德國人而有所顧慮，反而以超越成見自豪。總而言之，他是極富於人情的——這是他主要的優點——凡是合乎人情的，他都表示好感。然而這也不能使他不抱另外一種深切的信念，以為法國人——古老的民族，古老的文明——總是優於德國人，所以他不能不嘲笑這個德國人。

  在亞希·羅孫家裡，克利斯朵夫又看到些別的政客，過去的或未來的閣員。要是這些名人肯屈尊，他倒很高興和他們個別的談談。和流行的見解相反，他覺得跟這批人來往比他熟悉的文藝界更有意思。他們頭腦比較活潑，對於人類的熱情和公眾的利益更關切。他們能言善辯，大半是南方人，非常愛風雅；個別而論，他們差不多和文人一樣風雅。當然，他們欠缺藝術方面的知識，尤其是關於外國藝術的；但他們自命為多少懂一些，而且往往是真的愛好。有些內閣頗像那些辦小雜誌的文會。閣員中有的寫劇本，有的拉提琴，同時是華格納迷，有的塗幾筆畫。他們都搜集印象派的畫，看頹廢派的書，有心驚世駭俗，對於跟他們的思想不兩立的，同時是極端貴族派的藝術非常欣賞。這些社會黨或激進社會黨的閣員，代表饑寒階級的使徒，居然對高級的享受自稱為內行，使克利斯朵夫看了大不順眼。當然這是他們的權利，但他覺得這種作風不大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