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變化中的聯邦德國社會與思想文化

  在數十年的發展中，聯邦德國社會發生了重要的變化，居民的就業結構、階級和階層結構、族群結構、生活方式等都產生了新的特點，在政治、思想和文化領域，則形成一種多元演進的格局，左、中、右，現代與傳統，進步與保守同在，既有產生重大影響的思想和理論，也有不絕如縷的極端思潮。文學藝術在重鑄輝煌的同時，高雅與低俗並存，精品與糟粕同在。

  一、聯邦德國社會的變化

  聯邦德國的社會變化，發生在若干方面。首先，隨著經濟現代化和經濟結構的變化，居民的就業或職業結構發生了變化。按通常的三大產業劃分，從業者（包括「獨立經營者」和「非獨立經營者」即僱傭勞動者）的結構變化如下：第一產業（農林漁業）中從業的人口在1950年是413.4萬，占全部經濟從業人員的18.7%；1961年358.4萬，占全部從業人員的13.6%；1970年199.1萬，占全部從業人員的7.5%；1980年152.8萬，占全部從業人員的5.9%。第二產業（採掘、製造、建築）從業者人數1950年是991.2萬，占從業人員的44.9%；1961年是1262.5萬，占47.8%；1970年為1275萬，占47.9%；1980年是1156萬，占全部從業人員的44.4%。第三產業（商業、金融、交通通訊、服務）從業者1950年是752.7萬，占全部從業人員的34.1%；1961年是1039.6萬，占全部從業人員的39.3%；1970年為1055.2萬，占全部從業人員的44.3%；1980年是1277.9萬，占全部從業人員的49.1%。若只看僱傭勞動者，則1960年第一產業（農林漁業）中的雇員占全部雇員總數的2.4%，1980年為1.1%，1990年僅為0.9%；第二產業（工業，包括能源和供水、採礦、加工、建築）中的雇員占全部雇員的比重1960年占57.3%，1970年占55.2%，1980年占47.8%，1990年只占42.3%；而第三產業（商業和交通、通訊、信貸、保險及其他服務業）中的雇員在1960年占全部雇員的40.3%，1980年達到51.1%，1990年進一步達到占56%。可見，第一產業從業人數及其占全部從業人口的比例都是持續下降，第二產業的情況是先升後降；第三產業中的情況是持續增加，到80年代已占全部從業者的半壁江山。就業結構的變化，也與城市化有關。在50年代，聯邦德國選民約有1/3是生活在居民不足5000人的村莊裡；到80年代末，生活在這類村莊裡的選民已經只占全部選民的1/10了。同屬一大產業部門的不同行業，情況也不同。如第二產業中的鋼鐵業工人人數，自1973年到1990年間從17萬多人減少到8.6萬餘人，即減少了約一半。但第二產業中也有一些部門的從業人數增加了。

  第二，經濟從業人員總數及其在人口中的比重出現了變化。從業人數在1950年為2207.8萬人，1970年為2661萬人，1980年又減少到2601.4萬人。1950—1970年代初一直呈增長趨勢，但70年代後期開始下降，1980年比1970年少了約60萬人。而1970年到1980年，聯邦德國（含西柏林）的人口則增加了近100萬。從業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下降，與70年代起出生率明顯下降，人口結構老齡化加速有關。

  第三，從業人員身份結構的變化。屬於雇員身份的「非獨立經營者」的人數和占全部從業人員的比例上升。「獨立經營者」的人數和在從業人員中的比例，則持續下降。例如，1960年到1977年，獨立經營者由328萬下降到242萬，減少了80餘萬；而非獨立就業者由2033萬上升到2131萬，即增加了98萬多；家庭輔助工由263萬減少到128萬，即減少了約135萬；如果把「非獨立經營者」和「家庭輔助工」都作為雇員來看待，則這兩類從業者總數由1960年的2296萬減少到1977年的2260萬。從占比的情況看，同期獨立經營者的比例由12.5%下降到9.6%；非獨立經營者的比例由77.5%上升到85.2%。家庭輔助工的比例由10%下降到5.2%，但後兩者占比相加則由87.5%上升到90.4%。這意味著更多的從業人口成了「非獨立就業者」即僱傭勞動者；也意味著獨立經營的經濟單位減少了（獨立的中小企業、中小農場等被兼併或破產），傳統的城鄉小資產階級削弱了。有人研究，「藍領」工作者、「老中產階級」（企業所有者和自主經營者）和農場主等德國傳統的三大階級在50年代占全部戶主的75%，到了80年代，這三類戶主的家庭已不足全部家庭的一半。

  第四，所謂「新中產階級」（neuer Mittelstand，neue Mittelklasse，或譯「新中間階層」）的人群大為增加。經濟產業和部門結構的變化，科技進步等因素，使傳統以體力工作為主的非熟練工人（「藍領」）人數和比例下降，屬於「白領」的各類從事非體力勞動、領薪水的職員（Angestellte）和公務員（Beamte）大大增加。例如1950年工人（Arbeiter）人數為1199萬，1960年增加到1290萬，1971年減少到1237萬；相應年份占就業人員的比例，則由51%下降到48%，再降到46%。家庭輔助工在同樣的年份由325萬減少到266萬，再減少到165萬，占就業者的比例則由14%下降到10%，再降到6%。而職員和公務員的人數和占比則雙雙上升，在同樣的年份，他們的人數從484萬增加到803萬，再到1012萬，占比由21%上升到30%，再到38%。此後這種變化仍在繼續。據1980年《時代》（Die Zeit）的數據，1950年到1979年聯邦德國體力勞動者的占比由49%下降到42%，白領工作者和公務員由20%上升到44%，自主經營者由16%下降到10%，家庭輔助工由15%下降到4%。1960年到1970年10年間，全國有約230萬人離開工農業勞動，成為管理者或職員即「白領」，而空出來的位置則由外來的「臨時」工人接替。1970—1988年不到20年，採礦和加工製造業工人由661萬減少到477萬，業主和職員則由228萬減少到227萬。即工人減少近184萬，業主和職員（白領）只減少了1萬餘人。職員和公務員多屬雇員身份而非自主經營者，主要靠工資或薪金收入，但因其知識、技能、在生產或管理中的地位等，收入比較豐厚，有較好的居住條件、較穩定的職位，或者還持有一定的股份。中高層管理者還在實際上進行著企業資本的運營。這些人的財富來源、收入水平、工作狀態和生活方式不同於「藍領」，也有別於傳統意義的中產階級，因此被稱為「新中產階級」。

  還要提到，聯邦德國居民的族群結構也發生了不小的變化。德國是歐洲中部輻輳之地，移民出入史不絕書，但德國並不認為自己是移民國家。戰後初期，曾有數百萬「被驅逐者和無家可歸者」進入西德，多為德意志族裔，可獲得德國國籍。所以當時居民中無德國國籍者很少（僅約1%）。但後來大量招聘「外籍勞工」，其中不少人又攜家帶口。這些人加上因其他原因（如政治避難等）而來的人，逐步形成一個龐大的「外國人」群體。到1971年，這類「外國人」已達到340餘萬，1989年更達到480餘萬。他們大部分來自南歐、東南歐和土耳其，宗教、文化與生活方式與德國本土有相當大的差異。尤其來自土耳其等國的穆斯林，約占「外籍勞工」的1/3。這就增加了聯邦德國宗教和文化上的多樣性。

  社會的變化有其後果和影響。生活處於中間狀態者（尤其是「新中產階級」）即使對社會不滿，也一般傾向於在沒有巨大震盪的前提下的調整與改革，不易受到激進或極端思潮的影響，有助於「自由民主基本秩序」的穩定。聯盟黨、社民黨均宣稱走「中間道路」，也是要吸引這類選民。「68年運動」中許多人的出發點，是認為現存制度不完善或面臨威脅，而不是要推翻現存制度。激進或極端的要求得不到多數人的支持。在「公民行動」基礎上形成的綠黨，也逐漸轉向現實的政策。變化也體現在聯邦議院成員的社會—職業結構上。在1983—1987和1987—1990的兩屆聯邦議員中，政府成員占13%—14%，公務員占31%—32%，工業中的「自主經營者」和專業人員占25%以上，政黨和社會組織的雇員占13%—14%，其他如公共和私營部門的雇員以及其他工資勞動者占比很小。中產階級特別是「新中產階級」的人員占重要份量，表明了他們政治上的影響。

  政治生活的階級特點有所弱化或模糊。近代以來西方國家的政治具有突出的階級政治特點。不同政黨的社會基礎、意識形態和政綱都有明顯的階級傾向，選民的政黨傾向較為穩定，不同階級之間則有比較明顯的差異。工人大量地支持社會民主黨，資產階級（中產階級）則傾向於聯盟黨。1957年聯邦議院選舉，社民黨獲得工人票的61%，但只獲得中產階級票的24%，兩者相差達37%。在1976年選舉中，自主就業者中的65%、白領工作者的47%偏向聯盟黨，而工人只有41%傾向於聯盟黨。但在80年代兩次聯邦大選中，工人選民和中產階級選民中，支持社會民主黨的比例，僅相差約10%。而「新中產階級」的選票，則幾乎被社民黨和聯盟黨平分。據調查，在1972年大選中，選民感到有「強烈」和「非常強烈」的黨派聯繫者占55%。1987年這類選民下降到只占41%。非黨派的選民比例則從1972年的20%上升到1987年的25%。在1957年和1961年的兩次選舉之間，改變投票偏好的積極選民不足10%。而80年代的兩次選舉中，這個比例增加了一倍以上。建國初期的選民大部分經歷過危機、戰爭和戰後匱乏年代，其政治認同，把階級、宗教等作為重要參照。到80年代，這類人已不足選民的1/5。出生或成長於戰後時期較為年輕的人們，在社會多樣性和流動性增加、傳統紐帶削弱、新觀念迭出的時代，價值準則和政治關切等，與其祖、父輩有所不同，也沒有那樣穩定的政治或黨派認同、忠誠或偏好以及投票時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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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變化也導致政治議程的一些變化。物質需求得到滿足，便要尋求更高的生活質量、更加宜居的環境、更加多樣性和個性化的生活方式、更大的自由空間等。在生活狀態屬於「新中產階級」者（尤其是大專學生、年輕白領等）中，一些要求具有「後現代」和「後物質」甚至浪漫—烏托邦主義和非理性的特點。20世紀60年代學生運動中的一些要求，後來又在「公民行動」等「新社會運動」中得到表達，如「綠色」理念（包括反核主張），限制權力驕橫，擴大基層民主和直接參與，個性自由和兩性平等之類。20世紀80年代初有調查說，有「後物質主義」價值觀的年輕人傾向於「新社會運動」，政治上的自我定位是中左，多數人傾向於所謂後工業社會的左派政黨或綠黨。80年代的兩次聯邦議院選舉，綠黨得票率均不到10%，但所謂「後物質主義者」卻有約1/3投票給綠黨。1987年選舉中，綠黨的支持者約有80%年齡不到40歲。傳統老黨也作出回應，使綱領、政策「綠化」。社會民主黨在80年代修改黨綱時，強化了綠色議題，接受「生態現代化」概念。聯盟黨在80年代執政時，也在「綠色」方面採取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

  變化還發生在生活方式和道德規範中。例如婦女地位和兩性關係方面，戰後初期，德國女性參加公共和職業生活比較常見（因大量男子在戰爭中傷亡），《基本法》規定了男女平等。但建國之後，女性角色和兩性關係的傳統觀念重新得到強調。執政的聯盟黨持保守主張。1953年設立家庭事務部，部長是一位保守人士，反對動搖父權制這個「基督教的基礎」。這種主張得到天主教會的支持。直到60年代，仍有調查表明，75%的男性和72%的女性都認為女性的位置是在家中。1933年德國已婚婦女有近30%參加工作，1950年聯邦德國這一比例只有25%，1961年才達到32%。男性仍是天然的家長，妻子未經丈夫同意不能外出就業的規定仍然有效。已婚婦女即使外出工作，仍然要承擔全部家務。1961年聯邦家庭和青年部長說，女性作為家庭主婦和母親，遠比參加工作掙錢更重要。越來越多的婦女參加工作和孩子的減少，造成了負面影響，並構成對「基督教世界觀」的挑戰。同時，兩性關係的「男女大防」也相當嚴格。到60年代，傳統的觀念和規範遇到強大的挑戰。年輕一代受到較好教育，受新思潮影響的女性，不像其母親或祖母那樣甘當賢妻良母而在政治生活中處於「后座」。她們要求衝破傳統約束，實現男女平等、自主生活和個人發展。一些激進的「新左派」甚至提出「摧毀資產階級核心家庭」，「性解放」，並將其與反法西斯和批判資本主義相聯繫，並形成新一波女性解放運動。1968年，一批女權主義者成立「婦女解放行動委員會」（Aktionsrat zur Befreiung der Frauen），要求兩性關係「民主化」，建設適合女性價值的社會和新型的男女關係，吸引了不少女性參加。1972年在法蘭克福舉行了聯邦婦女大會（Bundesfrauenkongress），討論了墮胎權、同工同酬、產假等女性權利問題。在此期間，官方通過了婚姻、家庭、兩性關係和就業等方面有利於女性的新法律。婦女的自我意識、生活態度和社會地位等方面，都有新的變化。女性的教育程度和專業資質提高了，一些傳統戒律被打破，結婚年齡推遲，生育率下降了，家庭的束縛減少了，生活和職業的選擇自由更大了。在經濟從業人員中，女性從1950年737萬上升到1980年的1003萬；在整個經濟從業人員中的占比由1950年的33%，上升到1980年的39%。在商業、金融和服務業中，女性從業人數甚至超過男性。女性更多地進入了原屬男性領地的職業。1980年女律師的人數十倍於1925年，三倍於1933年。女醫師也增加了。女性參與政治和公共事務的積極性提高了。如在70年代，主要政黨中女黨員約占20%或更低（1978年社民黨的女成員略高於21%，基民盟和自民黨的女成員不足20%，基社盟約為12%），但80年代的新黨員中，女性達到40%。80年代中期到末期，社會民主黨議員中的女性增加了30%。該黨還開始考慮到90年代中期使該黨在議會中的代表和黨的機關中的女性比例不少於40%。聯盟黨和自民黨也慢慢增加其機關人員和議員中的女性比例。在聯邦議院，1957年女議員占9.2%，低於1919年國民議會中女性的比例。1980年聯邦議院女議員比例降至7%。1987年上升到16%。在較低級的機構中，女性當選代表比例1975年為5.6%，1990年達到20.5%，社會民主黨中這個比例則高達27.2%。在綠黨中女性的作用尤其突出。80年代在議會、黨的組織和管理機構中任職的綠黨成員中，約有一半是婦女。聯邦議院的綠黨黨團一度由一個全部由女性組成的團隊領導。1989年，漢堡州議會中的綠黨議員全是女性。

  不過，聯邦德國工作年齡段婦女的就業率仍然低於英國和法國，更低於東歐的水平。如1988年，聯邦德國的這個比率是55%，而英國是68%，法國是59%，民主德國是83%。在專業工作領域，女性（如女律師和女醫生）增加了，但占比還是偏低。1980年，民主德國律師中有30%是婦女，女醫生占比達到52%，而聯邦德國的占比分別是14%和23%。職場上的不平等或歧視仍然存在，尤其是在專業工作領域。女性常常被認為缺乏「適當的資質」。多數婦女仍然只能從事技術程度較低的崗位，報酬較低，易受各種「合理化」措施的排擠。20世紀七八十年代，婦女仍然主要是在紡織、服裝、服務和護理行業就業。女性的失業率通常高於男性。例如1978年，婦女構成全部勞動力的40%，失業者中卻有54%是婦女。在受教育方面，男女差別大有縮小，但在高等教育中仍有較大落差。在各類高校學生中，女生的比例到80年代末達到38%，男生比例卻是62%。女性地位的改善受到若干制約：首先是始終存在左翼—自由派與傳統—保守派（包括天主教會）的分歧。如70年代圍繞婦女墮胎權發生爭論，修改相關法律的努力頗為曲折，最後仍然嚴格限制墮胎權。其次，傳統觀念的障礙。例如對許多中產階級男性而言，妻子「無須外出工作」仍然被當作一種地位的象徵。1980年漢堡上議院婦女平等辦公室的一位官員說道：「我認為我們還須等上幾百年，然後才能通過男子的覺悟而改善婦女的情況。」其三，婦女運動本身的問題。70年代的女權運動在法蘭克福舉行全國婦女代表大會之後不久，就四分五裂。「新左派」女權主義者的一些極端要求也並非是理性或現實的，得不到多數人的認可。

  社會世俗化，宗教影響力下降，是工業化和現代化發展的後果之一，聯邦德國也是如此。首先是教徒人數總體呈下降趨勢。如天主教徒在1960年有2471萬，1970年增加到2719萬，1989年又減少到2674萬多人，呈先升後降的變化。新教徒的人數則一直下降，1963年約2880萬，1970年為2848萬，1989年降到2513萬。其次是參加宗教儀式或教堂活動的人數減少了。天主教和新教兩大教派中舉行宗教洗禮、宗教婚禮的人數均大幅度下降；參加周日聖餐式的人數，總體上也下降不少。又據統計，20世紀50年代選民中有40%的人每周都上教堂，1987年這個比例已不足25%。在天主教徒中，經常上教堂者從1953年占50%下降到1987年的不足30%。誠然，相當多的居民仍然留在宗教網絡之中，但宗教影響總體呈削弱的態勢。50年代，保守派曾把選舉形容為基督教與無神論的競爭。但世俗化傾向使更多的選民不再依據宗教因素來決定黨派和政治偏好，戰後成長起來的幾代人更是如此。

  居民族群結構的變化更是帶來複雜的問題。「外籍勞工」在聯邦德國起初是受歡迎的，但七八十年代經濟衰退，他們就被一些德國人視為負擔和競爭者。不同宗教、文化的差異也是一個問題。官方自1973年起，明令限制「外籍勞工」進入，並鼓勵他們返回其本國，同時促進留下的「外國人」融入德國社會。1978年，聯邦成立專門機構（外國人事務署），其負責人屈恩（Heinz Kühn，1912—1992）說，德國已成了非通常意義上的「移民國家」，「必須對願意留下來的人開放」，防止出現新的「種族傲慢」和「雙層社會」。一些機構宣傳「不同的文化，相同的權利：走向共同的未來」，「德國人要適應這種新的多元文化合作的環境和形勢」，「彼此共處」，「共同生活」，相互了解等等。然而，「多元文化社會」實行起來並非容易。聯邦德國一直以種族和血緣為國籍的基礎，改革國籍法困難多多，「外國人」入籍都很難，更遑論融入。極右勢力（如新納粹）則鼓動種族主義，指責外籍人的融入是「對我們民族特性的粗暴進攻」。1982年，一批教授簽署《海德堡宣言》（Heidelberger Manifest），說大批「外籍勞工」及其家屬的到來可能威脅到德國的民族、語言、文化和宗教。他們要求保持德國的民族（Volk）特性，阻止移民潮。左翼—自由派的態度比較開放，支持「多元文化主義」，提出「憲法愛國主義」作為居民新的認同基礎。但這實際上是要認同於其中體現的西方價值觀，與多數「外籍勞工」或移民的非西方文化和價值的差異，不言而喻。因此，問題解決仍然並不輕鬆。

  二、多元演進的社會與文化思潮

  （一）面對現實的存在主義和保守思潮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對大多數德國人而言，納粹意識形態已經破滅，德國的命運掌握在別人手中，許多人陷入失望、惶惑和悲觀之中。不久冷戰發生，蘇聯和共產主義被渲染成主要威脅。聯邦共和國作為冷戰堡壘，保守派的基督教聯盟黨持續執政，對內致力於鞏固既定秩序，對外向西方集團一邊倒，思想和文化領域亦受此影響。

  在戰後最初的年代，德國思想文化領域呈現複雜景象。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1889—1976）、薩特（Jean-Paul Sartre，1905—1980）等人的存在主義（Existentialismus），或稱生存哲學（Existenzphilosophie），頗有市場。存在主義創立於二戰前，源於現代社會及其悖論。人類取得了空前的成就，卻感到孤獨、恐懼和空虛，缺乏歸屬感。存在主義主張關注人「存在」的本質和意義，有對現實的批判，也有文化上的悲觀主義，同時「把消極的思想和積極行動的可能性」聯繫起來，適應了不少信念破滅，惶然四顧，探求出路的人們的心理需求。存在主義影響反映在不少文學作品中，甚至影響到一些人的外表舉止和服裝髮型。有人說當時是「存在主義時代」。不過，這並非當時德國思想和文化領域的全部情景。戰後德國出現一種「文化熱」。人們探討災難的根源，尋求復興之路。當時思想和文化領域有幾個關鍵詞：「罪責」「精神」「歐洲」和「人道主義」。納粹主義破滅了，戰前的「民族保守主義」名譽掃地，一些人相信前途在於「德國精神」與文化傳統的復興，即歌德（Johann Wolfgang Goethe，1749—1832）時代「自由主義的人道主義文化」。文學家托馬斯·曼（Thomas Mann，1875—1955）、史學家梅尼克（Fridrich Meinecke，1862—1954）等人，在反思歷史和思考未來時，皆不同程度有此主張。以弘揚德國文化為宗旨的「歌德社團」（Goe the gessellschaft）廣泛建立。1949年是歌德誕辰200周年，魏瑪歌德協會宣稱，德國復興「將伴隨著歌德的人道理念由一種個人教育理想發展成我們時代的社會規範性法則」。

  但是不久，一種冷靜而現實的保守主義代替了「人道主義」的高談闊論。在冷戰背景下，「經濟奇蹟」成果被歸功於新的自由民主制度，並形成保守主義占優勢的「共識政治」。其突出的特點是「反極權主義」，既反納粹主義又反共產主義，認為聯邦德國是建立於憲法和道義基礎上的國家。人們躲進精明的現實主義和政治冷淡中，關注物質安全，走向崇尚消費和個人主義。於是有人用「麻木」「非政治化」「逃避現實」和「沉寂的50年代」來描述人們的精神狀態。作家伯爾在1960年曾感慨：「我們成了消費者的國度。」「生命之要旨變成：掏錢消費。至於襯衣品位或思想傾向，反倒成了次要的。」1961年一些學者在調查後得出結論：大多數學生政治意識淡薄，安於現狀。據說當時某學生被問到什麼東西對他影響最大時，回答是：「老爸的支票本和老媽的烹調書。」

  實際上，恢復德國傳統文化的條件已不存在，保守主義也不是德國傳統的保守主義（如戰前「保守主義革命」的保守主義）了。納粹統治和戰爭的教訓，西方特別是美國的文化輸出，知識精英的流亡和重返，政府與西方結合的政策等因素，導致了思想文化領域的西方化過程。儘管一些保守派曾對盟國輸出西方文化冷嘲熱諷，一些有戰前「保守革命」背景，支持過納粹政權的理論家，其主張仍然具有增強國家和權威主義的特點，主張社會應該由精英來管理和規劃，民眾政治參與可以降到最低，但戰前保守主義對西方現代理性和議會民主的懷疑，主張民族主義、「血緣和土地」和德國既不屬於西方也不屬於東方的觀念，被逐漸放棄或淡化了。保守主義接受了現代工業社會和西方式民主即《基本法》規定的「自由與民主的基本秩序」，蛻變成一種新的、西方式的保守主義。它不再為傳統而傳統，而是希望傳統可以在工業文明所造成的異化和不穩定面前，提供方向感和情感慰藉。阿登納就是一位西方派的保守主義者。他的執政頗有德國保守主義主張的權威主義的特點，但他堅持西方化的政策，也不反對「社會國家」或「福利國家」，甚至為政治需要而贊成擴大社會福利。

  （二）左翼—自由派思潮和「68年運動」

  無論保守主義或政治冷淡，均未能在思想領域一統天下。還有一股左翼—自由派的思潮，一直存在。左翼—自由派思潮（除屬於左派的德國共產黨之外）擁護「自由民主基本秩序」，反對主張國家高高在上的德國傳統觀點，承認有組織的利益多元主義，並研究當代歷史，希望汲取適當的教訓。其中一些人認為，聯邦德國的問題在於《基本法》尚未能真正落到實處，新的國家仍然存在著「復辟傾向」和「民主缺失」。民主憲政制度能否穩固持久，值得懷疑。他們批評阿登納政府的保守和反共主義以及一系列政策，例如寬容前納粹分子，壓制反對派，重新武裝政策等。他們質疑人們對歷史缺乏反省和「集體自我合理化」，在繁榮之下理想缺乏，物質主義和市儈氣息流行，主張培養人們的民主意識，打破「非政治化」的沉悶局面，促進改革，防止德國重走舊路。法蘭克福學派的「批判理論」（Kritische Theorie）是這種思潮在理論上的代表，其主要學者有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1893—1973）、阿多諾、馬爾庫塞（Herbert Marcuse，1898—1979）和哈貝馬斯等。他們兼采各家（包括馬克思主義），對資本主義進行文化批判，指出近代西方的啟蒙理性已經墮落，導致「技術統治的極權社會」。人不是在走向「自由王國」，而是走向「被管理的世界」。因此要批判「工具理性」，揭露資本主義對人的壓制，達到人性的解放。儘管戰後這一學派已變得比戰前溫和，認同和維護「自由與民主的基本秩序」，如霍克海默所說「不再為革命而鬥爭」，但它仍然是左翼—自由派批判思潮中最具影響的理論。

  到60年代，這種思潮成為「68年運動」的思想工具。當時「大聯合政府」的組成，前納粹官員基辛格成為總理，政府制定《緊急狀態法》，納粹殘餘的抬頭等，似乎證實了左翼—自由派的種種批評。更重要的是年輕一代登上了舞台，對現實不滿的反叛情緒與「批判理論」及其他激進思潮結合，形成造反的「新左派」。他們反感前納粹分子位居要津，認為聯邦共和國是保守和權威主義的，甚至是法西斯的。從文化角度上，他們反對傳統的社會和道德觀念，認為在經歷了納粹時代之後，「德意志特性」已經腐朽，應該以另一種東西取而代之。而這隻有革命才能達到，革命的先鋒將由青年學生擔當。影響他們的有種種理論和思潮：法蘭克福學派和其他「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也有民主社會主義、毛澤東思想、卡斯楚—格瓦拉主義、托洛茨基主義、無政府主義等。其具體要求有在「自由民主基本秩序」內改革的主張，也有徹底「離經叛道」的激進要求：反叛現存秩序、權威和規範，消除一切「不平等」、權威和壓制，實現更加寬容、更加多樣化的「社會空間」和「自主」生活，包括直接民主、自我管理、個性解放和「愛欲」解放等。少數離經叛道者組成共同生活的小集體，取消私人財產和私人領域，打扮另類，行為出格。有些激進分子還干出扔燃燒瓶、縱火之類的舉動。

  「68年運動」泥沙俱下。在與國家權力的對抗中，有些激進分子走向極端和暴力解決方案，並稱之為「革命」。但是，激進主張與暴力行動遭到了批評和抵制，既來自保守派，也來自左翼—自由派。一些左翼—自由派對學生運動有所同情，認為它可以打破保守氣氛下人們對政治冷漠的沉悶局面，但反對破壞「自由與民主的基本秩序」，反對激進的「浪漫主義舊病復發」，反對用暴力達到改造現狀的目的。如霍克海默在1968年對學生們說，不要用反對民主來建立公正的社會，這種民主帶有種種缺陷，但終究要比推翻民主而可能導致的獨裁好得多。哈貝馬斯則要求激進的學生不要陷入「左派法西斯主義」。

  「68年運動」不久退潮，「新左派」的「革命」沒有造成他們要求的新社會，但對聯邦德國的發展產生了重要的影響。有研究者認為，60年代後期是聯邦德國「學習過程」中的重要階段。當初法西斯主義的崩潰並未對德國的社會政治文化造成太大的影響，學生運動通過激起批判性的思考和強迫人們審視既定的觀念，使僵化的德意志特性在一些方面得以鬆動，促進了政治文化的變化，使社會更加開放、更加多元，並有了更多的參與。這樣就推動了「民主制度的民主化」。對保守派而言，1968年是國家有能力遏制一種新的政治極端主義的證明，但越來越多的共識是，「68年運動」構成了聯邦德國的「再造」，具有特殊意義，因為第一次締造是由別人（意指戰勝國）替德國人進行的。

  （三）七八十年代的反思和新方向

  「68年運動」後，參與者發生分化，少數人走上「城市游擊戰」的暴恐道路。許多人進入職場或加入主流政黨，進行「經由體制的長征」，不再激進，但批判精神的影響猶在。有些人陷入迷茫和悲觀，或組成「亞文化」的小群體，試圖過一種「反文化」或「另類」的生活。有些人在經歷彷徨後，重新定位。1975年，政治學家古根貝格（Bernd Gugenburger，1949—）在《回到現實》一文中寫道：革命冷卻了，革命者疲倦了，悲觀失望了。政治上出現了新的「克制狀態」：關注與當前生活直接有關、政治上看來可行之事。疲憊懷疑、獨善其身等傾向到處可見，可能出現一個「新的畢德邁耶爾（Biedermeier）時代」。有人套用《共產黨宣言》的話：「一個幽靈在德國徘徊：無聊的幽靈。」出現了崇尚自然和懷鄉思舊情緒，以及與保守主義相適應的「發現歷史」以自我安慰的嘗試。那種歷史進步主義的樂觀情緒不再，而是感到人類面臨危機，或到了一個停滯狀態。各種觀念、思潮和理論紛然雜陳：保守主義、「後現代主義」、「後工業主義」、具有烏托邦特點的反現代和反理性主義，以及反核和平主義、生態與環保主義等等。

  在種種思潮和理論中，一種保守取向的「傾向轉變」（Tendentzwende）逐漸凸顯。保守派反對「新左派」的主張和左翼—自由派對「技術理性」和「工具理性」的批判，為現存體制和秩序辯護，為管理者、技術專家、現存政黨體系和「理性運作的國家」辯護，主張資本主義才是真正的進步。他們批評某些人想用「文化革命」和「再意識形態化」把政治話語推向極端，破壞基督教傳統，使國家受到左翼思想的威脅。他們強調歷史的連續性和傳統的意義、價值和認同，以避免人們失去方向或受到烏托邦式社會理論的指引。1974年還召開了一次「傾向轉變」為主題的會議。在這股保守主義回潮中，有傳統保守派、右派或民族主義派、保守的基督教批評家，還有些原屬左翼—自由派，但因不贊成「新左派」的激進要求而轉向的人士，被稱為「新保守主義」（Neuer Konservatismus/neo-conservatism）。「新保守主義」的核心主張和標誌是所謂「現代化傳統主義」（Modernisierungstraditionalismus）——擁抱現代自由資本主義民主制度並為之辯護，同時又肯定現代或前現代的忠誠和認同資源的現實意義。屬於保守思潮的，還有以更年輕的知識分子為主力，將戰前的「保守主義革命」奉為思想先驅的所謂「新右派」（Die Neue Rechte）。80年代科爾的基民盟—自民黨政府上台，更使保守主義重獲信心。

  左翼—自由派思潮沒有消失，但法蘭克福學派受到攻擊，發生分化。1969年阿多諾去世，該學派的晚期代表哈貝馬斯反思60年代，尋求一種更適合時代的新的批判理論。在他看來，70年代有兩種反理性主義思潮，一是後現代主義，將經濟增長置於福利之上，將資本主義的工具合理性視為合理性的全部內容，在社會政治經濟領域則體現為新保守主義。二是反現代主義，以反對技術至上和增長第一的心態，否定現代科學理性和啟蒙精神，表現出意義虛無主義。他主張既反對「返回尼采」或「復興初期保守主義崇拜」，也反對「新保守主義和審美感召的無政府主義，僅僅以向現代性告別的名義再度對抗現代性」。他認為以前的批判理論走向了烏托邦式的幻想。現代性有其弊端，但畢竟意味著理性化和個人自主方面的成就，所以是一個「未完成的方案」。他提出「交往行為理論」，希望以此克服理性的獨斷，推進現代化。

  與此同時，興起了對於人、技術與自然關係的哲學思考和綠色思潮。它源於對現代性和技術理性的反思，更與能源與環境危機相關。一些學者論述技術發展的倫理問題，探討人、社會、自然和技術的關係和人類社會的持續發展。70年代，物理學家魏茨澤克（Carl Friedrich von Weizscker，1912—2007）主持的「馬克斯普朗克科學技術世界生存條件研究所」，進行了「科學技術世界上的生存條件」的研究，包括核戰危險、世界衝突和環境惡化及其後果等。哲學家漢斯·薩克塞（Hans Sachsse，1906—1992）突破以啟蒙文化為核心和人與自然二元對立的方法論，論述人類與環境的互動和「人與自然和諧」原則。社會學家約瑟夫·胡貝爾（Joseph Huber，1948—）提出「環境社會學」和「生態現代化」，主張改變傳統的生產方式。社民黨理論家艾哈德·埃普勒（Erhard Eppler，1926—）指出，經濟發展可以使生活變得美好，也可能使生活變得難以忍受：空氣日益污濁，垃圾和噪音不斷增加，清潔水源日漸缺乏，人們越來越煩躁易怒等等。因此，必須改弦更張，在觀念上從經濟轉向生態，為此不能不觸動社會制度。廣泛興起的「公民行動」把「綠色」主張與政治和社會改革要求相結合，要求實現「人們彼此善待，也善待自然」的社會。一些在「68年運動」衰退後消沉、迷茫的人們，經過反思，轉向關注生態、環境和核戰風險，實現所謂從「紅」到「綠」的轉變。如屬於「68一代」的約施卡·費舍爾成為綠黨活動家，他在80年代撰文提出，把生態學納入「國家理性」。生態價值的至高無上應該寫入法律，變成政策，加以推行。

  （四）「克服過去」，反思歷史

  在聯邦德國，「克服過去」（Vergangenheitsbewltigung）尤其是第三帝國那段「過去」，是一個無法迴避的課題。如何「克服過去」，是真誠反思，承擔責任，還是迴避和遺忘納粹的罪行，甚至進行辯護？左翼—自由派主張德國人要有反省意識，不要忘記納粹的罪行和德國應承擔的責任，唯此才能維護「自由與民主的基本秩序」，防止重蹈歷史覆轍。例如，社會民主黨人舒馬赫從德國投降之日起，就不斷敦促德國人直面歷史。他說納粹主義不是一小撮人的陰謀。德國人曾相信獨裁和暴力，曾目睹納粹暴行卻保持沉默，曾為希特勒戰鬥到最後。只有這樣的認識，才是「精神、心智和道德上的懺悔和變革的前提」。1946年哲學家雅斯貝爾斯寫了《德國的罪責問題》的專文，力圖說明不同性質的罪責，指出多數人也許沒有直接參與納粹的罪行，但「以有罪過的被動性」忍受了事情的發生，害怕犧牲而不進行反抗，也是負有責任的。他與一些學者創辦雜誌《轉變》（Die Wandlung），討論德國的道德和政治復興問題。該雜誌公布了許多關於納粹罪行的文獻，指出「我們牢記歷史，哪怕最苦痛的歷史，決不要忘記，這樣我們才不會忘記自己。」

  但是，深刻反省納粹罪行並深挖其根源，並未很快成為廣泛的共識。儘管盟國在德國推行了「再教育」，但深刻感到對納粹罪行負有責任的德國人不多。許多人辯解說，他們並不了解納粹政權之所為，責任在於希特勒和納粹領袖們。保守派（一些人曾追隨過納粹統治）反感「集體罪責」的討論，對歷史和責任問題保持沉默。一些人力圖淡化德國在二戰期間的罪行，或者把納粹的罪行消解在西方文明墮落的普遍語境之中。環境也很快變得不利於促使德國人反思。美國轉變對德政策，冷戰發生，政府寬容和重用前納粹人員，使得對納粹歷史保持沉默、掩蓋或辯護的態度仿佛是理所當然；而正視歷史，承擔責任的主張，則受到曲解和攻擊。如有人指責雅斯貝爾斯主張「集體罪責」而損害了「德國精神」，使德國人「只能懷著內疚而生活」。有人提出應該丟棄「舊帳單」，獲得自信。有人把納粹主義重塑成希特勒主義（罪責集中於希特勒），或把納粹德國進攻蘇聯說成是保衛「歐洲文明」。有人說納粹主義和共產主義皆源於基督教傳統的破壞，源於馬克思主義的唯物主義。不少人仍然把第三帝國與「好日子」相聯繫。在史學研究中，梅尼克的《德國的浩劫》和里特爾（Gerhard Ritter，1888—1967）的《德國與歐洲問題》等著作曾被視為德國思想反省的代表。他們批判納粹主義、權力國家、極端民族主義和軍國主義，但認為納粹主義是德國歷史文化發展的斷裂，一種偶然性，其根源在於現代西方文明的普遍性危機。此即納粹主義「非德國」和「德國歷史非連續性」的假定。

  儘管如此，無論是在私人領域還是公共領域，這個歷史的話題從未銷聲匿跡。左翼—自由派堅持批判納粹主義和第三帝國，要求反省歷史和承擔責任。除了舒馬赫、雅斯貝爾斯等人外，還有其他左翼—自由派和部分溫和的保守派。哲學家阿多諾批評德國人在歷史問題上的「集體自我合理化」，主張通過歷史的啟蒙來進行民主的「疫苗接種」。不少文學作品揭露聯邦共和國與納粹主義的牽連，批評其對歷史缺乏審視。史學界也逐漸發生變化。從50年代後期到60年代，布拉赫（Karl Dietrich Bracher，1922—）在其著作中分析魏瑪共和國民主制的缺陷，認為希特勒迎合了德國人的情緒，納粹的根源可追溯到19世紀德國的民族觀念（vlkischideology）。戰前關於德國「特殊道路」（「Sonderweg」）和19世紀社會結構、經濟與政治互動導致第三帝國的著作，重新發表。隨後，歷史學家費舍爾（Fritz Fischer，1908—1999）在其著作《爭雄世界：德意志帝國1914—1918年戰爭目標政策》中，認為德國走上戰爭之路不是「偶然失足」，德國歷史存在著連續性，從而挑戰了史學界的主流觀點，激發起爭論和思考。從50年代末起，聯邦德國進行了一系列對納粹罪行的審判，揭露大量事實，使得為納粹辯護的種種託辭日益難以成立，尤其是使年輕一代感到震驚：那些看來平常的公民怎麼會犯下如此野蠻的罪行，又如何能在戰後重新融入社會，成為無害的小市民？父母或老師為何沒有提出這些問題？於是他們與前輩之間形成了鴻溝。以前關於歷史記憶的少數派（即左翼—自由派）主張，開始獲得廣泛響應，將第三帝國歷史封存起來的企圖日益遭到質疑。於是，60年代在德國土地上首次爆發對納粹時期的群眾性抗議，並促成了一種新的共識，那就是德國歷史不存在零點或斷裂，納粹主義不是既往的一頁，而仍然是德國現實中的危險要素。史學界出現了「批判的社會史學」，漢斯烏爾里希·韋勒（Hans-Ulrich Wehler，1931—2014）和科卡（Jürgen Kocka，1941—）等較年輕的學者，考察德國資本主義現代化發展的特點和環境，認為納粹主義和第三帝國不是偶然發生的事情，而是德國「特殊道路」的產物，應該到俾斯麥帝國去追問「德國浩劫」的原因。到70年代，這種對德國歷史的解讀得到廣泛的認同。60年代以後，在政治和學術討論中還發生了由反「極權主義」向反「法西斯主義」的轉變。「新左派」強調納粹主義與資本主義的聯繫，並把反納粹主義與批判聯邦德國的現狀結合起來。人們對納粹主義的看法發生了變化。有民調說，認為納粹政權有罪的人從1964年的54%上升到1979年的71%。1975—1979年間，表示贊成納粹（除迫害猶太人和戰爭以外）政策的人占32%，而不贊成納粹主義的人占42%。一位研究法西斯主義的學者在80年代總結道：「種種反法西斯主義的思想自60年代末以來得到了廣泛的傳播並在人們心中深深地紮下了根。對工會和部分文化精英來說是這樣，在歷史學家和社會學家內部亦然，對較年輕的一代來說也普遍如此。」對納粹和第三帝國的研究得到拓展和深化，「日常生活史」（Alltagsgeschichte）受到重視，即研究第三帝國時期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與經歷。新的視角也伴隨著地方歷史研究，人們試圖揭示第三帝國時期某工廠曾發生怎樣的壓制工會和言論自由的事，或者當納粹暴徒燒毀猶太教堂、商店，殘害猶太人時，鄰居如何膽小觀望。對保守史學家視為禁忌的問題也不迴避。如一位女民間歷史學者不顧當局、教會上層的阻撓，獲得納粹時期的秘密紀錄，揭露其所在地區人們試圖掩蓋或希望忘記的事實，發現一些一直被認為是反納粹的人，甚至「抵抗戰士」，卻是納粹同情者甚至納粹軍官。又如漢堡和不萊梅曾認為納粹主義在自己的城市裡受到了具有自由精神的公民的拒絕，未能紮根。但新的研究打破了這種長期的神話。研究發現，漢堡雖不是納粹的「模範區」，也不是對希特勒冷眼相向的「溫和的」漢薩城市。在慕尼黑、沃爾弗斯堡、埃森、紐倫堡等地，70—80年代也開始揭露當地在納粹時期的歷史，並以不同方式保持歷史的記憶，如舉辦納粹時期歷史文獻和實物展覽，把納粹遺址（建築物、迫害猶太人的場所等）改造成陳列館或紀念地等。有的研究揭露一些大企業與納粹的關係和使用強迫勞動的歷史，促使其承擔責任。如80年代期間，沃爾弗斯堡市（大眾公司所在地）的檔案館出版了揭露大眾汽車廠在戰時進行軍工生產和使用強迫勞動的著作，籌辦「納粹暴政犧牲者文獻展」。大眾公司受到震動，委託專業史學家來研究和撰寫有關著作，成果後來於90年代正式出版。總之，到七八十年代，聯邦德國形成了廣泛的反省歷史和清算納粹罪行的意識，並將其視為一種政治和道德的義務。這種變化，應視為一項重要政治與思想成就。

  不過，也有對「批判史學」和「過分聚焦於」納粹時期的質疑。有人擔心，一味否定和批判性地檢討歷史，會「面臨成為一個沒有歷史的國家的危險」。保守派主張，不要認為德國歷史「仿佛只有希特勒的12年」，德國人需要「從希特勒的陰影里走出來」，並「再次成為一個正常的民族」。1982年科爾領導的聯盟黨政府上台，也帶來了思想領域氛圍的轉變。1983年聯盟黨召開一次關於「德國個性」的會議，主張「克服所有成見」，不應繼續用罪惡感折磨國民自覺性等。作為歷史學博士的科爾，認為德國處在「歷史的轉折點」，需要「精神上的更新」。他也主張擺脫對納粹時期的過分聚焦，贊成從歷史的陰影中「解放」出來，關注德國歷史的積極面，引導年輕人以國家為榮。在史學界出現了「新修正派」，他們或否認有所謂「特殊道路」，說反猶主義、帝國主義等乃時代現象，非德國所獨有；或強調德國傳統中有黑暗面，也有光明面，不能把德意志帝國說成仿佛是納粹德國的前史；或試圖將納粹罪行「相對化」和淡化，主張講清第三帝國的積極面和「功績」；等等。在此背景下，80年代中期出現了一場「史學家論戰」（Historikerstreit）。「新修正派」反對過份關注「區區12年」，認為重新解釋歷史關係到民族重新「直起腰來走路」，否則會出現精神真空，迷失方向。「新修正派」史學家諾爾特（Ernst Nolte，1923—2016）在1986年發表文章，說二戰結束已40年，卻還未能對其劃一條終結線，歷史成了「不願過去的過去」。他甚至說，希特勒起到了保衛歐洲，抵制史達林「亞洲野蠻主義」的作用，納粹的大屠殺源於史達林的惡劣榜樣，與戰時盟國對德勒斯登和廣島的空襲、美國在越南的戰爭等亦可相提並論。左翼—自由派則駁斥這類觀點，強調保持歷史記憶並為納粹罪行承擔責任，應該代代相傳。他們指出，納粹進行的大屠殺是歷史上獨有的，它利用工廠化的方式對一個種族進行整體性滅絕。即使能找到與其他事件的「可比性」，也不能成為德國降低道德標準為自己辯護的理由。這種爭論有著深刻的現實關切。左翼—自由派懷疑保守派在用每一個機會將戰爭抹乾淨，保守派則懷疑左翼—自由派用「奧斯威辛」來揭德國的短。一方希望德國經過新生，變得正常和優雅起來，不再有罪孽感；另一方則把「奧斯威辛」當成德國自我界定的一部分。不過在坦誠面對納粹暴行及其根源的氛圍中，為納粹辯解的取向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少數人的立場。直面納粹歷史這個保守派試圖邊緣化的主題，到80年代末已成聯邦德國政治文化中占優勢的主張和最重要的基石之一。

  形成直面歷史的反省意識，官方和政界主流（包括左翼—自由派和自由—保守派）的作用非常重要。聯邦德國政界高層人士經常表態，正視納粹罪行，承擔歷史責任。在阿登納時期，官方在反省歷史方面存在不足，但還是將其作為聯邦共和國自我定義的一個關鍵要素。聯邦首任總統豪斯明確表示：「納粹的侵略罪行是集體的恥辱。」阿登納對納粹的德國社會歷史根源也有深刻的認識（不過具有保守主義的特點），主張德國人克服極端的、自殺性的民族主義，決不允許納粹歷史重演。他出於現實政治需要而起用前納粹分子，也是有條件的。他把與猶太民族和解當作一項基本政策，與以色列和世界猶太人大會達成賠償協議，也是承擔歷史責任的體現。社會民主黨人勃蘭特戰時就是堅定的反法西斯主義者，在60年代擔任外長時提出外交四點方針，就包括摒棄歷史上包括納粹時代在內的錯誤傳統，劃清界線，並認為「新納粹主義和民族主義是對國家和人民的背叛」。他曾在波蘭華沙猶太人受害紀念碑前下跪，表達反省和謝罪的誠意，令全世界動容。1985年紀念二戰結束40周年時，聯邦總統魏茨澤克就歷史問題表態，明確指出「5月8日是解放日，它使我們從民族社會主義的非人道和暴政下解放出來」。今天的多數人未曾經歷納粹時代，但前輩留下了沉重的遺產，「我們大家無論有無罪過，無論老幼，都必須承認這個過去」。科爾總理的歷史觀具有保守的特點，但他也強調德國不走「民族的特殊道路」。他在1987年發表講話，要求正確對待歷史（這符合其保守主義信念），同時強調「決不要忘記民族社會主義獨裁的經歷，它給別國人民和我們自己都帶來無法衡量的災難。它告誡我們要吸取教訓」。為了有利於清算納粹的罪行，聯邦議院從上世紀60年代開始，先是延長最後取消了對追訴納粹罪行的時效限制。1979年對「言論自由」作出嚴格界定，宣傳納粹思想被視為「言論自由」的例外事項，不允許否認納粹屠殺猶太人的歷史。1986年的一項立法將否定「奧斯威辛罪行」的行為入罪，指出在討論歷史問題時，某些「不能允許的謊言」是必須禁止的。

  聯邦德國重視關於第三帝國和納粹罪行的歷史教育。戰後初期在盟國要求下，西部各州頒布法律，要求培養學生抵制納粹思想和專制主義灌輸的能力，不得用歷史教育來進行煽動性的政治宣傳，要刪除頌揚戰爭、種族主義、軍國主義的內容。但此後一段時期，由於缺乏合適的教科書和不少教師的認識問題，歷史課程只講遙遠的過去，或到俾斯麥為止。60年代開始改變這種狀況。1962年各州文教部長會議發出指示，要求如實講授第三帝國的政治和行政制度、反猶主義和大屠殺、希特勒外交和戰爭責任等內容。「新左派」運動推動了對歷史的反思和學校政治教育的「左」轉。文教部長聯席會議在1978年和1980年先後發布《對納粹主義的處置》和《對納粹時代抵抗運動的處置》的文件，要求加強學生對納粹統治與罪行的認識，抵制對第三帝國或其代表人物歷史的迴避和美化。1979年，美國電視劇《大屠殺》在聯邦德國放映，激起強烈反響，許多學校就相關的歷史進行了討論。官方作出積極反應。例如中央政治教育辦公廳（設在杜塞道夫）給北萊茵威斯伐倫州的教師贈送10多萬套情況資料，包括56頁關於「最後解決」的小冊子。巴符州的高中教師手冊里規定，要使學生了解希特勒的外交政策，納粹專制如何建立，納粹系統的非人道性，第三帝國的集權特性，並且要了解自由民主秩序如何運作。手冊還推薦老師帶學生到集中營去看看。80年代有人對聯邦德國、美國和以色列的歷史教材進行比較認為，聯邦德國歷史教材已表現出事實的準確性和內容的平衡性，不足的是未能將歷史與現實相聯繫，沒有指出導致納粹時代的某些文化傳統是否仍然潛在地存在。此外，1972年聯邦德國開始與波蘭聯合討論歷史教科書的編撰問題，旨在刪去或至少緩和教科書中彼此關於對方的陳詞濫調、歪曲和帶有敵意的文字。這也不失為真誠希望「克服過去」的一種努力。

  （五）對「認同」的探討和「憲法愛國主義」

  歷史問題與一個重要問題——認同有關，即「我們要成為誰？」曾經凝聚德國人認同的民族主義，戰後已聲名狼藉，德意志民族陷於分裂。主流精英主張摒棄民族主義和「特殊道路」，做「歐洲的德國」和「西方的德國」。阿登納強調德國人必須克服民族主義痼疾。舒馬赫曾堅持民族統一訴求，同時主張「不是為了民族主義」，而是一種與「民族主義」相區別的「世界公民式的愛國主義」。此後在聯邦德國，民族主義通常是與極右派相聯繫的。然而拋棄了民族主義，失去了國家的統一，加入了西方，聯邦德國人的身份認同應該是什麼？聯邦共和國的合法性基礎是什麼？如何造就社會的凝聚力和居民的效忠感？於是有了「認同焦慮」。起初，人們對聯邦德國自我形象的估計，主要基於對經濟成就的自豪。但許多人認為，這樣以馬克為中心、以物質為取向來建構民眾認同，是不夠的，不可取的，甚至是危險的。左翼—自由派希望建構一種以《基本法》所體現的制度和價值觀為基礎，更具包容性和普世性的愛國理念和認同。人們提出了「後民族民主」等概念，希望構建一種新的認同基礎。政治學家斯坦貝格（Dolf Sternberger，1907—1989）主張聯邦德國公民認同於憲政民主國家，提出了「憲法愛國主義」（Verfassungspatriotismus）的概念。他在1979年（聯邦德國建立30周年）撰文說：在聯邦德國，一種新的「奠基於憲法之上」的愛國主義已悄然形成。「民族感情依然遭受著創傷，我們不是生活在一個完整的德國。但我們生活在一部完整的憲法、一個完全立憲的國家裡，這本身就是一個祖國。」哈貝馬斯也積極主張並論述了「憲法愛國主義」。他說德國人由於災難性的歷史，必須構建一種新型的愛國主義和認同感，與那種傳統的、基於族群同質性的民族主義和國家膜拜劃清界線。這種認同感不是聚焦於歷史，而是一種基於憲法的、以法治和民主等普世原則為中心的「後民族認同」，即「憲法愛國主義」。納粹主義的經歷必須作為德國憲法愛國主義的一個隱含的參照點。在德國，只有「由克服法西斯主義而形成特有的歷史觀，才能理解以法治和民主的普遍性原則為中心的後民族認同」。不少「68一代」支持「憲法愛國主義」，認為傳統的民族國家不適應於全球化時代，它壓制多樣性，並具有侵略潛質，反對民族主義是反對納粹主義和保證「不再犯」的必要條件。而且，在不同文化和族裔居民大量增加的情況下，能否創造一種更寬鬆的政治歸屬形式，一種以某種新的文化為核心或崇拜對象的公民認同？人們轉向了「憲法愛國主義」，希望通過共享憲法載明的、被認為是普世意義的價值，以實現社會的團結和整合。到80年代末，在左翼—自由派中，存在一種關於「後民族民主」和「憲法愛國主義」的共識。

  但是，圍繞「憲法愛國主義」，自始就有爭論：它能否或應否取代歷史形成的民族和文化的認同呢？一方面人們認同被認為是德國歷史上最成功的民主政治秩序，另一方面也有人（主要是保守派）主張回歸更加傳統的意義和道德資源。這一派認為，民族並沒有被取代，「憲法愛國主義」只是「掩蓋分裂鴻溝而聊以自慰的繡花毯」，是一種民族和情感上的「禁慾」，它抽象淺薄，也不現實，或只能是一種「臨時的愛國主義」。他們還說，用「憲法的烏托邦」來替代民族，「必將全面壓制曾構成德國認同的那些精神和文化傳統」；「憲法愛國主義」有賴于堅持批判性的歷史記憶並承擔責任，則是要把德國人釘在「大屠殺」歷史之上。被認為屬於「新右派」的艾希貝格（Hening Eichberg，1942—）明確主張「民族認同」，並試圖把德國看成類似於第三世界的被殖民國家，文化上面臨失去認同的危險。「新民族主義」逐漸成為廣泛討論的話題，關於聯邦德國「心理上不平衡」和「缺乏認同」等觀點，在聯盟黨思想家和保守的知識界逐漸流行。史學「新修正派」也說，對歷史的「正常」態度對建立牢固的民族認同至關重要，否則不利於「積極的自我認識」。而一些左翼—自由派人士也逐漸傾向於或者說從未消除「民族關懷」。執政者則堅持德國最終統一的民族訴求，努力維繫民族紐帶。阿登納把民族主義看作「歐洲痼疾」，但主張培養「健康的民族感情」。科爾宣稱「德國歷史和德意志民族一樣，都是不可分割的」。勃蘭特在推行「新東方政策」時，堅持「一個民族，兩個國家」，德國人民仍然需要統一。施密特更明確聲稱「堅持民族的概念」，「我看不到德意志民族會滅亡」。一些人主張「憲法愛國主義」主要是「後民族主義的」，但不是「後民族的」，民族性不再居於中心，但並沒有「被壓制」或清除。它不是消滅民族特點，而只是使之下降到一種支持性的作用。1989—1990年德國統一，可以說是德國人民族情感和認同的明確體現，但沒有導致左翼—自由派所擔心的傳統民族主義回歸，也沒有出現對歷史的集體失憶和集體特赦的情況，民族意識和認同已不是傳統的民族主義和認同的復歸。

  三、重鑄輝煌的文學藝術

  （一）文學

  歷史上，德國文學藝術有過輝煌的成就。經歷納粹文化專制主義之後，盟國對德國實行改造，並試圖使文學藝術成為「民主化」的工具。德國文學也很快開始其自身的發展。戰後初期，作者們由於在納粹統治和戰爭時期的經歷不同，創作也不相同，大體分三類：一是戰時流亡國外的老一輩作家，如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托馬斯·曼在戰後發表《浮士德博士》，反映德意志民族的命運和災難，以及德國文化如何被其臣服主義的內核所毀滅而走向墮落。他說，《浮士德博士》就是要「不斷提醒人們，『德意志』一詞與『悲劇』和『惡魔』的內在聯繫」。二是戰時留在國內的所謂「內心流亡」的作者的作品，或脫離現實，或在宗教和神話題材下包含對戰爭和民族命運的思考。三是一批較年輕的作家，有些人曾加入德共，有些人曾參軍並成了盟軍的戰俘，戰後返回。他們用文學來描寫戰爭的創傷和廢墟與飢餓的戰後年代，其作品被稱為「廢墟文學」（Trümmerliteratur）、「返鄉者文學」（Heimkehrerliteratur）。他們用新的方法和風格寫作，努力袪除法西斯狂熱的、蠱惑性語言的影響，故又稱「砍光伐盡文學」（Literatur des Kahlschlags）。他們主張文學關注現實，干預生活，幫助「塑造民主精英階層，促進大眾的再教育」。這類作家中，最重要的有安德施（Alfred Andersch，1914—1980）、里希特（Hans Werner Richter，1908—1993）、伯爾等人。里希特說：「相信我們能夠通過寫作參與對社會的改變。」伯爾認為文學可以揭露德國歷史的創傷和痛苦，幫助診斷社會的疾病和復興德國。這批作家在1947年組成文學團體「四七社」（Gruppe47），對戰後德國文學的發展產生了重要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