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總統內閣的實踐與失敗 一、布呂寧內閣
2024-10-09 05:30:15
作者： 王亞平，孫立新，劉新利，邢來順 等
從1930年3月末起，魏瑪共和國迎來了奇特而短暫的三屆「總統內閣」。它們主要依賴總統興登堡的信賴，無需對國會負責。當然，這種執政模式仍然屬於《魏瑪憲法》所允許的範圍，被視作應對一系列國家危機的必要手段，並不完全等同於獨裁體制。三任總理布呂寧、巴本（Franzvon Papen，1879—1969）和施萊歇爾儘管彼此理念有所區別，但都曾試圖獲得國會多數的支持。然而，他們失敗了。更為糟糕的是，他們期待以解散國會、重新選舉的方式來改變尷尬執政的困境，結果反而使反民主力量在短期內激增，特別是讓納粹黨一躍成為國會第一大黨，以致政治惡化的局勢一發而不可收拾。
1930年3月29日，中央黨國會黨團主席布呂寧被總統興登堡任命為總理。關於布呂寧在德國走向納粹獨裁之路上的角色，曾是德國學術界的爭議話題。一些學者認為，布呂寧故意改變魏瑪民主體制，其目的就是為了恢復君主專制政體——這一點又被布呂寧的回憶錄所證實，他坦言：「我一再把自己視作總統的信託人（Vertrauensmann） ；我希望讓他維持國家元首的地位，使之有可能和平地復興君主制。這就是我整個政策的立足點」。從這一意義上說，布呂寧必須承擔共和國滅亡的責任。另一些學者指出，布呂寧的回憶錄部分歪曲了史實，高估了內閣的行動能力，而且他推行緊縮政策以解決賠款問題的理念也是情有可原的。只不過這種以「總統內閣」來處理危機的模式不合時宜，最終導致了更壞的結果。事實上，布呂寧的個人政治傾向與當時政治經濟局勢的發展方向結合起來，共同決定了布呂寧「不是魏瑪共和國解體前的最後一位總理，而是德國民主解體進程中的第一位總理。」
正如前文所言，在米勒內閣陷入危機時，總統原本有機會施予援手，但他卻沒有這麼做。恰恰相反，就在米勒辭職的當天晚上（3月27日），興登堡就向布呂寧發出了「非正式的」邀請：「在我的一生中，所有人都離我而去。您必須向我承諾，您與您的政黨一起，不會在我的人生末端扔下我不管。」這裡的首要問題是：除了興登堡不喜歡社民黨人外，還有其他什麼原因導致這位年邁總統放棄大聯盟政府，轉而考慮建立一個「總統內閣」？
事實上，興登堡對「總統內閣」的興趣不是他自己的突發奇想，而是源於比較複雜的法律觀念與意識形態。
在《魏瑪憲法》起草時，不少法學家為了避免「國會獨裁」或「議而不決」等情況的發生，一位「全民選舉產生的、超越黨派的」總統被視作「緊急救援者」、「代皇帝」、「憲法的保護傘」或「國會的對等物」。為此，憲法第48條規定：
「（1）聯邦總統，對於聯邦中某一州，如不盡其依照聯邦憲法或聯邦法律所規定之義務時，得用兵力強制之；
（2）聯邦總統於德意志聯邦內之公共安寧及秩序，視為有被擾亂或危害時，為恢復公共安寧及秩序起見，得取必要之處置，必要時更得使用武力，以求達此目的。
（3）聯邦總統得臨時將本法第114、115、117、118、123、124及153各條規定之基本權利之全部或一部分停止之。
本條第1款第2款兩項規定之處置，得由聯邦總統或聯邦國會之請求而廢止之。
其詳細，另以聯邦法律規定之。」
魏瑪初期，艾伯特便在面臨卡普暴動或中德騷亂時，採用發布緊急條令及派駐軍隊的方法。在這一意義上，撇開國會而成立一個總統所信賴的內閣，也屬於題中應有之義。
當然，根據憲法，這一「總統內閣」並不是為了建立獨裁體制，而是緊急狀態下的權宜之計。其最終目標是為了「恢復公共安寧及秩序」。因此，倘若「總統內閣」無法取得國會多數支持，總統有權解散國會，然後通過重新選舉的方式來創造一個有利於中央政府執政的國會。憲法第25條寫道：「（1）聯邦總統得解散聯邦國會，但出於同一之原因，僅得解散國會一次。（2）新選舉最遲應限於聯邦國會被解散後之第60日行之。」不過，即便在法學界，人們對於「緊急狀態」的界定仍然存在爭議。特別在保守派看來，倘若總統權力可以藉此擴大，則有希望恢復「強人統治」。
在興登堡當選為總統後，保守派的熱情更為高漲。如無黨派政治家路德不僅組建過少數派內閣，而且還在1928年成立所謂「國家革新同盟」（Bund zur Erneuerung des Reichs），對強人政權提出一系列具體建議。「年青保守派」埃德加·尤里烏斯·榮格便把議會民主制視作「劣質人的統治」，渴望出現一個獨裁的、跨黨派的總統制國家。著名的法學家卡爾·施密特在1930年初號召進行全面憲法改革，讓國家擁有更多權力。甚至在共和國支持者陣營中，也出現了要求強化國家權力的呼聲。社民黨人米倫道夫（Carlo Mierendorff，1897—1943）表示，「魏瑪民主僅是一種典型自由主義觀念的產物……而我們這裡出現的使命是……把國家視作一個強大的國家。」
當1929年後德國一再陷入大蕭條的漩渦中不可自拔，而大聯盟政府無法工作，社民黨拒絕出面組閣，保守派領袖胡根貝格又無法贏得其他政黨支持時，興登堡及其周圍政客——特別是總統辦公廳主任邁斯納與國防部辦公廳主任施萊歇爾——便決定改變路線：為了防止內戰，鞏固保守派陣營，最好的方式是以緊急情況為由，創建一個議會之外的官僚政府。
那麼，布呂寧何以成為興登堡的人選呢？布呂寧的財政知識是中選的首要原因。他曾獲得國民經濟學博士學位，是國會中少有的財政專家。當米勒內閣對莫爾登豪爾方案無法達成妥協時，他是「布呂寧—邁爾建議」的作者之一。
布呂寧的經歷及其在各黨派之間的協調能力是他得以組閣的重要因素。這位天主教保守派政治家當過志願兵，其兵團直接隸屬於興登堡領銜的最高軍事指揮部。這讓布呂寧與興登堡（及其背後的軍方）存在著天然接近的感情紐帶。軍人生涯讓他產生了跨越黨派的、非政治性的戰友情結。當他在戰後擔任基督教工會秘書長後，這種情結又被延續下來，成為其建立一種跨教派基督教政黨的動力源泉。此外，作為1924年進入國會、1929年出任國會黨團主席的老議員，他與社民黨人同樣保持著良好關係。正因如此，邁斯納等人在1929年復活節籌劃右翼內閣時便曾考慮過布呂寧。
在總統的支持下，布呂寧的組閣僅在兩天之內便完成了。外交部長與國防部長留任，民主黨的迪特利希（Hermann Robert Dietrich，1879—1954）出任副總理（後兼任財政部長），中央黨的維爾特擔任內政部長，中央黨的施特格瓦爾德（Adam Stegerwald，1874—1945）出任勞動部長。
1930年4月1日，布呂寧在國會發表就職演說，將其內政外交的核心思想托盤而出。他表示，在外交上，新政府的目標是加強「國家的自我意識」，以實現重新崛起；在內政上，將提供一攬子解決方案，其中包括提高稅收、簡化公共管理、推行一種符合時代的社會政策、用農業救濟方案（如「東部援助」計劃）來克服農業危機，最終穩定內政，讓左右極端派別銷聲匿跡。在演講結束時，布呂寧還意味深長地發出警告：自己得到總統的信任，無須同其他黨派共同執政；但是，政府最後一次希望同國會找到合作解決危機的途徑。
布呂寧內閣能夠實現它的目標嗎？
從1930—1932年間的內政來看，布呂寧穩定社會的目標並沒有實現。甚至相反，他克服危機的政策最終引發更大的政治災難。
首先，布呂寧無法成功協調政府和國會之間的關係，最終只能依靠「緊急條令」來施政，以致大大強化了「總統內閣」的獨裁傾向。
上台伊始，布呂寧曾經利用各黨派的內部矛盾和發布緊急條令加以威脅等方式，獲得國會的支持。正因如此，社民黨和共產黨的聯合不信任案被國會否決，新政府的財政改革計劃也獲得國會多數派支持。
然而，這種狀態並沒有延續多久。7月16日，國會以256票對193票的結果，否決了1930—1931年國家預算方案，主要理由是該方案未能解決5億馬克的赤字問題。在布呂寧看來，這是國會再次不顧國家危機而站到了政府的對立面。當晚，他在內閣會議上提出，必須以憲法第48條為由推行緊急條令。此舉得到其他內閣成員一致贊同。隨後，他獲得了興登堡的授權，以緊急條令推行上述方案。
兩天後，社民黨與共產黨在國會聯合要求取消這一緊急條令。對此，在布呂寧的請求下，興登堡以解散國會的命令做出回應。
7月26日，在國會尚未選舉之前，布呂寧政府頒布第一條緊急條令。這是共和國歷史上第一次沒有得到國會批准而完全基於總統信任的緊急條令。在隨後不到兩年的時間中，共有4個有關「保障經濟與財政安全的緊急條令」（Notverordnung zur Sicherung von Wirtschaft und Finanzen）分別於1930年12月1日、1931年6月5日、1931年10月6日、1932年12月8日出台。這些標誌著中央政府獲得了事實上的經濟獨裁權。在布呂寧執政期間，一共推出過109個各式緊急條令，其中只有29個由國會通過。與此同時，國會開會次數卻在下降（見表3.2.1）。
表3.2.1 1930—1933年德國緊急條令、國會立法與國會開會次數
其次，布呂寧雖然一再期待獲得國會多數派的支持，然而解散國會、重新選舉的方式非但沒有達到目的，反而進一步惡化了共和國的政治生態，讓納粹黨等極端黨派急速增強。
1930年9月14日的國會大選是一次非常態大選，布呂寧稱之為「關於緊急條令的全民公決」，同時也是在「一種毫無意義的議會主義和一種健康有度的民主制度之間的決戰」。但讓他感到失望的是，這次大選讓社民黨和資產階級中右翼政黨失去大量選票，中央黨保持穩定，而反對共和國的納粹黨與共產黨卻明顯獲得更多選民的支持（見下表）。一位評論家當時這樣寫道：「這是德國的黑暗一日……納粹席位翻了10番，從12個上升到107個，成為國會的第二大黨。這給國外的印象是毀滅性的，在外交和財政上都會產生反面影響。我們面對的情況是：107個納粹分子，41個胡根貝格分子，超過70個共產黨人，大約有220多個議員極端否定目前的德意志國家，希望以革命的方式來推翻它。」
表3.2.2 各黨在1930—1932年間國會選舉中的得票率（單位：%）
值得關注的是，納粹黨不僅在全國層面上快速崛起，在地方選舉中也多有斬獲，如在不倫瑞克得到22.2%的選票，在不萊梅則高達25.4%。這種攀升姿態還將一直延續到1932年11月大選。那麼，究竟是哪些因素推動了納粹黨的快速發展呢？除了納粹黨的自身原因外，對納粹黨選民的實證研究揭示了以下特點：
其一，從意識形態來看，納粹黨是一種「吸引所有反對派」的政黨，但其吸引力並不穩定。據統計，在1930年大選中，納粹黨的大部分選民來自其他政黨的支持者，其中1/3曾支持過民族人民黨，1/4支持過民主黨和人民黨，1/7從未參加過選舉，1/10支持過社民黨。不過，這些新支持者中的1/5將在下一輪選舉中改換門庭，同時納粹黨還將迎來其他1/5的新支持者。
其二，從社會階層來看，納粹黨是一種「混合性的、跨階層的」政黨，但它擁有一個「中產階層的大肚皮」。高於平均投票率的階層包括那些「老中產階層」，如農民、手工業者和小商人。典型的產業工人不會支持納粹黨，而失業工人首先投票給共產黨。當然，失業職員會轉向納粹黨。
其三，從教派和性別來看，非天主教徒（特別是基督新教）的男性才是納粹黨的投票者，而天主教徒或女性一般支持傳統的保守黨。
1930年大選後，布呂寧原本希望同納粹黨合作，但遭到後者拒絕。幸好社民黨出於保障普魯士大聯盟政府的考慮，在布呂寧應允中央黨繼續合作的前提下，推行容忍政策，布呂寧內閣才可以無須繼續要求總統解散國會。同時，總統也拒絕同希特勒對話。但是，作為國會第二大黨的納粹黨已獲得廣闊的宣傳舞台，得以合法地對民主體制進行肆無忌憚的攻擊。
最後，以緊縮為特徵的財政與經濟政策沒有快速解決赤字問題，反而不斷推高赤字總額，讓德國更深地陷入危機。
縱觀布呂寧的5個緊急條令，其內容不外乎提高稅收和降低開支。提高稅收既包括提高已有稅種的繳稅額度，也包括增加五花八門的特殊稅，如消費稅、飲料稅、礦泉水稅等。降低開支主要是壓縮公共事務部門的經費，停止建設公共建築，三次降低公務員和職員的薪水，削減各類社會保險金的額度。與這種嚴格緊縮的財政政策相配套，商品價格也受到嚴格控制。
但是，緊縮政策並未讓德國經濟快速復興，反而讓情況變得更糟。財政赤字從5億馬克增加到10億馬克；工業產量和投資率分別下降到1928年的58%和38%；失業率繼續攀高，達到30%；1932年5月國家債務比布呂寧上台時還高了17%。
事實上，當時已經有很多經濟學家、利益團體代表、甚至內閣成員多次質疑布呂寧的緊縮政策，但總理仍然不為所動，因為他有自己的盤算。
外交上的算計首當其衝。在布呂寧的設想中，只有通過緊縮政策讓德國經濟出現災難性場景，才能使《楊格計劃》無以為繼，最終讓戰勝國取消賠款；與此同時，他也考慮到外國貸款一旦抽離後出現的緊急狀況。正因如此，當勞動部長向他反覆推銷勞動就業方案時，他總以任何變化都會影響賠款問題的最終解決為由而予以拒絕。
當然，如凱恩斯主義那樣的解決方案能否在一個經歷過1923年惡性通貨膨脹的國家中得以推行，也是令人懷疑的。在布呂寧上台前後，保持預算平衡就是內閣與國會、政府與央行之間反覆鬥爭的核心內容。更何況《楊格計劃》也不會允許德國政府通過濫發貨幣來解決賠款問題。
更糟糕的是，由於1931年春夏之交爆發的銀行危機和9月英鎊貶值，緊縮政策帶來的負面影響進一步加大。即便1931年夏美國總統胡佛（Herbert Clark Hoover，1874—1964）宣布戰債歸還延長一年，這種惡性循環仍然沒有停止。
然而，不管以何種理由來推行緊縮政策，這種「以強化危機來克服危機」的做法在民眾那裡顯然不受歡迎。納粹黨也由此找到了攻擊政府的極好理由。
布呂寧政府的外交政策也未能如其所願，立即實現德國的重新崛起。其原因主要在於以下兩點：
從主觀而言，布呂寧內閣放棄了施特雷澤曼時代的「和解外交」，不再遵循多元外交方針，轉而採取單方面恢復大國地位的民族主義導向，引發了其他國家的警惕和壓制。
修改《凡爾賽和約》一直是歷屆政府的主要目標，但方式各有不同。1923年前，政府大多採取對抗方式；此後，施特雷澤曼嘗試用談判和理解的方式，「洛加諾精神」在一定程度上標誌著歐洲和平時代的到來，也讓德國恢復了一部分地位。但是，在布呂寧內閣建立後，由於世界經濟大蕭條爆發，各國利己主義心理流行，權力政治重回國際舞台，新政府也轉向了民族主義外交方針。
該方針的第一個表現是「德奧關稅同盟」（Diedeutsch-sterreichische Zollunion）的籌建。該方案源於施特雷澤曼時代，當時的考慮是在西部邊界修改、賠款問題解決等更為有利的國際條件下，再來討論這一目標付諸實踐的可能性。但布呂寧上台後，該方案卻被視作德國重新崛起的必要之舉，因為它將抵制由法國外長白里安提出的「歐洲聯合國」（Vereinigte Staaten von Europa）計劃，以保障德國在多瑙河與巴爾幹地區的傳統勢力範圍。1931年3月21日，經過德奧雙方反覆協商，這一方案終告完成。
可想而知的是，該方案必然激怒其他歐洲國家。法國認為它對德法關係產生威脅，並且阻礙了白里安的歐洲計劃；英國人害怕此舉將影響正在進行中的裁軍會議和歐洲合作；其他歐洲國家更害怕德意志統一所帶來的可怕後果。
正在此時，5月，奧地利出現銀行危機，急需外國信貸。英法則以奧地利退出德奧關稅同盟為條件。同樣，德國也面臨越來越嚴重的財政危機，無法繼續推行該計劃。9月初，位於海牙的國際法院正式宣布該計劃無效。
民族主義外交方針的第二個表現是爭取軍事平等權。布呂寧政府參加國際聯盟組織的裁軍會議籌備，但態度強硬。1932年夏，德國代表團以無法得到軍事平等權為由，退出會議。這種態度愈加引發了英法等國對德國崛起的警惕之心。
從客觀而言，布呂寧內閣雖然以取消賠款為目的，不惜一再堅持事後看來完全錯誤的緊縮政策，但這一目標實際上取決於戰勝國的立場，德國缺少直接控制賠款問題的能力。
1931年3月6日，布呂寧首次在內閣中表達了自己希望結束賠款的想法。當時，財政部國務秘書、外交部長和央行行長都表示反對，因為他們無法想像戰勝國會放棄索賠權利。但布呂寧卻堅信自己的想法。他在第二次緊急條令頒布時，號召民眾「拿出最後的力量」，向世界展示德國履行賠償義務的決心和無法繼續賠償的現實。
1931年6月20日，美國總統胡佛做出延期支付賠款的決定。這被視作布呂寧賠款政策的巨大勝利。但問題在於，這僅僅是取消賠款道路上的第一步。半年後，國際清算銀行特別委員會才在巴塞爾達成共識，承認德國無法完成賠款方案。再過半年，到1932年6月16日—7月9日的洛桑會議，戰勝國終於決定取消德國賠款，但此時，布呂寧已經下台！
1932年5月30日，布呂寧宣布辭職。此時，離上述洛桑會議召開只有兩周時間。對於布呂寧而言，取消德國賠款意味著所有內政外交危機都將迎刃而解。因此，這一步無異於讓他倒在了「離終點只有百米之處」。讓人感興趣的問題是：他真的快要接近終點了嗎？
事實上，布呂寧的內外政策並沒有讓他找到解決問題的捷徑，反而離目標越來越遠。無論是緊縮政策還是民族主義外交方針，都讓國內外輿論對其內閣失去耐心。而德國又很難去影響戰勝國在賠款問題上的立場。在這種背景下，布呂寧所謂接近終點的說法，只能是一種幻覺，甚至如一些研究者所言，或許還是他事後自我辯解的一種策略。
進一步而言，在1932年上半年，布呂寧在三件事上的錯誤算計，讓他更為遠離想像中的終點：
第一，在1932年3月總統選舉中，布呂寧雖然極力支持興登堡，但結果反而讓總統心生怨恨。
布呂寧打算趁這次選舉，修改憲法，把公民直選總統制改為國會選舉總統制，但未成功。於是，他退而求其次，希望保留一個支持自己的總統。在他的反覆勸說下，本來不願意留任的興登堡宣布參選。
3月13日的第一次選舉未能產生得票率超過一半的當選者。在3370萬張選票中，興登堡獲得1870萬張（49.6%），納粹黨的候選人希特勒獲得1130萬張（30.1%），共產黨的候選人台爾曼獲得500萬（13.2%），民族人民黨的候選人杜伊斯特貝格（Theodor Duesterberg，1875—1950）獲得260萬張（6.8%）。
在4月10日的第二次選舉中，杜伊斯特貝格退出選舉，興登堡獲得53%的選票，希特勒和台爾曼的得票率分別為36.8%和10.2%。興登堡再次當選為總統。
在此過程中，布呂寧為興登堡當選做了不少努力。他在各黨派中斡旋，組織了一個包括中央黨、社民黨、人民黨等在內的、政治光譜十分廣泛的支持者隊伍，來支持興登堡。
問題在於，興登堡更在意保守派的支持。在選舉前，他突然發現，自己擔任名譽主席的鋼盔團居然聯合民族人民黨，拒絕提名自己。在第二次選舉時，他又發現，杜伊斯特貝格的200萬選民變成了希特勒的支持者，而只有60萬選民轉投他的陣營。興登堡感到自己被政治盟友拋棄了。更讓他覺得難堪的是，中央黨和社民黨是自己的主要支持者，而它們在意識形態上完全與興登堡作為基督新教保守派政治家的身份不同。
由此，興登堡的再次當選，並不如布呂寧所算計的那樣，繼續支持其領銜的總統內閣；恰恰相反，興登堡的不滿情緒在總統與總理之間關係上投下了陰影。
第二，1932年3—5月圍繞衝鋒隊禁令上的爭議，讓右翼對布呂寧的政治立場愈加懷疑。
從1930年以來，納粹黨的兩個組織衝鋒隊與黨衛隊不斷招兵買馬，並通過街頭暴力，快速增強影響力，1930年底羅姆恢復了衝鋒隊隊長職務。1932年3月中旬，普魯士政府以衝鋒隊制定暴動計劃為名，完全禁止納粹黨的社團組織在州內活動。4月13日，普魯士向中央政府提出要求，希望頒布全國性的衝鋒隊禁令，以維持秩序與安寧。對此，布呂寧與國防部長兼內政部長格勒納表示支持。總理的想法是，乘此機會，壓制納粹黨的發展，以便在未來國會選舉中贏得一個理想的多數派格局。禁令隨機出台。
但總統和右翼政治家們都對衝鋒隊禁令表示不滿。總統認為，社民黨的國旗隊（Reichsbanner）仍在活動，不能僅僅禁止衝鋒隊。施萊歇爾則希望利用衝鋒隊來打擊左翼力量。因此，施萊歇爾多次批評政府，並迫使格勒納辭去國防部長一職。
雖然布呂寧內閣最終並未取消衝鋒隊禁令，但此事卻讓右翼決定拋棄布呂寧。
第三，布呂寧的農業政策未能得到理解，成為他被迫下台的導火索。
自共和國成立以來，農業危機始終存在。其主要表現是農業生產與銷售之間的落差較大，農產品滯銷嚴重。大蕭條發生後，農業危機進一步加深。1931年，農產品豐收，但因大規模失業的負面影響，其銷售量反而大跌，從前一年的94億馬克下降到66億馬克。農業負債問題由此加劇。據統計，到1931年中，全國農業抵押貸款欠債80億，個人貸款欠債45億，利息多達10億；農業工廠的破產數量從1929年的1971家增加到1931年的4766家。
布呂寧的農業政策包含保護與改變兩個方面的內容。從保護而言，他通過降低農產品運輸成本（如1931年初降低動物運價11%）、增加農產品消費稅（如1931年5月把糖稅翻了一番）、支持特殊農產品生產（如支持北德發展畜牧業）、減少大地主的債務負擔（如把短期借貸變為長期借貸，利率差額由政府承擔）等方法來恢復農業生產的正常秩序。從改變而言，他致力於用一種「農業計劃經濟」（Agrarplanwirtschaft）來取代原來的「市場導向」，即強行收回沒有經濟價值的田產轉而分配給農業移民，以便同時解決農業生產過剩和大規模失業兩個問題。據其設想，到1932年3月底，在東部援助計劃的安排下，應有34萬公頃田地可供分配，政府將提供1.98億馬克的資金，並創造2萬個新增崗位與1萬個附屬崗位。
顯然，布呂寧的農業政策是同其緊縮政策背道而馳的，但有利於解決農業危機。然而，在大農業主利益團體——特別是國家農業聯盟（Reichsl and bund）——眼中，這些措施不啻為一種「農業布爾什維主義」（Agrarbolschewismus），因為它賦予國家干預農業市場的權力，並剝奪了大農業主的財產。這些人反覆向出身於易北河東岸的興登堡告狀，說政府正在推行「國家社會主義」，讓已經心存不滿的總統對布呂寧徹底失去信任。
1932年5月29日，興登堡向布呂寧表示，他將收回對後者的信任。布呂寧試圖勸說總統再給他一些時間，但沒有成功。同時，布呂寧也拒絕了總統讓他擔任外長的提議。第二天，布呂寧辭職。
布呂寧政府是三屆「總統內閣」中當政時間最長的一個，總計26個月。換言之，儘管布呂寧反覆宣稱自己倒在了「離終點只有百米之處」，實際上他比繼任者們擁有更多時間來解決危機，規劃國家的未來走向。當然，在這段時間裡，大蕭條仍在深化，而且伴隨各國推出民族主義經濟政策而進一步產生負面影響，讓本來就陷入各種國家危機中的共和國缺少可以自如騰挪的空間。因而，布呂寧的選擇餘地很小。
但是，這並不意味著布呂寧對魏瑪民主體制的衰亡毫無責任。作為一個政治立場偏向保守的總理，他對民主制度的行動效率本來就心存疑慮。這一點決定了他雖然希望建立政府與國會之間的協調關係，卻最終轉向了依靠緊急令來維持統治。更為糟糕的是，他既沒有能力也沒有做好準備，來應對政治轉向後的複雜政治生態：一方面，他打開了潘多拉魔盒，讓極端主義政治黨派（特別是納粹黨）如脫韁野馬般在德國大地上飛馳，吸引了幾乎所有社會階層的目光；另一方面，保守陣營越來越沒有耐心去容忍他的政策，尤其是總統對他的信任快速流失。再者，布呂寧作為財政專家，一再堅持外交政策優先權，把緊縮政策作為全盤解決賠款問題的先決條件，從事後來看，並不恰當，反而成為延續並加深危機的源頭。最後，從布呂寧內閣開始的民族主義外交方針轉向，結束了施特雷澤曼時代的和解外交，刺激了擴張主義者的野心，同時惡化了共和國在國際舞台上的聲譽。他旨在以走鋼絲般的方式來擺脫眼前困境，不料卻開啟了一個讓魏瑪民主體制加速崩潰的進程。
二、巴本內閣
在布呂寧宣布辭職的第二天，另一位中央黨人粉墨登場，宣布組閣成功。這就是巴本。學術界業已達成的共識是，在三屆「總統內閣」中，巴本內閣最為主動地在內政外交上突破憲法，以籌建一個獨裁政體。歷史學家漢斯·莫姆森（Hans Mommsen，1930— ）稱之為「威脅國家政變的內閣」（Die Regierung der Staatsstreichdrohung）。
在保守陣營向總統施壓並推翻布呂寧內閣的過程中，國防部辦公廳主任施萊歇爾扮演著聯絡人兼說服者的雙重角色。但是，他卻拒絕成為布呂寧的繼承者，反而向興登堡推薦了巴本。這是為什麼呢？
事實上，施萊歇爾並非不想上位，而是對自己的實力心知肚明：作為軍人和幕僚，他缺少國會黨團的工作經驗，完全沒有把握在贏得國會多數派的支持下，組建一個自己可以掌控、同時又被興登堡所信任的內閣。
在這種情況下，施萊歇爾有兩種選擇：一是支持已經成為國會第二大黨的納粹黨組閣；二是繼續保持「總統內閣」的模式，尋找一位保守陣營的代言人，同時獲得納粹黨的「容忍」。由於納粹黨咄咄逼人的姿態，既讓其他黨派敬而遠之，又讓施萊歇爾感到棘手，所以第二種選擇顯得更加可靠。
巴本正是一個合適人選。這位貴族一直是中央黨內「異類」：他在政治觀上傾向於民族人民黨，自認為是一個深思熟慮的「君主主義者」，希望建立一種「民族基礎之上的獨裁」，這與施萊歇爾的想法不謀而合。他在德國政壇活動數年，曾擔任過德國駐美國、土耳其等國武官，與興登堡相識，深得後者信賴——總統親切地稱他為「小弗蘭茨」（Frnzchens）。當然，最重要的是，巴本也願意出任總理，以便實現自己的改制理想。
在布呂寧辭職前（4月28日與5月7日），保守陣營曾與納粹黨達成密約：納粹黨「容忍」一個保守派內閣；新內閣上台後，將廢除衝鋒隊禁令。儘管據戈培爾日記披露，對希特勒而言，「這自然是不可能的」（6月2日）、「不是作為最尖銳的反對派，就是獲得權力；容忍就是死亡。社民黨是一個值得警惕的先例」（8月2日），但是，納粹黨當時的虛與委蛇卻讓施萊歇爾放鬆了警惕。在施萊歇爾看來，新內閣足以通過各種方式，讓納粹主義運動融入保守陣營中。這就是他的「馴服方案」（Zhmungskonzept）。
6月1日，巴本內閣成立。這是一個被戲稱為「貴族內閣」（Kabinettder Barone）的國家領導集團，因為大部分部長都擁有貴族頭銜，或是保守陣營的堅定成員，施萊歇爾出任國防部長。
巴本內閣旨在建立一個所謂「民族集中政府」（Die Regierung dernationalen Konzentration），即集中所有力量來應對國家危機。為此，巴本做出一系列舉動來凸顯自己的「超越黨派性」。6月3日，他首先做出表率，退出了中央黨，以避免受到黨內政策的影響。此舉足以讓巴本內閣與此前的任何內閣（甚至布呂寧內閣）區分開來，它表明新政府有意識地拋棄了「政黨國家」的基本特性。次日，他有意迴避國會，而選擇通過廣播的方式來發表執政演講。
更讓人關注的是這篇演講的內容。巴本在其中表達了三層意思：第一，集中所有力量，反對階級鬥爭；第二，廢除不必要的社會福利；第三，優先解決內政問題。
這篇被時人評論為「不可思議」的文件，儘管立即引發了社會輿論的軒然大波，但國會卻已經沒有機會加以抵制。在這篇演講的末尾，巴本宣布「解散國會」。這表明，與布呂寧上台伊始還想尋求在憲法框架內解決危機的做法不同，巴本從未想過同現存國會進行合作，而是力圖在短期內建立一個適應「總統內閣」統治的政治格局。
不過，巴本內閣最終沒有完成這一目標。在僅僅5個月的執政期中，它大概只有兩個月的時間實施執政方案，其餘則因為兩次國會大選而打亂了節奏。
從6月1日上台到7月31日國會大選結束，巴本政府擁有整整兩個月近乎獨裁的權力。圍繞其執政方案，巴本主要完成了以下三項工作：首先，履行諾言，取消衝鋒隊禁令。6月14日，巴本政府宣布撤回由前任內閣頒布的衝鋒隊禁令；隨後，巴本又在第二個相關法令中宣稱，只有中央政府才有權判斷軍隊之外的武裝力量是否「威脅公共秩序」——換言之，地方政府也應該撤銷禁令。其次，大規模削減福利，改造「福利國家」。6月14日，巴本政府頒布第一個有關社會政策的緊急令。它把失業保險金削減大約23%，危機救濟金削減17%，城鎮救濟金削減15%，而且還繼續降低短期工的工資以及退休金。除此之外，巴本還提出一個高達1.35億馬克的直接創造就業崗位，並應允建立所謂「志願勞動服務處」（Freiwillige Arbeitsdienst），但這些方案當時還停留在紙面上，未能立即予以實施。最後，以改造政治格局為名，顛覆了普魯士州政府，發動了令人震驚的「打擊普魯士」（Preuenschlag）事件。魏瑪時期，普魯士的地位十分突出：它既是共和國的最大聯邦州，又長期控制在社民黨領導的聯合政府手中，因而被視作「共和國的民主堡壘」（Bollwerk der Republik）。1932年上半葉，這裡的局勢出現重大變化：
一方面，4月24日的州議會選舉結果（見表3.2.3）表明，執政黨聯盟失去了多數地位，而右翼政黨卻有可能上台執政。但是，由於中央黨拒絕支持一個納粹州長，根據大選前州議會通過的選舉程序，一位無法獲得絕對多數的候選人仍然無法執掌州權。所以，社民黨人布勞恩和澤韋林得以繼續擔任州長和警察局長。然而，這種格局顯然是不穩定的。
表3.2.3 1932年4月24日普魯士州議會選舉結果
另一方面，中央政府廢除衝鋒隊禁令後，普魯士州內出現了越來越多的街頭暴力行動，其中大多數是衝鋒隊與左翼工人組織之間的衝突。特別在7月17日，衝鋒隊試圖列隊通過漢堡阿爾托納（Hamburg-Altona）工人區，結果引發雙方大規模械鬥，造成18人死亡（其中不少是無辜路人）、多人受傷的結果。這次「阿爾托納流血周日事件」（Altonaer Blutsonntag）讓普魯士州內的對抗性政治激進行動引起中央政府的關注。
對於巴本內閣而言，掌控普魯士自然是一箭雙鵰的好機會：它既可以打擊左翼政黨，又能夠恢復帝國時期中央—普魯士合二為一的政治體制。7月14日，內閣提交的緊急條令得到總統批准。「阿爾托納流血周日事件」更為中央政府的干涉舉動提供了藉口。7月20日，巴本宣布解除布勞恩和澤韋林的職務，由自己來擔任普魯士「國家專員」（Reichskommissar），並對柏林和布蘭登堡進行軍事管制。
「打擊普魯士」是一次十分嚴重的國家政變行為，因為它改變了憲法所規定的中央/地方二元制的基本原則。類似舉動也曾出現在二十年代初，當時的中央政府干涉過圖林根、薩克森或巴伐利亞，但其對象並不是像普魯士這樣的最大聯邦州，實施者也不是像巴本這樣一心圖謀改變共和國政治格局的人。
然而，社民黨與自由工會都沒有組織積極的抵抗行動。工人大規模失業的現狀使得1920年卡普暴動時出現的大罷工無法再現，而且社民黨還期待新一輪國會選舉能夠改變自己的困境。只有州長布勞恩向總理和總統分別寄去抗議信，並向國家法院提出上訴。10月25日，國家法院才做出一個模稜兩可的判決：總統向聯邦州派出特派員的做法是合乎憲法規定的，但該特派員不能在參議院和其他國家機構中代表各州利益。如此一來，社民黨州長看上去重新獲得了權力，但實際上他並沒有付諸實踐的機會。
總體而言，巴本內閣的上述三招完全是其施政綱領的具體化。但從實際效果看，它們並沒有完成「民族集中」的使命，反而進一步激化了社會矛盾：納粹黨猶如被放出牢籠的野獸，到處出擊；被削減福利的普通人對政府怨聲載道；普魯士從穩定之所迅速淪為動亂之源。而1932年7月31日的國會大選則是巴本被迫吞下的最大惡果。
7月31日國會選舉是共和國有史以來參選率最高的一次，為84%。這表明德國人在當時非常渴望通過此舉來改變命運。但讓民主派吃驚的是，魏瑪體制顯然不再成為人們寄予希望的對象。兩個反共和國的左右極端政黨都獲得更多選票：納粹黨的勝利翻了一番，得到37.3%的選票，贏得國會230席，成為第一大黨；共產黨則得到14.3%的選票。除此之外，中央黨與巴伐利亞人民黨由於反巴本政府的立場，得票略微回升，最終在國會中擁有97個議席。其他政黨則都出現選票大幅流失的現象，社民黨由此失去10個議席，人民黨失去23席，民族人民黨失去4席，脫胎於民主黨的國家黨只剩下4個議席。
反對魏瑪民主體制的選票已經超過一半以上，但反對者並沒有投向保守陣營，而是支持左右兩翼的極端政黨。從這一點而言，選民們至少對巴本政府的那些政策也並不是滿意的。
更為糟糕的是，大獲全勝的納粹黨不再願意繼續「容忍」巴本政府。8月5日，希特勒在與施萊歇爾的碰頭會上明確表示，納粹黨希望成為執政黨。在選舉後的數日裡，衝鋒隊在東普魯士、西里西亞（Schlesien）等地到處進行恐怖行動。8月7日，戈培爾甚至已經完成了一份內閣名單。8月9日晚，衝鋒隊在上西里西亞製造了所謂「坡藤帕謀殺案」（Potempamord） ：5名衝鋒隊員毆打一位工人，並殺害了他的母親。
當施萊歇爾與巴本討論組建一個以希特勒為總理、同時包含中央黨成員的政府時，總統卻出人意料地投了反對票。8月10日，興登堡表示，把這麼一位「波希米亞二等兵」任命為總理簡直是一出笑話。同日，內政部長也對希特勒組閣計劃表示反對。8月13日上午，巴本與希特勒會談，後者拒絕接受副總理職位。下午，興登堡在同希特勒的私人談話中再次明確拒絕把總理職位授予一個使用恐怖手段的政黨。隨後公開發布的總統府聲明，把希特勒形容為一個「對祖國既無良知又無責任感的人」。希特勒出任總理的方案就此作罷。儘管如此，為了安撫納粹黨，巴本仍然出面作為普魯士特派員，把「坡藤帕謀殺案」中兇手的死刑改判為無期徒刑。
由此，對於巴本政府而言，峰迴路轉的契機出現了：一方面，看上去總統仍然對巴本充滿信任；另一方面，納粹黨由於未能馬上實現希特勒就任總理的方案，在隨後數周內陷入到內部危機中，希特勒的權威受到黨內左翼格雷戈爾·施特拉塞爾（Gregor Strasser，1892—1934）等人的挑戰——後者希望首先讓納粹黨參加組閣，而不是堅持希特勒就任總理。
巴本內閣獲得了兩個月的喘氣時間。它隨即在政治和經濟上做出兩項重要調整。
其一，在政治訴求上更為明確，推出所謂「新國家」（Neuer Staat）的政變方案。施萊歇爾等人料定，新國會仍將對巴本內閣投不信任票，然後由總統繼續解散國會。問題在於，這次國會解散後，德國有可能選擇其他道路嗎？根據憲法，總統必須在60天內組織新選舉，但若總統認為出現「國家緊急狀況」，則可以推遲這一期限。巴本希望藉此推動憲法改革。9月12日，他在廣播談話中指出「形式民主的體制已經掉價了」。他希望恢復帝國時期的憲政體制，其區別只是把皇帝變成總統。同時，德國還必須建立一個根據職業階層來構成的上院（Oberhaus），其成員由總統任命。這種「新國家」實際上是以義大利法西斯政權為模板的。
其二，利用外交勝利，轉變經濟上的緊縮政策。7月9日《洛桑協議》簽訂，規定德國只需要再支付30億馬克與5%的匯款費後便終結賠款問題。這無疑有利於德國經濟復甦。巴本決定把6月14日緊急條令中創造就業的計劃轉變為實踐方案，9月4日—5日的兩項條令就是其成果。政府在交通、水利和農業領域中為青年失業者提供就業崗位，並將為增加工作崗位的企業提供總計7億馬克的補貼。這項舉措當時被一位美國記者讚譽為「在歐洲所有國家克服危機的計劃中最天才的一種」。
然而，第一項舉措沒有獲得總統的支持。興登堡並不願意以「緊急狀況」為由，推遲合法選舉的時間。第二項舉措雖然有利於減少經濟危機帶來的社會衝擊，但在當時的政治氛圍中，巴本政府的任何舉動都受到國會多數派的反對。9月12日，在戈林擔任主席的國會中，共產黨提出不信任案，得到除人民黨和民族人民黨議員（42票）之外幾乎所有議員（512票）的贊同，創下魏瑪歷史之最。不過，巴本早已獲得總統的授權，當場解散國會，並在兩天後再次成立內閣。
由於興登堡拒絕推遲，國會選舉被安排在11月6日，而第二屆巴本內閣根本沒有足夠時間去做準備。與此同時，德國政局出現了讓政府感到更棘手的現象，所謂「褐—紅統一陣線」（Braun-rote Einheitsfront），即納粹黨和共產黨開始攜手反對巴本內閣。這一點特別反映在11月初柏林交通業大罷工中。當時為提高小時工資，共產黨的革命工會（Revolutionre Gewerkschafts-Opposition，RGO）與納粹黨的企業支部（NSBO）攜手發動了長達一周的罷工。這讓施萊歇爾頗感震驚。
國會選舉結果進一步讓施萊歇爾對巴本失去信心：在這次選舉中，未投票的人數從700萬增加到900萬，表明民眾已經對頻繁選舉感到厭倦；納粹黨的支持率自1931年以來首次出現下降趨勢，從37.3%降到33.1%；社民黨繼續流失選民，得票率從21.6%下降到20.4%；共產黨倒增加了2.6個百分點；其他大黨基本維持不變，小黨的得票率略微上升。在584個席位中，納粹黨與共產黨擁有296個，仍然超過半數。
在此背景下，巴本下台無可挽回。11月17日，由於各黨派拒絕與內閣合作，巴本辭職，但被興登堡留任看守內閣。11月19日—20日，興登堡兩次與希特勒會面，但總統仍然對後者不放心。11月24日，興登堡公開發表宣言說，他無法把總統全權「交付給一個總是不斷強調其排他性的政黨之領袖」。總統希望宣布國家處於緊急狀態，然後讓巴本繼續執政。但是，後者卻害怕因此把國家推向內戰邊緣。
與此同時，施萊歇爾開始著手尋找解決國家危機的其他途徑。11月28日，他與自由工會主席萊帕特（Theodor Leipart，1867—1947）會談，拋出了令工會感到滿意的一系列新社會政策方案，如進一步改善失業救濟，創造更多就業崗位等。此外，他還同納粹黨內的左翼領袖施特拉塞爾取得聯繫。12月2日，施萊歇爾又邀請自己的朋友、國防軍將領奧特（Eugen Ott，1889—1977）在內閣會議上暗示，國防軍無力平定因為巴本的「新國家」方案而激發的內亂，更無法同時應對波蘭有可能對東普魯士發起的進攻。這讓總統最終下定了決心，「感到心痛地」接受了巴本的辭職。
與前任相比，巴本始終是一位帶著明確推翻魏瑪民主體制這一想法而登上總理寶座的保守派政治家。對他而言，外交和經濟兩個領域都不如政治變革重要。他的「新國家」方案源於此前已被多位保守派思想家討論過的觀念，即把議會民主制改為強人統治。這是所謂「保守革命」的一部分內容。其失敗的根源並不僅僅在於觀念的落後性——事實上，考慮到同時代其他國家出現的類似思潮，德國現象並不特殊，甚至可以說屬於同一類反現代性抗爭——而是在於巴本貫徹此類觀念時的方法過於陳舊。這位「貴族內閣」的首領仍然熱衷於19世紀政治交易的基本模式，只與上層謀劃，對大眾充滿鄙視，因而無法摸准大眾政治（Massenpolitik）時代的運行規則，對兩次國會選舉結果都毫無準備。正是一次又一次的失敗，才讓保守陣營也對他失去耐心。
與之相應，巴本執政期間的經濟政策既不能高估，更不能忽視。一方面，其經濟政策是為政變方案服務的，因而目的性頗為可疑，巴本對這些政策的投入也不多，而且它們僅僅停留在創造就業崗位上，在貨幣政策和國家預算方面都乏善可陳；另一方面，這些政策終於改變了布呂寧內閣的緊縮政策，是此後德國政府解決經濟危機的一系列方案的源頭，無論是施萊歇爾還是希特勒，都從中獲益頗多。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巴本雖然由施萊歇爾通過高層謀劃而出任總理，但他最終又倒在了後者的高層謀劃之下。對於巴本而言，這是不可忍受的屈辱。正因如此，他隨後也義無反顧地投入到推翻新政府的新一輪高層謀劃中，並為此做出了最為糟糕的決定。
三、施萊歇爾內閣與希特勒上台
1932年12月2日，施萊歇爾被總統任命為魏瑪共和國的第12位總理、第20屆政府首腦。這既是他個人政治生涯的巔峰，也是自1890年卡普里維（Leo von Caprivi，1831—1899）被任命為首相後再次出現一位將軍出任政府首腦的現象。學術界一度對施萊歇爾充滿敵視，因為他在共和國謝幕中扮演著極不光彩的角色；但隨著大量史料被重新發現和解讀，人們又發現他雖然屬於保守派，但與巴本並不同路，而且也有意識地與希特勒拉開距離。在共和國走向滅亡的過程中，施萊歇爾的確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但他也曾絞盡腦汁地想幫助德國走出危機，只不過最後以失敗告終。
施萊歇爾是一位普魯士軍官之子，在軍中先後結識興登堡之子奧斯卡（Oskar von Hindenburg，1883—1960）及後來的元帥曼因斯坦（Erich von Manstein，1887—1973）等人。一戰中，他大多數時間在最高指揮部工作，與興登堡等高層軍官熟識。戰後，他先後擔任陸軍司令澤克特的顧問及國防部陸軍處處長等職。1929年他升為少將後，轉任國防部辦公廳主任。
一戰後初期，施萊歇爾曾支持軍方與社民黨人合作，即所謂「艾伯特—格勒納協議」（Ebert-Groener-Pakt）。但後來，他更傾向於保守理念，要求恢復國家權威，重整經濟和修改《凡爾賽和約》。正因如此，興登堡對他充滿信任。據布呂寧回憶說，總統曾向他建議「請依仗施萊歇爾將軍。這是一個聰明的人，對政治知之甚多」。
一戰的經歷讓施萊歇爾對工會存在好感，因為他發現「工人代表的立場與態度比企業家理性得多」。此外，經過兩屆總統內閣的觀察，他也看到了民眾擁有著不可預知的力量。為此，當他被迫走上前台後，決定要構建一種「橫向陣線」（Querfront），或被稱為「工會陣線」（Gewerkschaftsfront），即把所有同勞方相關的力量集中起來。
這一方案首先體現在施萊歇爾的內閣名單中。巴本內閣的部長大多數被留任，但內政部長蓋爾（Wilhelm Freiherr von Gayl，1879—1945）由布拉赫特（Franz Bracht）接任，勞動部長謝弗爾（Hans Schffer，1886—1967）由蘇魯普（Friedrich Syrup，1881—1945）接任。此外，施萊歇爾特別在勞動部下設立新部門「勞動崗位創造國家特派員辦公室」（A mtdes Reichskommissars für Arbeitsbeschaffung），由格里克（Gün the r Gereke，1893—1970）執掌。這種人事變化反映了新總理試圖同巴本劃清界限的努力。蓋爾曾積極支持巴本的「新國家」方案，謝弗爾也一再努力貫徹巴本清除「福利國家」的計劃，而現在施萊歇爾則希望通過更換部長的方式，向外界宣告，本屆政府不再推行激進的政治改革，並將有意識地關注勞方訴求。格里克曾在布呂寧內閣時期擔任「公共勞動特派員」（Staatskommissarfürffentliche Arbeit），與勞方共同籌划過一份勞動崗位創造計劃。現在，施萊歇爾內閣提供的新職務既有助於他繼續推行上述計劃，以減少失業者人數，穩定社會，同時也可以通過他建立內閣與工會之間的橋樑。
其次，施萊歇爾在上台前後多次與各派勞方利益組織溝通，以夯實執政基礎。早在1932年11月，施萊歇爾與自由工會高層便已達成默契，以國家創造勞動就業崗位的方案來換取勞工們的支持。對於自由工會而言，施萊歇爾的方案是誘人的，除了它確實能夠解決大規模失業問題外，還因它同自由工會此前業已制定的「WTB方案」有著異曲同工之妙——這是1932年4月，由自由工會統計辦公室主任沃廷斯基（Wladimir Woytinsky，1885—1960）、木工工會主席塔瑙（Fritz Tarnow，1880—1951）和社民黨農業政策學家巴德（Fritz Baade，1893—1974）聯合籌劃的經濟復興方案，其內容同樣是以公共工程的方式來解決大約100萬失業者再就業的問題。該方案因採取一定程度的通漲方式，曾被社民黨拒絕，所以自由工會堅定了獨立於政黨政治的想法，迅速接過施萊歇爾拋來的繡球。
施萊歇爾還拉攏了納粹黨內的左翼。在施萊歇爾看來，納粹黨既是國會最大政黨，又籠絡了大批足以作為國防軍重建基礎的年輕人，應該成為「橫向陣線」的基礎。但是，他又擔心無法控制希特勒的野心，因此轉而關注11月大選後納粹黨內勢力大增的施特拉塞爾派。施特拉塞爾堅決反對希特勒「不當總理，就當反對派」的強硬態度，希望首先爭取納粹黨入閣的機遇。12月4日，納粹黨在圖林根州得到的選票比7月下降20%，這讓施特拉塞爾更堅定了與施萊歇爾談判的念頭。當晚，兩人見面。總理是否向施特拉塞爾許諾出任副總理，至今尚難確定。但在此後幾天內，納粹黨內出現了更為激烈的爭議。施特拉塞爾周圍聚攏了一些重要的黨內官員，另有50名以上的國會議員表示支持。
施萊歇爾的努力獲得國會多數派的積極回應。國會主席團（ltestenrat）推遲了新國會的開會時間，也沒有組織不信任投票。但是，國會也做了防守準備。12月9日，國會通過一項納粹黨提案，修改憲法第51條，把總統的代理權由總理轉給國家法院院長，以防在興登堡遭遇不測時，施萊歇爾將身兼總統、總理和國防部長三職。
12月15日，施萊歇爾發表執政宣言。其內容主要包含以下兩點：一是堅決否認獨裁意圖，表明自己反對改變憲法的立場。二是提出創造就業崗位是其主要的社會經濟政策。他說，「『創造工作』就是所有方案的核心所在。」
然而，這份充滿信心的「橫向陣線」方案最後卻以失敗告終，並直接影響到施萊歇爾內閣的續存。原因何在？
首當其衝的問題是施萊歇爾的真實目標仍然是用強人政體來代替民主體制，這讓左翼政黨始終對他抱有懷疑態度。例如，在發布執政宣言的方式上，施萊歇爾沿襲了巴本的作風，採取廣播而非國會演講。這一點表明這位爭取勞方「諒解」的軍人總理並沒有真心實意地放棄強人政治的理念，而是希望構建一種擁有大眾基礎的波拿巴式的統治。社民黨甚至把施萊歇爾視作比希特勒更為糟糕的「惡」——他們認為，希特勒一旦上台，便很快會因為無法完成執政使命而下台，於是民主復興便有可能——因而始終不願意繼續推行「容忍」政策。
對於施萊歇爾而言，把目光緊盯自由工會，而放棄與社民黨之間的積極溝通，同樣是一種失策。事實上，自由工會雖然做出了遠離社民黨的姿態，但事實上並沒有完全脫離社民黨的影響。正好相反，隨著時間的推移，社民黨對施萊歇爾的負面評價仍然被工會高層所接受。另一方面，工會對施萊歇爾的就業方案只能解決40萬—50萬崗位的結果也不滿意。由此，「橫向陣線」失去了一個重心。
讓施萊歇爾更為失望的是，第二個重心納粹黨內左翼施特拉塞爾也很快退卻了。最初已鼓足勇氣的施特拉塞爾居然在幾日內發生動搖。12月8日，他辭去了黨內的一切職務，去了國外。希特勒隨即接管了所有權力。納粹黨繼續堅持非此即彼的戰略，拒絕同政府合作。
如此一來，「橫向陣線」自然無法繼續推進。同時，大工業家與大農業主也向施萊歇爾發起進攻，並且同希特勒結成聯盟。
有關資本家與納粹黨崛起之間的關聯，曾是學術界的重要研究對象。一般認為，壟斷資本家為了保障自己的利益，積極支持納粹黨的發展。例如研究者發現，基爾道夫（Emil Kirdorf，1847—1938）這位礦場監事會主席早在1927年便加入了納粹黨，並擔任了希特勒與重工業集團之間的聯絡人。大工業家蒂森是納粹黨得以購買慕尼黑黨部的主要資助人。甚至連美國汽車大亨福特（Henry Ford，1863—1947）也曾與納粹黨保持著積極聯繫。
但是，把兩者簡單聯繫起來的觀點也受到一些實證研究的批評。一方面，並非所有壟斷資本家都支持納粹黨，如西門子或克虜伯在1932年前與納粹黨保持距離，這裡牽涉到重工業界與輕工業界對希特勒的外交觀存在不同評判等問題；另一方面，並非資本家的資助使得納粹黨的選票增加，而是相反，由於納粹黨令人震驚的選舉成績，才讓越來越多的資本家關注納粹黨。至少從1932年下半年開始，經濟界對納粹黨的支持力度加大。11月19日，銀行家、工業家與大農業主聯名致信總統興登堡，要求讓希特勒取代巴本擔任總理，以便讓工人階級遠離馬克思主義的影響。
資本家與納粹黨之間的複雜關係也延續到施萊歇爾執政時期。在部分資本家看來，施萊歇爾的「橫向陣線」明顯偏向勞方，是一種布爾什維主義化的做法。重工業集團明確支持希特勒取代施萊歇爾。這一點也被大農業主所接受。1933年1月11日，國家農業聯盟在報刊上公布了措辭強硬的宣言，堅決反對政府的移民計劃。但直到1月中旬，輕工業界仍然沒有改變支持政府的立場，因為施萊歇爾的創造就業方案將把5億馬克資金投入到住房改建、改良土壤等方面，有利於這些領域的企業復興。
儘管如此，部分資本家的支持仍然引起保守派政治家的關注，特別是巴本。自視甚高的巴本下台後，對施萊歇爾耿耿於懷，正等候時機加以反撲。1月4日，在科隆銀行家、納粹黨經濟顧問施洛德（Kurt von Schrder，1889—1966）的家中，巴本應邀與希特勒會面，商討聯合組閣等事宜。當時，巴本仍然拒絕希特勒擔任政府首腦的要求。這次談話無果而終。兩周後，1月14日，希特勒與民族人民黨主席胡根貝格及鋼盔團主席塞爾特（Franz Seldte，1882—1947）會面。雙方更為深入地探討納粹黨與右翼保守派之間進行聯合的方式。1月22日，在納粹黨人里賓特洛甫（Joachim von Ribbentrop，1893—1946）家中，興登堡的秘書邁斯納和兒子奧斯卡也會見了希特勒。
總體而言，這些談判基本反映了保守政治家們對政治格局的基本謀算：第一，施萊歇爾的「橫線陣線」方案過於左傾，不能予以支持；第二，納粹黨反布爾什維主義的政治立場可以接受，且其影響力不容忽視；第三，給予納粹黨有限的政治資源，最終讓它融入「保守革命」中。為此，巴本、胡根貝格等人允諾讓希特勒就任總理，納粹黨可以獲得中央內政部長兼普魯士內政部長這一重要職務，但必須保證巴本仍然出任普魯士特派員。
世人難以推測希特勒當時如何評判保守陣營拋出的繡球，但可以肯定的是，自1月份的三次談判之後，希特勒通往總理府的道路已經明朗，而施萊歇爾謝幕的時刻則越來越近。
從1932年12月中旬開始，施萊歇爾的「橫向陣線」已經陷入困頓。他對巴本等人聯繫希特勒的種種做法也心知肚明。但是，他在當時還沒有山窮水盡。至少他還有一條路，即效仿巴本，通過興登堡的支持，以「國家緊急狀況」為由來解散國會，然後借兩個月的獨裁時間來創造新的政治局面。
為此，施萊歇爾與普魯士原州長、社民黨人布勞恩進行談判。這次談判的結果令他感到滿意。布勞恩是一位現實主義政治家，清楚認識到納粹黨的危險，因而同意在國會解散後，勸服社民黨高層去支持政府的工作。
但是，施萊歇爾仍然希望等施特拉塞爾回國後，同樣取得納粹黨的「容忍」，恢復「橫向陣線」。然而，等施特拉塞爾回國表示願意繼續合作時，施萊歇爾發現自己錯過了兩個重要時機：一是布勞恩在社民黨內的影響力業已衰落，無法實現他對總理的承諾；二是由於希特勒與保守陣營的幾次談判及納粹黨在利珀—德特莫爾特州獲得高達39.5%的選票，施特拉塞爾在納粹黨內的影響力也進一步旁落。
如此一來，施萊歇爾只能依靠總統的信任來面對解散國會之後的未知情況。但在1月28日，興登堡卻拒絕給予這種信任。總統的解釋是，任命施萊歇爾的初衷就是要恢復「正常狀態」，而不是再次回到「緊急狀況」——巴本正是因此而下台的，施萊歇爾也不例外。事實上，這些不過是冠冕堂皇的理由。此前與希特勒達成密約的奧斯卡、邁斯納以及巴本等人已經向興登堡施加過影響。不過，直到1月28日前，興登堡仍然期待一個巴本內閣，而不是希特勒內閣。只不過由於納粹黨公開聲明將抵制巴本內閣，才讓巴本知難而退，最終還勸說總統接受了那位「二等兵」。
同日，施萊歇爾宣布辭職。兩天後，興登堡任命希特勒為總理。三屆「總統內閣」的歷史就此結束，魏瑪共和國的大幕也從此拉上。
作為「總統內閣」的始作俑者和最後終結者，施萊歇爾在共和國滅亡中的角色耐人尋味。一方面，他對議會民主制極為不滿，積極充當著所謂「保守革命」的策劃者。倘若沒有他的鼓動和謀劃，「總統內閣」這種執政模式也許不會出現在魏瑪舞台上，即便該體制並不違憲。另一方面，他並不是一個極端落後的保守派，他的執政方案明顯反映出一種試圖解決魏瑪危機的努力。他看到了大眾政治時代有別於此前精英政治時代的特徵，敏銳地抓住了解決危機的關鍵所在，如建立「橫向陣線」來夯實執政基礎，以創造就業崗位的計劃來解決大規模失業問題等。因此，從總體而言，施萊歇爾的確想推翻魏瑪體制，但他希望在解決魏瑪危機的基礎上推動政治轉型。
施萊歇爾的失敗既是其個人問題，也反映了整個保守派的局限性。「橫向陣線」的方案看似完美，實際建立在漏洞百出的算計之上。對於左翼，施萊歇爾只盯著自由工會高層，卻沒有發現工會與社民黨之間「剪不斷理還亂」的緊密關聯。對於右翼，施萊歇爾又高估了施特拉塞爾的影響力，未曾料及後者在希特勒的威望之下居然臨陣脫逃。更糟糕的是，這一方案只照顧到勞方，卻得罪了資方。被施萊歇爾趕下台的巴本則抓住契機聯合資方，與希特勒談判，同樣以密謀的方式推翻了施萊歇爾。然而，這一進程恰恰也反映了整個保守陣營的內部既缺少公認的領袖，也對解決危機的途徑未能形成共識，最終只能藉助納粹黨的力量來推翻施萊歇爾。
「總統內閣」作為《魏瑪憲法》所允許的一種執政模式，在共和國末期卻扮演著推翻民主體制的終結者角色。如此巨大的反差當然與1930—1933年間的嚴重國家危機相關，但也源於此前已經存在的一系列潛在問題。
首先，就憲法本身而言，第48條賦予總統的獨裁權並非不合理，但高估了總統「超黨派」的自覺性。正如前文所言，在韋伯等法學家看來，總統獨裁權是消解國會獨裁權的唯一方式，以便解決政黨政治中極易出現的拖沓不決的問題。在艾伯特當政期間，依仗總統信任來頒布緊急條令的情況也曾出現過（如1919年、1920年、1923年），而且十分順利地解決了國家危機。然而，興登堡並不是艾伯特，他從來沒有考慮過自己成為一名共和主義者，其政治觀依然屬於德意志帝國。當然，興登堡也希望維持內閣與國會保持一致的最佳狀態，這也是他為何三次以內閣無法取得國會多數派支持為由來更迭總理。但是，當這種情形無法出現時，他便十分自然地倒向保守主義陣營，認可後者已經謀劃許久的「保守革命」，尋找各種突破《魏瑪憲法》的可能性。布呂寧在回憶錄中對興登堡的評價或許恰到好處：「總統那些令我多次感到震驚的行為是符合其性格的。當局勢顯得十分困難甚或災難性時，他會變得膽小起來，依賴於其他人的決策；倘若一切順利，他便會變得挑剔——於是人們必須擔心他隨時會發生突然的變卦。」此外，一位年逾八旬的老者也容易受到親戚（兒子奧斯卡）或親信（總統辦公廳主任邁斯納）的影響，在總理人選上表現出明顯的傾向性，無論是最後三任總理還是希特勒的選擇，無一例外。特別是在希特勒的挑選上，興登堡從厭惡到接受的態度轉變，正是所謂「巴本密謀」的結果。從這一點而言，即便「總統內閣」本身並不違憲，但《魏瑪憲法》對總統人選及其權力缺乏防禦性的限制條款，當是1930年後共和國局勢急轉直下的重要原因之一。
其次，就三屆「總統內閣」而言，從就任到辭職的過程各有千秋，三任總理的政治觀念也彼此不同，但他們都加快了共和國走向衰亡的步伐，並為納粹奪權打開了大門。布呂寧是一位理性的君主主義者，雖然內心希望革新政治，但在當政期間卻仍然試圖取得國會多數的支持，並堅持外交優先的原則。與此相反，後面兩位總理都把內政置於外交之前。巴本是一位典型的保守主義者，從上台開始就推行有目的的「新國家」方案，並不惜發動「打擊普魯士」，改變中央與地方關係。相比之下，施萊歇爾是一位懂得謀略的保守派軍人，他試圖以「橫向陣線」的方式來迎合大眾政治時代的特徵。然而，他們都在不同程度上把民眾一步步推向反共和陣營。布呂寧堅持以徹底解決賠款問題為目標的緊縮政策，一再錯過經濟復興的契機。巴本廢除衝鋒隊禁令則猶如打開了潘多拉魔盒，嚴重惡化了政治局勢。施萊歇爾雖然推行大規模就業計劃，並試圖與左翼溝通，但又因為缺少政治經驗，既沒有得到左翼的最終認可，又失去了保守陣營的支持。更為糟糕的是，當他們無法獲得國會多數支持時，他們都傾向於用重新大選的方式來建構有利於自己的政治格局，結果讓反對魏瑪民主體制的左右極端政黨在3年之內的5次大選中迅速崛起。
再次，就共和陣營而言，他們既缺少有效的危機處理手段，也沒有組織行之有效的抵抗行動，僅僅抱著幻想而失去了保衛共和的機會。自最後一屆大聯合政府倒台後，共和陣營的分化極為嚴重。民主黨最終轉變為新黨，徹底失去影響力；中央黨由右翼領導，不斷偏向保守陣營；社民黨一方面受制於工人大規模失業的現實，另一方面又滿足於充當反對黨的角色——它最初「容忍」了布呂寧的蕭條政策，後來卻「反對」巴本和施萊歇爾的就業崗位創造方案，甚至認為後者比希特勒更糟糕！在1930年後的幾次大選中，社民黨節節敗退，卻在沒有轉變方針的情況下，仍然對下一次大選抱有幻想。如在1932年11月大選後，社民黨與自由主義者們都確信「納粹主義的思想失去了吸引力」。進一步而言，社民黨還日益陷入到與共產黨之間「兄弟鬩牆」的爭鬥中，此舉既分化了工人選民，又為納粹黨製造了可趁之機。
最後，就納粹黨而言，「總統內閣」雖然不是註定的「納粹奪權之前奏」，但正因為希特勒善於抓住機會，才使得納粹上台得以可能。在1930年前，納粹黨已通過內部革新的方式，做好了成為一個「全民黨」的準備。在紛亂無常的5次大選中，這種旨在吸納所有階層選票的戰略看起來的確起到了作用，因為幾乎所有其他政黨的選民都有投奔納粹黨的記錄。在這一過程中，希特勒的個人魅力不可忽視。他那經過哲學博士戈培爾精心雕琢的演講詞、反覆演練而激情高漲的演說才能、一周內飛向全國各地的巡迴宣傳毅力以及毫無根據指鹿為馬的批判伎倆，不僅使他贏得了大量支持者，而且也讓所有黨派亂了陣腳。共產黨看到了納粹黨的危險，卻把社民黨視作更危險的「社會法西斯主義」；社民黨一心與納粹黨保持距離，卻在施萊歇爾當政期間，反而期待希特勒上台以便讓民眾重回民主懷抱；保守陣營則嚴重低估希特勒的實力，以為可以控制住納粹黨，並將之融入保守革命中。事實證明，它們都錯了。
進一步來看，在納粹黨內部，黨衛隊的快速崛起也為希特勒掌權也鋪平了道路。1929年1月，希姆萊（Heinrich Himmler，1900—1945）就任黨衛隊全國領袖後，決心要把黨衛隊打造成納粹運動的精英集團和利器。在其努力下，黨衛隊的規模迅速擴大，到1930年12月，成員人數已增至2727名。經濟大危機期間衝鋒隊與納粹黨之間的矛盾激化，尤其是衝鋒隊的兩次叛亂，給黨衛隊的擴充和地位提升提供了很好的機遇。1930年8月29日，柏林衝鋒隊發動第一次叛亂，希特勒親自趕到柏林，用安撫手段平息事態，隨後即著手提高黨衛隊的地位，要求把黨衛隊建成納粹黨的精英部隊，一支在任何情況下都可以依靠的部隊。同年11月7日，他規定「黨衛隊的任務首先是在黨內執行警察職責」，從而使它越出衛兵組織的範疇。同年底，希特勒將黨衛隊和衝鋒隊分開。黨衛隊在形式上仍然隸屬於衝鋒隊，實際上已經獨立於外，「任何衝鋒隊領袖均無權對黨衛隊發布命令」。黨衛隊員改穿黑色制服，系黑領帶，戴飾有骷髏標誌的黑色大沿帽，佩黑肩章和鑲黑邊的卐臂章。1931年4月，衝鋒隊發動第二次叛亂，希特勒一面在黨報上發表文章抨擊起事者，一面調集黨衛隊平息叛亂。趁此機會，希姆萊進一步擴大黨衛隊的規模。1931年底，其成員增至1萬人，翌年底達3萬，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就任德國總理時，人數已達到5.2萬。
當然，若我們把觀察視角放在國際上，還能發現議會制在歐洲一些國家中都出現了危機，如捷克、奧地利。它們與魏瑪德國都是帝國的後續者，都未曾對議會民主製做過足夠的心理和機制上的準備，都對政黨國家充滿疑慮乃至敵意。從這一點而言，魏瑪衰亡的悲劇也不是個案，它反映了20世紀二、三十年代議會民主制在歐洲政治運行中的危機。
總之，在民族、民主、民生三個互有聯繫又相互制約的問題上，三屆內閣各有側重，無法找到一條從整體上解決國家危機的方法，反而由於顧此失彼，最終把國家權力送給了納粹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