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魏瑪共和國覆滅的原因

  作為德國歷史上的第一個民主體制，魏瑪共和國為什麼以如此之快的速度走向覆滅？這是自1933年1月30日納粹上台後不斷被討論的問題。國際學術界最初把目光投向共和國的末期危機，把魏瑪問題簡單歸結為「法西斯主義的前夜」。隨後，研究者又發現「十一月革命」作為共和國的起點，未能成功完成社會轉型的使命，以致民主基礎無法得到夯實。接下來，人們集中討論了「金色二十年代」的繁華與問題，到最近20年，儘管微觀研究蔚然成風，但歷史學家們都已傾向於從整體上考察魏瑪體制的興衰成敗，並大致得出以下四點共識。

  一、德意志帝國的負面遺產

  從歷史的角度看，儘管德意志帝國已經被魏瑪共和國取代，德國的政治體制發生了根本轉變，但帝國留下的負面遺產依然在共和國時期發揮著不可小覷的影響力。這些負面影響主要表現在觀念形態、精英人選和公眾素養等三個層面中。

  在觀念形態上，帝國建立前後形成的一種價值觀未能得到及時清算：即「德意志發展的特殊性」。與英法相比，德意志的現代化道路確實存在某些特殊現象，例如經濟現代化的步伐遠遠快於政治現代化的速度，以致民族國家成立較晚、容克貴族繼續把持政權。儘管如此，在德意志帝國建立後，政治現代化的進程並未停止，國會首先推行普選制，然後隨著社會民主黨的崛起而出現權力格局的緩慢變動。在帝國的部分地區（主要在西部），市鎮民主化趨勢也日益明顯。然而問題在於，大部分掌權者與知識精英們不願意面對現實，而是固執己見地繼續強調「德意志發展的特殊性」，以維護所謂的「民族自尊心」為幌子，實則為了堅持君主獨裁體制的合法地位。從這種價值觀出發，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德國出現了聲勢浩大的「1914年思想」，即強調「一個無階級、無衝突、和諧的民族共同體（Volksgemeinschaft），由能幹的、受過教育的市民官僚機構指揮，由強大的普魯士—德意志軍事君主制保護下」的社會秩序，要優越於從「1789年思想」中脫胎而出的英法現代資本主義制度。這樣一種價值觀並未隨著德國戰敗而消亡。相反，它在魏瑪時期還不斷得到保守派精英們的積極回應，最後甚至為希特勒所宣揚的「民族共同體」理念提供了精神食糧。

  在精英人選上，帝國培養的一代治國者大多沒有真心誠意地接受民主共和的觀念，但又被繼續保留在共和國的關鍵崗位上。不可否認，帝國時期也孕育了一批自由主義者和社會民主主義者，但他們多數未能進入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管理部門。「十一月革命」之後，情況有所改觀，如艾伯特這樣未經過大學教育、沒有公務管理經驗的社民黨人也能成為總統，自由主義者普洛伊斯被授權起草憲法。不過，革命並未帶來政治清洗。在大部分管理崗位、司法部門或大學教席上的知識精英們仍然是那些曾經效忠過帝國秩序、心懷專制理念的「戰前一代人」。正因如此，共和國的大部分總理都對民主思想頗為陌生，一旦遭遇國會抵制，都會首先求助於總統授權發布「緊急令」；同樣，在1923年危機中，法官們可以對共產黨人和納粹黨人施以寬緊程度不一的刑罰，而律師們如一首諷刺歌曲所言，「要想當律師又站在左翼，/那沒別的，就是對祖國的叛逆」；此外，大學教授們繼續在校園中推銷傳統的知識精英特權思想，如一本名為《高校》（Die Hochschule）在1919年初公開抱怨說「革命剝奪了知識分子階層未來的可靠壟斷」！那些立場有所變化、但內心對民主依然存在疑慮的共和國精英們，自視為「理性共和黨人」（Vernunftrepublikaner）。他們雖然容忍魏瑪體制，但其知性風格讓他們更容易發現民主弊病，從而傾向於藉助傳統而導向一種「強勢總統維持下的共和」。共和國歷史過於短暫，還未完成正常的代際更迭，讓抱有傳統觀念的知識精英們掌控了權力和輿論，以致壓縮了民主表達的可能性。

  在公眾素養上，如德裔美國歷史學家弗里茨·斯特恩（Fritz Stern，1926—）所言，一種「非自由主義」（illiberalism）的「文化風格」構成了主旋律。這種風格指的是「在精神上和政策上抵制向民主做出進一步妥協的虔誠之心，即便為此付出政治獨立的代價。」在帝國時期，德國公眾並沒有受過充分的民主薰陶。相反，人們崇拜權威、懷戀舊制度，「非自由主義」觀念的影響力更為強大。人們由此沉浸在帝國精英們構造的「德意志獨特性」的幻覺中，鄙棄自由主義，崇拜英雄。到魏瑪時期，公眾未能得到充分的民主教育，反而不斷面對由民主體制帶來的各種亂象——1929—1932年間的五次大選即是一例。如此一來，公眾既無法接受民主運行的基本規則，更無法理解民主交往的常見形態。時間越久，公眾越懷念「非自由主義」的過去，對共和國的認同度也就越低。

  

  二、一戰戰敗與《凡爾賽和約》的影響

  德國在一戰中的敗局及其被迫簽訂的《凡爾賽和約》，構成了魏瑪共和國覆滅的外在壓力。

  如前文所述，大戰期間，德意志帝國的民主轉型原本有過兩次機會：第一次是貝特曼—霍爾維格首相為鞏固「城堡和平」的局面，曾多次向國會多數派表達戰後改革的誠意。但是，這次機會隨著首相在「1917年7月危機」中下台而付之東流。第二次是1918年10月巴登親王主導的「上層革命」。在其執政的60多天內，帝國憲法得到修改，國會終於獲得對於帝國政府的掌控權；此外，普魯士議會也批准了男性公民的普選權。然而，突如其來的基爾水兵起義連同慕尼黑革命與柏林革命一起，打斷了和平變革的節奏，也讓內部改革的動力偃旗息鼓。

  在此情況下，新生的魏瑪民主體制不得不與戰敗結果以及《凡爾賽和約》的苛刻條款更為緊密地聯繫在一起。「正是革命讓德國軍隊戰敗」——這樣的想法在戰後社會頗為流行，以致魏瑪政權從一出生便帶上了恥辱的標誌，更容易淪為極端民族主義者發泄情緒的對象。這種「匕首刺背」的謊言流行極廣，以至於艾伯特總統也不得不多次站上被告席來為革命者辯護。不僅如此，《凡爾賽和約》有關戰爭罪責的界定及其相系的賠款問題始終如噩夢般縈繞在共和國的短暫一生中。所有內閣都反對戰爭罪責條款，但又不得不以各種方式（無論「修約」還是「履約」）與賠款問題打交道。這讓歷屆魏瑪政府既背上了沉重的經濟負擔，又時刻面臨道德責難的困境。

  特別在賠款問題上，魏瑪政府的行動空間受到了最為強有力的限制。一方面，為了重新獲得國際社會的信任，特別是恢復國家信用，繼續得到美英貸款，必須表現出履約的誠意；另一方面，為了減少右翼保守派的指責，避免國民將之同「賣國賊」政府聯繫起來，執政者又不得不時常做出一些修約的舉動或提出各種修約條件。南轅北轍的兩種態度結合在一起，使共和國無法形成一以貫之的政治立場與經濟政策。1923年，為了抵制賠款，政府不惜用「消極抵抗」來面對「魯爾占領」，結果造成史無前例的惡性通貨膨脹；1929—1933年，為了徹底解決賠款問題，布呂寧內閣又堅持緊縮政策，以致讓經濟大蕭條的影響面不斷擴大。由此，賠款問題一日不解決，共和國的執政基礎便處於動盪狀態；而當1932年6月美國終於放棄戰債時，德國的第一次民主實踐已經迎來了謝幕的時刻。

  但是，儘管協約國在《凡爾賽和約》的苛刻性方面難辭其咎，但「最具殺傷力的反而不是《凡爾賽和約》的條款，而是……那種態度」。事實上，至今為止，有關《凡爾賽和約》對德國的實際影響評估，除「過於苛刻」的觀點外，還存在「過於溫和」說。人們以二戰後的盟軍改造德國為參照，反觀《凡爾賽和約》的規定，便發現，這些條款根本無助於保障「歐洲穩定」。進而言之，儘管和約讓德國整體損失慘重，但並非每個人都在喪失的殖民地和領土上存在利害關係，也不是所有人在賠款問題導致的惡性通貨膨脹中一無所有。然而，這些人卻特別熱衷於附和極右翼民族主義者的煽動言論，以為自己站在了道德制高點上，不負責任地對魏瑪政府及其民主體制大加抨擊。這種對戰勝國心懷不滿的民族心理，被輕易地轉化為反魏瑪政府的反共和力量，進而為法西斯運動的興起提供了重要土壤。因此，「如果說《凡爾賽和約》對魏瑪是個重擔，這個重擔不只是來自國外，同時也來自國內」。

  三、魏瑪民主制度的缺陷

  若進一步從內因來考察魏瑪失敗的根源，共和國的制度缺陷理應受到不斷反思。簡言之，這種制度缺陷主要脫離德國現實，反映在兩個方面：一是超前性；二是理想化。

  所謂「超前性」，指的是一些制度設計不合時宜，高估了德意志社會當時的民主啟蒙水平與經濟發展基礎。《魏瑪憲法》確立了「共和、聯邦、民主、權利、福利」五大原則，實現了德國憲法史與世界憲法史上的一大進步。但是，正如前文所言，這些原則在轉變為實際制度時，卻超越了公眾的民主理解能力，反而成為一些混亂的根源。

  例如，「權利」原則保證所有德國人在重大國家事務中擁有「公決權」。在共和國存續期間，最接近使用這種「公決權」的著名案例有1926年「剝奪諸侯財產」和1929年「反楊格計劃」。從這兩場公決最終都未能達到法定多數支持票而告終的結局來看，即便在現代大眾政治的氛圍中，「公決權」的實施也不是立法者最初設想的那樣簡單。大量選民觀望不前的態度，既可能是一種抵制立場的表現，又或許是無法理解此種民主權利的證明。事實上，立法者把德國公民設想為深思熟慮的「政治人」，但實際上沉湎於「非自由主義」文化風格中的德國人卻更願意如托馬斯·曼那樣持「不問政治的立場」。這表明，公民行動是以公民意識為前提的。在公民意識未被激發之前，有關公民行動的諸多設想無異於痴人說夢。

  再如，「福利」原則提出了德國人所享受的各種權利，其中包括居住權和工作權等。為此，魏瑪政府隨後在住房政策與就業保障方面推出了各種法令。問題在於，共和國的福利許諾與其經濟水平不相稱，從而導致大部分措施都有始無終，甚至還造成了更為嚴重的後果，特別是1927年有關失業保險的法案便是最後一屆大聯盟政府破裂的直接源頭。公民的福利待遇關涉基本的人權根基，自然應該受到立法者的重視。但是，超越經濟基礎之上的保障圖景不過是畫餅充飢，甚至成為公民質疑魏瑪政府信用度的理由。

  所謂「理想化」，指的是一些制度設計基於「應然」考慮，忽略了德意志社會當時的「實然」特徵。《魏瑪憲法》創造性地構思了二元權力中心（國會/總統），並以「比例代表制」的選舉方式最大限度地保障了每位公民的權利。但是，這些制度都沒有考慮到人性的複雜性，對政治鬥爭的構思過於理想化。

  以二元權力中心為例，國會與總統的權力平衡固然彌補了「國會專制」或「國會拖沓」的缺陷，但其實質卻是對總統個人品質的過於信賴，未能考慮到總統人選的品格差異。從艾伯特到興登堡，魏瑪總統不僅出現了政治立場的截然變化，而且還連帶著總統周圍政治勢力的增強趨勢。在魏瑪末期，正是興登堡周邊人的各種伎倆，才使得希特勒最終獲得總理寶座。進一步而言，由於立法者把總統設想為一個高於議會政治鬥爭的平衡者，以至於讓擁有解散國會大權的總統可以堂而皇之地撇開議會民主制，單獨尋找「信任者」。這正是1929年後三屆「總統內閣」的直接肇因。

  「比例代表制」的問題尤為嚴重。它看似應對大眾政治時代意見分散的現實，但在實際運行里卻加深了政治分裂格局。立法者僅僅考慮到保障每個投票人的權利，以為如此便足以形成穩定的代表機構。然而一方面，魏瑪時期由於沒有一個政黨可以獨立組閣，所以內閣的組合形式成為共和國穩定運行的關鍵所在。終其一生，共和國的政府形態從中左翼的「魏瑪聯盟」逐漸向右轉，在最後一屆「大聯合」內閣倒台後，徹底成為右翼保守派的天下。另一方面，左翼政黨當時還未能及時完成從反對黨向執政黨的轉變，在關鍵時刻不僅出現內訌，而且或拒絕聯合，或推行錯誤的「容忍」措施，以致喪失拯救民主體制的時機。從上述兩點來看，比例代表制根本沒有考慮到政治組合滑向民主對立面的可能性，也不曾對政黨的接受能力加以審視。

  1945年後，聯邦德國在其政治實踐中對魏瑪教訓做出了不同的回應，這些變化多少可以看出德國人在吸取魏瑪教訓中的努力。

  四、魏瑪德國的經濟與社會政策問題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魏瑪德國在經濟政策和社會政策中所犯下的錯誤。

  同德國歷史上的其他時代相比，魏瑪共和國處在一個前所未有的大變革時代。一方面，經濟發展的世界性聯繫日益加強，傳統的經濟觀念（金本位制、保護關稅）都不斷受到挑戰，甚至很快被大部分國家所拋棄；另一方面，隨著公民權利意識的增強，福利訴求的廣度與深度都以不可比擬的速度延伸。所有這些變化都對魏瑪政府提出挑戰。

  與此同時，無論是經濟政策還是社會政策，仍然存在著一些亘古不變的原則：一方面，無論世界經濟如何變化，一個國家的經濟政策必須結合短期效果和長期規劃，切忌不斷應時而變，從而喪失國家制定經濟政策的主動性；另一方面，即便公民提出多少福利要求，一個國家的社會政策必定同時考慮經濟發展水平與權利保障許諾，切忌超出經濟能力之外的福利擴張之舉，更不應出現為保障福利而不斷強化國家權力的做法。

  然而在魏瑪時期，德國的經濟政策缺少長遠眼光，而社會政策又過於超前，以至於大聯合政府最終在失業投保金的比例問題中倒台。

  從經濟政策來看，魏瑪政府始終受制於賠款問題，未能制定出一套面向未來的中長期發展規劃。雖然賠款問題確實是戰後德國經濟發展中的重大困境，但它並非是不可逾越的障礙。事實上，賠款危機的嚴重性主要取決於德國人的還款決心和美國人擔負世界經濟復興之責的意識，且兩者之間還存在緊密關聯。從《道威斯計劃》到《楊格計劃》，賠款問題正是在上述兩點上找到突破口，便逐漸走上正軌。但對於共和國而言，為時已晚。無論是由拒付賠款而引發的1923年惡性通貨膨脹，還是因期待美國取消戰債而堅持到底的1929—1930年緊縮政策，已經讓德國民眾對魏瑪政權的信心不斷喪失，排斥情感隨之增長。更為嚴重的是，當1924年後美英貸款源源流入時，德國政府仍然以「履約」政策為導向，沒有將這些貸款投入到生產性領域中，以至於如某些經濟史學家而言，在1929年經濟大蕭條爆發之前，「危機前的危機」已經在金融、農業、工業等多領域中隱約出現。一個經濟不成功的民主國家，如何能獲得國民的真心擁護？

  從社會政策來看，魏瑪政府雖然以建設「福利國家」為使命，但其出發點多同政治目的相關，而缺少經濟層面上的考慮。它是新政權應對戰後勞資關係變動、政治格局變遷、經濟形勢動盪的結果，被政府視作控制並解決社會危機的一種手段。然而，一方面從運行結果來看，這種以政治穩定為導向的社會政策在缺少相應經濟基礎的情況下很難取得好的效果，例如失業保險體制便遭遇收支平衡問題，並進而反過來引發政治危機；另一方面，更為糟糕的是，國家權力在此過程中不斷增強，官方干預的頻率日漸增多，可以說，納粹獨裁的影子提前出現在社會政策的領域中。

  綜上而言，魏瑪福利國家的實驗最終不僅沒有得到民眾的認可，反而為反對者提供了攻擊理由，特別是納粹黨最為巧妙地抓住了人們的懷舊心理，成為這場「反福利運動」的最大受益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