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1929年大危機與大聯盟的破裂 一、1929年世界經濟大危機對德國經濟的衝擊

  1928年6月28日，社民黨的米勒組閣成功。這屆內閣由從左到右的5個政黨組成，執政時間長達636天。它是魏瑪共和國政治歷史上覆蓋面最廣、壽命最長的一屆政府。然而，其落幕之時卻宣告了議會民主制的終結。這種跌宕起伏的發展既同魏瑪民主的結構性缺陷密切相關，也源於世界經濟大蕭條所引發的巨大衝擊。內外困境的交織，為反民主勢力與激進民族主義者提供了適宜快速生長的土壤。在反《楊格計劃》的公投運動中，長期被邊緣化的納粹黨找到了擴大影響力的舞台。不過，導致大聯盟政府下台的直接因素，卻僅僅是有關是否以及如何提高失業投保金的問題。千分之五的投保比例浮動不僅澆滅了聯盟政黨之間極為脆弱的合作願望，而且還撕裂了民主運行的基本原則，最終讓德國走上了通往獨裁之路。

  有關米勒內閣倒台究竟是源於外來衝擊、還是內生混亂所致的爭論，並牽涉到此後對於布呂寧內閣反蕭條政策的評價問題，一直是魏瑪史研究的焦點之一。在這方面，波爾夏特（Knut Borchardt，1929— ）提出的「危機前的危機」理論（Krise vor der Krise）儘管只針對經濟問題，而且至今仍有爭議，但的確很好概括了世界經濟大蕭條爆發之前米勒內閣所遭遇到的內外困境，點出了魏瑪共和國在政治、經濟和社會領域中已經出現的危機場景。

  場景之一是漸漸消失的「政黨國家」。「政黨國家」（Parteienstaat）指的是在現代民主社會中由政黨擔當核心角色的一種國家形式。它被視作市民社會擁有共決權的表現。魏瑪共和國正是這樣一種「政黨國家」。一般而言，國會中的第一大黨領銜組閣。但是，為了形成國會多數，以保證政府決策不致受到阻遏，聯合其他政黨也是不可避免的。當然，內閣穩定性受到每次大選結果的影響，而且組閣政黨越多，矛盾也會隨之增加。不過，在此前的政治史上，內閣部長們與本黨之間的關係基本上是明確的，即國會黨團支持本黨部長在內閣中的行動，部長則盡力反映本黨的利益訴求。不少魏瑪政治家正是由此而名揚全國，如中央黨的布勞恩斯（Heinrich Brauns，1868—1939，長期擔任勞動部長）、人民黨的施特雷澤曼等。

  但是，米勒內閣這個魏瑪政治史上覆蓋面最廣、生存時間最長的政府，卻從一開始便流露出與「政黨國家」原則背道而馳的濃烈氣息。這首先反映在組閣的進程中。

  1928年5月20日舉行了共和國的第5次國會大選。社民黨仍然是第一大黨，而且選票增長了130萬張，國會議席從131個增加到153個；中央黨丟掉了7個議席，但聯合巴伐利亞人民黨，仍以78個議員數量居於第二；民族人民黨的議席減少到73個；共產黨增加了50萬張選票，以54個議席超過人民黨的45個議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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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魏瑪聯盟」政黨的議席之和只有49.8%，不到半數，所以必定要再尋找一個政黨作為盟友。在左右兩個極端派別共產黨和民族人民黨絕不會答應的前提下，人民黨便成為唯一選擇。這自然給該黨「奇貨可居」的要價機會。其黨團提出，人民黨參加普魯士州政府是其加入中央內閣的前提。

  孰料，這一要求迅速激化了社民黨和人民黨的內部矛盾。對於社民黨而言，它作為國會第一大黨，出面組閣是必然之舉。問題在於，是否可以為了中央政府而犧牲地方利益？倘若時任普魯士州長的布勞恩被社民黨議會黨團選為總理，上述問題或許可以迎刃而解。但是，此舉又容易引發人們聯想到此前帝國首相與普魯士首相合二為一的傳統。正因如此，社民黨最終選擇了米勒。無法如願的布勞恩便在黨團會議上堅決抵制人民黨的談判條件。

  而在人民黨內部，主席施特雷澤曼與議會黨團主席朔爾茨（Ernst Scholz，1874—1932）同樣產生了激烈衝突。前者長期參加中央政府，站在共和國的立場上，批評議會黨團的方案。後者卻在黨團中通過決議表示「黨和議會黨團的正確領導是以所有參加政治決策的人互相之間的以及他們同議會黨團領袖經常保持聯繫作為前提的」。

  最終，組閣風波在施特雷澤曼以其威望贏得黨內支持、並同米勒聯手的情況下得以平定。但在此之後，在社民黨內部，總理米勒不得不隨時面臨布勞恩的強大挑戰；在人民黨內部，施特雷澤曼去世後，進入內閣的部長們越來越受到議會黨團的掣肘。正是在這一意義上，人們把米勒內閣冠名為「要人內閣」（Kabinett der Persnlichkeiten）。在魏瑪民主政治的舞台上，「要人內閣」既然失去了本黨的支持，便註定在將來的各項事務中舉步維艱。正如《柏林日報》（Berliner Tageblat ）所言，新政府就是「一個帶著深入骨髓的持久性危機的內閣」。在這一意義上，大聯合政府的出現「並不證明議會民主制日益穩定，反而透露出這種制度持久存在的弱點。」

  「政黨國家」繼續解體的第二個例證反映在有關A型裝甲艦的建設計劃之爭中。此事啟動於上一屆內閣，但在國會受阻。社民黨曾在競選中提出過「要兒童食品、不要裝甲巡洋艦」的口號，布勞恩也多次在參議院中代表普魯士州反對該計劃。米勒內閣成立後不久，國防部長格勒納在內閣會議上提出重啟建設計劃，並得到一些部長的附和。為避免引發新一輪內閣衝突，米勒和其他社民黨部長做了妥協，在8月10日的內閣投票中批准了該計劃。

  此舉在社民黨議會黨團中引發巨大爭議。各路人馬指責部長們的態度，但又不願意讓他們辭職了事。最終，米勒等人在黨內反對派的壓力下，被迫在11月17日國會投票中，反對自己所主持通過的這項決議。儘管該計劃仍然有驚無險地得以通過，但米勒內閣的威信卻嚴重受損。

  反對議會民主制的政治力量不斷上升，進一步構成「政黨國家」消失的第三種動力。儘管從1928年的選舉結果看，左右兩翼極端黨派的總體席位從148席下降到137席，但它們對魏瑪體制的攻擊反而增強。

  共產國際「六大」召開後，共產黨結束了聯合陣線政策，主動與社民黨拉開距離。A型裝甲艦的建設計劃為共產黨提供了批判社民黨的極好機會。8月27日，在共產黨的主持下，反對建造裝甲艦公民表決全國委員會成立。該運動隨後演變為「一次反軍國主義的重要行動」。

  民族人民黨和中央黨都加強了右轉的速度。在民族人民黨內，溫和右翼韋斯塔普伯爵（Graf Kuno von Westarp，1864—1945）讓位於極端右翼領袖胡根貝格（Alfred Hugenberg，1865—1951）。高級教士卡斯（Ludwig Kaas，1881—1952）當選為中央黨主席。典型的「普魯士式的民族主義保皇派」布呂寧（Heinrich Brüning，1885—1970）被選為議會黨團主席。他們都對政府的內政外交提出諸多不滿。

  由此，在聯合執政的政黨之間、在內閣部長同其議會黨團之間、在反對黨與現存體制之間，甚至在執政黨與共和國之間，都產生了日益明顯的張力。這些張力匯聚在一起，便形成了對「政黨國家」的巨大挑戰。

  場景之二是經濟結構虛弱不堪。同政治局勢相比，經濟問題在1929年之前並不那麼明顯，但賠款總額懸而不決與經濟結構上的虛弱性，仍是米勒內閣必須認真對待的難題。

  《道威斯計劃》從未確定賠款總額，這讓民族主義者找到了攻擊目標，認為此舉是讓德國人民「永遠擔負奴役勞動」。進而觀之，它確實也不是徹底解決問題的途徑。根據計劃，德國通過向國外借貸來籌款的機制以完成每年逐步增加的賠款額度。而事實上，德國每年新增的國外借貸遠遠超過當年應還的到期債務和利息。在1924—1929年所謂「黃金年代」中，德國新增純債款為135億馬克，而同時期德國支付的總賠款額卻只有85億馬克！

  戰勝國也看出了該計劃的問題。1928年底，以美國通用電氣公司經理楊格為首的專家委員會已經制定出比該計劃更有利於德國的《楊格計劃》。不過，在討論《楊格計劃》的過程中，米勒內閣的盤算更為複雜一些。外長施特雷澤曼認為政治優先於經濟，德國可以接受合理的賠款方案，但必須收回萊茵區和魯爾區。關於這一點，本書後文還將涉及。

  但是，接受賠款又是在承認德國戰爭罪責的邏輯基礎之上的，而這一點恰是民族主義者極其痛恨的。如此一來，米勒內閣在賠款問題上的處理引發出更大的一場反政府運動——「反楊格計劃公民表決」，為納粹黨的崛起提供了絕佳舞台。

  與賠款問題相關，經濟發展還存在著結構性失調的問題。一方面，農業發展相對緩慢。到1928年底，2/5的東部農莊都是負債的，且不少負債額達到本身資產的2—3倍。另一方面，存在著嚴重的國際支付逆差。從1924—1929年，德國支付逆差高達34億馬克。

  由於德國銀行業受到1923年惡性通貨膨脹的負面影響，缺少穩定的儲蓄資金，因而只能依靠高利率的外國貸款加以彌補。而此舉接下去便引發結構性失調的第三個特點，即短期貸款過多。到1930年底，德國私人外債有260億—270億馬克，其中半數都是短期貸款。與此同時，國家銀行的監管力度卻很低，沒有強制執法的權力，而且商業銀行在國家銀行中的存款準備金率只有3.8%，遠低於戰前7.3%的標準，更低於英美通行的9%—10%。這一點直接導致德國後來在世界經濟大蕭條中的損失程度較高。

  結構性失調的第四個特點體現在已經無以為繼的失業保險體制中。當1927年《失業保險法》通過時，政府曾樂觀地以為自己解決了重大的社會問題。但事實上，從第二年開始，失業保險金的收支已經出現問題。1927年體制是以80萬人失業為資金存儲基礎的，而到1929年2月，各地勞動局登記的失業人數已接近300萬。據財政部長希法亭估算，當年中央政府必須填補4億馬克，才能平衡失業基金。為此，希法亭提出增加酒稅、啤酒稅、遺產稅及財產稅，但遭到其他部長的抵制。各黨財政專家要求通過削減各種開支和提高現有稅收等方式來增加收入。1929年4月，希法亭接受了這種權宜之計。但事實證明，這一做法未能解決實際問題，反而埋下更大的禍根。

  接受《楊格計劃》與否同已經存在的經濟結構失調特徵結合在一起，不斷挑戰著米勒內閣的行動能力，正如英國歷史學家詹姆斯（Harold James，1956— ）所言，「魏瑪經濟深受內在的不穩定之苦，並且像任何一個不穩定的結構一樣，一個小小的衝擊，就能摧毀整個結構。」

  場景之三是勞資矛盾愈演愈烈。在社會層面上，「危機前的危機」主要表現在勞資矛盾既無法通過自行調解的方式，也無法藉助國家的強制調解來獲得紓解。

  事實上，從1924年開始，勞資自行調解矛盾的可能性已經大幅下降，由國家的強制調解令取而代之，如在1930年前針對勞動時間的國家強制性調解令共有14個之多，而70.8%的五金工人與96.2%的礦工的工資合同是由強制性調解達成的。

  然而問題在於：隨著經濟形勢的持續惡化，在勞資雙方那裡，國家調解的強制性和中間路線（即在勞資訴求的拉鋸之間簡單尋找中間點）不再受到歡迎。早在1928年1月，代表勞方立場的《萊比錫人民報》（Leipziger Volkszeitung）便把強制調解制度指責為「工會崛起中的障礙」。重工業家們的反應更為強烈，要求勞動法規應「充分關注到經濟與勞動道德之間的界限」。

  1928年，萊茵—威斯伐倫鋼鐵工業再次爆發大規模勞資鬥爭。這次事件是經濟大蕭條前德國出現的最大規模的社會危機，不僅震動了經濟界，也讓民眾感受到風雨欲來的震盪感。年初，魯爾區五金工會要求所有工人的計時工資增長15芬尼，資方則以經濟形勢處於衰退為由，只願意給收入最低的工人增加少量工資。國家調解員折中要求資方全面提高工資6芬尼。工會接受了這一判決，而資方拒不接受，並聯合向內閣抗議。內政部長澤韋林連續發布兩個仲裁令，均遭西北工業集團抵制。直到澤韋林做出強制判決，資方才不得不作罷。但是，西北工業集團隨後設立一個鬥爭基金，按照工人數量，以每月每人5馬克的額度進行捐贈，來共同反抗國家的強制調解制度。

  如此一來，國家失去了控制和調解勞資矛盾的可能性。不僅如此，這種失控的社會危機反過來也對大聯盟政府中的利益代理人產生了壓力。代表勞方的社民黨與代表資方的人民黨從此便不可能在勞資糾紛問題上找到妥協之路。

  綜上所述，早在大蕭條來臨之前，共和國至少已經在各領域中面臨多重危機。米勒內閣的行動空間早已被壓縮，而其從左至右的政治光譜又進一步阻礙著迅速達成共識的能力。當1929年秋天到來時，最後一根稻草終於落到了魏瑪民主這頭形似高大實則虛弱不堪的駱駝身上。

  在1929年世界經濟大蕭條席捲全球時，德國是美國之外經濟衰退最嚴重的國家。從總體來看，在1929—1932年間，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的生產水平下降36.2%，其中德國僅次於美國（46.2%），下降了40.6%。這次危機讓整個資本主義世界倒退了25年，德國則倒退到1896年的水平。

  在工業領域中，德國的生產資料指數下跌53%。具體而言，煤產量下降32.7%，生鐵產量下降70.3%，鋼產量下降64.9%，發電量下降23.4%，造船噸位下降83.6%，汽車產量下降64.2%，機器製造業產值下降62.1%，消費品生產下降25.3%。

  在農業領域中，農業生產下降30%，農產品的銷售收入從1929年的102億馬克下降到1932年的65億馬克。具體而言，與1925—1929年相比，1930—1932年間生產牛奶和蛋類的農戶收入減少30%，生產肉類者的收入減少25%，生產燕麥和植物者的收入減少20%。同時期，農民被迫出賣的土地總量高達36萬頃，出賣土地的農戶數量增加到6961戶。

  銀行業受到的衝擊出現在1931年3月達姆斯達特銀行倒閉之後。由此產生的貨幣信用危機迫使所有銀行和交易所短暫關閉，國內黃金儲備減少4/5。

  經濟蕭條帶來了生產滯銷，進而直接推升了失業率。1928年，德國失業率只有7%。但此後，失業人數不斷增加，從1929年9月的130萬增加到1932年9月的510萬。到1933年初，德國失業率已飆升到30.8%，各地勞動局登記的失業者總數多達600萬——這意味著1/3的德國人失業了，該比例高於同時期的美國（1/4）、英國（1/5）和法國（1/6）。而且，這一數字很可能被低估，因為不少長期失業者實際上游離在統計局的工作範圍之外。可以肯定的是，因失業問題而被捲入到世界經濟大蕭條中的德國家庭接近一半。

  不過，即便受影響者覆蓋了各種社會階層，但不同群體的境遇卻是各異的。

  工人的失業率最高。據估計，到1933年6月，約1/3的工人（32%）失業，比同時期的職員失業率高10個百分點。即便在職的工人，也由於高失業率的存在，在工資訴求上降低了要求，小時工資從1928年10月到1931年10月下降了23.3%。此外，工人真實收入的下降幅度也遠遠高於其他群體：從1929年到1933年，工人的實際工資下跌三成多，而職員工資僅僅下跌13%，公務員工資下降不到2個百分點。雖然同時期生活指數也有所下降，但其幅度僅有17%左右。總之，工人群體是這次失業浪潮的最大受害者。這也是魏瑪末期大量工人流向左右兩翼極端政黨的主要原因。

  小資產階級和職員的失業率雖然相對較低，但他們的心理落差比工人更為強烈。在大蕭條時期的各大報刊上，刊登著大量有關失業職員自殺的消息，如在1930年6月，一位工程師在失業1年半後，全家自殺；12月，在短短數日之內，柏林的5位小商販由於破產而自殺。手工業者們進而質疑共和國以世界經濟為導向的經濟政策，呼喚「民族經濟」的復興。正是這種「老中產階層」對於地位下降的焦慮感，才使納粹黨的極端民族主義宣傳贏得大批支持者。

  對於大危機，米勒內閣的基本想法是節流，推行緊縮政策。此舉一方面是為執行並修改《道威斯計劃》而做的準備，另一方面也受到傳統經濟思想的影響，不願意出現赤字財政。

  由於財政部沒有及時正確地估計大蕭條帶來的負面影響，修改原定的收支方案，結果使國家財政的平衡問題非但未能得到解決，反而到12月底變得更為嚴重：赤字接近4億馬克。

  但是，希法亭仍然按照原定的節流方案，削減各種開支，並計劃增加一些稅種，同時向國外銀行短期貸款。與此同時，這種緊縮政策似乎也有益於正在談判中的《楊格計劃》，進而徹底解決困擾德國近10年的賠款問題，因此1930年財政計劃獲得內閣其他成員的支持。

  不過，這種反危機措施至少存在三個方面問題：第一，它並未準確開出解決經濟大蕭條的藥方，緊縮政策無法應對危機；第二，它對失業者不啻為晴空霹靂，未能扭轉社會日益明顯的離心化趨勢；第三，它與央行行長沙赫特的經濟思想背道而馳，進而促使後者投向保守陣營。

  總之，經濟大蕭條的到來，不僅讓德國經濟遭受到重大打擊，而且也進一步擴大了原有的社會裂痕。政府的反危機政策沒有減輕經濟大蕭條的負面影響，而是把內閣與民眾、內閣部長與各自政黨、內閣與經濟界之間的矛盾放得更大。這些矛盾在隨後到來的反《楊格計劃》運動中表露無遺。

  二、《楊格計劃》與反《楊格計劃》運動

  《洛迦諾公約》簽署不久，施特雷澤曼將目標轉向了其總體外交戰略的下一步驟：爭取萊茵儘早撤軍和賠償問題的總解決。

  1926年9月，施特雷澤曼與白里安在圖瓦里會晤，白里安主動提出：法國願意結束對萊茵地區的占領，把薩爾地區歸還德國，撤銷軍事管制等，以換取德國的財政幫助。12月12日，國際聯盟行政院決定於1927年1月31日召回在德國的軍事管制委員會。

  但是，到1927年，白里安對撤軍問題的態度日趨保守，甚至接受了法國戰爭最高委員會的觀點：完全撤出萊茵須等到沿法國東界的要塞體系構建完成。6月，在英、法、德、比外長日內瓦會談中，法國仍以在解除武裝問題上還有些掃尾工作為由，提出反對意見。經過協調，8月，英法在萊茵減少駐軍1萬人達成協議。

  1927年底1928年初，德法兩國圍繞撤軍問題，打起了嘴仗，但無助於問題的解決。1928年，8月27日，施特雷澤曼在巴黎與白里安會談中，重提撤軍的要求，並表示：在簽署《洛迦諾公約》和《非戰公約》後，協約國軍事占領行為不再合法，要求協約國提前從萊茵第二、第三占領區撤軍。法方同意提前撤軍的原則，但要求有一個新的賠償計劃作為基礎，因為普恩加萊把占領萊茵視作「收到賠款支付的唯一保證」。

  1928年9月1日，英、法、意、比、日、德6國代表在日內瓦磋商。德國代表米勒在會上強烈要求協約國在萊茵的駐軍撤退，而白里安則指責德國沒有履行裁軍條約。六國會議最終達成三點協定： （1）近期內舉行正式談判，研究萊茵撤軍問題； （2）由6國財政專家組成委員會，審議賠償問題的進一步解決辦法； （3）研究並確定設立一個協調委員會的組織原則。

  12月12日，國聯理事會就召開專家委員會一事達成一致。英法同意：當專家委員會討論賠償時，開始撤軍談判；撤軍不以賠償談判取得成功為條件。12月22日，6國政府就建立賠償問題專家委員會達成協議，並決定吸收美國代表參加委員會。

  1929年2月9日，該委員會在巴黎正式開展工作，比、英、法、德、意、日、美7國各派兩名代表共14名專家組成，均為財界或銀行業頭面人物。美國專家楊格當選為委員會主席，德國央行行長沙赫特、鋼鐵業巨頭弗格雷等參加。

  這是德國第一次以平等身份參加涉及自身重大問題的討論，但它拒絕參與由法國倡議組成的債務國聯盟的建議，因為在德國看來，此舉旨在反對美國，而美國又掌握著解決賠償、戰債問題的鑰匙。德國最後賠償解決的三項原則是：結束賠償總管的監督和控制；儘快結束協約國對萊因軍事占領；按照德國賠償能力大幅減少賠償額。為達到目的，德國一直希望利用美國在德國的私人投資，以爭取美國大幅度削減賠償。

  3月15日，各方雖然就成立國際清算銀行達成協議，但對於賠償總額分歧較大。直到6月初，專家委員會才在楊格方案的基礎上達成協議。6月7日，專家報告被一致通過，這就是《楊格計劃》。其主要內容為：

  第一：重新確定德國的賠償總額為1139億馬克（合268億美元），在59年內付清。在前37年，每年平均繳付賠款19.88億馬克，比《道威斯計劃》的每年25億馬克減少20%；後22年，德國每年的賠償額是15.67億馬克。

  第二：德國每年應繳付的賠償分為無條件賠償與有條件賠償兩類。無條件賠償是德國在任何情況下都必須按時繳付的數額，約6.6億德國馬克；其餘的部分則是有條件賠償數額，在德國財政經濟發生困難時，可以延期繳付，但時間不能超過2年。

  第三：取消對德國的財政監督，撤銷賠償委員會、賠償事務總管和移交委員會，由德國負責將交付賠償的馬克兌換為外國貨幣。規定今後的賠款來源只從鐵路利潤和國家預算中支付。

  第四：由美、英、法、意、比5國合設一個國際清算銀行，負責將德國賠償給英、法、意、比等國的賠款，及時劃轉給美國，以償付所欠的戰債。

  1929年8月6日，海牙國際會議討論《楊格計劃》。德國要求在計劃實施之前，駐兵萊茵區的有關國家明確表示撤兵日期。協約國為了使德國能按照新的賠款方案繼續履行賠償義務，同意將萊茵駐軍問題列入會議議程。會上建立了兩個委員會：一個是研究賠款問題的財政委員會，一個是研究提前從萊茵區撤軍的政治委員會。

  在財政委員會，英國代表斯諾登（Philip Snowden，1864—1937）對《楊格計劃》提出許多異議，因為該計劃把大部分「不得延期」的賠款付給法國，這顯然違反1920年斯巴會議各國賠款的百分比劃分。另一方面，斯諾登也反對關於10年內以實物支付的規定。計劃根據英國的意見，對賠款分配作了調整。

  政治委員會在討論萊茵撤兵問題時，德、法之間的爭論最為突出。德方提出，它已經履行了《凡爾賽和約》的義務，外國駐兵萊茵區對德國實行監督的理由已不復存在。如果有關國家不明確表示提前撤兵的日期，德國將不接受計劃。法國則提出，應先實行《楊格計劃》，然後再研究撤兵問題。當雙方爭執不休時，英國表示：它將於1929年年底以前從萊茵區撤兵。於是，法國陷入被動。1929年8月29日—30日，英、法、比、德4國外長終於達成從萊茵區撤兵的協定。法國答應在1930年6月30日以前撤出軍隊。

  《楊格計劃》是對《道威斯計劃》的一次重大修訂，德國獲得一系列較大的讓步：確定了賠償總額，減少了《道威斯計劃》所規定的每年賠償額度；政治上解除了大部分對德國經濟的國際控制，德國對自己的財政完全負責；德國並沒有要求放棄對整個賠償數目的轉移支付保護；設立了國際清算銀行「從事對外管理的全部工作，以及接受和分配付款，並使那部分能商品化的按年付款項實行商品化」；英、法、比、德4國外長達成從萊因區撤軍的協議，德國領土和主權得到恢復。正如林克（Werner Link，1934— ）所言：「如果在巴黎會議和海牙會議上所取得的條約修正額度與先前的情況相比，無疑直接、間接和潛在的好處在德國一方」。

  不過，即便從經濟而言，《楊格計劃》也並非毫無爭議。它未能全面考慮德國經濟發展中的結構性問題，仍然堅持讓德國賠款成為戰勝國之間償還戰債的主要源頭，以致一旦經濟危機爆發，賠款鏈就面臨斷裂之虞。它還設想用楊格債券的方式來籌集貸款，卻未曾想過德國在經濟危機中會陷入信用喪失的尷尬境地。

  更為嚴重的是政治問題。在海牙會議結束前後，施特雷澤曼已經感受到日益增強的國內壓力。這位業已病入膏肓的外交家十分清楚，《楊格計劃》絕不會讓民族主義者感到滿意。事實上，就在海牙會議結束後，泛德意志協會就舉行會議，公開指責施特雷澤曼「是寓於人民之中一切危險力量的完美化身，他靈魂上的蛻變顯然來源於政治上的蛻變。」

  1929年9月5日，白里安在國際聯盟第10屆大會上發表演說，提出一項歐洲聯合計劃。施特雷澤曼抓住白里安的思想，並竭力將其引向經濟方面。1929年9月9日，施特雷澤曼在其最後一次國際聯盟演講中大聲疾呼經濟聯合的必要性。只可惜，施特雷澤曼並沒有看到萊茵區撤兵和賠償被廢除的結果，也沒有看到歐洲經濟聯合的那一天。1929年10月3日，施特雷澤曼在柏林因病去世。不過，在反《楊格計劃》的運動席捲全國之前（10月3日）便撒手人寰，對於他而言，也未嘗不是一件好事。

  早在1929年初夏，《楊格計劃》尚在討論之時，西北工業集團便把它視作一部新的《凡爾賽和約》。保守派的軍事組織「鋼盔團」（Stahlhelm）到處張貼海報，批判政府的外交政策是「違背歷史的、不自然的」，「以致不可能推行一種強大的、擁有責任意識的國家領導權」。7月9日，民族人民黨聯合鋼盔團及納粹黨成立「德國人民請願全國委員會」（Reichsausschufür das deutsche Volksbegehren，以下簡稱「全國委員會」），共同反對《楊格計劃》。

  9月28日，全國委員會向國會遞交一份草案，題為《反對奴役德國人民法》（Gesetz gegen die Versklavung des deutschen Volks，簡稱「自由法」），要求對《楊格計劃》進行全民公決。該草案只有4條：第1條要求政府指出《凡爾賽和約》中的戰爭罪責條款是「違反歷史真實的」；第2條要求政府努力讓戰勝國立即無條件地撤離被占地區；第3條禁止政府承認任何基於戰爭罪責條款上的新債務；第4條威脅任何試圖同外國簽約者將被視作叛國分子，處以不低於2年的監禁。

  根據憲法，該草案若要提交國會表決，必須得到1/10公民的簽名支持。不過，在當時，反對《楊格計劃》的人並不必然支持這一方案。例如，共產黨同樣不歡迎《楊格計劃》，但它在發表的聲明中，表明自己既反對《楊格計劃》又反對法西斯化陰謀的決心。當然，極右翼的宣傳攻勢仍然取得了一定效果，共有413.5萬人在草案上聯署，比例接近14%。其中，3/4的簽名者來自於易北河以東地區。

  儘管如此，在11月30日國會表決中，這部所謂「自由法」仍然遭到否決。隨後，右翼提請進行全民公決。

  恰在此時，央行行長沙赫特送上了一份大禮。12月6日，他向內閣遞交一份備忘錄，強調自己既反對「自由法」、又反對《楊格計劃》的立場。不僅如此，他還在內閣做出回應之前，便把這份備忘錄公之於眾。這份聲明足以誤導公眾對米勒內閣在《楊格計劃》中的努力做出錯誤判斷。12月12日，米勒在國會中同沙赫特展開辯論，維護了內閣立場。國會多數派最終接受了總理的說法，以222∶156的結果繼續信任政府。但是，這場風波的確鼓勵了右翼政治家堅定公決的決心。

  幸好，公眾還沒有完全受到蠱惑。在10天之後的公決中，只有582萬人參加了是否需要啟動「自由法」進行公決的表決，低於法定的2100萬贊成票。「自由法」就此流產。

  反對《楊格計劃》的餘波一直延續到國會審讀該計劃文本期間。但是，即便遭遇到胡根貝格巧舌如簧式的指責，海牙協定和德波清償協定仍然獲得通過。極右翼希望用人民公決的方式來拖延該法，並力圖讓總統參加到反對派的陣營中。但是，興登堡早在國會表決的第二日就「懷著沉重而堅定的心情」簽署了海牙法令，並且在隨後發布的緊急說明中告誡國人：「克服我們之間的分裂和對立而最終為我們的未來團結協作，未來將重新出現一個自由的、健全的、強盛的德意志民族」。幾天後，總統也批准了德波清償協定。

  然而，這場反對《楊格計劃》的全國性右翼聯盟運動並非無果而終。真正的勝利者既不是米勒內閣，也不是站在所謂「民族統一戰線」（nationale Einheitsfront）的民族人民黨或鋼盔團，而是此前一直默默無聞的納粹黨。

  自1923年啤酒館暴動失敗後，納粹黨在全國範圍內的影響力一直有限。儘管如此，1924—1929年間希特勒對納粹黨的重建卻是其最終得以崛起的前提條件之一。

  運用民主的方式來反對民主，這是尚在監獄中的希特勒下定的重要決策。他決定「不再以武裝政變的方法來獲得政權，而是全力以赴地進入國會以反對天主教的和馬克思主義的代表。」從1925年起，希特勒便著手從事重建工作。簡言之，納粹黨的重建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

  第一，擴大基礎，增加影響力。《二十五點綱領》從未被希特勒視作一種教條。相反，他以極為靈活的方式來推銷其中兩點重要思想：一是反猶主義（「種族一致」），二是擴張主義（「生存空間」）。通過成立大量附屬組織，希特勒的觀念吸引了來自社會各階層的選民。如希特勒的「民族社會主義德意志大學生聯盟」（Nationalsozialistische Deutsche Studentenbund）在埃爾朗根（Erlangen）等地大學，至1929年時已贏得多數大學生的支持；「民族社會主義法學家聯盟」（Bund Nationalsozialistischer Juristen）在1928年就喊出了「法律革新」的口號。1927—1928年間，納粹黨還在柏林等地成立了第一批「納粹企業支部」（Nationalsozialistische Betriebszellenorganisation，NSBO），開始同左翼政黨爭奪工人選民。

  第二，構建一種科層制式的黨組織結構，著意塑造領袖崇拜文化。重新架構的納粹黨建立在命令垂直下傳體系的基礎之上，頂部是希特勒和全國指導處（Reichsleitung），下面是大區黨部和地方黨組織。希特勒高於黨內任何派別之上，扮演著仲裁者的角色。這一點最終在1926年2月14日的班貝格高層會議上得以確立。此外，地方組織的數量持續增加，從1923年71個上升到1930年的1378個。

  第三，確定黨組織與武裝力量之間的關係。希特勒與衝鋒隊領袖羅姆在衝鋒隊的性質及與納粹黨的關係上產生了矛盾，羅姆被迫辭職。希特勒隨後挑選了忠心耿耿的所羅門（Franz Pfeffer von Salomon，1888—1968）為隊長，從此確立他對武裝組織的領導權。此外，1925年4月，希特勒為了制衡衝鋒隊頭目的離心傾向，培植個人勢力，將私人衛隊改組成納粹黨的衛隊——本部衛隊（Saal-Schutz）。幾周後，該部隊改名為「民族社會主義德意志工人黨黨衛隊」（Die Schutzstaffel 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Deutschen Arbeitpartei），簡 稱 「黨衛隊」（Schutzstafel，德文縮寫SS）。黨衛隊成立時規模較小，到1928年也僅有280人。它是衝鋒隊的下屬組織，但成員的制服有別於衝鋒隊員，為褐色襯衫配黑色領帶，臂套鑲黑邊的卐袖章，頭戴飾有銀骷髏別針的黑色滑雪帽。其主要任務，是保衛希特勒及其他納粹領袖，維持納粹集會的秩序。

  不過，1928年的國會選舉證明，納粹黨尚未在全國產生影響力。它一共獲得大約80萬張選票（2.6%）。在總計35個選區中，它僅僅在4個選區中的選票超過5%，而在22個選區中低於2.6%。在新國會中，納粹黨的議員只有12名。

  倘若沒有反《楊格計劃》運動，納粹黨恐怕不會如此輕易地進入到德國政治舞台的正中央。

  希特勒與胡根貝格這個媒體巨頭的結盟讓他獲得了長達5個月之久的出頭露面的機會。此時，希特勒的演講才能得以充分顯現。歷史學家布羅薩特（Martin Broszat，1926—1989）如此評價道：「希特勒深知如何以其呈現的那幅果斷堅毅式的場景，來描述、同時去稱頌聽眾幾乎下意識的想法。他所表達的內容是聽眾們偷偷的所思所想，證實了他們並未確定的渴望和偏見，並設法藉此讓他們獲得一種讓人感到極為滿足的自我確認，分享一種新的真相和真理的感覺。這樣一種領袖演講方式絕不是一種在精雕細琢式的精神上加以區分的結果，或者體現了一種平靜的、成熟的個性，而是相反……它表現的是一種精神心理方面的組織[技巧]，即以如此極端的方式，來展現當時代的危機與恐慌思潮，本能地凸顯危機意識的傾向。」

  希特勒顯然十分滿意這次從天而降的機會，即便在公投投票中失敗，他仍然在《民族觀察家報》上表示「我一生中從來沒有像這些日子這麼舒坦，內心感到這麼滿意過」。事實上，希特勒及其納粹黨從這場運動中還得到了更多收穫。

  這首先體現在1929年紐倫堡黨代會上。這次黨代會獲得了大量資助，因而召集了20萬人參加，其中2萬名衝鋒隊隊員穿著整體制服，如軍隊般行進在城中，向外展示了納粹黨的實力。其次，納粹黨在1929年秋冬兩季的地方選舉中獲得了首度勝利：在10月27日的巴登選舉中，納粹黨獲得了7%的支持率；在11月10日的呂貝克選舉中，其選票達到8.1%；在12月8日的圖林根選舉中，它甚至獲得11.3%的支持率。最後，更為重要的是，納粹黨藉助這次反《楊格計劃》運動的契機，有效擴大了自己的組織基礎。同其他政黨相比，它顯示出對青年人的吸引力，在1930年，70%左右的黨員在40歲以下。在社會階層的統計中，它體現出所謂「融入黨」（Integrationspartei）或「全民黨」（Volkspartei）的特徵，涵蓋了工人、職員、公務員、農民、自主經營者等各種類型。

  此後，隨著經濟危機所影響的範圍日益擴大，納粹黨在地方上的凱旋趨勢和在社會各階層中的號召力也越來越明顯。從這一點而言，納粹奪權之路並不是從1930年5月「總統內閣」成立才出現的，而是早已在反《楊格計劃》的運動中打開了大門。

  反《楊格計劃》運動是魏瑪歷史上出現的又一次極右翼勢力之間的聯合。但是，其影響並不因為它的失敗而結束。正好相反，它出現在大蕭條興起之際，因而成為魏瑪末期一系列危機鏈條中不可缺失的一個環節。特別是納粹黨藉此機會，從一個邊緣性的小黨走到了魏瑪政治舞台的正中央，打開了徹底顛覆魏瑪民主的潘多拉之盒。

  三、失業保險制度危機與大聯盟的破裂

  在1928—1929年之交，此前一年大聯盟政府成立之際的祥和氣氛已經蕩然無存。《楊格計劃》雖然為賠款爭議畫上了句號，但為期5個多月的反《楊格計劃》運動讓德國社會一度浸淫在極右翼民族主義者的瘋狂鼓動之中，民主意識深受打擊。更為嚴重的是，10月爆發的世界經濟大蕭條業已在德國產生聯動效應，失業率急劇攀升。在此情況下，有關失業投保金的爭議再次成為打破內閣平衡的源頭，連續出現的各種方案都無法獲得所有聯盟政黨的同意，從而敲響了米勒內閣的喪鐘。

  有關失業投保金的爭議主要發生在代表勞方的社民黨與代表資方的人民黨之間。伴隨「階級合作主義」的消失，雙方達成和解的可能性已經很低。然而這種互不相讓的對峙立場，卻讓「要人內閣」中的部長們深受其害。社民黨的希法亭和人民黨的莫爾登豪爾（Paul Moldenhauer，1876—1947）正是這種鬥爭的犧牲品。

  按照《失業保險法》的設想，80萬失業者可以得到救濟。但在1929年2月，全國失業人數已經達到300萬。這一方面意味著大量失業者陷入困境，另一方面也造成失業保險金入不敷出，到1929年3月31日為止，勞動部的赤字已經達到3.49億馬克。如何改造失業保險體製成為內閣必須立即著手討論的問題。

  在內閣中，社民黨與勞方代表要求提高保險發放金，幫助失業者度過難關；人民黨代表則希望降低投保金，以減輕企業負擔，幫助它們儘快走出蕭條。雙方互不退讓，形成對峙局面。

  財政部長希法亭雖然來自社民黨，但卻傾向於人民黨方案，同時又想藉此計劃推行財政改革。在他的支持下，一個由僱主、雇員、議員和科學家組成的專家委員會經過研究，提出通過一次性暫時提高投保金比例0.5%，即投保金在工資中的比例從3%增加到3.5%，來彌補失業保險金髮放中的虧空。這就是希法亭方案的核心內容。

  內閣最終通過了希法亭方案，並在普魯士政府的幫助下，於9月16日通過了參議院審議。然而，該方案引發了勞資雙方的抗議，只得再次修改。施特雷澤曼做了最後一次努力，讓一部分人民黨議員在三讀中棄權，確保10月3日該方案在國會得以通過。

  但是，希法亭方案只是一種臨時性措施，未能完全解決國家財政問題。事實上，國家預算仍然必須依靠公債來平衡。然而，原定5億馬克公債的籌集目標只完成了1/3。這表明，中產階層對財政的健康發展和復甦能力缺乏信心，而圍繞著《楊格計劃》的爭議又進一步損害了國家財政的信用度。為此，財政部不得不轉向一家美國銀行以獲取一筆臨時的短期貸款。但是，此舉引發了沙赫特的激烈反對。他在12月6日發表的聲明猶如火上添油，進一步降低希法亭方案的可信性。

  與此同時，社民黨內部的工會政治家也不滿意希法亭方案中增加工人負擔的做法。希法亭後來忿忿不平地回憶說，「自己被一個群龍無首的、毫無方向的黨團追逼」，「那些決策者為了是否給失業者多花或少花30芬尼的這一問題……準備把整個民主制和共和國斷送掉」。

  在此情況下，儘管希法亭方案獲得內閣支持，甚至還通過了國會的信任投票，但來自沙赫特與黨團內部的質疑聲卻匯成一股強大的反對浪潮，讓希法亭連同內閣都不得不做出讓步。12月19日，內閣撤回財政計劃。第二天，希法亭辭職。

  人民黨人、原經濟部長莫爾登豪爾接任財政部長。他是德國第一個保險學教授，熟悉失業保險體制存在的問題。1930年1月27日，他在國會拋出正式方案： （1）提高國家財政對失業保險基金的補貼，但以失業保險金領取者最高不超過120萬人為基礎； （2）稅捐從工資的3.5%提高到4%； （3）再向瑞典的火柴托拉斯借貸5億馬克，條件是讓其在德國占有火柴專賣權。

  從國家財政角度看，莫爾登豪爾方案並沒有徹底解決失業保險體制的困境。在該方案出台的同時，德國失業者已達250萬，保險基金顯得杯水車薪。另一方面，即便國家財政予以補貼，全國失業保險機構的赤字也將達到2100萬馬克。不過，相較而言，它主要解決了現金支付方面的困境，而這在當時被視作經濟正常運行的關鍵要素。

  莫爾登豪爾方案的另一個優勢在於外部環境已經發生變化。導致希法亭下台的源頭是不肯讓步的沙赫特與正處於輿論焦點之中的《楊格計劃》談判。而當莫爾登豪爾方案於1930年3月正式啟動討論時，沙赫特已經辭職，第二輪海牙談判業已結束。

  然而事與願違，莫爾登豪爾方案仍然未能順利通過。有關提高稅捐的想法，同時遭到社民黨人和經濟界人士的反對。前者害怕工人收入下降，進一步損害政府的公信力；後者又聲明無法承擔更多負擔。引人關注的是，與希法亭一樣，莫爾登豪爾同樣遭到來自黨內同仁的壓力。在3月11日的黨團會議上，大部分人民黨議員投票反對該方案。

  為了挽救莫爾登豪爾方案，民主黨議員邁爾（Oscar Meyer，1876—1965）和中央黨議員布呂寧共同提出一項調停建議： （1）每年國家預算確定給失業保險基金的補貼費，1930年下半年為1.5億馬克； （2）若國家補貼無法填補虧空，則把稅捐從3.5%提高到3.75%。

  布呂寧—邁爾建議實質上與莫爾登豪爾方案並無二致，只不過降低了稅捐比例，並對國家補貼的情況加以規範，從而滿足了人民黨的需求。但是，它顯然與社民黨內工會代表的期待相差甚遠。3月17日，勞動部長威塞爾致信總理米勒，警告稅捐提高會引發「巨大不安」。3月27日，社民黨議會黨團會議作出決議，拒絕接受該建議。

  於是，作為社民黨人，總理米勒不得不希望莫爾登豪爾能夠考慮把稅捐比例調整回3.5%。對此，財長以國家財政將會遭遇巨大困境為由，拒絕做出調整。實際上，莫爾登豪爾同樣擔心本黨的二度反擊。

  由此，大聯盟政府再也無法達成一致立場。3月28日，米勒辭職。魏瑪共和國的最後一屆民主內閣落幕。

  大聯盟政府為什麼會在失業保險金問題上分崩離析？有人指責社民黨在關鍵時刻拋棄了自己的總理，有人批評社民黨內的工會政治家們不顧「階級合作主義」對於魏瑪民主體制的重要性，有人則認為資產階級政黨同樣抱有自私心態。事實上，在具體政策上的爭議，存在著各種偶然性，而且在某種程度上看，這些你來我往的談判交易也算是民主政治的一種常態。問題在於，由經濟困境導致的黨派鬥爭愈演愈烈，內閣部長與黨內同仁的離心現象越加明顯，國際環境日益惡化——這才是米勒內閣讓人覺得揪心的地方。

  更為糟糕的是，總統興登堡並未對米勒內閣施予援手。儘管興登堡承認，米勒並不是一個讓他討厭的人——他甚至對親信表示，米勒是他迄今為止所有總理中最好的一位——但米勒作為社民黨人的政治身份卻讓興登堡拒絕出手相救。若同此後歷史進程相比，倘若米勒能夠憑藉興登堡的信任，以少量緊急令的方式來解決失業保險金問題，或許魏瑪歷史不會終結。

  大聯盟政府的倒台後來被證實是一場噩夢的開端。早在米勒下台時，不少同時代人已經覺察出這場政治危機的可怕之處。《法蘭克福報》這樣寫道：「現在，一切暗淡無光，捉摸不定。通過第48條還是通過不穩定多數的文官內閣來建立財政秩序？我們面臨著後果嚴重的發展。」幾十年後，歷史學家更為清晰地指出：「內閣垮台的原因與所產生的可怕的後果比起來簡直無足輕重。在以後的數年內沒有再能在議會的基礎上組織政府。由於1930年3月27日大聯合的破裂，德國國會自行解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