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大戰的爆發及進程 一、大戰爆發

  （一）塞拉耶佛事件；德國的應對之策

  正當歐洲兩大軍事集團對峙、局勢持續緊張之際，塞拉耶佛事件（Attentat von Sarajevo）成為戰爭爆發的導火線。1914年6月，奧匈在波士尼亞舉行以塞爾維亞為假想敵的軍事演習。6月28日奧匈皇儲弗蘭茨·斐迪南（Franz Ferdinand，1863—1914）夫婦在波士尼亞首府塞拉耶佛（Sarajevo）視察時，遭到大塞爾維亞民族主義者、「青年波士尼亞」（Junges Bosnien）成員普林西普（Gavrilo Princip，1894—1918）的刺殺。事件發生後，歐洲國際局勢大為緊張，兩大軍事集團活動頻繁，戰爭一觸即發，形成了所謂的「七月危機」（Julikrise）。

  

  奧匈認為，塞拉耶佛事件背後的支持者是塞爾維亞，大塞爾維亞民族主義威脅到多民族的帝國的生存，因此必須藉此機會用戰爭摧毀塞爾維亞。但是，奧匈要發動戰爭必須得到德國的支持，以應付俄國可能介入帶來的威脅。於是奧皇寫信給威廉二世，徵求德國的意見。

  當時德國領導層的考慮明顯存在不當之處。其一，德國政府估計奧匈能夠依靠自身的力量迅速打垮塞爾維亞並穩定其在巴爾幹的地位，同時也可能藉此削弱俄國的力量。其二，俄國的態度雖然無法確定，但沙皇應該不會支持謀殺君王的兇手。其三，奧匈是德國唯一可以信賴的盟友，應該予以支持。其四，奧匈對塞爾維亞的戰爭應該是局部性的。基於以上「風險評估」，德國政府決定支持奧匈。威廉二世在7月5日給奧皇的答覆中明確表示，將無條件忠於盟約，貝特曼霍爾維格在給駐奧大使的指令中也表示，在對塞爾維亞的戰爭中，德國將堅定地站在奧匈一邊。這就是德國在巴爾幹問題上向奧匈開出的「空白支票」（Blankoscheck）。但是，在實際上，德國政府甚至沒有認真考慮過可能到來的大規模戰爭問題，皇帝照常出門旅行，總參謀長毛奇和海軍部首腦蒂爾皮茨都在休假即是明證。

  然而，奧匈的反應並沒有像德國預想的那樣迅速。匈牙利人擔心吞併塞爾維亞會導致帝國境內斯拉夫人的增加，進而影響其在帝國東部地區的主導地位，因而反對進攻塞爾維亞。這種分歧影響了奧匈的決策進程。因此，奧匈直到7月23日才向塞爾維亞發出最後通牒，要求48小時以內給予答覆。通牒不僅要求塞爾維亞政府鎮壓一切反奧活動，而且提出了多項傷害塞爾維亞主權國家尊嚴的要求。甚至連德國方面也認為奧匈要求有些過分，聲明自己對此毫無所知。最後，儘管塞爾維亞滿足了絕大部分要求，奧匈仍斷絕了兩國關係，準備開戰。

  協約國方面起初仍希望通過和平手段解決爭端。俄國因軍事準備不足，提出了將爭端交給1899年建立的海牙仲裁法庭加以處理的建議；英國政府也提出在倫敦召開國際會議，通過列強協調來解決爭端。但是，德奧兩國在形勢判斷上明顯有誤。德國認為，奧塞之間的戰爭應該是局部性的，俄國不會介入，法國和英國也不會跟進，因此決意讓事件升級。貝特曼-霍爾維格在7月23日還表示，希望事件只是涉及奧匈和塞爾維亞，只有其他列強介入時，德國才介入。他也相信，英國並不會很快介入其中。而且從聖彼得堡得到的消息是，法國採取的也只是一種「恫嚇政策」。

  然而，協約國集團的反應大大超出了德奧兩國的估計。在英法等國，不僅公共輿論明顯站在反對奧匈的立場上，對塞爾維亞表示同情，而且政府也採取了強硬的立場。俄國也明確表示，不允許奧匈對塞爾維亞採取軍事行動。它還從7月20—23日法國總統普恩加萊（Raymond Poincaré，1860—1934）對彼得堡的訪問中得到了將「履行同盟的全部義務」的保證。7月25日俄國已經出現局部動員的跡象。英國政府也明確向德國表示，如果衝突僅限於奧俄，英國將置身事外，但是，如果德法也捲入戰爭，英國就不會坐視不管。實際上，德國駐倫敦大使利希諾夫斯基（Karl Max von Lichnowsky，1860—1928）在給外交部的電報中已經表明，除非奧匈願意就解決塞爾維亞問題進行討論，否則「世界大戰將不可避免」。與協約國的團結一致相反，作為同盟國的義大利則對奧匈表達了不滿，認為奧匈的最後通牒過於霸道，並明確表示，由此引發的戰爭已經超出了防禦性戰爭的範圍，義大利不會承擔義務。

  德國政府原本指望奧匈與塞爾維亞之間的爭端控制在局部戰爭範圍內，但種種跡象表明，它可能引發全歐性的大戰。在這種情況下，德國政府匆忙採取了兩大步驟來爭取局勢的緩和。

  首先，貝特曼霍爾維格在悉知俄國準備進行軍事動員的消息後，立即勸告俄國不要採取動員措施，以免危及歐洲和平，同時表示「支持俄國希望塞爾維亞的完整不致發生問題的願望」，以安撫俄國。他提出的處理奧塞爭端的原則是，既要「使塞爾維亞受到應有的教訓，同時能保存它的主權」。與此同時，他還致電英法兩國，要求它們勸告俄國。此外，德國外交部還希望在外度假旅行的德皇、毛奇和蒂爾皮茨等不要立即回到柏林，以免引發人們的猜疑。直到7月27日，德皇及軍政主要官員仍然贊同貝特曼-霍爾維格的和平解決的方針，希望奧塞衝突局部化。

  其次，德國政府勸告奧匈接受國際社會的調解，以便事態得到緩和。貝特曼-霍爾維格知道，僅要求俄國方面保持克制是不夠的，只有在爭端中處於強勢一方的奧匈表現出一定的靈活性，事情才能有轉機。不僅如此，德國政府必須糾正基於「局部性戰爭」評估之上的對奧匈的全面支持，阻止其透支德國開出的「空白支票」，引發大規模戰爭。

  國際社會特別是英國的巨大壓力，也促使德國出面力勸奧匈。德國政府自己也認為，塞爾維亞已經做出了很大的讓步。因此，當英國外交大臣格雷知會德國，要求其施加影響，勸告奧匈接受塞爾維亞的答覆或以此為基礎進行會談，否則會造成「歐洲最可怕的戰爭」時，德國宰相認為接受格雷建議進行調解已經刻不容緩，並且把英國的建議以及自己的想法立即轉給了奧匈外交大臣貝希托爾德（Leopold Berchtold，1863—1942）。然而德國宰相得到的答覆是，對塞開戰已經成事實，「英國的建議已經是太晚了」。由此斷絕了德國對奧塞爭端進行干預的任何希望。

  德國政府在「七月危機」中的外交策略顯然存在問題，對形勢有誤判。它將可能到來的衝突置於僅限於奧塞之間局部戰爭的設想之上，沒有考慮到由此可能引發兩大軍事集團的全面對抗，甚至向奧匈開出了「空白支票」，在很大程度上鼓勵了奧匈不顧後果的行動。它在處理危機的策略上也存在明顯的「偏袒」性錯誤。它希望奧匈在一場以大欺小的對塞戰爭中迅速獲勝，顯然不可能為俄國等協約國所接受；當得知俄國要進行軍事動員的消息後，德國又一味要求俄國保持克制，卻沒有明確撤回對奧匈的支持，通過闡明德奧同盟的防禦性質迫使其在面對與俄國的無望戰爭面前退卻；尤其重要的是，德國沒有明確支持英國數度提出的召開國際會議解決爭端的建議，錯過了成為調解人的最佳時機。就此而言，德國對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需要指出的是，除了德國和奧匈外，俄、英、法等歐洲主要列強對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也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實際上在整個「七月危機」期間，俄國政府雖然沒有推動但也沒有制止局勢朝著戰爭的方向發展；法國雖然沒有直接捲入塞爾維亞問題，卻通過鼓勵俄國而扮演了戰爭慫恿者的角色；英國則想通過戰爭來削弱德國這一強大的競爭對手，維護自己的世界主宰地位。而事實是，即將到來的戰爭使包括英國和德國在內的整個歐洲都受到了重創，歐洲列強之中沒有真正的贏家。

  （二）戰爭爆發；德國的戰爭目標

  1914年7月28日，奧匈帝國正式向塞爾維亞宣戰。29日俄國宣布針對奧匈的局部動員，30日宣布總動員。德國期望衝突保持在有利於同盟國的局部範圍內的夢想破滅。31日德皇宣布德國進入戰爭危急狀態，要求俄國取消動員，否則德國也將宣布動員。8月1日，在沒有收到俄國回應的情況下，德國宣布總動員並向俄國宣戰。同一天，法國宣布總動員。8月3日，德國向法國宣戰。8月4日，英國以德國破壞比利時中立為由向德國宣戰。一場波及全歐乃至整個世界的大戰由此爆發。

  德國軍界對這場終於到來的大戰謀劃已久。早在19世紀六七十年代，老毛奇就已經預料到未來德國將面對法俄的兩線作戰。19世紀八十年代初，由於德俄關係惡化，總參謀部已經開始考慮兩線作戰計劃。此後，隨著歐洲兩大對立軍事集團的形成，德軍加緊相關作戰計劃的制定工作。

  根據前德軍總參謀長阿爾弗萊德·馮·施利芬（Alfred von Schlieffen，1833—1913）在1905年制定的「施利芬計劃」（Schlieffen-Plan） ，德軍若想在針對法俄的兩線作戰中取得勝利，必須採取速戰速決的戰略方針。基於這一點，在兩線作戰中，為了防止俄軍利用其廣闊的領土逃避打擊，造成久拖不決的局面，必須在東線先進行防禦戰，集中兵力於西線，對法國實施毀滅性打擊。在對法戰爭中，德軍要在南部的瑞士到麥茨之間的左翼採取防守態勢，集中優勢兵力於北部的右翼，穿過盧森堡、比利時和荷蘭，突入法國北部，迅速占領巴黎，然後南下與左翼德軍形成夾擊之勢，包圍強大的法國東部戰線，圍殲法軍。然後揮師東向，解決俄軍。可見，施利芬計劃成功的關鍵是迅速擊敗法軍，為此必須破壞比利時的中立。這顯然是英國所不允許的，必然為英國的參戰找到最合適的藉口。而英國的介入必然會給戰爭結果帶來巨大的變量。

  此外，德國軍方早就存在一種先發制人的戰爭思想。德軍總參謀長小毛奇（Helmuth Johannes Ludwig von Moltke，1848—1916）早在1912年12月就提出，「戰爭是不可避免的，而且越早越好」。軍方之所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完全出於一種純軍事角度的考慮。在軍方看來，既然兩線作戰不可避免，那麼利用俄國在對日戰爭中慘敗尚未恢復這一時機進行戰爭是最有利的。這樣的話，德軍可以利用東線俄軍力量較弱的有利形勢，集中力量打擊法國。而且根據總參謀部的估計，俄軍擴軍計劃將在1916年—1917年完成，俄國修建西部戰略鐵路也將取得重大進展，屆時軍事力量對比將明顯不利於德國。正因為如此，當貝特曼霍爾維格在為挽救和平而進行最後努力，要求奧匈接受英國的調停建議時，德國軍方卻在鼓勵奧匈進行戰爭冒險。毛奇甚至勸說奧匈「不要接受任何調停嘗試」。這就是軍方所謂「防禦意識」下的「進攻戰略」。

  因此，德國軍方對於推行戰爭冒險政策是有重要責任的。實際上，早在1913年的軍事備忘錄中，軍方已經完全估計到了一旦戰爭爆發會出現的情況，包括法、英、俄協約國軍事同盟的有效性、英國參戰以及德國將會因為巴爾幹爭端而捲入戰爭等。德國政府和軍方這種各行其事的做法源自普魯士的軍國主義傳統和帝國時期君主專制主義的畸形憲政結構，即軍方直接對君主負責而不在政府領導之下。

  從當時德國國內政治狀況看，統治階級也覺得有很必要進行一場對外戰爭。隨著德國的高速工業化，工業階級（包括工業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力量日益增強，議會化、民主化和社會主義運動對傳統貴族階級占統治地位的現存社會秩序的壓力不斷增大。在這種形勢下，實施「一種活力十足的對外政策」來「鞏固受到危害的社會現狀」就顯得十分重要。於是，通過世界政策和民族主義強權政治來轉移國內視線，緩和國內緊張的社會關係，就成為統治者的選擇。換言之，成功的對外政策成了德國統治者化解國內問題的最好手段。此外，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者、社會達爾文主義者和一些特殊的利益集團也從自己的立場出發，要求對外擴張和戰爭。當然，帝國領導層在多大程度上受到這些因素的影響，尚無法確證。

  從國內其他政治力量的態度看，起初以社會民主黨為代表的進步力量對即將到來的戰爭持反對態度。「七月危機」期間，多個德國城市出現了反戰遊行示威。但是，在7月底，德國領導層巧妙地利用俄國首先的戰爭動員說服了德國公眾和社會民主黨的領導層。俄國的戰爭動員使人們感覺德國正受到俄國的進攻威脅，德國的戰爭完全是出於自衛，從而使德國民眾聚集於「保衛祖國」的大旗之下。

  因此，戰爭爆發後，德國國內政治形勢出現了重大變化，形成了所謂的「八月經歷」（Augusterlebnis）或「1914年精神」（Geist von1914）。絕大多數民眾在戰爭爆發初期沉浸於一種亢奮之中。他們視這場戰爭為建立統一民族國家和建立殖民帝國之後的第三次民族征程的啟航，是德意志民族走向世界強權的新起點。因此，人們開始拋棄相互之間的對立，團結起來，共同對敵，出現了所謂的「城堡和平」（Burgfrieden）。在這種氛圍中，強烈、歡悅的英雄主義和民族主義情感淹沒了戰爭即將帶來的各種具體危險和災難。雖然與570萬協約國軍隊相比，350萬德奧軍隊在數量上居於少數，但很多德國人把這場戰爭看做是捍衛年輕的德意志民族國家之舉，戰前的各種擔憂和焦慮一掃而光，理性完全讓位於激情，軍事優先壓倒了一切。8月4日，威廉二世發表議會演說，明確表達了要求各種力量緊密團結的願望：「我不再知道什麼黨派集團，我只知道德意志人。」結果，在當天的議會投票表決中，包括社會民主黨在內的德國各政黨無一例外地支持戰爭撥款。德國政治生活中已經開始的議會化、民主化進程被棄之一旁，皇帝在隨後的戰爭年代成了民族的象徵。

  德國各界形成一致對外的局面後，打敗敵對國家的戰爭目標也提了出來。1914年9月9日，以貝特曼霍爾維格為首的德國政府公布了《我們在媾和時的政策方針臨時紀要》（vorlufige Aufzeichnungüber die Richtlinien unserer Politik beim Friedensschlu） ，即所謂的《九月綱領》（Septemberprogramm） ，明確提出了德國的戰爭目標： （1）在西部，要吞併更多的法國領土，使之在經濟上依附於德國；比利時必須割讓列日等領土，並且變成德國的附屬國；盧森堡成為德意志聯邦成員，從比利時獲得部分領土；荷蘭表面上維持獨立，但實際上依附德國。（2）在東部，要儘可能地使俄國遠離德國邊界，結束它對非俄羅斯地區的統治，要建立獨立的波蘭。（3）建立德國領導下的中歐經濟聯盟，包括法國、比利時、荷蘭、丹麥、奧匈、波蘭、義大利、瑞典和挪威等。（4）在殖民地問題上，要建立中非殖民帝國，等等。

  德國社會各界也提出了帶有掠奪色彩和霸權特徵的戰爭目標。在經濟界，以蒂森為代表的重工業界通過中央黨議員馬蒂亞斯·埃茨貝格爾（Matthias Erzberger，1875—1921）明確提出，要在西部和東部實施兼併政策，以確保原料來源；瓦爾特·拉特瑙等人則提出了藉助中歐經濟力量使德國成為世界強權的思想。包括農場主同盟、基督教德意志農民聯合會聯合（Vereinigung der christlichen deutschen Bauervereine，1900年由17個農民聯合會發起建立）、德國工業家中央聯合會等在內的多個社會團體也紛紛向政府請願，提出了掠奪性和兼併性的戰爭目標。泛德意志協會主席克拉斯（Heinrich Cla，1868—1953）在其備忘錄中甚至提出驅逐東歐原有居民，建立德國在東歐的霸權的主張。德國的知識界也是戰爭的強有力支持者。有多位教授參加發起的知識界宣言呼籲捍衛德國人的生存、精神和道德生活，並提出了自己的期許：要與法國進行一勞永逸的清算，「在政治和經濟上無情地削弱它」，要奪取法國北部沿海地區，以實現對英國的戰略安全和得到更好的出海口；確保對比利時的政治、經濟和軍事控制；俄國要變成德國的農業殖民地，成為德國增長的人口和移民的去處，要德意志化；英國必須承認德國在對外貿易、海權和世界強權方面的地位，必須打破英國的全球霸主地位，等等。這些主張都建立在對其他國家的領土進行兼併的基礎上，相關主張者也獲得了「兼併主義者」（Annexionisten）的稱號。在德國各政黨中，除了社會民主黨外，其他政黨也都支持兼併要求。

  二、大戰進程

  （一）施利芬計劃的破產

  戰爭爆發後，同盟國在人力資源方面明顯弱於協約國。當時德奧兩國動員的軍隊總數為350萬（德國為214.7萬人） ，而俄法英三國動員的軍隊總數卻達到570萬人。在經濟和戰爭資源方面，擁有龐大經濟總量和廣闊海外殖民地的協約國也明顯超過同盟國。在這種敵眾我寡的形勢下，同盟國方面唯有通過更有效率的軍事組織和更快的進軍速度來加以彌補，只有爭取在短時間內結束戰爭，才有希望取得勝利。因此，戰爭一開始，德軍就依據原先擬定的作戰計劃開始行動。

  根據施利芬計劃，德軍必須在數周時間內集中優勢兵力，繞道比利時，自北而南給法軍以突然而毀滅性的打擊，然後結束西線戰事，揮師東向，打擊動員速度較慢的俄軍。在東線，德軍則先採取防守態勢，奧匈將集中力量對付塞軍和俄軍。因此戰爭一開始，德軍就在西線發動了大規模的閃電攻勢。8月2日，德軍侵入中立國盧森堡，3日夜又在未經宣戰的情況下越過比利時邊界。但是由於比軍頑強抵抗，德軍在遭受重大傷亡的情況下用了18天才通過比利時，從而給法英聯軍以喘息之機。此後，德軍兵分數路，在法比邊境先後擊敗法軍和英軍，直逼巴黎。8月20日起，在南翼處於守勢的德軍向進攻中的法軍發起反攻，經過一系列邊境戰役，法軍損失慘重，被迫縮退到馬斯河（Maas）後面。法軍司令霞飛（Joseph Joffre，1852—1931）承認「邊境交戰以失敗而告終」。9月2日，法國政府匆忙撤出巴黎，遷往波爾多（Bordeaux）。

  法軍在明白了德軍的意圖後，立即加強法比邊境和巴黎的力量。霞飛打算以馬恩河（Marne）為依託，發動一次全面攻勢，以制止德軍的持續推進。此時形勢也出現了不利於德軍的變化，本來應該集中優勢兵力於西線的德軍為了應付俄軍攻入東普魯士的局勢，從西線抽調兩個軍支援東線，從而削弱了西線德軍的力量。9月5—12日，德軍5個集團軍與兵力居於優勢的法英聯軍6個集團軍展開馬恩河會戰（Marneschlacht） ，戰鬥在巴黎到凡爾登一線進行。結果，雖然聯軍損失高於德軍，但受到聯軍威脅側翼以及指揮協調不力等因素影響，德軍被迫撤退回防。德軍原先制定的包抄消滅法軍的計劃化為泡影。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進程中，馬恩河會戰具有標誌性意義，它意味著速戰速決的施利芬計劃破產。此後在西線形成了從阿爾卑斯山（Alpen）到北海的陣地戰，雙方進入了相持局面。這一結果實際上已經在小毛奇的意料之中。早在1905年他就向威廉二世表示：「這將是一場不能以一次決戰決勝負的人民戰爭，是一場與一個國家的曠日持久的、艱苦的戰鬥」，通過一場俘獲數十萬人的戰役而結束戰爭的想法「是根本不符合戰爭的具體情況的。」馬恩河會戰失利後，小毛奇被解除總參謀長之職，陸軍大臣埃里希·馮·法爾肯海因（Erich von Falkenhayn，1861—1922）接替其位。

  東線形勢也出乎施利芬計劃所料。俄軍在未充分準備之下就發起了進攻，以援助陷於困境的法軍。在西南戰線，俄軍在加里西亞擊敗並重創奧軍。在西北戰線，俄軍兩個集團軍相繼攻入東普魯士，力量相對弱小的德國第八集團軍處於守勢。為挽救頹勢，德方任命興登堡（Paulvon Hindenburg，1847—1934）為東線德軍總司令，魯登道夫（Erich Ludendorff，1865—1937）為參謀長，發動對俄軍的反擊，在8月26—30日的坦能貝格戰役（Schlacht bei Tannenberg）中以15.3萬德軍大敗19.1萬俄軍，消滅了俄軍第二集團軍，然後又在9月初重創俄軍第一集團軍，解放了東普魯士。興登堡和魯登道夫因此成為德國家喻戶曉的英雄，其影響在整個大戰期間無人能及。但是，德軍在東線的勝利並不能改變整個戰局。到12月，東線也陷入了膠著狀態的陣地戰。

  （二）1915年—1916年奪取戰爭主動權失敗；和平宣言

  德軍在速決戰破產後，決定改變戰略，把戰爭重心轉向東方，集中力量打敗較弱的俄國，迫使其單獨媾和，然後再轉身對付英法，西線德軍為此大量調往東線。1915年5月，德奧聯合發動攻勢，相繼占領了波蘭、立陶宛（Litauen）、庫爾蘭（Kurland） ，並奪回了加里西亞。儘管如此，迫使俄軍投降的目的並未達到，到9月中旬，雙方再次陷入僵持局面。

  在核心國家陸續進入戰爭的同時，其他戰線也相繼開闢。1914年8月，德國與土耳其簽訂秘密同盟，德國地中海艦隊也加入了土耳其艦隊。10月底，土耳其突然襲擊俄國黑海沿岸，11月初，俄、英、法先後向土耳其宣戰。土耳其參戰後，由於北部波羅的海出口和南方黑海出口分別處於德軍和土軍的封鎖之下，俄國與其他協約國的聯繫被切斷，軍火不濟，戰力大減，成為協約國的薄弱環節。儘管英法1915年2月起發動達達尼爾戰役（Dardanelles Campaign） ，也稱加利波利戰役（Schlacht von Gallipoli） ，試圖奪取海峽和君士坦丁堡，終未成功。同年10月，保加利亞看到俄國在東線的崩潰和英法遠征達達尼爾海峽失敗後，也加入同盟國方面作戰，希圖奪回第二次巴爾幹戰爭中失去的領土。結果，在德、奧、保三國軍隊的夾擊下，塞爾維亞全境被占領，同盟國打通了與土耳其的陸上聯繫。

  義大利本是同盟國集團中搖擺不定的成員。戰爭開始後，它以奧匈對塞爾維亞軍事行動未事先協商為藉口，宣布中立，實際上是要審時度勢，待價而沽。結果，協約國出價更高，誘使義大利在1915年5月向奧匈宣戰，8月向德國宣戰。但是意軍在戰爭中沒有什麼建樹，僅增加了一條意奧戰線而已。1916年8月，協約國又誘使羅馬尼亞參加戰爭，但是等待它的是同盟國軍隊的夾擊，12月同盟國軍隊攻占布加勒斯特，羅馬尼亞大部分國土陷落。

  鑑於1915年東線攻勢中未能迫使俄國屈服，雙方形成了僵持局面，法爾肯海因在1916年決定將戰爭重心重新轉向西線，試圖集中兵力擊敗西線法軍主力，使英國失去陸上立足點，然後用潛艇戰困死英國。屆時失去西方財政和軍事支持的俄國將無力再戰。1916年2月21日，德軍圍攻凡爾登要塞，開始了長達10個月的凡爾登戰役（Schlacht um Verdun）。法爾肯海因的目的是要通過長時間猛烈攻擊法軍戰線上的支撐點凡爾登要塞來大量消耗敵人的人力和物力。因此，凡爾登戰役也成了所謂的「物資戰」（Materialschlachten）的開端。雙方在戰役中消耗了大量炮彈，動用了毒氣彈、燃燒彈、飛機等各種新型武器，凡爾登也成了所謂的「骨粉廠」，數十萬軍人喪命於此。據統計，雙方在該戰役中損失近120個師，其中法軍69個師，德軍50個師。從整個戰役看，7月以前，德軍處於攻勢，8月以後，主動權轉入法軍之手。德軍擊敗法軍的意圖沒有實現。法爾肯海因由於凡爾登戰役的失敗而於8月29日解職，興登堡出任總參謀長，魯登道夫出任總後勤部長，開始了第三任最高統帥部（Oberste Heeresleistung，簡稱OHL）的領導。凡爾登戰役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轉折點，此後戰爭形勢向不利於同盟國的方向發展。

  在凡爾登戰役期間，英法軍隊於7月初至11月中旬發動了索姆河戰役（Schlachtan der Somme） ，以迫使德軍分散在凡爾登的力量。在歷時4個月的戰役中，英法聯軍共出動了104個師，英軍首次投入了坦克。德軍投入了約50個師。聯軍在人數和裝備上都明顯優於德軍。但是在德軍的頑強防禦面前，聯軍進展緩慢，損失巨大。到11月中旬，因天氣惡劣和物資耗盡，戰役停止。在這場戰役中，法軍損失34.1萬人，英軍損失45.3萬人，德軍損失53.8萬人。索姆河戰役表明，協約國在軍事和經濟上都已經居於絕對優勢。德軍在該戰役中損失巨大，士氣大受打擊，英法聯軍已經取得了戰略上的主動權。

  就在西線激戰方酣之際，俄軍為了減輕西方盟國的壓力，於1916年6月在東線發動了新的攻勢，並在布科維納（Bukowina）一舉擊敗奧軍，俘敵20多萬人。此後，儘管德奧軍隊多次反擊，都未能擊退俄軍。

  1916年還發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最大規模的海戰，即斯卡格拉克海戰（Skagerrakschlacht；Seeschlacht vor dem Skagerrak） ，也稱日德蘭海戰（Battle of Jutland）。

  隨著戰爭的長期化，交戰各國的經濟承受能力都面臨著考驗。英國在戰爭開始後就把封鎖北海的海上通道、切斷德國與海外的聯繫作為重要目標。1915年，英德兩國海軍已經在北海發生小規模衝突。由於包括海軍參謀長波爾（Hugo von Pohl，1855—1916）在內的德國海軍指揮部首腦害怕英國艦隊的數量優勢，不接受蒂爾皮茨的進攻想法，主張在陸上整個戰局有利時才出動艦隊主力，因此德國海軍最初的戰略只是防衛海岸，確保波羅的海安全航行。

  1916年初，主張積極採取行動的謝爾（Reinhard Scheer，1863—1928）接任遠洋艦隊司令，開始尋求打擊英國海軍的戰機。5月下旬，德國海軍準備襲擊英國東海岸的海軍基地，英國海軍部獲悉相關消息後，派出主力艦隊截擊。5月31日，英國主力艦隊和德國遠洋艦隊在日德蘭半島附近的斯卡格拉克（Skagerrak）相遇，發生戰鬥。在這場戰役中，英國出動各類戰艦150艘，其中大型戰艦37艘；德國出動各類戰艦99艘，其中大型戰艦21艘。英國艦隊主要艦隻比德國艦隊幾乎多一倍，火炮也具有明顯優勢。但是，從交戰的具體結果看，英國共有包括3艘戰列巡洋艦在內的14艘戰艦沉沒，損失戰鬥噸位11.5萬噸，死亡官兵6000多人；德國共有包括1艘戰列巡洋艦在內的11艘戰艦沉沒，損失戰鬥噸位6.1萬噸，死亡官兵2500多人。儘管德國海軍在這次海戰中取得了較好的戰績，但是整個戰局並沒有因此發生根本性變化，北海依然處於擁有數量優勢的英國海軍的封鎖之下。

  在速決戰破產和奪取戰場主動權失敗的情況下，德國政府利用在東南戰線占領布加勒斯特的有利時機，於1916年12月12日聯合其盟國發表了議和結束戰爭的和平宣言，試探協約國方面的反應。宣言內容歸納為：歷時兩年、覆蓋大半個世界的戰爭是人類的災難，是強加在同盟國頭上的；同盟國拿起武器是為了捍衛民族發展的自由和正義；如果戰爭繼續，同盟國會取得最終勝利；為了對人類和歷史負責，德國及其盟國提出和平結束戰爭的建議。很顯然，如果協約國接受這一建議作為和平談判的基礎，就意味著承擔發動戰爭的責任和承認戰爭的失敗。因此，從12月13日起，法、俄、英、意等國先後表態，拒絕接受德國的和平建議，並於12月30日以協約國的名義聯合作出回應，明確提出德國及其盟國的戰爭責任以及對之進行「懲罰、賠償和保證」的要求。協約國的回答實際上是告知德國及其盟國，戰爭將繼續，直至打敗德國。

  （三）1917年無限制潛艇戰和美國參戰；俄國革命和東方和約

  1.無限制潛艇戰和美國參戰

  由於陸上戰略計劃的破產和海上衝破英國艦隊封鎖的努力受挫，德國決定利用潛艇戰來對付英國，試圖用潛艇封鎖英國航線，切斷英國的物資供應，迫使其屈服。早在1914年9月22日，德國「U9」潛艇在數小時內就擊沉了「阿布甲」號（Abukir）、「霍格」號（Hogue）和「克雷西」號（Cressy）3艘英國巡洋艦，震驚整個世界。

  起初德國顧及美國等中立國的反應以及國際法的限制，在使用潛艇攻擊商船等問題上採取克制態度。此後隨著戰勢的發展，德國政府和軍方逐漸失去了耐心。德國方面的理由是，由於英國對德國採取了違反國際法的貿易禁運和飢餓封鎖（Hungerblockade） ，特別是在1914年11月以後宣布整個北海為戰區，導致德國的所有進口、出口以及中立國特別是美國與德國的貿易完全停止，北海的自由貿易完全成為不可能。如此一來，德國就會被慢慢困死，就像「冬天來臨，樹葉就會飄落一樣」。因此，德國遵守國際法的條件已經不復存在。故而自1915年2月起，德國也宣布英國周圍海域為戰區，加大潛艇戰力度，在英國沿岸布設水雷，同時加大了潛艇編入現役的速度。1916年3月開始，平均每月有10艘潛艇入役，到12月則增加到15艘。1916年7月，謝爾向最高統帥部提出無限制潛艇戰（uneingeschrnkter U-Bootkrieg）問題，認為它將「觸及英國生死攸關的神經中樞」。潛艇戰曾經取得的成績也鼓勵著德國軍方採取進一步的行動。據統計，1916年德國潛艇共擊毀敵方和中立國船隻1148艘，總噸位達282萬噸以上；僅1916年10月至1917年1月間，被德國潛艇所布水雷炸沉的船隻就達80艘，總噸位10萬噸以上。

  德國加大潛艇戰力度的努力引起中立國特別是美國的不滿。1915年5月7日，英國客輪「魯西塔尼亞」號（Lusitania）被德國潛艇擊沉，1200多人遇難，其中有120多名美國公民，形成所謂的「魯西塔尼亞事件」（Lusitania-Affre）。為此美國政府向德國提出了抗議。1916年3月24日，德國潛艇在沒有任何警告的情況下又擊沉了法國客輪「蘇塞克斯」號（Sussex） ，形成所謂的「蘇塞克斯事件」（Sussex-Fall） ，造成包括美國人在內的80餘人死亡。美國政府為此向德國發出了最後通牒。在這種形勢下，德國因擔心與美國決裂，不得不在潛艇戰方面有所收斂。

  但是1916年下半年之後，鑑於形勢惡化以及認為美國不會參戰的錯誤估計，包括海軍參謀部和最高統帥部在內的德國軍方日益傾向於擴大潛艇戰，認為此舉可以迫使英國在數月內就範。帝國議會中的保守黨和民族自由黨等也支持潛艇戰。加之美國在促使英國停止封鎖方面無所作為，德國政府終於在1917年1月9日作出了無限制潛艇戰的決定。無限制潛艇戰開始後的最初幾個月，協約國和中立國船隻損失慘重，到1917年4月，被德國潛艇擊沉的商船達1100多艘，噸位達200多萬噸。但是，由於英國積極研製反潛武器和戰艦，加強了對商船的護航，德國無限制潛艇戰的目標破產。

  無限制潛艇戰的一個極其重要的後果是美國的參戰。戰爭爆發後，美國起初一直保持著中立。1916年伍德羅·威爾遜（Thomas Woodrow Wilson，1856—1924）競選美國總統的口號就是「威爾遜使我們免於戰爭」。同年4、5月間，威爾遜曾向英、法提出贊同和平調停的呼籲，但遭到拒絕。12月18日，威爾遜再次提出和平倡議，要求各交戰國就結束戰爭提出條件。1917年1月22日，威爾遜在參議院發表的演說中再次呼籲交戰國實現不分勝負的和平，同時重申了包括「海上自由」在內的美國政府的政策。然而，交戰雙方的回答都是要求在對自己有利的情況下實現和平。1917年1月31日，德國通知美國政府即將開始無限制潛艇戰。美國立即以斷絕外交關係作為回答。2月3日威爾遜通知美國國會，稱德國的無限制潛艇戰與他先前提出的和平建議相牴觸，美國必須加強力量以保護其公民的海上安全。2月26日他又提出實行武裝中立以保護美國商船。4月4日和5日美國參眾兩院分別以82票對6票和374票對80票通過對德宣戰，6日威爾遜簽署正式宣戰聲明。此後，美國政府通過引入普遍義務兵役制和增撥軍費，準備介入歐洲大戰。

  其實，德國無限制潛艇戰只是美國對德宣戰的一個有力的口實。戰爭開始以後，美國雖名義上保持中立，卻一直袒護和支持協約國。例如，美國對英國違反海洋航行自由等國際法進行海上封鎖只是抗議了事，聽之任之，而對德國的潛艇戰則採取嚴正的國際法立場。其理由是，英國違反國際法影響的只是航海自由和美國貿易自由，而德國潛艇戰危及美國公民的生命。美國不僅允許協約國的武裝商船停泊美國港口，而且美國國務卿蘭辛（Robert Lansing，1864—1928）早就確信「終有一天，美國必將積極投入抗德戰爭中去」。也就是說，美國參加協約國方面作戰是遲早的事。

  美國採取貌似中立實為偏袒協約國的態度，緣於多重因素。首先，與英、德兩國關係的疏密不同影響到美國的政策。美國與英國在戰爭爆發前就已經形成了一種十分友好的關係。英國自19世紀90年代以後對後來居上的美國在中南美洲、加勒比海和太平洋地區的擴張一直比較遷就，這也是美國在世紀之交對外擴張比較順利的重要原因。而德美之間雖然不存在直接的利害衝突，但德國政府鋒芒畢露的世界政策卻使美國感到了一種威脅。尤其是德國在拉美地區勢力的迅速擴張深深觸動了美國的敏感神經。德國外交部曾在拉丁美洲特別是南美地區設立了眾多的領事館，搜集各類情報。到1904年為止，德國在南美各國設立領事館的數目為：巴西24個，智利19個，秘魯、阿根廷和哥倫比亞分別為11個，委內瑞拉8個。1902—1903年委內瑞拉發生財政危機不能償還外債時，德國政府甚至計劃進行軍事干預，以便趁機將其置於德國的影響之下。拉美地區還是德國對外投資最多的地區。視美洲為自己禁臠的美國自然不願看到德國在拉美地區影響力的迅速擴大。

  美國站到協約國一邊也有其重要的經濟原因。戰爭爆發後，美國在中立的幌子下與各交戰國進行戰爭物資貿易。但是，由於英國海軍封鎖的緣故，其貿易在事實上集中於協約國一邊。開戰以來美國的全部工業和農業都在全力供應協約國的軍事和糧食需要，美國銀行則從放貸給協約國的借款中獲取厚利。因此美國金融資本也希望協約國獲得勝利。

  文化因素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到美國的態度。在美國人看來，英國人所擁有的憲制政體、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自由正義、人道主義等文化傳統更符合他們的價值觀，而德國的君主專制主義、軍國主義傳統則與之相去甚遠。這種文化因素使美國人更同情英國人並站到英國一邊。

  1917年國際形勢的變化是美國去掉中立偽裝加入協約國作戰的重要原因。一方面，交戰雙方已經筋疲力盡，美國此時參戰可輕易取得勝利，提高自己在戰後重建國際新秩序時的話語權；另一方面，俄國爆發二月革命（Februarrevolution，1917）後，美國擔心俄國與德國單獨媾和，使德國有可能集中力量打敗英法，因而迫不及待地站到協約國方面正式對同盟國作戰。

  美國的參戰對戰爭走向產生了根本性的影響。關於這一點，時任德國內政部國務秘書的黑爾費里希（Karl Helfferich，1872—1924）看得很清楚。他指出，美國的參戰給協約國帶來了強大的財力、軍火和人力支持；與此同時，威爾遜還動員所有的中立國加入到反對中歐列強（Mittelmchte）的行列中。在美國向同盟國宣戰後，中國和美洲許多國家都追隨美國，加入到協約國方面作戰。戰爭形勢向有利於協約國的方面轉變。

  2.俄國革命和東方和約

  1917年對戰爭形勢產生巨大影響的另一事件是俄國革命。俄國是協約國陣營中力量相對弱小的國家。長期的戰爭使其國內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工農運動高漲，士兵反戰運動不斷。德國則積極與俄國革命者接觸，通過資助和宣傳的方式推動俄國革命形勢的發展，以造成俄國的內亂，削弱其戰爭能力。由於這種內因和外力的作用，1917年3月12日（俄歷2月27日） ，彼得堡的工人和士兵發動起義，推翻了沙皇專制統治。但是在革命中取得政權的資產階級臨時政府繼續堅持承擔協約國關於將戰爭進行到底的諾言。在這種形勢下，以列寧（Wladimir Iljitsch Uljanow Lenin，1870—1924）為代表的布爾什維克黨（Bolschewiki）提出了將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的任務，要求停止戰爭，「放棄一切兼併」。德國政府自然期望新的革命能使俄國迅速退出戰爭，減輕自己的壓力，因此安排專列，積極協助流亡瑞士的列寧於4月初乘車橫穿德國，返回俄國，並幫助其他俄國革命者回到俄國，準備革命。以列寧為首的布爾什維克則充分利用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這種矛盾，積極準備俄國社會主義革命。

  1917年11月7日（俄歷10月25日） ，列寧和布爾什維克領導的十月革命（Oktoberrevolution）取得勝利，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第二天，蘇維埃政府（Sowjetregierung）宣布退出戰爭，提出了進行公正和民主的談判，實現不割地不賠款的和平的建議。12月15日東方戰線實現停火，20日開始和平談判。但是，以馬克斯·霍夫曼將軍（Max Hoffmann，1869—1927）為代表的德國軍方以「安全和平」為由，不想退出已經占領的俄國領土，以防止布爾什維克的革命影響向西擴散；與此同時，同盟國把已占領的東歐農業區當作自己的重要糧食供給地區，不願拱手相讓；而原先處於沙皇統治下的波蘭人、波羅的海沿岸地區人民、芬蘭人（Finnen）等也都希望能從俄國的統治下擺脫出來，實現民族自決。因此雙方談判久拖不決。

  對於希望迅速在東方締結和約，以便集中力量在西線發動進攻的德軍最高統帥部而言，蘇俄在談判問題上的拖延是不可接受的。因此，1918年2月18日，德奧軍隊再次發動從黑海到波羅的海的全線攻勢。3月3日，蘇維埃俄國（Sowjetruland）在強大的軍事壓力下被迫簽訂《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約》（Frieden von Brest-Litowsk）。蘇維埃俄國失去了波蘭、立陶宛、庫爾蘭、利夫蘭（Livland）、愛沙尼亞（Estland） ；烏克蘭（Ukraine）和芬蘭將通過民族自決進行確認；卡爾斯（Kars）、阿爾達漢（Ardahan）、巴統（Batum）等地劃給土耳其。《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約》的一個重要後果是，新生的蘇維埃政權雖然失去了部分土地，但通過以空間換時間，獲得了寶貴的喘息之機，並因此而能夠集中力量鞏固政權。該和約的另一後果是，德奧在和約中表現出的極度貪婪使英法等國完全放棄了和談的打算，堅定了將戰爭繼續下去的決心。

  同盟國與羅馬尼亞也在1917年12月9日實現停火。1918年5月7日，雙方簽訂了《布加勒斯特和約》（Frieden von Bukarest1918）。據此，羅馬尼亞退出戰爭，德國結束對其占領；羅馬尼亞割讓南多布羅加（Süddobrudscha）和北多布羅加（Norddobrudscha）部分地區給保加利亞；羅馬尼亞向中歐列強提供貿易優惠。

  表面上看，德國在1917年面臨的戰爭形勢似乎不壞。在東線，俄國已經崩潰。它提升了同盟國將戰爭進行下去的勇氣；在西線，德軍撤退到堅固的齊格菲防線（Siegfried Linie）後面，頂住了英法軍隊的猛烈攻勢。甚至英國已經開始出現厭戰的聲音，認為繼續戰爭付出的代價太大，而且長期下去會使世界經濟重心從英國轉移到美國。法軍在4、5月份發動的攻勢也以失敗告終。在義大利戰線，德奧軍隊於10月份發動攻勢，一舉消滅意軍30萬人。意軍戰鬥意志消退，軍心動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