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帝國的崩潰 一、帝國的全方位危機；軍事失敗

  （一）經濟和社會危機

  儘管1917年戰爭形勢對德國而言尚算樂觀，但德國及其盟國內部的危機已經日益凸顯。作為德國的主要盟國，奧匈帝國在戰爭爆發後就停止了議會活動，整個國家政治生活進入了官僚專制狀態。隨著戰爭的持續，這一多民族國家的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日趨激烈。1916年10月，首相施蒂爾格（Karl Grafvon Stürgkh，1859—1916）被暗殺，11月，統治奧地利達68年之久的弗蘭茨·約瑟夫一世去世。新繼位的卡爾一世（Karl I.，1887—1922，1916年—1918年在位）面對嚴重的危機，在1917年初曾試圖與法國進行和平談判。帝國境內的斯拉夫人也提出了建立獨立的民族國家的要求。國家已經處於崩潰的邊緣。

  德國的國內形勢更是不容樂觀。戰爭爆發後，德國經濟和社會都加速向戰時狀態轉變。由於經濟領域沒有做好服務於長期戰爭的準備，戰爭開始不久就逐漸出現了食品和原料短缺、勞動力缺乏和戰爭經費不足等狀況。

  在工業原料的生產和供應方面，1914年8月，通用電氣公司總裁瓦爾特·拉特瑙專門在國防部下面設立了戰爭原料處（Kriegsrohst of fabteilung） ，以保障戰爭所需的工業生產原料。儘管如此，除了極少數產品外，工業生產還是出現了普遍下降。1918年，生鐵產量下降到了1913年的61.4%，鋼產量減少到了戰前的68.6%，石油下降到了戰前的31.5%，石煤減少到戰前的83.2%，鐵礦石產量下降到戰前27.7%。整個工業生產下降到戰前的77.1%。所幸的是，一些新的發明和創造為德國持續戰爭提供了可能性。從空氣中提取氮的工藝使德國在生產彈藥方面沒有了後顧之憂；人造橡膠和紡織纖維的出現也緩解了戰爭原料的短缺。

  在農業經濟領域，德國戰前只能實現部分的糧食自給，約1/3需要進口。具體說來，約10%的麵包原料、50%的奶製品、35%的蛋類和幾乎所有的植物油來自國外。戰爭時期，由於肥料缺乏和勞動力不足，穀物產量不斷下降。1917年糧食收穫量已經只有1913年的一半。為此，德國政府專門設立了戰時糧食公司（Kriegsgetreidegesellschaft）、戰時糧食局（Kriegsernhrungsamt）等機構，試圖解決糧食供給不足的問題。然而在協約國的封鎖下，糧食短缺問題始終無法得到根本性解決，以至於出現了1916年—1917年的「蘿蔔冬天」（Rübenwinter）。據統計，整個戰爭期間，因飢餓至死的德國人在75萬人左右，兒童死亡率上升了30%。食品短缺還造成黑市交易蔓延，戰爭爆發初期那種團結對外的狀況逐漸被普遍的不滿和抱怨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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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農業生產遇到的最大困難是勞動力不足。在戰爭開始後的最初幾個月中，德國各企業的技術工人就減少了30%—40%。起初，人們對於戰爭爆發後如何分配民用生產、軍工生產領域的勞動力以及招募新兵對於勞動力供給的影響等，並沒有明確的考慮，對後果的嚴重性估計不足。最後，為彌補勞動力不足，不得不吸收婦女、殘疾人、外籍工人和戰俘加入生產行列。1914年7月到1917年2月，婦女從業人數增加了86%；1916年10月到1917年2月，僅從比利時送來的外籍工人就達6.1萬人。此後到1918年夏天，又有超過10萬名比利時勞工來到德國；1916年8月，16.25萬名戰俘中有45%被送到了農業領域勞動，20%進入工業生產領域。針對技術工人不足的情況，則在1915年1月設立了「返還原崗處」（Abteilung für Zurückstellungswesen） ，根據工業生產需要，將一些技術熟練工人從前線調回原生產崗位，從事相關生產。

  戰爭支出也大大超出了人們的預期。從總的戰爭支出看，1914年為72億馬克，1915年為241億馬克，1916年為293億馬克，1917年為442億馬克，1918年為592億馬克，總計達1640億馬克。這意味著直接的戰爭耗費平均每天達1億馬克左右。雖然德國政府的如意算盤是，在戰爭結束時由戰敗者為此買單，但戰時的大規模支出只能靠國家借貸來籌集和維持。

  針對以上經濟問題，德國政府的戰時經濟政策主要針對以下幾個方面：一是製造充足的彈藥、武器和裝備；二是處理好對有限的勞動力的分配，以滿足發展經濟和擴大軍隊所需；三是在遭受協約國封鎖之下保障食品供給；四是要協調好企業主、工人和戰時國家之間的平衡，維護社會穩定；五是加大戰爭經費籌集力度，保障戰爭持續進行。為此，德國政府採取了一系列舉措。

  在各項保障戰爭的措施中，《興登堡綱領》（Hindenburg-Programm）具有特殊意義。1916年上半年，物資戰造成的巨大戰爭消耗引發了德國的軍事、政治和經濟危機。當時一個月的消耗達到1913年德國全年國民收入的1/10，戰爭借貸已經無法滿足開支的需要。在此情形下，興登堡和魯登道夫主持下的第三任最高統帥部於1916年8月提出了著名的《興登堡綱領》，要把本國的全部人力物力集中用於戰爭，這實際上是日後魯登道夫所描繪的總體戰（Totaler Krieg）的預演。《興登堡綱領》有兩大目標：一是不惜一切代價把武器彈藥等各類軍需品產量提高2到3倍；研製和生產新式武器，以彌補兵力的不足；二是實行《祖國輔助服務組織法》（Gesetzüber den vaterlndischen Hilfsdienst） ，簡稱《輔助服務組織法》（Hilfsdienstgesetz） ，將所有成年公民都列入為戰爭目標服務的行列中。為此，實行普遍的勞動強制，兵役義務擴大到50歲男子，關閉對戰爭無關緊要的企業等。1916年12月，該法案在經過修改後獲得通過。

  為了貫徹《興登堡綱領》，強化最高統帥部對戰時經濟的領導，國防部之下還新設立了由威廉·格勒納（Wilhelm Groener，1867—1939）領導的戰爭局（Kriegsamt）。從單個方面看，《興登堡綱領》的實施確實大大提升了德國的軍事生產能力。到1918年，每月機槍生產已經達到一萬多挺，野戰炮2000多門，遠遠超過戰前的產量。但是，從總體上看，由於高度集中於武器生產而忽略其他生產領域，時間一長，將不可避免地造成危機的進一步惡化。

  戰爭也加速了德國社會的轉變。戰爭初期呈現的「城堡和平」漸趨不穩定，社會關係日益緊張。由於數以百萬計的士兵開赴前線，大量婦女、老年和少年男性不得不走上工作崗位，以彌補勞動力的不足，從而改變了原先平靜的社會生活；戰爭造成的大量傷亡則使社會關係陷入了脆弱和破裂的狀態；自1915—1916年冬天開始，飢餓成了德國人日常生活的常態，官方食品配給不斷減少。1916/17年德國人的肉、蛋、豬油等消費量與和平時期相比分別減少到戰前的31.2%、18.3%和13.9%，1918年時則進一步下降到戰前的11.8%、13.3%和6.7%。飢餓及其帶來的死亡已經成為社會不安的根源。

  社會不公則進一步加深了民眾的不滿。由於各種食品皆可從黑市中高價買到，下層貧困民眾受到的苦難就更大；戰爭帶來的通貨膨脹造成了實際工資的下降，但生產結構不合理又使各部門的收入差距呈現擴大的趨勢。也就是說，一些服務於日常所需的和平工業領域中的工資下降，而服務於戰爭經濟的工業領域的工資則有明顯上漲。更重要的是，一些與戰爭需求有關的企業的贏利出現了引人注目的增長。4年戰爭期間，軍火工業領域的工資上漲了150%，但是與工廠主的利潤相比竟然微不足道。

  戰爭災難和社會不公的結果是引發社會衝突。以罷工為例，1916年德國各類罷工240次，1917年猛增到562次，參加罷工人數達150萬，1918年初發生於柏林的大規模罷工參加人數達50萬，全國更是達到100萬之眾。所有這些都預示著一場大的社會風暴即將來臨。

  （二）政治危機的加劇

  長期戰爭使帝國陷入了政治危機之中。1914年8月社會民主黨投票贊成軍事撥款一度成為德意志民族緊密團結一致對外的重要象徵，但是這種政治上的團結由於戰爭帶來的經濟和社會危機而很快變成了矛盾鬥爭。這種矛盾首先表現為在戰爭問題上各政黨態度的變化以及作為帝國議會最大政黨的社會民主黨的分裂。

  實際上，社會民主黨從一開始在對待戰爭問題上就有分歧。以伯恩施坦為代表的右派認為，保衛祖國是「基本倫理要求」，社會民主黨應該「參加保衛自己的國家」；以考茨基為代表的中間派則在民族義務與無產階級國際義務發生衝突面前表現出不知所措，呈現搖擺不定的立場，一方面認為資本主義和軍國主義是戰爭的根源，反對把戰爭區分為防禦性的和進攻性的戰爭，另一方面又認為，參加民族防禦戰爭與社會主義原則並不矛盾；以羅莎·盧森堡（Rosa Luxemburg，1870—1919）為代表的少數左派則認為，戰爭是帝國主義的必然結果，因此區別戰爭的進攻性和防禦性沒有意義。戰爭爆發後，大多數社會民主黨議員站到了捍衛祖國的旗幟下。在8月3日議會黨團討論軍事撥款時，支持與反對者分別為78人和14人。會議決定在次日的議會投票中一致投贊成票，以顯示團結。

  此後，隨著德國戰爭目標中帝國主義傾向的呈現，社會民主黨出現了分裂跡象，左派開始明確表達自己的反對態度。1914年12月，卡爾·李卜克內西（Karl Liebknecht，1871—1919）投票反對軍事撥款。後來反對軍事撥款的社會民主黨議員越來越多。卡爾·李卡克內西等人甚至提出用革命結束戰爭。1916年1月，社會民主黨把李卜克內西開除出議會黨團。3月，社會民主黨左派的18位議員成立了自己的議會黨團。1917年4月，他們組成了德國獨立社會民主黨（Unabhngige Sozialdemokra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簡稱USPD）。獨立社會民主黨在反對戰爭的旗幟下統一起來，到戰爭結束時，該黨黨員已發展到10萬人。以弗里德里希·艾伯特（Friedrich Ebert，1871—1925）和議會黨團主席菲利普·沙伊德曼（Philipp Scheidemann，1865—1939，舊譯謝德曼）為首的多數派德國社會民主黨（Mehrheitssozialdemokra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簡稱MSPD）則溫和地提出，要將改革國家的政治體製作為社會轉變的前提，並且尋求在帝國政治生活中的領導地位。但是，處於軍方壓力之下的政府一直拖延作出相關承諾。

  進行現代化政治改革的要求也開始成為中間各黨派、進步黨和中央黨的共識。包括古斯塔夫·施特雷澤曼（Gustav Stresemann，1878—1929）在內的民族自由黨人也要求進行國內政治變革，加強帝國議會的地位並修改憲法。由此開始出現一個包括多數派社會民主黨、進步黨、民族自由黨和中央黨在內的改革聯盟，他們在1917年夏天組成了議會黨團間委員會（Interfraktioneller Ausschu） ，作為共同的磋商機構，試圖以此加強議會的影響力。

  在統治集團內部，最高統帥部與政府之間也出現了矛盾。在小毛奇和法爾肯海因擔任總參謀長的第一和第二任最高統帥部時期，並未出現試圖以軍事權力控制政治權力的狀況。但是在第三任最高統帥部期間，握有實權的魯登道夫從總體戰的理念出發，強調決策方面的軍事至上，要求政治服從軍事，「為軍事服務」。於是，在國家政權層面又出現了一個試圖對政府決策施加影響的力量。

  政治危機導致政府的頻繁更迭。由於議會多數派認為宰相貝特曼霍爾維格不是艱難時期領導德國的合適人選，而魯登道夫需要的又是一位服從最高統帥部領導的宰相，失去信任的貝特曼霍爾維格於1917年7月13日辭職，行政官僚格奧爾格·米夏埃利斯（Georg Michaelis，1857—1936）接替其宰相職務。但是米夏埃利斯同樣無法面對困難局勢，在強勢的軍方和議會多數派之間疲於應付，在位僅3個半月，於11月1日辭職，然後由曾任巴伐利亞首相的格奧爾格·馮·赫特林（Georgvon Hertling，1843—1919）接替。

  帝國政治危機的一個重要特徵是最高統帥部在戰爭最後階段的獨裁統治。根據魯登道夫的助手鮑爾中校（Max Bauer，1869—1929）的說法，由於戰時的特殊形勢，從第三任最高統帥部上任開始，作為核心人物的魯登道夫就致力於該權力機構的「獨裁」統治，認為只有「絕對的軍事獨裁」，也就是所謂的總體戰，才能有助於凝聚全國之力打贏戰爭。為了落實掠奪性的戰爭政策，它甚至不惜阻止各種改革和和談。《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約》就是貫徹最高統帥部意志的結果。軍方的獨裁統治進一步激化了統治集團與進步力量之間的矛盾，社會和政治危機進一步加深。

  （三）繼續戰爭政策和徹底的軍事失敗

  貝特曼霍爾維格下台後，1917年7月19日，為了表達議會對於政治的影響力，議會多數派主導下的帝國議會曾以216票對126票通過了一項「和平決議」（Friedensresolution） ，意在為德國政府的對外和平努力確定民意和政策基礎。這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以來帝國議會第一次試圖介入戰爭事務。但是，「和平決議」一方面要求各交戰國達成一項「諒解性和平和各民族的持久和解」，另一方面又強調要「保證自己及盟國的生存和發展權利」。這種含糊不清的、沒有提出具體條件的表達，在國際上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也使新上任的米夏埃利斯政府和軍方集團能夠繼續推行戰爭政策。

  實際上在貝特曼霍爾維格下台前夕，教皇本尼迪克特十五世（Benedikt XV.，1854—1922）就曾向德國政府表示願意進行和平調停。在大戰爆發三周年的1917年8月1日，教皇又發出了普遍的和平呼籲（Friedensappell Papst Benedikts XV.） ，提出各交戰國在恢復原狀的基礎上停止戰爭，實現和平。但是德國政府沒有抓住這一實現「諒解性和平」的最好機會。它在教皇提出的完全恢復比利時的完整和主權問題上態度曖昧，以魯登道夫為代表的軍方從經濟和軍事角度考慮，不願意完全放棄比利時，從而導致調停失敗。同時，協約國方面也缺乏實現「諒解性和平」的誠意。英法兩國都力圖徹底打敗德國，實現有利於自己的戰爭結局。協約國的這種態度也成了魯登道夫等人堅持其戰爭政策的重要理由：「這場戰爭只能通過勝負來決定。」

  不僅最高統帥部為首的軍方繼續推行戰爭政策，以沃爾夫岡·卡普（Wolfgang Kapp，1858—1922）、蒂爾皮茨等為首的泛德意志和民族主義勢力也於1917年9月2日成立了「德意志祖國黨」（Deutsche Vaterl and spartei，簡稱DVP） ，支持軍方的戰爭政策，反對帝國議會多數派的和平決議，拒絕通過和談結束戰爭。在祖國黨成立初期，其成員有80萬之眾，1918年夏天更是達到125萬人，因此成為具有巨大影響力的議會外群眾運動，也是激發德國民族擴張主義的集結平台。它不僅要求控制荷蘭和比利時沿海地區，吞併與德國東西部相鄰的地區，建立中部非洲殖民帝國，而且要求通過向俄國和土耳其擴張，打通直達印度甚至太平洋的門戶。為了與祖國黨相抗衡，包括中央黨、進步黨、社會民主黨右翼和一些大的工會組織在內的左翼力量則在1917年底成立了「自由和祖國人民聯盟」（Volksbund für Freiheit und Vaterland） ，要求對外實現諒解性和平，對內進行改革。

  鑑於德國國內不穩定的政治結構，加上東線對俄和約提振的信心以及美國參戰後對歐輸出力量不斷增強的擔憂，以魯登道夫為代表的最高統帥部決定，在西線發動一次具有決定意義的攻勢，爭取勝利。

  1918年3月21日開始，德軍集中192個師350萬人的兵力在西線發動了代號為「米夏埃爾行動」（Operation Michael）、「格奧蓋特行動」（Operation Georgette）、「布呂歇爾約克行動」（Operation Blücher-York）、「格奈澤瑙行動」（Operation Gneisenau）等多次大規模的進攻。起初德軍取得了重大進展，在一周內推進60公里，一度抵達馬恩河。但是，由於消耗的力量得不到有效和及時補充，進攻很快停頓下來。此後，雙方兵力出現了此消彼長的局面，美軍源源不斷地開往歐洲大陸，由3月的30萬增加到7月的60萬人，到10月已經達180萬人。同期德軍西線兵力卻減少了100萬。形勢對德軍日益不利。

  7月中旬聯軍開始反攻。8月8日，聯軍在亞眠（A miens）發動猛攻，一舉消滅16個德軍步兵師。這一天被魯登道夫稱為第一次世界大戰史上「德國軍隊的黑暗之日」（Der schwarze Tag des deutschen Heeres）。在認識到敗局已定的情況下，魯登道夫開始要求結束戰爭。這位德軍驍將後來在回憶錄中寫道：「正如我曾說過的，戰爭具有一種沒有責任心的賭博特徵。這一點我始終認為是有害無益的。就我而言，拿德國人民的命運去賭博，代價太高。戰爭必須結束。」9月下旬，協約國軍隊發起總攻，迫使德軍從法國領土上撤退。德國在軍事上已經喪失了取勝的可能性。

  在軍事形勢惡化，敗局已定的情況下，包括保加利亞、奧匈和土耳其在內的德國盟國開始向協約國提出停戰談判。但是協約國的答覆是，只有投降可供選擇。結果，9月19日，保加利亞接受了協約國的停戰條件，10月31日，土耳其放下了武器。11月3日，奧軍無法抵抗協約國的進攻，也簽訂了停戰協定。成為孤家寡人的德國除了立即停戰已經沒有其他選擇。

  二、停戰談判；帝國的傾覆

  在戰爭勝利已經無望的形勢下，軍方急切要求立即進行和談。1918年6月，外交國務秘書屈爾曼（Richard von Kühlmann，1873—1948）向帝國議會聲明，純粹的軍事行動無法結束戰爭。8月中旬，軍方也如實坦露了軍事形勢的嚴重性，強調已經無法通過戰爭手段結束戰爭。和平談判成了唯一的選擇。

  早在1918年1月8日，為了回應德國議會的和平決議和教皇本尼迪克特十五世的和平調停努力，美國總統威爾遜在國會演說中提出了所謂的「十四點綱領」（Vierzehn-Punkte-Programm；The Fourteen Points） ，作為結束戰爭、實現和平的基礎。「十四點綱領」的內容是： （1）締結公開的和平條約； （2）絕對的海上航行自由； （3）取消貿易限制，建立平等貿易關係； （4）削減軍備至最低程度； （5）公平處置殖民地問題； （6）撤出俄國領土，使其獲得獨立決定其政治發展的機會； （7）撤出並恢復比利時；（8）撤出法國，歸還被占地區； （9）按照明確可認的民族界線調整義大利邊界； （10）奧匈帝國各民族自治； （11）撤出羅馬尼亞、塞爾維亞和門的內哥羅，塞爾維亞獲得自由和安全的出海口； （12）保證奧斯曼帝國的土耳其部分的主權，其治下其他民族自治； （13）建立獨立的波蘭，使之擁有自由、安全的出海口； （14）在特別條約基礎上建立普遍的國際組織，以保障各國的政治獨立和領土完整。由於英法兩國堅持徹底打敗德的政策，威爾遜提出的「十四點」成了德國唯一可選擇的和談基礎，但是威爾遜在其聲明中明確表示，不願與德國軍方主導的少數派接觸，宣布「我們不能接受德國現任統治者的任何言之鑿鑿的保證的持久性」，必須有一個代表「德國人民的意願和目的」的「對人民負責的政府」來進行和談。這意味著，德國必須組成議會多數派的政府，作為和談的先決條件。換言之，德國必須進行政治體制改革。9月28日，魯登道夫進一步向興登堡說明，必須敦促政府立即進行和談並向協約國提出停戰建議。

  10月3日，主張諒解性和平的馬克斯·馮·巴登親王（Prinz Maxvon Baden，1867—1929）接替赫特林出任帝國宰相，組成了由帝國議會多數派參加的政府。在最高統帥部的壓力下，新上任的馬克斯政府提出了第一份停戰照會，表示願意在威爾遜「十四點」的基礎上締結和平，請求立即實現陸、海、空的停火。10月8日，美國國務卿蘭辛代表威爾遜回復德國，要求德國接受威爾遜「十四點」，從其所占領土上撤出所有軍隊，同時質疑德國新宰相是否只是代表對戰爭負有責任的德國統治者說話。10月12日，德國回復美國，願意接受美國提出的條件，表示德國宰相「得到帝國議會多數的支持並以德國政府和德國人民的名義說話」。此後一段時間內，由於協約國在前線的進展以及內部意見分歧，威爾遜遲遲不加表態。直到10月23日，美國在與德國多次交換照會後才通知德國，只有德國政府不拒絕任何條件時，協約國方面才能接受停戰。這對德國意味著無條件投降。作為答覆，興登堡和魯登道夫建議德國方面中斷談判，因為德國軍隊還占領著敵國領土，決不能投降。而德國政府在10月27日的回覆照會中則表示要實現「公正的和平」。11月5日，美國方面通知德國，協約國願意在「十四點」基礎上與德國進行和談。

  11月6日，德國政府派出了以中央黨主席埃茨貝格爾為首的代表團前往法國進行停戰談判。8日，德國代表團到達協約國聯軍總司令部所在地貢比涅森林（Wald von Compiègne）。聯軍總司令福煦元帥（Ferdinand Foch，1851—1929）以勝利者姿態向德國方面提出了苛刻的停戰條件。當德國代表團徵詢軍方意見時，興登堡給予的答覆是，儘量減輕相關條件，如果不成功，只能簽字。

  11月11日凌晨5點，雙方代表簽訂了《貢比涅停戰協定》（Waffenstillstand von Compiègne） ：協定簽署6小時內停止敵對狀態；德軍應在15天內撤出法國、比利時、盧森堡、阿爾薩斯洛林及萊茵河左岸；德軍從其盟國和殖民地撤出；德國向協約國交出各類重武器、車輛、飛機和艦艇等；英國繼續海上封鎖；廢除《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約》。同一天，停戰協定正式生效。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

  歷時4年3個月的第一次世界大戰給包括德國在內的人類社會造成了巨大的災難。各參戰國死於戰場、饑饉和瘟疫等戰爭災禍者難以計數，其中直接死於戰場者近千萬，尤以歐洲為甚。

  整個戰爭期間，德國有180.8萬人陣亡，424.7萬人受傷，另有75萬人左右死於飢餓。此外，戰爭也造成德國人口出生率銳減，死亡率上升，總人口下降。德國年出生人口從1914年的181.8萬人減少到1918年的94.5萬人，下降48%；死亡率則從1913年的100.5萬人上升到1918年的163萬人，增長67%。工農業生產和國家財政皆處於崩潰邊緣。

  其他主要參戰國的傷亡情況為：法國138.5萬人陣亡，304.4萬人受傷；英國相應的數目為94.7萬人和212.2萬人；奧匈陣亡120萬人，受傷362人；義大利陣亡46萬人，受傷94.7萬人；俄國陣亡170萬人，受傷495萬人；美國陣亡11.5萬人，受傷20.6萬人。

  德國政府請求停戰成了德意志帝國對內對外走向崩潰的標誌。就在德國軍方和政府因軍事上的徹底失敗而在國際上尋求停戰之時，國內形勢也出現了急劇變化，革命運動呈現洶湧澎湃之勢。

  首先，馬克斯政府進行了所謂的「十月改革」（Oktoberreform）。當時，為了給停戰創造條件，同時也是為了能夠讓議會政黨和政治家們接掌權力，承擔戰爭失敗的責任，魯登道夫為代表的軍方提出了政治改革的要求。於是帝國政府進行了新的改組，試圖再次通過「上層革命」方式實現德國的民主改革，防止在危機的形勢下出現「下層革命」（Revolution von unten）。10月28日，帝國議會通過了修改憲法的法令，形成了所謂的「十月憲法」（Oktoberverfassung）。帝國政治體制開始由立憲君主制向議會君主制（Parlamentarische Monarchie）轉變。在新的政治體制下，實行宰相對議會的負責制，宰相必須獲得帝國議會的信任。德國的議會化由此取得了新的進步。然而這是一場遲到的改革，而且形勢很不明朗。雖然魯登道夫因軍事上搖擺不定的態度而於10月26日辭職，格勒納接任總後勤部長，但德國仍然處於帝國政府和最高統帥部的雙重領導之下。更重要的是，威廉二世聽從興登堡的建議，在10月29日躲進了位於斯帕（Spa）的軍隊大本營，以便遠離民主政府，堅持君主制。結果，皇帝從柏林「出逃」引起人們的不滿，要求廢除君主制的呼聲迅速高漲。在人們看來，舊的威權政體已經不合時宜，應該退出歷史舞台，同時人們也希望威廉二世的退位可以改善德國與協約國談判的空間。

  在社會下層，由於戰爭造成的巨大傷亡以及飢餓、物質匱乏等帶來的痛苦折磨，人們的怨憤也在增長。實際上，1917年秋天就已經出現了革命的形勢。當時獨立社會民主黨的反戰宣傳開始滲入軍隊內部。由於食品配給不足，裝備惡劣等原因，士兵的厭戰情緒在蔓延。到1918年初，軍火工廠已經開始出現罷工。包括獨立社會民主黨及其左翼斯巴達克同盟（Spartakusbund）等成員在內的一些激進力量成為革命的有力推動者。

  就在這時，軍方孤注一擲的舉動成為革命總爆發的誘因。1918年10月24日，軍方作出決定，命令遠洋艦隊出海襲擊英國皇家海軍，寧願光榮毀滅也不投降。但是，水兵們不願做無謂的犧牲，他們熄滅鍋爐，拒絕駛離港口。10月29日夜，威廉港（Wilhelmshaven）的一些衛戍部隊開始拒絕執行命令，出現譁變。幾天之後，譁變迅速蔓延到北德各港口。11月4日，爆發基爾水兵起義（Kieler Matrosenaufstand） ，並成立了第一個士兵委員會（Soldatenrat） ，開始了「十一月革命」（Novemberrevolution）。當日傍晚，整個城市落入4萬名起義者手中。此後，起義迅速向各大城市擴散。11月7日，慕尼黑爆發革命，獨立社會民主黨的庫爾特·艾斯納（Kurt Eisner，1867—1919）宣布成立共和國，巴伐利亞國王路德維希三世下台。11月8日，大部分城市的政權已經掌握在起義者手中。

  11月9日，在獨立社會民主黨的號召和組織下，柏林出現大規模罷工和群眾遊行。迫於壓力，中午12點，馬克斯·馮·巴登沒有徵得來自斯帕大本營方面的同意就發表聲明：皇帝兼國王威廉二世退位。當天下午2點，多數派社會民主黨的沙伊德曼在帝國議會大廈的陽台上宣布成立「德意志共和國」，艾伯特接掌政府。4點，卡爾·李卜克內希也在柏林皇宮的陽台上宣布成立「德意志自由社會主義共和國」（freiesozialistische Republik Deutschland）。10日，多數派社會民主黨、士兵代表和左派社會民主黨人組成了新的政府「人民代表委員會」（Rat der Volksbeauftragten） ，威廉二世和皇儲乘火車逃往荷蘭。德意志帝國畫上了它的歷史句號。

  關於德意志帝國的興亡，愛德華·伯恩施坦曾做了一個恰如其分的總結：這一帝國成於「強權」也敗於「強權」。「強權」和戰爭曾是德意志帝國的「助產士」，正是俾斯麥的「鐵血政策」催生了這個盛極一時的帝國，如今「強權」和戰爭又成了這一帝國的「掘墓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