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德國的「孤立」與國際政治危機的加劇 一、兩大對立軍事集團陰影下的德國

  從德、奧、意三國結成同盟到英、法、俄三國達成協約，歐洲終於形成了相互對立的兩大軍事集團。從兩大對立軍事集團的實力看，三國協約在經濟和軍事力量上明顯優於三國同盟。在三國同盟中，奧匈和義大利相對較弱，只有德國擁有強大的軍事和經濟力量，而且三國同盟內部並非團結一致。義大利基於自己的利益考慮，在巴爾幹問題上與奧匈有矛盾，在北非和地中海地區則希望與英法搞好關係，以獲得它們的支持。因此，1902年義大利已經明確向法國大使保證，只要法國在戰爭中屬於非侵略一方，義大利將嚴守中立。鑑於這種敵強我弱的狀況，為了對抗協約國集團，德國採取了兩手策略，一方面積極擴充軍備，增強軍事實力，為日後可能的軍事戰爭做好準備，另一方面則試圖與英、俄等國和解，以瓦解敵對陣營。

  

  （一）軍備競賽

  面對日益緊張的敵對氣氛，兩大軍事集團首先展開了軍備競賽，試圖以實力壓到對手。對立雙方都加緊陸軍力量的建設。從協約國方面看，1913年法國常備陸軍總數達到80萬人，俄軍為142萬人。同盟國在軍事力量建設方面自然不甘落後。奧匈帝國陸軍總數在1914年時增加到47萬人。德國的軍隊規模和軍事開支也大幅增加。帝國軍隊的編制人數從1880年的43.4萬人增加到1913年的86.4萬人，增幅近100%，而同期德國人口總數的增長還不到50%。不過德軍實際人數通常落後於規定的編制人數，1914年春天為74.8萬人。

  在軍備競賽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德國和英國的海軍軍備競賽。德國在1898年通過第一個海軍法案後大力擴建海軍的舉動嚴重威脅到英國的海上霸權。英國為此採取了雙管齊下的策略，一方面積極擴充自己的海軍實力，通過建造無畏艦等保持自己的海軍優勢，另一方面希望通過限制海軍軍備談判來阻制和拖延德國的海軍發展，迫使其承認自己的海軍優勢，同時贏得輿論支持。因此在1905年以後的三年中，英國提出了多個削減海軍軍備的建議，甚至建議在1907年召開的第二次海牙和會（Haager Friedenskonferenz）中討論這一問題。英國還非正式地暗示：德國推遲海軍計劃或與英國達成限制協議，有利於消除英國加強與法俄之間密切關係引發的不安，恢復英德兩國的友好關係。

  但是德國認為，英國一方面大力加強海軍建設，加強與法俄的關係，一方面又提出限制海軍軍備建議，是無法接受的。威廉二世尤其反對各種阻止德國加強海軍建設的企圖。早在1899年第一次海牙和會期間，他就在威斯巴登發表談話，宣稱寧願要「一柄鋒利的寶劍」也不要最好的和平保證。他明確表示：「犧牲德國海軍的建設來改善與英國的關係，我是不贊成的。如果英國向我們伸出友誼之手，而又暗示著說我們必須限制我們的海軍……德國大使必須從一開始便予以拒絕，像這樣，法國和俄國也可以用同樣的理由要求我們限制我們的陸軍。」宰相比洛也表示，「在任何情況之下，凡是想以限制我們國防力量為目的的協定，是我們所不能同意來討論的。」

  在雙方無法達成一致的情況下，兩國繼續海軍競賽。由於德國不願就限制海軍軍備問題談判，英國只得加緊擴建海軍，並於1909年通過了新的海軍預算。它還加強與法俄的緊密關係，英王愛德華七世（Edward VII.，1841—1910，1901年—1910年在位）在1808年夏天頻繁與法俄首腦會晤。德國對此的答覆是，在1908年和1912年又通過新的《海軍補充法案》（Flottennovelle1908，1912）。其戰艦越造越大，包括排水量18000多噸、帶有12門28厘米口徑大炮的「拿騷」級，排水量22000多噸、配備12門30.5厘米巨炮的「赫爾果蘭」級以及排水量25000噸以上、配備35.6厘米巨炮的「國王」級戰列艦等。

  （二）改善與協約國關係的努力

  德國政府在大力擴軍的同時，面對英、法、俄三國聯合的沉重壓力，也試圖通過外交和解方式來打破自己被「包圍」的現狀。

  它首先選擇了英國作為外交突破點。實際上，比洛擔任宰相期間就已經意識到，德國大力擴建海軍的政策會導致與英國的戰爭，因此曾計劃與英國展開限制海軍軍備的談判，但由於蒂爾皮茨的反對而不了了之。貝特曼-霍爾維格接任宰相之職後，面對英國與法俄兩國接近帶來的壓力，再次試圖與英國協商限制海軍軍備問題。在他看來，要打破德國的「孤立」局面，英國具有決定性意義，而要改善與英國的關係，首先必須消除英國對德國發展海軍的焦慮。但是在德國政府的權力結構之下，貝特曼-霍爾維格雖身為宰相，卻無法掌控海軍政策。帝國海軍部實際上直接對皇帝負責，主管海軍力量的蒂爾皮茨明確主張通過大力發展海軍來壓迫英國就範，威廉二世更是從根本上反對就「他的艦隊」進行談判。

  儘管如此，貝特曼霍爾維格還是於1909年8月開始和英國談判限制海軍軍備問題。德國的策略是：必須實現擴充艦隊計劃，只在建造無畏艦數量方面作些許讓步，由每年計劃建造4艘改為3艘，同時要求英國將建造計劃降到4艘，從而使英國失去絕對優勢。與此同時，德國要求在簽訂海軍協定時締結一項政治條約，規定締約一方與第三國交戰時，另一方恪守中立，以達到拆散英國與法俄同盟的目的。對此，英國自然不願接受。談判歸於失敗。

  1912年初，德國醞釀再次通過擴建海軍法案，將每年建造主力艦計劃從2艘增加到3艘。財力上不堪競爭重負的英國決定與德國重啟談判。是年2月，英國政府派出以國防大臣霍爾丹（Richard Burdon Haldane，1856—1928）為首的「霍爾丹使團」（Die Haldane-Mission）前往柏林，與德國進行談判。德國最關心的是拆散協約國，對於限制海軍軍備則不太積極，因此貝特曼-霍爾維格建議，締約一方在另一方捲入戰爭時，應當保證維持中立。英國擔心因此會損害其與法俄的同盟關係，表示不能容許法國被擊潰，因而提出雙方保證不參加對另一大國的無端攻擊和侵略。英國還提出，若德國同意限制海軍軍備，英國將部分滿足德國在殖民地方面的要求。但是德國拒絕在海軍軍備方面做出實質性讓步，只同意延期建造主力艦，而且它認為英國的中立條件過於「模糊」。雙方立場相距甚遠。3月，英國方面拒絕了德國關於簽訂中立協定的方案，談判再次失敗。5月，德國國會批准了新的海軍法案。顯然，英國無法容忍德國的海上領先地位。因此，與德國擴建海軍相伴而來的必然是英國和德國的對抗。

  此後英國基本上放棄了對德國的期望，全力準備與德國對抗，在擴建海軍的同時，進一步加強與法俄的軍事合作。為此英國海軍大臣溫斯頓·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1874—1965）提出了新的法案，規定德國每建造一艘軍艦，英國就造兩艘。英國還計劃將地中海的戰艦調回本國，以集中力量在北海對抗德國。與此同時，英國還與法國就海軍聯合行動擬定了備忘錄，進一步加強兩國的軍事同盟關係。

  德國在與英國進行和解談判的同時，也曾試圖與俄、法進行和解。1907年英俄締結協約後，德國認為有必要採取謹慎的對俄政策，以免引起俄國的敵意，導致其與英法進一步接近。為此，德國甚至拒絕了伊朗提出的在德黑蘭（Teheran）開設銀行的邀請，以此表明對在伊朗擁有巨大勢力的俄國的尊重。俄國則表示，英俄協議的目的旨在消除英俄兩國在中亞的分歧和摩擦，而非針對德國之舉。兩國關係因此有了改善的空間。雙方甚至準備就俄國取消反對德國修建巴格達鐵路、德國承認俄國在伊朗北部的特權等問題達成協議。

  然而1908年土耳其革命（Türkische Revolution von1908）的爆發以及由此引發的波士尼亞危機（Bosnische Krise1908；Bosnienkrise1908； Bosnische Annexionskrise1908） ，給改善德俄關係的努力造成了負面影響。當時奧匈趁著混亂的局勢宣布吞併波士尼亞和黑塞哥維納，招致俄國的強烈不滿，雙方險些釀成軍事衝突，最後俄國因日俄戰爭後元氣尚未恢復而退卻。在這一事件中，德國支持奧匈拒絕俄國召開國際會議解決爭端的提議，遭到俄國輿論的非議，但德國沒有明確表示站在奧匈一邊，因此沒有影響兩國政府的交往。兩國皇帝此後多次友好會面，並於1910年12月達成了《波茨坦協定》（Potsdamer Abkommen1910） ，宣布兩國將放棄敵對的結盟政策，恢復相互間的親近關係；德國承認俄國在伊朗北部的特殊政治地位，俄國放棄對德國建造巴格達鐵路的阻撓。最後，儘管英法兩國對俄德接近表達了擔憂，俄國也一度拖延簽訂書面協議，兩國還是於1911年8月19日批准了這一特別協定：德國放棄在伊朗的經濟特權，俄國不再反對德國修建巴格達鐵路。兩國關係趨於改善。

  甚至宿敵法國也成了德國政府試圖改善關係的對象。鑑於和英國在海軍軍備方面的激烈摩擦以及波士尼亞危機給德俄關係帶來的不確定性，德國同樣向法國拋出了友善的氣球。在摩洛哥問題上對法國採取友好政策成為德國向法國表達善意的最佳途徑。

  如前所述，第一次摩洛哥危機期間以及1906年阿爾吉西拉斯會議上，德國對法國的敵視政策不僅沒有傷害法國，反而促成了英法的團結，自己則成為眾矢之的。有鑑於這一教訓，當1907年法國利用一名法國醫生被殺而擴大對摩洛哥的占領時，德國採取了與法國達成諒解的政策。波士尼亞危機發生後，德國政府更是急於和法國在摩洛哥達成諒解，以免導致兩國摩擦。1909年2月9日，《德法摩洛哥協定》（Deutsch-Franzsisches Marokkoabkommen）簽訂，即所謂的《卡莎布蘭卡條約》（Casablancavertrag） ，德國承認法國在摩洛哥的軍事和政治特權，法國承認德國在摩洛哥享有同等的經濟權利。

  在德國看來，摩洛哥協定的簽訂具有重要意義，它不僅消除了引發兩國長期緊張關係的一個重要因素，也有利於德英關係的改善，因為根據1904年英法協約，英國必須在摩洛哥問題上向法國提供外交支持。德法協定簽訂後的兩年內，兩國關係處於一種相對友好的狀態。但是，隨著法國勢力在摩洛哥的加強，德國認為協定中規定的德國享有的同等經濟權利沒有得到落實，兩國矛盾日益突出，新一輪衝突勢所難免。

  綜上所述，兩大軍事集團形成後，德國已經在國際上處於「孤立」處境，德國政府也看到了這一點，試圖通過和解來打破自己的外交困局。但是，它在外交方面採取的「賭注」（Hasardspiel）政策以及當時的國際政治形勢致使這種和解努力無法長期維持下去。德國在海軍軍備方面以緩建換取中立的政策無法得到英國的認同；俄奧兩國在巴爾幹地區的緊張關係使德國無法置身事外；基於與德國的傳統敵對關係以及兩國在殖民地問題上的利益衝突，法國也不可能永遠與德國實現和解。

  二、兩大軍事集團鬥爭的加劇

  1908年以後，儘管德國政府試圖緩和與英、俄、法三個協約國的關係，但列強在巴爾幹和北非地區的爭奪及其引發的一系列危機和地區性戰爭使兩大軍事集團的對立日益加深。德國作為同盟國的核心，其一系列不當政策則加劇了這種對立。

  1908年土耳其爆發革命，俄奧等列強認為瓜分奧斯曼帝國遺產的機會到來，爭奪巴爾幹的鬥爭趨於激烈，形成了所謂的波士尼亞危機。根據1878年柏林會議的規定，波士尼亞和黑塞哥維納兩個斯拉夫人地區由奧匈占領，但名義上仍屬土耳其。此時奧匈認為將它們納入自己版圖的時機已到，奧匈外交大臣艾倫塔爾（Alois Lexa von Aehrenthal，1854—1912）邀請俄國外交大臣伊斯伏爾斯基（Alexander Petrowitsch Iswolski，1856—1919）於1908年9月15日在波希米亞的布赫勞城堡（Burg Buchlau）會晤，達成「布赫勞協議」（Abkommen von Buchlau） ：俄國同意奧匈吞併波士尼亞和黑塞哥維納，奧匈支持俄國開放黑海海峽的要求。然而，奧匈以此為依據宣布正式吞併波赫地區後，俄國有關開放黑海海峽的要求卻因英國和法國的反對沒有現實。惱羞成怒的俄國轉而譴責奧匈，支持包括塞爾維亞在內的巴爾幹地區斯拉夫人反對奧匈的舉動，要求召開國際會議討論波士尼亞問題。雙方一時劍拔弩張。

  德國對奧匈突然吞併波士尼亞也頗為不滿，但出於對盟友的「忠誠」，仍要求俄國承認奧匈的兼併，否則將「撒手不管」，任由奧匈對塞爾維亞開戰。俄國因對日戰爭之後元氣尚未恢復，英法又只願給予外交支持，只得做出讓步，接受了德國的要求。德奧由此獲得了一次「外交勝利」。但是俄國認為這是自己的一次屈辱，與奧匈之間的矛盾因此加劇。它不僅進一步向英法靠攏，而且進而利用義大利與奧匈在巴爾幹的矛盾，破壞同盟國的團結。

  義大利對巴爾幹西部地區有所圖謀，試圖控制亞得里亞海（Adriatisches Meer） ，這一圖謀與奧匈的擴張目標發生衝突，因而雙方關係緊張。波士尼亞危機期間，義大利對於事先沒有得到奧匈的通知表示不滿，要求奧匈推遲吞併波士尼亞。俄國於是利用這一矛盾，與義大利在1909年10月簽訂《臘科尼季協議》（Abkommen von Racconigi） ，規定維持巴爾幹現狀，反對外國統治，實際矛頭指向奧匈。協議還規定，義大利支持俄國在黑海海峽問題上的利益，俄國支持義大利在利比亞的利益。可見，在波士尼亞危機中，德奧贏得了表面的外交勝利，但是從長遠看，它不僅進一步把俄國推向英法，而且還使同盟國內部出現了裂痕，義大利與協約國的關係進一步靠攏。形勢對同盟國顯然不利。

  如果說波士尼亞危機促使俄國進一步向英法靠攏，第二次摩洛哥危機（zweite Marokkokrise）則進一步惡化了德國與英法的關係。1909年《德法摩洛哥協定》之後，由於法國勢力的擴張，德國在摩洛哥的經濟利益很難得到保障，曼內斯曼兄弟公司（Firma Gebrüder Mnnesmann）等德國企業在摩洛哥獲得的採礦權得不到法國的認可，從而為兩國新的衝突埋下了伏筆。1911年春，摩洛哥首都非斯（Fez）附近爆發反對法國殖民統治的起義，法國以恢復秩序和保護僑民為藉口趁機增兵摩洛哥，占領拉巴特（Rabat）等重要城市。德國不願看著法國獨占摩洛哥。泛德意志協會發出了「保護曼內斯曼兄弟在摩洛哥的利益！」和「西摩洛哥是德國的！」的呼聲。德國外交國務秘書基德倫（Alfred von Kiderlen-Wchter，1852—1912）也向德皇建議，以保護德國臣民安全和商業利益為藉口，派軍艦進駐摩洛哥重要港口，以此向法國提出補償要求。威廉二世批准了這一政策。

  6月30日，德國外交部在給德國駐巴黎大使的通知中表示，應摩洛哥南部德國商會的要求，德國將派軍艦保護在摩洛哥的臣民及其利益。7月1日，德國派炮艦「豹」號（Pan the r）駛入摩洛哥的阿加迪爾（Agadir） ，這就是所謂的「豹子跳躍」（Panthersprung）。三天以後，「柏林」號（Berlin）巡洋艦和「公豬」號（Eber）炮艦相繼抵達，對法國進行武力訛詐。7月9日開始，法國駐德大使康邦（Jules Cambon，1845—1935）與基德倫就對德國的補償問題進行談判。

  然而，就在此時，英國開始干預。它擔心德國會趁機在摩洛哥西部取得補償，在大西洋沿岸建立海軍基地。因此英國外交大臣格雷（Sir Edward Grey，1862—1933）在7月4日發出警告：德國派軍艦前往阿加迪爾，比以往任何事件都更深切地影響到英國的利益，法德之間任何新的協定都必須有英國的參與。此後英國財政大臣勞合·喬治（David Lloyd George，1863—1945）又發表聲明，為了維護英國數百年來獲得的優勢地位，將不惜一戰。在英國的強硬態度面前，德國不得不退卻，貝特曼-霍爾維格趕忙表示，德國不會賴在摩洛哥不走，也沒有在大西洋沿岸建立海軍基地的打算。德國在談判中對法國的要求也隨之降低。

  11月4日，德法兩國簽訂《摩洛哥剛果條約》（Marokko-Kongo-Vertrag） ：德國承認法國在摩洛哥的特權，法國則將法屬剛果的一小部分割讓給德國。德國因此打通了它的殖民地喀麥隆與剛果河（Kong of luss）之間的聯繫。第二次摩洛哥危機的重要後果在於：不僅原先已經緩和的德法關係遭到破壞，而且英德矛盾進一步加深，英法協約關係則更加鞏固。

  正當各國將注意力集中於第二次摩洛哥危機時，義大利趁機發動了「的黎波里戰爭」（Tripolis-Krieg） ，也稱意土戰爭（Italienisch-Türkischer Krieg） ，開始向北非擴張。1911年9月26日，義大利向土耳其發出最後通牒，要求立即將的黎波里和昔蘭尼加（Cyrenaika）兩地割讓給義大利，遭到土耳其的拒絕。29日義大利向土耳其宣戰。由於1912年7月內部發生政變以及10月爆發與巴爾幹各國的戰爭，土耳其被迫10月18日與義大利在瑞士洛桑（Lausanne）附近的烏希（Ouchy）簽訂《烏希和約》（Frieden von Ouchy） ，將的黎波里和昔蘭尼加割讓給了義大利。意土戰爭使德國的對外政策陷於一種尷尬境地。土耳其是德國的友邦，它的削弱不符合德國的利益。但是，作為德國的盟國，奧匈剛剛搶走了土耳其的波士尼亞和黑塞哥維納，如今義大利又要搶奪其領土，這顯然會削弱德國在土耳其的地位。

  土耳其的削弱使巴爾幹國家有機可乘。巴爾幹各國將土耳其在意土戰爭中的失敗視為結束土耳其統治的有利時機。它們在俄國的推動下，成立反土的巴爾幹同盟（Balkanbund） ，共同對敵。1912年10月9日以後，門的內哥羅、保加利亞、塞爾維亞和希臘先後向土耳其宣戰，開始了第一次巴爾幹戰爭（Erster Balkankrieg）。土耳其在戰爭中迅速落敗並於11月請求列強出面調停和解。

  歐洲兩大軍事陣營間為此展開了博弈。奧匈堅決反對塞爾維亞獲得阿爾巴尼亞（Albanien）北部進而取得亞得里亞海出海口的要求，甚至向奧塞邊境集結兵力進行威脅。義大利也反對塞爾維亞取得亞得里亞海出海口。德國輿論和德國政府也鼓勵奧匈攻擊塞爾維亞。1912年12月2日，貝特曼霍爾維格在帝國議會發表演說，宣稱德國經濟上對巴爾幹有「直接的興趣」，希望保持土耳其的安全。他還強調，如果奧匈的生存受到威脅，德國將忠實地履行同盟義務，捍衛其在歐洲的地位。與此針鋒相對，不僅俄國進行軍事上的準備，英法兩國也堅定地表示支持俄國，英國外交大臣格雷明確宣稱，如果發生戰爭，英國「不會保持中立」。對立雙方一時劍拔弩張。最終，由於俄國沒有做好戰爭準備，德奧也在英法的壓力下改變立場，雙方於12月17日在倫敦召開國際會議解決爭端。在會議上，德奧站在土耳其一邊，協約國則支持巴爾幹同盟。經過激烈爭論，1913年5月30日土耳其與巴爾幹同盟各國簽訂《倫敦條約》（Londoner Vertrag） ，土耳其喪失了君士坦丁堡和海峽沿岸地帶之外的所有歐洲領土，讓出的領土由塞、保、希三國分割；阿爾巴尼亞則在六大國保證下獲得獨立。

  第一次巴爾幹戰爭後，雖然土耳其在巴爾幹地區數百年的統治結束了，但該地區的緊張局勢並未緩和。巴爾幹同盟內部，特別是保加利亞和塞爾維亞之間因分配戰果不均，發生尖銳矛盾。塞爾維亞和希臘都要求獲得戰果最多的保加利亞出讓部分土地，為此，二者在《倫敦條約》簽訂後的第三天就締結了針對後者的同盟條約。這一矛盾為奧匈斥散巴爾幹同盟和削弱俄國的影響提供了可乘之機。它因此大力拉攏保加利亞，允諾將保證其領土完整。6月29日，自恃軍力強大且得到奧匈支持的保加利亞先發制人，向希臘和塞爾維亞發起進攻，第二次巴爾幹戰爭（Zweiter Balkankrieg）爆發。7月10日和16日，羅馬尼亞和土耳其先後加入對保戰爭。奧匈原本計劃介入戰爭，但德國尚未做好戰爭準備，拒絕給予支持。最後保加利亞在多國圍攻之下戰敗求和。1913年8月10日戰爭雙方簽訂《布加勒斯特和約》（Friedensvertrag von Bukarest） ，保加利亞喪失了第一次巴爾幹戰爭中獲得了大部分土地以及北部一部分原有屬地。第二次巴爾幹戰爭後，巴爾幹同盟瓦解，巴爾幹諸國力量出現了重組。保加利亞和土耳其投入到了三國同盟的懷抱，原屬同盟國之列的羅馬尼亞則和塞爾維亞、希臘一起處於協約國的控制之下。

  此後巴爾幹局勢繼續處於緊張狀態。這時德國開始改變其支持和平的政策。在德國看來，1905年以後試圖分裂協約國集團的努力已經失敗，它仍然處於「被包圍」之中，它的夥伴奧匈帝國正受到日益強大起來的塞爾維亞的威脅。因此德國決定轉而採取強硬政策，為戰爭做準備。

  首先，德國政府在奧匈與塞爾維亞的衝突中堅決支持奧匈對塞爾維亞採取強硬態度。1910年10月，新成立的阿爾巴尼亞與塞爾維亞出現邊界摩擦，塞爾維亞占領了阿爾巴尼亞部分領土，試圖取得亞得里亞海出海口。奧匈決定利用此機會打擊塞爾維亞。10月17日，獲得德國支持的奧匈向塞爾維亞發出最後通牒，要求立即從阿爾巴尼亞撤軍，否則兵戎相見。塞爾維亞被迫撤出軍隊。

  其次，德國大力加強與土耳其的軍事聯繫。1913年12月，德國根據與土耳其的約定，派出以利曼·馮·桑德爾斯（Liman von Sanders，1855—1929）為團長的德國軍事使團到土耳其，幫助後者改組並加強軍事力量。利曼·馮·桑德爾斯隨後被任命為土軍駐君士坦丁堡軍團司令官。這一舉措顯然具有進行戰爭準備的挑釁意味，引發所謂的「利曼·馮·桑德爾斯危機」（Liman von Sanders-Krise）。俄國擔心德國由此控制黑海兩海峽，向德國提出了強烈交涉，英法兩國也提出了正式抗議。最後，利曼·馮·桑德爾斯放棄了司令官之職，但繼續擔任土耳其軍隊總監，德國軍事使團仍留在土耳其。德國與協約國之間的關係日趨緊張。由於俄國破壞了德國的好事，德國國內充滿了反俄情緒，德軍總參謀部甚至開始考慮在俄軍擴軍之前進行預防性戰爭。巴爾幹已經成了「歐洲的火藥桶」（PulverfaEuropa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