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俾斯麥時代的內政外交2

  （三）行政管理上的中央集權主義趨勢；議會政治生態

  1.行政管理上的中央集權主義趨勢

  根據1871年憲法建立起來的德意志帝國行政架構是各種勢力妥協的產物。當時照顧各方利益的聯邦體制有利於緩和矛盾，鞏固新統一起來的民族國家。然而，隨著帝國的鞏固、經濟的發展和帝國國際作用的不斷增長，原來包含過多分離主義因素的聯邦體制日益顯示出弊端，已經無法滿足帝國政治和經濟發展的需要。於是，帝國內部圍繞著聯邦制和中央集權問題出現了兩大對立勢力的鬥爭。以各小邦政府、保守黨、中央黨等為一方，主張儘可能保持各邦的獨立地位，維持帝國的聯邦性質。保守黨擔心，加強中央集權會增強代表中央集權主義的帝國議會的力量，導致民主趨勢的加強；中央黨則出於反對新教普魯士支配下的中央集權國家的考慮，它希望能夠保持聯邦制，以便繼續更好地維護小邦權利，保證天主教的自治地位。而民族自由黨等資產階級左派政黨則支持加強帝國中央政府的權力。在帝國建立初期，後一派力量在帝國議會中占有明顯優勢。

  對帝國中央集權主義傾向影響最大的因素是普魯士在帝國內部的特殊地位。俾斯麥統一德國走的是「大普魯士」的「小德意志」道路。帝國建立之初，為緩和各邦分離主義勢力的阻撓，帝國行政體制上含有較濃厚的聯邦主義色彩。但隨著統一的穩固，普魯士在帝國內的壓倒性優勢使它的要求和願望自覺地或不自覺地成為各邦必須奉行的準則。帝國初期的聯邦主義色彩因此逐步淡化，讓位於政令統一的中央集權主義。與此同時，普魯士實際把持著帝國行政權力，它不會長期容忍各邦自行其是的行為。

  中央集權主義也是國民經濟發展和政府職能不斷強化的必然結果。19世紀早期，國家行政職能除了外交和軍事以外，在內務管理上只有財政、教育和司法等部門。經濟領域中所涉及的管理部門僅為農業、採礦、鑄幣、商業、工業和手工業等。此後隨著工業化的深入，經濟活動日趨複雜化和多元化，國家不斷出台相應的經濟政策。結果是「經濟政策愈多，經濟管理也就愈多」。國家必須涉獵農業、工業和手工業、商業、銀行、交易所、保險業、競爭、專利、商標、卡特爾（Kartell）、度量衡、統計、交通、通訊等一系列領域，並設立相應的專門機構進行規範管理。由此會自覺或不自覺地加強國家中央各部門在日常經濟和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影響力，提升中央權力因素的重要性，改變帝國與各邦之間以及聯邦主義體系內的力量對比，引發中央集權趨勢。

  統一的司法制度的確立是帝國邁向中央集權的重要步驟。1872年，繼在北德意志聯邦時期實行商法典之後，帝國刑法典成為全國統一的法典。1873年帝國政府開始制定民法典，該法典於1888年完成，經過重大修改後由聯邦議會和帝國議會在1896年通過，1900年開始生效。此後，帝國又統一了訴訟和法院制度。1876年—1879年，帝國政府相繼通過了法院組織法、刑事訴訟法和民事訴訟法，統一調整了法官和檢察官的地位、法院人員的任命和管轄權限、審判程序和訴訟程序等。1879年，帝國法院在萊比錫建立，從而表明已經擁有了「帝國司法權」。帝國政府能如此順利地建立起統一的法制體系，資產階級自由派在帝國議會中占有多數是一個重要因素。在建立統一法典和法院制度的過程中，民族自由黨議員拉斯克和普魯士司法大臣萊昂哈特（Adolf Leonhardt，1815—1880）起了重要的領導作用。

  統一貨幣是加強中央權力的又一重要步驟。由於長期分裂，德國的銀行系統一直十分混亂。到1871年，帝國境內還有7個不同的貨幣區和33個擁有鈔票發行權的銀行。隨著國家統一和經濟發展，建立統一的銀行貨幣系統顯得十分迫切。因此，資產階級自由黨議員路德維希·班貝格爾（Ludwig Bamberger，1823—1899）和帝國宰相辦公廳（Reichskanzleramt）主任德爾布呂克（Delbrück）等人開始了帝國貨幣的統一工作。1871年，馬克成為帝國的法定貨幣單位。1873年，帝國政府利用對法戰爭中獲得的賠款建立起黃金通貨，貨幣銀本位改成了金本位。1875年3月，帝國通過了銀行法，將原普魯士銀行改成帝國銀行（Reichsbank）。帝國政府還規定了極為苛刻的紙幣發行條件，其中包括發行銀行均不許承兌匯票，不能自行或代理顧客先期買賣貨物和證券等，以限制帝國銀行以外的其他銀行發行紙幣。到1876年，原先33家銀行中已有14家放棄了紙幣發行權；1907年時已經只有4家銀行仍保留著紙幣發行權。1912年，德國發行貨幣總額為1.34億英鎊，其中1.26億出自帝國銀行。其他銀行在紙幣發行方面已經無足輕重了。

  統一的郵政系統的建立是帝國中央集權發展的重要標誌，也是經濟發展迫切需要的結果。德國郵政在分裂時期是一盤散沙，1867年後才在北德意志聯邦境內建立起聯邦郵政。帝國建立後，先後在1871、1873和1874年通過相關法律和補充規定，實現了國家的郵政統一。1871年出任帝國郵政總局局長、1880年起擔任帝國郵電部（Reichspostamt）國務秘書的海因里希·馮·施特凡（Heinrich von Stephan，1831—1897）在統一帝國郵政方面作出了突出的貢獻。他的重要舉措是由國家控制和建設郵電通訊事業。1876年德國各邦電報系統在帝國郵政總局之下合併起來。1897年德國政府取消了柏林、漢諾瓦等地的最後幾十家私人郵政。

  記住全網最快小説站𝓫𝓪𝓷𝔁𝓲𝓪𝓫𝓪.𝓬𝓸𝓶

  帝國政府還統一了對鐵路的管理。帝國建立初期，存在著帝國鐵路、各邦鐵路、私營鐵路、私人所有但由各邦經營或各邦所有而由私人經營的鐵路等多種體系，管理混亂。1873年，俾斯麥建立帝國鐵路局（Reichsbahnamt） ，協調各鐵路系統的建設、裝備和營運，以提高效率。1876年，有67家鐵路管理局和1357種運費的德國鐵路組成了實行統一運費原則的自由聯合，使鐵路運費率實現了統一和系統化。俾斯麥政府還一度想實施鐵路國有化的帝國鐵路計劃，但由於各邦不願放棄鐵路這一財源而受到阻礙。此後俾斯麥政府繼續通過普魯士的鐵路國有化來帶動其他邦的鐵路國有化。1879年—1880年普魯士開始鐵路國有化，僅1880年—1882年普魯士的國有鐵路就從6190公里增加到15305公里。由於普魯士的鐵路里程在帝國內占有主導地位，它的鐵路國有化對推動整個帝國的鐵路國有化的影響不言而喻。

  19世紀七十年代末以後，保護關稅、擴充軍備和殖民擴張等一系列事務的需要，也提出了加強帝國政府權力的新要求。與這些要求相適應，帝國行政體制也「逐漸地呈現出中央集權而非聯邦的特點」。其最明顯的特徵是帝國中央行政機構的擴大。起初，除了前普魯士外交部這一負責外交事務的外交官廳外，帝國宰相辦公廳是負責包括商業、財政、司法、鐵路和郵政等全國內政事務的最高官廳。1872年普魯士海軍部被帝國接收，於1889年發展成為由國務秘書領導的帝國海軍部（Kaiserliche Admiralitt） ，負責帝國海軍事務。後來，帝國宰相辦公廳主任德爾布呂克在俾斯麥的默許下，把歸入帝國管理的各項任務都併入帝國宰相辦公廳之下，結果形成了一個和帝國憲法中的聯邦原則明顯不相符的、權力高度集中的帝國官廳。

  1876年6月，主張自由貿易的德爾布呂克與俾斯麥在保護關稅政策上發生分歧，辭去帝國宰相辦公廳主任的職務。俾斯麥隨後試圖將帝國政府和普魯士政府合二為一，讓普魯士大臣領導相應的帝國各部門，以加強帝國政府的行政權力。1878年—1880年間，他通過帝國「國務秘書普魯士化」等形式，對帝國與普魯士之間的關係以及帝國行政管理部門的結構進行調整。1878年3月的「副職法」把帝國和普魯士官員一身兼兩職的辦法延伸到帝國和普魯士主要大臣的副職身上。例如，帝國副宰相同時又是普魯士的副首相。後來俾斯麥又將帝國宰相辦公廳分解成內政、司法、財政、郵政、鐵路等帝國官廳，然後任命在普魯士政府中擁有席位和表決權的國務大臣充當這些官廳的國務秘書。例如，帝國外交部國務秘書又是普魯士國務大臣。俾斯麥下台之後，「國務秘書普魯士化」模式在其後任手裡得到了更有力的推行和落實。

  隨著政府管理事務的增多，一個最明顯的結果是，帝國政府的人員編制也越來越多。以帝國最高層廳局級官員為例，1876年為500人，1914年時增加到了約2000人，增幅達300%。帝國政府管理人員的數目也快速增長。1871年帝國政府管理人員有20.4萬人，1890年增加到26.7萬，到1910年時已經達到44.2萬人。換言之，這時的帝國政府管理人員較之帝國建立初期翻了一番還多。

  2.俾斯麥時代的議會政治生態

  1871年—1890年是德意志帝國政治發展的第一階段。在這一時期，國家政治生活基本上操控在俾斯麥手中。俾斯麥主政期間，雖然耗費了很多精力在帝國議會和普魯士邦議會中，在那裡發表過許多演說，但是在事實上他是一個議會和政黨政治的反對者。他拒絕接受政黨統治或多數派統治的原則，也拒絕任何擴大議會制政府的舉動。用他自己的話說，他是靠自己的威望和皇帝的信任而非議會多數來進行統治的，他的委任狀來自帝國皇帝兼普魯士國王而非議會。因此，俾斯麥時期帝國政治生活的特點是，帝國議會多數派角色可以不斷地調換，帝國宰相卻始終是同一個人，可謂「鐵打的宰相，流水的議會」。帝國議會如果不服從，則予以解散。不過，俾斯麥在實際政治鬥爭中又表現出對議會多數的依賴性。他在執政時期與議會的合作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民族自由黨時期、中央黨時期和卡特爾政黨聯盟時期。

  在帝國議會最初兩屆議會（1871年—1877年）期間，俾斯麥依靠民族自由黨在帝國議會中的多數開展工作。其間，支持國家統一的民族自由黨是帝國議會最強大的政黨，而俾斯麥的主要政治目標是鞏固剛剛取得的國家統一，加強中央政府的調控能力，因此雙方一拍即合。如前所述，這種合作的重要結果是，俾斯麥不僅展開了轟轟烈烈的反對天主教的文化鬥爭，而且大大擴張了帝國政府的權能，實現了司法、貨幣、郵政、鐵路等的統一。

  但是民族自由黨和其他資產階級自由派除了支持鞏固國家統一的努力外，還特別關注政治和經濟「自由」，因此與獨斷專行的俾斯麥時常發生衝突。1874年和1875年，民族自由黨先後拒絕了俾斯麥提出的新聞法草案和在刑法典中增加對煽動階級仇恨者施以刑罰的條款。1878年他們又否決了俾斯麥關於取締社會民主黨的「非常法」提案，理由是該提案破壞了公民權利平等的原則。他們只願意根據俾斯麥的意願對原有的法律進行完善。最後，俾斯麥利用威廉一世遇刺受傷而激起的民憤，解散並改選議會，使保守派在議會選舉中獲勝，才迫使選舉中遭到慘敗的民族自由黨在強大民意壓力下同意通過「反社會黨人非常法」。

  俾斯麥與民族自由黨的另一矛盾是有關保護關稅和財稅改革問題。19世紀七十年代經濟危機爆發後，市場競爭日趨激烈，在國內重工業界和農業界壓力下，俾斯麥的經濟政策開始從自由貿易轉向保護主義，出現了所謂的「保守主義轉向」（Konservative Wende）。這一轉向使俾斯麥與民族自由黨之間的分歧已經無法彌合，也開始了他與議會合作的第二個時期，即中央黨時代。

  事實上，從1876年開始，主張自由貿易的戴爾布呂克、歐倫堡、坎普豪森、海因里希·馮·阿亨巴赫（Heinrich von Achenbach，1829—1899）等官員皆因與俾斯麥意見相左而失寵並辭職。在清除政府內部的阻力之後，俾斯麥於1878年向議會提出了實行新的關稅和財稅政策問題。為了獲得議會的支持，他轉而與曾經的「帝國之敵」中央黨合作。中央黨也希望藉機拆散俾斯麥與民族自由黨的聯盟，打擊和瓦解民族自由黨這一文化鬥爭的支持者。於是，在帝國議會中形成了以中央黨為主，包括保守黨、帝國黨和部分民族自由黨在內的所謂「自由經濟聯合」（Freiewirtschaftliche Vereinigung） ，或稱「帝國議會國民經濟聯合」（Volkswirtschaftliche Vereinigung des Reichstags） ，支持採取保護關稅政策，使俾斯麥的保護關稅法案於1879年7月獲得順利通過。民族自由黨則因內部意見不合而分裂，以拉斯克為代表的左派退出了民族自由黨黨團。

  此後，俾斯麥還想藉助這一以中央黨為主的議會多數進行稅收改革，建立菸草專賣制度，提高間接稅，以便改善政府財政。但是在1881年秋天的議會選舉中，兩個保守派政黨大敗。中央黨席位略有增加，成為帝國議會第一大黨。民族自由黨議席數劇減，左翼自由黨人和社會民主黨的席次有所增加。俾斯麥想贏得議會多數支持的希望因此落空。

  與此同時，帝國議會的政治生態也發生巨大變化。隨著文化鬥爭的停止、保護關稅政策的實行、反社會黨人非常法的實施和國家社會政策的出台，帝國議會中各個政黨之間以及各政黨與政府的關係都出現了調整。中央黨放棄了原先作為政府反對派的立場，在保護關稅法案、社會保險法案等問題上與兩個保守黨站在一起，支持政府。民族自由黨在美因河畔法蘭克福市長約翰·馮·米克威爾（Johannes von Miquel，1828—1901）的領導下立場趨於保守，也成了親政府的政黨。從民族自由黨中分離出去的左派則與進步黨聯合，於1884年組成德意志自由思想黨（Deutsche Freisinnige Partei） ，成為反對派政黨。

  1887年，俾斯麥為了應對法俄聯合出現的威脅，在議會中提出了第三個「七年期」（Septennat）擴充軍隊法案，要求擴大軍隊人數。此時的中央黨和自由思想黨雖然也同意擴充軍隊，但只同意將期限確定為3年。向來獨斷專行的俾斯麥不願讓步，解散了議會。在新的議會選舉中，兩個保守黨與民族自由黨一起結成卡特爾政黨聯盟（Kartell-Parteien）進行議會競選。結果，由於法國的復仇威脅和俄國的反德壓力等因素激起的德國民族主義情緒的影響，卡特爾政黨聯盟在新的議會選舉中獲得多數，從而使第三個「七年期」法案獲得通過。俾斯麥與帝國議會的合作進入了卡特爾政黨聯盟時期。

  在政黨問題上，俾斯麥有一套令常人難以理解的理論。一方面他反感政黨政治，另一方面他又需要議會政黨通過預算和法律。他需要的是順從的而非和他討價還價的政黨，否則他就棄之一邊。他曾利用民族自由黨來打擊中央黨，當民族自由黨在保護關稅問題上成為他的政策障礙時，他又轉而爭取他所痛恨的「帝國之敵」中央黨，在帝國議會中依靠他們為自己的保護關稅政策鳴鑼開道，同時幫助他打擊另一個「帝國之敵」社會民主黨。因此，俾斯麥與議會政黨的關係特點是：利用議會多數派實現自己的意圖，而不是他為議會多數派所左右。這種主動與被動的關係是俾斯麥與帝國議會多數派政黨關係的實質所在。在俾斯麥眼中，議會多數派只是實現自己現實政策目標的一種工具，政府不是與議會所代表的國家立場一致的執行機關，而是可以與國家討價還價的一種力量。

  俾斯麥反感政黨和議會政治，卻又要保存這一套制度。對於這種矛盾性的態度，1884年7月他在瓦爾青（Varzin）對「國內敵人」進行評論時曾就這兩個問題作了很好的解釋。根據伯恩哈德·馮·比洛（Bernhardvon Bülow，1849—1929）在回憶錄中的記載，俾斯麥並不想進行獨裁統治，而且作為現實主義政治家，他已經完全意識到，在19世紀下半期的德國，要實行專制主義和獨裁是不可能的。然而，一個議會制的政府對他來說也是不可能的。其理由是：這種判斷是基於對德國的政黨和人民的政治能力的認識。他認為，德國的政黨「既沒有法國人的那種愛國主義，又缺乏英國人的常識」。「鑑於普通德國人缺乏政治能力，理智的議會制度會就導致1848年時所出現的那種狀況，也就是說，上層的軟弱和無能以及下層的自負和不斷的新要求」。因此，只要他還在官位上一天，就不會支持建立對議會負責的政府。

  三、俾斯麥時期的對外政策及實踐

  如果說19世紀上半期拿破崙曾以其傑出的軍事才能橫行歐洲於一時，那麼19世紀下半期就是俾斯麥以其縱橫捭闔的外交手腕操縱歐洲的時代。從1862年出任普魯士首相到1871年德意志帝國建立，他在不到10年的時間裡就結束了德意志的分裂局面，完成了德國人長期渴望的民族統一大業。帝國建立後，他根據國際國內形勢的變化，明確將德國外交政策的重心置於歐洲大陸，推行所謂的大陸政策，從保持歐洲和平中謀求德國在歐洲大陸的霸主地位，使歐洲僻壤柏林一躍成為世人矚目的國際政治中心。確切地說，俾斯麥時期德意志帝國的總體對外政策主導思想有兩點：一是維持和平，二是阻止法俄兩國威脅性的聯合。

  （一）俾斯麥的大陸同盟體系

  俾斯麥的大陸政策包括三個主要內容： （1）孤立法國，防止其復仇；（2）建立以柏林為中心的德奧俄三皇同盟、德奧意三國同盟和德奧羅三國同盟體系。在這一體系中，一方面拉攏俄國，防止因法國和俄國接近而使德國受到兩面夾擊的威脅，另一方面支持奧匈帝國，以應付法俄兩國可能的聯合，並遏制俄國向歐洲中部和巴爾幹地區擴張； （3）在殖民地問題上持審慎態度，重點謀求在歐洲大陸的霸權。其中，孤立法國是俾斯麥大陸政策的基點，也是俾斯麥時代的德國基本外交路線。俾斯麥推行大陸政策，根本原因在於德國的統一使歐洲傳統的國際關係格局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德法矛盾成為歐洲國際關係的焦點。1871年《法蘭克福和約》使法國喪失了阿爾薩斯洛林和50億法郎的賠款，這對法國人而言是一次無法忘懷的打擊。特別是德國對阿爾薩斯-洛林的割占，埋下了未來德法兩國紛爭的種子。阿爾薩斯洛林對兩國而言都是重要的戰略要地。當時毛奇為首的德國軍方堅持認為，占領麥茨（Metz）和斯特拉斯堡（Strassburg）等地可以使德軍節省10萬軍隊。因為德軍在占領阿爾薩斯洛林後，可以更容易對巴黎構成威脅，從而使德國入侵的危險就像達摩克利斯之劍一樣懸於法國人的頭上。這自然是法國人難以容忍的。因此，恩格斯作為1870年—1871年德法戰爭的見證者，曾預言：「法蘭克福和約對法國來說只不過是暫時的休戰」，「法國將力圖而且必然重新得到」阿爾薩斯洛林。事實證明，割占阿爾薩斯-洛林成了德國的一種外交重負，它使得「德國的每一個外交方面的敵人都可以無條件地指望法國的支持」。俾斯麥也深知法國不會善罷甘休。在對法戰爭結束不久，他便肯定地回答了總參謀部對法國是否會復仇的疑問。

  基於以上考慮，防止法國復仇就成了俾斯麥時期德國對外政策的基點。當時要防止法國復仇，有三條道路可供選擇：一是要求法國人寬容並忘記國土的丟失。這顯然不切實際；二是徹底擊潰法國，使之不能東山再起。三是把一切可能成為法國盟友的國家團結在德國周圍，孤立法國。只要法國孤立無援，它僅憑自己的力量顯然復仇無望。最終，國際國內形勢使俾斯麥政府選擇了後者。

  從國內看，年輕的帝國需要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以便有充裕的時間和精力消除內部的分離主義因素，鞏固統一的成果。因此，俾斯麥在與法國簽訂和約後宣布，新建立的德意志帝國已經「滿足」，它以後努力的目標只是要維持現狀。

  從國際上看，客觀形勢不允許德國進一步打擊法國。因為一貫奉行歐洲大陸均勢政策的英國不會接受繼續削弱法國的舉動，俄國更不願冒單獨面對強大的鄰國的風險。在這種形勢下，俾斯麥政府只能選擇拉攏可能成為法國盟友的國家，孤立法國，使之不能復仇的外交政策。這一政策可以稱為「保守性的和平政策」或「保障和平的政策」。用俾斯麥的話說，「如果法國不願和我們保持和平，我們就必須阻止它找到盟友。只要法國沒有盟友，它就不會對我們構成威脅」。俄、英、奧等列強在近東巴爾幹地區的矛盾，則為俾斯麥推行上述政策提供了有利的國際環境。向巴爾幹擴張是俄國歷代沙皇一貫的對外政策。但這一政策與已經被逐出德意志而轉向巴爾幹地區尋求補償的奧匈帝國發生衝突。同時，俄國勢力南下巴爾幹，進入地中海，威脅到英國通往印度的生命線，也為英國所不容。鑑於這種矛盾，三國都想保持與德國的友好關係，爭取其支持。這就為俾斯麥貫徹自己的外交意圖提供了良機。

  俾斯麥孤立法國的第一步是拉攏俄、奧，建立以德奧俄三皇同盟（Dreikaiserbündnis）為基礎的大陸同盟體系。他將奧匈和俄國作為首要拉攏對象，一是因為德、奧、俄三國因瓜分波蘭而在波蘭問題上有共同的語言，而且三國都是不同於西方議會制的君主制國家，容易找到合作的政治基礎；二是在當時歐洲五強中，英國奉行孤立政策，只要德、奧、俄三國團結一致，法國就不敢也無力妄動。而奧地利對外政策的轉變則正好為俾斯麥的聯盟計劃提供了機會。

  奧地利在1866年失敗之後，曾試圖尋機恢復在德意志的霸主地位，但是1870年普法戰爭的結果迫使它放棄了這一希望。當時滿懷復仇希望的奧匈外交大臣博伊斯特（Friedrich Ferdinand von Beust，1809—1886）不得不承認：「1866年和1870年的事件有如火山噴發」，已經無法復原。奧匈帝國遂將對外政策目標轉向東方，力圖在巴爾幹得到補償。但是它在巴爾幹遇到了比自己更強的對手俄國。由於法國新敗不可依恃，英國雖支持反俄政策，卻不願承擔義務，奧匈只得轉而爭取德國的支持。因此，1871年新上任的奧匈外交大臣安德拉西（Julius Andrassy，1823—1890）明確表示，與德國密切合作將是他的整個對外政策的基礎。此後他刻意討取俾斯麥的歡心，以達到聯德目的。

  俾斯麥樂見奧匈尋求德國的友誼，但他並不願意因為獲取奧匈的友誼開罪俄國，而是希望三個國家能在君主制原則上團結起來，孤立共和制的法國。在與德國合作成為不二選擇的情況下，安德拉西雖不願與俄國為伍，仍決定迎合俾斯麥的意願，暫與俄國言好，靜觀其變。「既然將俾斯麥從俄國那裡拉開是不可能的，奧匈最好的政策就是參加這一聯盟」。

  這時俄國也需要德國的支持。一方面，統一後的德國成了歐洲大陸首屈一指的經濟和軍事強國，俄國在許多方面需要與德國合作；另一方面，19世紀七十年代初俄國正在與英國爭奪中亞。由於法國新敗待覆，德奧兩國的接近使俄國在歐洲有孤立之虞，故而俄國也想保持與德國的友好關係。

  1872年，奧皇弗蘭茨·約瑟夫為加強奧德友好關係，準備訪問柏林。亞歷山大二世得知這一消息後，決定直接介入德奧接觸，化解可能導致俄國孤立的局面。這位沙皇向德國大使表示：德奧二皇相會，卻將他棄之一邊，不怎麼令人愉快。其言下之意一目了然。結果，1872年9月德、奧、俄三國皇帝聚會柏林。俾斯麥將三皇聚會看成是歐洲大陸三個君主制國家對共和製法國的一種示威性親善。此後俾斯麥繼續加強三皇之間的關係。1873年5月，俄國建議德俄簽訂一項旨在保障俄國西部邊界安全的軍事協定，以便集中精力與英國爭奪中亞。但俾斯麥堅持要奧匈參加，否則「協定不會有效」。這一條件迫使俄國與奧匈修好。

  1873年6月，奧俄兩國皇帝簽訂了《舍恩布倫協定》（Schnbrunner Konvention） ，規定兩國遇有第三國侵略危險時，「議定所應採取的共同行動方針」。10月德皇在訪問維也納時也加入了該協定，第一次三皇同盟（Erstes Dreikaiserbündnis）形成。雖然第一次三皇同盟沒有書面約束，其基礎只是三位君主的個人友誼和信任，但是很顯然，俾斯麥的目的已經達到。在他看來，只要奧俄兩國重視三皇關係，就不存在奧匈或俄國向法國提供援助的危險。

  三皇同盟形成後，俾斯麥繼而拉攏義大利。義大利自統一後一直與羅馬教廷關係不和，而處於天主教會影響之下的法國政府卻與羅馬教廷關係密切。意法兩國因此難以交好。與之相反，德國政府的反天主教文化鬥爭則使它與義大利有了共同語言。義大利輿論也認為，義大利的主要敵人是教皇統治，而和教皇站在一起的是法國，即德國的死敵。在這種背景下，1872年2月普魯士的弗里德里希·卡爾親王（Prinz Friedrich Karlvon Preuen，1828—1885）前往羅馬，拜訪了意王維克多·厄曼紐爾二世（Victor Emmanuel II.，1820—1878，1861年—1878年在位）。同年5月意王回訪了柏林和維也納。於是，在三國同盟的基礎上又形成了四國協議（quadruple entente）。1874年1月，俾斯麥要求駐法大使轉告法國：如果義大利受到法國的攻擊，不論是否影響到德國的利益，也不論是否有正當的理由，德國都將立即援助義大利。四國協議之後，法國在歐洲大陸陷入了完全孤立的狀態。

  然而，就在俾斯麥洋洋自得之際，1875年德法「戰爭在望」危機（「Krieg-in Sicht」Krise）讓這位外交老手嘗了一口失敗的苦酒。此次危機起因於法國重整軍備。1870年戰敗後，法國不甘於永遠被壓制的狀態，因此從1872年起開始實行義務兵役制，迅速恢復其陸軍。1873年，主張復仇的保皇黨在法國選舉中獲勝。8月法國南錫（Nancy）主教號召教徒們為阿爾薩斯洛林歸還法國而祈禱。1875年初法國計劃在德國購買1萬匹軍馬。同年3月法國議會通過擴軍法案。這一年法國軍力達到46.1萬人，軍費開支為4.85億法郎，兩項指標均高於德國。

  法國的迅速重整軍備和復仇呼聲引起德國的不安。俾斯麥決定對法國日益增長的威脅加以遏制。當然，他也知道一場「目的僅僅在於不讓法國得到喘息和恢復元氣的戰爭」很可能使俄、奧、英聯合起來反對德國，所以只是選擇了通過「施加政治壓力」來「制止法國重整軍備」。他首先派約瑟夫·瑪麗亞·馮·拉多維茨（Joseph Maria von Radowitz，1839—1912，約瑟夫·馮·拉多維茨之子）於1875年2月前往彼得堡，爭取俄國支持，希望俄國不要聲援法國。接著德國的新聞媒體開始製造輿論。4月9日柏林《郵報》（Post）刊載《戰爭在望》（Ist der Krieg in Sicht）文章，認為德法「戰爭就在眼前」。文既刊出，歐洲為之震驚，國際局勢驟然緊張。其實，相關情況表明，德國的外交活動和德國新聞界的輿論只是對法國的一種心理恫嚇。《戰爭在望》文章發表後三天，俾斯麥就向帝國議員巴爾豪森（Robert Lucius Freiherr von Ballhausen，1835—1914）談了自己的看法：「當偶然有一束光亮投向一種混亂的形勢時，是非常有用的。但戰爭是完全不可能的」。總參謀長毛奇在與英國大使奧多·拉塞爾（Odo Russel，1829—1884）談話時也表示，只要列強都站到德國一邊，向法國表明其復仇的夢想是徒勞的，則「戰爭可以，也許能永遠避免」。

  但是，俾斯麥這次遇到了法國外長德卡茲（Louis Decazes，1819—1886）這位難纏的對手，遭到後者強有力的反擊。德卡茲以一種無辜的弱者的面目出現，到處散布德國準備發動戰爭的消息，促使英俄等國出面干預，使德國處於被動的目的。當法國駐柏林大使將拉多維茨在英國大使拉塞爾晚宴上「預防性戰爭」（Prventivkrieg）的談話報告巴黎後，德卡茲立即將消息告知了英國《泰晤士報》（The Times） ，並將報告副本送給各列強宮廷。其實，德卡茲此時已經知道直接的戰爭危險並不存在，也未因拉多維茨的言語失檢而驚慌失措。他只是要讓德國在國際上處於被動地位。俄英兩國顯然中了德卡茲的圈套，它們深恐歐洲均勢因法國受到打擊而再遭破壞，趕忙出面干預。沙皇偕宰相哥爾查科夫（Alexander Michailovitsch Gorcakov，1798—1883）5月去柏林作例行拜會時明確表示，難以容忍德國再次打擊法國。英國也支持俄國的態度。俾斯麥雖矢口否認有對法國動武的計劃，但是眾口難辯。

  俾斯麥首次遇到重大外交挫折，德國一時陷於孤立。不過，就整個歐洲國際關係格局來看，德國並沒有受到什麼損失。著名史學家泰勒對1875年戰爭危機的評價是，「如果說這次危機使法國有了某種針對德國攻擊的保障，那麼也同樣給了俾斯麥一種保障，即對一場復仇戰爭而言，法國將找不到盟友。俄國人和英國人既不想使德國也不想使法國在西歐稱霸；他們想要一種均勢，而俾斯麥準備給他們這種均勢」。換言之，只要俾斯麥以孤立法國為基點的保守性的和平政策不變，其對外政策與英俄維持均勢的目標就無根本性衝突，德國也就不會受到英俄兩國與法國結盟的威脅。

  恰在此時，由於東方問題重新出現，終於使俾斯麥擺脫了因德法戰爭危機造成的窘境。1875年7月，巴爾幹的波士尼亞（Bosnien）和黑塞哥維納（Herzegowina）爆發反土耳其統治的起義。這一形勢引起歐洲列強的關注。俄國欲藉機向巴爾幹擴張，對起義者採取積極支持的政策。而境內有上百萬斯拉夫人且伺機向巴爾幹擴張的奧匈帝國則表示反對斯拉夫人解放運動和俄國南下巴爾幹。英國也反對俄國勢力南下巴爾幹，進而威脅其通往印度的生命線。這時德國在巴爾幹地區尚無直接利益，但近東危機對俾斯麥而言是福禍相依。一方面，列強在巴爾幹的爭奪為德國轉移它們對德法關係的關注和分化它們提供了機會；另一方面，由於俄、英、奧三國都希望得到德國的支持，德國的任何不慎舉動都可能使其中一方轉而尋求法國的安撫。

  俾斯麥當然不希望他建立起來的三皇同盟因奧俄兩國的不和而發生動搖。他在與英國大使拉塞爾的談話中表示，德國對土耳其的歐洲部分沒興趣，他關心的是奧俄兩國不要因為爭奪土耳其這位病夫的遺產而發生衝突。他要嚴格充當和事老，不偏袒任何一方，以免三皇同盟中出現兩方對付一方的局面。但是在實際的外交實踐中，俾斯麥卻無法完全做到這一點。1876年9月俄國向德國提出了一個令德國左右為難的問題：一旦俄奧開戰，德國能否保持中立。俾斯麥在拖延無效之下於10月作了如下回答：德國既不允許俄國的武器因歐洲聯合而失靈，也不能容忍奧匈作為歐洲均勢因素受到削弱或消失。這一回答貌似公允，但明眼人一看便知：由於奧匈的力量弱於俄國，實際上是德國「不允許俄國擊潰奧匈帝國」。

  俾斯麥在俄奧對抗中的這種實際偏向奧匈的態度主要出於以下考慮：第一，1875年德法戰爭危機中俄奧兩國的不同態度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當時俄國明確表示反對德國再次打擊法國，而奧匈卻刻意迴避得罪俾斯麥，不參加聯合干預行動，以博取德國的好感。俾斯麥是一個恩怨分明的人：「對於朋友我是更好的朋友，對於敵人我是更壞的敵人」。故而他在奧俄對抗中作出了有利奧方的表示。第二，德國的公眾輿論站在奧地利一邊。德國金融界將奧地利占領巴爾幹視為保證德國在那裡投資的前提條件；中央黨則認為天主教大國奧地利占領巴爾幹關係到「在東方的德意志文化」；民族自由黨也宣稱，德國必須保證巴爾幹問題的解決不損害奧地利的利益。面對這樣一種氛圍，當時俄國駐柏林大使感嘆：在柏林「沒有任何人」懷有真正的對斯拉夫人的同情。第三，為了保持歐洲大陸的均勢格局，要求德國維持奧地利的地位。俾斯麥曾在私下談話中指出：「如果奧地利垮了，俄國對我們就太危險了。與奧地利在一起我們可以保持與俄國對弈。」

  德國的態度最終迫使俄國與奧匈妥協。1877年1月，俄奧兩國簽訂了《布達佩斯協定》（Konvention von Budapest） ，奧匈在俄土戰爭中保持中立，俄國同意奧匈占領波赫地區。但是俄國打敗土耳其後簽訂的《聖斯特凡諾和約》（Frieden von San Stefano）中建立大保加利亞（Gro-Bulgarien）的條款又引發了它與英奧兩國的衝突。

  1878年6—7月，歐洲各列強召開柏林會議（Berliner Kongre） ，以解決在東方問題上的分歧。在會上俾斯麥自喻為「誠實的掮客」（Ehrlicher Makler） ，居中調停。他既支持俄國對黑海海濱領土的要求，又支持奧匈駐軍于波赫地區。但是在英奧聯合的形勢下，德國的這種中立態度顯然不利於俄國。最後俄國被迫吐出了一些到口的勝利果實。它惱怒於德國的不合作態度，沙皇甚至指責柏林會議是「俾斯麥侯爵領導下的歐洲反俄聯盟」。於是俄國決定在外交、軍事領域向德國施加壓力。俄國駐土耳其代表與法國代表顯示了引人注目的親熱；俄軍也開始集結重兵於俄德邊境。

  面對俄國的壓力，德國方面也採取了應對性措施。一方面，德國軍方從1878年開始制定針對俄法兩國的兩線作戰（Zweifrontenkrieg）計劃，另一方面，俾斯麥開始從外交上尋求其他保障，籌劃德奧同盟（Deutsch-sterreichisches Bündnis） ，以防備法俄聯合可能帶來的威脅。1879年4月，俾斯麥在給駐俄大使施魏尼茨（Hans Lother von Schweinitz，1822—1901）的信中指出：鑑於德國已不能像從前一樣依賴俄國，那就應該和奧地利發展「一種有機的、沒有兩國政府的協議不能解除的關係」，以保障自己的安全。

  對於德國的這種期望，奧匈期待已久。8月27—28日，俾斯麥與安德拉西在加施泰因（Gastein）進行會談。安德拉西的回答是：「奧德同盟是針對俄法同盟的必然對策。」9月21日俾斯麥到達維也納。3天以後，德奧簽訂了針對俄國的聯合備忘錄。對此，德皇威廉一世感卻懷德俄傳統友好，反對針對俄國的同盟，只是在俾斯麥內閣總辭職的威脅下，才被迫於10月5日批准簽訂兩國之間軍事同盟協定。10月7日《德奧同盟條約》（Deutsch-sterreichisch-Ungarischer Bündnisvertrag）簽字。據此，兩締約國之一受到俄國進攻，另一方有義務全力援助；雙方對本條約保守秘密，須經協議方可通知第三國。

  德奧同盟只是俾斯麥針對俄法之間可能的結盟的一種迫不得已的防備手段。鑑於俄國在戰略上對德國的重要性，他並不想作出永久性的反俄抉擇。相反，他想通過施加外交壓力的「曲線政策」來迫使俄國重返三皇同盟。因此，在締結德奧同盟的同時，他又授意駐英大使明斯特（Georg Herbertzu Münster，1820—1902）與英國談判，試探英國在德俄衝突中將要採取的態度。俾斯麥的策略很快見效。由於在巴爾幹問題上處於孤立狀態且與英國在黑海海峽問題上關係緊張，俄國也迫切需要改善對德關係，以便保證西部邊界的安全。德奧結盟和德英會談的傳言等，則更使俄國感到不安。為了保障自己的安全，俄國被迫作出妥協，提出了與德國締結針對奧匈的雙邊協定的主張。俾斯麥給俄國的答覆是：「沒有人願當少數派。……只要這個世界還為不穩定的五強均勢所操縱，就要努力成為三成員中的一位。」他明確告訴俄國特使，重建三皇同盟是唯一保障歐洲和平的最大穩定體系。迫於無奈，俄國只得與奧匈和好。

  1881年6月，新三皇同盟在柏林締結。與原先協議性的三皇協定不同，新三皇同盟通過具體的條約義務將俄國拴得更緊。根據該條約，一旦發生法德戰爭，俄國保持中立；在英俄戰爭中則德國保持中立。條約還保證了俄奧兩國在巴爾幹的勢力範圍。在三皇同盟的束縛下，俄國實際上同意背棄法國而遷就德國，藉以換取德國不幫助英國反對俄國。此後，新沙皇亞歷山大三世（Alexander III.，1845—1894，1881年—1894年在位）前往但澤拜會德皇，也與奧皇之間表現出非常親密的友誼。

  俄國重返三皇同盟後，俾斯麥繼續擴大他的大陸同盟體系。將對手從自己周圍引開，是俾斯麥的一貫做法。1878年柏林會議上，俾斯麥為轉移法國的注意力，曾鼓勵其占領突尼西亞（Tunesien） ，同時又私下建議義大利去搶奪突尼西亞，希圖挑起法意兩國的衝突。1881年法國搶先占領突尼西亞。在爭奪中敗北的義大利自知力量不足，為了與法國對抗，主動提出加入德奧同盟。1882年5月，出於在戰略上孤立和包圍法國的考慮，俾斯麥拖著奧匈一道與義大利結成了三國同盟（Dreibund）。根據條約，如果義大利遭到法國攻擊，德奧將援助義大利；德國遭到法國侵略或德奧遭到法俄攻擊時，義大利將參加戰爭。義大利因此成為德國威脅法國後方的一枚棋子。

  接著，俾斯麥又慫恿奧匈同羅馬尼亞（Rumnien）接近。1878年柏林會議上，俄國搶走了羅馬尼亞的比薩拉比亞，羅馬尼亞既恨又怕，轉而尋求德奧兩國保護。為了抵制俄國向歐洲中南部的擴張，德奧也願意接納這一小夥伴。1883年10月30日，羅奧兩國訂立同盟條約，同日德國加入此約。1888年5月義大利加入該約。

  至此，俾斯麥建立起了以德國為中心的德奧俄、德奧意、德奧羅三個聯盟體系。這一體系包含著孤立法國和防備法俄聯盟兩個方面。一方面，只要這一體系不動搖，法國在歐洲大陸將陷於孤立，復仇無望；另一方面，一旦法俄聯合，這一體系將變為針對法俄兩國的同盟集團。俾斯麥苦心經營的這一聯盟體系在相當長時間內主導了歐洲國際關係，使德國左右著歐洲大陸的國際政治格局。但是，由於這一聯盟體系從一開始就存在著包括俄奧在巴爾幹地區的對抗等在內的複雜內部矛盾，因此不可能長期穩固下去。

  （二）德國殖民帝國的建立；再保險條約

  俾斯麥認為，德國地處中歐，強鄰環列，宿敵法國隨時會復仇，須將主要精力集中於歐洲大陸，因而在殖民擴張問題上總是很謹慎。而且他也擔心搶奪海外殖民地會導致與海上霸主及殖民強國英國的衝突，促使英法聯合對付德國。故此他曾宣稱：「只要我是宰相，我們就不會實行任何殖民政策」。然而，到19世紀80年代中期，他一反常態，突然涉足殖民擴張，並且在短時間內取得了引人注目的進展，建立起世界第三大殖民帝國。

  從國際層面而言，當時的形勢有利於德國進行殖民擴張。一是俾斯麥此時已經建立起龐大的聯盟體系，德國在歐洲大陸的地位暫時有了保障，可以放手向外擴張；二是此時法國對外政策的重心放在殖民擴張方面，法德關係趨向緩和，德國暫時可以精力從防止法國復仇中解放出來，轉向海外；三是英國的國際困境也為德國獲得殖民地提供了機會。此時正值英國與法國因爭奪埃及發生衝突，與俄國在阿富汗問題上劍拔弩張。因此，英國在歐洲需要德國的支持，在殖民地問題上容易向德國讓步。英國首相格拉斯頓及其繼任者索爾斯伯里（Robert A.T.Marquess of Salisbury，1830—1903）都曾表示，為了取得德國在埃及和亞洲的支持，英國必須在殖民地問題上與德國合作。

  俾斯麥創立德國殖民帝國也有其國內動因。一是德國統一後工業資本主義迅速發展，對海外商品市場和原料產地的需求增強。據統計，1878年德國與薩摩亞群島（Samoainseln）、湯加群島（Tongainseln）的貿易逆差達103萬馬克；1879年—1883年德國向非洲出口由27.92萬馬克增至42.28萬馬克，通過漢堡進口的非洲貨物卻從519.65萬馬克增至910.52萬馬克。二是推行殖民擴張政策成為俾斯麥在國內爭取政治主動的一個籌碼。19世紀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德國出現了許多以鼓吹殖民擴張為目的的組織，包括1878年成立的商業地理及促進德國海外利益中央協會（Centralverein für Handelsgeogrphie und Frderungdeutscher Interessen）、1881年夏天在工業家比克（Henny Axel Bueck，1830—1916）等人支持下成立的西德意志殖民及出口協會（Westdeutscher Verein für Kolonisation und Export）、1882年民族自由黨政治家約翰·馮·米克威爾等策劃建立的德意志殖民聯合會（Deutsche Kolonialverein）和1884年成立的德意志殖民開拓協會（Gesellschaftfür deutsche Kolonisation）等。因此，在殖民地問題上有所作為，以爭取這些組織的支持，顯然非常重要。俾斯麥曾在私下談話中表示，需要利用殖民事務來幫助選舉。

  1882年11月，不萊梅商人呂德里茨（Adolf Lüderitz，1834—1886）在西南非（Südwestafrika）向當地土著首領買下一塊土地，並申請德國政府予以保護。1884年4月24日，俾斯麥電告德國駐南非領事，令其轉告英國開普（Kap）殖民政府，呂德里茨所占之地已置於德國保護之下。德國殖民帝國誕生。接著德國又將殖民擴張目標轉向西非。1884年7月，德國駐突尼西亞總領事、著名探險家納赫蒂加爾（Gustav Nachtigal，1834—1885）先後宣布將多哥（Togo）、喀麥隆（Kamerun）置於德國保護之下。隨後德國又將矛頭指向東非。1884年9—11月，薩克森牧師之子卡爾·彼得斯（Carl Peters，1856—1918）以烈性酒等誘使當地土著首領接受保護。1885年2月德國政府向彼得斯頒發特許證，認可其在東非攫取的權利。德屬東非殖民地誕生。德國在太平洋（Pazifischer Ozean； Stiller Ozean）的殖民活動也迅速展開。1885年5月英德簽訂協議，德國獲得紐幾內亞（Neu-Guinea）北部沿岸地區、索羅門群島（Salomonen； Salomoninseln）部分島嶼以及俾斯麥群島（Bismarck-Archipel）等的宗主權。就這樣，在1884年4月至1885年5月的短短一年中，西南非、西非、東非以及南太平洋的許多島嶼都升起了德意志帝國的大旗。

  然而，正當德國人為新創立的殖民帝國興奮不已之際，歐洲形勢出現了新變化。1885年3月，由於在中法戰爭（Sino-Franzsischer Krieg； Franco-Chinesischer Krieg）中敗給中國（China） ，法國茹爾·費里（Jules Ferry，1832—1893）內閣垮台，法國對外政策視線轉回歐洲，法國國內對德復仇呼聲再次高漲。同年9月，東魯美利亞（Ost-Rumelien）爆發反土耳其統治的起義，東方問題再次提上日程。歐洲列強之間出現了一系列新的外交衝突。俾斯麥政府於是急忙將對外政策重心收回到歐洲大陸，以防不測。事後俾斯麥在會見非洲問題專家、殖民擴張政策的鼓吹者歐根·沃爾夫（Eugen Wolf，1850—1912）時指出：「您的非洲地圖的確很美，可是我的非洲地圖在歐洲。這裡是俄國，這裡是法國，而我們在中間，這就是我的非洲地圖」。在俾斯麥眼中，搶占殖民地同歐洲問題相比，始終只是枝末問題。

  1885年—1887年，德國外交開始面臨所謂的雙重危機（Doppelkrise） ，嚴重影響到俾斯麥建立起來的聯盟體系。

  一是保加利亞危機（Bulgarische Krise）引發俄奧衝突，動搖了俾斯麥聯盟體系基石之一的三皇同盟。1885年保加利亞（Bulgarien）占領東魯美利亞，引起塞爾維亞（Serbien）的不滿，雙方爆發戰爭。塞爾維亞遭到決定性失敗，只是由於奧匈的外交干涉才免於丟失領土。俄國對於奧匈沒有與自己協商就進行干涉表示不滿，認為違反了三皇同盟協定規定的協商原則。與此同時，俄國也對自己一手扶植起來的保加利亞君主巴滕貝格（Alexander von Battenberg，1857—1893，1879年—1886年在位）試圖擺脫它的控制感到不滿，於1886年9月趕其下台。此後奧俄兩國在保加利亞新君主人選問題上展開了鬥爭，直到1887年7月費迪南德·馮·科堡（Ferdinand von Coburg，1861—1948，1887年—1918年在位） ，即費迪南德一世（Ferdinand I.）登位。俄奧兩國在巴爾幹的爭奪，嚴重破壞了三皇同盟的基礎，以至雙方都不再願意延長將於1887年夏天到期的條約。

  二是1885年茹爾·費里下台後，主張對德復仇的布朗熱將軍（George Ernest Jean Marie Boulanger，1837—1891）出任法國新政府的國防部長，法國輿論出現了對德復仇的熱烈討論。1887年4月，由於德國以誘騙方式逮捕了法國官員施奈貝爾·紀堯姆（SchnaebeléGuillaume，1831—1900） ，兩國之間的對立情緒進一步加劇。直到5月布朗熱下台，德法關係才趨於緩和。

  當時面對來自東西兩側的雙重危機壓力，德國特別擔心法俄兩國的接近。雖然俾斯麥在公開場合竭力淡化這種可能性，全面肯定德俄友好關係，只對法國的復仇表示擔心，但他顯然無法排除法俄兩國接近的可能。因此，他從軍事到外交等多個層面採取應對措施來防範這種可能性。首先是加強軍備。他在帝國議會大談嚴峻的政治形勢和法國戰爭威脅，提出了第三個「七年期」擴充軍隊法案，將常備軍人數從427000人增加到468000人。與此同時，他在外交方面採取所謂的「攔阻政策」（Eindmmungspolitik） ，積極鼓動英、意、奧三國在近東問題上聯合起來向俄國施壓，迫使俄國重回德國懷抱。他利用英國與法國之間以及英國與俄國之間存在的緊張關係，向英國施壓，促使其與意、奧兩國聯合起來抵制俄國的擴張。1887年2月，英意兩國簽訂《地中海協定》（Mittelmeerentente；Mittelmeerabkommen） ，也 稱 東 方 協 定（Orientabkommen）。3月奧匈加入該協定。根據該協定，英奧意三國將盡力維持地中海和黑海地區的現狀，制止一切試圖改變現狀的行為；奧意兩國支持英國在埃及的利益，英奧則支持義大利在的黎波里（Tripolis）的利益。由此英國與三國同盟之間形成了一種夥伴關係，三國同盟的地位因而得到進一步加強。但是，由於條約是以文本互換的外交照會形式締結的，沒有法律的約束力。

  儘管如此，俾斯麥並未放棄俄國。在他看來，如果俄國遭到孤立，它勢必通過與法國接近來解脫困境，這會使德國面臨東西夾擊的危險。因此，防止俄法接近，確保俄國在未來的德法衝突中保持中立，仍是最佳選擇。而俄國雖然對奧匈不滿，卻也不願完全與德國分道揚鑣。俄國外交大臣吉爾斯（Nikolai Karlovitsch von Giers，1820—1895）期望用一種新的德俄協定來取代原來的三皇同盟條約。雙方於是一拍即合，在1887年6月18日締結了秘密的《再保險條約》（Rückversicherungsvertrag）。條約分為正文和附加議定書兩部分。根據該條約，締約國之一在與第三方發生戰爭時，另一方有義務保持中立，但這一規定不適用於德國進攻法國或俄國進攻奧匈；德國承認俄國在巴爾幹半島獲得的諸項權利，支持俄國在保加利亞的政策。一旦俄國認為有必要保衛黑海入口，德國要保持善意中立。可見，《再保險條約》實際上是德俄雙方在有關可能的衝突中有條件保證中立的條約。

  俾斯麥與俄國簽訂再保險條約有兩個明顯的動機。一是要防止俄國與法國結盟；二是通過支持甚至鼓勵俄國在巴爾幹的政策，使之擺脫孤立之感，同時加劇俄國與英、奧、意三國的對立，迫使英國為抵制俄國的擴張而繼續與奧意兩國合作，從而在實際上站到三國同盟一邊。

  《再保險條約》使德國暫時擺脫了法俄聯合的惡夢。但俾斯麥深知，一旦近東局勢惡化，奧俄衝突再起，德國勢必無法置身事外。由於德國不能允許俄國消滅奧匈這樣一個歐洲大陸的均勢因素，最好的辦法就是加強遏制俄國的聯盟力量，降低其在近東的野心。1887年夏，奧意兩國試圖進一步強化《地中海協定》的義務，英國因無法肯定得到德國支持而猶豫不決。對此，俾斯麥於11月22日致函英國首相索爾斯伯里表示，德國希望那些在近東有共同利益的國家足夠強大，以便對付俄國。在得到德國方面的肯定性保證後，英國和奧意兩國於12月再次強化了地中海協定，即所謂的《第二次地中海協定》（Zweite Mittelmeerentente）。德國在近東問題上給俄國的支持事實上成了空頭支票。

  至此，俾斯麥心中並未完全踏實。當時包括官方報紙在內的俄國新聞界反德聲浪日漸高漲，主張與法國接近的呼聲不斷；俄國政府也推出了明顯針對德國人的敵視性措施：禁止外國人在俄國西部購買地產。面對德俄關係繼續惡化和俄法兩國的接近，俾斯麥感覺有必要尋求進一步的安全保障。為此，他一方面禁止德國市場購買俄國有價證券，試圖以此對俄國施加經濟壓力，使之認識德國友誼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則決定加強與英國的關係，以便確保對可能形成的法俄同盟的優勢。

  1889年8月，俾斯麥明確提出要爭取英國對三國同盟的支持，命令駐倫敦大使哈茨費爾德伯爵（Paul Grafvon Hatzfeld，1831—1901）向索爾斯伯里提出簽訂德英同盟條約的建議，即兩國之一遭到法國的進攻時相互支持。但是英國對於該建議採取了一種迴避的態度。儘管如此，與英國接近以保持對可能的法俄同盟的優勢已經成為德國對外政策的一種趨勢。俾斯麥下台後，這種與英國接近的外交目標在繼任者卡普里維（Leo Caprivi，1831—1899）那裡得到了進一步的貫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