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三月革命前時期」德意志的政治危機

  1830年七月革命後，德意志進入了所謂的「三月革命前時期」（Vormrz）。此後，儘管梅特涅主導下的邦聯議會通過多項決議，對民族主義和自由主義運動進行打壓，竭力維護其以穩定和秩序為目標的復辟政策，但隨著德意志地區工業化和關稅一體化的進展，民眾的民族意識和自由主義傾向越來越強烈，相關強制性鎮壓政策已經無法完全壓制自由和進步的聲音。德意志進入了革命前的政治和社會危機之中。

  這種危機表現為保守勢力和進步因素之間的不兼容性日益突出。一方面，在單個邦國中，諸侯和貴族為了維護他們既有的權力而鬥爭，試圖繼續阻止憲法國家和完整的人民主權的實施；在整個德意志，邦國多元主義以及各邦在思想意識和宗教信仰等方面的差異等繼續阻礙著統一的民族國家問題的解決，德意志民族還僅停留於文化民族的層面。另一方面，由於資本主義發展和工業化，資產階級力量進一步增強，對自由、民主和民族國家的訴求更加強烈；工人階級作為新生政治力量也開始登上歷史舞台，並提出了自己的要求。

  正是在這種新舊交替的轉變和衝突之中，整個德意志陷入了深深的分裂。有人在論及當時的德意志社會時指出：「分裂是我們這一時代的疾患，從信仰、創作、哲學直至道德領域，我們都處於分裂之中。古代和中世紀那種一統的世界已經一去不復返了。」當這種分裂和危機發展到一定階段時，一場疾風暴雨式的革命或運動就不可避免了。

  一、資產階級自由民主運動

  19世紀三十年代以後，隨著工業革命的展開和資本主義工業的發展，資產階級日益發展壯大，成為德國社會、政治和經濟生活中的一支決定性力量。他們在技術進步、生活方式、個人成就以及政治的參與度方面已經成為整個社會矚目的焦點。如果說在18世紀時德國資產階級還把國家當成實現社會交流和成就自己生活價值的有效工具，那麼到19世紀三四十年代，人權和公民權已經成為德國資產階級自由派和民主派追求的目標。他們不顧各邦封建統治者的打壓，明確表達自己的政治訴求，形成了一系列的資產階級自由民主運動。

  首先，在梅特涅嚴厲的鎮壓政策下被迫流亡國外的許多德國進步人士繼續從事反對當局的鬥爭，著名詩人海因里希·海涅（Heinrich Heine，1797—1856）就是其中的一位。海涅1797年出生於杜塞道夫（Düsseldorf）一個猶太商人家庭，1831年移居巴黎（Paris） ，在那裡以自由作家的身份對德國的落後政治和社會現狀進行抨擊。同一時期定居於巴黎的德國政治流亡人士還有文學和戲劇評論家路德維希·伯爾納（Ludwig Brne，1786—1837）等人。1832年，一些德國移民和手工工匠在巴黎成立了「德意志人民聯合會」（Deutsche Volksverein）。1834年，一些德國政治流亡者和手工業者又在瑞士成立了「新德意志蘭」（Neues Deutschland） ，後改稱為「青年德意志蘭」（Junges Deutschland） ，成員達250人。同年，在雅科布·費內代（Jacob Venedey，1805—1871）的領導下，定居於巴黎的德意志流亡者在「德意志人民聯合會」的基礎上成立了由手工業者、工人、知識分子和政論家組成的秘密組織「流亡者同盟」（Bund der Gechteten） ，並出版《流亡者》（Der Gechtete）雜誌，開展反對德國各邦統治者的各種革命活動。

  在德國國內，下層的抗議和動亂時有發生。在黑森，鼓吹社會革命的作家格奧爾格·畢希納（Georg Büchner，1813—1837）和布茨巴赫（Butzbach）的教士弗里德里希·路德維希·魏迪希（Friedrich Ludwig Weidig，1791—1837）一起建立了「人權會社」（Gesellschaft für Menschenrechte） ，並在吉森、達姆施塔特和布茨巴赫等地建立了相關組織。他們於1834年7月開始散發《黑森信使》（Der Hessische Landbote）傳單，提出了「對茅屋和平！對宮殿戰爭！」「整個德意志民族必須獲得自由」等口號，號召人們起來反抗壓迫。他們因此而成了1848年革命的開路先鋒。1835年，由於受到官方通緝，畢希納逃往國外。

  「哥廷根七君子」（Gttinger Sieben）事件是德國學界一次影響巨大的事件。1837年6月20日，兼任漢諾瓦國王的英王威廉四世去世，漢諾瓦和英國之間結束了長達123年的兩國共侍一主的個人聯合統治。威廉四世胞弟恩斯特·奧古斯特一世（Ernst August I.，1771—1851，1837年—1851年在位）繼位漢諾瓦國王。這位新國王上任後即於7月5日悍然宣布，1833年頒布的國家基本法沒有得到其認可，並於11月1日決定中止該憲法。這一舉動遭到資產階級自由派的抵制。歷史學家達爾曼（Friedrich Christoph Dahlmann，1785—1860）、法學家威廉·愛德華·阿爾布萊希特（Wilhelm Eduard Albrecht，1800—1876）、神學家兼東方學家格奧爾格·海因里希·奧古斯特·埃瓦爾德（Georg Heinrich August Ewald，1803—1875）、歷史學家格奧爾格·高特弗雷德·格維努斯（Georg Gottfried Gervinus，1805—1871）、日耳曼語文學家雅科布·格林（Jacob Grimm，1785—1863）和威廉·格林（Wilhelm Grimm，1786—1859）兄弟、物理學家威廉·韋伯（Wilhelm Weber，1804—1891）等哥廷根大學的七位著名學者起而反對這種倒退行為，於11月18日遞交了書面抗議，捍衛憲法。剛剛登位的新國王為了「保全」面子，決定採取強硬手段鎮壓異議力量。哥廷根大學法庭於12月4日對七位教授進行審訊並於14日解除了他們的職位。其中達爾曼、格維努斯和雅科布·格林因為在漢諾瓦王國之外散發傳單而必須三日內離開哥廷根並被驅逐出境。1840年，普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收留了他們。「哥廷根七君子」事件在德國引起廣泛反響。各地民眾紛紛起而抗議漢諾瓦國王廢止憲法的倒行逆施舉動。

  「哥廷根七君子」事件對於德國近代歷史發展的一項極其重要的意義在於，它大大提升了大學教授作為爭取「自由」的鬥士的形象，擴大了以大學為代表的文化教育界的政治影響力，為1848年革命中法蘭克福聖保羅教堂（Paulskirche）的所謂「教授議會」（Professorenparlament）的形成奠定了政治基礎。

  「哥廷根七君子」事件另外一個直接後果是，它對哥廷根大學產生了極為負面的影響。曾經聲名顯赫的哥廷根大學在學術界的聲譽一落千丈，辦學狀況一時難以為繼。著名教授都不願應聘該校，學生則紛紛轉入其他大學學習。到1847/48年冬季學期時，該校註冊學生下降到580多人，跌入歷史的低點。

  

  除了溫和的資產階級自由主義運動和下層民眾騷動外，「三月革命前時期」的德意志還開始出現激進的資產階級民主運動。其主要代表人物大多是著名哲學家黑格爾的信徒，他們被稱為青年黑格爾派（Junghegelianer）或左翼黑格爾派（Linkshegelianer） ，其中包括大衛·弗里德里希·施特勞斯（David Friedrich Strau，1808—1874）、路德維希·費爾巴哈（Ludwig Feuerbach，1804—1872）、布魯諾·鮑爾（Bruno Bauer，1809—1882）、阿諾爾德·魯格（Arnold Ruge，1802—1880）和卡爾·馬克思（Karl Marx，1818—1883）等人。他們批評時政，致力於德國社會和政治領域的自由和平等，要求制定民主憲法和獲得選舉權等。

  19世紀三十年代後半期，青年黑格爾派成了反抗普魯士政府鎮壓政策的主要激進力量之一。青年黑格爾派最重要的思想喉舌是阿諾爾德·魯格於1838創辦的《哈勒德意志科學與藝術年鑑》（Hallesche Jahrbücherfür deutsche Wissenschaft und Kunst）。1841年，為了躲避普魯士政府的新聞檢查，這一刊物轉至德勒斯登（Dresden） ，改名為《德意志年鑑》（Deutsche Jahrbücher）出版。1843年，德意志邦聯議會決定，在德意志全境查禁該刊物。1844年，馬克思和阿諾爾德·魯格以《德法年鑑》（Deutsch-franzsische Jahrbücher）之名在巴黎繼續出版該刊物。作為德國資產階級民主運動的開端，「青年黑格爾派結束了被稱為黑格爾和歌德時代的時期」。1840年到1843年是青年黑格爾派的活動高峰期。此後，這一派別由於理論和政治上的分歧而解體，1845年以後實際上已經不復存在。

  二、西里西亞織工起義；《共產黨宣言》

  「三月革命前時期」，工人階級也開始登上政治舞台。西里西亞織工起義（Weberaufstand in Schlesien）是處於新舊交替時期的德國社會下層民眾表達不滿的最典型事例，也是德國工人階級登上政治舞台的具體體現。

  西里西亞是德國紡織業的中心。由於工廠主和商人的壓榨，職工生活相當貧困。絕大多數職工每天必須工作長達14個小時，甚至妻子小孩都要協助工作，才能勉強維持全家生計。19世紀四十年代，來自英國的紡織品的競爭進一步壓低了工人們的工資，農業歉收則使生活成本增長，職工生活因此雪上加霜。據統計，1842年僅饑荒餓死的工人就達6000人。1844年6月4日，彼得斯瓦爾道（Peterswaldau）、卡施巴赫（Kaschbach）和朗根比勞（Langenbielau）的3000職工走上街頭，要求增加工資和改善工作條件，遭到工廠主們的拒絕。憤怒的工人於是起而趕走工廠主，搗毀其住宅和工廠。兩天後，起義遭到普魯士軍隊鎮壓，其中有10人被殺，上百人遭到逮捕和判刑。

  除了西里西亞織工起義外，薩克森的埃爾茨山等地也爆發了縫紉用品工人起義。這些工人起義表明，在從傳統的封建社會向現代資本主義社會轉型的德國社會中，除了資產階級與傳統封建統治者之間的鬥爭外，又出現了資產階級與工人階級之間的衝突。

  代表工人階級的政治派別也開始出現和形成。1836年，「流亡者同盟」中一批不滿的幫工和工人分離出來，在巴黎建立了新的激進政治組織「正義者同盟」（Bund der Gerechten）。其最具影響力的人物是裁縫出身的威廉·魏特林（Welhelm Weitling，1808—1871）。魏特林主張「社會革命」，鼓吹用暴力革命消滅現行私有制，解放無產者，實現人人平等、共有共享的社會。他認為，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沒有共同利益，「正義者同盟」的任務就是啟蒙工人階級為自己的利益而鬥爭。「正義者同盟」的目標是，「將德國從壓迫下解放出來」，「致力於實現人權和公民權」。1846年，「正義者同盟」總部從巴黎遷往倫敦。1847年6月，「正義者同盟」受馬克思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1820—1895）的影響，改名為「共產主義者同盟」（Bund der Kommunisten） ，決定接受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作為自己的指導思想。

  馬克思出生於德國西部小城特利爾（Trier）一個轉信新教的猶太律師家庭，先後在波恩（Bonn）和柏林學習法律、哲學和歷史，曾是青年黑格爾派的代表人物之一，1842年出任具有自由主義傾向的《萊茵報》（Rheinische Zeitung）總編，並以此為陣地抨擊腐朽黑暗的封建專制制度。由於普魯士政府的查禁，《萊茵報》於1843年4月停刊。1843年6月，馬克思與青梅竹馬的燕妮（Jenny von Westfalen，1814—1881）結婚。10月馬克思偕夫人前往歐洲革命和社會主義運動的中心巴黎。此後，鬥爭實踐使馬克思開始懷疑黑格爾哲學，他撰寫了《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Einleitungzur Kritik der Hegelschen Rechtsphilosophie）等著作，開始轉向唯物主義和共產主義，並致力於工人階級的解放事業。

  恩格斯出生於巴門（Barmen）一個紡織工廠主之家。1842年，年僅22歲的恩格斯受父親指派，前往英國紡織業中心曼徹斯特（Manchester） ，管理其屬下的棉紡廠。赴英途中，他訪問了位於科隆的《萊茵報》總部，第一次與馬克思相見。1844年，恩格斯開始為馬克思主編的《德法年鑑》撰稿。8月恩格斯途經巴黎，與馬克思再次相見，從此兩人成為至交。1845年，恩格斯出版《英國工人階級狀況》（Die Lage derarbeitenden Klassenin England）一書，開始將工人階級的解放當作自己的努力目標。

  1847年11月29日至12月8日，「共產主義者同盟」在倫敦召開第二次代表大會，批准了共產主義者同盟綱領，確定「推翻資產階級政權，建立無產階級統治，消滅舊的以階級對立為基礎的資產階級社會和建立沒有階級、沒有私有制的新社會」為同盟的努力目標。大會還委託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同盟的理論和實踐綱領。1848年2月21日，《共產黨宣言》（Manifest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首先以德文版形式在倫敦發表，明確指出資產階級必然滅亡，無產階級必然勝利，無產階級是資本主義的掘墓人。無產階級必將推翻資本主義制度，建立起沒有私有制、沒有階級剝削的、平等和正義的新社會。《共產黨宣言》的發表，標誌著馬克思主義（Marxismus）的誕生。

  三、教會與國家關係的複雜化

  面對新舊交替時期的政治和社會危機，在德國具有巨大影響力的教會也不能置身事外。在經歷了法國大革命和拿破崙戰爭衝擊、教產世俗化以及世俗國家和法制的進步後，「舊的宗教指向模式已經走投無路，一切都不再是過去的模樣」。為了順應時勢變遷，無論是天主教會還是新教教會（Evangelische Kirche；Protestantismus） ，都展開了自我調適。浪漫主義（Romantik）思潮的發展和神聖同盟中基督教各派君主的團結則在很大程度上為遭到打擊的各派教會注入了新的精神和政治力量。就政治態度而言，面對複雜多變的形勢，不管是天主教會還是新教教會，依然像往常一樣，堅定地站在舊秩序一邊，捍衛君主專制統治和正統主義原則，反對自由主義憲法運動和社會改革運動，進而形成了所謂的「王冠和聖壇」的聯盟。

  在新教邦國中，正統觀念繼續占據主導地位。雖然包括施萊爾馬赫在內的自由主義新教神學家試圖努力適應現代社會，但其主要影響力仍局限於文化精英層面。施萊爾馬赫本人也只能算作是「現代自由主義的古典思想家」。一方面他主張思想自由，另一方面他又認為思想的表達不得危及國家秩序。在這種思想之下，處於國家影響下的新教教會仍然奉行保守主義的政治態度，將自由主義、民主運動和革命視為一種「罪惡」。在基督教會看來，路德的所謂「一個基督教徒的自由」絕不能危及秩序和上層國家。

  天主教會也是復辟政策的堅定支持者。天主教（Katholizismus）強調傳統，因此，支持舊秩序和反對新的進步事物就成了天主教的當然態度。此外，天主教會的教階制結構也使它對權威性的權力結構具有天然的親近感，因此，要求臣民服從統治者的權威成了天主教會的自然傾向。於是，反對自由主義就成了天主教會的不二選擇。早期浪漫主義（Frühromantik）和復辟時期的基督教理念的強化則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天主教的精神復興，也有利於削弱啟蒙運動（Aufklrung）對天主教教義的衝擊。復辟時期也因此成為德意志天主教會的活躍時期。

  美因茨和慕尼黑等地是德國天主教復興的中心。1821年，安德里亞斯·萊斯（Andreas R，1794—1887）和尼古勞斯·魏斯（Nicolaus Wei，1796—1869）在美因茨創辦了宗教雜誌《天主教》（Der Katholik） ，用以反擊對於天主教會的攻擊。1838年，著名政論家約瑟夫·馮·格雷斯（Joseph von Grres，1776—1848）又在慕尼黑創辦《天主教德國歷史政 治 報》（Historisch-Politische Bltterfürdas Katholische Deutschland） ，內容涉及文化、歷史和政治等領域，包括宣傳天主教的保守國家學說和社會學說，在德國天主教徒（Katholik）之中具有重要影響力，成為德國天主教輿論最重要的喉舌。

  處於時代變遷潮流中的天主教會與世俗化、法制化的國家之間也存在著摩擦和衝突。天主教會與普魯士國家之間的爭端是天主教會與國家之間衝突的典型事例。二者之間之所以出現衝突，有多個方面的原因：一是法國大革命和教產世俗化削弱了萊茵蘭天主教會的社會影響，市民「日益將宗教視為一種私事」。對此，天主教會試圖通過宣揚反啟蒙運動和現代性的教皇極權主義（Ultramontanismus）來強化自己的力量；二是拿破崙戰爭以及維也納會議上造成的德意志各邦領土變動打亂了德國傳統的宗教力量格局，包括巴伐利亞和普魯士在內的許多邦同時存在著不同的教派，由此引發新的矛盾。三是工業化和城市化的進展導致德國境內的人口流動和遷徙加速，進而引發不同宗教信仰者的混居和通婚情況增加。1815年劃歸普魯士後的萊茵蘭就集中了這樣的矛盾。萊茵蘭原本是天主教徒占多數的地區，由於併入普魯士，這裡的天主教徒發現，他們在一夜之間成了普魯士新教國家中的少數派，與此同時他們又在本地占有優勢。於是，如何在保持本地天主教傳統優勢的同時實現與普魯士其他地區的融合就成為首先要解決的問題。

  天主教會與普魯士國家之間的摩擦首先體現於因混合婚姻問題引發的「科隆教會爭端」（Klner Kirchenstreit）。它實際上是由於萊茵蘭天主教會堅持自身利益和擴大影響力而形成的議題。

  萊茵蘭和威斯特法侖（Westfalen）併入普魯士後，大量信仰新教的普魯士精英、官員和軍隊進入該地區。以明斯特（Münster）為例，1802年到1828年間，該城市人口增加54%，其中官員人數增加120%，軍隊家屬則增加260%。這些新增人口多數是來自普魯士原有地區的新教徒。由此出現了大量混合婚姻。為了攀附權貴，當地富裕階層與這些新來的新教徒之間的通婚相當頻繁。結果在婚姻問題上出現了天主教會與普魯士當局的劇烈衝突。在拿破崙統治時期，該地區的相關婚姻是根據拿破崙民法典舉辦。1815年以後，結婚儀式再次由天主教會接管。根據天主教的規定，只有子女接受天主教的洗禮和教育，教會才會為之舉行結婚儀式。但普魯士在1803年就已經規定，混合婚姻雙方的子女原則上接受父親的宗教信仰教育。1825年8月，普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頒發一項內閣敕令，規定新併入的西部省份也實行同樣的規定。於是大多數混合婚姻所生子女都施行了新教洗禮。天主教會擔心其宗教信仰由此將受到擠壓，繼而拒絕為男新教徒和女天主教徒的混合婚姻舉行儀式，甚至向新娘及其家庭施加壓力。秉持國家主義傳統的普魯士政府則強勢回應：凡以子女接受天主教教育為前提而舉行的教會婚姻儀式，政府將不予確認。

  為解決上述矛盾，1834年6月19日，普魯士駐羅馬公使邦森（Christian Karl Josiasvon Bunsen，1791—1860）與科隆大主教施皮格爾（Ferdinand August von Spiegelzum Desenberg，1764—1835）達成秘密的「柏林協定」（Berliner Konvention） ，規定雙方達成妥協，天主教會對普魯士政府的相關規定予以容忍。施皮格爾去世後，其繼任者克萊門斯·奧古斯特·德羅斯特·楚·維席林大主教（Clemens August Drost zu Vischering，1773—1845）奉行教皇極權主義，堅持在混合婚姻問題上不退讓。最後，普魯士政府不得不於1837年11月20日將德羅斯特逮捕並關入明登（Minden）要塞。教皇格里高利十六世（Gregor XVI，1765—1846）為此提出抗議。德羅斯特也因此成了德國天主教徒心目中的「信仰主教」，成為德國政治天主教運動的形象代表。直到1842年羅馬教廷（Rmische Kurie）與普魯士政府經過談判，才結束這一爭端。

  普魯士國家與天主教會的另一爭端是因神學家格奧爾格·赫爾麥斯（Georg Hermes，1775—1831）引發的問題，即誰對波恩大學天主教神學院的講座和學習有決定權。1820年，赫爾麥斯受施皮格爾大主教之聘出任波恩大學天主教教義學教授。他受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倫理學和天主教啟蒙運動（Katholische Aufklrung）的影響，創立了一套批判主義和人本主義的哲學體系，稱為「赫爾麥斯主義」（Hermesianismus） ，用於為天主教信仰進行「理性」辯護。赫爾麥斯的學說與復辟時期的天主教運動潮流不盡一致，因此在1835年時受到教皇的譴責，其著作也被列入禁書。新任科隆大主教德羅斯特於是禁止天主教神學專業學生選聽含有赫爾麥斯學說的講座。波恩大學神學院的教學於是陷入停頓狀態。由於涉及國家與教會對大學的控制權問題，普魯士政府自然不願讓步，堅定支持「赫爾麥斯主義」，與德羅斯特大主教展開了鬥爭。只是由於羅馬教廷的居中調停，雙方才沒有公開破裂。

  混合婚姻問題的爭執和「赫爾麥斯主義」問題在德國歷史上又稱為「科隆風波」（Klner Wirren） ，是復辟時期天主教會與普魯士國家之間衝突的頂點，其鬥爭的實質是普魯士國家與天主教會之間爭奪「對於婚姻和教育的決定權」。就像「哥廷根七君子」事件對德國的自由主義運動起到了極大的促進作用一樣，「科隆風波」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德國天主教徒的共同政治意識，為日後政治天主教運動的發展奠定了基礎。因此，也有人把該事件與19世紀七十年代普魯士發動的反對天主教的文化鬥爭（Kulturkampf）相提並論，稱為「普魯士第一次文化鬥爭」。

  四、固步自封的奧地利與「新紀元」的普魯士

  面對新舊交替的複雜社會、經濟和政治形勢，德意志兩大邦國奧地利和普魯士呈現明顯不同的兩種取向。前者固守僵化，後者則開始結束「復辟」政策，展示出某種自由主義的色彩。

  1835年，患有精神疾病的費迪南德一世（Ferdinand I.，1793—1875，1835年—1848年在位）登上奧地利皇位。此後到1848年為止，奧地利的政治發展基本上處於停滯狀態，政治、社會和經濟矛盾非常突出。在政府機構「國家會議」中，保守的梅特涅和帶有溫和的自由主義色彩的國務大臣科洛弗拉特伯爵（Graf Franz Antonvon Kolowrat-Liebsteinsky，1778—1861）這兩個最強勢人物相互掣肘；國家債台高築，陷入破產境地；在僵化的稅收體制下，財政收入與交通、鐵路建設以及工業化等對資金的需求相比明顯不足；禁錮人們思想的新聞檢查制度沒有絲毫鬆動的跡象；倫巴底、威尼西亞、波希米亞、加里西亞和匈牙利（Ungarn）等帝國轄地要求實行自由的憲法的努力一律遭到奧地利政府的拒絕。總體上看，保守的梅特涅體制已經越來越無法滿足經濟、社會和政治的要求。奧地利正在走向嚴重的政治危機。

  與奧地利相比，1840年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去世後，新登普魯士王位的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卻採取了一系列結束復辟政策的措施，資產階級自由派因此對其充滿了期待。他首先廢除了「追究煽動者」法令，釋放了被關押的「煽動者」阿恩特、雅恩等人，並聘請「哥廷根七君子」中的達爾曼和格林兄弟分別到波恩大學和柏林大學（Universitt Berlin）任教。軍事改革的著名領導者之一博伊恩也重新得到任用。他還結束了國家與天主教會的衝突。此外，為迎合德意志民族主義者的口味，他於1840年批准設立科隆大教堂（Klner Dom）建設聯合會，1842年參加科隆大教堂建設慶典，親自為教堂的開建奠基，以此作為德國統一的重要象徵。

  但是在憲法問題上，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在以蓋拉赫兄弟為首的保守派壓力下，沒有兌現其父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多次作出的承諾。1840年10月，當東普魯士等級議會請求成立曾在1815年允諾過的民族代議機構時，他明確告訴具有自由主義思想的東普魯士省長舍恩（Heinrich Theodor von Schn，1773—1856） ，不想制定一部成文的「國家基本法」。取而代之的是，他試圖設立另一種形式的代表性機構，即由各省議會代表組成的「聯合邦議會」（Vereinigter Landtag）。

  1842年10月，由8個省議會代表組成的「聯合委員會」在柏林召開，這是普魯士召開的第一次全邦等級代表大會。但是這種代表性機構與人們所期待的民族代議機構相差甚遠，因此，儘管普魯士政府實行嚴厲的新聞檢查，人們對於政府官僚專制主義的批評聲音卻越來越大。除了《萊茵報》等資產階級自由派的報刊外，威斯特法侖省議員格奧爾格·馮·芬克（Georg von Vincke，1811—1875）、萊茵省議員、銀行家魯道夫·坎普豪森（Ludolf Camphausen，1803—1890）和易北河（Elbe）以東省份的議員魯道夫·馮·奧爾斯瓦爾德（Rudolf von Auerswald，1795—1866）等人都提出了兌現1815年承諾的要求。

  由於各方的壓力以及迫於財政困難，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不得不於1847年2月3日頒布了新的《關於等級機構的特許令》（Patent diestndischen Einrichtungen betreffend）和《關於聯合邦議會構成的規程》（Verordnungüber die Bildung des Vereinigten Landtages）等，宣布將召開聯合邦議會。4月到6月，由613名省議會議員組成的聯合邦議會在柏林召開。這些代表由貴族、富有農民和城市大資產階級構成，他們大多為資產階級自由派。普王從一開始就對大會抱著一種不友好的態度。他在會議的開幕式上曾用譏諷的口吻表示，自己參加大會實非所願。他還質疑議員們討論政治問題的權利，認為議員們的職責決不是要反映現時流行的各種看法；與國王的分歧只能根據上帝的規定和現行的國家法律來解決，而決非靠多數人的意志來處理。很顯然，他不願實行代議制政治。結果，不僅自由派議員對國王的態度感到失望，甚至連舊的等級秩序的維護者和保守派也感到不能理解。於是議會以2/3多數拒絕了普魯士政府為解決大地產者債務而提供國家保證的「土地租金銀行」法案和為修建柏林到柯尼斯堡鐵路提供2000至2500萬塔勒爾（Taler）國家借款保證的要求。

  憲法問題對普魯士日後的政治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聯合邦議會解散以後，由於定期召開議會的要求得不到滿足，人們對於普魯士專制主義國家的現行秩序的合法性的質疑聲越來越強烈。這一點成為即將到來的「三月革命」的一個重要誘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