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1830年七月革命影響下的德意志 一、19世紀20年代歐洲革命與梅特涅時代的終結

  1815年建立起來的維也納體系完全基於梅特涅的保守性理念之上。這種保守性理念主要取向是穩定和守舊。它包含有兩大內容：一是保持均勢的國際關係格局；二是制止一切危害現存秩序的革命思想和行為，維持現狀。因此維也納體系也以所謂的「梅特涅體系」（Metternichsches System）著稱，梅特涅則成了復辟時期的時代象徵。為了貫徹這種保守性理念，維護維也納體系，歐洲列強分別建立了神聖同盟、四國同盟（Quadrupelallianz）和五強共治（Pentarchie）等國際政治運行機制。1818年亞亨會議發表的宣言則是歐洲主要列強顯示其團結一致和決心「捍衛安寧」的頂點。

  然而，神聖同盟及其維護的維也納體系違背了歷史發展的潮流。經過法國大革命和拿破崙戰爭（Napoleonische Kriege）洗禮的歐洲已經無法回到梅特涅等所期盼的舊秩序時代。不久，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運動重新高漲，對維也納體系展開了首輪衝擊。1820年1月西班牙（Spanien）首先爆發資產階級革命。7月義大利（Italien）的那不勒斯（Neapel）爆發革命，8月葡萄牙（Portugal）爆發革命。1821年3月義大利的皮蒙特（Piemont）爆發革命，同年希臘（Griechenland）爆發反抗土耳其（Türkei）民族壓迫的起義。這些革命和起義動搖了正統王朝的統治地位，嚴重威脅維也納會議所確定的相關原則和秩序。梅特涅因害怕義大利民族獨立運動之火會燃及奧地利統治下的倫巴底（Lombadei）和威尼西亞（Venetien）等地，因而力主鎮壓。

  1820年10月20日至12月20日，在梅特涅的建議下，神聖同盟在特羅包（Troppau）召開會議，即所謂的特羅包君主會議（Troppauer Fürstenkongre） ，沙皇亞歷山大一世（Alexander I.Pawlowitsch Romanow，1777—1825，1801年—1825年在位）、奧皇弗蘭茨一世以及普王代表、普魯士王儲弗里德里希·威廉（Kronprinz Friedrich Wilhelm）親自出席會議，英、法兩國則派使節參加。會議期間，俄、奧、普三國君主於11月19日簽署了《特羅包議定書》（Troppauer Protokoll）。議定書明確規定：因革命而引發政府變動的神聖同盟成員國，其後果對其他國家形成威脅，一律開除出同盟，直到其恢復合法和穩定的秩序為止；神聖同盟列強有權對任何發生革命的國家進行干涉，必要時採取武力手段進行鎮壓。最後，由於國內自由派的反對，英、法兩國都沒有在議定書上簽字。列強之間的分歧表明，特羅包會議已經打破了維也納會議以來四國同盟所規定的協調一致原則。

  1821年1月26日至5月12日，神聖同盟易地舉行萊巴赫會議（Laibacher Kongre）。出席會議的有沙皇亞歷山大一世及其大臣涅謝爾羅傑（Karl Robert Graf von Nesselrode，1780—1862）、奧皇帝弗蘭茨一世及其大臣梅特涅、普魯士和法國的全權代表、英國駐維也納（Wien）大使等。會議還邀請兩西西里王國（Knigreich beider Sizilien）國王費迪南德一世（Ferdinand I.，1751—1825，1816年—1825年在位）等一些義大利君主的代表參加。會上，梅特涅堅決要求鎮壓那不勒斯革命，並且得到俄、普兩國的全力支持。最後，會議無視英、法等西方列強的抗議，決定由奧地利出兵鎮壓義大利革命，恢復那裡的秩序。3月23日，奧地利軍隊占領那不勒斯，恢復了費迪南德一世在那不勒斯的王位。隨後，奧軍又轉向皮蒙特，會同撒丁王國（Knigreich Sardinien）軍隊鎮壓了那裡的革命，消除了革命之火蔓延到奧屬倫巴底和威尼西亞的危險。整個義大利由此落入奧地利的掌控之下。5月12日會議結束時，俄、奧、普三國又聯合發表宣言，稱那不勒斯和皮蒙特等地的革命是「禍害」和「叛亂」，鎮壓行動是為了「捍衛合法政權」。由於俄、奧兩國在鎮壓革命的過程中表現最積極，俄奧合作在一段時間內成了「歐洲安寧的基本因素」。但是，萊巴赫會議表明，歐洲列強的協調一致原則由於英、法兩國和俄、普、奧三國之間的分歧已經失靈。甚至俄、奧兩國之間也缺乏信任。當俄國提出準備派兵進入義大利鎮壓革命時，梅特涅卻害怕俄國染指其後院而加以拒絕。

  1822年10月20日至12月14日，鑑於西班牙革命仍在發展，而且對其他國家產生了巨大影響，神聖同盟再次舉行維羅納會議（Veroneser Kongre；Kongrezu Verona）。出席會議的除了俄、奧、普三國君主外，還有俄國外交大臣涅謝爾羅傑、奧地利外交大臣梅特涅、普魯士總理大臣哈登貝格（在會議期間去世）、英國代表威靈頓公爵（Herzog von Wellington；Duke of Wellington，1769—1852）和法國外交大臣馬蒂厄·德·蒙莫朗西拉瓦爾（Mathieu de Montmorency-Laval，1766—1826）等。會議主要討論武裝干涉西班牙、希臘起義和西屬拉丁美洲（Lateinamerka）殖民地的命運問題。會上，俄、奧、普、法都主張對西班牙革命進行武裝干涉。沙皇甚至表示要派15萬俄軍前往鎮壓。威靈頓公爵則遵照新任外交大臣喬治·坎寧（George Canning，1770—1827）的指示，反對干涉西班牙革命，尤其明確反對神聖同盟干涉拉美獨立運動（Unabhngigkeitbewegungin Lateinamerika） ，因為英國希望取代西班牙在南美洲（Südamerika）地區牟取利益。但是會議不顧英國的反對，決定支持出兵西班牙，鎮壓革命。在希臘問題上，梅特涅害怕希臘革命引起奧地利境內的民族運動，說服對希臘抱同情態度的沙皇亞歷山大一世，認定希臘獨立是反對「合法君主」，拒絕承認其獨立地位。1823年4月法軍侵入西班牙，鎮壓了那裡的革命。維羅納會議表明，歐洲列強協調一致原則已完全被打破。英國「明顯地與歐洲協調分道揚鑣」。

  此後，由於東方問題，歐洲列強之間裂痕進一步加大，甚至俄奧之間也出現了不和。在維羅納會議拒絕支持希臘反對土耳其統治後，英國政府為了鞏固自己在希臘的勢力，宣布承認希臘起義合法，並給予財政援助。法國擔心英國獨占希臘，也與英國一致行動。俄國本來就同情希臘起義，而且想利用這一機會打擊土耳其，因而也開始與英國接近。1826年，英俄兩國簽訂秘密協定，規定在土耳其對希臘擁有宗主權的前提下，支持希臘完全自治。1827年法國加入了這一協定。梅特涅則反對俄國與保護「叛亂者」的英國合作，甚至暗中支持土耳其抵制英、俄、法等國的要求。1828年，俄國趁有利時機向土耳其宣戰。梅特涅為了反對俄國向巴爾幹半島（Balkanhalbinsel）擴張，多次致函英、法等國，要求聯合對付俄國，但沒有結果。1829年9月14日，俄土簽訂《亞德里亞那堡和約》（Frieden von Adrianopel） ，俄國取得多瑙河（Donau）河口大片地區，還獲得了在土耳其境內自由通商等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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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19世紀20年代的歐洲革命運動在神聖同盟的鎮壓下遭到失敗，但它們有力地衝擊了維也納體系。俄、英、法等國支持希臘起義，實際上已經破壞了維也納體系的「正統主義」（Legitimismus）核心原則，俄、奧分歧加劇。俄國在巴爾幹的擴張加劇了俄國與英、法、奧等國的矛盾。歐洲五強協調一致的時代走向終結，神聖同盟開始走向瓦解，梅特涅在歐洲呼風喚雨的時代隨之結束。

  二、法國七月革命影響下的德意志

  （一）法國七月革命風暴

  19世紀20年代的歐洲革命運動給維也納體系以最初的衝擊，結束了梅特涅時代。而真正引發歐洲巨大革命風暴的則是法國1830年七月革命（Julirevolution von1830）。

  1824年，法國國王路易十八（Ludwig XVIII.，1755—1824，1814年—1824年在位）去世，其弟阿圖瓦伯爵（Graf von Artois）登位，稱查理十世（Karl X.Philipp；Charles X.Philippe，1757—1836，1824年—1830年在位）。查理十世拋棄了路易十八奉行的在復辟和立憲之間調和的溫和路線，試圖完全恢復大革命前的波旁王朝（Haus Bourbon）專制統治和貴族特權。他不僅對革命期間遭受財產損失的貴族進行補償，而且要恢復天主教會（Katholische Kirche）在法國的統治。1830年7月26日，查理十世為了鎮壓資產階級自由派，又頒布四項非常法令：限制新聞自由；解散議會；修改選舉法，只有繳納高額土地稅者才有被選舉權；9月進行大選。查理十世的反動統治激起民眾不滿。民眾上街舉行示威並迅速演變為起義。29日，查理十世倉皇逃往英國，波旁復辟王朝被推翻。最後，以梯也爾（Adolphe Thiers，1797—1877）為代表的大資產階級把奧爾良公爵路易菲利普（Louis-Philippe I.，Herzog von Orléans，1773—1850，1830年—1848年在位）推上了國王寶座，開始了「七月王朝」（Julimonarchie）的統治。七月革命鞏固了法國資產階級對封建貴族的勝利。路易菲利普被稱為「資產階級國王」，「七月王朝」統治時期也成了法國資產階級的黃金時代。

  七月革命的國際意義在於，它徹底打破了「正統主義」原則，維也納體系實際上已經瓦解。在七月革命影響下，出現了全歐性的資產階級革命和改革運動。南尼德蘭（Südniederland） ，即比利時（Belgien） ，於8月25日爆發起義，要求脫離荷蘭統治，併入法國。但是，英國、普魯士等國都不想法國吞併南尼德蘭，法國也反對其他列強染指該地區。為防止發生衝突，各列強在1831年11月15日召開的倫敦會議上簽訂議定書，比利時成為由五大列強保證的中立王國。在義大利，教皇國（Kirchenstaat）、帕爾馬（Parma）、莫德納（Modena）等邦也都爆發了騷亂。維也納會議上劃歸沙皇的波蘭（Polen）地區也於1830年11月到1831年9月爆發爭取民族獨立的起義，旨在建立獨立的波蘭民族國家。七月革命甚至波及英國。英國工業資產階級受法國革命的鼓舞，掀起了聲勢浩大的議會改革運動，最終通過了1832年議會改革法案，擴大選民人數，增加新興工業城市的議席，打破了貴族和金融資產階級長期壟斷政權的局面，工業資產階級開始進入議會，躋身統治階級行列。

  （二）七月革命影響下的德意志；第二次憲法運動

  法國七月革命尤其對相鄰的德意志地區產生了重大影響。這種影響集中表現在兩點：一方面，它推動了中小邦國的自由主義運動和民族主義運動；另一方面，以梅特涅為代表的保守勢力卻試圖通過德意志邦聯的決議來強化復辟勢力對整個德意志的控制。

  七月革命對德意志的一個重大影響在於，公共政治和社會生活中出現了大規模的民眾騷動、群眾運動和革命性動盪。早在1830年8月底，工業城市亞亨（Aachen）的工人就開始發動針對工廠主和政府的騷亂，表達對難以餬口的工資和企業主的專橫的不滿。此後的數月中，在科隆（Kln）、美因河畔法蘭克福、慕尼黑（München）、開姆尼茨（Chemnitz）、萊比錫、漢堡等許多城市也發生了工人和民眾暴動。柏林、維也納和布拉格（Prag）等地也出現了短暫的暴亂和「鬧事」，最後出動軍隊才得以平息。此外，許多大學也出現了各種各樣的大學生騷動。

  在德意志各邦中，動亂最劇烈的是薩克森王國（Knigreich Sachsen）、不倫瑞克公國（Herzogtum Braunschweig）、黑森選侯國（Kurfürstentum Hessen；Kurhessen）、黑森大公國（Groherzogtum Hessen，即黑森達姆施塔特）和漢諾瓦王國（Knigreich Hannover）。以黑森選侯國為例，在這裡，不僅首都卡塞爾（Kassel）爆發了反對物價上漲的騷動，哈瑙（Hanau）和富爾達（Fulda）地區也出現了衝擊海關的事件，人們搗毀海關檢查站，使得海關在此後一年多的時間裡無法徵稅。這種衝擊海關的事件一直蔓延到黑森大公國的上黑森地區，在那裡，數以千計的農民隊伍衝擊稅務機構，燒毀各種封建文契，搗毀稅務大樓，以示抗議。當時影響力很大的《奧格斯堡總匯報》（Augsburger Allgemeine Zeitung）形容1830年9月是一個「充滿威脅、暴動、搶劫、放火和毀滅的」時期。

  革命騷動也推動了德意志資產階級自由主義運動的發展。各中小邦國爆發了新一輪的政治風暴，出現了新一輪立憲高潮，形成了德意志第二次憲法運動（Zweite deutsche Verfassungsbewegung，1830—1833/41）。

  在不倫瑞克公國，人們於1830年9月7日發動起義，趕走了無視1820年「地方規章」的公爵卡爾二世（Herzog Karl II.von Braunschweig，1804—1873，1815年—1830年在位） ，並將其巴洛克宮殿付之一炬，然後邀請其弟威廉公爵（Herzog Wilhelm von Braunschweig，1806—1884，1830年—1884年在位）接替其位。在南德地區，資產階級自由派也要求取得發言權。巴伐利亞內政大臣愛德華·馮·申克（Eduard von Schenk，1788—1841）由于越來越多的諸如混合婚姻等方面的規定而在議會中遭到猛烈抨擊，造成議會與政府間的失和。最後國王路德維希一世（Ludwig I.，1786—1868，1825年—1848年在位）不得不解除其職務，安排他到地方任職。在巴登，作為自由主義推手的卡爾·馮·羅特克（Karlvon Rotteck，1775—1840）和法學家、自由主義政治家卡爾·特奧多爾·韋爾克等一道，爭取通過了自由主義的新聞立法，要求把德意志邦聯發展成為「促進德意志民族統一和德意志公民自由的組織」，從而使巴登議會成為「德國新的立憲生活的象徵」。

  德意志第二次憲法運動是這一時期資產階級自由主義運動的又一項重要內容。

  在德意志各邦中，薩克森王國的經濟相對發達。在這裡，先進的經濟社會狀況與過時的憲法呈現明顯的反差。七月革命爆發後，薩克森境內多個地方出現了動亂，人們將鬥爭矛頭指向舊的等級制憲法。時年75歲的國王安東（Anton von Sachsen，1755—1836，1827年—1836年在位）被迫順應民意，任命其侄兒弗里德里希·奧古斯特二世（Friedrich August II.，1797—1854，1836年—1854年在位）為共同攝政。1831年9月4日，現代意義上的新憲法在薩克森王國生效。根據新憲法，土地占有者在議會中占有優勢。城市代表在下院中僅占1/3，在上院中42個席位只占8席。憲法規定，相關法律必須得到大臣的副署；議員擁有豁免權；必須達到一定的財產資格才有選舉和被選舉權。儘管新憲法保守色彩較為濃厚，但薩克森畢竟由此成為君主立憲制國家。

  在黑森選侯國，由於首都卡塞爾和哈瑙、富爾達等地的動亂，被稱為「最野蠻荒淫的廢物」的選侯威廉二世（Wilhelm II.，1777—1847，1821年—1847年在位）被迫任命其子弗里德里希·威廉（Friedrich Wilhelm I.，1802—1875，1847年—1875年在位）共同攝政，處理政府事務，並召開議會，於1831年1月5日通過了一部新的憲法。根據該憲法，實行一院制議會；議會擁有法律的創製權、完全的預算權和對大臣的控告權；司法和行政分離等。該憲法是當時德國「最現代和最自由的憲法」。

  在漢諾瓦，由於動亂和資產階級自由派的壓力，令人憎惡的首席大臣明斯特伯爵（Graf Ernst Friedrich Herbert von Münster，1766—1839）於1831年2月12日辭職，身兼漢諾瓦國王的英王威廉四世（Wilhelm IV.Heinrich，1765—1837，1830年—1837年在位）也於1833年9月26日簽署頒布了一部溫和的自由主義的國家基本法（Staatsgrundgesetz）。根據該憲法，實行兩院制議會；所有具有獨立行為能力的公民都有選舉權；在上院，貴族居絕對支配地位；下院議席分配中，農民占38席，城市市民占37席。農民和資產階級在議會中的影響力因此得到擴大。漢諾瓦也由此成為德意志邦聯中的立憲邦國。

  在不倫瑞克公國，威廉公爵於1832年10月12日頒布了現代意義上的憲法。根據該憲法，實行一院制議會，議會擁有立法創製權、自由選舉權、緊急狀態下集會權、指控大臣權和國家公債的批准權等。資產階級和農民代表在議會中的力量得到加強。不倫瑞克由此成為北德地區第一個憲法國家。

  第二次憲法運動與第一次憲法運動的一個明顯區別在於：後者頒布的憲法基本上屬於君主頒布的欽定憲法（oktroyierte Verfassung） ，前者頒布的憲法則大多剔除了欽定因素，更多地體現為邦君與等級議會之間的一種約定，因此是一種進步。第二次憲法運動之後，在所有重要的德意志邦國中，只有奧地利和普魯士兩大邦國仍然處於沒有憲法的狀態。

  此後，七月革命的後續效應在德意志持續發酵。德國資產階級自由主義反對派的影響力加強，他們在繼續精英政治的同時，還掀起了要求進行政治和社會改革的大眾運動。這一點在西南德地區最為明顯。之所以謂之大眾運動，一個重要的原因在於參與者的廣泛性，除了大學生外，資產階級和手工業者等也加入了運動的行列。

  漢巴赫集會（Hambacher Fest）是七月革命後德國政治運動大眾化的突出體現。1832年5月27日至30日，在「德意志新聞和祖國聯合會」（Deutscher Pre- und Vaterl and sverein）的號召下，多達2到3萬人從德意志各地來到普法爾茨（Pfalz） ，在諾伊施塔特（Neustadt）附近的漢巴赫宮（Hambacher Schlo）舉行大會。在這次集會中，激進自由主義者、民主政論家約翰·奧古斯特·維爾特（Johann August Wirth，1798—1848）和卡爾·馮·羅特克的學生菲利普·雅科布·西本普法伊費爾（Philipp Jakob Siebenpfeiffer，1789—1845）扮演了主要角色。集會者提出了政治自由、建立統一的德意志民族國家和聯合的民主的歐洲等要求和口號。在群眾集會上，西本普法伊費爾和維爾特成為主要演講者。維爾特在其演說的最後高呼：「德意志合眾國萬歲，萬歲，萬萬歲！聯合的共和的歐洲萬歲，萬歲，萬萬歲！」西本普法伊費爾則預言「一個共同的德意志祖國出現的日子將會到來」。漢巴赫大會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之後德意志各地紛紛仿效，出現了大量的民眾集會。

  1833年襲擊法蘭克福警備隊事件（Frankfurter Wachensturm）是繼漢巴赫大會之後的又一重大事件。是年4月3日，為了表達對為梅特涅推行復辟政策服務的德意志邦聯議會的不滿以及建立共和國的訴求，來自海德爾堡等地的大學生協會的50名成員，在曾經領導過1831年哥廷根起義的哥廷根大學講師勞申普拉特（Johann Ernst Arminius von Rauschenplatt，1807—1868）指揮下，襲擊了美因河畔法蘭克福的城市警備室並釋放了囚犯。最終起義歸於失敗，勞申普拉特逃往瑞士。儘管如此，它給統治者以極大震撼，迫使邦聯議會從奧地利和普魯士調集了2500名士兵長期駐紮法蘭克福，以保障安全。

  1830年七月革命在德國境內引發的一系反響使梅特涅認識到，19世紀二十年代後半期趨於平靜的德意志正重新燃起革命之火，嚴重威脅到現存秩序，必須立即撲滅。他再次採取慣用伎倆，試圖動員整個德意志邦聯來對付革命。1832年6月28日，德意志邦聯議會根據《維也納最後議定書》第57條的規定，通過了旨在維護德意志「秩序」的所謂的「六項條款」（Die Sechs Artikel）。據此，各邦的國家全部權力必須集中於國家首腦手中；限制請願權和議會制定法律的權力；恢復中央審查委員會的活動，監控敵視各邦政府和邦聯者；必須根據德意志邦聯法解釋各邦憲法。7月5日，邦聯議會又通過第二個保持邦聯內穩定和秩序的「十項條款」（Die Zehn Artikel）。根據該決議，德意志境內所有的政治協會活動，所有帶有政治內容的公開談話和民眾集會等，一律加以禁止；加大對於新聞的監控和檢查力度。

  邦聯議會還採取一系列實際步驟貫徹和落實相關決議。在符滕堡，因自由派議員保羅·普菲策爾（Paul Pfizer，1801—1867）在議會中提出了反對「六項條款」的動議，該議會隨之遭到解散；在巴登，帶有自由主義色彩的1830年新聞法被取締，羅特克和韋爾克等人被解除了在弗賴堡大學（Universitt Freiburg）的職位。在普魯士，204名大學生協會成員在1836年被判刑，其中35人被判處死刑。許多人直到1840年新國王繼位時才被大赦出獄。在全德境內，1833年襲擊法蘭克福警備隊事件發生後，德意志邦聯加強了對政治反對派的鎮壓和通緝。1833年6月30日，邦聯議會在美因河畔法蘭克福建立了專門的「中央政治審查機關」。據統計，到1842年為止，有約2000人被列入黑名單，遭到監視和審查。襲擊法蘭克福警備隊的參與者中有15人被判刑，其中11人被判處終身監禁。

  德意志邦聯還在奧地利和普魯士的操控下召開維也納大臣會議，於1834年6月12日制定了一份僅部分公開的秘密決議，即所謂的「六十條」（Die Sechzig Artikel）或《維也納大臣會議最後議定書》（Schluprotokollder Wiener Ministerkonferenzen），把原先的「六項條款」的原則性規定變成了具體的措施。該決議規定，推遲召開或解散不順從的等級議會，對邦聯內的大學及其師生進行嚴密審查和監督。德意志邦聯自卡爾斯巴德決議以來所推行的以穩定和秩序為目標的復辟政策達到了它的頂峰。

  然而，梅特涅主導下的反動政策違背了歷史發展的潮流，因此不可能長久。與此同時，這種強化干涉各邦內部事務的邦聯政策也引發了各邦統治者的擔憂。薩克森等一些邦國對實施邦聯的相關決議缺乏熱情，從而削弱了它的貫徹力度。甚至英國和法國等西歐國家也反對德意志邦聯壓制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政策。在德意志邦聯通過「六項條款」後，英國首相帕麥斯頓（Henry John Temple Palmerston，1784—1865）曾明確表示，英國作為維也納會議總決議的簽署國，有權在德意志邦聯問題上發言，要求德意志邦聯制止「不審慎的熱情並阻止採取一種極可能導致大動盪和戰爭」的措施。法國也加入了這一外交行動。

  1830/31年波蘭起義也對普魯士和奧地利這兩大德意志邦國的態度產生了重要影響，並由此影響到整個歐洲國際政治格局。波蘭起義雖然在沙皇的鎮壓下失敗，卻產生了兩個重要的後果。

  後果之一是引起曾參與瓜分波蘭（polnische Teilungen；Teilungen Polens）的普魯士的警覺。在維也納會議上，普魯士曾經獲得波森（Posen）地區，建立了波森大公國（Groherzogtum Posen） ，採取了在行政管理和語言方面的照顧性政策，以淡化波蘭人的民族意識和抵制情緒。但是，波蘭起義使普魯士政府的政策發生根本性變化。時任波森省長的愛德華·海因里希·馮·弗洛特韋爾（Eduard Heinrich von Flottwell，1786—1865）轉而開始推行以維護普魯士國家利益為前提的嚴格的日耳曼化政策（Germanisierungspolitik；Eindeutschungspolitik） ，試圖以此消滅波蘭人的民族特徵。

  波蘭起義的第二個後果是，在瓜分波蘭中獲得好處的普奧兩大邦國因共同的利益而與俄國緊密地團結在一起，而西歐的英、法則對波蘭的境遇表示同情。歐洲五強由此形成了自由主義的西方與保守主義（Konservativismus）的東方相對立的二元國際政治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