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節1848年德國革命

  1848年革命前夕，德意志已經陷入政治和社會危機之中。民族主義和民族國家問題日益突出，資產階級自由民主運動進一步高漲，農業歉收導致廣大下層民眾的物質生活嚴重惡化。階級矛盾、社會矛盾日益尖銳。在這種形勢下，爆發的新一輪法國革命如飛濺的星火，觸燃了與之相鄰的危機重重的德意志大地。它消除了德國資產階級在革命問題上猶豫不決的態度，燃起了他們的革命激情。革命運動迅速席捲整個德國。

  一、社會政治危機的加劇

  （一）東方危機和1840年萊茵危機；德意志民族主義的新高漲

  1840年萊茵危機（Rheinkrise1840）是德意志邦聯與法國之間的一場外交危機，它源於法國在1839年—1841年東方危機（Orientkrise1839—1841）中的外交失敗。

  1830年七月革命以後，歐洲列強分成了以俄、奧、普為一方的東方保守主義集團和以英、法為另一方的西方自由主義集團。但是，這種在意識形態作用下分裂而成的東西方國家集團格局是相對的，真正影響各國對外政策的根本性因素是國家利益。如前所述，到19世紀20年代末，在處理東方問題方面，歐洲主要列強之間的矛盾已經超出了意識形態的爭執，更多地體現為一種「國家利益」至上的原則。

  19世紀30年代，土耳其與埃及（gypten）之間的戰爭使東方問題再次成為歐洲列強關注的焦點。當時的埃及是奧斯曼帝國（Osmanisches Reich，Ottomanisches Reich）的屬地。時任埃及總督穆罕默德·阿里（Muhammad Ali，1769—1849）不僅想使埃及擺脫土耳其獨立，而且想建立一個龐大的阿拉伯帝國。為此，他從19世紀初開始進行改革，發展近代工業和軍事力量，富國強兵。希臘起義期間，他曾出兵幫助土耳其蘇丹鎮壓起義。事後他要求得到敘利亞（Syrien） ，被蘇丹拒絕，遂於1831年派兵進攻敘利亞並乘勝向小亞細亞（Kleinasien）和君士坦丁堡（Konstantinopel）推進，土埃戰爭（Türkisch-gyptischer Krieg）爆發。土耳其蘇丹急忙向列強求援。

  歐洲列強對土埃戰爭呈現不同態度。英國想把埃及變成自己的勢力範圍，因此不願得罪埃及。法國自拿破崙入侵埃及以來一直在埃及擁有重要影響力，包括幫助阿里訓練埃及軍隊等，它希望把埃及和敘利亞變成自己的勢力範圍，因此也拒絕援助土耳其。俄國則想趁機把土耳其變成自己的附庸，因此接受了土耳其蘇丹馬赫穆德二世（Mahmud II.，1785—1839，1808年—1839年在位）的請求，於1833年2月派兵前往君士坦丁堡和博斯普魯斯海峽（Bosporus） ，阻止埃及軍隊的進攻。英、法兩國之間雖有矛盾，但更擔心俄國乘機占領君士坦丁堡，控制海峽，危及自己的利益，因此共同迫使土埃雙方停火，要求俄國撤兵。1833年5月，土埃簽訂《屈塔希亞協定》（Konvention von Kütahya） ，雙方停止戰爭，埃及得到敘利亞等地，但承認土耳其蘇丹對埃及的宗主權。俄國也於7月8日迫使土耳其簽訂有利於俄國的《安吉阿爾斯凱萊希條約》（Vertragvon Unkiar Skelessi）。根據該條約規定：兩國結成防守同盟；俄國在與他國交戰時，土耳其禁止外國軍艦進入海峽，只有俄國軍艦可以自由出入。該條約實際上使俄國成為土耳其的保護者，因此遭到英、法等西歐列強的反對。

  為對付西歐列強，沙皇尼古拉一世（Nikolaus I.，1796—1855，1825年—1855年在位）轉而尋求奧地利、普魯士的支持，希望通過保持現狀來維護俄國的既得利益。梅特涅要求俄國不得支持巴爾幹地區的民族運動，在要求得到滿足後，俄奧兩國皇帝於1833年9月18日在波希米亞的明-格萊茨（München-Grtz）簽署協定，重申了保守主義的干涉原則，同意維持土耳其現狀，反對埃及總督穆罕默德·阿里從土耳其獲取新的利益。10月，普魯士也加入了這一協定。《明興格萊茨協定》（Konvention von München-Grtz）使俄國在近東（Naher Osten）的優勢地位得到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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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東方問題沒有就此結束。穆罕默德·阿里並不滿足於現狀，他想使埃及擺脫對土耳其的從屬地位，獲得完全獨立。土耳其蘇丹則試圖將埃及軍隊從敘利亞驅逐出去，收復失地，解除其對自己統治的威脅。因此雙方衝突在所難免。此時歐洲列強內部對待雙方的態度也出現了微妙的變化。法國利用土耳其在希臘獨立戰爭中的失敗，於1830年趁機占領了阿爾及利亞（Algerien） ，此後便把目光轉向埃及，試圖擴大自己在這一地區的影響力，因而積極支持穆罕默德·阿里。但是英國不願看到法國在西地中海地區勢力的增強，更不願看到一個威脅其通往東方特別是印度（Indien）的強大的埃及，因此轉而反對穆罕默德·阿里。與此同時，它也希望土耳其能擺脫對俄國的依賴，因此採取加強土耳其的政策，積極支持蘇丹政府。於是，英國與主張保持土耳其地位的俄國以及德意志兩大邦國站到了一起。

  1839年4月，土耳其軍隊向敘利亞發動進攻，土埃戰爭再次爆發。但是土軍在戰場上迅速遭到失敗，新蘇丹阿卜杜爾麥吉德一世（Abdul Mecid I.，1823—1861，1839年—1861年在位）被迫求和。為阻止埃及勢力的擴張，同時也是為了防止奧斯曼帝國解體帶來國際危機，英、俄、奧、普四國達成協議，避開支持埃及的法國，於1840年7月與土耳其簽訂《倫敦條約》（Londoner Vertrag1840） ，規定共同保衛奧斯曼帝國，必要時用武力迫使埃及接受相關要求。起初，穆罕默德·阿里依仗法國的支持，拒絕接受《倫敦條約》，但最終屈服於英、奧等國武力壓力，撤出了敘利亞。

  英國與俄、奧、普三國在東方問題上的協調一致被視為1814年反法同盟的重建，也是1815年以來法國外交遭受的最大失敗，法國輿論稱之為「外交上的滑鐵盧」。惱羞成怒的法國政府雖然揚言不惜一戰，但終因孤立無援而忍氣吞聲。於是，它將怨氣發泄到參與《倫敦條約》的東部鄰國身上。梯也爾政府要求將萊茵河（Rhein）作為其東部自然疆界，把萊茵河西岸32000平方公里的德意志領土重新納入法國的統治之下。接著，法國官方和新聞界也不斷向德意志邦聯發出戰爭威脅，包括大文豪維克多·雨果（Victor Hugo，1802—1885）等在內的法國名流，也紛紛呼應法國政府提出的把疆界推進到萊茵河的要求。

  法國的要求在德意志各邦激起軒然大波，它再次喚起了德意志人對1800年左右法國侵占萊茵河西岸領土的記憶。因此，1815年以後漸漸平息的德國與法國的民族對立情緒又趨高漲，整個德意志瀰漫著對法國的「仇恨」，有關「廣泛的、全德意志的民族政治議題」重新提上日程。人們用愛國主義來回答法國的要求，形成了民族主義運動的新浪潮，由此出現了所謂的「萊茵危機」。

  受愛國主義情緒的感染，德意志各邦一反往日的分離主義的傳統，在軍事上表現出同仇敵愾的氣勢。奧地利和普魯士兩大德意志邦國迅速達成了一項軍事草約，提出了共同的作戰計劃。此外，為對付法國可能的進攻，不僅德意志邦聯修建了烏爾姆和拉施塔特兩個軍事要塞，巴伐利亞也在邦聯的財政支持下，在普法爾茨修建了格梅爾斯海姆（Germersheim）要塞。

  德意志文化界則展開了對法國的「詩人戰爭」，形成了德國文學史上的所謂「萊茵之歌運動」（Rheinliedbewegung） ，人們創作了許多充滿民族情感的政治抒情詩。法院書記員尼古勞斯·貝克爾（Nikolaus Becker，1809—1845）創作的《萊茵之歌》（Rheinlied）是其中最著名的一首。詩中寫道：「您不應該擁有它，自由的德意志萊茵河。」《萊茵之歌》面世後，被譜寫成70多種曲調，迅速傳唱於整個德意志。此外，馬克斯·施內肯布格爾（Max Schneckenburger，1819—1849）的《守護萊茵河》（Die Wachtam Rhein）和阿恩特的《奔赴萊茵河！越過萊茵河！讓整個德國進入法國！》（Zum Rhein！über Rhein！All-Deutschl and in Frankreich hinein！）等，也都是當時極富民族主義煽動性的名作。它們呼籲人們起來，保衛萊茵河，反對法國的要求。在所有的詩歌中，影響最深遠的是布雷斯勞大學（Universitt Breslau）教授海因里希·霍夫曼·馮·法勒斯萊本於1841年8月在英屬赫爾果蘭島（Helgoland）創作的《德意志之歌》（Liedder Deutschen）。歌中寫道：「德國，德國，德國高於一切，高於世間萬物。無論何時，為了保護和捍衛它，讓我們兄弟般地團結。……統一、法制和自由，為了德意志祖國，讓我們兄弟般心連心手牽手，一起共同努力。統一、法制和自由，是我們幸福的真諦。」通過《德意志之歌》，霍夫曼·馮·法勒斯萊本不僅提出了德意志民族統一的問題，也提出了實現資產階級的法制和自由的要求，把實現國家統一和資產階級自由民主變成了德國邁向現代社會需要解決的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

  最後，由於好戰的梯也爾政府倒台，新任法國外交大臣基佐（Franois Guizot，1787—1874）採取了和解政策，萊茵危機才沒有演變為戰爭。儘管如此，萊茵危機對德國卻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海涅曾經指出，「感謝梯也爾將我們的祖國推入了偉大的運動之中，這場運動喚醒了德國的政治生活。梯也爾使我們再次以民族形式組織起來」。萊茵危機進一步激發了德意志人的民族意識，使德國近代民族主義從精英階層進一步向群眾運動轉變。這股反法的民族主義激情還在一定程度上衝垮了德意志各邦的邊界藩籬，得到各邦政府和諸侯的認可，成了一種帶有半官方性質的民族主義驅動力。

  反對丹麥政府在什勒斯維希（Schleswig）和荷爾施泰因（Holstein）兩公國問題上推行丹麥化政策，是1848年革命前德意志民族主義運動趨於高漲的另一推手。

  長期以來，什勒斯維希和荷爾施泰因兩公國通過君王個人聯合形式結合在一起。從居民看，什勒斯維希北部主要是丹麥人，南部主要是德意志人，荷爾施泰因主要是德意志人。根據丹麥國王克里斯蒂安一世（Christian I.，1426—1481，1448年—1481年在位）在1460年簽訂的《里伯條約》（Vertrag von Ribe） ，兩公國「永遠」不得分離。1815年以後，原先屬於神聖羅馬帝國的荷爾施泰因繼續是德意志邦聯的成員，什勒斯維希則不在其列。但兩公國均接受丹麥國王個人統治，通過「君合國」的形式與丹麥保持聯繫。三十年代起，在民族主義的驅使下，丹麥政府開始推行丹麥化政策。1840年5月，丹麥政府頒發指令，要求在使用丹麥語的學校和教會的區域內，一律將丹麥語作為行政管理和法院的工作語言。

  兩公國強烈反對丹麥政府的政策，要求保持兩公國的自治和統一。整個德意志也因此掀起了新一輪的民族主義波濤，形成了一場聲勢浩大、長達數年之久的民族運動。包括歷史學家約翰·古斯塔夫·德羅伊森（Johann Gustav Droysen，1808—1884）等在內的基爾大學（Universittzu Kiel）的教授們首先起而抗爭，反對丹麥化政策。在各種聯合會、民族慶典和群眾遊行中，也充斥著反對丹麥的民族主義情緒。1844年舉辦的有12000人參加的什勒斯維希荷爾施泰因（Schleswig-Holstein）歌詠節上，人們唱出了與1840年萊茵危機時相似的戰鬥性歌曲《大海環抱的什勒斯維希荷爾施泰因》（Schleswig-Holsteinmeerumschlungen）。「永不分離」（Up ewig ungedeelt）成了流行語，反對丹麥、呼籲兩公國與德意志邦聯統一的口號廣為流傳。在這種民族主義運動推動下，儘管丹麥國王克里斯蒂安八世（Christian VIII.，1786—1848，1839年—1848年在位）在1846年保證不會使兩公國分離，什勒斯維希等級議會仍然提出加入德意志邦聯。此後，人們在兩公國問題上不斷舉行請願、遊行和集會。

  除了一致對外的民族主義運動，全德性的民族主義群眾組織和活動也得到進一步發展。1837年成立了「德意志農林場主大會」（Versammlung Deutscher Land-und Forstwirte） ，其重要目標就是要建立「統一的祖國」。1838年又成立了「德意志哲學家和教師聯合會」（Verein Deutscher Philosophen und Schulmnner） ，將大批致力於德意志民族統一事業的德國學者和知識分子團結在一起。特別值得一提的是1846年和1847年分別在呂貝克和法蘭克福召開的日耳曼學者大會，匯集了德意志法律、歷史和語言領域的所有學界精英，其中不乏利奧波德·馮·蘭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達爾曼、格林兄弟、阿恩特等著名學者。人們還舉辦各類具有重要紀念意義的慶典節日來彰顯德意志的民族特性：1840年舉辦了「古滕貝格節」（Gutenberg-Fest） ，以紀念德意志人對文化傳播的巨大貢獻；1843年舉辦了《凡爾登條約》（Vertrag von Verdun）簽訂1000周年慶典，以紀念其奠定了東法蘭克王國（Ostfrankisches Reich）的基礎；1847年又在呂貝克舉辦了全德性的歌詠節，等等。

  萊茵危機和什勒斯維希荷爾施泰因問題表明，德意志人對國家統一的渴望已經十分強烈。各種全德性的群眾組織的出現和群眾性活動的開展則顯示，民族主義已經從精英意識發展成為一種廣泛的群眾性運動。所有這一切，為1848年革命中對民族統一的訴求奠定了思想和群眾基礎。

  （二）資產階級自由民主運動的進一步發展

  1848年革命前夕，德意志邦聯及各邦採取嚴厲的鎮壓政策和限制自由的措施，迫使德國資產階級走向政治對抗。資產階級自由民主運動進一步高漲，要求「改變現狀」的革命意識日益增長，政治形勢呈現激進化趨勢。人們原本期待奧地利和普魯士兩大邦國的新君主繼位後能夠在政治上帶來新的氣象，但事實卻令人失望。在奧地利，傳統、僵化和敵視改革的弗蘭茨一世去世後，繼位的費迪南德一世因精神疾病，缺乏治理能力，國家在政治上仍舊停滯不前。在普魯士，雖然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上台後採取了一些相對開明的措施和政策，給人們帶來了自由主義的期待，但事實證明，他只是崇信「基督教國家」精神，希望以此來復活社會成員間的等級合作。於是，對現實不滿的人群日益增長，人們開始集結起來，組成反對派。

  1847年9月12日，在弗里德里希·黑克爾（Friedrich Karl Franz Hecker，1811—1881）和古斯塔夫·馮·施特盧威（Gustav von Struve，1805—1870）等人的倡議下，資產階級民主派在巴登的奧芬堡（Offenburg）召開了有800多人參加的奧芬堡大會（Offenburger Versammlung） ，提出了德國歷史上第一個政黨性綱領《人民的要求》（Die Forderungen des Volkes） ，即所謂的奧芬堡綱領（Offenburger Programm）。綱領共13條，內容包括：廢除卡爾斯巴德決議和德意志邦聯通過的所有鎮壓法令；新聞和學術自由；公民人身自由和權利平等；軍隊宣誓效忠憲法；建立統一的德意志議會；實行累進所得稅，廢除一切特權；等等。

  10月10日，即奧芬堡大會四個星期以後，包括弗里德里希·丹尼爾·巴塞爾曼（Friedrich Daniel Bassermann，1811—1855）、卡爾·馬蒂（Karl Mathy，1807—1868）、卡爾·特奧多爾·韋爾克、海因里希·馮·加格恩和大衛·漢澤曼（David Hansemann，1790—1864）等在內的南德和西南德的資產階級自由派政治家，又在黑森達姆施塔特南部的貝格施特拉塞（Bergstrae）的赫本海姆（Heppenheim）聚集，召開赫本海姆大會（Heppenheimer Tagung；Heppenheimer Versammlung）。大會達成了共同綱領：要求建立更為緊密的擁有自己的政府和人民代表的德意志聯邦國家；通過鐵路和關稅同盟（Zollverein）建設等推動德意志一體化；實現進一步的新聞自由和陪審制度等一系列自由主義和法制國家等。如果說奧芬堡綱領反映了德國資產階級民主派的激進要求，那麼赫本海姆綱領（Heppenheimer Programm）就表明了德國資產階級自由派的溫和主張。

  繼奧芬堡大會和赫本海姆大會之後，1848年1月17日又在斯圖加特（Stuttgart）召開了類似的人民大會。資產階級自由民主運動的發展已經出現了無法遏制的趨勢。資產階級開始認識到，德意志的政治現實需要加以改變，以便更好地適應社會發展的要求。而這種改變只有通過克服「現存政府的抵制」才能實現，這就需要人們從現存國家的政治奴僕、經濟和精神依賴者的角色中「解放」出來。於是，一種「革命」的意識開始形成。

  （三）物質生活狀況的貧困化

  在資產階級民族主義運動、自由民主運動不斷高漲的同時，不斷惡化的物質生活以及由此帶來的各種社會問題則使德國陷入進一步的動盪之中。

  19世紀上半期，特別是三四十年代，普遍的貧困化成為德國日常社會生活的一大特徵。這一時期則成了德國歷史上的所謂「大眾貧困」（Pauperismus）時期，從城市到農村，普通民眾的生活異常艱難。據統計，在漢堡、科隆、巴門等大城市的居民中，通常有10—20%需要濟貧補助，在經濟危機年代，需要補助者則達50%以上。在四十年代，德國總人口中估計有5—6%屬於失業、無工作能力和貧困者，他們或者得到社會的救濟，或者以乞討為生。此外，還有大量的靠工資為生者、手工業幫工、獨自經營手工業者和小商人生活在貧困的邊緣。在普魯士，有超過一半的人口處於急需幫助和完全無保障的狀態，50%以上的農村居民沒有自己的財產，近70%主要靠工資為生。四十年代中期，在下奧地利（Niedersterreich）地區，約13.3萬個農民職位中，只有2萬個是全職的，另有6.2萬個以上僅有1/4的職位。

  這一時期出現普遍貧困的原因很多。1815年以後人口的快速增長是一個重要因素，它導致這一時期勞動力過剩，進而造成激烈的就業競爭之下的低工資。此外，19世紀三四十年代的物價上漲也是重要原因之一。但是，就更深層次原因而言，民眾的普遍貧困與德國從等級制封建社會向資本主義社會轉型有關，是傳統封建自然經濟向現代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結構轉變過程中的一種陣痛。隨著工業化帶來的大量人口向城市和工業地區的轉移、手工業和商業行會封建特權的廢除、農業生產的商業化和資本主義化，處於劇烈動盪過渡時期的人們，尤其是經濟承受能力相對弱小的下層民眾，必然會出現超常態的貧困狀況。

  農業歉收和經濟危機則進一步加劇了本已惡化的大眾生活。1845年以後，德國廣大地區出現連年農業歉收。穀物短缺和1846年、1847年的馬鈴薯霉爛病導致嚴重的食物供給緊張。到1847年初，符滕堡、黑-卡塞爾、普魯士和奧地利等邦都出現了大範圍的饑荒。在普魯士，1846年的土豆產量僅為1840年正常產量的一半左右，黑麥產量也只有六成。僅上西里西亞（Oberschlesien）一地，因飢餓疾病而死亡者就達18000人之多。由此而來的是下層民眾的不滿和騷動。僅1847年3—6月，奧地利以外的德意志地區發生的飢餓騷動就在百次以上。此後，雖然1847年秋天的農業豐收使饑荒形勢有所改善，但是，1847年底1848年初工商業銷售危機引發的經濟危機又使德國的經濟狀況雪上加霜。美因河畔法蘭克福的銀行紛紛破產，甚至維也納銀行團也失去了償付能力；1848年3月初，德國最大的機器製造公司博爾西希機器廠（Borsigsche Maschinenbau-Anstalt）解僱了1/3的工人；3月9日，柏林一個勞動介紹所開張的第一天，登記尋找工作者竟然有六七千人之多。

  大眾物質生活貧困化帶來的一個最直接的後果是，社會動盪加劇，犯罪率上升。據統計，在1837年到1847年間，被判刑者案例每年增加75%以上，其中婦女占25%—30%，她們大多出於謀求生計而為之。相關統計還表明，1848年革命前，德國每年的偷竊率的上升與穀物價格的波動是一致的。也就是說，飢餓和貧困導致人們鋌而走險。

  總之，到1848年初，德國的政治和社會矛盾已經發展到了無法緩和的地步。在政治領域，舊的統治秩序已經無法再維持下去了；在社會生活領域，廣大下層民眾已經無法生活下去了。一場暴風驟雨即將滌盪德意志大地。

  二、「三月革命」和社會動盪

  「高盧公雞的啼叫」再次成為德國政治自由和民族統一運動的新時代開端的信號。1848年2月22—24日，法國二月革命（Franzsische Februarrevolution）爆發，路易·菲利普的統治被推翻，法蘭西第二共和國（Zweite Franzsische Republik）建立。法國二月革命的勝利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德國資產階級的顧慮，成為德國「三月革命」（Mrzrevolution）或稱1848年德國革命（Deutsche Revolution1848）的導火線。

  「三月革命」首先在距離法國最近的西南德意志地區爆發。1848年2月27日，受法國二月革命的刺激，資產階級民主派在曼海姆舉行大規模的群眾集會，即曼海姆人民大會（Mannheimer Volksversammlung） ，標誌著巴登革命的開始。大會提出了「四點要求」：建立自由選舉軍官的人民武裝；無條件新聞自由；建立刑事陪審法庭；立即成立德意志議會。這「四點要求」成為後來德國1848年革命中「三月要求」（Mrzforderungen）的核心內容。2月28日，加格恩在黑森達姆施塔特邦議會上又提出了「召集民族代表同時任命聯邦首腦」的呼籲。可見，德國1848年革命從一開始就把實現資產階級的自由民主和民族統一兩大任務結合在一起，具有雙重特性的歷史使命。

  3月1日，革命者占領了巴登邦議會的貴族院。3月4日，慕尼黑爆發起義，巴伐利亞革命開始。3月6日，巴伐利亞國王路德維希一世不得不屈服於民主派和自由派的要求，任命自由派組成內閣。接著，3月11日，在強大壓力下，路德維希一世又不得不將其寵幸的西班牙舞女羅拉·蒙特茨（Lora Montez，1821—1861）逐出慕尼黑，並宣布退位。此外，薩克森王國、什勒斯維希和荷爾施泰因等邦也相繼發生革命。但是，具有決定性影響的是奧地利和普魯士兩大邦國的革命進程。

  普魯士在3月初開始受到革命的影響。3月3日，科隆出現了請願活動，萊茵蘭的動亂日趨高漲。威斯特法侖、西里西亞和東、西普魯士等省份也相繼出現動亂。3月6日，在革命形勢的壓力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宣布召開邦議會，實行新聞自由，清除關稅障礙，改革德意志邦聯等。3月14日以後，柏林的騷亂日益嚴重。3月18日，普王宣布召開聯合邦議會，制定憲法。然而就在這一天，普軍試圖用武力驅散在王宮前集會示威的民眾。示威民眾遂以起義和街壘戰回答鎮壓行動。在這種形勢逼迫之下，普王趕緊於3月19日發表《致我親愛的柏林人》（Anmeinelieben Berliner） ，允諾軍隊撤出柏林，並任命了一個由自由派組成的過渡內閣。此後他試圖逃往波茨坦（Potsdam） ，但沒有成功。3月21日，普王接受了象徵革命的「黑紅金」三色飾帶，並發表《致我的人民和德意志民族》（An Mein Volk und an die deutsche Nation） ，宣布將致力於德國的統一和實施真正意義上的憲法。3月29日又組成了以自由派首領魯道夫·坎普豪森任首相和大衛·漢澤曼任財政大臣的內閣。但是這一內閣在貴族和軍隊的抵制下根本無法正常運轉。5月22日，普魯士召開國民議會，討論制定憲法問題，也沒有結果。7月份提出的包含自由民主改革內容的憲法草案又遭到保守派議員和普王的拒絕。

  柏林三月革命爆發後，波森地區也於4月爆發了路德維克·米洛斯拉夫斯基（Ludwik Mieroslawski，1814—1878）領導的爭取波蘭獨立的起義。5月9日，起義在優勢的普軍鎮壓下失敗。米洛斯拉夫斯基被逮捕，不久被驅逐出境。

  5月底以後，普魯士的形勢趨於平靜，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的態度也轉向反動。6月14日，出現了民眾與國民衛隊衝突並衝擊柏林軍械庫的「柏林軍械庫風暴」（Berliner Zeughaussturm）事件，自由派內閣因此倒台。7月31日，在西里西亞的施韋德尼茨（Schweidnitz） ，軍隊與國民衛隊發生衝突，殺死14名市民。9月上旬，國民議會通過左翼提出的議案，要求軍隊不得與民眾發生衝突，剔除那些踐踏法制國家的軍官。但是，由於奧爾斯瓦爾德漢澤曼內閣（Ministerium Auerswald-Hansemann）支持軍隊，相關議案沒有得到落實。9月21日，為了安慰憤怒的保守派和軍隊，普王任命普菲爾將軍（Ernst von Pfuel，1779—1866）組成過渡政府，準備對革命力量進行反擊。11月2日布蘭登堡伯爵弗里德里希·威廉（Friedrich Wilhelm Graf von Br and enburg，1792—1850）組成保守派內閣。一周以後，國王軍隊重新進入柏林。普魯士開始了反革命時期。

  11月15日，普王下令將國民議會從柏林遷往波茨坦。12月5日，他又下令解散國民議會，並於同一天強行頒布了一部欽定憲法。新憲法離自由派的要求很遠。它規定國王的權力不可侵犯，國王可以隨時解散議會，大臣只對國王負責等。與此同時，為了緩和革命派的反抗，在洶湧的革命潮流面前保存現存的普魯士國家，在這一欽定憲法中也對自由派做了一些讓步，其中包含一些國民議會憲法草案中的條款，諸如廢除領地裁判權和莊園警察權，實行普遍選舉等。到1848年底，普王為首的舊勢力已經恢復了對整個國家的控制。

  在哈布斯堡家族統治下的奧地利，革命分為兩個部分：以維也納為中心的奧地利本土爆發的革命和包括波希米亞、匈牙利以及上義大利（Oberitalien）地區在內的非德意志民族的起義。兩股革命力量從一開始就交織在一起。3月3日，匈牙利民族主義運動領袖路德維希·馮·科蘇特（Ludwig von Kossuth；Lajos Kossuth，1802—1894）提出了制定匈牙利憲法的要求，3月6日，維也納出現了市民組織的請願行動，預示著一場革命風暴即將到來。

  維也納首先爆發革命。實際上，早在1847年和1848年之交的冬天，奧地利城市下層民眾和生活貧困的農民的不滿已經達到頂點。工人和學生們提出了取消新聞檢查和實施憲法的要求。3月13日，下奧地利等級議會在維也納召開，民眾衝擊議會，維也納市郊也出現了衝擊商店和工廠的動亂。奧地利革命由此爆發。當晚，復辟制度的象徵性代表人物、年已74歲的奧地利首相梅特涅匆忙引退，然後男扮女裝逃往英國。梅特涅的下台標誌著一個時代的結束。

  3月14日，皇帝費迪南德一世做出讓步，同意建立國民衛隊，取消新聞檢查。此後，他又表示要實現完全的新聞自由並允諾頒布憲法。3月17日，奧地利建立了第一個責任政府。4月25日，奧地利政府頒布了由內政大臣皮勒斯多夫（Franzvon Pillersdorf，1786—1862）起草的欽定憲法。但是憲法有關兩院制的規定以及5月9日頒布的選舉規程中有關下層民眾沒有選舉權的規定再次引發人們的不滿，包括邦工、僕役和工人在內的大量下層民眾也因被排除在國民衛隊之外而感到憤怒。5月15日，維也納爆發起義，提出實行普選制和召開制憲國民議會等要求，並且成立了以醫生阿道夫·費施霍夫（Adolf Fischhof，1816—1893）為首的「安全委員會」。5月17日，皇帝費迪南德一世被迫離開維也納，逃往因斯布魯克（Innsbruck）。政府迫於形勢再次做出讓步，同意撤回欽定憲法，並於7月22日召開制憲議會。9月7日，議會宣布取消農民的人身依附關係，廢除封建勞役等。資產階級自由派的要求基本上得到滿足。但是政府在伺機進行反撲。

  反映奧地利革命形勢走向的另一個重要風向標是匈牙利、波希米亞等非德意志人地區的革命狀況。

  1848年匈牙利革命把建立匈牙利自己的政府作為重要的追求目標。3月15日，佩斯（Pest）爆發起義，科蘇特為首的自由派向在普雷斯堡（Preburg）的議會提出了自己的綱領，要求制定民主憲法，廢除各種勞役，實現民族平等，建立獨立的匈牙利人（Ungar）即馬扎爾人（Magyar）民族國家，與奧地利帝國（Kaisertumsterreich）之間建立一種基於君合國之上的關係等。這就是所謂的「三月法令」（Mrzgesetze）。4月11日，奧皇費迪南德一世批准了相關要求，所以也稱「四月法令」（Aprilgesetze）。但是匈牙利本身是一個多民族國家。在當時的匈牙利居民中，有匈牙利人450萬，斯拉夫人（Schlawen）500萬，羅馬尼亞人（Rumnen）和德意志人各100萬。掌握政權的匈牙利人在居民中占少數。然而科蘇特等人卻試圖建立匈牙利人獨占的國家政權，因此引發匈牙利人與其他民族的衝突。6月以後，匈牙利人先後與國內其他民族進入戰爭狀態。奧地利政府決定利用這一矛盾鎮壓匈牙利革命。9月，奧地利政府任命克羅埃西亞（Kroatien）總督耶拉契奇（Josef von Jellacˇic'180-1859）率軍鎮壓匈牙利人的反叛。

  波希米亞革命的中心在布拉格。1848年3月初，波希米亞的知識分子、大學生、小資產階級（Kleinbürgertum）和工人等也提出了建立自己的政府、實行代議制等要求。迫於形勢，奧皇於4月8日答應制定憲法。然而以歷史學家帕拉茨基（Frantiek Palack，1798—1876）為代表的捷克資產階級自由派要求實現奧地利帝國境內所有斯拉夫人的自治。6月2日，帕拉茨基主持下的斯拉夫人代表大會在布拉格召開。但是大會提出的一些要求遭到奧皇的拒絕。與此同時，奧軍駐布拉格最高指揮官溫迪施格雷茨侯爵（Alfred Fürstzu Windischgrtz，1787—1862）開始對布拉格實行軍事管制。布拉格局勢隨之惡化。12日，示威民眾開始起義，5天後遭到溫迪施格雷茨的血腥鎮壓。波希米亞革命由此結束。在奧地利帝國境內，反革命力量首次取得勝利。

  奧地利統治下的倫巴底、威尼西亞、托斯坎納（Toscana）和莫德納等上義大利地區也爆發了革命。在米蘭（Mailand） ，人們於3月18日發動起義，宣布倫巴底獨立並且與撒丁王國合併，接受撒丁國王卡爾·阿爾伯特（Karl Albert，1798—1849）的統治。威尼斯於3月17日爆發反對奧地利統治的起義，並於23日宣布威尼西亞脫離奧地利獨立。6月25日，拉德茨基（Josef Wenzel Radetzky von Radetz，1766—1858）率領的奧軍在庫斯托查戰役（Schlacht von Custozza）中決定性地擊敗了撒丁王國的軍隊。8月初，奧軍占領了義大利革命中心米蘭，逐步恢復了在上義大利的統治。

  此後，奧地利政府逐漸恢復對局勢的控制。10月4日，奧皇下令解散匈牙利議會，駐紮維也納的部分軍隊調往匈牙利。這時維也納的革命勢力認識到，如果匈牙利革命失敗，維也納革命也會遭到同樣的命運。因此在10月6日，包括工人、學生和部分國民衛隊在內的革命力量集結起來，阻止政府軍，衝擊國防部，打死了極端右翼的國防大臣拉陶爾伯爵（Theodor Graf Baillet von Latour，1780—1848） ，然後攻占軍火庫，控制了維也納。奧地利帝國議會被迫遷往克雷姆西爾（Kremsier），皇帝也慌忙出逃。這就是所謂的維也納十月起義（Wiener Oktoberaufstand）。但是這一局面並沒有維持多久。10月23日，耶拉契奇和溫迪施格雷茨率領的奧軍開始包圍並進攻維也納，起義者進行了激烈抵抗，2000人戰死，終因力量懸殊而失敗。11月1日，奧軍重新占領了首都。11月21日，實行強硬政策的費利克斯·楚·施瓦岑貝格侯爵（Fürst Felix zu Schwarzenberg，1800—1852）出任奧地利首相。12月2日，患有精神疾病的費迪南德一世退位，弗蘭茨·約瑟夫一世（Franz Joseph I.，1830—1916，1848年—1916年在位）成為奧地利新皇帝。1849年3月4日，奧地利政府強行頒布了一部中央集權主義（Zentralismus）的憲法，7日解散了帝國議會。封建專制統治在奧地利重新確立。

  維也納十月起義失敗後，奧皇派溫迪施格雷茨率軍鎮壓匈牙利革命，並於1849年1月初攻克佩斯。此後，匈牙利革命力量曾多次擊敗奧軍，並於4月14日宣布獨立，推舉科蘇特為國家元首。然而，由於沙皇派兵進入匈牙利，協助奧軍作戰，匈牙利革命力量在腹背受敵的形勢下，於9月最終失敗。

  三、法蘭克福國民議會

  法蘭克福國民議會（Frankfurter Nationalversammlung） ，也稱全德國民議會（Deutsche Nationalversammlung） ，是1848年德國革命的又一重要舞台，也是德國資產階級實踐自由民主和民族統一雙重理想的初次嘗試。就當時的形勢而言，法蘭克福國民議會承擔著兩大歷史任務：制定一部具有資產階級性質的憲法和建立統一的德意志民族國家。

  1848年2月12日，弗里德里希·丹尼爾·巴塞爾曼曾在巴登等級議會上提出德意志邦聯議會實現人民代表制，3月5日的海德爾堡大會（Heidelberger Versammlung）則發出了召開預備議會的邀請。3月3日，德意志邦聯議會在公眾壓力下宣布新聞自由，此後它又承認需要修訂《德意志邦聯文件》，並組成了以原核心委員會為基礎的「十七人委員會」（Siebzehnerausschu） ，負責起草德意志憲法。3月31日至4月3日，由574名代表參加的預備議會（Vorparlament）在美因河畔法蘭克福的聖保羅教堂召開。會議代表多數來自各邦議會，其中141人來自普魯士，奧地利則只有2人參加。會議代表主要由民主派和自由派組成。以施特盧威為代表的民主派要求廢除君主制，建立以美國為榜樣的聯邦制共和國。但是這一主張遭到以加格恩、達爾曼和馬蒂等為首的自由派多數的反對。在他們看來，人民主權與君主制並不矛盾。他們主張建立一個在普魯士領導下的聯邦制國家。最後，預備議會決定設立「五十人委員會」（Fünfzigerausschu） ，為選舉和召開全德國民議會做準備。5月初，全德國民議會選舉開始。選舉基於普遍、平等的原則進行，每5萬選民選舉一位代表。包括什勒斯維希以及普魯士所屬東、西普魯士和波森等省在內的非德意志邦聯地區也選出了參加全德國民議會的代表。

  5月18日，全德國民議會在美因河畔法蘭克福的聖保羅教堂開幕。議員實際人數為585名，其中受過大學教育者550人。從代表身份看，大多數是大學教授、法官、律師、官員、商人和工廠主，下層民眾代表很少，只有1位農民和4名手工業者，沒有工人代表，因此該議會又被稱為「教授議會」或「紳士議會」。大多數議員在政治立場上為溫和的資產階級自由派，其次為激進左派和保守派。自由派代表加格恩被選舉為議會主席。

  在法蘭克福國民議會中，議員們因政治立場的差異形成了民主主義左派（Die demokratische Linke）、保守主義右派（Die konservative Rechte）和自由主義中間派（Die liberale Mitte，包括中間左派、中間右派）等議會黨團，他們有各自的集會地點。

  民主主義左派主要聚集於德意志旅館（Deutscher Hof）和唐納斯貝格（Donnersberg）兩處。前者約50人，代表人物為羅伯特·勃魯姆（Robert Blum，1807—1848）等人，他們要求制定憲法，建立共和國；後者約50人，以施特盧威等為代表，要求建立德意志共和國和進行激進的社會改革。11月以後，從二者之中又分離出一部分相對溫和的議員，形成了紐倫堡旅館派（Fraktion Nürnberger Hof）。民主主義左派在法蘭克福國民議會中居於少數派地位。

  保守主義右派約有40人，人數最少。代表人物是來自普魯士的馮·芬克和約瑟夫·馮·拉多維茨（Joseph von Radowitz，1797—1853）等人，聚會地點為石房（Steinernes Haus）和米拉尼咖啡館（CaféMilani）。他們的主要目標是，在聯邦制框架之下建立一個獨立於議會的政府。

  自由主義中間派是最強大的議會黨團，它本身又分為中間左派和中間右派。自由主義中間左派（Dasliberalelinke Zentrum）的主要聚會地點在符滕堡旅館（Württemberger Hof） ，主要代表人物有文藝學家和哲學家弗里德里希·特奧多爾·菲舍爾（Friedrich Theodor Vischer，1807—1887）、法學家羅伯特·馮·莫爾（Robert von Mohl，1799—1875）等，有100名議員。這一派的主要努力目標是建立強有力的議會。自由主義中間右派（Dasliberale Rechte Zentrum）是法蘭克福國民議會中最大的派別，有約120名議員，又稱俱樂部黨（Casinopartei）。其核心人物為法學家格奧爾格·貝澤勒（Georg Beseler，1809—1888）、歷史學家達爾曼和德羅伊森等人。這一派別的主要努力目標是建立立憲君主制（Konstitutionelle Monarchie）的民族國家。

  國民議會的第一個重要舉措是，根據加格恩的建議於6月28日作出了建立起臨時中央權力機構的決議。議會選舉奧地利的約翰大公（Johann，Erzherzog vonsterreich，1782—1859）擔任作為最高首領的帝國攝政。在內閣之中，則普魯士的影響更大一些。內閣首相由傾向於普魯士的英國女王維多利亞（Victoria，1819—1901，1837年—1901年在位）的異母兄弟、巴伐利亞將軍卡爾·馮·萊寧根侯爵（Karl Fürst zu Leinignen，1804—1856）擔任；內政大臣由奧地利的安東·馮·施梅林（Anton von Schmerling，1805—1893）擔任；來自普魯士的愛德華·馮·波伊克（Eduard von Peucker，1791—1876）和赫爾曼·馮·貝克拉特（Hermann von Beckerath，1801—1870）分別擔任國防大臣和財政大臣。

  但是，法蘭克福國民議會和新建立的帝國中央政府無論是對內還是對外方面都明顯軟弱無力。在德意志內部，奧地利、普魯士、巴伐利亞和漢諾瓦等重要邦國根本沒有服從帝國政府的意願，它們公開拒絕國防大臣於1848年8月發出的各邦軍隊效忠於帝國攝政的命令。在對外政策方面，國民議會和新建立的帝國政府同樣軟弱無力，這一點突出顯示在石勒蘇益-荷爾施泰因問題上。

  1848年1月，丹麥國王克里斯蒂安八世去世，新繼位的弗里德里克七世（Frederik VII.，1808—1863，1848年—1863年在位）在以艾德爾丹麥人黨（Eiderdnen）為代表的丹麥民族主義者的壓力下，答應頒布新憲法，加強丹麥與什勒斯維希公國之間的緊密聯繫，並於3月在哥本哈根（Kopenhagen）召開制憲國民議會，制定包含什勒斯維希在內的丹麥新憲法。這一舉動違背了1460年《里伯條約》關於什勒斯維希荷爾施泰因兩公國「永不分離」的規定，因此立即引起兩公國中的德意志人的不滿，他們視之為脫離丹麥獨立的機會，於3月24日宣布脫離丹麥，成立臨時政府，並向德意志邦聯議會和後來的法蘭克福國民議會請求幫助。然而，德意志邦聯議會以及後來的國民議會都不敢決定接受什勒斯維希加入德意志邦聯，只是以德意志邦聯名義命令普魯士的弗蘭格爾將軍（Friedrich Graf von Wrangel，1784—1877）指揮由普魯士、漢諾瓦和其他德意志邦國組成的軍隊進入兩公國，向丹麥政府施壓。但是英國和俄國都反對德意志邦聯的干涉。結果，普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在兩國的壓力下被迫讓步，8月26日在馬爾默（Malm）與丹麥簽訂停戰協定，規定邦聯軍隊從兩公國撤退。法蘭克福國民議會雖然極不情願，但由於沒有實際可控的軍事力量，只好接受停戰。什勒斯維希荷爾施泰因問題的結果使法蘭克福國民議會認識到，德意志民族統一問題的最終解決必須具備兩個條件：歐洲列強的認同和德意志大邦的支持。

  法蘭克福國民議會的主要任務是制定一部具有資產階級性質的國家憲法，以便確認新的德意志國家形態，為德意志民族國家的建立奠定憲政基礎。

  1848年7月初到12月底，國民議會首先用了近半年時間來討論德意志人的基本權利，以便為日後建立資產階級法治國家提供保證。12月27日，國民議會通過了名為「德意志人民的基本權利」（Grundrechte desdeutschen Volks）的特別法（後來列入1849年3月28日通過的《德意志帝國憲法》第六部分）。該法規定：德意志人享有包括選舉權、居住權和遷徙權等在內的公民權；取消各類特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身自由不可侵犯；私有財產不可侵犯；新聞、言論、集會、結社和信仰自由；學術自由；等等。這些規定雖然由於革命的失敗而沒有得到實施，但毫無疑問，它們向世人昭示了德國近代歷史發展中的自由和民主的傳統，表明日後從魏瑪共和國到聯邦德國的資產階級民主政治體制的確立和發展並非只是外部壓力促成的結果，也有其內生的根源。

  法蘭克福國民議會在討論和制定憲法的過程中，有三個主要問題需要解決。其一是確定統一的德意志民族國家的疆界。鑑於1815年確定的德意志邦聯各邦疆界與德意志人實際居住地區不盡一致，因而存在疆界調整問題。在普魯士東部，必須把德意志國家的疆界東移，以便把德意志人居住區納入進來；在奧地利，則存在將非德意志居民納入德意志國家的問題。其二是有關國家權力的分配問題。它涉及到立法、行政權力分配以及中央與各邦之間的相互關係。其三是設立國家元首的問題。

  圍繞著建立統一的德意志民族國家問題，除了少數民主主義左派要求建立德意志共和國外，法蘭克福國民議會中的主流意見是，在保存現有的多邦制的基礎上，建立起類似美國的聯邦制國家。而要建立這樣一個新的德意志民族國家，核心問題是如何對待奧地利多民族王朝國家中的非德意志因素。為此，國民議會中出現了小德意志方案（Kleindeutsche Lsung）和大德意志方案（Grodeutsche Lsung）之爭。小德意志方案的支持者以歷史學家達爾曼和德羅伊森等為代表，要求排除奧地利，建立普魯士領導下的以普王為世襲皇帝的德意志民族國家；大德意志方案的支持者以法學家韋爾克等為代表，要求建立奧地利影響和領導下的德意志民族國家，但這一民族國家只包括德意志邦聯德語區域以及波希米亞等與德意志有密切歷史淵源的地區，匈牙利等非德意志人地區則將被排除在德意志民族國家之外。這意味著哈布斯堡家族統治下的奧地利帝國將被分解。起初，國民議會的多數代表支持大德意志方案。

  但是大德意志方案遭到國民議會中的奧地利代表和奧地利政府的反對。1848年11月27日，奧地利首相施瓦岑貝格侯爵在克雷姆西爾召開的奧地利議會上明確宣布：「奧地利作為統一的國家的繼續存在是一種德意志的需要，也是歐洲的需要。……只有當新的奧地利和新的德國達成新的和固定的形態時，才有可能從國家層面明確它們的相互關係。到那時奧地利將繼續前行，忠誠地履行其聯盟義務。」這就是所謂的克雷姆西爾綱領（Programm von Kremsier）。它從根本上拒絕了大德意志方案。

  在這種情況下，12月18日繼任帝國首相的加格恩就德意志與奧地利的關係提出了所謂的「二元聯盟」（Doppelbund）概念，即普魯士領導下的緊密的小德意志邦聯與奧地利建立一種「密不可分的同盟」。然而，奧地利對這一建議同樣加以拒絕，因為這意味著它失去了在德意志的領導地位。施瓦岑貝格侯爵在給奧地利駐法蘭克福全權代表的指示中表示，奧地利「仍然是德意志邦聯的一員」，未來德意志國家的任何形態都不能將奧地利排除在外。1849年3月9日，施瓦岑貝格侯爵又提出了奧地利版的「大德意志方案」，即「施瓦岑貝格計劃」（Schwarzenberg-Plan） ：整個奧地利帝國加入德意志邦聯；中央政府由七人組成的執政府（Direktorium，奧地利和普魯士各3票，巴伐利亞1票）統治；各邦議會代表組成一院制國家議會，3年一屆；帝國首腦由奧地利和普魯士輪流擔任。從本質上看，這一方案與1815年建立的德意志邦聯沒有什麼差異，與人們期盼的統一的德意志民族國家相距甚遠。

  奧地利的態度使許多原先支持大德意志方案的議員感到絕望，他們最終放棄了原來的立場。一直致力於大德意志方案的赫爾曼·馮·貝克拉特在1849年1月就寒心地表示：「對奧地利的等待就是德意志統一的滅亡。」在大德意志方案失去可能的情況下，包括法學家韋爾克在內的大德意志方案支持者紛紛轉向小德意志方案。1849年3月27日，國民議會以267票對263票的微弱多數通過了帝國憲法，次日，國民議會以290票贊成、248票棄權的結果，選舉普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為「德意志皇帝」（Kaiser der Deutschen）。

  1849年《德意志帝國憲法》（Verfassung des Deutschen Reichs1849）雖然由於革命的失敗而沒有得到實施，但其中蘊含的一系列基本思想卻對未來的德意志國家憲法產生了重要影響。憲法明確規定了「德意志人民的基本權利」，從而成為德國歷史上第一部具有資產階級自由和民主性質的國家憲法。立法方面：憲法規定帝國議會由國家院（Staatenhaus）和人民院（Volkshaus）兩院組成。國家院是德意志各邦的代表，其成員由各邦政府和邦議會各派一半代表組成。人民院根據普遍、平等的原則選舉產生。立法權由人民院和國家院共同擁有。行政方面：帝國中央政府是國際法意義上「唯一」的德國代表，具有全面的外交權、軍隊指揮權以及各種相關的立法和管理職能權限；帝國元首擁有「德意志皇帝」頭銜，實行世襲制，在國際法上是帝國的象徵，具有宣戰、媾和、締約、結盟之權；負責召集和結束帝國議會，有權解散人民院；掌握武裝力量。司法方面：帝國法院（Reichsgericht）掌握帝國司法權，司法獨立。

  綜觀1849年《德意志帝國憲法》，兼具聯邦、中央集權、民主和君主制色彩，實際上是各派力量妥協的產物。聯邦制因素在立法機關中具有明顯體現。國家院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各邦的利益和傾向。憲法中有關中央權力超越各邦權力的規定，國家權力對於立法、外交、軍事、管理方面的諸多權力的控制，則表明了憲法的中央集權傾向。同時，作為民主主義左派鬥爭的結果，有關普遍、平等原則基礎上選舉人民院以及人民的各項基本權利的規定，則在很大程度上凸顯了憲法的民主色彩。憲法規定帝國元首由居於統治地位的德意志諸侯擔任並冠以世襲皇帝頭銜，則反映了立憲君主制的取向。

  法蘭克福國民議會通過帝國憲法並推選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為帝國元首之後，國民議會主席愛德華·西姆松（Eduard Simson，1810—1899）率領32名議員組成的代表團前往柏林，向普王敬獻皇冠。但是出乎意料的是，普王在4月3日拒絕了這一份厚禮，4月28日又以書面形式確認了這一拒絕。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之所以拒絕帝國元首之銜，出於多層考慮。其一，作為正統的霍亨索倫王朝的繼承人，不能接受革命贈予的皇冠。他曾在給普魯士駐倫敦公使的信中指出：「這實非皇冠」，它帶有「1848年革命的腐屍味道」。「一位受上帝恩寵的合法國王」決不會戴上「這樣一頂用糞土烘製出來的、想像中的頭箍」。其二，儘管20多個德意志小邦在4月14日批准了法蘭克福國民議會通過的憲法，奧地利以及巴伐利亞、漢諾瓦、符滕堡和薩克森等四個王國卻拒絕了該憲法。這意味著接受皇冠將會導致與奧地利及其他幾個中等王國對抗，可能引發戰爭。其三，勢力如日中天的沙皇也對普王施加壓力，反對其接受這頂皇冠。

  法蘭克福國民議會的努力由於普王拒絕接受皇冠而付諸東流。新的帝國憲法的實施和建立統一的民族國家的願望也因此化為泡影。此後，奧地利和普魯士從法蘭克福召回了他們的議員。5月30日，剩下的「殘餘議會」（Rumpfparlament）遷往斯圖加特。6月18日，符滕堡政府應普魯士的要求，強行解散了「殘餘議會」。

  四、1848年德國革命的失敗及其影響

  1848年底，正當法蘭克福國民議會裡面在為大、小德意志方案爭吵不休之時，普魯士和奧地利革命已先後遭到失敗，反動勢力重新恢復了在兩大邦國的統治。面對惡化的形勢，資產階級自由派和民主派試圖儘可能地拯救這場革命。

  1848年11月底，法蘭克福國民議會中的左派為了反擊奧地利和普魯士出現的反革命潮流，成立了以中德和南德地區代表為主體的中央三月聯合會（Centralmrzverein） ，作為民主聯合會的最高層組織。其核心成員有來自德勒斯登的威廉·阿道夫·馮·特呂奇勒（Wilhelm Adolphvon Trützschler，1818—1849）、來自科隆的弗蘭茨·拉韋奧克斯（Franz Raveaux，1810—1851）和來自維爾茨堡（Würzburg）的戈特弗里德·艾森曼（Gottfried Eisenmann，1795—1867）等人。到1849年3月底，中央三月聯合會已經擁有950個民主聯合會，會員50萬人。在普王拒絕接受帝國皇冠，特別是主要邦國拒絕接受憲法後，格奧爾格·弗里德里希·科爾布（Georg Friedrich Kolb，1808—1884）和海因里希·赫爾曼·里曼等人又發起了以維護1849年德意志帝國憲法為目標的維護帝國憲法運動（Reichsverfassungskampagne） ，並且得到熱烈響應。到5月，維護帝國憲法運動發展成為席捲許多邦的武裝起義，整個德國境內出現了類似內戰的狀況。

  5月3日至9日，在薩克森王國，爆發了1萬多人參加的德勒斯登五月起義（Dresdner Maiaufstand）。法蘭克福國民議會的民主主義左派議員奇爾納（Samuel Erdmann Tzschirner，1812—1870）、俄國無政府主義者巴枯寧（Michael Bakunin，1814—1876）等成為起義的領導者。時任宮廷樂隊隊長的著名音樂家理察·華格納（Richard Wagner，1813—1883）也參加了起義。起義者一度建立臨時政府，宣布承認1849年帝國憲法。最後，起義在忠於國王的軍隊和普魯士軍隊的聯合鎮壓下失敗。在巴伐利亞所屬的普法爾茨，當政府宣布解散接受1849年帝國憲法的議會後，也爆發了起義。5月17日，起義者宣布成立臨時政府，承認帝國憲法，脫離巴伐利亞。普魯士政府擔心起義波及自己統治下的萊茵地區，在未徵得巴伐利亞同意的情況下就出兵進行鎮壓。6月14日，起義者臨時政府從凱澤斯勞滕（Kaiserslautern）出逃，起義失敗。

  巴登是1848年德國革命的起始處，也是革命的最後失敗地。早在1848年4月，為了建立共和國，資產階級激進民主派的黑克爾就曾組織過從康斯坦茨（Konstanz）向卡爾斯魯厄的「黑克爾進軍」（Heckerzug） ；9月，施特盧威也在勒爾拉赫（Lrrach）發動過革命起義。維護帝國憲法運動開始後，巴登再次出現革命風暴。與其他邦不同的是，巴登革命除了要求維護帝國憲法外，民主派提出的建立共和國的要求一直是革命的重要目標。1849年5月9日至11日，在起義浪潮中，巴登軍隊紛紛調轉槍口，轉入起義者一邊。13日，起義者在第二次奧芬堡大會上提出包括承認帝國憲法和成立資產階級自由派政治家勞倫茨·布倫塔諾（Lorenz Brentano，1813—1891）為首的新政府等在內的16點綱領，但遭到巴登政府拒絕。巴登大公從首府卡爾斯魯危逃往科布倫茨（Koblenz）。起義者於是在拉施塔特成立了革命的邦委員會，14日又成立了勞倫茨·布倫塔諾為首的執行委員會，接替逃亡的巴登大公政府。但是反動勢力迅速組織力量對革命政府進行圍攻。由普魯士、巴登和普法爾茨軍隊組成的干涉軍以及由黑森和符滕堡組成的同盟軍隊逐漸取得了戰場優勢。7月23日，革命政府所在地拉施塔特被攻陷。1848年德國革命最後失敗。

  需要指出的是，馬克思和恩格斯也積極支持1848年德國革命，甚至參加了起義。1848年革命爆發後，馬克思和恩格斯於4月初回到德國。6月1日，馬克思擔任總編輯的《新萊茵報》（Neue Rheinische Zeitung）在科隆出版，該報大力支持德國的民主共和運動，成為1848年德國革命期間左派的重要輿論陣地。1849年5月19日《新萊茵報》被封閉後，馬克思和恩格斯來到巴登首府卡爾斯魯厄。他們積極向布倫塔諾政府獻策，主張乘勝向法蘭克福進軍，以推動全德起義，但是相關建議沒有被接受。

  1848年德國革命的失敗，是多重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保守勢力的力量過於強大是主要原因。「三月革命」的突然爆發只是令保守勢力在慌亂之中不知所措，失去了行動能力；革命力量過於分散是又一重要原因。革命爆發後，德意志境內形成了多個革命中心，各股革命力量之間缺乏統一的指揮和領導決策中心。同時，在解決和處理革命所面臨的自由、民主和民族國家問題時，革命力量內部也是意見紛爭不一，沒有明確而集中的目標，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革命進程。

  海涅曾說過，「一場革命是一次不幸，但更大的不幸是一場失敗的革命」。1848年革命的失敗對德國的歷史發展產生了極其重要的影響和後果。

  首先，1848年革命的失敗「改變了德國歷史的航程」。在法國和美國等國，資產階級革命是成功地將民族運動與民主進步緊密地結合在一起的。在德國，1848年革命的失敗則使得資產階級自由派與民族主義者之間的聯盟出現了破裂。實現德國統一的目標逐漸與建立自由憲政政府的夢想剝離開來。於是，德國歷史的發展開始打上民族運動與民主運動分離的二元主義烙印，越來越呈現出與西方國家不同的「德意志獨特道路」（Deutscher Sonderweg）。法蘭克福國民議會的大、小德意志方案的爭論則加劇了普魯士與奧地利之間爭奪德意志主導權的鬥爭，預示著一個統一的德意志民族國家最終將建立在武力之上，通過「鐵血」來見分曉。

  革命的失敗也使德國在隨後出現了一個所謂的「反革命」（Gegenrevolution）的「反動時代」（Reaktionsra） ，這一時期從1848年革命結束到1858年威廉出任普魯士攝政開啟「新時代」（Neuera）為止。在此期間，舊的反動勢力力圖捲土重來。

  不過，儘管1848年革命失敗了，革命後的德國社會卻已經無法完全回復到梅特涅時期的那種狀態，革命後的反動更多地僅僅表現為恢復舊的法律的努力和逆潮流而動的傾向。革命期間開展的廢除諸如農奴制等封建制度的社會解放進程，在革命失敗後並沒有停止，而只是放慢了速度。在司法領域，復辟時期的秘密審訊制度逐漸被公開的刑事審判制度所取代。儘管一些邦議會失去了革命期間獲得的權力，特別是作為大邦的奧地利於1851年12月31日取消了革命期間頒布的欽定憲法，但另一大邦普魯士畢竟仍然保留了邦議會，於1849年5月30日頒布了三級選舉法（Dreiklassenwahlrecht） ，而且在1851年1月31日頒布了一部重新修訂的欽定憲法。

  1848年革命的一個重要政治後果是，德國開始出現「現代意義上的政黨」。革命期間新聞檢查的取締、集會和結社自由等權利的實施，法蘭克福國民議會、普魯士邦議會以及奧地利帝國議會中各種思想的政治代表的活躍登場，為不同政治立場和思想傾向的人們組成政治聯合創造了條件。這種政治聯合首先表現為議會內部各種派別的存在。如前所述，法蘭克福國民議會中就形成了各個政治派別，他們的政治傾向已經非常明顯。這種政治聯合也表現為議會外各種政治勢力的匯集，如1848年9月在柏林成立的全德工人兄弟會（Allgemeine Deutsche Arbeiterverbrüderung）等。一些重要報刊則成為重要政治派別的標誌。柏林的《新普魯士報》（Neue Preuische Zeitung） ，即所謂的《十字報》（Kreuz-Zeitung）是普魯士保守勢力的喉舌，科隆的《新萊茵報》則在一段時間內成了資產階級民主左派的代言者。

  1848年德國革命的失敗也使人們認識到，如果沒有強大力量的支持，聚集於聖保羅教堂的學者們所醉心的民族統一、自由和民主的理想都是無法實現的。因此，德國的資產階級在革命失敗後開始轉向現實政治，將理想與權力結合起來，希望藉助某一具有資產階級自由主義色彩的大邦來幫助實現建立民族國家的願望，務實地發展資本主義經濟。資產階級的這種態度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19世紀下半期德國政治的發展走向。更具自由主義色彩的大邦普魯士於是成為德國資產階級青睞的對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