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激進派宗教改革 一、概念解說

  路德和茨溫利的宗教改革儘管存在較大差異，但都得到了部分官方勢力的保護和支持，並且藉助於這種保護和支持，逐步貫徹落實。而為了保持社會穩定，防止動亂，他們也有意識地保留了部分傳統教義和禮拜儀式，沒有完全將那些可從他們的神學中推論出的革命性觀念付諸實踐。

  恰恰因此，路德和茨溫利的宗教改革都受到部分思想觀念、立場態度、行為方式更為激進的追隨者的反對。他們擁護路德和茨溫利的宗教改革，但又不滿於新的正統教義，主張進行更徹底的改革，剪除教會傳統的贅生物，實行教會與國家的嚴格分離制度，重建以原始基督教為導向、基於各個共同體成員的自願聯合的自由教會或信仰者共同體，實行普遍教士原則和民主選舉長老或執事，消除所有等級差別和地位不平等。

  路德、茨溫利以及後來的加爾文等主流宗教改革家可謂「憲制派宗教改革家」（magisterialreformers），他們的改革屬於「憲制派宗教改革」（magisterialreformation）。而那些主張將路德和茨溫利的宗教改革引向深入，實行更徹底、更全面的改革的個人和團體則是宗教改革的激進派，他們的改革屬於「激進派宗教改革」（radical Reformation），其代表人物主要有卡爾施塔特、托馬斯·閔採爾以及洗禮派思想家，如巴爾塔薩·胡布邁爾（Balthasar Hubmaier，1480或1485—1528）、皮爾格拉姆·馬柏克（Pilgrammarbeck，1495—1556）與門諾·西蒙斯（Menno Simons，1496—1561）等。「憲制派宗教改革家」、「憲制派宗教改革」和「激進派宗教改革」等概念均由美國神學家和歷史學家喬治·休斯頓·威廉士（George Huntston Williams，1914—2000）率先採用，現已得到廣泛接受。

  

  激進派不承認任何權威和傳統，他們相信聖靈存在於人的身體裡或者說存在於大自然之中，在信仰問題上，所有外部的東西，例如作為機構的教會、聖禮和信條，在某些情況下甚至包括書寫在聖經中的文字，都無關緊要，甚至必須加以拋棄。但是激進派每一個分支都有自己獨特的根源，他們彼此之間的思想和行為也不盡完全相同。有的源自中世紀後期的神秘主義（屬靈派）；有的則源自由聖靈光照和由聖經獲得的理性（福音理性派）。有的主張建立龐大的、包括所有「義人」在內的教會；有的則主張遁世隱居，在極其狹小的宗教團體裡為世界末日做好準備。在對待官方的態度上，他們意見也很不一致：有的承認政府的強制權力，認為例如發動戰爭和判處死刑等權力，是某類必須要有的邪惡，基督徒擔任地方行政官員無損於他們的正直；有的則拒絕所有公職，不容許向國家或城市政府作出任何妥協，力爭恢復原始基督教時期的教會體制，在平均主義的原則基礎上，建立擺脫所有社會監控和教會統治的「使徒共同體」，使全部生活聖潔化。此外，大部分激進派成員反對暴力，傾向於迴避流血的強制，但也有人堅決主張動用刀劍，徹底消滅不敬上帝者，建立人間天國。

  在激進派宗教改革運動當中，洗禮派占有一席重要地位。他們特別反對嬰兒受洗，主張成年人洗禮和信仰洗禮（Glubigentaufe），認為洗禮是以主動的個人信仰告白為前提的，嬰兒受洗沒有聖經依據，嬰兒既不懂得懺悔，也不可能有信仰，只有理智健全、信仰堅定的成年人才可以接受洗禮。他們也只給那些親自要求施洗的人舉行洗禮，只接納那些以信仰者身份接受了洗禮的人加入共同體。

  許多史書都把洗禮派稱作「再洗禮派」，但再洗禮派這個概念帶有論戰性和蔑視性，是為洗禮派的反對者所慣用的一個稱謂。在他們看來，洗禮派反對嬰兒受洗，主張成年人受洗，但他們早就得到了一次洗禮，後來的洗禮是第二次洗禮。洗禮派及其後繼者從一開始就拒絕再洗禮派概念。對於他們來說，他們在嬰兒時接受的洗禮是不符合《聖經》教導的，因此也是無效的，他們後來接受的洗禮並非第二次受洗而是首次受洗，根本不存在「重新洗禮」或「再洗禮」問題。由此可見，「再洗禮派」概念是不合適的，應當用不含褒貶的、中性的「洗禮派」概念取而代之。

  激進派的宗教改革不為主流派宗教改革家所容忍，也受到官方的嚴厲監控和迫害；大批信徒慘遭極刑，成為福音教的殉教者。路德稱其為「狂熱分子」，加爾文則直言他們是「騙子」「沒腦子」「驢子」「惡棍」「瘋狗」。統治當局之所以採取嚴厲措施予以鎮壓，主要不是因為激進派非同尋常的神學觀點，而是因為他們追求自由的行動對教俗官廳的權力要求構成了嚴重威脅。1529年的施佩耶爾帝國等級會議甚至專門頒布《關於再洗禮派的決議》（Wiedertuferm and at），規定對洗禮派實施死刑的處罰。大多數激進派被迫在官方教會之外發展他們的基督教生活方式，許多人寧願接受流放、折磨和罰款，也不否定那呼召他們背起十字架，跟隨他的救世主。

  激進派的宗教改革是16世紀福音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雖然一直處於受壓制、遭迫害的狀態，但就其根本的動力和靈性上的活力來說，激進派宗教改革既不處在邊緣，也不處於外圍，而是「宗教改革的改革」，是「對天主教糾正的糾正」，是一場孕育了現代自由教會的偉大革新運動。

  二、維登貝格的騷亂

  馬丁·路德在沃姆斯帝國等級會議上的大無畏表現，尤其在宗教改革的發源地埃爾福特和維登貝格產生了巨大影響。1521年4月和6月，埃爾福特大學擁護宗教改革的大學生們開始驅逐神甫，甚至多次動用武力。同年12月3日，維登貝格大學學生也發生同樣的暴動，不少神甫被從講壇上拉了下來。許多修士離開了修道院，還俗為民，甚或娶妻生子。而在教會內部，主張廢除彌撒，改行符合福音要求的聖禮的呼聲也日益高漲。在此情形下，路德的老師和同事、維登貝格大學神學家卡爾施塔特的思想也不斷激進，並且果敢地採取了一系列行動。當維登貝格市民強請市政會頒布法律，廢除彌撒，將聖餐杯給與平信徒時，卡爾施塔特乘機取得領導地位，開始將路德提出的一些主張付諸實踐，決心把「被擄於巴比倫的教會」解放出來。

  卡爾施塔特是卡爾施塔特市一位酒窖技師的兒子，1499年就讀埃爾福特大學，後轉入科倫大學，並在這裡熟悉了托馬斯主義。1505年，卡爾施塔特轉入維登貝格大學，專門研究奧卡姆的著作，5年後獲得神學博士學位，不久又成為隸屬於大學的萬聖教堂神學教授和副主祭。

  卡爾施塔特還是路德的老師，曾參加過路德的博士論文答辯。對於路德的神學思想，他最初表示反對，後來卻成為熱情的支持者，並通過研讀奧古斯丁的著作，形成了一套獨特的宗教改革綱領，特別是在俗人權能方面，他的觀點大大超越了路德和其他宗教改革家。

  卡爾施塔特相信樸實無華是最大的智慧，上帝對智者往往虛與委蛇，對普通人卻坦誠無欺；《聖經》是一切生活的最高準則，普通人的理解比教士和神學家的理解更純正，更精準；上帝自驅逐亞當出伊甸園之後就設立了農民等級，但沒有設立學者等級；教會為一完全聖潔信徒的團體，神學家卻毫無用武之地。基於這樣的認識，卡爾施塔特深入市民家庭，請他們解說聖經的疑難章句。他也力主解散學校，奉勸學生回家務農，自食其力，過簡單生活。卡爾施塔特尤其反對彌撒、獻祭、聖像崇拜、教士獨身和修士誓願等舊禮儀，堅決主張修道士還俗，極力號召搗毀教堂中的所有聖像，用餅和酒兩種形式舉行聖餐。

  1521年聖誕之夜，卡爾施塔特示威性地身穿世俗服裝，用德語在維登貝格大教堂舉行了一場沒有祭祀祈禱的福音教聖餐：聖餐以教徒餅酒同領的形式舉行，獻祭和事先懺悔均被廢除。大約有2000多名市民（占維登貝格市民總數的4/5）參加了此次聖禮。

  1522年1月19日，卡爾施塔特與年僅15歲的安娜結婚，並示威性地舉行了一場隆重婚禮。

  卡爾施塔特還控制了維登貝格市政會，迫使市政當局在1522年1月24日（另一說：1月22日）頒布一份《城市條例》（Stadtordnung），不僅要改革聖禮和廢除聖像，還要沒收修道院財產，設立公共基金，救助窮人，關閉妓院，剷除社會弊端。

  在維登貝格的運動中，聖像問題位於公眾興趣的首位。當時群情激昂，要求廢除聖像的呼聲一浪高過一浪。卡爾施塔特遂寫作了小冊子《論廢除聖像》（Von abtuhung der Bylder），掀起了一場轟轟烈烈的聖像破壞運動（Bildersturm），許多禮拜堂和修道院的祭壇都被搗毀，聖母瑪利亞畫像和聖徒雕像被拆除並被投入火中。

  尼克勞斯·施托爾希（Nikolaus Storch，卒於1525年）、托馬斯·德賴克塞爾（Thomas Drechsel）、馬庫斯·施蒂訥爾（Markus Stübner）等具有神秘主義思想的「茨維考先知」（Zwickauer Propheten）的到來，則為維登貝格的運動提供了新的刺激。對於他們來說，教會的聖禮是毫無用處的，嬰兒受洗和教牧制度根本不符合上帝的意願，是非宗教的、空洞的儀式。每個人的心中都有一種「內在的光」，聖靈的直接啟示比聖經文本和布道師言辭更重要。不信上帝者要被敬虔者或土耳其人殺戮，千禧年王國馬上就要到來。受其影響，卡爾施塔特不再僅僅從《聖經》中尋找依據，而是更多地援用精神召喚了。改革措施日趨激進，局勢陷入一片混亂。嬰兒受洗受到嚴厲禁止，教壇里的聖壇被撤除，修道院和妓院全都被關閉了。

  面對日益加劇的大動亂，維登貝格市政當局開始感到恐懼，但又束手無策，只好請求路德出面維持秩序。路德因為受到帝國絕罰自身尚且難保，但又感到有責任糾正卡爾施塔特等人對於他的主張的誤解，遂不顧薩克森選侯的反對，在1522年3月1日離開瓦特堡重返維登貝格。動身之前，路德就寫作了《勸基督徒勿從事叛亂書》（Eine treue Vermahnungzuallen Christen，sichzuhütenvor Aufruhrund Emprung）一文，反覆強調叛亂是一種不利的方法，缺乏理智，是由魔鬼建議的，違背上帝的旨意，它所產生的害處常常超過它所達成的改革。基督徒不應當動用武力，而是要宣揚上帝的話，將真理散布於民間，使人心受其感化，自甘接受真信仰。

  3月9—16日，路德示威性地穿戴舊僧服，在維登貝格大教堂連續舉行了八場「四旬齋布道」（Invokavitpredigten），竭力勸說市民控制自己的情緒，停止過激行動。路德肯定卡爾施塔特宗教改革的意願是好的，但卻批評他沒有考慮到普通民眾的理解和接受能力，他的激進行為只能使眾多「信心軟弱者」感到不安和恐慌。路德雖然同大多數激進分子一樣，也認為世界末日馬上就要來到，因為教皇這個「反基督者」已在教會中占據了中心地位，但他強調上帝會用他的話來摧毀敵基督者的統治的。只有魔鬼才會教唆教徒動用暴力手段。路德指出，要進行值得期待的革新，必須首先形成一種福音意識。對尚不堅定的良知施加壓力，是對福音自由的傷害，也是一種新的律法行為。福音是自由的，但不是一種新法律。用暴動的方式進行自救是為上帝所禁止的。即使是出於良好的動機，也只會把事情搞糟了。至於天主教彌撒，其基本錯誤不在乎儀式，而在乎把儀式與全部禮拜視為一種功德，一種有法術效果的動作，致使異邦人獻祭的觀念乘機混入了進來，因此，必須廢除具有獻祭與功德意味的禮拜儀式，將彌撒提高到高尚與合福音的水準。對於舊的禮拜儀式要暫時予以容忍，新的禮拜儀式要等到教徒接受了足夠的教導才可運用。應當廢除所有不符合《聖經》規定的傳統，但有些傳統雖然不是以《聖經》為依據的，對於教徒的生活卻很有幫助，對於這些傳統也應當予以保留。關鍵的東西是愛，而不是外在的事物。沒有愛，上帝必降災於此，使之變成罪惡之城。廢除聖像毫無必要，因為聖像本身是無害的。

  路德的主張得到了市政會的贊同，舊式聖禮得到了恢復，只是祭祀祈禱不再舉行。路德本人也重新掌握了運動的領導權，並把改革引向了較為保守的道路。卡爾施塔特堅持己見，公開與路德對抗。對於他來說，如果福音教社團已經決定遵從上帝的意志履行自己的義務了，那麼照顧「軟弱者」和依靠官廳便是魔鬼的謊言。他脫下了僧服，穿起了農民的衣裳。他也放棄了博士頭銜，讓人稱他為「安德烈兄弟」。路德要求市政會予以懲處。市政會遂發布禁令，沒收卡爾施塔特的著述，並強迫他本人離開維登貝格。1523年，卡爾施塔特去了奧拉明德（Orlamünde），並在當地社團的支持下繼續推行激進的宗教改革；他試圖藉助普通人的幫助，實現他的敵視受教育者的思想觀念，「在農民當中做農民」。卡爾施塔特還著文反對關於基督的身體和血液真正臨在聖餐之中的觀點，要求廢除嬰兒受洗制度，遠離風琴和聖像。一段時間，他與具有革命傾向的激進派宗教改革家托馬斯·閔採爾有些聯繫，但不贊成後者「動用刀劍」的主張。就其拒絕武力、超塵脫俗的思想而言，他的立場觀點更接近於後來在瑞士出現的洗禮派。

  卡爾施塔特關於聖餐禮的觀點得到了茨溫利的贊成，但卻受到路德的堅決反對。1524年，路德與卡爾施塔特在耶拿（Jena）和奧拉明德進行了兩次激烈爭論；卡爾施塔特堅持己見，最終被薩克森選侯驅逐出薩克森選侯邦。路德把卡爾施塔特的「清靜主義」與閔採爾反教權主義的叛亂計劃混為一談，並在1524—1525年專門寫作了《在形象和聖禮上反對那些天上的先知》一文，用相當激烈的言辭反擊卡爾施塔特之神秘主義的主觀意向，堅持以上帝的話作為一切教義的基礎和準則的主張，認定信心和理性各有其特定的權威本色。

  在被驅逐出薩克森選侯邦之後，卡爾施塔特及其家人長時間處於一種飄泊不定的流浪狀態，直到1534年才在巴塞爾獲得擔任布道士和教授的聘任。1541年聖誕節時，他因感染瘟疫而病逝。

  路德繼續在維登貝格掌控宗教改革的大方向。他在1522年9月探訪位於弗賴貝格穆爾德河畔的薩克森選侯邦小城鎮萊斯尼希（Leisnig），參與制定了該城的《公庫條例》（Leisniger Kastenordnung），為當地市民的宗教和道德生活等事作出了新的規定。萊斯尼希的基督徒會眾據此自行選舉了牧師和傳道人，但卻受到對該城擁有保護權的鄰近的昔斯妥（Cisteaux也寫作Cteaux或Zisterz）修道院院長的反對。1523年初，萊斯尼希基督徒會眾派遣代表到維登貝格拜訪路德，希望他對他們整頓財政機構、改變禮拜制度、聘召牧師和傳道人的做法提供聖經依據。路德除了口授之外，還專門寫作了《聖經確立和證實：基督徒會眾有權能判斷一切教訓、召請和任免教師》一文，明確指出上帝的話是牧職的理論依據，基督徒會眾基於洗禮而共同分享了上帝的話的權威，有權聘召自己的牧師和傳道人。在判斷教訓和任免教師或牧師的事情上，人們根本不應考慮世俗法規、法律、先規成例、習俗等，即使它們是由教皇、皇帝、君主或主教制定的，一半或者整個世界都接受了它們，並且實行了數百年，甚至上千年，而是必須根據聖經和上帝的話來處理。該文在當年5月印行出版，不僅為萊斯尼希，也為其他城市的宗教改革提供了原則性指導。

  三、托馬斯·閔採爾的宣傳鼓動

  托馬斯·閔採爾是馬丁·路德的學生，他同卡爾施塔特一樣，最初支持路德，後來又與路德分道揚鑣，甚至反目成仇，相互攻擊。作為一位激進派宗教改革家，閔採爾在神秘主義的基礎上把唯靈論、洗禮論、末世論和社會革命思想結合在一起，提出了立即創建地上天國的主張，並期望藉助於農民、礦工、城市平民的起義加以實現。

  閔採爾出生於哈爾茨山區施托爾貝格（Stolberg）伯爵領地的一個農民家庭。童年時，他的父親慘遭施托爾貝格伯爵殺害，母親帶著他和其他家人遷往克維德林堡。1506年，閔採爾進入萊比錫大學攻讀哲學和神學，1512年又轉入奧得河畔法蘭克福大學，不僅深入研究了《聖經》，還學會了拉丁文、希臘文和希伯來文，並能為人治病。他最終獲得了文學學士、文學碩士和聖經學士等學位，但無法確定他是在哪所大學獲得這些學位的。

  1513年，閔採爾在哈爾伯施塔特主教管區獲得擔任教職資格，先在不倫瑞克市的米夏埃爾教堂工作過一段時間，後來又在阿舍斯勒本（Aschersleben）市的弗羅澤修道院任教師和見習神甫。1516年升任弗羅澤修道院長，並在當地創辦了一所私人學校，招收一些富裕市民子弟入學。1517—1519年，閔採爾經常到維登貝格，拜路德為師，對路德反對贖罪券買賣、倡導宗教改革的行動深表敬仰和支持，也有可能參加過萊比錫辨論。

  因為思想激進，閔採爾的職業生涯屢遭波折，前後更換了多個崗位，而且多屬替補性的。1519年，他到於特爾博格做代理布道士，後改任韋森費爾斯（Weienfels）波伊蒂茨（Beuditz）修道院做昔斯妥修女的告解神甫，次年又到茨維考（Zwickau）做代理布道士和布道士。

  茨維考位於從紐倫貝格到萊比錫和北方的商道上，工商業發達，盛產啤酒、呢絨、亞麻布，附近不遠處有大型銀礦，被譽為薩克森的珍珠。在這裡，埃克哈特派的宗教神秘主義流傳甚廣，以尼克勞斯·施托爾希、托馬斯·德賴克塞爾、馬庫斯·施蒂訥爾等人為代表的「茨維考先知」經常舉行秘密集會。受其影響，閔採爾的思想發生了重大轉變。他認為路德在宗教改革的道路上只走了一半就止步不前了。路德雖然推翻了外表的教皇權威，但又樹立了外表的《聖經》的權威。閔採爾相信「上帝的話」並不存在書本的字句中，而是隱藏在人們心中。與個人內心神秘的經驗和純粹靈性相比，《聖經》也是次要的。即使沒有《聖經》的幫助，人也可以通過內心悟解來接受上帝的啟示，加入被預選者、聖民的團體。聖民應當與世界上的其他人分別開來，正如麥子要與秕糠分別一樣。聖民應當過一種全新的社團生活，因為上帝希望他的王國變為現實。對於這些觀點，路德並不認同，他批評閔採爾不加批判地接受了中世紀異象宗教和神秘主義的觀念，沒有正確理解人與上帝、啟示與個人思想的關係，抹殺或淡化了人在上帝面前有罪的感覺與責任。閔採爾不顧路德的勸阻，繼續與「茨維考先知」們密切交往。茨維考市政當局懷疑他們密謀造反，便在1521年4月將他們全部驅逐出了本市。

  1521年6月，閔採爾一行到達布拉格。他們試圖與波希米亞胡斯教派中的激進派塔波爾派建立聯繫，促進宗教改革運動全面發展。11月，閔採爾發表《布拉格宣言》，聲稱「要繼基督的卓越戰士約翰·胡斯之後，使響亮的號角發出新的歌聲」，消滅「不敬上帝的傢伙」，創建「革新使徒的教會」，並將其「擴展到全世界」。他號召上帝的「特選子民」，不要「一味死背聖經」「祈禱啞巴上帝」，而是「依據理性加以確證」「祈禱活的、會說話的上帝」。閔採爾強調人的理性，要求遵從活的、會說話的上帝，聲稱「信仰無非是理性在人身上的復甦，因此非基督徒同樣可以有信仰。通過這種信仰，通過這種復甦的理性，人人可以有神性，人人可以升天堂。因此天堂並不是什麼彼岸世界的事物，天堂須在此生中尋找，信徒的使命就是要把天堂即天國在現世上建立起來」。在普通人掌權的國家裡，「根據基督愛的要求，誰也不能高於別人，每人都是自由的，一切財產應當公有」；「一切應是公有的，每人應按需分配」。在這裡，閔採爾第一次公開闡明了他的宗教政治觀點，提出了比路德宗教改革更為激進的奮鬥目標。閔採爾還公開號召暴力革命，聲稱「上帝以日工資一戈羅什把我雇了來，我正在磨快鐮刀，準備收割」。布拉格市政當局把他看作擾亂秩序的危險分子，下令予以驅逐。

  閔採爾並不氣餒，繼續奔走於圖林根和薩克森各地，積極宣傳革命思想，大大闊斧地改革教會禮儀。他在1523年成為薩克森選侯邦阿爾施泰特（Allstedt）鎮的神甫之後，立即發表《阿爾施泰特教會禮儀》（Allstedter Kirchenampt）和《德語福音彌撒》（Deutzsch-Euangelisch Mesze）等書冊，用德語而不用拉丁語做彌撒，舉行聖餐不分僧人和俗人都可領取餅和酒，宣講整本聖經而不只是選講福音書和使徒書。他還與逃離韋德施泰特（Wiederstedt）修道院修女、戈伊騷的奧蒂莉厄（Ottilievon Geusau）結婚生子，以實際行動向天主教會的禁欲主義挑戰。他也從阿爾施泰特及其周邊地區的市民、貴族地主的臣僕和礦工中組織了一批人，建立了他的教會革命的「選民」同盟，向四面八方派出密使廣泛吸收「真基督徒」入盟。曼斯費爾德、埃斯勒本、哈勒（Halle）、阿舍斯勒本等地的礦工和下層群眾，經常像朝聖一樣來阿爾施泰特聽他布道。

  1524年3月，深受閔採爾影響的群眾放火燒毀了阿爾施泰特附近著名的朝聖中心梅倫巴赫的禮拜堂，打碎了裡面的神像。薩克森—魏瑪（Sachsen-Weimar）公爵約翰（Johann，1468—1532）傳訊肇事者，閔採爾挺身而出，為他們的行為進行辯護。約翰和他的兒子約翰·弗里德里希（Johann Friedrich，1503—1554）為查明真相，親自來阿爾施泰特聽閔採爾布道。閔採爾試圖說服他們擁護改革，遂在7月13日做了一場《諸侯布道》（Fürstenpredigt），以十足的勇氣向諸侯們提出了「取消偶像崇拜」「強制實行福音」「殺掉那些不敬上帝的統治者、特別要殺掉那些把神聖的福音弄成異端邪說的教士和修道士」等等要求。閔採爾還強調指出，「貴族就是重利盤剝偷盜搶劫的禍首：他們把一切造物，水中的魚，空中的鳥，地上的植物，統統攫歸私有……對貧苦農民、手工業工人和所有活著的人都想方設法進行盤剝搜刮」，因此，窮人仇恨貴族，完全是由貴族們造成的。而路德是一位說謊者，他對貴族的暴行，除了祈禱一聲「阿們」，不採取任何行動。

  路德抱著惱怒和猜疑的心情觀察閔採爾的行動，當他看到閔採爾不僅宣說「邪惡教義」而且還鼓吹暴動並以暴力反抗官廳時，便致函薩克森公爵，聲稱閔採爾是「叛逆之靈」，企圖「使用刀劍來達到他們的目的」，「推翻政府，以自己來主宰這個世界」，敦促諸侯採取堅決的行動，「嚴肅處理這樣的動亂和放肆的言行」。閔採爾則直截了當地指責路德向諸侯獻媚，虎頭蛇尾，支持反動派。

  薩克森公爵準備在8月1日審訊閔採爾，判他圖謀叛亂罪。閔採爾聞訊後急忙逃離阿爾施泰特，前往米爾豪森。在這裡，他與原先的昔斯妥會修士海因里希·普法伊費爾（Heinrich Pfeiffer，1500以前—1525）一起從事活動，試圖建立神權統治，但未過多久就雙雙遭到驅逐。

  10月，閔採爾漫遊到紐倫貝格，繼續進行宣傳鼓動。路德公開發表《在形象上和聖禮上反對那些天上的先知》，閔採爾則付印答路德書，一針見血地指出：路德「用一種錯誤的信仰把基督教世界弄得一片混亂」。閔採爾對路德說：「當危急臨近時，你不能正確地作出解釋。因此你就向諸侯獻媚，反而說情況變好了，你就是這樣騙取了盛名。你助長了不敬上帝的歹徒的權勢，……你的處境將如被擒之狐。人民將獲得解放。」紐倫貝格市政當局下令沒收該書，並勒令閔採爾離開本市。這時的閔採爾一文不名，經常忍飢受餓，但為「制裁不敬上帝的人」，他不畏艱難，忘我奮鬥，他要「在天上同上帝一起雷擊他們，他們早已惡貫滿盈了」。

  閔採爾前往施瓦本，與正在形成的蘇黎世洗禮派共同體建立了通信聯繫，但未取得意見一致。蘇黎世的洗禮派勸告閔採爾放棄用武力實現上帝的秩序的計劃，閔採爾卻不為所動，堅持進行暴力鬥爭的立場觀點，最終在施瓦本農民當中贏得了不少支持者，也對非蘇黎世起源的洗禮派領袖路德維希·海策爾（Ludwig Htzer，1500之前—1529）、漢斯·鄧克（Hans Denck，1495—1527）、塞巴斯蒂安·弗蘭克（Sebastian Franck，1499—1542或1543）、卡斯帕·馮·施溫克菲爾德（Kaspar von Schwenckfeld，1490—1561）、大衛·約里斯（David Joris，1501或1502—1556）和海因里希·尼可拉斯（Heinrich Niclaes，1501—1580）等產生了深刻影響。閔採爾在施瓦本的革命宣傳活動「對於人民派的組成，對於這個派的要求獲得明確提法，對於起義最後在1525年4月全面爆發」，都「起了極其重要的作用」。

  四、洗禮派運動的興起

  洗禮派運動的興起與茨溫利在蘇黎世進行的宗教改革有密切聯繫。最初的洗禮派教徒大都是茨溫利的追隨者，也大都是受過人文主義教育的蘇黎世市民。他們支持宗教改革，尊重《聖經》的權威，但在有關教會組織、聖禮和對於世俗政權的立場態度等問題上，逐漸產生了與茨溫利不同的觀點。他們認為茨溫利只是在現有的強制性教會之旁建立了一個新的強制性教會，沒有按照《聖經》的指示，恢復基督教早期社團。茨溫利的宗教改革具有明顯的官方色彩，而真正的基督教徒即使沒有取得當局的同意也有權廢除彌撒和聖像；在農村還有權廢除教會什一稅。在1523年秋舉行的第二次蘇黎世辯論期間，赫翁（Hngg）地方牧師西門·施特魯姆普夫（Simon Strumpf）和市政委員的兒子康拉德·格雷貝爾（Konrad Grebel，大約1498—1526）等人與茨溫利發生了激烈爭論。他們主張更加嚴格地恢復聖經新約所規定的制度，要求立即廢除彌撒，遠離聖像。施圖姆普夫還對市政會的教會主權提出質疑，要求立即按照聖經新約的指示，建立不受國家控制的福音教會，自由選舉牧師。爭論沒有取得什麼結果，因為茨溫利主張將何時採取這樣的措施和如何實行新制度的問題交由市政會裁決。

  但是沒過多久，在一些農村共同體中，部分代理牧師開始拒絕給嬰兒施洗。1524年8月11日，蘇黎世市政會發布命令：恢復嬰兒洗禮，放逐反對者。這個命令受到了格雷貝爾和菲利克斯·曼茨（Felix Manz，大約1498—1527）等人的抵制。在蘇黎世及其近郊地區，也有一些人無視市政會命令，不讓自己的孩子受洗。格雷貝爾和曼茨等人的立場觀點得到了卡爾施塔特和閔採爾的支持，他們通過書信往來，相互激勵，建立了十分友好的關係。茨溫利雖然承認嬰兒受洗制度缺乏《聖經》依據，但又認為該制度無傷大雅，不主張將其廢除。洗禮問題遂成為格雷貝爾和曼茨等人與茨溫利爭論的焦點。1524年底，在所謂的「星期二會談」中，他們進行了最後一次商討，結果還是不歡而散。曼茨向市政會遞交了《抗議和保護書》，以《聖經》為依據，對嬰兒受洗制度提出了嚴厲批評。

  在農村，教會的什一稅問題尤為突出。既然教會的救贖功能已經受到了質疑，原本作為對教會恩典的回報而向教會繳納什一稅的做法也就喪失了神學依據。村社自治和村民自由選舉牧師開始成為普遍要求，其目標自然不僅僅是獲得正確的宗教信仰，還包括相應的經濟和政治利益。在這方面，西門·施特魯姆普夫、漢斯·布呂特利（Hans Brtli）、威廉·羅伊博林（Wihelm Reublin，大約1484—1559）堪稱先驅者。他們決不是要遁世索居，遠離政治，而是要按照共同體原則，改革教會和生活，建立新的宗教團體。

  1525年1月21日，市政會作出決議，禁止格雷貝爾和曼茨公開發表言論，驅逐漢斯·布呂特利、威廉·羅伊博林、路德維希·海策爾和安德里亞斯·卡斯特貝格爾（Andereas Castelberger，大約1500—1531以後）等非蘇黎世人，取消反對嬰兒施洗者舉行集會的權力。但在當天晚上，格雷貝爾就在曼茨家中為來自格勞賓登的世俗教士耶爾格·布勞羅克（Jrg Blaurock，大約1492—1529），舉行了洗禮。隨後，布勞羅克又為在場的其他人施洗，大約有15人。這是第一次有案可稽的「成年人洗禮」。緊接著，他們一道舉行了簡單的聖餐禮，認為這是紀念基督所受苦難和受死的「團契餐」，只有信徒才有資格分享。而在當時的蘇黎世，天主教的彌撒禮尚未被廢除。這樣一來，以卡亞科布為中心，在措里孔（Zollikon）形成了一個獨立於茨溫利和市政會的洗禮派社團。在他們已經通過他們的洗禮對官廳的決議做出對抗以後，他們現在又以他們的「福音」聖餐第二次拒絕了政府在宗教事務上的決定權。

  1525年1月30日，蘇黎世市政會派遣城市僱傭兵前往措里孔，逮捕了一些洗禮派教徒。蘇黎世政府當局試圖通過司法手段維護自己的權威，但卻無法壓制群眾性的信仰復興運動。格雷貝爾、布勞羅克、布呂特利、羅伊博林和措里孔農民很快就被釋放了，只有曼茨一直被關押到這一年的秋天。羅伊博林前往瓦爾茨胡特（Waldshut），他在那裡贏得了已經皈依路德教的原茨溫利教布道士巴爾塔薩·胡布邁爾的支持；胡布邁爾連同他所建立的福音教社團全都轉向了洗禮派運動。布呂特利前往沙夫豪森州的哈勞（Hallau），並在那裡建立了一個洗禮派社團。布勞羅克和格雷貝爾前往蘇黎世高地，他們的布道同樣贏得了大批追隨者。曼茨在獲釋後也開始了富有成效的傳教工作，進一步促進了洗禮派運動的發展。

  路德維希·海策爾則在阿爾郜、埃蒙塔爾（Emmental）和奧格斯堡等地組建了一些宗教團體，只是未舉行成年人洗禮。更為引人矚目的是1524和1526年在聖加侖和阿彭策爾開展的運動，在這些運動中，部分人斷章取義地選擇和解說聖經文字，倡導講方言和縱慾等驚世駭俗的行為。而漢斯·布呂特利和巴爾塔薩·胡布邁爾等人則在普通人革命爆發後，領導洗禮派分子與起義者並肩作戰，相互支援。但絕大多數洗禮派分子生活嚴謹，作風正派，不僅反對縱慾，也不贊成「運用刀劍」的手段來貫徹自己的主張。

  格雷貝爾及其同道們很少有機會詳細擬定完整的教會制度。然而，他們說明了主要原則，這些原則後來也出現在別的地方。他們主張某種「內在的、使徒式的聖經主義」，斷言他們的所做所為只不過是把茨溫利以聖經為依據的原則推進到其符合邏輯的結果而已。

  茨溫利不否認蘇黎世的洗禮派運動起源於他的宗教改革，他也贊成洗禮派的部分觀點，如廢除彌撒、教會主權和教會什一稅；實行社區自治，自由選舉牧師；按照社區原則對教會和生活進行公理會式的調整；組建符合聖經要求的完美社團等，但他更強調統一、秩序和保護已經取得的成果。出於現實政治的考量，茨溫利不僅與洗禮派分道揚鑣，而且強烈要求政府當局採取嚴厲鎮壓措施。1527年初，蘇黎世市政會決定用監禁、放逐、鞭笞和淹死在利馬特河（Limmat）等手段懲罰洗禮派分子。在茨溫利知道並同意的情況下，菲利克斯·曼茨被淹死在蘇黎世的利馬特河，成為瑞士洗禮派的第一個殉教者。

  洗禮派分子把遭受迫害看作上帝對他們所選擇的道路的認證，使命意識陡然加強，更加積極地開展起傳教活動，其足跡逐漸遍及神聖羅馬帝國各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