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授職權之爭 一、雄霸一方的大貴族

  海因里希三世執政期間，將其統治重心放在義大利，他雖然以基督教君主的身份掌控羅馬教會，然而卻疏忽了對德意志境內地方貴族的防範，致使德意志境內的封建諸侯有了擴大自身政治勢力的空間，與王權的矛盾凸顯出來，首先在洛林公爵領主權的問題上演化為公開的衝突。

  奧托一世以來，洛林公爵的領主權一直在薩克森王室的掌控之中。959年，科隆的大主教布魯諾把洛林分為南北兩個部分，即上洛林和下洛林，以防止在政治上形成強大的反對勢力。1037年，洛林曾一度統一，並且有效地阻止了法蘭西的國王吞併洛林的企圖。1044年，洛林公爵戈策勒（GotzeleⅠ.，970—1044）逝世之後，海因里希三世為避免對王權造成政治上的威脅，無意促成一個強大的洛林大公國，再次把洛林公爵領地一分為二，把上洛林分封給戈策勒公爵的長子戈特弗里德（GottfriedⅡ.，965—1023），下洛林則分封給在政治上非常平庸的公爵的次子戈策勒二世（GotzeleⅡ.，1008—1046）。海因里希三世的決定引起戈特弗里德的強烈不滿，他於1044年末、1045年初以及1047年兩次舉兵譁變，但都以失敗告終，海因里希三世重新又掌控了洛林公國的局勢。逃亡的戈特弗里德在義大利的中部和北部建立新的勢力範圍，成為抵抗德意志皇權的反對派。

  自919年以來，薩克森公爵家族把持著德意志的王位長達一個世紀之久，該家族得到當地貴族的有力支持。1024年，法蘭克的薩利爾家族繼承德意志的王位，薩克森貴族在德意志王國內的政治影響逐漸減弱，與德意志王室之間出現裂痕。然而，薩克森地區對於王室經濟的影響依然如故。這裡有王室莊園、王室的行宮宮廷，哈爾茨的茂盛森林和拉梅爾斯山脈的銀礦依然是王室不可缺少的經濟支柱。薩利爾王朝康拉德二世執政期間，啟用王室封臣經營和管理這些產業，逐漸剝奪薩克森貴族長期以來享有王室產業經濟利益的權利，以比隆家族為首的薩克森封建諸侯對德意志王權的牴觸情緒越來越大。為了抑制比隆家族政治勢力的擴張，海因里希三世於1043年任命圖林根的伯爵不萊梅的阿達爾貝特（Adalbert von Bremen，1000—1072）為漢堡不萊梅的大主教。教皇利奧九世授予他管轄12個主教區的教權，海因里希三世給予他世俗伯爵所享有的各種權利。不僅如此，海因里希三世還擴大哈爾伯施塔特和希爾德斯海姆兩個主教區主教的世俗權勢範圍，以此牽制薩克森貴族們的政治勢力。另一方面，海因里希三世加強對銀礦和森林資源的控制和管理，在經濟上鉗制比隆家族等貴族。海因里希三世的一系列政策激起薩克森貴族的極大不滿，他們曾計劃謀殺海因里希三世，只是因為海因里希三世突然去世而未付諸實施，但在薩克森地區已經形成的反對派對德意志王權構成的威脅並沒有因此有所減小。

  德意志南部地區的巴伐利亞公爵領地、施瓦本公爵領地以及克恩滕公爵領地是薩利爾王室的大本營。這些地區的封建貴族與王室之間有著各種各樣的親屬關係。在支持王權實行統治政策的同時，他們的權勢也在隨之增長，而且對制定王室政策的影響越來越大，乃至與王室發生衝突。1052年，巴伐利亞的公爵康拉德一世（KonradⅠ.，1020—1055）因為反對海因里希三世對匈牙利進攻的政策而被廢黜，不得不逃亡他鄉。海因里希三世隨即把巴伐利亞公國分封給了逃亡者的妻子及他的兩個兒子，引起眾貴族的不滿，先後站在康拉德一邊，形成一股潛在的反對國王的勢力。可見，海因里希三世執政時期的德意志帝國已經形成了諸侯分裂帝國的態勢。

  1056年10月5日，海因里希三世猝然辭世，其子海因里希四世年僅6歲登基為德意志的國王，由其母阿戈內斯攝政。次年7月，攝政皇后的政治顧問維克托二世教皇辭世，軟弱的皇后無力控制德意志的政治局面，薩利爾王室在各地的領地先後被各地的公爵蠶食瓜分。逃亡在外的洛林公爵戈特弗里德重又獲得下洛林的領地；施瓦本和勃艮第幾易他手後落到西南德地區最強大的的萊茵費爾登的公爵魯道夫（Rudolf von Rheinfelden，1025—1080）的手中；薩克森的諾特海姆的伯爵奧托（Ottovon Nor the im，1020—1083）控制巴伐利亞上升為公爵；策林格家族的貝特霍爾德（BertholdⅠ.，1000—1078）成為克恩滕的公爵。一貫支持德意志王權的科隆的大主教和不萊梅的大主教也趁機分割王室在教會中的權力，並且還控制所轄大主教區內世俗伯爵的領地，擁有類似公爵的權力和地位。

  德意志實行的是王國教會制，大主教、主教和修道院長都是王國統治集團中的成員。「奧托特恩權」給予他們較為廣泛的權利，他們在所管轄的教區內行使的不僅有宗教權利，而且還有司法權、經濟權、軍事權以及各種社會公共權。阿戈內斯皇后攝政期間，科隆的大主教安諾（AnnoⅡ.，1010—1075）與美因茨的大主教西格弗里德（SiegfriedⅠ.，?—1084）、諾特海姆的伯爵奧托以及不倫瑞克的伯爵埃克貝爾特（EkbertⅠ.，?—1068）等薩克森的教俗貴族們結成一個強大的政治同盟，1062年4月，安諾甚至劫持12歲的海因里希四世，迫使阿戈內斯不得不交出攝政權，委任安諾和不萊梅的大主教阿達爾貝特為攝政大臣。安諾和阿達爾貝特利用掌握的統治權擴充自己的實力，其中最主要的方式之一是解除了一批修道院與皇室的從屬關係。安諾把馬爾梅迪修道院（Kloster Malmedy）、科爾里和維里希修道院（Kloster Vilich）據為己有，阿達爾貝特則把王國的重要修道院羅耳士（Kloster Lorsch）和科爾維修道院（Kloster Corvey）劃歸到他的管轄區內。安諾和阿達爾貝特都控制了所在大主教區的所有修道院和伯爵領地，獲得了近似公爵的政治地位，幾乎成了德意志的無冕君主。

  二、恢復集權的王權

  本章節來源於𝒃𝒂𝒏𝒙𝒊𝒂𝒃𝒂.𝒄𝒐𝒎

  1065年，海因里希四世成年親政，年輕的國王從親政之初就試圖要削弱教俗諸侯在德意志王國中的政治影響，重建王權的集權統治，收復王室失去的領地和經濟權利。他首先派遣施瓦本地區的王室封臣進駐薩克森，在曾經是德意志王室重要經濟命脈的薩克森多處地方修建城堡，尤其是在戈斯拉爾行宮附近建立的哈爾茨堡。海因里希四世封王室封臣為城堡的領主，以城堡為據點化解薩克森貴族在當地的政治影響，強化國王在薩克森地區的政治勢力。他還把哈爾茨的林區和礦區劃為王國特轄區（Reichsvogtei），由王室封臣組成的軍隊作為國王的代理人常駐在特轄區修建的城堡，以此加強對特轄區的管理。海因里希四世實施的這些措施直接地危害到薩克森諾特海姆的奧托伯爵的利益。奧托曾經在攝政時期在政治上給予年輕的國王很大的支持，特別是在反對阿達爾貝特大主教力圖控制德意志的鬥爭中助了他一臂之力，為此奧托被封為巴伐利亞公爵。然而，奧托家族的封地位於哈爾茨山脈西部和南部的邊緣地帶，無疑對國王在哈爾茨地區施行的經濟政策有著很大的阻礙。1070年，海因里希四世以奧托指使一名強盜企圖謀殺國王為罪名對其進行起訴，判處其接受參加決鬥（Zweikampf）的處罰，奧托拒不服從，海因里希四世廢黜其巴伐利亞公爵的頭銜，收回巴伐利亞公爵領地，將其分封給韋爾夫家族的韋爾夫四世（WelfⅣ.，1030或1040—1101）。憤怒的奧托立刻與薩克森比隆家族的馬格努斯（Magnus，1046—1106）結成聯盟，但終因寡不敵眾，不得不屈服國王，奧托的部分封地被國王收回，部分世襲領地也被國王剝奪。

  德意志王室在薩克森的領地大多是廣袤的森林和荒野，長期以來一直沒有被開發利用，當地的貴族和自由農民依照薩克森地區的習俗，把王室領地內尚未開發的森林和荒野看做是公有地，任意砍伐、開墾。海因里希四世親政之後在薩克森圈圍荒地，廢除薩克森地區長久以來實行的習慣法，頒布森林禁令，漁獵也成為王室的經濟特權。開墾荒地、伐樹燒炭、捕魚圍獵等經濟活動都被王室掌控，由來自施瓦本的王室封臣管理，徵收賦稅和利用森林和河流的費用，這些都成為王室經濟收入的來源。海因里希四世的一系列經濟政策加重了當地的各種賦稅和徭役，致使許多自由農民破產淪為依附農民，激起當地農民的強烈反抗，拆毀城堡、破壞銀礦的事件常有發生。農民的反抗與德意志貴族們的不滿交織在一起，巴伐利亞的公爵韋爾夫、克恩滕的公爵貝特霍爾德也都因為海因里希四世追討王室領地的政策與之對立。1073年7月，諾特海姆的奧托以及馬格德堡的大主教維爾納（Werner von Steulingen，?—1078）、哈爾伯施塔特的主教布爾夏德（Burchard II.，1028—1088）在哈爾登斯萊本附近的霍滕斯萊本盟誓，共同起兵反抗國王。這次反抗在當地農民中獲得熱烈的響應，起義很快就席捲薩克森東部和圖林根地區。起義軍占領了眾多的城堡，海因里希四世陷於危機重重的困境中，倉皇出逃，危急中沃爾姆斯市的市民趕走該市的城市領主、沃爾姆斯的主教阿達爾貝特（AdalbertⅡ.，?—1107），打開城門，迎接處於危難之中的海因里希四世。

  得到沃爾姆斯市民支持的海因里希四世有了些許的喘息之機，1074年1月，率一支小軍隊回師薩克森，以歸還巴伐利亞公爵領地為條件爭取諾特海姆的奧托的支持，2月2日在蓋斯通根的行宮與薩克森的大貴族們簽訂和約。和約中商定，海因里希四世必須拆除在薩克森地區修建的眾多城堡，尤其是哈爾茨堡，但因為這個和約只涉及到薩克森大貴族的利益，依然未能消除其他社會階層的不滿。海因里希四世利用這一機會，採用赦免、許諾等各種手腕分化薩克森的貴族，破壞起義軍的團結，以便各個擊破。1075年6月9日，養精蓄銳後的海因里希四世在波希米亞公爵弗拉季斯拉夫（VratislavⅡ.，1035—1092）、班貝格的主教赫爾曼（HermanⅠ.，?—1084）等其他地區教俗諸侯的支持下再次率軍進入薩克森，在溫斯特魯特河岸的洪堡大敗薩克森貴族的聯軍。諾特海姆的奧托再次成為海因里希四世瓦解薩克森貴族政治同盟的一個重要政治籌碼，他對海因里希四世行了臣服禮，獲得薩克森作為采邑，分崩離析的薩克森貴族們也紛紛效仿奧托臣服國王，於1075年聖誕之際在戈斯拉爾行宮向國王宣誓效忠，行了臣服禮，並且承諾擁立國王年僅2歲的王子康拉德為德意志王位的繼承人。

  德意志攝政統治時期，羅馬教會也發生極大的變化，利奧九世開始的改革給教廷注入新的生命力。羅馬教會通過改革加強了自身的建設和紀律，宗教組織機構進一步地健全和完善。1059年頒布的選舉教皇敕令宣布禁止包括德皇在內的所有世俗勢力對教會事務的干預。教皇的實際領地進一步擴大，有了自己的世俗封臣，有了一定的軍事力量，羅馬教皇在西歐政治事務中的影響增大，與各地修道院的關係更為直接。利奧九世和海因里希三世之後，羅馬教皇和德意志皇帝不再攜手共進。1061年7月27日，尼古勞斯二世教皇辭世，羅馬教會中的改革派在樞機主教希爾德布蘭德的主持下，以教皇選舉敕令為依據，在卡普阿推舉盧卡的主教安塞爾莫為教皇，稱亞歷山大二世（Alex and erⅡ.，1010或1015—1073，1061—1073年在位），新教皇於10月1日回到羅馬登上聖宗座。從利奧九世擔任教皇時期起，希爾德布蘭德就是羅馬教會改革派中的核心人物，如果說洪貝特是主張教會改革的理論家，那麼希爾德布蘭德就是教會改革的實踐者，他曾多次擔任前任諸教皇的特使，在西歐各王國、各地區實踐羅馬教會改革的各項主張，為羅馬教廷決定處理各地教會事務提出建議。教會改革派擁立的新教皇遭到德意志和義大利米蘭地區的世俗諸侯、大主教和主教們的反對，他們不承認亞歷山大二世為合法教皇，在巴塞爾召開宗教會議擁立義大利帕爾馬的主教卡達魯斯（Cadalus）為對立派教皇（Gegenpapst），稱洪諾留二世（HonoriusⅡ.，?—1072，1061—1072年在位）。1062年4月，洪諾留二世率軍向羅馬進發，途中遭遇洛林公爵戈特弗里德的阻攔，被迫返回帕爾馬。同年10月，在奧格斯堡召開的宗教會議上亞歷山大二世教皇的合法地位再次獲得確立，不甘失敗的洪諾留二世於1063年重又率軍前往羅馬，再次遭遇戈特弗里德公爵的抵制。1064年聖靈降臨節之際，亞歷山大二世在義大利曼托瓦主持召開宗教會議，洪諾留二世因拒絕前往參加被處以絕罰，亞歷山大二世成為無可爭議的合法教皇。這場兩個教皇的爭鬥表明，在羅馬教廷與德意志國王和諸侯之間有了公開的抗衡。亞歷山大二世繼續教會改革的立場更堅定，並且通過強化修道院改革，把教皇權威的影響擴大到西歐各個大主教區和主教區，通過對各大主教和主教的任命權進行實際的控制。他多次以買賣聖職為由罷免由海因里希四世任命的主教，以此證明教皇的絕對宗教權威，也以此干預德意志的宗教事務，這就與正在加強王權的海因里希四世之間產生幾乎不可調和的矛盾，引發持續一個多世紀的主教授職權之爭（Investiturstreit）。

  三、舉足輕重的授職權

  主教授職權之爭的導火索是關於米蘭大主教的任免。米蘭地處義大利穿越阿爾卑斯山進入中歐的門戶之地，是地中海與中歐進行遠程貿易陸路交通的樞紐。早在羅馬帝國晚期，教父學家安布羅斯擔任米蘭的大主教之時起，米蘭就在西歐享有了僅次於羅馬的宗教地位，米蘭的大主教不僅享有宗教上的權威，而且對米蘭市有絕對的統治和管理權。10世紀中葉，奧托大帝兼領倫巴底王國的國王之後，德意志與義大利的貿易往來日益頻繁，米蘭的地理位置使其經濟地位更加凸顯出來，更何況米蘭市周邊地區物產豐富，為米蘭市的紡織手工業提供了豐富的原材料，不僅其手工業的發展早於其他地區，手工業的行業部門也很多。毋庸置疑，具有如此重要經濟地位和政治作用的米蘭是德意志君主在倫巴底地區施行統治的政治中心。米蘭的大主教是該市的城市領主，自奧托大帝以來的德意志君主就都竭力要控制對米蘭大主教的任命權，大主教在政治、經濟、司法審判以及軍事等諸多方面都享有與世俗諸侯同等的權勢和地位。

  米蘭的大主教以及教士利用所獲得的特許權徵收各種課稅、侵占乃至搶奪商人和手工業者的財產，市民與教士之間的衝突屢見不鮮。1035年、1042年，米蘭市民兩次起義反對教士肆無忌憚地強占市民的財產，1056年米蘭市民聯合起來組織帕塔利亞會（Pataria），共同反對作為城市領主的大主教以及教士和修道士，要求羅馬教會在米蘭推行修道院和教會改革中提出的反對買賣聖職、規範教士和修道士的宗教生活等一系列措施。亞歷山大二世欲意藉助米蘭市民的政治力量削弱德意志皇帝在倫巴底地區的政治影響，他明確表示支持米蘭市民驅除由德意志皇帝任命的米蘭大主教維多（Wido，1045—1071），革除維多的教籍，派遣教皇特使在米蘭推行教會改革的各項措施，要求米蘭的教士們遵守獨身制，否則將會被處以絕罰。1070年，維多被迫辭去大主教的職務，海因里希四世隨即任命米蘭的教士戈特弗里德（Gottfried，?—?）為米蘭的大主教，遭到米蘭市民的強烈反對，他們推舉阿托（Atto，?—?）為大主教，並且得到亞歷山大二世教皇的認可。

  海因里希四世與亞歷山大二世因米蘭大主教的任職人選問題爭執不休，這場關於大主教任免爭執產生的影響延伸到德意志境內。1066年，特里爾的前任大主教烏多（Udo von Nellenburg，1030或1035—1078）被指名接任米蘭的大主教，亞歷山大二世教皇責令烏多接受甄別，審查他是否是通過買賣獲得的這個教職，直到教皇認可烏多自辯後才授予他大主教的披肩（Pallium）。教皇還把這一甄別主教的程序引入德意志的主教區，他於1070年責令科隆的大主教安諾、美因茨的大主教西格弗里德以及其他一些德意志的主教前往羅馬為自己申辯，是否是通過買賣聖職獲得該教職，但遭到德意志主教們的拒絕。1073年，亞歷山大二世宣布，擔任海因里希四世宮廷顧問的五位德意志主教都犯有買賣聖職罪，處以他們絕罰，但這一處罰尚未具體實施，亞歷山大二世就於同年的4月21日去世。4月22日，紅衣主教希爾德布蘭德被推舉為教皇，稱格雷戈爾七世。格雷戈爾七世曾是克呂尼修道院的一名修道士，是堅定地追隨利奧九世的教會改革者，參與制定過教會改革以來幾乎所有重大宗教事務的決策，他也曾與海因里希三世皇帝有過密切的交往。新教皇的即位似乎緩解了羅馬教會與德意志君主間的對立，1073年12月20日，新教皇致函薩克森的主教們，要求與他們進行和談，停止與海因里希四世的對抗。格雷戈爾七世的態度緩和了海因里希四世與羅馬教廷的對立情緒，他致信格雷戈爾七世，表示願意在米蘭大主教的任免問題上做出妥協，後者則於1074年撤銷了前任教皇對德意志諸位主教處以的絕罰。然而，格雷戈爾七世要擴大教皇權威的企圖與海因里希四世欲重塑皇權的意願是不可調和矛盾的兩個方面，他上台後更是全力以赴地推行教權至上的思想，通過在德意志推行希爾紹修道院（Kloster Hirsau）的改革擴大其影響。

  希爾紹修道院位於黑森北部，羅馬帝國時期這裡只有一座小教堂。約830年，義大利韋爾切利的主教諾廷（Noting，?—?）把米蘭的聖徒奧雷留斯（Aurelius von Riditio，400—475）的遺骸贈送給他的親屬、卡爾維的伯爵埃爾拉弗瑞德（Erlafried von Calw，?—?），從米蘭運送到這個小教堂供奉，以這個小教堂為基礎建立了聖奧雷留斯修道院。此後，該修道院在動盪的社會中衰敗，修道院的財產也被分割。1043年，當時還是圖爾大主教的利奧九世要求他的侄子、卡爾維的伯爵弗里德里希（FriedrichⅠ.，?—1071）按照高爾茨的模式在希爾紹重建修道院，但直到1065年，弗里德里希才帶領數名修道士遷居到此地，建立起希爾紹修道院。1069年，雷根斯堡埃默拉姆修道院（Kloster Em meram）的修道士威廉（Wihelm von Hirsau，1030—1091）應邀前往希爾紹修道院擔任院長，他把高爾茨修道院的改革思想和主張帶到希爾紹。1075年10月，希爾紹修道院獲得德意志國王海因里希四世給予的證書，成為德意志的王國修道院。同年年末，威廉前往羅馬朝聖，謁見了格雷戈爾七世教皇，教皇給予威廉特許權，希爾紹修道院被置於羅馬教會的保護下，與克呂尼修道院一樣直轄羅馬教會。至此，希爾紹修道院成為羅馬教會在德意志施加影響的基地。

  希爾紹修道院的改革否認了德意志自開國以來一直實行的王國教會制，改革後的羅馬教廷加強了與地方教會的直接聯繫，在各王國和各地區派駐教皇特使干預各地的政治事務。王國教會制拒絕教皇特使，地方教會也因為自身的利益而不願與王國的君主和諸侯對立，致使教皇特使一直在德意志地區很難施加影響，希爾紹修道院的改革為教皇特使打開了大門。1077年，威廉青年時的好友、克呂尼修道院的修士烏爾里希（Ulrich von Zell，1029—1093）協助他制定《希爾紹院規》（Hirsauer Formular）。《希爾紹院規》中除了要求修道士遵守本尼狄克的院規外，更重要的是強調修道院直屬羅馬教廷的宗法地位，由此獲得免受地方主教管轄的豁免權。1091年之後，威廉以及繼任修道院的院長在羅馬教皇的支持下，在德意志各地按照希爾紹修道院的模式對沙夫豪森的萬聖修道院（Kloster Allerheilligen）、阿爾高的穆里修道院（Kloster Muri）等進行改革，這股修道院改革的浪潮很快就在施瓦本、巴伐利亞和法蘭克地區蔓延開來，這些地區的很多王國修道院因為按照希爾紹的模式進行管理而解除了與王室或者大貴族間的隸屬關係，轉為直屬於羅馬教廷。更為重要的是，按照希爾紹修道院的模式進行改革的修道院強調與「世俗兄弟」（Laienbrüder）的合作，形成改革派的修道院與世俗貴族聯合的政治同盟，韋爾夫家族在巴伐利亞的羅滕布赫建立的教士會（Stift）就具有這樣的性質，成為在德意志地區支持格雷戈爾七世教皇一個最重要的據點。希爾紹改革派的政治影響力還擴散到了克恩滕、圖林根以及薩克森等王權勢力比較強大的地區。不僅如此，自羅馬教會改革以來，德意志的教士遵守統一的教會生活方式，成為格雷戈爾七世在德意志施加影響的重要支持者。

  格雷戈爾七世一直把確立教皇的絕對權威當作是首要任務，他在1075年制定的27條《教皇札記》（Dictatus Papae）中明確指出，只有教皇有權享有最高的普世統治權，所有諸侯都要拜倒在他的腳下；他宣布，教皇永遠是正確的，有權罷免和任命主教，有權頒布法令，有權廢黜世俗皇帝、解除封臣對其封主的誓言；他強調，教皇不僅有權處理教會的宗教事務，而且也有權干預世俗的事務，因為世上的君主、諸侯都是教皇的封臣。格雷戈爾七世認為，教會是基督徒的社團，它不應受世俗的控制，教士必須直接服從羅馬教皇，他是羅馬教會制定教規的執行者，教皇通過他們實現對普世的統治。格雷戈爾七世再次否定了自法蘭克王國以來一直實行的私有教會制，明確地反對世俗的私有教會權，為此他多次傳訊德意志以及其他王國的主教和大主教到羅馬接受對其進行的審查，罷免那些不服從羅馬教廷的主教和大主教的職務，在德意志首當其衝的是班貝克的主教赫爾曼（HermannⅠ.，?—1084）。

  班貝克大主教區是1007年由海因里希二世設立的，自設立以來一直由德意志的國王任命該教區的大主教和主教。1074年，格雷戈爾七世在對德意志的主教和大主教進行審查時認定，班貝格的主教赫爾曼不是通過教會的選舉而是由國王直接指定的，因為他向王室支付了高額賄金，犯有買賣聖職罪，罷免其主教之職。這年的12月，格雷戈爾七世先後傳訊不萊梅的大主教列曼（Liemar，?—1101）、美因茨的大主教西格弗里德以及從屬美因茨大主教區的6位主教。這些主教拒絕前往羅馬，格雷戈爾七世決定給予他們嚴厲的處罰。1075年2月，格雷戈爾七世在羅馬召開宗教會議，宣布擔任海因里希四世宮廷顧問的4位德意志主教犯了出售教職之罪，如果他們於當年的6月1日前未赴羅馬懺悔，將受到絕罰的處罰。在這次宗教會議上，教皇重申禁止買賣聖職，不允許國王任命教職；強調教士必須遵守獨身制。

  在這同一時間，米蘭市再次因為大主教的人選問題發生衝突，海因里希四世出面進行干預，他宣布帕塔利亞會為異端，不受法律的保護；任命米蘭的教士特達爾多（Tedaldo da Castiglione，?—?）為大主教，同時還分別為費爾莫和斯波勒托兩個主教區任命了主教。1075年12月8日，格雷戈爾七世教皇致信海因里希四世，譴責他違背諾言，藐視神聖的宗教法規，要求他與被處以絕罰的宮廷顧問斷絕關係。1076年1月，海因里希四世召開王國會議，德意志的大部分大主教、主教均到場出席。會議譴責格雷戈爾七世違背德意志國王的旨意頒布教會法令，海因里希四世以「羅馬貴族」自居，直呼格雷戈爾七世為「希爾德布蘭德」，宣布廢黜其教皇之職。倫巴底的主教們也積極支持德意志國王，在皮亞琴察召開宗教會議，宣布拒絕服從格雷戈爾七世。羅馬教會立刻做出回應，格雷戈爾七世於同年2月在羅馬的宗教會議上宣布對海因里希四世處以開除教籍的絕罰，解除所有臣民對其誓約，否定他在德意志和義大利的所有統治權力。

  四、卡諾莎之路

  羅馬教皇給予海因里希四世絕罰的決定立刻在德意志境內引起了強烈的反響，與國王有著不解宿怨的巴伐利亞公爵韋爾夫、施瓦本公爵魯道夫、克恩滕公爵貝特霍爾德與擁護教皇的主教們以及希爾紹修道院的改革者們結成聯盟，8月他們在烏爾姆集會做出決定，定於10月16日在特里布爾召開會議，選舉德意志的新國王。德意志教俗諸侯與羅馬教皇的結盟增強了反對海因里希四世的政治勢力，尚未接受教皇施皇帝加冕禮的海因里希四世面臨被廢黜的威脅，這就迫使他不得不改變策略。他一方面率軍在萊茵河畔的奧彭海姆安營紮寨與諸侯對峙；另一方面，派遣特里爾的大主教烏多前往羅馬，向教皇遞交「諾言書」（promissio），告知教皇已經解除了被教皇處罰的宮廷顧問的職務，向教皇進行懺悔。然而，海因里希四世在「諾言書」中隻字未提德意志諸侯的利益，他們依然如期集會，做出決定，如果教皇在一年之內沒有解除對海因里希四世的處罰，將不再承認他為德意志的國王。他們將邀請教皇到德意志來，請他支持他們選舉的新國王。格雷戈爾七世欣然接受德意志貴族的邀請，出發前往德意志。為了阻止教皇與諸侯的結盟，海因里希四世搶先在教皇進入德意志之前出發進入義大利，尚在途中的教皇因不明海因里希四世之舉的目的，慌忙躲進托斯卡納女伯爵瑪蒂爾德（Mathilde von Toskana，1046—1115）的卡諾沙城堡。

  1077年1月25日，海因里希四世摘下頭上的王冠，身披毛氈，光頭赤腳站在雪地里，以一個懺悔者的身份在卡諾沙城堡的門前靜候三天三夜，請求教皇的寬恕。此時，海因里希四世的教父、身兼教皇特使之職的克呂尼修道院院長雨果（Hugo von Cluny，1024—1109）也來到卡諾薩城堡，他與海因里希的堂姐、卡諾沙的女伯爵瑪蒂爾德一起從中斡旋，躲避在城堡內的教皇最終做出讓步，接受海因里希四世的懺悔，要求他在教皇規定的限期內向德意志反對國王的諸侯們道歉，與他們和解，並要求他承諾保證教皇的安全。兩位主教以國王的名義向教皇宣誓做出承諾，教皇赦免了海因里希四世的罪，取消了對其絕罰，賜予其聖餐，重新接受其為基督徒。

  教皇的寬恕為海因里希四世的「卡諾薩之路」（Gang nach Canossa）畫上一個圓滿的句號，格雷戈爾七世放棄前往德意志的行程，返回羅馬。然而，教皇的寬恕並沒阻止德意志諸侯中那些激烈的反對派的行為，他們依然謀劃選舉對立派國王（Gegenknig）。1077年3月，德意志的諸侯們在福希海姆召開諸侯會議（Fürstentag），邀請教皇與會，但教皇只派遣了兩位特使前往。在這次諸侯會議上，貴族們共同推舉施瓦本的公爵魯道夫為德意志的國王，試圖讓他與海因里希四世對抗，並力圖讓他取而代之。然而，對立派國王並沒有獲得教皇的認可，格雷戈爾七世在兩個國王之間採取中立的態度，因為他無法確定反對派的國王是否完全聽命於他。在德意志境內，即使是施瓦本的教俗貴族們也沒有完全站在對立派國王一邊，因為他們推舉對立派國王的目的是為了阻止海因里希四世收回王室的領地和權利，以便達到維護已有的經濟利益和在其領地內的政治權力，並無意增強對立派國王的政治實力，反對派因內部不可調和的矛盾無法在政治目的上達成一致。

  獲得教皇寬恕的海因里希四世返回德意志，在德意志城市市民以及大多數自由農民的支持下，立刻對德意志貴族進行反攻。首先，他藉助在巴伐利亞的王室封臣的政治力量廢黜了巴伐利亞的公爵，把公爵領地劃歸為王國領地。1078年8月，海因里希四世率軍在梅爾里希施塔特成功地阻止了對立派國王魯道夫與施瓦本貴族舉行的聯盟會議；同時，支持海因里希的農民軍在內卡河畔擊敗維爾夫四世和策林格家族的諸侯聯軍。支持對立派國王魯道夫的地方貴族勢力被分化，國王剝奪了施瓦本和巴伐利亞公爵對其領地的采邑權，親自領有這兩個公爵領地，把克恩滕公爵領地分封給埃彭施泰因的柳托爾德（Liutold von Eppenstein，1050—1090）。1079年復活節之際，海因里希三世年僅7歲的女兒阿格尼絲（Agnes，1072—1143）與施瓦本的施陶芬（Staufer）家族的弗里德里希（Friedrich，1050—1105）定親，後者由此被封為施瓦本公爵，這個後來取代薩利爾王朝的家族成為海因里希四世的政治盟友。

  1079年冬季，海因里希四世進攻薩克森，取得一定的勝利，海因里希四世的王位得以鞏固，對教皇的態度再次強硬起來。1080年初，格雷戈爾七世再次重申世俗君主無權干預教會職務的任免，並計劃就這一問題在德意志召開宗教會議做出決議，受到海因里希四世的阻撓。為此，格雷戈爾七世於3月7日第二次宣布革除海因里希四世的教籍，然而形勢朝著不利於教皇的方向發展，德意志和義大利的大多數主教、大主教都與國王站在同一戰線。10月15日，國王的軍隊與對立派國王的軍隊在埃爾斯特河畔交戰，魯道夫戰死，反對派內部出現分裂，羅馬教皇在德意志境內失去支持的政治力量。與此同時，格雷戈爾七世在羅馬的地位也受到威脅，甚至樞機主教團中的13名成員都成為德意志國王的盟友。1084年初，海因里希四世率軍進入羅馬，3月24日，樞機主教團在德意志國王的支持下在羅馬召開宗教會議，選舉拉文納的大主教維貝特為對立派教皇，稱克萊門斯三世（ClemensⅢ.，1020或1030—1100，1080—1100年在位），在幾天之後的復活節這天（3月31日），新教皇在羅馬的聖彼得教堂為海因里希四世舉行塗油禮，為其加冕為皇帝。

  逃亡中的格雷戈爾七世，力圖藉助與教皇有采邑關係的諾曼公爵羅伯特·吉斯卡爾德（Robert Guiskard，1015—1085）的軍事支持，諾曼人的軍隊雖然迫使德意志的皇帝退回德意志，但卻是引狼入室，諾曼人對羅馬進行大肆劫掠。遭到羅馬市民強烈指責的格雷戈爾七世不得不隨著撤離的諾曼人離開羅馬，逃亡薩萊諾。1085年5月25日，格雷戈爾七世在流亡中客死他鄉。在海因里希四世與格雷戈爾七世的爭鬥中，德意志王權的政治支點發生了轉移，社會等級（Stand）的政治作用越來越突顯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