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原始農業和文化的復興 一、動盪後的殖民與拓荒

  羅馬帝國3世紀發生全面危機之後，西歐的經濟整體進入一個全面衰敗期，日耳曼人的武裝遷徙在加劇經濟衰弊的同時也造成西歐人口的大幅下降，根據義大利著名經濟史學家奇波拉的研究，500—650年期間，歐洲南部的人口從1300萬下降到了900萬，西歐和中歐地區的人口從900萬下降至550萬，原有的居民地也因日耳曼人的武裝遷徙在很大程度上遭到破壞。西歐地區的社會結構因為羅馬帝國的衰亡和日耳曼王國的建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土地財產發生大轉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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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先進入歐洲的西哥特人和勃艮第人在其所占領的地區占據了羅馬帝國和羅馬貴族三分之二的土地，其餘的三分之一交還給臣服的羅馬人。此後，這些土地又都作為封地轉移到了法蘭克人以及臣服於法蘭克人的羅馬貴族手裡，他們成為新的土地占有者。遭受搶劫的羅馬居民或逃亡或被驅趕，原來的羅馬土地所有者淪為新的日耳曼土地占有者需要的耕種者，那些曾經的羅馬公民都根據日耳曼人的社會組織結構被組織起來，或成為自由人，或成為半自由人（lite），羅馬帝國晚期託庇於大地產主的隸農（colonus）因為耕種土地的性質也被賦予日耳曼自由人或半自由人的意義。

  被日耳曼人視為劫掠對象的城市更是嚴重凋敝，城市居民因各種原因被迫遷往農村，城市既失去了政治中心的地位，也喪失了作為手工業中心和商業中心的經濟作用。科隆、特里爾、沃爾姆斯、斯特拉斯堡等眾多的羅馬時期興盛的城市都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壞、乃至被摧毀。曾經繁榮的市場幾乎不復存在，曾經生氣勃勃的港口變得冷冷清清，羅馬時期暢通無阻的道路因年久失修無法通行，橋樑倒塌、驛站消失。盜匪的出沒使不安定的社會增添了更多的不安全因素，更加阻礙了商人們的出行，社會經濟的流通幾乎處於停滯的狀態。在這個幾乎是封閉的、自給自足的原始農業經濟形態中，土地是唯一的資源，一切經濟活動都離不開土地。

  在羅馬帝國境內建立部落王國的日耳曼人改變了羅馬帝國時期原有的經濟關係，同時也加速了日耳曼人從半遊牧民族向農耕民族的轉變，土地作為戰利品給予的賞賜致使日耳曼人不得不更加關注農業生產，「耕地農業緩慢地替代了牧場農業在人們心中的位置」。東哥特的國王就要求親兵們要「憎恨刀劍」，「轉向犁頭」，勃艮第王國和西哥特王國有了關於開墾土地的一些法令條款，並且有目的地組織農業人口遷移。通過開墾荒地擴大耕種土地的面積振興萎縮的農業，這幾乎是所有日耳曼王國都在採取的措施。為了把移民固著在新開墾的土地上，甚至給予他們免除墾地賦稅和租金（Zinse）的優越條件，由此形成了一個自由農民的社會階層。這些移民群居在開墾的土地上形成了固定的居民點——村莊，在今天的德國那些有著weiler、weil、wyl為詞尾名稱的村莊幾乎都能回溯到6世紀或7世紀，它們大多都是國王或貴族移民拓墾的結果。然而，一旦村莊形成，這些移民就會被束縛，失去自由流動的可能；另一方面，整個西歐社會依然處於不穩定的狀態，日耳曼國家間的相互征戰和吞併，也迫使那些自由農民越來越多地尋求保護。羅馬帝國晚期施行的庇護制（Munt）在日耳曼人的王國中繼續下來，自由農民因為獲得保護而成為依附農民。依附農民以胡符地（Hufe）為土地單位繳納租稅或者服徭役（Frondienste）。

  650年以後，歐洲人口快速增長，幾近增加了三分之一，擴大耕地面積以滿足社會人口增長的必需，這是這個時期全面進行拓荒和殖民最大的動力，大量的移民流動並聚集到無人居住或尚未開墾地區，形成新的村落，並逐步發展成為城鎮。7世紀初進入西歐大陸的愛爾蘭修道士高隆班建立的修道院很快就匯入這一時期殖民和墾荒的社會潮流中，同時也為其提供了在當時最為可行的農業生產模式。在高隆班建立的修道院中，修道士要依靠自己的雙手開墾荒地、耕種土地，修道院的院規要求修道士把勞動看做是苦修的主要方式，要求他們勞動到精疲力竭，「讓他們疲勞萬分，甚至站著都能睡覺」。高隆班派的修道院儼然是一個自給自足的、封閉式的、社會基本經濟單位，修道院院內設有磨坊、各類手工作坊（Handwerksbetrieb），修道士們自己建造房屋、自己織布縫衣、自己釀造葡萄酒。可以看出，修道院成為那個時期在農業生產活動方面最有能力、最有效的組織者。法蘭克的國王和貴族們把尚待開墾的荒地、林地和沼澤地捐贈給修道士，他們清除草叢、砍伐樹木、排乾淤水，將其開墾改造為耕地，種植葡萄和果樹。修道士們充當拓荒運動的「排頭兵」，這個時期建立的修道院幾乎都成為推進所在地區農業生產的中心，吸引自由農民和半自由農民遷移至其周邊定居，形成新的自然村落，或獨立或依附於修道院，今天德國一些城鎮名或者城市名都源自於這個時期建立的修道院，例如羅耳士、富爾達等等。

  二、莊園制度

  法蘭克的國王和貴族建立修道院的目的是為了擴大耕地面積，以此增加土地財產，因而無論是修道院組織開墾的耕地還是自由農民殖民開墾的耕地以及形成的自然村落，都被納入正在形成的新的經濟制度——莊園制（Villikationg）中。「莊園」（Villa）這個詞源自於羅馬帝國時期，特指羅馬貴族在城市的房舍（Villa urbana）或者在鄉村的房舍（Villarustica），這個詞當時尚不具有多少農業經濟功能的涵義。庇護制的盛行以及日耳曼人的武裝遷徙，致使大多數羅馬貴族紛紛遷往鄉村，他們居住的房舍逐漸成為所占大地產的中心區，6世紀以後不僅「莊園」這個詞的概念與以前有所不同，而且實際內容也不同，不再僅是貴族房舍的概念，而是指一個地產。一個莊園通常是以貴族（9世紀以後被稱之為領主）的住宅大院（Fronhof，拉丁語為curtis）為中心，這是正在形成的封建制度的政治中心、經濟管理中心和行政管理中心。9世紀以後，隨著采邑的世襲化，封地轉變為領地（Herrschaft），領主的住宅或者城堡（Burg）成為領地核心，莊園也同時被賦予了政治的涵義。

  領主住宅或者城堡的周邊是由其領主自己或者領主委託的管理者邁爾經營的土地，即自營地（Salland或Eigenwirtschaft，拉丁語為terrasalica）。他們負責管理和組織依附於領主的非自由人（Hofgesinde），非自由人以服徭役（Frondiest）的方式耕種領主的自營地。非自由人源自日耳曼人軍事民主制社會結構中的「親兵」（Gefolgesmann），日耳曼人在羅馬帝國境內建立部落王國之後，軍事民主制逐步解體，親兵的軍事職能也逐漸消失，這些親兵轉而投入到農業生產活動中，成為領主的依附農民（Hintersassen）。他們的職能改變了，但依附身份沒有改變，聽從於邁爾的指派，每周不少於3天、多則5天強制性地在領主的自營地上勞作，領主則給予他們胡符地以維持生計。對於這些非自由人來說，正是因為他們與領主之間的人身依附關係才獲得了領主給予的胡符地，他們也因此被置於領主的司法審判權（Gerichtshoheit）之下，獲得了領主給予的庇護。在領主的自營地外圍還有半自由人和自由人的胡符地，與領主的自營地一同構成莊園的經濟結構，莊園被賦予經濟的涵義。

  法蘭克王國墨洛溫王朝的建立、鐵錘卡爾進行采邑制改革、此後加洛林王朝的改朝換代、查理大帝建立大帝國，在這一系列政治大事件的發生過程中，「莊園」這個原本是表示羅馬貴族住宅形態的詞彙，演變為表示包括領地制的政治統治和經濟體制形態在內的具有多層涵義的詞彙。一個領主的莊園可以是一個或者包括多個自然村落，在這些自然村落中居住著非自由人、半自由人和自由人。這三個不同法律身份的社會階層因為這個時期的耕種水平被「捆綁」在一起，莊園也有了社會的涵義。

  法蘭克時期，西歐延續著自羅馬帝國時期施行的輪作制（Fruchtfolge）的耕種方式，胡符地是一種狹長的長條地，加洛林時期王室的一塊胡符地的長度是270竿，但寬度僅24竿。各種性質的長條形（Langfelder）的胡符地，即王室的、自由農民的、半自由農民的或者非自由農民的胡符地交叉地連成一片，成片的耕地以莊園的組織形式採取統一的輪作制的方式耕種，因而所有農民，無論其具有自由的、非自由的或半自由的法律身份，都被組織到莊園的生產管理中。可見，莊園不僅是一種經濟制度，而且還是社會生產活動的組織機制。在法蘭克時期的史料中自由農民被稱之為coloni（小土地持有農），非自由農民被稱之為servi（非自由農），這兩者在經濟意義上的區別幾乎是很微小的，都被固著在土地上，也都不享有遷徙和改變社會身份的自由；所不同的是，前者在國王的司法保護下，後者必須聽命於領主。自由民和非自由民構成了法蘭克王國時期的社會基礎。

  三、加洛林文藝復興

  日耳曼人武裝入侵造成的社會動盪給羅馬拉丁文化畫上一個大大的休止符，從6世紀起整個西歐處於文化的「黑暗」時期，西歐的古典文化在動盪的社會中幾乎消失殆盡。8世紀的西歐，被日耳曼人武裝遷徙攪動的社會動亂趨於平穩，經歷了鐵錘卡爾確立的采邑制、皮平建立的加洛林王朝、加洛林的君王與羅馬教會結盟形成的政教二元的政治體制、法蘭克王國實現社會的基督教化，以及查理大帝最終「複製」了大帝國，所有這一系列的歷史事件和歷史進程都為古典拉丁文化的復甦創造了條件，在復甦古典傳統拉丁文化的基礎上形成新的拉丁基督教文化。

  基督教在法蘭克王國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在拓荒殖民運動中的領導作用，都促進了社會更為深入的基督教化，然而在7世紀以前教會中尚沒有法蘭克血統的教士和修道士，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是日耳曼人文化方面落後，他們既沒有形成自己的文字，也不會讀、寫拉丁文，法蘭克君王們頒布的敕令都只能由教士或者修道士用拉丁語執筆，大主教和主教們在政治上的作用不斷增強，基督教教會在社會上的影響也日益深入。從8世紀中葉起，西歐各地的一些大主教教堂和修道院都相繼開辦學校，法蘭克人開始進入這些學校學習讀、寫拉丁文。正是基於這樣的原因，查理大帝於777年在亞亨建立宮廷學校（Hofschule），以培養皇室需要的教士，同時也要改變法蘭克人不拘禮儀的粗陋習俗，查理本人、他的子女以及宮廷中的官員都曾在宮廷學校中接受教育。他還建立了宮廷圖書館，收藏聖經、教父學和古典文化方面的書籍，更為重要的是他還有目的地招賢納士，在他的宮廷學校里幾乎聚集了那個時代所有享譽歐洲的基督教教會的名家學者。

  來自西班牙的西哥特人奧爾良的狄奧多爾夫（Theodulf von Orléans，750—821）是那個時代享有盛名的教會學者和詩人，他深諳古典文化。798年，查理大帝任命狄奧多爾夫為弗勒里修道院的院長和奧爾良的主教，委以國王在法蘭克南部地區代理（missus dominicus）的重任。作為查理大帝的宮廷顧問，狄奧多爾夫曾於800年陪同其前往羅馬，見證了教皇利奧三世為查理的加冕禮。在800—803年間，狄奧多爾夫為查理大帝執筆起草加洛林的法令（Kapitularien），為了協助查理大帝實施教會政策，他撰寫了《論聖靈》（filioque， Das Heilige Geist），為381年制定的《尼西亞信經》做註解，他還在查理大帝的授意下完成《論洗禮儀式》（De ordine baptismi）一書。義大利阿奎萊亞的保利努斯（PaulinusⅡ. von Aquileia，730至740間—802）出身於倫巴底的貴族家庭，接受過良好的教育，在拉丁文獻、神學以及法學知識方面有很深的造詣，保利努斯曾在倫巴底王室中擔任過要職。成為倫巴底國王的查理大帝十分欣賞他的才學，將其召集到亞亨的宮廷講授拉丁語的文法，傳授義大利的傳統文化。776年，保利努斯被任命為阿奎萊亞的大主教，同時他還主持在弗留利地區奇維達萊的學校。同樣在倫巴底接受過良好教育的保盧斯·迪亞克努斯（Paulus Diaconus，725/730—797）也受到查理大帝的重用，儘管他的弟弟參與了倫巴底貴族反對查理的起義。保盧斯還曾提出以留任宮廷學校講授希臘語的文獻為條件，換取被查理囚禁的弟弟的自由。保盧斯·迪亞克努斯在查理的宮廷學校期間撰寫《倫巴底史》（Historis Langobardorum），這部史書以568年倫巴底人在義大利建立王國為起點，直至倫巴底的最後一任國王柳特普蘭德（Liutprand，?—744，712—744年在位）去世的近200年間的歷史。他在這部《倫巴底史》中把法蘭克王國與古代晚期的傳統連續起來，在當時享有很高的學術聲望，直到15世紀《倫巴底史》中的內容依然被西歐歷史編撰學家們引用。保盧斯還是位傑出的詩人，他記錄並改編了7世紀在義大利廣為流傳的史詩題材的傳說《倫巴底世族的起源》（Origo Gentis Langobardorum），撰寫了大量的詩歌、墓志銘、信函以及有關神學方面的文章。他在撰寫《約翰內斯讚美詩》（Johannes - Hymnus）時採用早在希臘時期就已經流行的ut，re，mi，fa，sol，la，si的音階，使這些音階得以保留下來。

  法蘭克時期堪稱首屈一指的基督教學者是阿爾昆（Alkuin，735—804）。阿爾昆來自英倫三島的約克郡，出生於盎格魯撒克遜的一個貴族世家，他自幼在著名的約克大主教教堂的學校里接受教育，此後又成為該校的領導者。781年，阿爾昆前往羅馬朝聖，途經帕爾馬時邂逅查理大帝，查理大帝在交談後為其淵博的學識所折服，當即邀請他到亞亨的宮廷學校任教。782年，阿爾昆再次從英倫三島來到西歐大陸，擔任查理宮廷學校的領導者。阿爾昆在法蘭克的宮廷學校中恢復當時在西歐大陸幾乎失傳的修辭學、邏輯學、文法、算術、幾何、天文學以及音樂，這些被統稱為「自由七藝」（Sieben Freien Künste）。「自由七藝」是在古希臘時期創建，經羅馬帝國流傳下來的基礎知識。阿爾昆認為系統地掌握這些基礎知識就能提高學識，更深刻地理解基督教的教義。法蘭克王國時期王室頒布的敕令日益增加，然而拉丁語書寫的不規範性致使敕令的效力大打折扣。為此，查理大帝建議阿爾昆對拉丁文進行文字改革，從而有了字體優美清晰的「加洛林字體」（karolingische Minuskel），這一字體一直流行到中世紀晚期。796年，阿爾昆辭去宮廷學校校長的職務，隱退去了圖爾，查理任命他為圖爾聖馬丁修道院（Saint - Martin de Tours）的院長，他在此後的有生之年致力於在圖爾地區傳教，尤其是在信仰異教的部族中傳教。

  艾因哈德（Einhard，770—840）出身於法蘭克貴族家族，十幾歲時進入著名的富爾達修道院，在那裡接受古典文化的教育，他於794年被富爾達修道院院長送到亞亨宮廷學校繼續深造，師從阿爾昆，很快就成為查理大帝的寵臣。阿爾昆隱退之後，艾因哈德接替他任宮廷學校的校長，同一時期他還被任命為聖彼得修道院、比利時根特的聖巴沃修道院等多所修道院的世俗院長。9世紀初，艾因哈德為查理大帝撰寫了生平傳記《查理大帝傳》（Vita Karoli Magni），這不僅是一部為查理大帝歌功頌德的傳世之作，而且也是中世紀第一部詳細記述查理重大行為的傳記。艾因哈德的另一部傳世之作是《運送聖彼得的遺骸和SS遺骸》（Translatio et Miracula SS.Marcelliniet Petri），這部著作從尊奉聖跡的角度記述了法蘭克王國的基督教化。艾因哈德詳細描述了在羅馬供奉的聖彼得和其他一些殉教者的遺骸運送到法蘭克王國境內的過程。書中記載，為了供奉聖彼得的遺骸在美因河畔修建塞利根施塔特城，其他殉教者的遺骸則運往北萊茵威斯特法侖的科爾維修道院（Kloster Corvey）等地，這一歷史事件對法蘭克的基督教化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艾因哈德還為查理設計建造了多處建築，例如亞亨的大教堂、在英格爾海姆的王室行宮以及在美因茨的橋樑，等等。

  這些來自各地的基督教學者帶來了不同的文化元素，更重要的是他們為法蘭克王國輸入幾乎消亡的古典文化的元素，恢復幾乎中斷的古典時期的傳統教育，後世學者把查理大帝建立的宮廷學校以及基督教學者的活動稱為「加洛林文藝復興」（Karolingische Renaissance），並給予阿爾昆很高的評價，稱其為加洛林文藝復興的創立者。加洛林文藝復興是法蘭克文化與古典文化的一個交接點，同時也是德意志文化生成的溫床。加洛林文藝復興為中世紀的西歐奠定了一個形成統一的拉丁基督教文化的基礎，「加洛林字體」規範了雜亂不一的拉丁文，為西歐各個地區間的文字交流創造了便利的條件；另一方面，拉丁文的規範在某種程度上也為各地區民族語言的規範性提供了一個範式，在現代英語、法語、德語和西班牙語中都有拉丁文的印記，各地的民間傳說也都是通過拉丁文整理記錄被保存下來，德國歷史學家施奈德把這個時期的文化現象稱為「書寫文化」（Schriftkultu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