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古代的中歐社會 一、原始日耳曼語族部族的民族形態

  日耳曼人是羅馬人對居住在北海和波羅的海沿岸異族人的總稱。有關這些異族人的記載最早見諸公元前350年左右希臘馬賽麗亞的皮提亞斯寫的遊記，他把居住在英國和北海沿岸的異族人稱為斯堪特人（Sky the n）和條頓人（Teutonen）。這些異族人不斷地向北推進，擴大自己的居留地，逐漸地擠走了居住在今天德國西部的凱爾特人。公元前2世紀前後，由於異族人口的增長以及氣候變化等諸多方面的原因，再加上生活在亞歐大陸草原上的匈奴人的擠壓，他們遷徙到羅馬帝國的東北部地區，遂與羅馬人不斷發生摩擦和衝突。公元前1世紀中葉，愷撒（Gaius Julius Caesar，v.Chr.100v.Chr.44）遠征高盧，在那裡設立了高盧行省，此後繼續向萊茵河以東擴張，在萊茵河以西的地區設立日耳曼尼亞行省（Province Germania）。在東征的過程中，愷撒了解到凱爾特人和日耳曼人在社會習俗等方面有著很大的區別，他在後來寫的《高盧戰記》（Bellum Gallicum）中將居住在日耳曼尼亞省的異族人統稱為日耳曼人，稱居住在英國的異族人為凱爾特人，這兩種稱謂一直沿用至今。

  日耳曼人不是一個完整的政治實體，而是各自獨立的部族群體，每個群體都有自己的首領，有自己的社會生活習俗，構成各自獨立的社會。在遠古口耳相傳的歌謠中，這些日耳曼人的部族有著共同的始祖，即大地之神隤士妥（Tuisto）和他的兒子曼奴斯（Mannus），日耳曼人的各支都是他們的子孫，各部族都是以他們的名字命名。迄今為止在中歐地區還極少發現與日耳曼人有關的考古遺址或考古文物，因此西方學者們了解和認識日耳曼人更多的是通過羅馬歷史學家塔西佗（Publius Cornelius Tacitus，58—120）的《日耳曼尼亞志》（Germania），他在書中較為詳細地描述了對於羅馬人來說無論是在語言方面還是在社會形態方面都十分陌生的這個社會群體。在塔西佗的筆下，日耳曼尼亞是一個「景物荒涼、風光悽厲」的地區，雖然已經是處在新石器時期，但日耳曼人依然停留在古老的狀態，他們與外族極少交流或者通婚，保持著自身部族血統的特點。塔西佗描述的日耳曼人已經結束了半遊牧民族的生活方式，開始定居下來，有了固定房屋居所，構成了村落，但日耳曼人所居住的地區很少有城郭。他們分散地逐水草或者逐樹林而居，這種流動性的居住方式也許是他們不善於建築房屋的一個重要原因，他們的房屋都是用不做任何加工的原木建造，房屋的牆壁上塗著泥土。

  已經過著定居生活的日耳曼人依然具有遊牧民族的特點，他們居住的地區「穀物頗豐，但不宜於種植果樹」，「禽畜繁殖，但多半不甚肥碩」。在日耳曼人的社會經濟生活中，農業生產活動的比重仍然小於畜牧業。青壯年除了從事戰爭以外更多的時間都用於狩獵，修繕房屋、管理庭園和種植農田一類的與農業生產活動有關的事物則交給老人、婦女及體弱的人去做。愷撒在《高盧戰記》中也有關於日耳曼人這樣的記述：「他們對農耕不怎樣熱心，他們的食物中，絕大部分是乳、酪和肉類，也沒有一個私人擁有數量明確、邊界分明的土地，官員和首領們每年都把他們認為大小適當、地點合宜的田地分配給集聚在一起的氏族和親屬。一年之後又強迫他們遷到別處去。」日耳曼人對財富的衡量依然還是以畜群為準，「多以畜群的多寡相誇耀」，最貴重的饋贈禮品是馬匹、盔甲、馬飾或者牛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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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羅馬人看來，以專事戰爭為主要社會活動的日耳曼人勇武強悍，古羅馬歷史學家阿庇安這樣描述他們：「這個民族的身軀大小超過其他的民族，就是身體最大的人也不能跟他們相比；他們兇猛殘酷，是勇敢的人中間最勇敢的，藐視死亡，因為他們相信死後還會活著的。他們能夠同樣地忍受寒暑，在斷糧的時候，他們吃野草維持生活，而他們的馬則吃樹木的嫩葉。但在作戰中，他們似乎沒有耐心，他們像野獸一樣，是在激動情緒指導下，而不是在智慧和科學指導下進行戰鬥的；因此，他們為羅馬人的科學和耐心所征服。」在日耳曼人中，勇敢、善戰是成為將領的首要條件，在戰場上苟且偷生是終生的恥辱，乃至於不得不以結束生命換回自己的榮譽；對他們來說，即使是丟掉盾牌都是一個奇恥大辱的罪行，會被排斥在公民大會之外，並處以禁止參加宗教儀式的處罰。將領用以身作則的勇敢博得他的士兵的擁戴和服從；士兵英勇戰鬥，勇敢地保護將領，這被看作最盡忠的表現。這種專事戰爭的行為把日耳曼人中的青壯年集合在將領的周圍，構成相互之間的扈從（Gefolgmann）關係。「在戰場上，酋帥的勇敢不如他人，是他的恥辱；侍從們的勇敢不如酋帥，也是他們的恥辱。」將領把在戰爭中獲取的大量戰利品賞賜給他的扈從，扈從也寄希望於將領的慷慨大方。「這些恩典的財源都是從戰爭和劫掠中得來的。要想勸他們像向敵人挑戰和贏得創傷那樣地去耕種土地和等待一年的收成，那是很困難的。」儘管塔西佗這段文字的語氣不乏調侃之意，但依然可以這樣說，在某種程度上他比較真實地描述了日耳曼人所具有的遊牧民族的特點。這種以戰爭作為社會分配物資的方式，使得日耳曼人的社會群體不是以自然居住點或者職業來劃分，而是以適於戰爭的集結方式以及提供戰爭的兵源來劃分，形成「百家村」制度，一個「百家村」是一個能提供一百個士兵給養的經濟單位。

  日耳曼人的社會中依然存在著母系社會的一些因素，在這個以家庭為基本要素構成的社會裡，婦女是社會活動的重要參與者之一，她們不僅供養士兵們，而且以自己的精神激勵戰場上的士兵。愷撒曾經這樣記述，每次戰鬥中婦女都會待在距戰場最近的地方，「她們伸出雙手，痛哭流涕地哀求那些正在進入戰鬥的戰士們，不要讓她們落到羅馬人手裡當奴隸」。塔西佗也曾經有過相似的記述：「站在身旁的就是自己親愛的人，他們可以聽到婦孺的悲號聲：這裡有著每個男子心目中所最重視的旁觀者；這裡有著他們所急於想博得的讚譽；他們把自己的創傷帶到母親和妻子們面前，而她們也毫無畏懼地要求看一看和數一數那些傷口。」在日耳曼人看來，婦女與他們所信奉的神相通，不僅能夠感覺到，在「她們身上有一種神秘的和能夠預知未來的力量」，甚至在做重大決定時都要徵求她們的看法，然而重大的決定權則在祭司的手中。

  根據塔西佗的記述，日耳曼人信奉多個神，他們常常以占筮的方式表示對所信奉神的崇拜，因而在這個社會中祭司享有很大的權力，他們主持占筮儀式，但卻相信能夠「傳達」神的意願的則是那些專門飼養的白馬，通過白馬的嘶鳴和鼻息之聲來預測重大決定可能出現的結果。日耳曼人還用馬的顱骨做成飾物裝飾在牆壁上，可見馬對於他們的重要性。日耳曼人也常常會用樹枝做成筮，以抽籤的方式詢問，希望了解未知的結果，他們甚至會因為相信占卜而放棄戰機以致失去可能會贏得的勝利。日耳曼人以戰事為主的社會活動方式似乎使他們對死亡並沒有那麼恐懼，因此他們在葬禮中並沒有太多的繁文縟節，使用特定的木材焚化死者的屍體，陪葬的是他的盔甲乃至戰馬。在中歐地區發掘出來的不斷擴大的骨灰罈圈的遺址，也從另一個方面佐證了日耳曼人火葬的宗教觀念。總而言之，從塔西佗的記述中可以看出，至少在他生活的年代，日耳曼人的宗教還處於原始宗教的狀態，雖然他們有被稱為「魯恩」的文字，但僅僅用於祭祀中，沒有被廣泛地應用於日常生活。日耳曼人非常相信那些尚不了解的神秘力量，對其畏懼更甚於對他們的國王。

  日耳曼人的國王是按照出身被推舉出來的，但是國王並沒有無限的權力，重大的事務都是由全體部落成員參加的部落會議決定。部落會議都是在固定的日期舉行，或在月盈之時或在月虧之期，主持會議的通常不是國王而是祭司。部落會議不僅商議戰與和的對外事務，而且還對部落內犯罪者審判和宣判。日耳曼人雖然沒有文字的法典，但在公元5世紀記錄下來的《撒利克法典》（Lex Salica）中可以看出，日耳曼人施行的是約定俗成的習慣法（Gewohnheitsrecht），對犯罪者的處罰主要是罰金，罰金的多寡一是依據罪行的輕重，二是依據涉案雙方的身份。很顯然，在日耳曼人的部落中存在著較為明晰的社會等級（Stand），國王、祭司以及將領是社會的上層，除了他們身邊的士兵侍從之外，在他們之下還有相當數量的自由民。這些自由民以馬爾克（Mark）的社會機制被組織起來，每個馬爾克因耕種者的數量多與寡而獲得國王分配的土地。馬爾克的土地屬所有成員共有，以份地的形式按照其身份的高低分配給自由民耕種，耕種土地的還有相當數量的非自由人。逐漸安定下來從事農耕生產的日耳曼人以萊茵河為界與高盧人隔河相望。

  二、盤踞中歐的羅馬人

  公元前7世紀左右，來自巴爾幹半島和伊利里亞地區的凱爾特人向中歐遷徙，此後在萊茵河與馬恩河之間的地區定居下來，後來進入的羅馬人將這個地區稱為高盧，把居住在這裡的凱爾特人稱為高盧人。發源於阿爾卑斯山自南向北流入北海的萊茵河把中歐分為兩個部分，萊茵河左岸居住著高盧人，右岸生活著日耳曼人。

  公元前2世紀上半葉，經歷了三次布匿戰爭並戰敗迦太基的羅馬人將其觸角伸向了山內高盧地區，並以此為基地逐步向外高盧地區擴張。公元前2世紀末、1世紀初，羅馬軍團擊敗了山南高盧凱爾特人中的阿羅布羅基部族和阿維爾尼部族，在納爾榜南西斯地區站穩了腳，並控制了外高盧部分地區。公元前58年，凱爾特人的一支赫爾維特人從今天瑞士境內向加龍河流域遷徙，面對壓境的赫爾維特人，當地的凱爾特人向羅馬軍團求援，時任山南內高盧總督的愷撒率羅馬軍團進入外高盧，擊敗了赫爾維特人。此後，愷撒還率軍擊敗了越過萊茵河的日耳曼人，迫使其退回萊茵河東岸。在軍事上連連獲得勝利的羅馬人駐足外高盧，把整個高盧都併入羅馬人的統治之下。不僅如此，愷撒以及他之後的執政者還都試圖把羅馬人的勢力範圍擴展到萊茵河的東岸。羅馬帝國的第一位皇帝屋大維（Gaius Octavius Thurinus，63v.Chr.—14n.Chr.）自稱為奧古斯都（Augustus），在他執政時期，羅馬軍團從什勒斯維希高地橫穿日德蘭半島，力圖向易北河地區推進，並且在威悉河沿岸和易北河河口建立了兵營。雖然他的兩個繼子進一步把阿爾卑斯山地區都併入羅馬人統治的版圖中，但羅馬人最終還是放棄易北河流域地區，被隔在萊茵河的左岸，萊茵河與多瑙河成為羅馬帝國與日耳曼人之間的天然邊界。

  在高盧地區駐足以後的羅馬人開始在中歐地區推行羅馬化，首先是在行政機制方面的羅馬化。愷撒在征服外高盧的過程中設立了一個大高盧省，他親任該行省的執政官（consulat），屋大維延續了愷撒在高盧地區的政策，他把大高盧行省分為幾個行政區，分別設立了高盧比利時行省、包括今天法國中部和北部的里昂高盧行省、法國南部的那旁高盧行省、包括今天法國中部和東南部的阿基坦高盧行省。此外，在大高盧行省以外的地區設立大日耳曼行省，其中包括今天的荷蘭和德國，分為上日耳曼行省和下日耳曼行省；在多瑙河以南的巴伐利亞、今天奧地利西南的蒂羅爾以及瑞士東部區域內的地區設立了里西亞行省；在今天的匈牙利西部、奧地利的東部、斯洛維尼亞和南斯拉夫的北部的區域內設立了潘諾尼亞行省。高盧以及歐洲中部的每個行省都由羅馬軍團的將領擔任總督，同時也吸收一些當地的氏族貴族（Stam mesadel）進入行省的元老院，給予那些自願加入羅馬軍團的當地居民羅馬公民權。在每個行省中都駐紮著一個或幾個軍團，羅馬軍團的駐紮在中歐成為一種常態，建立了永久性的兵營或者要塞。奧伯豪森是最早建立的一個永久性兵營，其目的是為了防護萊茵河右岸異族的侵入，羅馬人還在維也納附近建立了卡農圖姆兵營以防備日耳曼人沿多瑙河而上。屋大維十分強調鞏固帝國邊界的重要性，藉助於天然的屏障在萊茵河左岸的科隆、美因茨、沃爾姆斯、斯特拉斯堡、巴塞爾以及萊茵河與摩澤河相交之地的科布倫茨等多個地點建立了羅馬帝國的兵營。另一方面，羅馬人還在一些沒有天然屏障的地方建牆垣、挖壕溝、修塔樓或者角面堡。在哈德良（Publius Aelius Traianus Hadrianus，76—138，117—138年在位）至安東尼（Antoninus Pius，86—161，138—161年在位）任皇帝期間，羅馬人為防禦日耳曼人修建了一道防護長城，起始於多瑙河畔雷根斯堡附近的克爾海姆，向西經魏森堡及符騰堡，在羅耳士向北轉，穿越美因河蜿蜒直達萊茵河畔的科布倫茨，形成了一個相當廣闊的防禦三角地帶。不僅如此，還在這個大的三角區域內設立了無人地帶，羅馬軍隊在萊茵河與多瑙河上巡邏，禁止日耳曼人的船隻在河上航行。

  羅馬軍團為其擴張的目的修築了四通八達的道路，在所到之處監督修建橋樑、港口以及要塞（Festung）和城堡（Burg），羅馬人修建的軍用大道被商人（Kaufmann）所利用，成為通商的大道，其中比較重要的是以位於巴黎盆地的蘭斯為起點，像扇面一樣伸展開來，有從蘭斯到萊茵河畔的美茵茨的、有經梅斯到斯特拉斯堡和圖爾的、有經朗格勒到貝桑松等地的多條大道；有起始於索恩河經里昂穿越摩澤爾河、再經梅斯以及圖爾到達美因茨和科隆的大道；還有從義大利過阿爾卑斯山到達巴塞爾，並從巴塞爾沿萊茵河下行至科隆以及北海沿岸的烏特勒支的水路。這些道路縱橫交錯、相互連接構成一個便利的交通網絡，曾經因為阿爾卑斯山的阻隔而僅限於北歐的古老的「琥珀之路」（Bernsteinstrae），也因為羅馬軍團修築了四通八達的道路使之得以縱貫中歐與地中海相連接。

  中歐地區得天獨厚良好的水系以及與大西洋和地中海連接的天然水路，吸引著那些活躍的義大利商人與羅馬軍團一起進入到中歐。珍珠、寶石、香料、絲綢、象牙等來自東方的奢侈品被跟隨羅馬軍團的商人從義大利販運到了中歐；北歐的琥珀以及其他物品也沿著多條琥珀之路，經由阿爾卑斯山的布倫諾隘口進入義大利到達地中海地區。羅馬兵營和要塞的建立以及眾多軍隊的駐紮，為那些販運琥珀等貴重物品的商人提供了安全進行交易的場所，萊茵河沿岸的科隆、美因茨、沃爾姆斯、科布倫茨、斯特拉斯堡、巴塞爾等，都是在羅馬兵營或要塞周邊形成的進行貿易的場所，在此基礎上生長成為羅馬的城市。歐洲西部以及義大利和喀爾巴阡山地區的金屬資源，伊比利亞人、凱爾特人、西徐亞人（Scythians）所在地區的穀物、羊毛、皮革、醃製的肉和魚類、蜂蜜、蜂蠟、鹽等，也都進入中歐貿易交換的渠道，此外還有可以進行買賣的奴隸。可以這樣說，羅馬人的進入帶來了希臘和義大利的商業傳統，為中歐地區的商業貿易注入了新的活躍因素，顯現出繁榮的景象。

  羅馬軍團進入中歐的初期，這個地區的經濟形態因以為軍隊提供物資為主而由軍隊掌控；然而，由於羅馬軍團長期的駐紮，當地的原住居民逐漸不再排斥駐紮在此地的羅馬人，這就使得因為軍需而發展起來的經濟轉變為一種滿足於當地人生活必需的常態經濟。軍需轉變為民需，地區手工業（Handwerk；Gewerbe）的格局也因此有了改變。公元1世紀中葉以後，一些被羅馬軍團廢棄的陶窯被當地的居民啟用，他們用曾經為羅馬軍團燒制磚瓦和陶器的窯燒制出陶罐、花瓶等民用器皿，出現仿製義大利彩陶（terra sigitlata）的大型作坊，今天在德國一些博物館中收藏的那個時代的飾有浮雕花紋的陶器和紅色帶釉的彩陶，具有義大利彩陶的特點與中歐原有陶器的特質融合在一起的顯著特徵。與羅馬軍團一起進入中歐的還有生產玻璃器皿的工藝，這些工藝匠們跟隨著羅馬軍團向歐洲的北部和東部遷移。在今天比利時的那慕爾，德國的特里爾、沃爾姆斯、科隆等地生產玻璃器皿的歷史都可以回溯到1世紀前後。毋庸置疑，羅馬人的進入推進了中歐地區手工業的發展，來自中歐的陶製和玻璃制器皿、具有凱爾特風格的黃銅製品也輸入到義大利，幾乎壟斷半島的市場（Markt），對當地的手工業造成巨大的衝擊。不僅如此，在中歐落戶的羅馬人從凱爾特人那裡學會冶煉技能，掌握了加工鐵器、銀器和金器的製作技術，學會鐵製農具的製造和使用，掌握了養馬和騎術的技能。包括今天奧地利中部和巴伐利亞部分地區在內的諾里庫姆蘊藏著豐富的金礦和鐵礦，在當時以產鐵著稱，羅馬人將其兼併之後設立新的行省，掌控礦山（Bergbau）和煉鐵作坊，當地生產的鐵被大量地輸入到義大利。

  羅馬人進入之前，中歐地區的農業文明已經形成，普遍種植大麥、小麥等糧食作物，然而毋庸置疑的是，高盧地區的農業生產仍然處於粗陋的原始狀態。公元前146年，羅馬人戰敗迦太基帝國，非洲、亞洲的一些原始農業相當發達且富庶的地區先後被歸併在羅馬的版圖中，當地的農耕生產方式和種植技術也隨之為羅馬人所了解、所接受。公元前121年，羅馬人征服普羅旺斯，在此之後葡萄、啤酒花、栗樹、燕麥等相繼被羅馬人移植到高盧和中歐地區；同時，醃肉、羊毛等畜牧業的產品也輸入到羅馬。從愷撒時期起，羅馬的農業作家就在元老院的支持下，翻譯大量的亞洲和非洲有關農業種植和農田管理方面的著作，果樹的種植、葡萄藤的修剪、菜園的管理技術等都被引進義大利，此後又都隨著羅馬人一起進入高盧地區。對高盧地區農業產生更大影響的是羅馬的大地產制和奴隸制。

  羅馬的大地產制形成於共和晚期，布匿戰爭（Punische Kriege）加速了羅馬土地制度的演變以及社會結構變化的進程。共和時期的羅馬實行的是「公有地」（ager publicus），主要的耕地、草地、森林、牧場都是屬於共和國，元老院貴族（Senat）、騎士（Ritter）和平民按照身份獲得相應的土地，被稱之為領地（possessiones），領有領地的經營者被稱之為領主（possessores）。自愷撒之後，羅馬軍團不斷地對外擴張，新征服的土地不斷擴充公有地的面積，原有的公社土地制度逐漸瓦解，那些擔任行政官職的元老院貴族以及騎士在征服戰爭中利用權勢，通過拍賣或者繼承將越來越多的土地據為私有，成為自己的私有領地（Herrschaft）。大田莊的形成必然導致在農業生產方面使用大量的奴隸，使用奴隸開墾荒地、耕種土地成為一種常態。羅馬人使用的奴隸多來自於在戰爭中俘獲的戰俘。奴隸的命運十分悽慘，白天在皮鞭的監督下在田地里進行著沉重的勞動，夜晚被關閉在黑暗的大營里，他們只被羅馬人看作是「聰明的牲畜」。大量使用奴隸使得那些自由小農失去與大地產主進行競爭的能力，再加上越來越不堪負重的嚴苛的賦稅（Steuer），致使他們面臨著失去已有土地的困境，逐漸地淪為債務奴隸。

  大地產制以及奴隸制的盛行改變了羅馬人占領的高盧以及中歐地區的農業形態和社會結構，高盧以及中歐原有的農業文明很快就與羅馬人引進的農業文明融合在一起，高盧行省成為羅馬帝國在歐洲最繁榮的農業區。羅馬人的進入也為高盧和中歐孕育了城市的胚胎，羅馬軍團的兵營、要塞等都是此後城市建立的基石，今天在這些羅馬帝國時期建立的城市裡依然還保存著羅馬時期的神廟、廣場、浴池以及下水道設施等各種各樣仿羅馬式公共建築的遺蹟，正如法國學者布羅代爾所說：「高盧的城市化及其形式正是羅馬化的鮮明表現。」羅馬的拉丁文化也在高盧行省和中歐地區盛行，拉丁語成為這個地區的官方文字。

  羅馬帝國3世紀的危機同樣也為高盧行省和中歐地區帶來災難，連年不休的內戰加劇政治上的混亂，破壞原有的社會經濟秩序，在課稅方面無度地強征暴斂，激起民眾的極大不滿，在整個羅馬帝國境內各地都先後發生大規模的人民反抗和奴隸大起義。與此同時，居住在萊茵河東岸的日耳曼人也頻頻侵入羅馬帝國境內，對高盧行省造成極大的威脅。

  三、日耳曼人的部落王國

  公元1世紀以後，以萊茵河和多瑙河為界，由羅馬人統治著的高盧行省與日耳曼人居住的區域有著極為緊密的毗鄰關係，儘管兩個區域的農業文明發展程度有很大的差異，但雙方的貿易往來卻很密切。尚處於半遊牧狀態的日耳曼人極喜歡羅馬人釀造的葡萄酒，用琥珀、皮貨以及奴隸與之進行交換。在迄今為止考古發現的墓地和居留地遺址中，可以看到產自羅馬帝國的餐具，還有羅馬帝國早期的錢幣等其他隨葬品。羅馬人在萊茵河、多瑙河等與日耳曼人劃河為界的地方設立的關卡也說明羅馬人與日耳曼人有著經常性的貿易往來，位於萊希河畔的奧格斯堡因臨近阿爾卑斯山的布倫納山口，成為羅馬人與日耳曼人進行貿易交往的中心。經常性的貿易加強了羅馬人與日耳曼人之間的接觸，一些日耳曼人進入羅馬人的轄區，逐漸適應和學會農業生產，從而進一步接受羅馬人的文化和宗教，羅馬帝國的皇帝還給予進入羅馬帝國境內的外族人羅馬公民的權利。然而，羅馬人與日耳曼人之間並不完全是和平的交往，也存在著公開的武力衝突。隨著日耳曼人的深入侵入，尤其是武裝性的劫掠，羅馬軍團給予反擊，一些戰敗的日耳曼人被俘虜，淪落為羅馬人的奴隸，或者從事農業生產活動或者被補充進軍隊充當士兵。

  2世紀末期，羅馬帝國窮兵黷武，爭權奪利的內戰刺激了羅馬軍團將領的野心，他們依仗手中的軍隊攫奪政權，導致帝國政治的混亂，內戰連年不斷，社會秩序和經濟活動都受到災難性的破壞。生活在社會下層的民眾不僅因戰亂無法從事正常的經濟生產活動，而且還要飽受苛重賦稅的壓榨以及物價無度上漲的蠶食，生存環境日益惡化，一些破產的自由農民因此失去土地淪為奴隸。據西方學者估計，這個時期奴隸的總數甚至約占人口總數的三分之一。2世紀下半葉和3世紀連續發生的瘟疫肆虐整個羅馬帝國，正在萎縮的羅馬經濟雪上加霜，人口的銳減致使勞動力嚴重不足。大奴隸主對奴隸的殘酷剝削引發強烈的反抗，民眾的反抗和起義此起彼伏，在高盧地區掀起大規模的巴戈德運動（Bagaudes）。在186—188年期間爆發農民起義，大地產主的莊園被搶劫，村莊遭受襲擊，儘管農民軍遭到羅馬軍團的鎮壓，但羅馬帝國的奴隸制同樣也受到沉重的打擊，引發帝國在3世紀出現全面的危機。從235年起羅馬帝國境內軍隊叛亂、軍事政變連年不斷，造成以軍隊將領為主的地方割據的政治局面。軍隊在爭奪羅馬帝國皇權中的重要地位更加突出，為了獲得軍隊的支持，奉行「讓士兵致富，其他皆可不顧」的信條，帝國政府加重對奴隸和自由農民的盤剝，一方面在徵收各種賦稅時無度地強征暴斂聚斂財富，另一方面無節制地發放貨幣，導致貨幣貶值物價上漲，致使社會下層更加陷入赤貧之中，加劇了社會的動盪不安。

  社會的動亂為日耳曼人渡過萊茵河提供了良好的時機。最早跨越萊茵河界線的是日耳曼人中的沙滕人（Chatten），他們於162年進入日耳曼尼亞省的南部；235年，日耳曼人的一支阿雷曼人（Alamannen）進攻坎斯塔特，對其造成嚴重的破壞。此後日耳曼人不斷地侵入，致使羅馬軍團不得不加強在萊茵河、多瑙河沿岸的防禦設施。3世紀中期，羅馬人逐漸地喪失了萊茵河與多瑙河之間的地區，韋特勞地區、從博登湖自伊勒河的狹長地區也都先後被日耳曼人占領。3世紀末，羅馬帝國的皇帝戴克里先（Gaius Aurelius Valerius Diocletianus，245—312，284—305年在位）把位於摩澤爾河畔的特里爾市提升為皇帝的直轄市（Kaiserstadt），在那裡修築了牢固的防禦工事，至今依然屹立在特里爾的黑門（Porta Nigra）成為防禦日耳曼人侵入的北大門。357年阿雷曼人入侵阿爾薩斯地區，遭到羅馬皇帝尤里安（Flavius Claudius Julianus，331—363，360—363年在位）軍隊的抗擊。然而，羅馬軍隊並沒有能阻擋住日耳曼人的侵入，他們如潮水一樣一浪接著一浪地湧進了羅馬帝國境內。然而，這些被羅馬人稱之為「蠻族」（Babarian）的日耳曼人與羅馬人相比在數量上並不占絕對優勢，據西方歷史學家們估算，當時的法蘭克人（Franken）約有8萬人，勃艮第人（Burgunder）約有10萬人，汪達爾人（Wandalen）僅2萬人左右，但他們卻對改變羅馬人的社會起到「酵母」的作用。早期「一群一群地淹沒在高盧農民大眾之中」的日耳曼人，在一定程度上填充了羅馬帝國在3世紀危機之後出現的勞動力的匱乏狀況，補充了羅馬軍隊兵源的枯竭，一些日耳曼部族甚至成為羅馬軍隊的同盟者（Fderaten），那些驍勇善戰、屢建戰功的日耳曼士兵還被提拔為羅馬軍團的將領。由此，日耳曼人與羅馬人之間無論是在社會的上層還是下層都較為廣泛地實現了種族的融合，這種融合與羅馬社會的動亂同步，加速了羅馬帝國的覆滅。

  4世紀中葉，居住在歐亞達草原上的匈奴人（Hun）受氣候變化的影響西遷，占領了喀爾巴阡山地區，致使原來居住在那裡的哥特人（Goths）被分為東西兩部分，西哥特人（Visigoth）繼續西移渡過多瑙河。新遷入羅馬帝國境內的西哥特人並沒有因此改善他們的生活境遇，反而受到羅馬統治者不公正的待遇，強迫他們賣身為奴從事農業生產，他們的財物被勒索，強壯者被迫充軍服兵役。日益不滿的西哥特人於378年舉兵起義，在阿德里安堡戰役中打敗了羅馬軍隊，西方歷史學家將這一歷史事件看做是歐洲歷史上民族大遷徙的開端。

  4世紀末期，日耳曼人的民族大遷徙與帝國內的巴戈德運動交織在一起，對羅馬帝國造成巨大的衝擊，395年帝國分裂為東西兩個部分，即以君士坦丁堡為中心的東羅馬帝國和以羅馬城為政治中心的西羅馬帝國。與此同時，遷徙中的日耳曼人自身也在發生著極大的變化，組合成了各個部落聯盟，在部落聯盟軍事首領的帶領下，在羅馬帝國境內移動，尋求更好的生存環境，獲得更多的土地和財富。4世紀30年代以後，西哥特人作為羅馬帝國的同盟者移居到多瑙河下游的下米希亞行省（Niedermsien）。410年，西哥特人進入義大利，在洗劫羅馬城之後長驅直入到達高盧南部，但很快又被羅馬人驅趕到了西班牙。西哥特人在西班牙再次成為羅馬人的同盟者，參與抗擊汪達爾人、阿蘭人和蘇維匯人（Sueben）的進攻；為此，羅馬帝國在高盧的總督為加強防禦，於418年從西班牙召回了西哥特人，視其為同盟者，將其布防在阿奎塔尼亞，西哥特人以此為根據地建立了第一個日耳曼人的部落王國——西哥特王國。

  進入5世紀，羅馬軍隊似乎完全喪失了阻擊日耳曼人進入的軍事能力，而且越來越多地把日耳曼人作為不可缺少的兵源，或者將日耳曼人的部落聯盟作為軍事同盟，這就使日耳曼人更加容易進入到羅馬帝國境內。406年冬季，萊茵河東岸的汪達爾人與阿蘭人（Alanen）都輕易渡過冰封的河面，前者先後擊敗西哥特人和蘇維匯人，橫穿高盧進入西班牙。428年，汪達爾人的首領、自稱為「長矛之侯」（Speerfürst）的蓋澤里希（Geiserich，389—477）率領本部族和部分阿蘭人橫渡海峽進入非洲的西北部，經過激烈的戰鬥攻占北非的迦太基古城，於439年在與羅馬隔海相望的北非建立汪達爾王國，控制地中海中部地區，將其從羅馬帝國中分割出來。455年，蓋澤里希派遣大軍從海上進攻義大利，再次洗劫羅馬城，給予搖搖欲墜的羅馬帝國沉重一擊。

  3世紀中期，來自斯堪地那維亞半島的勃艮第人遷移至萊茵河上游地區，4世紀末期定居在美因茨和沃爾姆斯周圍地區。437年勃艮第人受到匈奴人摧毀性的攻擊，其殘餘部分被羅馬軍團的將領阿埃蒂斯（Flavius Atius，390—454）作為同盟者移居到薩瓦地區，在那裡建立勃艮第王國，457年獲得高盧元老院的首肯。站穩腳跟的勃艮第人將王國的領地延伸到迪朗斯河，向北到達弗朗什孔泰地區，形成一個大勃艮第地區。早在3世紀就渡過萊茵河進入羅馬帝國境內的法蘭克人，始終沒有丟棄原有的居留地，而是以此為根據地壯大自己的實力，沿著萊茵河到達歐洲的中南部，481年建立法蘭克王國。毋庸置疑，並不是所有遷徙到羅馬帝國境內的日耳曼人的部落聯盟都建立起部落王國，如薩克森人（Sachsen）、圖林根人（Thüringer）以及較早進入羅馬帝國境內的阿雷曼人等，但這些部落聯盟也都掌控了一定的地區。直至5世紀中期，西羅馬帝國的大部分地區被日耳曼人的部落王國或者部落聯盟所占據。

  羅馬帝國境內的這些部落王國和部落聯盟都具有相對的獨立性，有自己的國王或者部落首領，他們以同盟者的身份居住在帝國內，不享有羅馬公民權，保持著日耳曼人原有的社會結構和生活習俗，儼然就是一些存在於羅馬帝國內的獨立王國，這就嚴重地破壞了羅馬帝國原有的行省建制，這個橫跨歐洲、亞洲和非洲的羅馬大帝國實際上已經名存實亡，雖然皇帝的權位依然存在，但是帝國的國庫已然枯竭，完全無力支付軍餉，由此引起軍隊強烈不滿。476年8月，駐紮在義大利的由日耳曼士兵組成的軍團發生譁變，士兵們推舉該軍團的將領奧多瓦卡（Odowakar，約433—493，476—493年在位）為國王，他向羅馬元老院宣布自己是皇帝委託的政府領導人，全權代表皇帝在西部帝國執政。歷史學家們把這一歷史事件作為西羅馬帝國覆滅的標誌。

  5世紀中葉，匈奴人的大軍欲進駐高盧，遭遇羅馬軍團聯合西哥特人、法蘭克人和勃艮第人的共同阻擊退回萊茵河東岸，此後轉而進入義大利，終因軍中發生瘟疫而導致衰敗。曾經被匈奴人戰敗的東哥特人（Ostrogoth）依靠東羅馬帝國東山再起，趁匈奴人的衰勢進入義大利，在狄奧多里克（Flavius Theodoricus，451或456—526，493—526年在位）的率領下打敗奧多瓦卡的軍隊，於493年在拉韋納建立東哥特王國。狄奧多里克力圖聯合所有在帝國西部的日耳曼人的王國和部落聯盟，在義大利重新建立一個新的政治中心；然而，在西歐重新建立一個大帝國的基礎並不是東哥特王國，而是在高盧東南部立足的法蘭克人建立的法蘭克王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