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遠古年代的中歐 一、史前史

  今天的德國地處歐洲的中部，其地形自北向南呈梯形上行，最北端的低地上大小湖泊星羅棋布，北海海岸的濕地與泥沼地、粘土台地混雜。由南向北注入北海的萊茵河和威悉河、發源於阿爾卑斯山向東流入奧地利的多瑙河、源自捷克邊境流貫德國的易北河以及美因河等一些支流河流，在德國的北部衝擊出一個蜿蜒起伏的廣袤平原，肥沃的土地一直向南延伸到中部的高地地區。在德國心臟地區的中部高地有礦藏資源豐富的哈爾茨山脈、森林茂密的黑森林山脈、土壤貧瘠但盛產葡萄的萊茵頁岩山區。最南端是屬於阿爾卑斯山脈的巴伐利亞高原、阿爾高伊、貝希特斯加登地區，在這些高原山區中點綴著風景秀麗的博登湖、柯尼希湖等諸多的湖泊。

  中歐地處大西洋和東部大陸性氣候之間涼爽的西風帶地區，因此冬、夏兩季很少有持續的極端氣候，溫度也很少大起大落，氣溫常年適中，而且降雨充沛。

  19世紀上半葉，考古學家們在歐洲北部地區偶然發掘出人類的遺骸和文物，引發對該地區遠古時代的極大興趣，他們根據所發現的地區文物勾勒出一個「北方文化圈」（nordischer Kulturkreis），這個文化圈的地域範圍包括今天的丹麥，以及德國境內的什勒斯維希霍爾斯坦、梅克倫堡、阿爾特馬克。德國以及斯堪地那維亞的學者們藉助地質學採用的年輪年代學和碳—14年代確定法的科學方法，對相繼不斷發掘出來的考古文物進行時間排序，提出石器、青銅器和鐵器這三個時代概念，建立起了一個三時期的理論體系。19世紀中葉以後，達爾文的進化論對考古學和人種學都產生了極大的影響，這兩個學科的學者們把有機物逐漸演化的觀念應用在對考古文物的研究上，從而形成了一種新的歷史觀，有關史前史（Die Prhistorie）的研究成為歷史學研究中不容忽視的一個部分。有關史前史的研究最大的困難是沒有任何文字的原始資料，因此主要是採用考古學的方法，研究的依據是出土的考古文物，同時這也與古生物學領域有著或多或少的聯繫，把這些非歷史學的研究與歷史學的一些方法有機地結合在一起，最終用文字描述出史前史的歷史畫面。

  

  石器時代是一個非常漫長的進化過程，與亞洲、北非比較而言，中歐地區中石器時代以及原始農業文明都出現得比較晚，這是因為中石器時期的北歐洲依然處於冰河期，迄今已發現的考古文物零零星星，有的甚至還保持著舊石器時代晚期的風格。根據這些考古發現推論，歐洲中部地區最早有人類生存的痕跡是在大約公元前50萬年前。1907年考古學家們首次在今天海德爾堡市附近發現人類的下顎骨化石，經過考古鑑定確定屬於一種直立人的遺骸，並將其稱為海德爾堡種（Homoheidelbergensis）。海德爾堡種具有直立人的特徵，頭骨扁平，骨壁厚，眶上脊粗壯。也許為防備野獸的襲擊，海德爾堡人居住在山洞或者岩洞裡。此外，考古學家們還在沙夫豪森附近的克斯勒爾發現一個洞穴，這個洞穴大約屬於舊石器時代，他們通過對克斯勒爾洞穴地層的研究，推測在這個年代生存的人類狩獵的獵物主要是馴鹿和雪兔，此外還有一些鳥類，捕魚和採集野果也是海德爾堡人獲得食物的途徑。但是，考古學家們至今還沒有發現有力的考古證據證明海德爾堡人已經在使用火。然而，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自此之後人類的遺蹟又銷聲匿跡，直至40萬年之後，才又顯現出人類生存過的遺蹟。1856年，考古學家們在杜塞道夫附近的尼安德山谷中發現一種古人形態的遺骸，經考古鑑定這些古人類大約生存於公元前10萬—公元前3.5萬年期間，考古學家將其稱為尼安德人（Ne and ertaler）。尼安德人是一種新智人，其頭顱比較長，身材也頎長，與今天的歐洲人更為接近。尼安德人以群體的方式集體生活，為保護自己而相互依賴。與此同時，考古學家們還在這個古人類遺骸的附近發現了火灰層和動物的遺骨，這似乎可以證明尼安德人已經學會使用火，並且會製作簡單的石制工具，如手斧、尖狀的器具等，從這些石制工具的形狀來看，可能多是用來防禦野獸的武器。

  由於缺少文字和文物的史料作為支撐，很難較詳細地描述史前史階段人類社會的狀況。儘管如此，在迄今為止發現的一些岩洞的石刻畫、簡練刻畫的小雕像、明顯精心安置的遺骸以及對地層的考察等，似乎都可以說明，舊石器晚期生存在這裡的人類已經群居在一起。德國考古學家在對漢堡附近杜芬賽地層進行考察時發現，這裡的地層覆蓋了很厚的一層堅果殼，類似榛子這樣的堅果是植物性食物，這種堅果殼與覆蓋的樺樹皮混合在一起，說明這裡曾經是人群的定居地。他們在容易獲得可食性植物的地區定居，通過採集、狩獵、捕魚等途徑獲得食物。原始時代的人類既要防禦大自然氣候對其生存的影響，也要防禦來自兇猛野獸的威脅，為了生存相互依賴而群居在一起，這是不言而喻的。在這種原始的群居社會中，人們有了共同的思維和思想，由此產生狩獵巫術、崇拜生殖等最原始的宗教形式。考古學家們在霍爾斯坦發現一個池塘遺址，池塘堤岸的一端有兩根木樁，一根木樁上有馴鹿的頭顱，另一根木樁則明顯是人的形象，根據宗教學的一些理論似乎可以說明，這表明原始狩獵巫術的一種宗教觀念。另一方面，在已經發掘的舊石器時代的安葬地遺蹟中，可以清晰地看出人的遺骸是很有規律地被安置在一起，說明當時的人們已經對死亡有所思考。

  二、犁文化的開始

  中石器時期，中歐地區的氣候依然還處冰川期的後期，地質環境以及植物形態在很大程度上都受氣候影響，隨著冰川期的結束，氣候的變化，樺樹、松樹、橡樹、樅樹、椴樹、山毛櫸等一些適應溫帶氣候的植物群先後在中歐出現。宜人的氣候、茂盛的森林、充足的水系，這些都吸引著人類遷移至此居留。

  考古學家們根據對已經出土的陶器的考證推測，大約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來自南方、西方和北方的移民相繼進入中歐地區。迄今出土的最古老的新石器的考古文物是在多瑙河流域地區出土的帶狀紋陶器（Bandkeramik）。考古學家們把這種陶器的製作工藝與東南歐和近東文明的出土文物進行比對研究，研究表明，多瑙河地區出土的陶器與尼德蘭地區出土的陶器有很多相似之處，說明在這個歷史年代已經有外來的移民進入中歐地區。在此之後的晚些年代，一些小區域範圍內出土陶器的製作風格又有了新的特點，可見各個區域的外來移民來自不同的地區，他們帶來形態各異的外來文化，對當地產生了極為深刻和長遠的影響。

  遷入中歐的移民自然會帶來原居住地原始農業文明的文化，德國學者將其稱為「犁文化」（Pflugkultur）。出土於新石器時期的一副木質牛軛表明，在農業生產中已經開始使用耕牛。可以說，這種似乎是突然出現的原始農業文明，是隨著犁文化的進入開始發展起來的。在對發掘出來的陶土器皿碎片上的印跡以及對土層進行研究後證實，犁文化時期的中歐地區種植的農作物有大麥、小麥、黍等，一些野生的果樹如蘋果樹等逐漸轉變為人工栽培，同時還出現飼養牛、羊、豬等的原始畜牧業，捕魚無疑也是這個時期非常重要的一項經濟活動。

  與農業文明同時發生的是固定居民點的形成。根據現有的考古發掘來看，新石器時期中歐的居住地多是在多瑙河沿岸。多瑙河是歐洲第二大河流，發源於今天德國西南部的黑林山，自西向東流入黑海，它有眾多的支流延伸到今天的瑞士、波蘭、義大利、波士尼亞黑塞哥維那、捷克以及斯洛維尼亞、摩爾多瓦等國家。多瑙河如同一條天然的大道，那些來自近東和東南歐的移民從多瑙河下游逆流而上，移居到多瑙河的中游和上游地區。在阿爾卑斯山的峽谷里，以及在勃艮第的隘口、那慕爾、澤斯特、施滕達爾、皮里茨、格勞登茨等地都發現了新石器時期的居留地遺址。在這些居留地遺址中發現的帶狀紋陶器都驚人的相似，並且沿多瑙河中游的支流一直到歐洲北海沿岸的低地地區也都發現了具有這種特徵的出土陶器，可以看出多瑙河文化（Donaukultur）呈現出來的動態性，這也與這個時期外來移民的遷入情況極為吻合。

  中歐文化來自西歐和北歐的結論主要是根據當地考古發掘的巨石墓判斷出來的，發源於今天瑞士境內的萊茵河是西歐移民進入中歐的通道。萊茵河自南向北縱貫今天的德國，並且還流經今天的奧地利、列支敦斯登、法國，在今天荷蘭的鹿特丹注入北海，其支流四通八達，像一張大網一樣在中歐構成一個龐大的水系。考古學家們在萊茵河的水系區域內不斷發現和發掘出類似於史前的巨石柱、長條形的石棺和巨石墓，這些似乎都在向人們證明當時這裡已經是一個並不封閉的社會。在今天瑞典的南部、丹麥以及德國北部發現的巨石墓也表明移民從北部的遷入，這也為「中歐北方文化區」（das nordische Kulturgebietin Mitteleuropa）這一概念提供了可信的依據。

  在對這些居留地遺址進行研究的過程中，德國的考古學家們發明了一種「居留地考古觀察法」（Die siedlungs - archologische Betrachungsweise），根據這種方法推斷出新石器時代人們定居的生活方式。那個時代的人們建造了一種立柱式住房，住房約有6—7米寬、30—40米長的空間，有垂直的牆面和一種雙坡的屋頂。這種住宅多是單間的房屋，若干單間房屋聚集在一起形成一個居民點——村莊，村莊周邊圍著籬笆，顯然是用來防禦野獸或者是外來入侵者的攻擊。被圈圍起來的村莊的遺蹟顯示，共同居住在一起的人們有著共同的勞動，正如恩格斯對勞動的評價，「它是整個人類生活的第一個基本條件，而且達到這樣的程度，以致我們在某種程度上不得不說，勞動創造了人本身」。因為共同的勞動有了共同的意志，也是這種共同的勞動促進了社會共同體（Gemeinde）的形成，有了部落形式的社會共同體。部落的社會共同體是一種自給自足的社會經濟形態，通過共同體內的共同勞動保證生存的必需條件。顯而易見，社會共同體因為勞動程度的強弱存在著社會的分工，男子承擔種地、飼養牲畜等需要很強體力的勞動，婦女則多從事碾磨、種植園地、採集野果、紡線織布等力所能及的家務性的勞作，最簡單的社會分工也開始顯現，有了專門製作石器和專門製作陶器的手工業者（Handwerker）。家務性的勞作以及單間的房屋遺址都說明，在新石器時期家庭是最小的社會細胞。隨著「犁文化」的開始，在採集和狩獵活動中建立起來的家族或氏族聯盟的社會結構也隨之發生變化。

  犁文化帶來的原始農業文明的開端與狩獵採集式原始社會的終結在新石器時期同時發生，根據迄今為止在墓葬中發掘出來的器物可以明顯地看出這兩者的共存。另一方面，也可以根據這個時期的安葬習俗，了解這個歷史時期中歐居民的宗教觀念。在狩獵採集式原始社會中就已經有了的相信靈魂的宗教觀念，在犁文化時期更為鮮明地表現出來，那些手足被捆縛的遺骸顯然並不是隨意擺放，陪葬的陶製器皿和工具也說明人們有了關於另一個世界的遐想。墓穴中出土的鳴器、樂器以及陶土製造的面具等則是狩獵人舉行巫術時不可缺少的祭祀用的器物，可見巫術同樣也是原始宗教信仰中不應忽視的組成部分。德國的歷史學家們以此為依據得出這樣的結論：「犁文化進入歐洲所具有的形態以一個極長的發展過程為前提，在此過程中各種完全不同的崇拜均得到發展。」

  在已經發現的考古文物中尚沒有發現文字文物。19世紀初期，歐洲的語言學家們通過把歐洲的語言與最古老的文字語言印度語進行比較，確定了印度日耳曼語族的語言學的概念。學者們從印度日耳曼語族的基礎語言中還原原始民族的文化景象，與中歐地區的遊牧生活狀態和耕作知識有著許多相同之處，與「樁上建築物」（Pfahlbauten）的考古發現以及「犁文化」也有很多吻合之處。

  三、進入青銅器文化

  與犁文化一樣，青銅器文化也隨著外來移民一起進入中歐地區。新石器晚期（約公元前2200年—公元前1800年）被稱為「鐘形杯人」（Glockenbecherleute）的移民進入中歐，帶來「鐘形杯文化」。鐘形杯文化的發源地在與庇里牛斯山相鄰的伊比利亞半島，承載這種文化的是從事狩獵和捕魚以及飼養牲畜的遊牧民族。伊比利亞半島有包括鐵礦在內的豐富的礦藏資源，因此鐘形杯人較早使用鐵質的戰斧。公元前2000年前後，在歐洲相當大的範圍內都出現只葬單人的單人墓穴（Einzelgrber），這種墓穴或是單個出現，或是成群出現。在男子的墓穴遺址中通常都會發掘出來用作工具或者武器的戰斧，故被稱為戰斧人（Streitaxtleute）的單人墓。在單人墓穴中發掘出來的戰斧不僅有石頭打造的，也有製作精緻的銅斧。可見，這些具有遊牧民族特點的戰斧人為中歐輸入了銅製品和鐵製品。在薩克森、圖林根以及德意志南部地區發現的單人墓穴中，與戰斧同時被挖掘出來的還有雙耳陶罐以及一些杯具，說明這些身為勇士的戰斧人不僅善戰並且喜酒。因為這些用陶土製作的器皿上通常帶有用繩子壓出來的幾何形圖案的紋絡，因此考古學家將其稱之為「繩紋陶器」（Schnurkeramik）。

  這種單人墓分布的地域很廣，幾乎涵蓋整個中歐，並擴展至斯堪地那維亞以及不列顛和愛爾蘭。然而，在發現單人墓的區域內則極少發現居留地的遺蹟，這似乎不太符合遊牧民族流動的文化特性。歐洲的歷史學家們根據已經發現的單人墓的地域範圍，勾勒出遊牧民族進入中歐的線路圖：他們從東部越過薩勒河，橫穿日德蘭半島進入北方巨石文化圈（der nordisch - megalitische Kreis）。製作繩紋陶器人群的單人墓不僅出現在地域較為廣闊的哈雷地區，而且在索爾茲伯里也發現了鐘形杯人的單人墓穴。不僅如此，在萊茵河下游、法蘭克的侏羅山脈以及勞厄山脈也都出現了戰斧人的單人墓遺址。

  在這些已發現的單人墓中還偶爾發現有其他的陪葬物，如弓、箭筒、作為裝飾品的金手鐲等。這似乎又可以說明發掘出單人墓的地域已經進入青銅器時代。在一些單人墓穴的墓壁上還發現了帶柄的戰斧、弓箭手以及弓和箭筒的裝飾壁畫。這些裝飾品和裝飾壁畫說明，在單人墓中安葬的應該是具有較高社會地位的首領。在瑞典基維克發現的一塊墓板上刻有賽馬和戰車的圖畫，甚至還有許多車輛並排而立、馭手挽著韁繩的場景。遊牧民族頻繁遷徙尋找適宜生存的地方，這就不可避免地引發了各部落相互之間因爭奪居住地而進行的戰爭，率領兵士集體獵取獵物以及共同防範野獸的攻擊，所有這些都促使在共同生活的群體中必然要產生出領袖式的人物，形成有首領的部族。由於缺少必要的文字史料，學者們只能依據語言學家的研究為這些部族命名。

  19世紀初，歐洲的語言學家們通過對現代語言的比較，認定歐洲語言和亞洲部分地區的語言有著很近的親緣關係，提出印度日耳曼語族人的概念。他們認為，在太古時代歐洲和亞洲部分地區有著共同的語族，印度人是最東部的一支，日耳曼人（Germanen）是最西部的一支，因此這個語族被稱之為印度日耳曼語族。這些原始語言提供的地理、植物和動物的概念與人類學和考古學的研究相互印證，反證了語言學家們得出的論斷。在整個印度日耳曼語族中，雖然各個語言本身有很大的差異，但也有著十分驚人的相似之處，例如，印度最古老的文學著作《梨俱吠陀》和古希臘最古老的文學著作《荷馬史詩》中都有類似的描述，即武器是用一定數量的牛進行交換。再如，無論是在東部還是在西部的印度日耳曼語族的原始人都把羊作為原始祭祀的主要牲畜祭品，而牲畜的這個名詞幾乎都是從羊毛皮的單詞中派生而來的。語言學家提出的印度日耳曼語族的概念也被歷史學家們引入歷史學領域，與日耳曼民族的概念融合在一起。

  中歐地區青銅器時代的考古發現主要分布在三個區域，根據語言學提出的印度日耳曼語族是由諸分支組成為一個整體的理論，歷史學家們推論這三個區域分別是屬於印度日耳曼語族中的三個分支，即：分布在北歐和中歐的日耳曼人、分布在高盧和北義大利的凱爾特人（Kelten）以及分布希臘西北部的北伊利亞人（Nordillyrien）。約公元前2000年初的新石器時期，由於氣候環境因素的差異，以及人們生存活動的不同，在歐洲同時存在著完全不同的兩種文明。愛琴海的克里特島上出現了以原始的商品經濟活動為基礎的希臘城邦的文明形態，而在歐洲北部則是長期存在著的以狩獵和採集為主的遊牧文明的形態。這兩種不同的文明並沒有各自封閉，兩個文明地區的人們相互之間有著經常性的商業往來。

  凱爾特人生活在中歐的西部地區，約公元前1000年前後在今天法國境內的塞納河、德國境內的萊茵河和多瑙河下游地區出現，在漫長的新石器時期經歷了幾次大的遷徙。19世紀中期，考古學家們在奧地利薩爾茨堡附近的哈爾施塔特發掘出2000多座墓葬以及史前史時期的鹽礦遺址。這些墓葬的安葬方式極具特點，墓穴中沒有遺骸而是盛裝骨灰的罈子，考古學者將其稱之為骨灰罈墓穴（Urnengrabe），並且以遺址發掘地命名哈爾施塔特文化（Hallstattkultur）。哈爾施塔特文化約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屬於具有遊牧民族特點的凱爾特人，所涵蓋的區域範圍很大，從今天法國境內北部的馬恩河流域一直延伸至喀爾巴阡山。這些已經發掘出來的墓穴中的陪葬品中有陶器、金屬器具，與歐洲其他地區同時期發現的文物有很大的同一性，也有著明顯地受到外來文化影響的痕跡。可以推論，凱爾特人占據著從巴伐利亞到波希米亞地區，由此掌控著萊茵河、塞納河、羅納河以及多瑙河的水系，通過與希臘人通商有了一些青銅、陶土之類的器皿。凱爾特人雄踞中歐相當長的時間，在今天瑞士納沙泰爾湖北岸的拉坦諾出土的文物表明，直至公元前5世紀，凱爾特人依然主宰著中歐地區，儘管其出土的文物與哈爾施塔特文化時期出土的文物有著明顯的差異。拉坦諾文化（La - Tène - Kultur）時期出土的文物中有帶著裝飾劍鞘的鐵劍、武士佩劍用的鐵鏈、寬刃的重型矛頭，鑲有鐵製浮雕和支座的木盾，還有鐵製的剪子，等等。不僅如此，在這些出土文物中還有來自於義大利中部坎特魯斯坎人（Etruskan）製作的青銅器。在已經發掘的更晚一些年代的墓穴中還有鐵鐮、長柄大鐮、斧、鋸、錘等鐵製器具。

  德國歷史學家認為，公元前700年開始的拉坦諾文化標誌著中歐地區進入青銅器時代，因為在這個時期有了用銅和錫混合煉製的青銅和鐵製作的裝飾品、各種器皿、武器，尤為重要的是用青銅和鐵製作的農機具已運用在農業生產中。有目的、有規律地在土地上播種，在一年內固定的時間集中收割莊稼，人工飼養作為運輸腳力的牛被用來疏鬆土地，由此提高了土地的產值，流動式的生活方式逐步向定居的生活方式過渡。相對穩定的定居的生活方式把從事農業生產活動的人們聚集在一起，組成從事原始農業生產活動的社會共同體。

  伊利里亞人主要居住在巴爾幹半島的西北部，歐洲學者通過對他們語言的研究推論，他們的語言比較接近於希臘語和拉丁語。通過對語言的研究大致可以確定中歐的東部地區是伊利里亞人的發源地，這個地區的考古發現也對此作出印證。伊利里亞人的發源地屬於戰斧文化的一個分支，被看作是哈爾斯塔特文明的又一創造者。大約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伊利里亞人擴大了他們的居住圈，並與凱爾特人有所接觸，雙方不僅在語言上有相互借用的詞彙，在鐵器器具的製作方面也相互影響，這一點無論是語言方面的研究成果還是考古發掘都能相互印證。另一方面，通過伊利里亞人居住區域內被焚毀的廢墟、防禦工事的遺址以及發掘出的金屬器具也說明，凱爾特人與伊利里亞人的接觸致使這一區域處於一種不安定的狀態，這也許是伊利里亞人向南部地區遷移的一個重要原因。在公元前的最後幾個世紀中，凱爾特人成為這個區域的主要居民，成為拉坦諾文化在該地區的承載者。

  公元前400年以前，一個新的民族從西里西亞沿多瑙河逆流而上，與凱爾特人結為鄰居，這就是被羅馬人稱為日耳曼人的遊牧民族。進入這個區域的日耳曼人具有極大的流動性，他們多次並且是大規模地向著不同的方向遷徙，把凱爾特人擠壓出這個區域。在這股遷徙的浪潮中，日耳曼人進入萊茵河上游、多瑙河以北，今天德國的南部、波希米亞、摩拉維亞、奧得河以及維克瑟爾河流域地區都成為日耳曼人的居留區，並逐漸地日耳曼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