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 到這一刻，八月中旬，可以說鼠疫已經席捲了一切。

  一

  整整一星期時間，鼠疫的囚徒們就這樣拼命掙扎。看得出來，其中有些人，如朗貝爾，甚至臆想他們還像自由人一樣行動，還可以自主選擇。然而，到這一時刻，到了八月中旬，可以說實際上，鼠疫已經席捲了一切。因此，個人命運已不復存在，唯有一段集體的歷史，即鼠疫和所有人的共同感受。感受最深的莫過於骨肉分離和放逐感，以及其中包含的恐懼和反抗。因此之故，敘述者認為，值此暑熱和疫情達到高峰之際，應當描述一下總體形勢，舉例說明我們活著的同胞過激的行為，描述一下死者埋葬的情景和情侶分離的苦痛。

  正是這一年的中期，大風颳起，一連數日掃蕩這座疫城。奧蘭城居民特別懼怕大風天，因為城池坐落在高地上，毫無天然屏障。狂風可以長驅直入，灌進大街小巷，勢不可當。數月之久，沒下一滴雨，全城覆蓋著一層灰塵的薄殼，被大風掀起來，塵土和紙片隨風飛揚，勢如浪濤，擊打著日漸稀少的散步者的腿腳。只見他們用手帕或手掌捂住口鼻，弓著身子在街上疾行。暮晚時分，大家不再聚在一起，儘可能延長時日，恐怕每一天都可能是末日，現在只能遇見一小股一小股的人，腳步匆匆，趕回家或者走進咖啡館。因而颳大風那幾天，暮色降臨得快些，街巷空蕩蕩的，只有風持續不斷地悲鳴。始終看不見的大海波濤洶湧，捲起一股海藻和鹽的氣味。這座不見人跡的城市，被塵土染成白色，充斥著海水的氣味，迴響著風的呼嘯，當時就像一座苦難的孤島那樣哀吟。

  此前，鼠疫肆虐，城郊街區的受害者大大多於市中心區，因為城郊人口密集，居住條件差。不料，鼠疫突然發威，逼近商業區，也在市中心立足了。居民指責狂風把傳染病細菌運送過來。「大風把事情全擾亂了。」旅館經理如是說。且不論究竟如何，市中心街區的居民心知肚明，現在輪到他們頭上了，無怪乎深夜裡，他們越來越頻繁地聽到，救護車鳴叫著從他們家窗下駛過，那正是鼠疫悲切而輕慢的召喚。

  即使在城內，當局也想到將疫情格外嚴重的街區隔離開來，只准許執行必要公務的人員出入。一直生活在這些街區的人，都不免認為這項措施是故意捉弄他們，不管怎樣，相比之下，他們就把其他街區的居民視為自由人了。而其他街區的居民身處艱難時刻，一想到還有比他們更不自由的人，倒覺得有一種安慰了。「總有囚禁得比我們還嚴的人」，這樣一句話概括了當時唯一可能心存的希望。

  差不多就在這期間，火災也頻頻發生了，尤其靠近西城門的娛樂街區。據了解，那是檢疫隔離期滿的人縱的火，他們死了親人，遭到不幸的打擊，一時精神錯亂，便放火焚毀自己的房子，幻想將鼠疫葬於火海。這種舉動極難制止，火災頻仍，又借狂風之勢，將整片整片的街區時刻置於危險之中。當局對房屋全面消毒，足以排除傳染的危險，怎麼宣傳也無濟於事，只好頒布法令，嚴懲頭腦簡單的縱火者。讓那些不幸的人望而卻步的，當然不是會坐牢的想法，而是所有居民都確信坐牢就等於判死刑的考量，這也事出有因：根據統計數字，市監獄裡的死亡率極高。居民確信這一點，當然不是毫無依據。由於顯而易見的原因，鼠疫似乎特別喜歡襲擊習慣過集體生活的人群，如士兵、修道士、囚犯等。有些囚徒雖然單獨關押，但監獄畢竟是一個群體。就說本市監獄，獄卒也和囚犯一樣，要向疫病進貢，便是一種明證。從鼠疫高瞻的角度來看，監獄所有人，從典獄長一直到命不值一錢的囚犯，無不判了死刑，也許這是破天荒第一次，一種絕對的公正統治了監獄。

  當局力圖將等級制度引入這片碾平的地界，打算授勳給死在監獄崗位上的看守也是枉費心機。既已頒布了戒嚴令，從某種角度看，監獄看守可以被視為徵召入伍的軍人，於是他們死後便被授予了軍功章。然而，即若囚犯們沒有提出任何異議，軍界可不怎麼看好，並且理直氣壯地指出，這會在公眾的頭腦里造成令人遺憾的混亂。當局接受了他們的要求，認為最簡便的辦法，就是給死去的監獄看守追授抗疫獎章。但是，對於頭一批人，錯已鑄成，又不能收回已授予他們的軍功章，軍界就仍然堅持己見。另一方面，所謂的抗疫獎章，也有其弊病，不能像授軍功章那樣激勵士氣，因為在鬧瘟疫期間，獲得這種獎章不足為奇。結果人人都不滿意。

  況且，監獄系統的行政管理，不可能像教會的高層，更不能像軍事當局那樣運行。市內僅有兩座修道院，修道士實已分散，臨時住進虔誠信徒的家中。同樣，每當只要可能，軍營便派出小分隊，駐紮到學校和公共大樓里。因此，這場疫病看似迫使居民像圍城中的人那樣萬眾一心，但同時也摧毀了傳統的關係，把個人重又投入孤獨的狀態。這就造成了全城恐慌。

  

  可以想見，這些情況集中顯現，再藉助風勢，也在一些人的頭腦里引起大火。夜間，各個城門重又遭受襲擊，而且事件發生多起，但這次肇事者卻是幾小股武裝分子。雙方交火，打傷了幾個人，有幾個人闖出城去。於是，城門加強了守衛，很快就遏制了逃跑的企圖。然而，這種企圖困在城裡，又足以煽起動亂之風，導致幾樁暴力事件。有些房舍失了火，或者由於防疫原因而查封，就被人搶劫一空了。其實，這些行為很難講是有預謀的。在大多情況下，突然有了機會，本來正派的人就順勢做出應受譴責的行為，而且當場就有人效仿。就這樣出現一些膽大妄為的人，衝進正在燃燒的房屋，根本不顧因痛苦而傻愣在一邊的房主人。許多圍觀的人一見房主都不管不問，也就跟著衝進去。於是就出現這種場景：在這條昏暗的街道上，只見火光中憧憧黑影四處逃散，而那些黑影又因將熄的火焰的影映，或因肩扛物品或家具而變得奇形怪狀。正是這些突發事件迫使當局將瘟疫狀態視同戒嚴，並且實施相應的法令。槍斃了兩個盜竊犯，但是此舉能否起到殺一儆百的效果值得懷疑，只因瘟疫死了那麼多人，槍斃兩個也沒人注意，無異於滄海一粟。事實上，類似的場景時常重演，也不見當局想要管管的樣子。實行宵禁是唯一給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措施。夜裡十一點開始，全城便化作石頭，沉沒在一片黑暗中。

  在掛著月亮的天穹下，城裡排列著一面面灰白色的牆壁、一條條筆直的街道，從未映現過黝黑的樹影，從未被遊蕩者的腳步聲或犬吠聲打擾過清靜。這座寂靜的龐大城池，就完全化為死氣沉沉的一堆高大的立方體，中間夾雜著一尊尊默默無言的雕像：唯獨這些早已被人遺忘的慈善家，或者永遠禁錮在青銅軀殼裡的古代偉人，還試圖通過他們的石雕或鐵鑄的假面具，向人昭示世人曾經的光彩逐漸褪去的形象。在厚重的天幕下，在毫無生氣的十字街頭，這些平庸的偶像高高居於寶座上，這些冷漠的凶煞，相當形象地展現了我們進入的僵化不變的統治，起碼展現了這個世界的最後秩序，即由鼠疫、石頭和黑夜最終窒息一切聲音的大墓地。

  而且，黑夜也侵占了每個人的內心，這些真實情況，也像轉述的關於喪葬的傳說，都不能讓我們的同胞放心了。因為，喪葬問題必須談談，敘述者不揣冒昧，心裡明知這可能引起別人對他的指責，而他唯一能為自己辯解的理由，就是喪葬貫穿那個時期的全過程，在一定程度上，他也跟所有同胞一樣，被迫關心喪葬問題。不管怎麼說，他對葬禮的儀式不感興趣，恰恰相反，他更喜歡跟活人社會打交道，譬如說海水浴。不過，總體來說，海水浴早已取締，活人社會終日惶惶不安，恐怕不得不退讓給死人社會。這是一目了然的現狀。當然了，人總還可以儘量視而不見，蒙上眼睛，拒絕面對，然而，明顯的事實自有巨大的威力，最終總要蕩滌一切。譬如說，您所愛的人需要埋葬的那天，您有什麼辦法拒絕去參加葬禮嗎？

  說起來，我們的葬禮起初的特點，就是草草了事!所有程序都簡化了，就一般而言，殯儀館那一套統統取消。患者死在遠離家人的地方，還打破習慣，禁止夜間守靈，因此，晚上死的人獨自過夜，白天死的人立時埋葬。當然要通知家屬，但是大多數情況下，家屬也不能隨意走動，因在患者身邊生活過而還在檢疫隔離。如果家屬不曾與死者同住，那麼他們就按照指定的時間到達，隨棺木一道前往公墓，屆時死者的遺體已經擦洗乾淨入殮了。

  我們姑且假定，這道程序就在里厄大夫主持的附屬醫院進行。學校主樓後面有一條走廊出口，對著那條走廊的一大間屋原本堆放雜物，現在暫放一口口棺木。家屬趕到那條走廊，看到只有一口已封蓋的棺木。當即進入最重要的程序，由死者家屬在文件上簽字。隨後便把盛有遺體的棺木抬上車，有時還是真正的靈車，有時則是改裝的大型救護車。家屬便登上一輛還准許運行的計程車，於是，兩輛汽車開往墓地，沿著城郊街道疾駛，到達城門口，憲兵攔下車隊，在官方頒發的通行證上蓋了印章。沒有這張通行證，就根本得不到我們同胞所說的最後歸宿。憲兵們閃開一條路，兩輛車開到方形墓地停下來，只見許多墓穴等待填滿。一位神父迎候，因為取消了教堂里的追思儀式。在祈禱聲中抬出棺木，拴上繩索，拖到墓穴邊放下去，觸到墓穴底部之後，神父便搖晃著聖水瓶灑下聖水，緊接著，第一鏟土就落到棺蓋上彈起來。救護車稍微提前開走進行消毒，隨著一鏟鏟土填下去，撞擊的聲響漸漸低沉，家屬也都擠進計程車。一刻鐘之後，他們又回到家中。

  由此可見，喪葬的全過程，確實以最快的速度完成，又冒最小的風險。毫無疑問，至少在初期，這樣做傷害了家人的親情。然而，在鬧瘟疫期間，就不可能考慮這麼多了：為了效率，一切都捨棄了。希望體面地安葬親人，這種意願比大家想像中還要普遍，如果說那種安葬法起初給民眾的精神造成苦惱，那麼幸而過了不久，食品供應成為最難解決的問題，居民的注意力便隨之轉移，憂慮這種更急迫的事了。大家想要吃飯，就得排隊，走各種門路，辦各種手續，精力全被占用了，也就沒有閒工夫去想周圍的人如何死法，自己有一天死了怎麼辦。這樣一來，物資匱乏原本是壞事，隨後又顯出其裨益來。大家都看明白了，如果不是鼠疫這樣蔓延，本來什麼事都可以心滿意足。

  就連棺木也越用越少，裹屍布和公墓的穴位也供不應求。必須另想辦法。始終從效率出發，最簡便之法，似乎就是分批舉行葬禮，如有必要，靈車就連續多次往返於醫院和墓地之間。例如，里厄主持的醫院便是如此，這一陣可供支配的只有五口棺材，一旦盛滿遺體，便裝上救護車運至墓地。鉛灰色的屍體從棺木里移到擔架上，停放在臨時改為停屍間的庫房裡。騰出來的棺材噴灑滅菌液消毒之後，再運回醫院，接著重新送葬，根據需要，多少次都不在話下。可見，喪葬的組織工作有條不紊，省長表示相當滿意。他甚至還對里厄說，看歷史記載，從前發生鼠疫，屍體堆在火車裡，由黑人運走；比較起來，說到底，這裡要好多了。

  「是的，」里厄說道，「同樣是埋葬，但是我們不同，我們為死者做了卡片。這種進步是不容置疑的。」

  儘管行政工作取得了這些成績，現在這種喪葬程序的特點還是令人不快，省政府迫不得已，就不准親屬參加葬禮了，只能容忍他們來到公墓的門口，但這也不是官方的規定。因為，就連葬禮的最後程序，情況也稍有變化。公墓最里端有一片空地，長滿了乳香黃連木，在那裡挖了兩個大坑：一個是男屍坑，另一個是女屍坑。從這個角度看，政府還算尊重社會風俗，只是過了很久之後，為形勢所迫，才丟棄這最後一點廉恥，顧不得體面了，無論男女，都胡亂一起掩埋了。所幸這種極端的混亂，僅僅標誌著這場災難到了尾聲。在我們所關注的那個階段，男女分葬還存在，省政府也特別堅持這種分葬法。每個大坑的底部，墊了厚厚一層生石灰，總在冒煙沸騰。坑邊的生石灰堆成小山，溢出的氣泡升到空氣中便啪啪爆裂。救護車一趟一趟運送完畢，擔架排列起來，讓一具具略微彎曲的赤裸屍體滑落到坑裡，差不多相互挨著，這時，就給屍體覆蓋上生石灰，再填一層泥土，厚度適可而止，還要給後來的宿客留下空間。次日，家屬應邀前來在登記簿上簽字，這表明人與其他生靈，例如與狗之間，可能存在的差異：人始終可以核查。

  所有這些勤務都需要人手，始終處於告急的前夕。這些護士和掘墓人，起初都是政府員工，後來便臨時聘用，他們許多人都死於鼠疫。不管採取何等防護措施，總有一天要受到傳染。不過，真要仔細想想，最令人驚奇的是，在瘟疫流行期間，自始至終也不缺少幹這行的人手。最緊張的階段，出現在鼠疫達到高峰之前不久，里厄大夫當時的憂慮也不無道理。無論是幹部，還是他所說的粗活工，人力都捉襟見肘。然而，正是從那時候起，鼠疫真正席捲全城，猖獗到極點，完全打亂了經濟生活，反而帶來了解憂的後果，造成了大量失業人員。在大多數情況下，失業者不是聘用幹部的來源，但是應招干粗活的則大有人在。的確，也正是從那時候起，顯見貧困比恐懼更厲害，尤其是乾的活越危險報酬越高。各個衛生組織都有一份求職者名單，位置一旦空出來，立即通知名單上靠前的求職者，他們肯定會招之即來，除非在此期間，他們也騰出了在世間的位置。要不要利用有期徒刑或無期徒刑犯人幹這種活，省長猶豫了很久，現在就能避免採取這種極端措施了，他認為只要有失業者，就可以等等再說了。

  一直到八月底，我們死難的同胞還能勉勉強強被送到最後的歸宿，雖然談不上體面，至少還算有點章法，當局也就心安理得，總歸盡職盡責了。不過，必須稍微提前談談後來的局勢，才能介紹一下當局不得不採取的極端手段。實際上，從八月起，鼠疫就保持著高壓態勢，死難累積的人數，大大超出了我們小小公墓所能接納的容量。即便拆掉部分圍牆，擴出來地段埋葬死者，也還是杯水車薪，必須從速另謀良策。起初決定夜間埋葬，這就一下子省了許多麻煩，不必有所顧忌了。救護車裡可以堆放越來越多屍體了。不料還是被一些行人看到了，他們在宵禁之後，不顧任何法令，還遲遲在城郊街區遊蕩(或者一些去上班的人)，有時就遇見一長列白色的救護車疾駛而過，夜晚冷清的街道迴響著低調的車鈴聲。急匆匆地，屍體全被扔進坑裡，不待晃動的死者靜止下來，一鏟鏟生石灰便扔下去，砸在他們的臉上：坑越挖越深，泥土掩埋的屍坑已不辨姓名了。

  然而，時過不久，又不得不另尋出路，擴大地盤。省政府一個決定，就剝奪了墓主的永久居住權，遺骸挖出來送到火葬場。緊接著，死於鼠疫的人也都送去火葬。於是，又得啟用東城門外的舊焚屍爐。守衛的崗哨設置到更遠的地方，好在市政府的一位職員提出建議，利用現已棄置的沿海岸懸崖行駛的有軌電車運送屍體，這就大大方便了當局的工作。為此，電車的機身和車身內部進行改裝，拆除全部座位，同時軌道改線延長，焚屍爐也就成了終點站。

  整個夏末那段時間，秋雨連綿，每天深夜都能看見一輛輛沒有乘客的奇特有軌電車，沿著海岸峭壁搖搖晃晃地行駛。居民終於知道了那是怎麼回事，儘管有巡邏隊禁止閒人走上峭壁路段，三五成群的人還是溜進俯瞰大海的岩壁之間，往經過的電車上拋鮮花。因此，在夏夜裡，還能聽見滿載鮮花和屍體的電車咕隆咕隆行駛的聲響。

  每天凌晨，至少最初幾天，一片令人作嘔的濃煙籠罩了東城街區。醫生們一致認為，這種煙霧氣味固然難聞，但是不會危害任何人。然而，這些街區的居民則堅信，鼠疫能乘煙霧空降襲擊他們，要把威脅遷移；當局只好建造複雜的管道系統排煙，總算讓居民平靜下來。只是大風天，從城東刮來一股似有若無的氣味，還提醒他們身處一種新的生存境況，每天夜晚，鼠疫的烈焰都在吞噬它的作品。

  這正是瘟疫的最嚴重後果，所幸隨後疫情沒有再加劇，否則可以想見，我們各個行政機構的才幹、省政府的措施，甚至焚屍爐的焚化能力，也許都應付不了局面。里厄知道，已有萬不得已的預想方案，如拋屍大海，也不難想像，屍體投下藍色海面所濺起的巨大浪花。里厄也同樣知道，統計數字如果繼續上升，再怎麼出色的組織也必定一籌莫展，省政府的措施就等於一紙空文，染病的人就會死在屍堆上，腐爛在街頭，全城有目共睹，眼看著垂死者在廣場上緊緊揪住活人不放，那種舉動混雜著合乎情理的仇恨和愚昧透頂的希望。

  不管怎樣，正是這種明顯的事實，或者這種直觀的感受，維繫著我們同胞的流放感和離別感。在這方面，敘述者也完全清楚，這裡根本沒有任何引人入勝的東西可以報導，該有多麼遺憾，譬如類似老故事中的那種鼓舞人心的英雄，或者不同凡響的行為。須知最不引人入勝的事情，莫過於一場災難了，光是持續較長時間這一點，大災大難就夠單調的了。鼠疫流行的那些可怕的日子，在經歷者的記憶中，不像大火那樣壯觀而又殘酷，倒像無休無止的來回踐踏，所經之處一切都被碾得粉碎。

  不，這場鼠疫跟里厄大夫的想像不可同日而語，絕非瘟疫初起時縈繞在他頭腦中的那種激情澎湃的壯觀景象。首先，這場鼠疫運行良好，如同一種謹慎而無可挑剔的行政管理。因此，順便說一句，敘述者的態度傾向於客觀，以求杜絕歪曲事實，尤其杜絕昧良心的話。他幾乎不肯為求藝術效果而改變什麼，僅僅照顧到敘述大體連貫的基本需要。正是這種客觀性本身指導他現在要說，那個時期的巨大痛苦，最普遍又最深重的痛苦，如果說是生離死別的話，重新描繪鼠疫的那個階段，如果說在思想上是責無旁貸的話，那麼這種痛苦本身當時就喪失其感人的特點，也同樣是千真萬確的。

  我們的同胞，至少是那些受離別之苦最深的同胞，是否習慣了那種境況呢？斷言他們已經習以為常了，恐怕不完全準確。若是說在身心兩方面，他們都飽受枯槁之苦，也許更加確切些。鼠疫流行的初期，他們還能清楚地記得失去的親人，並且時時緬懷。然而，如果說他們能清晰地回憶起心上人的音容笑貌，回憶起始自哪一天，他們開始銘記心上人的幸福時光，那麼他們卻想像不出就在他們思念的此時此刻，對方遠在天涯可能在做什麼。總而言之，那一陣子，他們記憶力很好，但是想像力不足。到了鼠疫的第二階段，他們也同樣喪失了記憶力。倒不是說他們忘記了那副面容，而是說那不再是有血有肉的面容——其實這是一碼事，他們在內心深處已經看不見了。於是，在頭幾個星期，他們就喜歡抱怨在情事愛意中，他們只能跟影子打交道了，繼而又發覺，這些影子還能變得更加乾癟，乃至連殘留在記憶中的那點色彩也化為烏有。這樣，長久別離到頭來，他們再也想像不出曾耳鬢廝磨的這種柔情蜜意了，也想像不出怎麼可能有個人曾經生活在身邊，他們隨手就能觸摸到呢？

  從這個角度來看，他們才算步入了鼠疫的法則，而這種法則越是平庸就越有效力。我們中間再也沒人滿懷豪情壯志了。所有人的感受都十分單調。「這種狀況也該結束了。」我們的同胞總這樣講，也是因為在大災期間，盼望集體受難結束完全是正常的，而實際上這也是人心所想所願。不過，這種願望講出來，已沒有了初期那種火辣或尖刻的情緒，只有我們還清楚的那幾點可憐巴巴的理由。頭幾個星期所表現的那種激憤，已被一種沮喪的情緒所取代，而這種沮喪情緒，認作聽天由命恐怕有誤，但也不失為一種暫時的默認。

  我們的同胞已經隨和順從了，可以說已經適應了，只因不如此也別無他法。自不待言，他們對不幸和痛苦還有自己的態度，但是感覺不到錐心泣血之痛了。況且，就拿里厄大夫來說，他認為這恰恰就是不幸，安於絕望比絕望本身還要糟糕。從前，相分離的人算不上真的不幸，他們的痛苦中還有一點靈光，而現在這種靈光也已然熄滅了。現在，無論在街頭巷尾，在咖啡館還是朋友家中，看他們那呆呆的、心不在焉的樣子，看他們眼中那種百無聊賴的神色，就會明白正是藉助於他們，整座城市就堪稱一座候車大廳了。至於那些有職業的人，他們做事也按鼠疫調整了步調：謹小慎微而又無聲無息，人人都低首下心。相暌違的人，第一次打消了心理障礙，跟人談談在異地他鄉的親人，並且使用大眾的語言，還以瘟疫的統計數字的角度來審視他們的別離。在此之前，他們避之猶恐不及，絕不肯將自己的痛苦跟不幸混為一談，可是現在，他們卻接受了這種混淆。他們沒了記憶，也沒了希望，就立足於當下了。其實，在他們眼裡，一切都變為當下了。實話實說，鼠疫剝奪了所有人愛的能力，甚至剝奪了友愛的能力。因為，愛要求一點未來，而我們只剩下一些當下的瞬間了。

  當然，這一切沒有什麼是絕對的。即便分離者真的都到了這種地步，也還應該補充一句，並不是所有人都同時落到這種境況，因而一旦確定了這種新的姿態，由於靈光閃現，猛然醒悟，這些病態的人又重獲一種更為時新、更為痛苦的敏感性。於是，分心消遣的時刻就有必要了，他們在這種時刻，就當鼠疫已經結束，擬訂了某種計劃。他們一定得有點運氣，意外地感到了毫無來由的一種嫉妒的咬噬。另一些人也會找到忽然再生的感覺，一星期里有些天脫離麻木不仁的狀態，當然是星期天，還有星期六下午，因為那時候親人在家，這兩個日子總是用來做習慣性的活動。再不然，到了暮晚時分，一股憂傷湧上心頭，向他們警示，但是並不總能得到證實，他們即將恢復記憶了。對信徒來說，傍晚正是反省的時刻，而這一時刻，對於囚徒或者流放者特別難熬，只因他們內心空虛，毫無反省的依據。一時間，他們恍若身懸半空，繼而，他們又返回麻木狀態，禁錮在鼠疫的淫威之中。

  大家已然明白，這就等於放棄他們最為個性的方面。鼠疫初起那段時間，他們為一大堆自己十分看重的小事而苦惱不堪，生活中絲毫也不關心他人，只一味體驗著個人生活；現在則相反，他們的興趣完全放在別人感興趣的事情上，頭腦里只有公眾的想法了，就連他們的愛情，在他們的心目中，也化為極抽象的面貌了。他們自暴自棄，完全聽任鼠疫的擺布，有時甚至但求長睡不醒，還不由自主地想道：「腹股溝淋巴結炎，趕緊完蛋!」其實，他們已經處於睡眠狀態，而整個這段時間，無非就是長眠。全城儘是醒著的睡眠者，他們難得有真正逃脫自己命運的時刻，只是寥寥數次，他們看似癒合的傷口，在夜間突然又開裂了。他們猛地驚醒，漫不經心地摸了摸創傷，惱怒地咬起嘴唇，剎那間重溫了猝如新創的傷痛，同時又見到心愛的人驚慌失措的面孔。到了清晨，他們又回到災難中，亦即復歸抱殘守缺的狀態。

  不過，有人會問，這些相暌違的人究竟像什麼樣子呢？說起來很簡單，他們什麼也不像。如果愛這麼講也行，他們像所有人一樣，一副完全普通的模樣。他們冷漠，躁動不安，跟全城協調一致。他們喪失了批評意識的表象，同時卻獲取了冷靜的表象。譬如說，可以看到他們當中最聰明的人，也佯裝跟所有人一樣，在報紙上或者無線電廣播裡尋找理由，相信這場鼠疫很快就會結束，表面上還構思虛無縹緲的希望，或者讀到一名記者閒得無聊，打著呵欠隨手寫的評論，就毫無根據地感到恐懼。除此之外，他們喝啤酒或是護理病人，終日懶洋洋的還是忙得疲憊不堪，整理登記卡片或是放放唱片，他們彼此並沒有什麼別的差異了。換言之，無論做什麼，他們都不再有所選擇了。鼠疫已消除了價值判斷。這種情況可見之於他們的生活方式：他們不再注重購買的衣服或食品的質量。大家都全盤接受一切了。

  最後，可以這樣說，分離的人沒有了起初他們賴以自保的這種特權。他們已經喪失了愛情的自私性以及從中獲取的益處。至少是現在，形勢已明朗：這場災難殃及所有人。我們所有人，在城門口響起的啪啪槍聲中，在印戳一下下敲出我們生死的節奏中，在一場場大火和一張張卡片中，在恐怖和行政手續中，我們都註定死得顏面盡失。但是登記在冊，在滾滾的濃煙和救護車悠緩的鈴聲中，我們都啃著同樣流放的麵包，都無意識地等待著同樣憂心慘切的相聚和安寧。固然，我們的愛始終還在，但是派不上用場，成為負擔，死沉死沉地附在我們身上，如同罪惡和刑罰那樣的不毛之地，完全化為一種毫無前景的耐性，一種執拗的等待。從這個觀點看來，我們有些同胞的態度，能讓人聯想到本城各處食品店門前所排的長隊。同樣，安於現狀，同樣，隱忍不言，既遙無盡頭，又不抱幻想。這種感受還必須提升上千倍，才談得上離別之苦，因為那是另一類饑渴，可以吞噬一切的饑渴。

  不管怎樣，假如想要準確把握本市相暌離者的精神狀態，就必須再度回顧那些恆久不變的金色黃昏：在塵土飛揚中，暮色降臨這座無樹木的城市，男男女女正擁上大街小巷。因為，那景象十分奇特：平屋頂曬台仍然沐浴在殘照中，但是升上去的不再是往常構成市井語言的汽車和機器的轟鳴，而僅僅是嘈雜的腳步聲和低沉的話語，那是在沉重的天空里，成千上萬雙鞋按照瘟疫呼嘯的節奏痛苦地移動，總之是無休無止地踏步，匯成令人窒息的聲響，漸漸充斥全城，而且夜復一夜，賦予盲目的執著最忠實、最沉鬱的聲音，於是在我們心中，這種執著替代了愛情。